三天前搬过来的一堆堆书籍、学习资料又全部撤回了高新。床上、地上放得满满的，过路都要跳着走。这么多的资料别说记忆，就是翻一遍没有几天也是不行的。我俩的心吊了起来。安顿好儿子猷猷，留了钱，我们走了。三天再来，资料的高度下去不少，他只穿裤头，裸身战斗。脏衣服和方便面盒子摆得到处都是，房间有汗臭味和食物发馊混合难闻的气味。打开窗子和换气扇，把衣服放进洗衣机，找出换洗衣服，拖地洗刷，半个小时之后悄悄离开。五月末的阳光很亮很热，已经有了夏日的气质，地上反射的热气沿裤管上行，整个人就有了上下夹击的感觉。阳光将柏油从马路里化出激活，泛水一般渗出积聚，过路的车辆驶过，发出炒菜时刺啦啦的响声，呛人的柏油味便在空气中弥漫。早晨还阳光、嫩绿的行道树和绿篱，此刻就像集体犯错似的统一受训，一个姿势垂头丧气地接受罚站。我们在高新路上散步，心情受到天气的感染，闷热而难受。儿子不让做饭，我们身体上轻松，心理上又有负担，觉得在这样关键时刻不能陪同儿子，怀有想哭的内疚和歉意。猷猷说初中班主任老师忙得经常回家很晚，她儿子备战高考她也是早出晚归。有一天，她到儿子的房间，门后一摞方便面盒差不多有两米高，突然倒下来，滚得满地都是。老师的眼泪当即流下来，觉得自己愧对孩子，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就请了一个月假，给孩子做饭。这一个月班上就出了不少问题。猷猷当时还有怨气，说老师不能这么不负责任。现在想起来，老师做得很对，只有一个儿子，只有一次高考，若在儿子最关键时刻不能在身边，这种后悔和内疚可能伴随一生。有些东西不能错过，一旦错过无以弥补。父亲匆匆走了，原本筹划了许多孝敬的项目，因为生活的拮据，因为囫囵的等待，以为有充足的时光，最终都付诸东流。现在想起来每每后悔不迭，热泪滚滚，就是搬来金山与父亲毫不相干。所以什么债都可以欠，只有良心债不能欠，不然心灵永远要在谴责的油锅里煎炸，身体要忍受忏悔的终生啃啮。对于儿子，我们该做的都做了，有基本的德行累积优势。既然答应了就不能反悔，留给他充足的空间和余地或许更好。从他的角度考虑问题，嫌父母太累的因素也有，我们每个周末往西安赶，他不止一次抱有歉意和不安。
高考是在洛川考的。为了接儿子猷猷回家高考，我在院子里专门盖了一间小房子。我们原来在朝北的卧室住，儿子到西安上学后，我们就搬到他朝南的卧室。他假期回来住北屋，说光线不好还潮湿，其实他也就这么一说，我心里就一直放不下。高新一中还未放假，我和老婆就买了家具，装上了窗帘，买了新被褥，把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考试前夕，周围工队修建打桩一打就是半夜，凌晨两三点又开始打，弄得人很烦。我专门向环保局反映，这才打到晚上十点。6月7日中午，我做了自己拿手的烙饼，将青辣子、蒜、生姜切成碎末和发酵粉一起和进面里揉匀，坐热水半小时，之后放到案上，切成馒头状再揉光，擀成圆薄饼用电饼铛烙。饼子又软又劲香喷喷的，当时还有凯悦一家人，大家都吃得直喊胀。
儿子猷猷每考一门，我们都想问。没有等开口，他就挥手制止：考完之后再说。考完语文，我们和凯悦一家一起到我家里吃饭。凯悦爸孙王民就滔滔不绝说作文。作文题是《船主和漆工的故事》，说的是漆工油漆时发现船有漏洞顺便补上了。孩子们出海后船主想起了漏洞未补，十分担心，以为回不来了。等到孩子们平安回来，才知道漆工顺便补上了。船主十分感动，专门来感谢。漆工说是顺便的事，不用多给钱。这个题可以写责任可以写诚信还可以写品格。看起来简单其实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似可写的很多，真正写起来又无从下笔，恰当的语言和例子又不多，感觉似是而非。王民就大谈责任与诚信。我问儿子的作文题目，他不耐烦地说“那些年我们补过的漏洞”，这个怪怪的题目弄得大家沉默了几秒钟，王民又接上前面的的话口吐莲花。猷猷就说不要说了，作文要得零分。我当时的感觉是要么作文不差，要么真的有问题，心就悬悬的。考试结束之后，《华商报》连篇累牍地刊载“那些年”我们怎么怎么的文章，一时间“那些年”成了流行语，心里就有暗暗的期许。猷猷曾经毫不留情地让我不要说“那个时候”或“那些年”，最终在高考这么重要的场合竟然在作文的题目里用“那些年”，所以回忆不能说想忘就能忘掉的。许多人的暮年几乎是靠回忆度过的。
试一考完，学校就通知儿子猷猷返校估分。从学校回来，他就估分问题统一思想，对外都说是600分，对内主要是我和老婆按650分掌握。娘儿俩一致要求我不要再胡说乱吹。当时，我感觉西安交通大学应该没有问题，心里有底，但总觉得好像还有点失望，小小的失望。这和浙大有差距。考完试后老婆侧面问过题难不难。儿子不止一次说不难，还加上“真的不难”，一幅极其肯定和玩世的语气，说比高新一中模拟题简单多了。我就对老婆孟洁说，看样子，要么考得很好，要么彻底砸了。要做两手准备，真的不理想就要考虑补习。我妻哥背过我们说，要是考600分那两个一定不会让猷猷上。我轻描淡写说到“补习”话题，他立刻说没有补习那一说。还有一次，我说你第一次参加高考，儿子猷猷马上打断我的话，我再次告诉你，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没有第二次。要是没考好不满意怎么办。考什么学校都上。儿子如此坚决，弄得我们心里五味杂陈。猷猷说要到延安考英语口语，有些学校和专业要求。我刚好要到延安开会，并且是同县长前行。晚上朋友请喝酒喝高了，到宾馆碰到门上，额头上掉了一块皮，早上起来把头发摆弄了很久，试图遮住破相的尴尬。儿子看到之后，问了许久，露出关心、呵护的表情。我就有些感动，说只要你考个好学校，这点疼怕啥。他就笑着说，交大应该没问题。轻松的时间是奥数里的捷径过得很快，等待的日子是繁琐的常规笔算走得异常缓慢。高考之后到成绩公布只有半个月时间，感觉有一年一样漫长。我想起了塞缪尔·贝克尔的《等待多戈》，我和老婆就是埃斯特拉刚和弗拉基米尔，焦虑地等待“多戈”的出现。原本谈笑风生的我也被老婆孟洁和儿子猷猷“统一思想”弄得沉默寡言，在谈论考试的话题上不是回避，就是一口带过。县上领导问，我把估分说了之后，领导说，不满意？你心里一定在650分吧。我就很认真地说，600分也很不错，西安没白跑。后来学校通知体检，说是国防生都要体格检查。关于国防生我和老婆都有些抗拒，觉得封闭、刻板，没有自由，将来的就业范围也十分狭窄。儿子说体检一下也行，说不定有用处。不管怎么也不上国防生。我们这些年管孩子多少有些名气，这名气一是我差不多每个周末都到西安；二是自己已经把自己当成教育家了，在说儿子的过程中不失时机地夸耀自己。这名气一部分是做出来的，另一部分用老婆的话说是“吹出来的”。当然我的做法多数人赞同、佩服，还有些人嗤之以鼻，等待看笑话。猷猷不只要为自己正名，还要为我证明。他也让漫长的等待弄得信心一天天下降，表态如同通货膨胀时的货币哗哗地贬值，由最初的浙大到交大最后降到西北工业大学。我就说这可不是什么卫星，最多能算是气球，响声就是比鞭炮还弱的“啪”。
公布分数那天，阳光灿烂，依然炎热，空气里藏着暗火，整个西安被兴奋与躁动充胀，每个电脑前都有飞快敲击的手指。儿子猷猷到楼下经常打题的打字部查阅分数，迟迟登陆不上。我就给他小舅孟小红打电话。孟小红查出分数，第一眼就不相信，专门拍了照。他给儿子打电话时卖了一个关子，说你怎么考那么一点，交大都上不了。儿子瞬间沉默，出气声就响亮地传过去。小红赶忙说，猷猷，你把我吓死了，考得这么好。小红打电话先给我和老婆报告，又发过来分数单。听到儿子桂猷猷的分数我和老婆孟洁都哭了，儿子的姥姥也哭了，我农村的大姐也哭了……
儿子猷猷考了683分，全省排名第一百二十三名，全级排名约第三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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