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八月十六日，我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离开了兴县高家村，迈出了千里之行的第一步。那时，东平湖的波浪像冲击船头一样，不停地冲击我的心头。那富饶而贫穷的东平湖的形象便渐渐地清晰起来，活动起来，好像就在我的眼前方。
冰猎
每年的冬季，大约在十一月的中旬，一场暴风寒流过后，东平湖的水面便凝结成一层薄冰，寒风袭击下的浪涛不见了，清风习习中的涟漪不见了，水底漫游的小鱼小虾不见了，水面上奋飞的野鸭子也不见了，湖边水中的蒲草、芦苇和枯黄的莲叶凝固在冰凌之中，迎风而立，渔船、木筏停在湖边的薄冰之中，不动不摇，有一些小船反扣在岸上，苫一些蒲草苇子在岸上过冬。那时，一切都被寒流冰冻起来，甚至村里的人们进城赶集或到外村走亲戚也不可能，似乎也冰冻起来了。
朱家管村是被冰凌包围起来的小岛，这个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坐落在一块高地上。如果黄河不决口，天旱水浅，我们村便是个半岛，和外地的往来要方便一些。然而天公不作美，每年汛期，阴雨连绵，有时则是大雨倾盆，黄河又是那样的无情，十年就有十年决口，黄水滔滔，湖水猛涨，我们村便被湖水包围，成为一座小小的孤岛。和外地的联系只有靠小船摆渡，行动就不方便了。然而第一次寒流带来的那一层薄冰却造成真正的困难，不能行船，也不能踏冰，一切村外的活动都被迫停止。一夜之间朱家管村便成了一个封闭的、死气沉沉而又孤立无援的独立王国。只有枝头的寒鸦的啼叫才使人感到一点生气。那么，人呢？人们都蜷缩在那些又低又小的茅草屋里，编席打囤，搓绳捻钱，修补渔网，急切地等待下一场风暴的到来。大约过上十天八天，第二次风暴寒流果然来了。这是震撼人心的风暴，它从那近千平方里的明镜似的冰面袭来，没有村庄，没有林木，连一片枯草败叶也没有，风暴畅行无阻，尽情肆虐，就像决口的黄水一样，奔腾咆哮，一夜之间风停了，那层薄冰便结成厚厚的坚冰。一切都活动起来，不管天气如何寒冷，如同春雷震醒蛰入泥土中的小虫小兽似的，人们走出门来，试试那广阔无垠的坚冰，到外地走亲戚的，看朋友的，赶集上店卖干鱼干虾的，孩子们的冰橇铁铲、冰球都活动起来，生机勃勃，又是一番景象。
到冰上打鱼，才是人们的主要活动，这种劳动很苦，但是它也能为人们带来生活的希望，帮助人们度过即将到来的年关。在冰上捕鱼三人五人干不成，至少也要十来人组成小组，自愿搭伙，工具劳力按达成的协议分配收获，这已成为习惯。工具比较简单，一张大拖网，几个大铁锤，要很长很长的竹竿还要接在一起，要很长的粗麻绳，至于手套冰鞋自用自备。一切准备停当以后，天蒙蒙亮，领头的在村里大吼几声，人们便三三两两走出村来，在湖边捆上钉着尖钉的冰鞋，手提麻绳，拉着拖网，走上坚冰，开始捕鱼。先请有经验的人选定地点，几个大铁锤便轮番打冰豁，接着把拖网塞进长长的冰豁之中，再把拴了麻绳的两根竹竿捅进水中，把绳子带到前边的一定地点，再打冰豁，要打两个，再推动竹竿前进。这样一节又一节的循序渐进，到一定的长度，两根竹竿并拢，把麻绳拉出冰面，开始拉网。每人有一根套绳，挂在网绳上，套在肩头，一声呼喊，弯腰弓背，一齐向前。那冰鞋下铁钉踏在冰上，发出的“嚓嚓”声，是那样的深沉有力，那样的整齐协调，那是东平湖的坚冰上，年年奏出的一支支困苦辛劳的悲叹。啊，老天不负有心人。那长长的拖网拉出冰面的时候，即使不是丰硕的收获，人们也是喜上眉梢。在刺眼的阳光下，当蹦跳着的金鳞赤尾的黄河大鲤鱼，银光闪闪的鲫鱼，碧玉般的大虾和动作迟缓的螃蟹，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时，眉毛、胡子、帽檐都结满冰霜的那些面庞，便显现一些笑容，展展腰肢，叹息一声，把拖网放进冰豁，再拉第二网。
依然是单调的“嚓嚓”声。
依然是深沉的叹息。
于是，东平县城里的鱼市上出现了抢手鲜货，由于来之不易，价钱比夏天要贵得多。如果换玉米或高粱，一斤鲤鱼可换十斤，一斤鲫鱼可换五斤，小鱼小虾也不过三斤二斤，对于我们村的穷人来说，这点微薄的收入也就可以过个安生年，不至于大的哭、小的叫。对于县城里穿长袍马褂的人们，则是心满意足，挺胸腆肚，手提一双金色的大鲤鱼走亲戚，看朋友，攀高结贵，阿谀奉承，投机倒把，多么光彩，多么气派，面子足啦。
冰冻三尺，也是娶亲嫁女的时候，冰凌上的花轿不是抬着，而是推着，到了陆地，推轿的人们“唉噢”一声，轿杆才上肩。或娶或嫁，也要有宴会，鱼虾必备，但很少上鲤鱼，那太贵了，舍不得，用一些肥美的鲫鱼，喝几盅薯干酒，也不算丢人。人常说，鲫鱼头，鲍鱼腰，鲤鱼的尾也不孬，上鲫鱼也够阔气的。
一场鹅毛大雪铺天盖地而来，湖面上白茫茫一望无际。年关到了，多数人家买不起鞭炮，只点燃几炷线香告慰祖先，请他们回家过个穷年，就算是尽了孝道。到了午夜，稍微宽裕的人家的门前才爆出一串鞭炮声，那闷声闷气的鞭炮声，在那寂静的夜晚，又勾起许多人家的苦思冥想，明年怎么办？
明年，那个依然渺茫的明年，又在人们的长吁短叹中到来了。
春荒
这日子怎么过？是留在村里度荒年，还是逃难走关东？这个迫不及待的问题，多数人家必须尽快做出决断，时光不等人啊。春天来了，东平湖的春天来得早，不出正月十五，尽管还是春寒料峭，一场老北风就把冰凌吹开，吹得冰消雪化，波浪翻滚，催着走关东的人们快快动身。决定走关东的人们起身了：有的单枪匹马，老的少的留在家中，省吃俭用，照顾门户，等待亲人冬天归来；有的则全家出动，门窗用土坯堵住，大门上锁，连锅端了。在我们东平县，走关东叫作闯关东、走关外，是说走出山海关，到东北三省谋生，实际是逃难。他们知道那里土地辽阔，人烟稀少，有流油般的黑土地，当地的地主年年要雇长工。东平县的人走关东当长工，是老一辈人踩出来的老路。据说胶东人也走关东，他们只到吉林和辽宁，而东平县的人走得更远，要到最北边的黑龙江，那里人更少地更多，工资也高，地主还提供住房和口粮，来去也自由。到那里去要乘火车，如果步行，沿途乞讨，可以节省一些钱，自然很好；但是路途遥远，长途跋涉，妇女孩子承受不了，就算爬到黑龙江，农活已经开始，难以找到主家；打短工朝不保夕，也没有个安身之地。所以，逃难要筹措必要的车费。走关东已经成为东平人生活的一部分，既不光彩也不丢人。心情要难过一番，可也无可奈何。行前要告知邻居亲朋，说些谁也不相信的吉利话。走的那天，趁天不明上路赶火车，如果搭船，则顺水到济南，在那里上车，扶老携幼，远走他乡。
我记得，自我记事，我的舅父李崇身领着外祖母、妗子和小姨年年走黑龙江，他们说一口哈尔滨话，口音也变了，没有东平味了。他们在哈尔滨农村一家地主家打长工，喂奶牛。舅父总是把带回的钱分一些给我母亲，还给小孩们一些像菱角般硬的牛奶干，这就是一年劳动的收获。第二年刚开春，一家人又收拾行装，又到哈尔滨去了。他们走后，母亲总是含着泪自言自语，他们又走了。
我们家之所以没有走关东，是我家房后的二亩祖坟地把我父母拽住了。那二亩地的地势和村的高地一样高，即使黄河决口，灌满东平湖，湖水也只能达到二亩地的边沿，即使上了水很快便会耗出，所以，一般情况那二亩地不会被淹没。我的祖父母就长眠在这里。后来，我家人口增多，生计日趋艰难，我父亲要卖掉一亩坡地，由于母亲坚决不同意，那二亩坟地才得以保存下来，成了全家的希望和依靠。我父亲只管劳动，地里种甚则是母亲做主。一亩种粮食，可种夏秋两季，半亩种棉花，还要带点芝麻，剩下的种红薯、萝卜和白菜，这就勉强维持半年的生活；那半年的生活，要靠帮人家打鱼摸虾、纺花、编席来维持。村里有一些人家和我家差不多，一亩地二亩地，再到湖里想点办法，吃不饱，也饿不死，即使每天吃一餐，也不走关东，穷家难舍啊！
我家的两间小土屋在村子最西端的高地上。没有院墙，连篱笆也没有，为什么，没必要。穷得丁当响，不会有人来抢劫。南边和西边，几十步外就是湖水，一片汪洋，湖边一排大柳树，拴着渔船。房前有一株高大的棠梨树，是我祖父栽的，每年春天，繁花似锦，花开花落之后，便结出一串串拇指大的果实：小棠梨，又苦又涩，就像全村人的生活那样，苦不堪言。
走关东的都走了，在本地打长工的也上了工，一年的劳作就算开始。东平湖冰消雪化，湖水清澈见底，小鱼小虾在湖边浅水中漫游，深水处，鱼儿跳出水面嬉戏。有船的人家便到湖中打鱼。我家无船，只好在那二亩地里劳动，希望从那里能长出奇迹来。我父亲在翻棉花地之余，常常到湖边的浅水里，用铁锨打一条几十丈长的略略高出水面的坝堰，顺坝堰放几十个虾篓，人们说，虾是水中的呆子，它一直向前，决不退后。这样，一个一个一伙一伙的小虾便钻进虾篓，再不出来，大概它们以为那虾篓里是个安全的天地吧，可是，到第二天的早晨，它们全被逮住。这些小虾送到鱼市，多少能换几斤高粱或玉茭，卖不出去的，就在房前的空地上晒成小干虾，吃一些，卖一些，小打小闹也能解救一点春荒。
每天太阳刚刚出来，渔船就进湖下网，那扇面似的渔网，高高地展开，轻轻地落下，鱼儿有大有小，收获有多有少，这就全凭经验和运气。当船头的渔网慢慢收起，提上船来，在阳光下，金色的鲤鱼，银色的鲫鱼，小鱼小虾带着水草，闪闪发光。另有一种丝网，上有浮标，下有铅坠，撒在水中，便直立起来，头一天下网，第二天一早起网，那真是有趣的游戏，小鱼穿过去了，大鱼不上网，那些不大不小的鲫鱼的鳞片被挂在网上，再也争不脱，大小一样，整齐划一，如同精选出的一般，真叫人喜欢。
在那春荒的日子里，天气渐渐暖和起来，进入打鱼旺季的时候，有一些外地的渔船来到我们村附近的水面上，放鸭捕鱼，这是一些水上人家，一大一小两只船，大船住人，小船住鸭。孩子们身背一个葫芦，在船上嬉戏。船上有锅有灶，柴米油盐，这就是他们的窝，顺水漂流，四海为家。据说他们是南边微山湖南旺湖过来的，这边比南边鱼多，要在东平湖过夏天，到秋后才回去。为了上岸卖鱼卖虾卖鸭蛋，购买粮食和木柴，有些船就靠在我家屋前的柳树下，每到傍晚，他们把鸭子赶上岸来，圈在用苇子编的围栏中，等它们下蛋，鸡是白天下蛋，鸭子则是在黑夜下蛋。第二天一早，把鸭子赶到湖里，男人们担上鸭蛋到城里卖掉，买回粮食和木柴。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一年四季，刮风下雨都在船上。看来不只是东平湖有荒年荒月，在那个时候，闹荒年的地方多着呢。
悬河
“东平州十年九不收，收一收吃九秋”，东平县的人们挂在嘴边的这两句顺口溜，是夸耀呢，是悲叹呢，还是想望呢，其含义不明确；我也跟上人们说东平湖既富饶而又贫穷，其实，我也莫名其妙。我父亲常说，湖里有我家十来亩地，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根本不知道在何处，在我心中，那十来亩地始终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而已，切实存在眼前的则是令人慨叹的湖水。如果忘记了贫穷困苦，来看看东平湖，应当说它很美，它会使你流连忘返，赞叹不已。近千平方里的湖面上，水天一色，烟波浩渺，轻风下的粼粼波光中，渔船点点，湖边有芦苇和蒲草，那里有水鸟鸣叫，水鸭在水面掠过，群雁在岸边寻吃草虫。小船在荷叶中漫游，伸手可摘莲蓬，吃新鲜的莲子，还有野生的菱角和鸡头米，任人采摘。更有说不完的绘声绘影的梁山好汉的传说，双枪将董平如何厉害，孙二娘如何在东平县城北的十字坡开店。如此美景，当地的人们并无闲情逸致，高歌低吟，而是望湖兴叹，自言自语，今年的水还是消不下去！
据说，湖水也有消下去的时候，也有“收一收”的时候，不过，那是老一辈人留下的传言，使人们抱一线希望，鼓励人们生活下去的好心好意，画饼充饥罢了。那传言说什么，有那么一年，黄河上游大旱，没有涨水，没有决口，湖中大部分土地见了天日，秋末都抢种了冬小麦，第二年，你看吧，那齐腰深的小麦，金黄的麦穗足有一拃长，冰糖色的麦粒放进嘴里吃，一咬嘣嘣响。五月的东平湖里顿时热火朝天，不知从哪里弄来许多的大小车辆，人喊马嘶，那镰刀，那扁担，那挥汗如雨的面孔展现一副副破天荒的笑容，老头们跪在地头向苍天祈祷：天爷爷，今年不要发大水，明年再给一个好年景吧。可是，老天不予理睬，到了六月七月，黄河的大水又下来了，洪峰直捣黄河大堤，虔诚的祷告和生的希望，在黄河的一声怒吼中化为泡影。真奇怪，人们还是说“收一收吃九秋”的傻话，藉以安慰自己，重新拾起一个希望。
在我的记忆中，只有黄河年年决口，黄水淹没土地，没有“收一收”的点滴印象。我是吃高粱玉米掺一些棉籽饼，就着指头肚大的小鱼烂虾长大的，偶尔吃几顿煎饼卷大葱，那就乐不可支，美滋滋的。
且慢快活，洪水又来了。
每年汛期到来的时候，湖边的人们传递信息之快之广令人吃惊。那时候，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到黄河大堤上去了，留在村里的人们惶惶不可终日，见了面就问：怎么样？这是问黄河水位的高低，外人听不懂，如果被问的人不回答，那就是水位在涨。接着再问：几寸？外地人也听不懂问什么，这是问水位长了几寸。回答说：半尺，那面孔立刻笼罩上一层阴云，不再问下去。一传十，十传百，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每个细胞都准备战斗。如果问怎么样？回答说：消了，一尺。人们脸上的阴云便和黄河水一样消去一尺。汛期不过，那惊恐不安的心理，也只是一张一弛，不会消失的。
书本上明明写着“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诗句，这可不是唱小曲，不是渲染夸张，而是真实的存在。由于黄河的泥沙长年的淤积，河床比东平湖的水面还高，黄河被夹在数丈高的堤坝之中奔流，形成一条悬在空中的大河，旧社会的政府，只管催粮收税，从来不治理黄河。惟一的办法，就是当地人自愿组织起来筑堤，水位越高越要筑堤，决了口再堵住，年复一年，就这样的恶性循环，以致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不仅在人们的心理上造成恐惧，在生产生活上也造成难以抗拒的困难。
听吧，洪峰又来了。
这条空中的黄色巨龙，高高地仰起它的头颅，有如沉雷滚滚，万马奔腾，从上游冲击而来，它卷着泥沙，夹带着人和牛羊，漂浮着树木和庄禾，咆哮着、翻滚着，惊涛拍岸、浊浪排空、横冲直撞，不可一世。它藐视人们的一切努力，冲破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奔腾而下。它不受任何约束，一声怒吼，终于冲破东平湖的堤坝，注入东平湖。黄河决口，发出的怒吼，惊心动魄，声闻数十里，六月的暑天，人们竟是不寒而栗。一冬一春，东平湖耗出的土地，眼看着一寸一寸又被洪水淹没。这时的黄河收起它那残暴的面容，哼哼着，低吟着，向渤海湾静静地流去，投入大海的怀抱，留给东平湖的是希望和恐惧同时消失。
今年何年？明年又何年？东平湖区的人民自叹命苦，但也决不甘心，在长吁短叹中另寻活路吧。
秋雨
黄河决口之后，东平湖的黄汤很快澄清，恢复了它那清澈平静的面貌。土地没有了，但是黄河并不绝情绝义，它把金色的鲤鱼送到东平湖作为补偿，这也是黄河的一点点恩惠。
黄河鲤鱼被洪峰带到下游，决口时被黄泥黄沙冲得昏头昏脑，糊里糊涂进入东平湖，随着黄水的澄清，它们也慢慢清醒过来，这里便成了第二故乡。凡吃过东平湖的鲤鱼的人都说，任何地方的鲤鱼比不上这里的肥美，这并非言过其实，而是事出有因。每年汛期，黄河上游两岸山坡上的腐殖质，牛羊粪，被冲进黄河急流之中，被冲进东平湖之中，因此，水质特肥，水草丰盈，浮游生物也多。本湖的名产——鲫鱼，得了这样优越的条件，自然长得个大味美，而远方来客——黄河鲤鱼，从那日夜拼搏的狂浪之中来到这幽静如画的东平湖，安身立命，养尊处优，便成为东平湖的一等公民。任何高级宴会，例如济南府的大饭店里，如果没有东平湖的鲤鱼便不成宴席。对于吃过东平湖鲤鱼的人来说，不仅是享受，那还包含着一种诚意和荣幸。所以，在济南的鱼市上，东平湖的鲤鱼身份特高，特别是饭店鱼池中的活鲤鱼，任由客人挑选，但不能讨价还价。为了抢夺这种生意，东平湖的水面上便出现了带有活水仓的大渔船，它们在湖中过来过去，靠近打鱼船，收购刚出水的活鲤鱼，这买卖就在船上成交。俗话说，买菜不上园，买鱼不上船，大船小船讨价还价，颇费唇舌，一旦成交，活蹦乱跳的金色大鲤鱼便进入大船的活水仓中，仓中的水和湖中的水是相通的，那些鱼们便游到济南大饭店的水池中去了。东平湖区的人们年年没有收成，不卖个好价钱吃什么，穿什么，掏钱吧，吃鱼的先生们。
挣这几个钱很不容易，那秋天中的东平湖，成天细雨绵绵，下个不停。人们说，如果在立秋那天下雨，那就是秋傻瓜，要连阴三六一十八天；天天下雨，打鱼的人们，撑一只小船，头戴尖顶草帽，身披高粱叶子做的蓑衣，一网又一网，打捞那一点一星的希望。
一场秋风送去了秋雨。我记得，每年秋末黄叶飘零的时候，孩子们便活跃起来。他们用一根竹签拴一根麻线，在村里村外穿树叶，眼快手快腿快的穿得多，这是正儿八经的劳动，而不是游戏。我们村缺燃料，穿一些树叶也能多摊几张煎饼。
秋天，东平湖边，一寸又一寸耗出了一犁一耧土地，那土地肥沃得很，只要下种，明年必获丰收。一耧一犁也好，寸土必争，地不冻只管种，而且，麦苗只要出土，无论怎样冷的天气也冻不死。
唉，黄河，空中的黄龙，你孕育了黄河文化和齐鲁文化，锤炼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性格，你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我们世世代代景仰你。可是我们要问一声，你给我们东平湖带来的贫穷灾难何时才能了结？我们等待你的回答已经几千年了。
东平湖是黄河身旁惟一的大湖，从它的位置和三十亿立方米的容量，可以调节黄河洪峰期的流量。假如有那么一天，把它改造为黄河水库，建一系列的大型水闸，并把湖区的人民做适当的安置，在洪峰期有计划的引洪，那不仅可以造福于东平湖，也可造福于下游。到那一天，东平湖区就可以“收一收，吃九秋”了。既然已经解放，人民当家做主，离这一天也就不远，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会做出根治黄河的满意答卷的。
我离开高家村以后，一路步撵，在临县见到土改时的同志们，住了几天，到达汾阳，见到县委书记安平生同志和力群同志；住了几天，到达榆次，见到新华分社的同志们；住了几天，到达石家庄时，住在晋绥军区驻石家庄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帮助我去平山见了周扬同志；又住了几天，临行时，周扬同志为我补充了路费，又给我发了一身棉军服，一路访朋问友，磨磨蹭蹭，到达东平县时，已经是阴历的九月中旬，一个月过去了。
我母亲见我回来，痛哭不止。她老人家说，我父亲已于去年去世，死的时候还呼喊着我的名字。回到家吃的第一顿饭，还是玉茭面和棉籽饼窝窝。母亲历数生活的艰难，朱家管村经过十几年的战争，日军的烧杀，国民党的祸害，破垣残壁，满目疮痍，大家的生活都不好过。湖里仍是一片汪洋，村子还是一座小岛，我家两间小土屋快要倒塌了，屋前的那株大棠梨树依然在寒风中颤抖。把敌人打跑了，有了希望了，人民政府已经成立，并着手救济工作和组织生产自救。我家是干属，受到优厚的救济。我在家住了两个多月。当地干部说，淮海战役已经打响。我急于回晋绥边区，所以，春节一过便动身，顺原路回到兴县高家村。形势大变了，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即将迁往临汾，并改组为晋南工委，准备南下四川《晋绥日报》《晋绥大众报》即将停刊。干部们，包括区、地、县，一直到村的主要干部，都在整装待发，去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性胜利。我是报名南下四川的，但在宣布名单时，却把我放在留守名单之中，还不准提意见。每天都有成队的干部出发，马烽同志去了北平，西戎和胡正、苏光、邵挺军同志去了四川。从此高家村的一摊天各一方。原晋绥边区建制撤销，根据西北局指示，成立了晋西北中心地委，郑林同志为地委书记，先是杨万选同志再后是刘献珺同志为专员，卢梦和我在地委宣传部，分别任部长、副部长。地委很快搬到兴县城里办公。一直到十二月，遵照上级指示，郑林同志、卢梦同志和我一齐调到太原，分配到中共山西省委工作。从此结束了长达十二年的吕梁山根据地生活，走进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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