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到延安去！

    这消息一下子就传到我们决死二纵队黄河剧社全体成员，传遍这座像一个小山村似的方山县城。房东们满脸堆笑，以羡慕的口气说，你们到延安能见到毛主席，多有福气呀！剧社的同志们更是欢欣鼓舞，高谈阔论，各抒己见，大吹抱负。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在的地方，到那里接受延安革命精神的熏陶，亲眼看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的愿望。在远离延安的吕梁山中，哪一天我们不谈论延安啊，延安的山，延安的水，延安的窑洞和小米饭，毛主席的大棉袄和裤腿上的大补丁。对于这一切我们都是真诚的崇敬，深情的向往，可以说是梦寐以求。然而，这一切都是听来的，从报刊上看到的，并非亲眼所见。因此，这些崇敬和向往，不免带有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秘色彩，这更加深了我们的渴望。

    到延安去，这一愿望就要实现了。

    当我们过了中秋节，即将出发的时候，我们的许多同志却产生了一种留恋的惆怅，留恋正在战斗中的战友，朴实善良的群众，还有正在燃烧着的土地。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曾在这里打败了山西顽固派的进攻，赶走了骑兵第一军，击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建立了完整的抗日民主政权；更不会忘记，不久前在临县的木锨塔阻击日军夏季扫荡战中无畏的战士，这一仗粉碎了日军合围边区首府兴县的计划，并将其逐出根据地。在这一次战斗中，我们剧社在上西坡村湫水河东岸和敌军遭遇，我们的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被日军抓走。全体同志痛心疾首，情绪低落。纵队政治部调我们到吕梁山主峰老爷岭脚下的方山县城休整，准备迎接下一次战斗，秋季反扫荡快要来临了。

    突然接到命令：到延安去！

    我们剧社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大约七十多人，大半是青少年，还有十来岁的儿童，几乎没有人懂得什么是艺术。说是剧社，实际是个宣传队，印发传单，刷大标语，行军时，站在路旁当拉拉队，为驻地的农民识字班派人上课，还要配合地方干部收军鞋。自然也演戏，那水平之低是可想而知的。有一天，纵队司令员韩钧和政治委员张文昂路过方山城，看了我们的排练后给我们讲话，他们谈到根据地的文化建设问题，说我们需要学习，需要提高，又说，日军可能加紧扫荡根据地，战事将更加频繁激烈，剧社的活动条件也就更加困难了。司令员和政委走时给我们留下一批书刊，要我们好好学习。首长的这次讲话，大概是派我们去延安的预兆，只是我们缺乏那种敏感罢了。战争如此紧张，怎么可能想到去延安学习呢！

    我们就要出发了。总领队是纵队政治部宣传科长，作家余平若，剧社的社长是苗波，指导员是赵哲民，我任支部书记。准备工作很简单，提前领了棉衣，领了一些笔记本、毛巾等文具和日用品，各自打好背包，打扫了住处，总务科把行军锅扣在马背上，告别了房东，兴致冲冲地上了路。途经临县，在克虎寨乘大木船过黄河，黄河惊涛骇浪，船身忽起忽落，吓得孩子们直喊叫。过了黄河就是佳县，县城高高在上，坐落在一座高高的山顶上，我们没有进城，直奔离城不远的兵站。继续向前走，是米脂县、绥德县、清涧县、延川县，一路山地行军，一路秋风送爽。步行约十天，到达延安城东十里的桥儿沟村，这里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所在地。余平若对延安熟悉，他说，咱们就是来这里学习的，目的地到了。于是，我们住进两座大客栈，安营扎寨，不再向前走。这时是一九四〇年十月。

    二

    我们到达桥儿沟的第二天，赵哲民和我到延安城北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报到，接待我们的是胡耀邦，他看了介绍信和名册以后说，已经接到前方来的电报和兵团领导的指示。他非常热情，一再表示欢迎来延安学习，又问了前方的许多情况，甚至问到战士有没有鞋子穿。之后写了到延安兵站领口粮和菜金的通知，他要我们在桥儿沟住几天，过三四天去研究分配问题。赵哲民和我顺便到延安城里看看，延安城已被日军飞机轰炸多次，断垣残壁，住户和商店都已迁出，这里已是一座空城了。

    桥儿沟原本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山村，虽然处在延安通向绥德的大路上，由于离延安城太近，行人车马很少在此地打尖住宿。自从党中央迁到延安，这里便成了通向华北敌后各个根据地的必由之路，这小小村庄才逐渐繁华起来。说是繁华，是和它的过去和附近村庄比较而言，一条不到二百米的窄窄的街道，雨天稀泥解水，晴天尘土飞扬，街道两旁有骡马大店、留人客栈、烧饼铺、杂货铺和小饭馆，还有卖凉粉的、卖羊杂割的，麻雀虽小，五脏尚全。驮骡带着串铃丁当走过，一向平静安谧的山村，便嘈杂热闹起来。

    桥儿沟的繁华，名闻遐迩，并不在于行人匆匆，车马喧嚣，也不在于身旁飞机场上飞机的轰鸣，而在于一个战时高等学府——延安鲁艺设在此地，路北的那座天主教堂就是学院的所在地。高塔双耸的歌特式教堂矗立在大院里，它小巧玲珑，洋里洋气。这座小教堂比起巴黎圣母院自然是小巫见大巫，不可比拟，但是在这荒凉的山村，却依然是一种精神威慑力量。虽经多年战火，塔尖上的十字架还是指向天空，完好无损。据说，这座教堂是西班牙的一名神甫负责修建的。在教堂的两侧有一个很大的广场，正好做了学生的操场。教堂的后两侧是两排二十多孔的砖砌窑洞，教堂的东后侧有许多瓦房，有亭榭小院，有桃树杏树丁香树，曲径通幽，另是一番天地，比起教堂周围的小土房土窑洞，这里便是神职人员的天堂。由于国民党对陕北红军的不断进攻骚扰，神职人员早已逃之夭夭。能容纳五百人的教堂成了剧场、舞厅和音乐厅，窑洞、平房成了学生的宿舍、办公室、展览室、练琴室。当我们参观时，路过一座小楼前，还听见“呕呕”的声音，这大概是音乐系的女生在练声，还有钢琴定音伴奏。我们自由自在地参观，在大院里东瞅瞅，西看看。在一座新盖的简易大土房子里，学员们正在上课。有一个大院，那是食堂院，里边盖了一长溜简易土房，土房里用土坯垒一个个土台子，台面用泥巴抹得光溜溜，上边摆了饭碗菜盆，这是饭厅饭桌无疑了。我们急于了解学校的情况，尽情参观，一直走出后小门，到了后山沟。抬头东望，山坡上一排又一排土窑洞，层层叠叠，错落有致，每个窑洞前有一块小小的平台，一条条羊肠小道把那些土窑洞上下左右连结起来。对于这样的土窑洞我们并不陌生，晋西北的山村到处有，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可是，在桥儿沟，看了鲁艺的土窑洞，凝视良久，生出一种新鲜之感，你说这感情从何而来？直到入学后才知道，东山的这些土窑是教师们的宿舍，藏龙卧虎的地方，学院的领导人周扬副院长就住在这里，何其芳、陈荒煤、周立波、吕骥、李焕之、赛克、贺绿汀、杜矢甲、郑律成等名作家艺术家住在这里，冼星海因病到苏联疗养去了，他的夫人和孩子也住在这里。茅盾也曾住在这里，因工作需要不久前到国统区去了。学院的院长吴玉章有时也来东山小住。有了东山，自然还有西山，西山也有密密麻麻的土窑洞，这里住着江丰、王式廓、王朝闻、蔡若虹、力群、古元一大批美术家和美术系学员，以及美术工厂的人员。东西两山遥遥相对，中间只隔一条很小的河沟。住在大院里的教师有张庚、水华、田方、阿甲、钟敬之、姚时晓等戏剧家，他们和戏剧系、实验剧团、平（京）剧团住在一起。桥儿沟的教堂里，后沟东西两山聚集了这么多的著名的作家艺术家，而且还在吸引着众多的知识青年，不畏艰难险阻从全国的四面八方奔向延安，奔向桥儿沟，这是地覆天翻的壮举。桥儿沟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幸运，是值得骄傲的。

    三

    大约一周以后，留守兵团政治部派人来桥儿沟主持分配工作。少数人到抗日军政大学和日本工农学校，其余的人都分配到鲁艺和部干班（这个部干班后来改建为部队艺术干部学校，属留守兵团领导，莫文骅任校长，著名剧作家王震之任副校长，仍住桥儿沟），所有的人都服从分配，如期报到，各就各位，至此，我们剧社就暂时解体了。

    到鲁艺学习的人员是：苏光到美术系，他是纵队政治部的干部，是和剧社同行来延安学习的。苗波到美术系；杨戈到音乐系；华纯和我到戏剧系；华纯到导演组；我到编剧组。那时，各专业组早已开课，报到后，立即参加学习。到鲁艺学习是经过简单考试的，考试之前余平若给我们做了辅导，可以想象，对于我这样一个只念过小学又当了几年战士的人，参加考试是个难关，只凭一个星期的辅导就考大学，并非易事。不过，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进鲁艺学习，起码也应该知道鲁迅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结果我被录取了，天老爷，我心里明白，我之被录取，实际是出身好，又是从敌后根据地来的，又是组织推荐保送的，只能算个瓜菜代。所以我非常感激党的关怀，鲁艺的照顾，下定决心好好学习，不辜负党对我的期望。在入学后近两年期间的刻苦学习，是和我的这点自知之明不无关系的。

    从老师和同学那里知道了这所学校的一些情况。

    鲁艺是由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发起成立的。发起人中还有著名文艺家，如成仿吾、周扬。在“创立缘起”中，讲到创建这所学校的目的和方针政策：“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所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同时发布“成立宣言”，“宣言”中说：“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践，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下午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亲临大会，典礼非常隆重。当时学院的负责人是著名文艺家沙可夫。四月十九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邓初民写的《鲁迅艺术学院访问记》一文，文中引述沙可夫的答问：“由于抗战艺术干部的缺乏，才有鲁艺的成立，成立鲁艺的目的是培养抗日艺术干部；研究正确的艺术理论；继承中国艺术遗产；建立中国新的艺术。”鲁艺的学制就是根据这一方针制定的，分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文学系是后来增加的）。第一期只有九个月，其中还包括三个月的实习，第二期稍长一些，也只有一年。以上两期学员的文化水平，艺术修养比以后的几期高一些，有的是已经崭露头角，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人才，经过短期训练就能适应工作的需要，同时同学们急于到前方工作，所以经过短暂的学习就分配了。大多数到了华北敌后根据地，例如，有我后来结识的电影导演成荫、女作家莫耶和艺术教育家石丁，他们先后分配到一二〇师的战斗剧社，随部队先到晋察冀，后到晋西北。剧作家贾克分配到以丁玲为团长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去了山西的晋西南前线。鲁艺的以后几期学员大部分也到了敌后根据地，为抗战服务，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各有建树，都有贡献。这一伟大功绩自然是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同时也不能不归功于鲁艺这所大学校。

    四

    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校牌挂在学校的大门口。

    吴玉章任学院院长，周扬任副院长，主持全面工作。周扬是在一九三八年奉调从上海到陕北的，初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后调鲁艺，直到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和全校师生长途跋涉到达晋察冀边区的张家口。周扬老师不仅主持学院的全面工作，还为全院学员上大课，讲“艺术概论”，这是全体学员的必修课，同时他还翻译了俄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一书。每翻译一章就印发学员阅读，全书译完以后出版了单行本，很受理论界的重视。全校两门必修课的另一必修课是政治课，即“党的建设”，这一课由学院总支书记，政治处长，红军老干部宋侃夫主讲。以上两门必修课，每周各一课，一课四小时。其他课程均分系授课。

    戏剧系由著名戏剧家张庚任主任，教师有姚时晓、赛克、水华、钟敬之等。张庚老师说，他在上海念大学的时候，喜欢看戏剧、电影，且常常写观后感之类的评论文章在报刊发表，大学毕业之后即专攻戏剧理论，他读书甚多，著述颇丰，还能阅读英文书籍。他讲“戏剧概论”是全系的必修课，每周一课。戏剧系上课没有教室，一年四季均在戏剧系的大院里，院里有一排刺槐，还有一株大杏树。冬天上课就在阳光下，暖洋洋并不觉冷，夏天就在那株大杏树下上课。每人有一个小板凳，笔记本放膝盖上，老师们也是各坐一个小板凳，只是多了一大茶缸白开水而已。张庚老师身材瘦小，讲课时是轻声细嗓，慢条斯理，娓娓动听，对学员不作填鸭式的一味灌输，不作死板教学，每课讲完，向学员出讨论题，并介绍有关的书籍，自行阅读，独立思考，认识不同，可以争论，可以保留意见。有一次，我根据老师的推荐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打开书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忽然想起在方山城看到的《万有文库》中的《哈姆雷特》和这个本子不一样，明明是同一个剧本，是要在舞台上演的，《万有文库》就把它弄得满篇之乎者也，弄成古汉语，使人莫名其妙，而我手头的这一本则是通顺的白话，很好懂。我问老师这是怎么一回事，张庚老师说，《万有文库》的那个本子他也看过，那是严复翻译的，可是他不懂英语，是一个到过英国的商人带回的本子，向他宣读，他用古汉语记录下来出版的。不好懂，更不能上演，但是，严复把外国的优秀文艺作品介绍到中国来，也是出于好意，是有贡献的，不好读不读也就罢了。现在有了朱生豪的白话译本，就弥补了这个不足，那就读新译本吧。根据张老师的指教，我把能够找到的莎翁的剧本一气读完，如《奥赛罗》《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等，接着张老师又向我介绍有关莎翁著作的评论著作，还要向他汇报读书心得。这样一步步向前走，又读了一批西方文学作品，眼界开阔了一些，知识也多了一些。又有一次，我看到同学们读美国著名剧作家奥尼尔的剧作《天外》和《奇异的插曲》，我也借来读，读后我对同学们说，我喜欢《天外》，不喜欢《奇异的插曲》。有的同学说，你的想法符合你的实际情况，《天外》中劳动人民的生活咱们可能易于接受，而《奇异的插曲》离咱们的生活经历较远，不易理解。我这个人无知，又说，一个话剧本写了两大本，要演几个晚上，这怎么能行呢？有的同学说，怎么不行？中国的连本戏曲，一出戏有演十天半月的，不是也受欢迎吗？主要是看内容，看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后来我读席勒的剧作《强盗》。席勒是德国著名的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剧作家。我读了他写的剧本《强盗》之后，非常高兴，令人振奋，令人愤怒，令人不安。一个被捕的强盗在法庭上侃侃而谈，理直气壮地揭露公开的强盗——资产阶级的嘴脸，并为自己受压迫受剥削愤愤不平，为自己辩护，读后感人至深。但是，这个剧本有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它思想性强，艺术手段高，由于它的大段大段的长篇演说似的台词，缺乏戏剧的动作性，是不可能搬上舞台的，观众要看戏，而不愿听长篇说教，所以，对这个剧本又表示不满。同学们讨论得很热烈，多数人的意见认为读这个本子，是要领会它的进步的思想内容，学习塑造人物典型的艺术方法，把它当作小说读也就是了，能不能搬上舞台，暂且不必管它。有的同学劝我读书不要性急，今天不懂，明天也许能懂，今天不喜欢明天也许能喜欢，你知道吗，恩格斯就用这个方法读书，值得效仿。

    那时我对“五四”以来的优秀作品读得较多，如《雷雨》《日出》等。戏剧系学习曹禺、夏衍等名家作品，是应有之理，是不言而喻的。

    我从未感到书的世界竟是那样的五彩缤纷，那样的广阔无垠，书，是一个花的世界，知识的海洋。有了这样的认识，读书的兴趣越来越高，老师推荐的书要读，同学们看的我也看，有的能够理解，有的则是囫囵吞枣，读了再说。我深感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而学习的时间不会很长，说不定哪一天上级下个命令，马上就要离校返前方去，我需要提高，需要充实，迅速赶上教学进度和周围伙伴的水平。我最大限度地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抓紧学习。

    编剧组的同学除了学习本系的必修课，还要到文学系听课，主要是听周立波讲的《名著选读》，这一课很受同学们的欢迎，我深感受益匪浅。

    每周的上课时间总起来也只有两天，至多三天，其余的时间全部自学，俗话说：“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老师们常对我们讲，业精于勤荒于嬉，同学们深知老师教导的用心，绝大多数同学学习认真努力，把东山图书馆当作第二课堂。东山图书馆也是几孔土窑，周扬自任馆长。

    有几孔又大又深的窑洞存书，为了便于学习专业，索引的编排也很特别，每个作家艺术家的著作以及有关这位作家艺术家的评论、传记等按人头编在一起，要读哪个作家的作品，了解他的情况，翻开索引，一目了然。举例来说，要读果戈理，什么《死魂灵》《钦差大臣》《五月之夜》《塔拉斯布尔巴》以及有关果戈理的评论、生平介绍，包括别林斯基给他的公开信都编在一起，谁要读果戈理，事先声明登记，由工作人员调整，保证优先借阅。有复本的贵重书可以带回宿舍阅读，贵重的单本书只能在图书馆内阅览室阅读，一天读不完，要交回图书馆，明天再来借阅。系列的图书是不准带走的。

    这些土窑中的那么多贵重的书，我不知都是从哪里弄来的，我只听说有一些书是从毛氏藏书室（毛主席藏书室）借来的，有的是从其他学校借来的，限期交还。延安各个学校之间互借图书的办法，大大方便了读书人，解决了战时书少的困难，这也是个小小的创举。东山图书馆旁的阅览室也是为解决书少的产物。阅览室也是大窑洞，从门口直到后窑掌，有一条很长的桌子，这桌子是用土坯垒的，桌面上糊了马兰纸，座位也妙不可言，竟是单个沙发，这些沙发也是用土坯垒的，上面铺了老羊皮，羊皮下垫了干草，坐上去软乎乎怪美气。中午饭有自带的干粮，渴了，水桶里有白开水，阅览室中午不关门，可以一直读到开晚饭。开始我不了解情况，后来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发现有的同学吃罢早饭从食堂领上干粮，有时是蒸馍，有时是小米饭，拿几块白萝卜咸菜，急急忙忙上东山，走得风快，原来他们是去坐阅览室。

    编剧组人少，只有七八人，是一伙读书迷，只要有人借到书，那就必须人人看过，有时，还要开展一场讨论，对书中的人物、故事情节复述一遍，根据自己的爱好和认识大家讨论，有真知灼见的发言，也有幼稚的、过火的片面的议论，这一类的讨论会是自行结合的，意见不合可以拂袖而去，或者请教老师，这样的学习对我大有裨益。

    编剧组的男生住在教堂大院第二排窑洞的最西侧，推开窗子就是杂草灌木丛生的山坡，夏天虫声唧唧，冬天是蓑草嗦嗦。全组只有一张小桌，没有凳子，晚间睡在地铺上，开小组会坐在地铺上。到了冬天就垒几块砖，生木炭取暖热饭。我从鲁艺美术工厂要来一个小陶盆，和其他同学一样，饭菜合一；在冬天，打回饭来，把饭盆煨在火堆旁，围坐一圈，一面看书一面吃饭，一面议论，这也算是鲁艺的一景。

    听课以后对笔记是学习的一部分，一句一句地对，尽可能对出一份比较完整的记录。我们小组有位名叫韦若的女同学，是南方人，也是从晋西北来的，她原在四纵队剧团工作，这位老大姐的课堂笔记是第一流的，对笔记的时候，总是以她的笔记为主，偶有遗漏，其他人补充。她的笔记本可以借出来做参考，本子很整洁，钢笔字写得又工整又漂亮，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女性特有的秀丽俊俏和才女的聪颖潇洒。那时候我们不知道害了什么毛病，把整理学习笔记当成第一位的东西，好像记在本子上就算是学习收获，充实了，提高了。我还抄书，抄艾青的诗，李广田的散文，这样似乎加强了一些记忆，其实是有点傻气。与其抄书、抄报，何不多读几本书，领会其精神实质，那不是更好吗？

    编剧组的老大是吴时韵，我尊他为老大哥，他读书甚多，知识面宽，胆识大，爱争论，对任何一本书他都发表意见，常常和同学争论不休。他的兴趣也广泛，戏剧不用说了，对小说对诗歌对散文，都能拿出一套看法。他对我的学习帮助很大，有时他指着一本书对我说，你要仔细看，要领会其精神实质，不能只看表面，不能断章取义，你说是不是？你死读书，读死书，到头来读书死啊！你跟上一些人钻到图书馆不出来，还抄书，背书，思想弄乱了，身体也弄垮了，你现在害偏头痛，反而影响学习，你体会到了吧！吴时韵的话切中我的要害，我的笔记本上确实抄满了名作的章节，名人名言，我还背书，从窗户跳出去，站在山坡上背诵《死魂灵》最后的一节“俄罗斯，你到哪里去！”偏头痛已经影响了学习，跑到延河滩上打滚，校医给我药片也不顶用，终于不得不住进卫生院的土窑里，接受邵大夫的治疗。回想起来怪可笑的。

    和我脾气相投，形影不离的是吕西凡，他念过中学，文化水平比我高，瘦瘦的高高的身材，说话不紧不慢，读书甚多，字写得很漂亮，我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最多。我们无所不谈，由于我少知无识，又找不到正确的学习方法，我说话常是不着要害，不着边际，而吕西凡谈读书心得却是头头是道。我们古今中外，天上地下，学校里的各种人物，各种事物，想起什么谈什么，看见什么谈什么。比如，看见杜矢甲走过来了，就谈杜矢甲。杜矢甲是音乐系的声乐教师，是唱低音的，行话是唱贝司的。有时，学校的周末举行晚会，他唱《伏尔加船夫曲》和《嘉陵江船夫曲》，非常动听感人，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他生得白白胖胖，戴一副宽边眼镜，穿一身粗呢西装，每逢从东山下来，他的上衣口袋总是插一朵鲜花，这种小小的野花，在夏季，桥儿沟的山坡上山沟里到处都有。杜矢甲的口袋里插一朵鲜花，别有一番风采，在这样困难环境下，他还就地取材，满足对于美的享受，便成了人们的话题。又比如，看见了赛克，也要议论一番。赛克是我们戏剧系的教师，但他很少上课。他是东北人，大高个，是我国著名的导演，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苏联名剧《铁甲列车》就是他导演的。他不仅导戏，还写歌词，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词，他的《流民三千万》，哪个知识分子不会唱？东北三千万人民亡国的痛苦，抗日的激情，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它曾唤起千百万同胞走上抗日的前线，为争取抗战的胜利而献身。他的贡献有口皆碑。但他却有个奇特的情趣，收藏石头。这玩意在上海找一块不容易，可在桥儿沟多得一钱不值，农民对这些玩意非常讨厌，又无可奈何。可赛克却在桥儿沟的后沟里聚精会神地捡石头，在鲁艺师生中，在当地群众中成了趣闻，成了师生的话题，而农民则抿嘴一笑。赛克到戏剧大院来，同学问他捡石头的事，他笑笑说，像小狗，像小猴，像小鸡小鸭，千姿百态，天然成趣，这里边有艺术呢！我和西凡除了谈趣闻，也谈个人抱负，杂七杂八，就是在这种闲聊中，我得到很大教益。

    五

    无论什么时候，走到第一排窑洞走廊，就会看到黄钢办的墙报。黄钢是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抗战开始，就发表了《开莫拉前的汪精卫》一文，向人们发出警报：汪精卫可能投降日寇，这警告不幸而言中，汪精卫投降了，黄钢的名字由此受到广大读者的重视，以后他又写了许多受欢迎的报告文学作品。黄钢在鲁艺毕业后留校，他除了本职工作，还编墙报。整张整张的马兰纸，从这头到那头贴满走廊。我是这张墙报的忠实读者。从编辑到抄写均由黄钢一人包办，不劳别人帮忙。不知道黄钢是否学过郑板桥的书法，那字体又怪又美，谁看了也是赞不绝口。文学系的井岩盾、贺敬之的诗作，常常是在这张墙报首先发表，而后见诸报刊的。贾芝翻译的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集，也是在这张墙报连续发表，而后出版单行本的。在墙报发表时还有华君武做的插图，那个用网兜扑蝴蝶的女孩，那个愁苦的磨坊老人，以及被现代化工业挤垮的手工业作坊，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至今历历在目，久久不能磨灭。

    星期天的美术展览也是我们必去的所在，蔡若虹和华君武的漫画个人展览，极受欢迎，人们进进出出，展览室拥挤不堪。最使我难忘的是王式廓的陕北农民素描，那些画面上的老农，质朴勤劳，虽困苦而坚强不屈，比起生活中的老农，更易使人动情。以后很长时间，我在晋西北农村工作的时候，脑海中常常出现王式廓笔下的老农形象，引导我去接近，去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农民。参观画展时，我还看其他人在意见簿上写的留言，那些留言实际上是评论，它帮助我去理解那些作品，这不仅是享受，同时也是学习。因为我尝到了甜头，所以每有画展，无论是版画、漫画、绘画、素描、速写，我是常客，后来，我也在意见本上大发议论，初生犊儿不怕虎啊！

    周末晚会是人满为患，不仅有鲁艺的学员和部艺的学员参加，也请桥儿沟的群众参加，那时，大礼堂不仅满座，连窗台上也坐满了观众。有戏剧系、实验剧团、平剧团演出的《日出》，《四进士》，契诃夫的独幕剧。我记得演出苏联名剧《带枪的人》时，我被分配在后台弄效果，效果就是放大炮，我们两个人抬起一个大汽油桶，突然墩在木质的地板上，那声音比放真大炮还真实，吓得白卫军狼狈而逃。音乐系演出过《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苏联的《喀秋莎》，还有贝多芬、莫扎特的交响乐，等等。有的我能欣赏，自然是欣喜若狂，有的则难以接受，那也要硬着头皮听下去。老师说过，这和看书一样，听得多了就可以接受，至少可以增加一些知识，反正不会损失什么。各系还有单独的小规模的活动。实验剧团和戏剧系举办的朗诵晚会就很有意思。晚饭后在那株大杏树下挂一盏汽灯，大家各坐各的小板凳，围成一圈，听演员朗诵台词、诗歌和散文。有一次，著名演员王大化朗诵罗曼·罗兰写的《贝多芬传》中某一章节，他口才极好，极富感情，朗诵时，听众鸦雀无声，朗诵结束，突然响起热烈掌声，王大化连连向听众鞠躬致谢。其后王大化演出了许多深受观众欢迎的戏剧，特别是他在桥儿沟街头和枣园演出的新编秧歌剧《兄妹开荒》，轰动延安，传遍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甚至影响到国统区，由此开创了文艺工作的新局面，受到党中央的表彰。解放初期，这位才华横溢的优秀演员，在东北一次车祸中不幸逝世，铸成我国戏剧界不可弥补的损失。

    鲁艺的生活是丰富多样，五彩缤纷的。响应党中央号召，师生到桥儿沟后山开荒种地。安塞县有大片森林，师生到那里伐木烧炭，以备冬季取暖。暑假寒假允许师生上山打猎，还发给枪和子弹，粮票和菜金，春天还组织师生到延河对岸桃园春游。可笑的是，帮厨的同学带回一大块黄楞楞黑糊糊的小米锅巴，用开水泡开，兴奋得大喊大叫：喝咖啡喽，喝可可喽，好像得了神经病。周末有时举行舞会，有舞伴的双双起舞，找不到舞伴的只好单干扭秧歌，还有人抱个凳子跳来跳去，奇形怪状，也算是乐在其中吧。

    六

    鲁艺常常请中央首长和从前方归来的领导以及校外的作家、艺术家来校向同学们做报告。朱总司令、李伯钊、丁玲、艾青、萧军、高长虹等来校做过报告。博古（秦邦宪）在一九四一年六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来校做报告，给我的印象最深。他滔滔不绝，一气讲一个上午，再加一个下午。他对苏联的情况，特别是对莫斯科防御情况比较熟悉，在做了各方面的分析之后，得出结论，坚信法西斯希特勒将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而苏联也要做出重大牺牲，历史进程证明了博古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来鲁艺参加晚会和舞会。毛主席来鲁艺，同学们总是争先恐后地迎上前去，一睹毛主席的风采。每逢看到毛主席，一种幸福温暖之感油然而生，全身心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决心和自信：抗日战争一定能够胜利，新中国一定能够建立。

    一九四二年五月间，党中央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鲁艺的教师们参加了座谈会。会议开始，毛主席做了讲话，在五月二十三日的最后一次会上做了总结。毛主席的开篇讲话和最后的总结就是全党全军奉为纲领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书。毛主席对文艺的精深论述，被认为是和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一样，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时党中央已经提出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即整顿三风的运动，毛主席的这篇讲话被中央列为整风二十二个文件中的一种，其意义重大而深远。座谈会开过之后，周扬副院长很快向全体学员传达了毛主席的重要讲话，全校展开了热烈的学习运动，逐字逐句的对笔记，紧张热烈的小组会和联组会，连续不断，其盛况是空前的。工农兵文艺方向，到群众中去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当时，我不能说已经理解了《讲话》的全部内容及其深远意义，但是，沿着工农兵文艺方向，走工农兵道路，为工农兵服务，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永远不忘。尽管以后的情况有所变化，提法也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的“内核”，精神实质是一脉相通，是顺理成章的发展，并无二致的。在座谈会后的第七天，即五月三十日，毛主席来鲁艺做报告。我们编剧组的同学端着饭盆、饭碗先到大操场，坐在最前面，一面吃饭，一面等待毛主席到来。当毛主席走进会场，全体起立，掌声经久不息。毛主席站着讲话，有时走动，他膝盖上的两块大补丁映入我的眼帘，领袖的艰苦朴素使我景仰而又感叹。毛主席讲话还带表情，他先讲整顿“三风”，当讲到教条主义“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举“黔驴技穷”的故事的时候，弯下腰，伸出手臂，突然吃那头驴子，引得听众哈哈大笑，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毛主席讲文艺问题较多。他说：从你们不久前演出的《带枪的人》里面，我们看到了列宁。他在这个戏里和群众谈话、打电话，办公，赶走孟什维克……可是在戏里他没有吃饭，也没有睡觉。人不吃饭不睡觉是不行的。列宁在生活中当然也要吃饭和睡觉的。戏里并没有把列宁的一切活动都写出来。这也就是说，实际生活中的列宁比我们从戏里看到的列宁要丰富得多……列宁也没有到过中国，更用不着说延安。何况他已经去世了。戏里的列宁却仍然活着，还可以永远活下去，并且还可以出现在世界所有的舞台上。所以我们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毛主席在讲话中，还用大树和豆芽菜比喻提高和普及的关系。他说，红军在过草地的路上，在毛儿盖那个地方，长得有很高很大的树，但是毛儿盖那样的大树，也是从豆芽菜一样的矮小树苗苗长起来的。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瞧不起普及的东西。他们在豆芽菜面前熟视无睹，结果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毛主席还说，你们快要毕业了，将要离开鲁艺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转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毛主席的这一席长篇讲话，把鲁艺师生的学习进一步引向深入。学员们纷纷要求到前方去，到工农兵生活中去。不久之后，由《兄妹开荒》带头，诱发出一大批优秀的，崭新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从延安到各个敌后根据地，文艺工作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新的面貌。

    到七月，我们接到贺龙司令员的命令，原黄河剧社在延安鲁艺和部艺学习的成员要立即归队，而且集体来的，要集体回去，不准少一人。我们雷厉风行，做离校的准备，大约七月下旬离校到绥德县一二〇师战斗剧社报到，旋即随战斗剧社返延安，住在杜甫川的七里铺，准备在延安演出。十二月底，剧社整编，由于人员太多，五十多人被精简。这支小小的队伍由我和马烽领队，顺原路走上归途。路过桥儿沟的时候，我们深情地向鲁艺门旁的校牌招招手。一路翻山越岭，在兴县的黑峪口过黄河，于一九四三年一月返回晋西北首府兴县。一二〇师政治部副主任王逢源负责分配我们的工作。不久，我们怀着满载而归的心情，以新的姿态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后记

    以上的几节回忆文字，只是写了我个人的经历，对于延安鲁艺这所战时的大学校，可说是挂一漏万，不足以反映其全貌。这所学校从一九三八年成立，到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将近十年间，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培养了大批的文艺干部。人多时间长，而我所在的时间又很短暂，对于许多的人和事，不可能了解。对于那么多的作家艺术家，绝大多数不认识。一些人只闻其名，未见其人，有些人虽见其人，又不明其情。而且我埋头学习，闭目塞听，到今天想写一篇比较全面的回忆文字也不可能，这篇东西只是表示我对那一段生活的思念情绪而已。在桥儿沟还有一所八路军留守兵团领导的部队艺术学校，也培养了大批文艺干部，遗憾的是我对这所学校不甚了解，无能为力做介绍，只好暂付阙如。还有，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曾参阅艾思奇编纂的大型资料《延安文艺运动纪事》一书，帮助我回忆起一些时间、地点、人名等等，特别是毛主席在鲁艺的讲话摘录，我是照抄不误，在此应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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