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各国变法运动风起云涌，涌现出管仲、子产、李悝、吴起、申不害、赵武灵王及商鞅这样的改革家。
这些改革先行者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为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进行了革故鼎新。他们名垂千秋，永载史册。
齐国管仲改革
管仲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
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他主张法治，全国上下贵贱都要守法，赏罚功过都要以法办事；重视发展经济，认为国家的安定与否，人民的守法与否，与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主张尊重民意，以“顺民心为本”。
他在内政、军事、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变法改革，不仅使齐国大治，也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由于他卓越的历史功绩，被称为“春秋第一相”。
管仲少时贫困，曾和鲍叔牙合伙经商。在齐国的齐桓公与其兄弟公子纠争夺王位时，管仲曾经助公子纠争位，此举失败后，他经好友鲍叔牙推荐到了齐桓公这里。
当时的齐国已经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库空虚，同时齐国面临着复杂的外部形势，各邻国之间不断发生战乱，而对齐国也是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下，齐桓公经常同管仲商谈国家大事。
一次齐桓公召见管仲，首先把想了很久的问题摆了出来：“你认为的国家可以安定下来吗？”
管仲通过这个阶段的接触，深知齐桓公的政治抱负，但又没有互相谈论过，于是管仲就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决心称霸诸侯，国家就可以安定富强，你如果要安于现状，国家就不能安定富强。”
齐桓公听后又问：“我还不敢说这样的大话，等到将来见机行事吧！”
管仲被齐桓公的诚恳所感动，于是他急忙向齐桓公表示：“君王免臣死罪，这是我的万幸。臣能苟且偷生到今天，不为公子纠而死，就是为了富国家强社稷；如果不是这样，那臣就是贪生怕死，一心为升官发财了。”
齐桓公被管仲的肺腑之言所感动，便极力挽留，并表示决心以霸业为己任，希望管仲为之出力。
后来，齐桓公又和管仲进行了多次的探讨。由于管仲系统地论述了治国称霸之道，使齐桓公的全部问题都迎刃而解，不久就拜管仲为相，主持政事。齐桓公还用古代帝王对重臣的尊称“仲父”来称谓管仲。
于是，管仲站在历史的前沿，以一个改革者的魄力，对齐国的内政、军事、经济和外交实施了全面性的改革。
在政治方面，管仲通过行政区划，把国都划分为6个工商乡和15个士乡，共21个乡。15个士乡是齐国的主要兵源。齐桓公自己管理5个乡，上卿国子和高子各管5个乡。
管仲又把行政机构分为3个部门，制订三官制度。官吏有三宰。工业立三族，商业立三乡，川泽业立三虞，山林业立三衡。郊外30家为一邑，每邑设一司官。10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师。10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师。3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师。10县为一属，每属设大夫。全国共有5属，设5大夫。
每年初，由5属大夫把属内情况向齐桓公汇报，督察其功过。于是全国形成统一的整体。
管仲整顿行政系统的目的是“定民之居”，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从而使部落的残余影响被彻底革除，行政区域的组织结构更加精细化，并且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在军事方面，管仲强调寓兵于农，规定国都中5家为一轨，每轨设一轨长。10轨为一里，每里设里有司。4里为一连，每连设一连长。10连为一乡，每乡设一乡良人，主管乡的军令。
战时组成军队，每户出1人，一轨5人，5人为一伍，由轨长带领。一里50人，50人为一小戍，由里有司带领。
一连200人，200人为一卒，由连长带领。一乡2000人，2000人为一旅，由乡良人带领。5乡1万人，立一元帅，1万人为一军，由5乡元帅率领。齐桓公、国子、高傒3人就是元帅。这样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每年春秋以狩猎来训练军队，于是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管仲又规定全国百姓不准随意迁徙。人们之间团结居住，夜间作战，只要听到声音就辨别出敌我；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容貌，大家就能认识。
为了解决军队的武器，管仲规定犯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犯重罪，可用甲与车戟赎罪。犯轻罪，可以用值与车戟赎罪。犯小罪，可以用铜铁赎罪。这样可补充军队的装备不足。
管仲的军事改革，不仅实行了军政合一，也达到了利用宗族关系来加强国家常备军事力量的目的。
在经济方面，管仲提出了“相地而衰”的土地税收政策，就是根据土地的好坏不同，来征收多少不等的赋税。这一政策，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管仲又提倡发展经济，积财通货，设“轻重九府”，观察年景丰歉，人民的需求，来收散粮食和物品。又规定国家铸造钱币，发展渔业、盐业，鼓励与境外的贸易，齐国经济开始繁荣起来。
改革初见成效，这时齐桓公认为，现在国富民强，有资格会盟诸侯了。但管仲谏阻道：“当今诸侯，强于齐者甚众，南有荆楚，西有秦晋，然而他们自逞其雄，不知尊奉周王，所以不能称霸。周王室虽已衰微，但仍是天下共主。东迁以来，诸侯不去朝拜，不知君父。您要是以尊王攘夷相号召，海内诸侯必然望风归附。”
管仲说的“尊王攘夷”，就是尊重周朝王室，承认周天子的共同领袖的地位；联合各诸侯国，共同抵御戎、狄等部族对中原的侵扰。攘夷于外，必须尊王，顺应了当时戎狄内侵、中原各国关注如何抵御的态势。尊王成为当时一面正义旗帜。
在管仲“尊王攘夷”的建议下，齐国先是与邻国修好：归还给鲁国以前侵占的棠、潜两邑，让鲁国作为南边的屏障；归还卫国以前侵占的台、原、姑、漆里4个邑，让卫国成为西边的屏障；归还燕国以前侵占的柴夫、吠狗两邑，让燕国成为北部的屏障。
公元前681年，在甄召集宋、陈、蔡、邾四国诸侯会盟。通过会盟，齐桓公在诸国间获得了极高的威信，最终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
此外，作为一个思想家，管仲推行礼、法并重，也就是推行道德教化，也可以称之为“德治”，形成了“霸业”和“礼治”相结合的思想体系。这就是他的礼、法统一理论。
管仲曾经说：“仓库充实了，人才知道礼仪节操，衣食富足了；人才懂得荣誉和耻辱。君主如能带头遵守法度，那么，父母兄弟妻子之间便会亲密无间。礼义廉耻得不到伸张，国家就要灭亡。国家颁布的政令像流水的源泉一样畅通无阻，是因为它能顺应民心。”
管仲的礼、法统一理论认为：在治国的过程中，礼义教化与厉行法制是相辅相成的。这一理论较之儒家的重礼教轻法制，较之秦晋法家的严刑峻法，较之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无疑是一种更全面，更有价值的理论。
管仲改革实质是废除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他的改革不仅是对我国夏、商、周1000余年政治发展史的总结，而且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管仲的改革措施使齐国的实力迅速强大起来，齐国出现了人民富足、社会安定的繁荣局面。齐国衰微的国势迅速上升，为齐桓公的图霸和齐国以后长期的大国地位奠定了基础。
管仲的改革措施为诸侯国开创了全新的政治改革模式，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制度化改良，从而为诸侯国如何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建立了全面而系统的改革模式。因此，他的改革成为了春秋战国时期一系列改革运动的肇始先声。
管仲的改革措施对后世有大量可以思考回味之处，比如重农而不抑商，再如藏富于民和寓兵于民的策略，的确是很高明，足以让后世统治者作为参考。
走进历史深处，当我们真正领略了管仲改革的风采，我们不得不在心灵深处为管仲在那个遥远的时代所做的一切感到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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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与鲍叔牙感情非常深厚，鲍叔牙对他也有着深刻的了解。管仲当初贫困的时候，曾经和鲍叔牙一起经商，分财利时自己常常多拿一些，但鲍叔牙并不认为他贪财，知道他是由于生活贫困的缘故。
管仲曾经3次做官，3次都被君主免职，但鲍叔牙并不认为他没有才干，知道他是由于没有遇到好时机。管仲曾3次作战，3次都战败逃跑，但鲍叔牙并不认为他胆小，知道这是由于他还有老母的缘故。
管仲晚年曾数次向人说：“生我的是父母，但了解我的却是鲍叔牙啊！”
赵武灵王改革
赵武灵王是我国战国中后期赵国的一位奋发有为的君主。
他从赵国的实际出发，通过以“胡服骑射”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赵国在人力、物力上得以优化配置；同时，推进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相互融合的历史进程。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大变革，被历代史学家传为佳话。特别是赵武灵王以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力排众议，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挠，坚决向夷狄学习，表现了作为古代社会改革家的魄力和胆识。赵武灵王不愧是一位值得后人纪念和效法的杰出历史人物。
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就连中山那样的邻界小国也经常来侵扰。而在和一些大国的战争中，赵国常吃败仗，城邑被占。
赵国眼看着被别国兼并，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决心取北方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
“胡服骑射”的直接起因是赵国和中山国的宿怨。当时赵国，东有齐王国和中山王国，北有燕王国和东胡部落，西有楼烦部落和秦王国及韩王国边界。
赵国的边防部队，仍使用传统武器，缺乏现代化装备，一旦敌人发动突然攻击，很难防御。中山王国就曾经仗恃齐王国撑腰，侵略赵国的土地，奴役赵国的人民。
赵武灵王之所以改变服装，更新战备，就是为了准备应变，报中山王国之仇。其实，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除了为适应同周边国家的军事竞争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赵国是一个游牧文明重于农耕文明的国家。
赵国是华夏系统中与北方戎狄各族交流最全面、最深刻的国家，权贵家族与戎狄的通婚程度很高。赵国的文化如同他们国君的血统里有大量的戎狄之血一样，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混合体。
赵武灵王即位后，重用出身于楼烦的楼缓和出身于匈奴的仇液，再加上父亲的托孤重臣肥义，赵国的戎狄外族之臣，就成了赵武灵王最重要的一批助手。
赵国曾经采用了异地就任制，即让戎狄大臣到中原的邯郸任职，让华夏族大臣到北方的代郡任职，以期达到加强两种文化的交流的目的，但这种办法功效不大，代郡与邯郸在过去的100多年里成为了赵国政变的两个牢固据点。
而且，代郡的势力不断渗入到游牧文明的另一个重镇太原郡，邯郸则控制了地近中原的上党郡，赵国的南北分裂局势在扩大。
邯郸与代郡实际上是赵国执行南北不同攻略的两个国都。赵国的两种文化、两大政治势力处于不断的争斗状态，而且越离越远，这需要赵武灵王铁腕整合，明确各自的地位，将其整合为一个依赖重于排斥的整体。
此外，赵国与林胡、楼烦、东胡、义渠、空同、中山等游牧民族国家接壤，国民中有大量的胡人和胡人后裔，胡人文化在赵国也是根深蒂固的。正是由于赵国的游牧文明占上风，所以，赵武灵王适应客观情况，大力提倡胡化是符合实际的。“胡服骑射”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以代郡和邯郸为代表的两种文化、两种政治势力造成的南北分裂局面。
为了提高国民对在全国实行“胡服骑射”政策的信心，赵武灵王用他有限的骑兵在对中山的战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在声势上为“胡服骑射”的好处做了现实、有力的宣传。
赵武灵王率领骑兵向北进攻中山国，并大败中山国主力部队，从南至北横穿中山国，到达赵国的代郡，如入无人之境，大大地鼓舞了赵国国民的信心。
赵武灵王又到达赵国与楼烦边境，继而穿过楼烦和林胡的势力范围，向西折向黄河。赵武灵王渡过黄河，登上了黄河西侧、林胡人长期活动的地带。
在此行中，赵武灵王与游牧民族的骑兵发生多次战斗，无一败绩。在先声夺人后，赵武灵王开始找两边的代表人物征求意见。一方是有戎狄背景的肥义、楼缓和仇液等人，他们当然同意，而且从赵国的国情、地形和人文等现实情况出发，有力地论述了施行“胡服骑射”对国家结束分裂、增强国家的竞争力和促成国家深刻统一的好处。
另一方是以赵武灵王的叔叔公子成为代表的赵国宗室贵族，他们不愿丢掉手中的权力，认为“胡服骑射”必将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各项国家政策随之改变，他们以变动太大容易造成国内局势的不稳定为由，阻止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
为了说服那些保守势力的代表，赵武灵王循循善诱、晓之以理，并耐心地说服宗室贵族集团的首领公子成，向他表明自己改革的决心和对以“胡服骑射”为标志的全面改革的整体构想。公子成最终被说服了。由于公子成对“胡服骑射”的接受，赵国的宗室贵族如赵文、赵造、赵俊等人也就都跟着同意了。于是，赵武灵王正式颁布法令，赵国全境实行“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以能任官，明确了游牧文化的主导地位，结果大批出身低贱和有戎狄背景的人得到重用。赵武灵王主动打破华夏贵、戎狄卑传统观念的勇气，在中原各国中是十分罕见的。
赵武灵王把自己训练的精锐骑兵作为军官教导团，开始培训骑兵军官。原来的步兵和步兵将领要想转为骑兵，必须要经过严格的培训和考试。
同时，赵武灵王还招募大量的胡人，充实到骑兵队伍中。由于赵武灵王控制了骑兵的军官，这支新组建的骑兵军不同于以往的骑兵雇佣军，被赵武灵王牢牢地控制着指挥权。
赵武灵王借组建骑兵、选拔骑兵的机会，对赵国的步兵系统也进行了一次从上至下的大整顿，亲自选拔步兵将领。赵武灵王选拔军事将领严格遵循能力原则。
这样，国民中许多有能力的人都得到了任用，而大批的赵国宗室贵族遭到了裁撤。赵武灵王通过对军队系统的调整、改建，更稳固地控制了赵国的军权。
赵武灵王组建的骑兵是一个技术性比较强的兵种，对将领和战士的选拔与训练都很严格。“胡服骑射”改革后，赵国的军事将领主要是从骑兵中产生，至少要有在骑兵部队服役过的经历。
由于骑兵的特高待遇和非常好的军官前途，赵国的百姓都希望自己的家里能够出一个骑兵，最好是一个骑兵将领。于是，赵人养马蔚然成风。
赵武灵王组建的骑兵其装备比步兵要复杂得多。一个骑兵必须要有两匹马，用特制的骑兵弓，配备不同用途的箭，要有长刀和短刀，夜里御寒的皮蓬和可供长途奔袭的口粮和水。
骑兵的服务人员也很多，有负责养马的，负责收集牧草的，给马看病的，直接为骑兵服务的奴婢。骑兵的武器装备不同于步兵，主要由胡人工匠负责生产。
骑兵的流动性也很强，兵籍管理和给养保障比步兵要复杂得多，必须要新建立一个政府服务部门专门为之服务。赵国国内的马匹也都建立了马籍，以便于国家对全国骑战潜能的掌握和调用。
此外，由于骑兵用具中有大量的皮革制品，对牛羊的需求很大。所以，与游牧生活相关的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赵武灵王命人对全国的户籍和牛、马等大型牲口进行了普查，建立了可靠的管理体系。
骑兵本身就是一种胡人文化，赵武灵王在全国推广“胡服骑射”后，本来在赵国就占有主要地位的胡人文化由于正式得到了国家的肯定和扶持，胡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胡人歌舞、胡人医药、胡人服饰、胡人语言，都在赵国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普及。
赵武灵王大力推广军功贵族制度，并借助对全国人口普查与统计，将宗室贵族和地主隐瞒的人口都查了出来，扩大了国家掌握的税源和劳动力资源。赵国原有的宗室贵族体系遭到沉重打击。赵武灵王推广的军功制度成为赵国军民求富贵的主要途径。
经过赵武灵王重新装备的赵国士兵，他们的形象与中原各国的士兵形象差别较大，而与楼烦、林胡这些胡人倒很相似。赵武灵王本人也能操胡语，惯住帐篷，喜欢水草生活。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对赵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使之更趋近于游牧经济。对游牧经济、骑兵生活熟悉的大量胡人精英通过选拔，进入到赵国的军政领导层，改变了赵国的权力结构。胡人文化升扬，稳固了其在赵国的主导地位。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对赵国的国民性格进行了重新的塑造，在赵武灵王的宣扬下，胡人吃苦耐劳、重义尚武的精神，对赵国国民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同时，这一改革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两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奠定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融合的基础，进而推进了民族融合。
在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之后，胡服成为我国军队中最早的正规军装，以后逐渐演变改进为后来的盔甲装备。使“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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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武灵王为了打败秦国，决定亲自到秦国去考察地形，再观察一下秦昭襄王的为人。他打扮成赵国的一名使臣，带着几个手下人，到秦国咸阳去拜见秦昭襄王。
秦昭襄王觉得这个使臣既大方，又威严，不像个普通人，心里有点犯疑。过了几天，秦昭襄王又派人去请他，发现赵国使臣已不告而别。
秦昭襄王后来知道他接见的使臣就是有名的赵武灵王，不禁大吃一惊，立刻叫大将白起带精兵连夜追赶。追兵到函谷关，赵武灵王已经出关3天了。
秦国商鞅变法
商鞅是战国时代政治家、改革家和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
商鞅通过变法，使秦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家给人足”的繁荣景象，全国百姓以私下斗殴为耻，以为国家立下战功为荣，国家战斗力不断增强，富国强兵的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彻底的一次变法。它不仅推进了秦国社会的发展，而且推动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为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帝国奠定了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变法成果被秦国继承和发扬，更使得秦国封建法制得以迅速发展与完善。
战国初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因此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
而此时的周王室其统治已经名存实亡，主宰天下的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这七国不断地进行兼并战争，都想统一天下。
如何加强实力呢？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改革。当时各国纷纷进行改革，秦国也是其中之一。
秦国地处西陲，因经济、文化落后、百姓蒙昧、国力衰微，常遭魏国等中原大国的歧视和欺负。这种形势逼得秦国不得不进行改革。秦国商鞅变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这时的秦国更加不为各国重视，连权力被架空的周天子都不愿意搭理秦国。于是，秦孝公决心改变秦国的形象，并在即位当年颁布了求贤令：“不管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谁有好办法使秦国富强起来，就封他做大官，赏给他土地。”
当时有个卫国没落贵族商鞅，欲展才学，他见到秦孝公的“求贤令”后，就投秦一试。商鞅见到秦孝公，阐述了自己的治国理论，认为秦国要想强盛，唯有变法图新。秦孝公闻言大悦，与商鞅秉烛达旦三日。秦孝公变法决心既定，封商鞅为左庶长，统令变法事宜。
商鞅变法的法令已经准备就绪，但没有公布。他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就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3丈高的木头，并告示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赏他10两金子。”
此言一出，观者哗然，因为扛这根木头到北门去实在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大家议论纷纷，但就是没人上前，都怕其中有诈。
看看围观者越来越多，商鞅又下令将赏金加至50两。话音刚落，一个红脸汉子推开人群走到木头跟前说：“我来试试，最多不过是白扛一趟呗。”说着，他一哈腰，一较劲，一下子将木头扛到肩上，大步流星直向北门走去。左庶长商鞅连声夸赞这汉子是个好百姓，并当众兑现了50两赏金。
这件事一下子就在全城轰动开了，大家都说左庶长言而有信，对他下的命令一定要认真执行才是。公元前356年，商鞅正式公布了第一次变法令，包括了以下3项的内容：
一是编制户籍，整顿社会治安。建立了什伍组织，就是5家为一“伍”，10家为一“什”，各家互相担保，互相监视。一家犯了罪，9家都要检举，否则10家一起判罪。检举坏人和杀敌人一样有赏，窝藏坏人和投降敌人一样处罚。外出必须携带凭证，没有证件各地不准留宿。
二是奖励发展生产。老百姓努力生产，粮食布帛贡献多的，可以免除一家劳役；懒惰和弃农经商的，连同妻子、儿女一同充为官奴。一家有两个儿子以上，成人以后就要分家，各自交税，否则一人要交两份税。
三是奖励军功。一律按军功大小授予官位和爵位；军事上没有功劳的，即使有钱也不能过豪华生活，就是贵族也只能享受平民的生活。
新法一公布，就遭到了旧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的许多特权都被剥夺了。大臣甘龙等人公开与商鞅论战，其他反对派也到处攻击新法。
商鞅面对贵族们的挑战毫不退缩，他命人把反对派统统抓起来。这样一来，再也没人敢公开跳出来反对新法了。
经过几年的变法图新，秦国的实力大为提高。老百姓男耕女织，粮食布帛渐渐多了，社会秩序也好得多，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升平局面。秦国渐渐富强起来。
公元前350年，在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下，商鞅又公布了第二次变法令。商鞅的第二次变法，主要是两条：一是“废井田、开阡陌”和“封疆”；二是实行县制。
商鞅在经济上推行的重大举措是“废井田、开阡陌”。所谓“阡陌”，指“井田”中间灌溉的水渠及相应的纵横道路，纵者称“阡”，横者称“陌”。所谓“封疆”就是奴隶主贵族受封的界限。
“废井田、开阡陌”和“封疆”就是把标志土地国有的阡陌封疆去掉，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从法律上废除了井田制度。
法令规定，谁开垦的土地就归谁所有，田地可以自由买卖。这样就破坏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同时，建立地方行政机构，把贵族封邑之外的土地、人口统编为31个大县，由中央直接任命官吏进行管理。为了便于向东发展，又将国都从原来的雍城迁到渭河北面的咸阳。
商鞅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因弃本求末，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为官奴。
商鞅还招募无地农民到秦国开荒。为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这些政策有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发展封建经济。
实行县制是商鞅在第二次变法中的又一重大举措。规定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
商鞅通过县的设置，把领主对领邑内的政治特权收归中央。该措施有力地配合了“废井田、开阡陌”政策，用政治手段保证了土地私有，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
后来秦国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在新占地区设郡。郡的范围较大，又有边防军管性质，因之郡的长官称郡守。随着秦国实力的增强，郡内形势稳定，便转向了以民政管理为主，于是在郡下设若干县，最终形成秦始皇统治时的郡县制。
此外，商鞅还统一度量衡。此前秦国各地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商鞅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如今传世的“商鞅量”上有铭文记载了秦孝公“十八年”、“大良造鞅”监造等。
由量器及其铭文可知，当时统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商鞅还统一了斗、桶、权、衡、丈、尺等度量衡。要求秦国人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违犯。
商鞅统一度量衡，使全国上下有了标准的度量准则，为人们从事经济、文化的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统一了的度量衡对赋税制和俸禄制的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有利于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影响，也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奠定了基础。
商鞅第二次变法令的颁布，更加削弱了旧贵族的势力，引起了他们更强烈的仇视。旧贵族们慑于商鞅的强硬手法，不敢公开跳出来反对，就挑唆太子出面。
太子出面反对变法，使已经升任大良造、统管秦国军政大权的商鞅十分为难。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自然不能治他的罪，但若不予理睬，很可能使变法遭到失败。
于是，商鞅本奏秦孝公说：“朝廷的法令必须上下共同遵守，如在上的人不遵守，下面的百姓就会对朝廷失去信任，新法就不能贯彻始终。所以太子犯法，应与百姓同罪。”
商鞅接着说：“太子的过错，完全是他的两位老师长期以来恶意教唆的结果。太子年幼，他的言行，应该由老师负责。所以，我请求大王允许将太子的两位老师治罪。”
秦孝公看到太子脱了干系，也就很痛快地答应了商鞅的请求，将太子的两位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分别处以割鼻和刺字的刑法。这样一来，其余的大臣就更不敢批评新法了。
秦国地广人稀，邻近的三晋人多地少，商鞅就请秦孝公出了赏格，叫邻国的农民到秦国来种地，给他们田地和住房。秦国人自己则主要用于服兵役，增强了秦军的战斗力。
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前后不过20年的时间，秦国就从一个荒蛮之邦一跃而为“战国七雄”中最富强的国家，周天子还特意派使臣去慰劳秦孝公，封他为“方伯”，承认了秦国的霸主地位。
商鞅是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伟大最成功的改革家之一，他的变法为是战国时期最彻底的一次变法。变法中确立的生产方式，推动了秦国社会的发展；变法中确立的行政体制，推动了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商鞅变法为后来的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帝国奠定了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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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魏对秦的威胁最大。因为魏当时是战国七雄中的头号强国，而秦国力量较弱，黄河以西大片土地一直在魏国的控制之下。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兵强马壮，准备收复失地。
公元前340年，齐、赵两国向魏进攻，魏国形势危急。商鞅认为这正是一个好机会，便亲率大军进攻魏国。秦军先头部队一鼓作气攻占了魏国的都城安邑，逼得魏国迁都议和。
为了表彰商鞅的功绩，秦孝公将商邑一带的15座城池封给了他，称他为“商侯”，后来人们叫他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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