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突现了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现状。至于金世宗的改革政绩，历来被史家所称道。
他们除旧布新，建章立制，表明了一个改革者肩负使命的良知与愿望，从而在我国近古时期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后周世宗改革
周世宗柴荣是后周第二代皇帝。他在位期间，全面推行改革，大力整顿吏治，调整了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统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废除天下佛寺，安定了社会秩序，恢复发展了社会生产，国内经济稳定持续发展。
周世宗还加强了军事力量，为后周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提供了保证，也日后的统一建立了重要基础。他被史家称为“五代第一明君”。
954年，北周太祖驾崩，柴荣按遗命在柩前即皇帝位，是为周世宗。年富力强的周世宗，雄心勃勃，决心开拓天下，休养百姓，营造太平。
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他建立禁军、南征北战，改革政治，富国安民，营建帝都，畅通水路，建立了不朽功绩。
周世宗即位时，正值黑暗、动荡的时期，北周国贫民弱，外敌四起。即位还不到10天，便有北汉勾结契丹大举入侵。他力排众议亲自出征，招募勇士入编禁军，简选良将四面出击，沉着应战，危局中竟以少胜多，将汉军击溃。
战后，周世宗赏有功，罚怯懦，惩处贪生怕死的将领，严厉整治骄兵悍将。他下令各地将战斗力最强的士兵输送到京城，建立了精锐的禁军。并将精锐者升为上军，羸弱者裁汰，武艺特别出众的选为“殿前诸班”。
从此，中央禁军有足够的武力控制地方藩镇，成为服务于统一集权政治的武装工具。在此后的征战中，禁军起到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作用。后来的北宋延续了禁军制度，禁军始终是北宋王朝实力最强的军事力量。
大败北汉后，周世宗派兵伐蜀，一举收回4州，使后蜀不敢轻举妄动。他审时度势，3次亲征南唐。
进攻南唐的战争从955年冬开始，一直持续至958年夏，夺取了江淮之间14州60个县，逼使南唐退守江南。南唐主李璟因屡战屡败，奉表称臣。后周大获全胜，国力骤然增强。
五代政治黑暗，官吏极端贪暴。周世宗大力整顿吏治，破格任用贤才，改革了科举制度存在的弊病，使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受到朝廷重用。
他力肃贪污之风，严厉惩处贪官污吏毫不手软，就连自己的亲生父亲的故友犯法也不徇私情。他严格考核官吏，有几个官员借奉命出使之机游山玩水，也被他贬了官，这在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例。
周世宗奉行人道，注重法治，废除了随意处死条款和凌迟之类的酷刑。他以多种人道措施对待犯人，打扫监狱，洗刷枷拷，给犯人充足的饭食，允许探视有病的犯人，无主的病人由官府负责治疗，严禁使犯人无故死亡，私自杀死犯人的官员被斩首。
他命人彻底修改法律，制订了较为完善的《大周刑统》，对北宋的《宋刑统》有着直接的影响。
周世宗关心民间疾苦，下令罢黜正税之外的一切税收，禁止地方官吏和豪绅将自己的赋税转嫁到百姓身上。他鼓励开垦荒田，把中原无主荒田分配给逃亡人户耕种，并对逃户庄田颁布处理办法，优待从辽朝返回的逃户。
他还注重减轻租税。
958年颁发《均田图》，派官吏均定河南等地60个州租赋，废除曲阜孔氏的免税特权。又下令免收以前人民所欠两税，取消两税以外的苛捐杂税和一些徭役。
周世宗抑制寺院经济。当时佛教广为流行，许多人为逃避徭役和赋税纷纷“出家”，大量金属被用来铸造佛像，致使铜价上涨，钱币奇缺。周世宗采取抑制佛教、打击寺院经济的措施，禁止私自剃度出家，拆毁寺庙数千所，勒令僧人还俗数十万人，促进了商业发展。
周世宗针对日益发展的寺院势力，于955年下令废除没有敕赐寺额的寺院3万多所，迫使大批僧侣还俗，并禁止私度僧尼。下令收购民间铜器佛像铸钱。
有人认为他这样做不近人情，他却笑着说：“平定乱世乃千秋的功业。佛家曾说：如有益于世人，手眼尚且可以布施，区区铜像又何足道！”
周世宗打击寺院经济的措施，是继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三武灭佛”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抑佛运动，使后周控制的劳动力和土地大量增加。
周世宗延聘文学之士，实行考试制度，纠正科举弊端。
重视国家的藏书和文化建设。他曾多次亲临史馆视察藏书情况，见藏书太少，便下诏采取激励政策，钦定凡献书之人，均给以优赐。聚而又校，选常参官30人，对所藏图书进行校雠、刊正、抄写，并令在书卷末署校书名衔。为后周国家藏书奠定了基础。
周世宗曾极为诚恳地专门下诏要求群臣尽量上书言事，还点名让20多名翰林学士都写两篇文章《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
这种以命题向众多朝臣征求治国之策的做法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而且他也绝不是哗众取宠，只做做样子。在认真审读大臣的建议后，他欣然采纳了大臣王朴《平边策》中“先易后难”的主张，以此制订统一大计，付诸实践。
在开封城市的建设史上，周世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曾命大将赵匡胤骑马飞奔，直至马力倾尽跑出2.5万米。于是周世宗下令以马跑的范围扩建城池，修建了气势宏伟的东京外城。这就是“跑马圈城”的故事。
唐朝后期曾经大规模的扩建开封城池，奠定了开封城的基础。时过170多年之后，周世宗把汴州城拓展了一倍多，分外城、内城和皇城，城墙高大敦厚，建筑规整有序，为无险可守的开封城筑起了层层军事防线。
由于经济复苏，商业发展，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城内房屋过于密集，民宅侵入官道，致使车马无法通行。周世宗着眼于帝王之都的长远发展，下令将城内违章建筑全部拆毁，将城内的坟墓全部迁往城外重新安葬。
这种让“死人给活人腾地方”的做法虽然高瞻远瞩，在当时却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也遭到了许多人的非议和唾骂。周世宗明知会招来怨言，却依然故我，丝毫没有退缩。
他对身边的大臣说：“这样的事情总得有人来做，这样做的好处你们会在几十年以后看到。”
开封素有“北方水城”之称，但在五代时期，由于藩镇割据，战火连绵，流经开封的大运河已不能通航，黄河水患不断。周世宗命人治理运河、黄河和汴河，堵塞黄河决口，修固黄河河堤，还在汴河口立斗门控制黄河水势，确保京城的安全。
为恢复以开封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周世宗命人兴修水利，疏通漕运，先后疏浚了胡卢河、汴河、五丈河等。这样一来，山东和江南各地的粮食以及其他货物等，都可由水道直达京城。
水路交通枢纽地位的恢复，使开封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经济最繁荣的城市，从而决定了后来北宋定都于此，对于赵匡胤的统一战争意义重大。
959年，周世宗见契丹君臣昏庸，国政紊乱，趁此良机，领军亲征，收复北方失地。42天之间，兵不血刃收复3个州17个县，取得了五代以来对辽作战最大的胜利。
周世宗信心百倍，打算乘胜进军，一举收复幽州。可惜在这紧要关头，他却突然患病，被迫班师还朝。959年6月29日，日落时分，残阳如血，积劳成疾的周世宗，带着他的抱负，带着他的遗憾，永远离开了人世。
周世宗是位志在四方，有能力收拾旧河山的军事家，更是目光远大、胆识过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曾经希望能做30年皇帝，“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
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他在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以务实的态度、宏大的魄力，革故鼎新，做出了许许多多超越前人，启迪后世的非凡之举，卓有成效、影响深远。
他在位不到6年，但他已经为后来北宋的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周世宗堪称照耀黑暗时代的一颗璀璨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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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宗柴荣凡事率先垂范，甚至事必躬亲。他先后5次亲自领兵出征，每次都亲力亲为，战斗在第一线。
有一次，柴荣率领军队打算从水路进攻南唐，但在进军途中，有一段河道无法疏通，使大军受阻。
有的将领向柴荣禀告说，河道一旦被掘通，河水必然倒灌，所以无法安全施工，并建议改道前进。柴荣闻听此言，便亲自前去察看，几天后传下手谕，并且附有非常详细的施工方法。随军工匠依法施行，果然安全地疏通了河道，大军得以出征。
北宋庆历新政
宋仁宗时，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土地兼并加剧，人民生活困苦，岁币和军费开支有增无已，国家财用日绌，国内危机不断加深，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
在内扰外困的情况下，1043年，宋仁宗责成范仲淹、欧阳修、富弼、韩琦、蔡襄、王素、余靖等人有所更张，施行新政，以图太平。史称“庆历新政”。
由于新政强调澄清吏治，对官吏和商人构成威胁，而守旧派朝臣习于茍安，反对新政，宰相范仲淹被迫自行引退。庆历新政最终以失败收场。
庆历初年，是北宋政坛风云激荡，政局剧烈摇摆时期。北宋的边防开支突然膨胀。政府为了扩大收入，不得不增加百姓负担。于是，包括京城附近在内，各地反抗朝廷的暴动与骚乱，纷然而起。
1043年至1044年，宋军对夏战争惨败，内部动荡已是山雨欲来之势。
急欲稳定政局的宋仁宗皇帝，将西线的三名统帅范仲淹、夏竦和韩琦一同调回京师，分别任命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正副长官枢密使和枢密副使，又扩大言官编制，亲自任命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4名谏官，后来号称“四谏”。“四谏”官第一次奏言，撤掉了略无军功的夏竦，以杜衍和富弼为军事长官。“四谏”官第二次奏言，彻底罢免了吕夷简的军政大权。“四谏”们第三声奏论，驱逐了副宰相王举正，以范仲淹取而代之。
1043年，宋仁宗连日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写成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
《答手诏条陈十事》也叫《十事疏》，涉及澄清吏治、厉行法治和富国强兵3个方面，提出了10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是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
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政绩明显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二是抑侥幸，即限制侥幸做官和升官的途径。
当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20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20人。
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三是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
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四是择长官。
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有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是均公田。
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
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六是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
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七是修武备，即整治军备。
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招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3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八是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
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九是重命令，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
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十是减徭役。
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的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级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到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答手诏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手续，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
范仲淹还主张，改变中央机关多元领导和虚职分权的体制，认真扩大宰臣的实权，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了撤换地方上不称职的长官，他又派出许多按察使，分赴各地。范仲淹坐镇中央，每当得到按察使的报告，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把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
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了名，一批干才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办事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有所改善，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
朝廷上许多正直的官员纷纷赋诗，赞扬新政，人们围观着改革诏令，交口称赞。
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对成正比，大批守旧派的官僚们，开始窃窃私议。御史台的官员中，已有人抨击某些按察使，说什么“江东三虎”、“山东四伥”。范仲淹在边防线上的几员部将，也遭到秘密的调查，并遇到许多麻烦。
欧阳修等“四谏”，企图撵走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换几名台官。但他们很快发现，台官背后，掩藏着更有权势的人物。欧阳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离京出使河东。范仲淹预感到，事情不那么简单，改革路上，隐患重重。
1045年初，宋仁宗下诏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即今河南邓县，其他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
实行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先后取缔。京师内外的达官贵人及其子弟，依旧歌舞喧天。坚持了16个月的“庆历新政”终于失败。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宋朝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发展，统治集团感到危机四伏，因而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终于掀起一次更大的变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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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在应天府读了五六年书，成绩优异，便有了一个远大的人生理想。据《能改斋漫录》记载，范仲淹应试前，特到祠堂求签，咨询能否当宰相，签词表明不可以。
他又求了一签，暗中祈祷：“如果不能当宰相，希望能当良医”，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他掷签于地，慨然长叹：“男子汉大丈夫，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还有什么活头！”
这就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名言的来历。范仲淹有一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北宋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是北宋丞相，新党领袖。他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变法是针对北宋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而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
王安石变法是我国古代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动，他推行的富国强兵措施，已经具备了近代变革的许多特点，被誉为我国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王安石出身于地方官家庭，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而且他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
1042年3月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之后调任鄞县，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
1058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时，给朝廷呈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法度必须改革，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制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
他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建议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唯才是举，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王安石主张变法，宗旨是以改革北宋建国以来的积弊。
积弊之一就是存在着三大矛盾：民族对立严重，北宋与西夏和辽国发生多次战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突出，改革派与守旧派斗争激烈；阶级矛盾尖锐，宋朝统治者由于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态度，导致1/3的自耕农沦为佃户和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致使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因而造成各地农民暴动频繁。
冗官是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权和集中皇权造成的。比如，宰相职位一般有很多人担任，同时还设置了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
官职也不断增加，导致北宋机构臃肿；采用恩荫制，一个官僚一生当中可以推荐数十个亲属当官；北宋大兴科举，科举应试人数增加，取士人数也增加。
冗兵是扩充军队造成的。为了防范军阀割据，农民起义，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稳定社会秩序，宋代不断扩充军队的数量，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军费开支占到整个财政支出的十之八九，造成冗兵问题。冗费是冗官、冗兵导致的直接结果，使政府财政支出增加。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因而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
还有就是积贫和积弱这两积问题。积贫，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出现财政危机，导致积贫局面的形成。积弱，北宋吸取中唐以后武将拥兵、藩镇割据的教训，大力削弱武将的兵权，领兵作战的将领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利，带来的后果是指挥效率和军队战斗力降低，导致宋军在与辽、西夏的战争中连年战败，形成积弱的局面。
北宋初年上述三大矛盾和“三冗”、“两积”问题的存在，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危机，革新除弊逐渐成为朝野共识。
1067年宋明神宗继位，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后来曾经多次与王安石讨论治国之道，并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第一项举措就是进行机构改革。
1068年2月设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推动变法第一个设立之机构，原本宋朝的财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设立置制三司条例司来作为三司的上级机构统筹财政，是当时最高财政机关，此机关除了研究变法的方案、规划财政改革外，也制订国家一年内的收支，并将收入定其为定式。
1072年3月，王安石颁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资金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即市场交易司，在平价时收购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5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两分。用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市易法增加了财政收入。
1070年，王安石令司农寺制订《畿县保甲条例颁行》。乡村住户，每5家组一保，5保为一大保，10大保为一都保。
凡有两人以上的农户，选一人来当保丁，保丁平时耕种，闲时要接受军事训练，战时便征召入伍。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用以防止农民的反抗，并节省军费。
王安石变法的第二项举措是进行税赋改革。
一是制订《方田均税条约》。
1071年8月由司农寺制订《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5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订税数。
方田均税法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二是改革均输法。
此法早在西汉桑弘羊时试行，唐代以后各郡置均输官，达到“敛不及民而用度足”。但是王安石以内藏钱500万，上供米300万石为本钱，行使均输法，汉朝的桑弘羊和唐朝的刘晏行使均输法都不另拨本钱，所以王安石的均输法也算是创新。
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费，又要避免商人囤积，在淮、浙、江、湖六路设置发运使，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的原则，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质。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减少人民的负担。
三是颁布青苗法。
青苗法起源于陕西转运使李参，所以青苗法是一个地方实践后推向全国的产物。王安石颁布的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
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20%或30%归还谷物或现钱。
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于受高利贷的盘剥，但具体实施中出现强制借贷现象，是王安石变法措施中争议最大的内容。
四是实施募役法。
募役法又称“免役法”，于1070年12月由司农寺拟定，开封府界试行，同年10月颁布全国实施。
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
实施募役法使得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时间，促进了生产发展，也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此外，王安石颁布了农田水利法。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当地居民照每户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此法还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
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土壤变成良田。
王安石变法的第三项举措是进行军队改革。
一是实施裁兵法，整顿厢军及禁军。规定士兵50岁后必须退役，测试士兵，将禁军中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二是实施将兵法，又叫“置将法”。废除北宋初年订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操练军队，以提高军队素质。
三是实施保马法。明神宗时，宋朝战马只有15万余匹，政府鼓励西北边疆人民代养官马。凡是愿意养马的，由政府供给马匹或政府出钱让人民购买，每户一匹，富户两匹。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负责赔偿，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马匹，徒增民扰。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四是实施军器监法。宋代武器原归中央三司胄案和诸州将作院制造，质量粗劣，严重影响战斗力。为了改善这种状况，1073年8月广设军器监，负责监督制造武器；并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
王安石变法的第四项举措是进行科举改革。
关于科举和教育制度改革，王安石主要依靠的理论来源就是《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其中主要谈到当时科举和教育的弊病主要是课试文章主要是章句之学，以及人主没有陶冶人才，所以提出“养之、教之、任之”的方法。
一是采取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后来地方官学也推行此法。
二是改革贡举法。王安石改革贡举法，废明经、存进士。于1070年3月，进士殿试罢诗、赋、论三题而改试时务策；于1071年2月，颁新贡举制，废明经，专以进士一科取士。另设“明法科”，考察律令和断案。
三是颁行新的经义。1072年，明神宗正式提出应该颁行新的经义。次年，宋明神宗任命王安石提举经义局，由吕惠卿、王雱等兼修撰《诗》、《书》、《周官》等书。
在重新训释经义时，王安石确定了这样几条原则：第一，训释经义，是为了破除“伪说”，教育士子，使其符合“盛王”时的做法；第二，要恢复经文本义，打破疏不破注，即在解释旧注时，不改变其任何观点的成法，反对汉以后烦琐的章句传注使源流失正的陋习；第三，阐明经文义理，反对对经义的曲解和烦琐学风。
王安石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同时，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明神宗在关键时刻发生了动摇，宋明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废除新法。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
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
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也不能完全在于守旧派反对，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检讨。
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王安石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王安石覆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两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割袍断义。再如，苏轼本来是拥护新法的最好人选，但苏轼的很多正确的意见也未能被王安石采纳。
1086年，司马光在宋哲宗朝为相，尽废新法，苏轼、范纯仁等人皆曰不可，司马光执意而行。不久王安石在南京病死，同年9月，司马光病逝。
1093年，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9年。支持变法者被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者被称之为“元祐党人”。从此宋朝进入了党争的泥沼，难以自拔。
王安石变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代多有评说。南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把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我国皇权时代官方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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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打算身边再要个书童，可是连着看了几个都不中意。
这一天，家人又找来个书童，请王大人过目。王安石问了他几个问题，小家伙答得不错。
王安石看他聪明伶俐，也没说什么，在纸上写了几行字，交给了家人：一月又一月，两月共半边；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长流之川；一家有6口，两口不团圆。
家人看了，沉思了一会儿，终于明白了主人的意思，就把小家伙留下了。原来，王安石写的是个字谜，谜底就是一个“用”字。
元代忽必烈改制
孛儿只斤·忽必烈是元代的创建者，庙号元世祖。他是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蒙古民族光辉历史的缔造者。他在位期间，首创行省制，加强中央集权，重视农业生产，治理河道，强调儒学治国，使得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为元朝的统一行动奠定了良好基础。
忽必烈的改制顺应了蒙古游牧民族封建化进程加快的趋势，他在征服中原后，接受了发展程度较高的中原汉族为主体的农业封建文明。由于忽必烈大行汉法，使得元朝的经济实力大为加强，并进兵翦灭了南宋残余势力，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的又一次大一统。
忽必烈年轻时就思“大有为于天下”，并热心于学习汉文化，曾先后召元好问、王鹗、张德辉、张文谦、窦默等问以儒学治道。他在蒙哥汗时受命治理漠南汉地军国大事。
在后来的1271年11月，他在建国10多年之后统治地位已经逐渐巩固时，才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忽必烈就是元世祖。
从此，大都成为元代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明、清两代，北京一直是国家的首都。元大都的修建，影响是深远的。
忽必烈在大都建都，不仅使疆域辽阔的大都成为了国际化的大都市，还使之成为了一个集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为一体的大城市，使得元代经济实力、文化教育以及政治管理方面得到了空前高涨的发展，这可以说是元代飞跃发展的一个阶段。
忽必烈的政体更新，首先是成立了中书省，由王文统担任中书省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其主要助手，任中书左丞。中书省主要负责处理大多数的政务。
1263年，他建立了枢密院，负责军事。5年后，最后一个主要机构御史台成立了，负责监察和向忽必烈报告汉地官员的情况。
这些机构在各省都设有分支机构，负责执行中央政府决定的政策。这些机构负责全国事务，此外还有很多专为大汗和皇宫提供服务的特殊机构，例如内务府、将作院等。
忽必烈简化并整合了行政管理系统。他采取了高鸣的建议，废除了自唐朝起就设立的门下省和尚书省，但保留了中书省，六部也并入中书省，该机构全权负责行政事务。
由于只有一个机构负责，行政管理应该进行得更顺畅。呈报皇帝的所有奏折都要经过中书省过滤，中书省负责起草法律，解决“涉及死刑之案件并设断事官辅助之”。
中书令经忽必烈批准，得作出重要决策，由各部负责执行。左丞相和右丞相负责向皇帝提出建议，并负责六部，而六部则负责贯彻执行政府政策，并在中书令患病、出行或无法视事时代行其政。
忽必烈在农业经济方面改革的关键是劝农。
1261年，他创建了一个机构劝农司，并任命8名官员开展支持农业经济的计划。忽必烈选择姚枢总领该机构，显示了他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同样，劝农司的官员又挑选了一批精通农业的人员帮助农民耕作土地。
最终，一支规模庞大的官僚队伍被组织了起来，其职责是促进农业生产以及有效利用土地。还规定以辖区内百姓人口、户数的增加、开垦田亩的数目、赋税是否公平作为衡量官吏政绩好坏的标准。
忽必烈还诏令劝农司编成《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全国，指导农业生产。忽必烈制定政策，促进土地的恢复，减轻农民赋税。他禁止牧人在农田里放牧牲畜。此外，他希望削减封地的权力，这对保护农民利益同样是很关键的。他尽力限制对老百姓提出过分的要求。
按照忽必烈所实行的新体系，原先农民向封地领主缴税改为向政府缴税，然后，税收收入由政府和领主平分。农民每年只需缴纳一次税，不必再担心领主反复无常地征税。
有时他还会豁免那些被征召承担特别劳役者的税。忽必烈一再发布命令，要求他的使节和军队不要向当地农民滥征税。
忽必烈希望帮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促进经济的复苏。至1270年，他发现了一个合适的机制，这就是社。这是一种由政府支持的新的农村组织，大约由50户组成，每个社有一个社长为其首领，首要目标是刺激农业生产，鼓励垦荒。
忽必烈对社所颁布的命令包括：助耕，植树，开垦荒地，改善防洪和灌溉设施，增加丝绸生产以及河湖养鱼等。社长要奖勤罚懒。
对于手工业，忽必烈在政府内设置了一定数量的机构，用于组织工匠和保障工匠的利益。这些家庭作坊负责提供首饰、衣物以及纺织品等，以应宫中所需。另外，公共建设项目也需要技术熟练的工匠提供服务。
为了获得手工业者的忠诚，并帮助他们取得成功，忽必烈制定了有利于工匠的规章制度。政府向他们提供定量的食物、衣物、食盐等，并豁免他们强制性劳役的义务。
规定还允许他们在市场上公开出售自己制作的物品。因此，在忽必烈的统治下，工匠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
对市场经济方面，忽必烈的政策使商贾兴旺发达。
商人总是被看作寄生虫，本性诡诈，嗜财如命，因此以前不少帝王试图规范他们的商业活动和利润，严重的甚至取缔他们的商业活动，没收他们的赢利。
忽必烈对商人并没有这种成见，他给予了他们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因此，贸易活动在中国境内繁荣起来了，对外贸易也很兴旺。
穆斯林商人在中国与中亚、中东以及波斯的陆上贸易中担当了中介的角色。他们进口骆驼、马匹、地毯、药材以及香料等，出口中国的纺织品、陶瓷、漆器、生姜、桂皮等。
他们把中国的瓷器、丝绸以及铜钱等从东南港口城市泉州和福州运往西方，并运回宝石、犀牛角、药材、熏香、地毯、胡椒、肉豆蔻以及其他香料等。在当时，一些中国瓷器是专为出口而设计的。
个体商户和商人协会在蒙古语中叫做“斡脱”，他们对我国的经济作出了很大贡献。
元代法律要求，外国客商进入中国以后，必须立即把他们的贵金属换成纸币。这项政策给政府带来了巨额财富，而商人也愿意遵守这项规定，因为政府同时赋予他们开展对华贸易的权力以赚取丰厚利润。斡脱向政府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服务，而朝廷则大力扶持斡脱。
例如，在蒙古征服战争期间，斡脱向蒙古贵族提供了急需的贷款。作为报偿，忽必烈于1268年设立了一个斡脱监管机构。
该机构负责把来自蒙古贵族或政府的资金贷款给斡脱，月利息仅为0.8%，对比其他借贷者3%的月利息要低得多。
为了促进贸易并增加商人的利益，忽必烈决定在其辖区内流通纸币。忽必烈是第一位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纸币流通系统的蒙古统治者。
忽必烈在执政的第一年，设计出了3种类型的纸币，其中之一在他任期内一直在使用。第一种汉语叫“丝钞”，是以丝绸为本位的货币。其他两种中统元宝钞和中统银货，则是由银子储备支持的银本位货币。中统元宝钞最后赢得了人们的信任，成为最流行的货币。
这些纸币在当时可能很容易得到并且使用很广泛，因为马可·波罗在叙述他13世纪在华生活的时候，曾对纸币有过详细的描述。至少直至1276年，这套货币系统运行良好，部分原因是忽必烈严格控制了纸币的发行量。
忽必烈帮助商人的其他方式还包括运输系统的改善。忽必烈大力提倡修路，在路的两旁种有杨柳和其他树木为道路遮荫。
另外，他还建立了驿站，虽然最初是专为传送官方邮件而设计的，但是也用于方便贸易活动。除了接待旅行的官员和外宾之外，驿站也用于客商的客栈。
在忽必烈统治末期，就有1400多个驿站，拥有可供役使的马大约5万匹，黄牛8400头，骡子6700头，马车4000辆，小船将近6000艘，绵羊1150只。
每个驿站的规模不等，但都有为旅客投宿准备的客房、厨房、大厅、牲畜圈棚、粮仓等。在一般的情况下，信使骑马在驿站协助下一天内能跑400千米，以递送重要信息。这在13世纪乃至以后的世纪都不能不说是一种了不起的高效率的邮政服务系统。
忽必烈的政策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贸易，同时也显示了他对商人的关心。他的统治是很成功的，商人的生意异常兴隆。
其他阶层的人们和行业群体，在忽必烈的统治下似乎也比在汉人皇帝统治下过得好。比如，医生就是一个受到元代政府青睐的职业
注重实用的蒙古统治者重视医学，因而使之成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行业。医师的职业收入丰厚，并可通过影响患者，实践儒家思想中的仁爱理念。而且，医生经常被豁免劳役和其他赋税义务。
在政府的支持下，医生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
忽必烈这一系列经济措施，使饱受战乱破坏的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及商品经济基本上得到了恢复，有的地方甚至有了发展，为中原文明的保存和延续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也为蒙古社会制度的封建化注入了新的物质内容。
在科技方面，忽必烈非常尊崇天文学家和其他科学家，并邀请了许多外国科学家来到中国。
1258年，波斯人在阿塞拜疆的马拉盖修建了观测站。他们制造了新的天文观测仪器，并且作出了重大发现。
1267年，忽必烈邀请波斯天文学家札马鲁丁来到中国传授这些发现。札马鲁丁带来了圆球形的天体图、日晷、星盘、地球仪以及天象仪等，作为礼物献给元廷。他还献给忽必烈一本新的更精确的日历，汉语叫“万年历”。
1271年，忽必烈终于建立了穆斯林天文学院，即“回回司天台”。在这里，我国天文学家郭守敬利用波斯天象图和演算结果，制造出了自己的仪器，并设计出了他自己的日历《授时历》，该日历在稍作修改后在明代被广泛使用。
在忽必烈统治期间，穆斯林对地理知识的传播和地图绘制也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阿拉伯和波斯的旅行家、商人带来关于中亚和中东的信息。地理学在中国蓬勃兴起，并采用了阿拉伯资料中关于中国以外其他地区的资料。元代绘制的世界地图可能是以穆斯林资料为基础的，对亚洲和欧洲的标写相当准确。
他提出修建三学，设立教授从事教学，开设科举来选拔人才，考试时以讲经义为主，辞赋，策论次之。开设学校后，应选择开国功臣的子孙们来上学接受教育，挑选明智通理的人才负责教育方面事务。下令地方州郡对孔庙加以祭祀。以礼乐安定天下太平。
他以国家专门的资金供养天下那些不会做买卖而又没有财产的名士和老成博学的儒生，保障其基本衣食住行。在当时，孔庙的建设更进一步具体体现了忽必烈为获得儒士精英支持所作出的努力。元代代表定期向这位贤哲献祭，并在孔庙举行仪式。
他建立国史院，令王鹗招募史馆编修者、学士以及起草人。尽管在忽必烈任期内，无论是《辽史》还是《金史》都没有完成，甚至在他统治期间还没有动笔起草，但是王鹗毕竟为金朝史的修撰构想了一个有组织的计划。而忽必烈及其幕僚对此构想及其初步实施也功不可没。
忽必烈的一系列汉化改革举措，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全面复苏，巩固了封建国家的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对边疆地区的管辖，促进了民族交往和中外交流。
实行“汉法”加强了民族交往和中外交流，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实现了更大范围的大一统，更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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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的铁骑包围大理城以后，姚枢劝谏他不要滥杀。他采纳姚枢等人建议，派使臣前去劝降。
大理国王段兴智有归降之意，但大权在握的高和等人不想投降，并暗中将使者杀害。
忽必烈下令屠城。姚枢苦苦相劝无果。这时，刘秉忠把当权者比作牧羊人，把老百姓比作羊群，他说：“牧羊人得罪了你，你拿无辜的羊出气，这公平吗？”
忽必烈立即下令“止杀”。
在这些汉族儒生的影响下，忽必烈对军队约束较严，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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