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俗读本-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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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把“文明”写入了国家发展目标当中,党的十八大报告又明确将“文明”与“富强”“民主”“和谐”一道,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价值追求。“将文明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上的价值目标,是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文明观指导下,基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规律,基于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积淀,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所做出的科学研判与精准定位,对更好地凝聚力量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将文明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上的价值追求,就是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国家作为国家建设的核心价值理念、基本价值目标与关键价值标准,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国家文明、社会文明和个人文明的全面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明理念、文明制度和文明行为的有机统一。”[1] 十八大报告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对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作出如此明确的阐述,深刻地反映了我们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规律、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从而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更加成熟和完善。

    第一节 文明的概念与时代价值

    一、文明的概念

    何为文明?何为社会主义文明?文明在当代中国的科学内涵和本质是什么?这些问题是我们理解文明何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何以成为国家层面的价值追求的重要逻辑起点。按照1973年至1974年英国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对“文明”一词的定义,文明是一种先进的民族在生活或某一历史阶段中显示出来的特征的总和。1979年,联邦德国出版的《大百科词典》指出,从广义角度来说,“文明”一词是指良好的生活方式和风尚;从狭义角度讲,指的是人类通过知识和技术形成的物质和社会状态。当文明作为一个价值观念时,它相当于狭义上的文明,指的是与思想上的保守和文化上的落后相对应的思想上的进步及文化上的先进。[2]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说到底是一部文明发展史,即是一部从野蛮走向文明、从低级走向高级的斗争史,所以,自人类从蒙昧和野蛮的原始状态脱离出来之后,人类社会文明处在不断发展进步的进程之中。人类社会先后走过了奴隶制文明、封建制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而社会主义文明是人类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中生成的优于和高于以往文明形态的新型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作为更高阶段更先进的文明类型,其优越性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它是人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自觉实践和创造活动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已有的认识成果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对世界的本来面目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行了如实的反映,从而使人类深刻认识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总结了过去的全部历史规律,能够科学预见未来的社会发展的前景,因而能够根据这种规律性的认识主动地推动历史前进,自觉创造自身文明。第二,社会主义文明是完整全面的。社会主义文明首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由各种要素所构成的严密的体系。社会主义文明的各要素之间,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之间,存在着一个内在紧密联系、相互不断制约的内在机制,文明的内部结构之间只有按照这个机制协调发展,人类调适与外部世界以及自身关系的实践能力才能从整体上得到提高。第三,社会主义文明的最高价值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是促进人得以全面发展的社会,也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为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基于此,社会主义文明的终极价值诉求也应是实现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相较于以往的其他社会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是,“人”在当代资本主义文明中所呈现的状态也依然是工具性的、单向度的和片面的人。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主题始终是人的解放和自由,这也是衡量这种文明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的价值尺度。[3]

    社会主义文明作为一种明显有别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崭新文明,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宣告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日算起已近百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道路也历经了六十多年的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不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之上,并且还深深扎根于中国五千年传统文明观之中。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以及发展实践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文明的本质和内涵也在不断深化和更新,并不断被赋予时代意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我国社会主义文明的本质是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有着密切联系的。社会生产力进步,人民富足与生态优美便自然成为了社会主义文明的基本内涵。发展社会生产主要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及人类自身的生产;人民群众生活富裕是社会生产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具体表现;维持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和平衡,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证自然生态的良好状态,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是创造社会主义文明的必要前提。从文明的概念来看,我国的社会主义文明是有着丰富内容的有机统一体,其涵盖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大基本内容,属于广义的文明范畴;从结构层次上看,我国的社会主义文明是一个由文明理念、文明制度和文明行为构成的完整体系。这一体系中包含着意识文明、制度文明与行为文明三个层次,逐步递增,逐步深化。

    二、文明概念的产生及其变化

    中国作为四大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不仅拥有丰富的文明内涵,并且“文明”一词本身也带有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烙印。综观中国历史中的“文明”,不难看出,我国历史上的文明思想在不同阶段有其不同的具体内涵和表现。直至新文化运动之前,每一阶段的文明思想都表现出了对前一阶段文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高举“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大旗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我国的传统文明发展进程出现了明显断裂。西方文明观在近代社会中迅速传播,这其中包括后来被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采纳的马克思主义文明观。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明的含义主要有“文采光明,文德辉耀”和“有文化的状态”两种解释。[4] 据记载,汉语中的“文明”一词,最早随着时代的发展,文明一词逐渐由客观物体扩大到一切事物,如社会制度、法律条文、人的思想情感、行为得失等所达到的显露无遗的状态;凸显的是个体通过被教化而具有的道德涵养,是一种认知和价值判断;注重的是人与自然、他人、社会的关系,以达到“和谐”的境界。《尚书·舜典》中称赞舜:“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慎微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孔颖达注解说:“经天纬地曰文,临照四方曰明。”有王者修德、民风淳朴之意。但这一时期的文明内涵,其最高境界主要显现在“圣人”或“大人”“经天纬地”的伟大言行中,社会意义并不突出。[5] 这里的文明与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所说的广义文明具有相似之处。福泽谕吉认为狭义的文明指的是单纯地以人力增加人类的物质需要或增多衣食住的外表装饰,而广义的文明则不仅在于追求衣食住的享受,而且还要注重励志修德,把人类提高到高尚的境界。[6]

    有研究表明,最早在晋末宋初,“文明”一词关注的对象开始从社会转向个体,被广泛运用于描述个体所呈现出的人格境界和道德修养。汉代以儒学为核心,糅合道家、阴阳五行家等思想,形成了新儒学体系,对发扬传统美德、缓和社会矛盾等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宋明新儒学在吸纳佛道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注重“气节”

    “品德”等重要的道德规范和修养方法,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有着积极作用。直至近代以前,中华传统中的“文明”一词,都是一个保持连续但有所发展的概念,其基本含义主要表现为“文德教化”。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进程的展开,“体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政治变革和科学进步”的新西方文明观开始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的文明观产生了极大冲击,两者的融合产生了诸多新的文明理念与行为,解放个性、培养公德等成了这一时期的主要文明理念。魏源提出“师夷”主张,肇始了中国人西洋观念和文明意识的巨大转变。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的出版书籍中第一次有了对“文明”概念的阐释,但仍不完善。无论来华传教士还是中国人自己编纂的英汉词典,一般都以“教化”一词来翻译“civilize”,而“civilization”直译为“文明”,则需要到20世纪中期了。甲午战后,现代概念意义上的“文明”一词(包括广义“文化”一词)已频繁出现于报刊、上呈皇帝御览的变法专论、奏折及各种著作之中,甚至出现在宋恕的《致夏慧卿(曾佑)书》这样的私人通信里。[7] 梁启超是国内较早使用现代“文明”概念并将其理论化、系统化的学者。在他的带动和示范下,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对文明内涵的理解有了一个新的拓展。梁启超、严复及谭嗣同等人以培植民德、培育新民为己任,主张“新民德”。在这一时期中,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大力传播,具有现代意义的文明概念开始广泛地被社会各界所接受并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剪辫子、着洋装成为当时中西方文明观交汇在民众生活中表现出的最具代表性的“文明”行为。

    若说晚清是西方文明观开始传入中国并与我国传统文明观交汇的时期,民国时期则是中西文明融合的重要时期。经过了晚清时期思想的激烈碰撞,西方的一些文明观开始融入中国人的思想与行动中,如在生活方式上,产生了剪发易服、家庭革命、自由婚恋等标志性事件;在生活理念上,民主、科学等开始逐步进入人们的生活。这一时期的文明融合,对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形:其一,一批知识分子在引入西方文明的同时,结合中国的传统国情,形成了独特的文明观。孙中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之一。在他看来,“心性文明”是以“公共心”为核心,并包含政治清明、平等、民主等西方文明与“仁”“义”等传统美德的综合体系。其二,大力宣扬西方文明,主张彻底铲除中国传统文化;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反对国粹。这一派以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和旗帜陈独秀为代表。陈独秀明确表示:“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两者根本相违,绝无折中之余地。”“若是决计革新,一起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国情等鬼话来捣乱。”[8] 其三,以西方文明为鉴,致力于维护固有文明之“国基”,主张“以彼之长,补我之短”。《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从道德层面剖析了文明风尚的偏向,主张在弘扬传统道德的同时,倡导实行“简朴之素风,无为西洋之物质文明所眩惑”[9] ,提出了“勤俭生文明”的观点。其四,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之时起,也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正如李大钊所指出:“东洋文明既衰退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只有‘第三种文明’,俄罗斯之文明诚是以当媒介之任。”[10]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的革命过程中,为中华民族文明的独立和复兴进行了艰难探索,并最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观。毛泽东同志在其一系列文章、著作中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纲领,把思想政治工作当作“生命线”等社会主义文明理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文明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阶段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借鉴。

    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学界更多地从进步、发展的角度对“文明”进行了阐释,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将文明定义为:“文明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社会进步和人类开化的进步状态的标志。”[11] 不同于学者对“文明”的抽象定义,中国共产党视域下的“文明”则更加具体,更具指导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同志不仅强调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同时在文艺界提出“双百”“二为”方针以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在党建中提出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树立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了第二次伟大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国的社会主义文明观也在此过程中得到极大的丰富发展。从叶剑英提出“两个文明”,到邓小平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江泽民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到十七大发展到“五个文明”,再到十八大将“文明”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价值追求,这个完整的文明体系充分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合理性和科学性,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12] 同时也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认识的不断深化与完善。

    三、文明观的特征

    社会主义文明作为人类先进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与发展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必然是集先进性、科学性、价值导向性与历史超越性于一身的,并实现和谐发展、有机统一的文明体。

    (一)社会主义文明的先进性

    社会主义文明的先进性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即社会主义文明必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基本论点,始终明确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是将发展提升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应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它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自由发展的价值的强调,我党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也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并将“以人为本”作为全党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

    社会主义文明的先进性在本质上发源于对资本主义文明固有发展模式的根本扬弃与超越。首先,社会主义文明从根本上突破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狭隘关系,确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为发展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就比资本主义社会有了极大提高。[13] 其次,社会主义文明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诉求,而且这一价值诉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具有必然性和可能性,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发展主体的异化。再次,在社会主义文明作为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与开放性的社会文明形态,它的先进性还源于对传统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与超越。社会主义文明作为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与开放性的社会文明形态,总是在具体的建设实践中实现自身的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文明发展到今天,它既有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模式的扬弃,也有对传统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

    (二)社会主义文明的科学实践性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也是实践的产物。社会主义文明正是立足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等科学实践的现实基础上,人类社会的开化程度和进步状态。

    第一,社会主义文明及其进步以社会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明确阐释了物质文明的概念,他们将物质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把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物质文明建设的中心内容。

    第二,社会主义文明是内蕴着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价值追求的科学实践活动。社会主义文明以脱离低级享受的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科学发展作为价值诉求定位,并积极使这种文明的价值理想成为社会现实,从而使这种力图转变的实践理所当然地成了社会主义文明的科学实践特征。

    第三,社会主义文明的实践性还体现在,社会主义文明是劳动人民在创造实践活动中产生的积极成果。劳动人民作为革命力量,在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同时,也实现着社会共同的、普遍的利益。社会主义文明正是劳动人民在进行科学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积极成果。

    (三)社会主义文明的价值导向性

    社会主义文明的价值导向性表现为始终坚持将功利价值导向和非功利价值导向相统一:在社会主义文明实践过程中,充分重视物质价值(自然价值、经济价值)的同时,对精神价值(文化价值、知识价值、道德价值、审美价值)、政治价值和生态价值予以了高度重视,正确引导社会的价值评价,进而使社会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同时获得物质文明的坚实基础和精神文明的理想品质。

    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种新型的、高级的文明形态,社会主义文明在价值观层面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是高度一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明在国家、社会与个人三个层面上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与价值准则要求,本质上体现着社会主义文明对国家、社会、个人三大主体的价值规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社会主义文明在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设置;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体现的是社会主义文明在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是社会主义文明在个体层面的价值取向。如此,社会主义文明的价值导向性就在国家、社会与个人三个层面实现了社会主义文明实践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价值追求的坚持。[14]

    (四)社会主义文明的历史超越性

    文明是在历史中不断生成、发展的,它是一个不断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进步的过程。尊重并继承人类历史各个阶段上取得的文明成果,突出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文明的历史超越性。

    肯定人类在以往社会形态中取得的文明成就,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文明社会,是社会主义文明历史超越性特征的表现之一。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人类历史上的各个阶段对文明的发展与进步的积极推动作用;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上,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认识到资本主义文明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同时又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文明进步现象,进而认为这些进步的文明现象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充分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文明是对人类历史各阶段文明成果的继承与扬弃,因而也就具有了对以往文明成果的超越性。

    社会主义文明的历史超越性不仅体现在对过去历史的回首,还体现为对当下的观照与对未来的前瞻。观照当下,意味着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着力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着力提高人民道德文化水平,着力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实现文明成果与劳动人民的结合。对未来的前瞻性要求是指在当前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过程中,首先要稳健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为社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其次要在当前的文明建设中,着力于解决既关涉本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实践,又涉及人类社会文明的难题,以此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提供“文明增量”,为世界文明进程做出应有的贡献。

    四、文明观的时代价值

    文明不仅是社会发展的优秀成果,更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价值尺度。因此,追求文明是人类社会始终不变的主题。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文明面临新的形势,尤其是随着信息化、全球化、城镇化与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与同步发展,社会主义文明面临新的历史境遇、新的挑战与机遇。党的十八大报告将文明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价值追求,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揭开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也为未来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锚定了走向,呈现出新的愿景。

    (一)理论价值

    马克思主义科学文明观在中国传播发展的一百年,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及习近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不断用社会主义实践丰富马克思主义文明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一百年。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如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延续人类文明,进一步推进更高形态文明的发展,既是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时代所赋予的重要历史任务。党的十八大首次明确将文明上升到核心价值观层面加以倡导与追求,体现了我们党的追求、国家的意志与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一致性。更重要的是,这是我党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科学体认,对时代任务的郑重回应。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整体而言是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质的规定性,凝结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民族精神的时代精华。就文明而论,其核心在于精神,精神的核心在于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社会主义文明在精神层面的本质要求与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重要的内容。文明作为国家层面的价值追求,其首要任务就是要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社会与人民大众三个维度中的主导地位。由此可见,倡导与践行社会主义文明观与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高度一致性。

    其次,文明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价值要素中具有统揽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基本要求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富强、民主、和谐诸要素都是人类文明的表现形式。富强,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要概念,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上对民富国强的价值追求,而民富国强的基础是基于生产实践的物质文明,因此,富强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对物质文明的追求。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社会主义文明的实现需要民主制度来保障,同时社会主义民主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由此,民主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政治文明的价值追求。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它着眼于从更宽广的视域来构建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协调平衡、和融共生关系,由此,和谐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生态文明、社会文明与个体文明的价值追求。

    最后,文明还体现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价值追求的导向功能。社会主义文明集中体现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价值追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是高度一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以及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说到底体现了社会主义文明对国家、社会、个人三大主体的价值规约。对国家来说,只有坚持与实现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才是一个社会主义文明国家;对社会来说,只有坚持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才是一个社会主义文明社会;对个人来说,只有实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才是一个社会主义文明人。因此,文明的导向功能就在于从国家、社会与个人三个层面上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价值追求,也就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要求。

    (二)实践价值

    崇尚文明,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文明观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虽然没有一本专门论述“文明”的著作,但关于文明的论述却始终渗透在二人对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阐述中。例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剥削本质;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做出了科学解释;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系统地研究了文明生产和发展的问题,尤其详细地论述了文明和文明时代问题。总的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文明观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科学阐述了实践是文明的基础;二是共产主义文明是一种崭新的文明;三是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鲜明特征。在这一点上,文明具体体现为管理上的民主、社会氛围的博爱与公众权利的平等,同时还要兼顾教育的普及,这些将共同成为社会形态进步的基础性力量。

    崇尚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现实需要。国家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文明又是一个国家前进发展的灵魂和精神动力,二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在当今时代,文明与国家发展间的联系日益凸显。当前,我国正在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建设,文明问题具有空前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第一,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先进性的最高概括。文明程度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先进性和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归根结底体现在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加优越的文明成果。第二,以国家为基础的文明进步是国家软实力的最高形式。以文化为基础的文明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趋重要。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15] 第三,文明建设在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极具迫切性。改革开放之后,相对于我国在物质文明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稍显滞后。社会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价值迷惘,不文明现象时有发生,迫切需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

    崇尚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建设一个文明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人恒久不变的价值追求。李大钊、陈独秀以及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者和理论家都曾对社会主义新文明作出过积极阐述,他们的理论放在今天来看仍具十分重大的借鉴意义。例如,瞿秋白不仅提出救国的路向是实现“技术有艺术性”的社会主义文明,而且他还第一次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并科学预见了未来社会应该实现这两种文明的和谐发展。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伟大革命家和新中国的缔造者,对文明问题有许多重要论述,早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就明确指出,我们的任务不仅是将一个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双重压迫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自由经济繁荣的中国,而且还要把一个在旧文化束缚下的愚昧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改造的文明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一再强调,不仅要建设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还要建设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周恩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前夕,曾形象地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比喻成车的两个轮子,以凸显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在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者,不断地以理论丰富社会主义文明的内涵,以实践切实强化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十九大报告中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为主题,深刻地体现了共产党人历史使命与文明国家目标之间的一致性。在几代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下,这一目标愈加明确,内容愈加丰富,步伐也愈加坚定,一代接着一代干,社会主义文明国家逐步由理想变为了现实。

    第二节 案例及其分析

    案例:器官捐献感动中国

    何玥,女,十二岁,广西桂林人,小学生。因肿瘤扩散至脑部组织,2012年11月脑死亡。在她听说自己的生命只剩三个月时,决定将自己的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她父亲根据她生前的遗愿,将她的肾脏和肝脏进行捐献。她的两个肾脏和一个肝脏被分别移植到了两名尿毒症患者和一名肝病患者体内,使3名患者的生命得以延续。在“2012感动中国”二十位候选人网络投票中,何玥以近五十万张得票名列第七,成为2012年度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之一,并入选“2012中华儿女年度人物”;2013年成为全国第四届道德模范评选——全国助人为乐模范候选人,同年9月26日被评为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

    2012年4月,何玥即将小学毕业之时,被查出患有高度恶性小脑胶质瘤,住院进行了第一次手术。9月初,她的病情突然复发,肿瘤已扩散至脑部组织。在听说生命只剩三个月时,何玥做出了父母亲人都难以理解的决定……

    那天,何玥对刚打工回家的父亲说的第一句话是,“爸爸,我想把器官捐出去,行不行?”吓了一大跳的父亲把何玥骂了一顿,因为按桂林老家的风俗,人死后尸体被剖开无异于大逆不道。何玥哭了:“我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给别人生的希望。”最终,爸爸妈妈含泪同意了女儿的请求。11月17日凌晨零时十分,小何玥在医院里走完了短短十二年的人生路。凌晨四时,她的两个肾被送到解放军第181医院捐给了两名患者,她的肝也救助了需要的病患。

    在旁人眼里,何玥一直是个品学兼优有爱心的孩子,家里一面墙满满地贴着“三好学生”之类的荣誉奖状。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地震后,她曾让父母捐出一个月的工资。被查出脑瘤后,学校为她捐钱,她却要把钱捐给更需要的人……

    为了给小何玥治病,何玥父母已经欠下了十万元的债务,但为了完成女儿的遗愿,他们拒绝了器官捐献的补贴,也从未主动找过接受何玥器官救助的患者。他们想以最美的方式,实现女儿的“最美愿望”。

    在2013年2月举行的“2012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典礼上,何玥的父母说:“虽然我们的女儿没了,但我们帮她完成了心愿,我们很欣慰!”[16]

    分析:文明古国吹拂道德新风

    案例中的何玥无疑是令人感动的,一个在病房中走完短短十二年人生路的小姑娘,留下的不仅是她的三个健康的器官,而是三条鲜活的生命。小何玥去世了,却在千千万万活着的人心中留下长久的震撼;小何玥走了,却在人世间留下遍地光明。

    我国素来有“文明古国”之称,建设现代化国家与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对立的。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题中应有之义。西方社会维护秩序、建立文明观的关键是信仰和法律,我国则是依靠伦理规范与精神内涵。在我国文明思想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家、国、天下三个层面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道德观,即以“仁、义、礼、智、信”为要义的道德规范。直到今天,五常之道仍然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个体行为。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大力倡导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的社会公德。这五个词全面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文明是人民群众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自身的实践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优秀成果。它在人类活动中产生,必然将回到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去。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文明行为是指符合社会主义的法治准则、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行为,是中国社会主义文明的外部显现。而民众是文明行为主体中最小的单位,却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最基础的单位。日常生活中,我们所说的民众文明行为,大多为民众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符合社会公德、公序良俗的行为。这些行为看似琐碎无序,但实则反映了一个群体、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道德风尚和生活习惯。何玥只是许许多多个感动中国人物之一,许许多多个感动中国人物也不过是十三亿中国人民中的一滴水。关注生活,关注身边人,才会发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个体文明行为之光在闪耀。个体文明的点点星光,连接成片必将照亮整个夜空。从当年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票选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文明行为会在千万个体心中产生巨大影响,一个人的文明行为足以感动一个国家。

    注释

    [1] 叶南客主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文明篇【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1.

    [2] 郭建宁主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释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59.

    [3] 叶南客主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文明篇【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72.

    [4] 徐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解读之“文明”【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5)。见于《周易·乾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唐人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说:“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由此可见,“文明”可作“光明”之意解释,主要指政治上、道德上的明朗与德治。这里的文明具有与野蛮相对的意思,与现代西方所使用的文明概念的基本含义具有某种相通之处。

    [5] 叶南客主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文明篇【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17~18.

    [6]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M】.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0.

    [7] 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J】.近代史研究,2006(6).

    [8] 陈独秀。新青年(第五卷)【M】.北京:北京书店,2011:2.

    [9] 罗检秋。清末民初知识界关于“文明”的认知与思辨【J】.河北学刊,2009(6).

    [10]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60.

    [11]《中国大百科全书·普及版》编委会编。思辨之光【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78:924.

    [12] 罗浩波。当代中国文明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构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94.

    [13] 牛先锋。在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社会主义优越性【J】.人民论坛,2000(3)。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优势、国家宏观调控的优势与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优势实现有机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倡导共同富裕,反对和防止两极分化,这在根本上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的不公平发展机制。第四,社会主义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毁灭性后果的根本超越。

    [14] 叶南客主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文明篇【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92.

    [15]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中国青年报,2014924.

    [16] 案例摘编自2012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事迹及颁奖词。自然三种基本关系,为传统文明与现代价值观的结合提供了可能,为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及文明进步列出了依据。我国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虽然只走过了短短六十年,但其身后却有五千年积淀深厚的华夏文明。何玥身上体现出的助人为乐与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明思想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内涵的社会主义文明价值观在个体行为中极具代表性的外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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