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友善的概念与时代价值
一、友善的概念
“友善”这一概念，中西皆有之。友善，英文写作“friendship”，“friend”意为朋友，后缀“ship”的词源是古日耳曼语，形容一种关系、状态和身份等。对友善概念的界定，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友善”由“友”和“善”两字组成。“友”者，志同道合也，有握手结交、协力互助之意；“善”者，吉也，有神态安详、言语谦和之意。有的学者将“友善”简单理解为“像朋友一样善良”，“寓意是相互帮助和相互祝福。”[1] 这样的理解有同义反复之嫌。“友善”是“友”和“善”的统一体，是指在人际不和谐的状态下（也包括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状态），人们通过恰当的言语和适宜的行动进行助己或助他的善良意志。它的内涵与外延具有层次性，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的身心关系中，是推动事物发展的美好品质。
友善最核心的领域是人际交往领域，其次才延伸到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身心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爱因斯坦曾言，只要我们全面考察一下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就会马上看到，几乎我们全部的行动和愿望都同别人的存在密切联系在一起。人以实践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决定了人只有聚合为群才能生存。马克思也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 这也就指出了人是类存在物，为了生存发展，人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与自然和他人发生关系。所以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友善。人与人之间的友善需要尊重宽容、谦敬礼让、关爱扶危和助人为乐。它的重要特征是知行合一。它既是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曾指出，健康乃是一种生理、心理、社会适应和道德臻于完满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虚弱的状态。这一点与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契合。尽管人的全面发展有些理想化，但是人的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又是社会发展的目的；而社会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与手段。从这个层面来说，人际交往的友善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当然，友善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人类社会，还应当包括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都是以工具的形式出现的，自然是人的欲望的对象。因此，在这种价值关系中，生态文明遭受践踏，人们对自然的索取变成了人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值得炫耀的资本，已然将自然存在与人的存在放在了不同等的位置。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是以巨大的工业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力越发展，人类就越是妄自尊大，越是将自然破坏得体无完肤，当人与自然敌对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出现如恩格斯所说的情况：“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3] 所以，一方面，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发展不应以牺牲生态环境为前提，人与自然本为一体，即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人是自然的有机身体，所以说“美丽中国”应是“发展”的题中之义。换句话说，人类的生存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发展在价值追求上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人类需要担起自己的责任，对于已经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要边发展边治理。这不仅仅是对自然的尊重与保护，也是对我们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可以说，人类以友善之心对待自然，自然也会以友善之景对待人类。有的时候，自然的美景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源泉。
为了进一步厘清友善的内涵与外延，还需要对其他相近或相对的概念进行理论分析，比如友善与友爱、友善与善意、友善与伪善等。首先，就友善与友爱的关系而言，友善包括友爱但又不等于友爱。典型的友爱具有基于亲密的交往和共同生活的主动性与情感性，友爱本身的直接互惠性（即友爱者双方互有增益）比较明显。然而，友善不仅涵盖了友爱，还包括对陌生的他者（友爱只可能发生在很熟悉的人之间）的理解、尊重以及在必要时毫无回报可能的救助，包括对宏观的甚至有些抽象的社会群体的关心和对非同类的自然界的保护与爱护。当然，友善与友爱的联系还表现在：狭义的友善是友爱的起点，广义的友善包括了友爱。无论是友爱还是友善，它们都内含着善意：当善意以包含着对对方强烈的情感方式来表达时，便是友爱，当善意以包含着对对方较弱的情感或非情感方式表达时，就是友善。其次，就友善与善意的关系而言，友善包含善意但又超越善意，即友善是包括善意的行动。善意是指好意、善良的心意，侧重于友善行动前的动机。真正的友善必定是发自内心的仁爱，否则就可能流于虚情假意。友善不完全等于善意，善意可能只是还未付诸行动的善良意向，友善则是行动着的善意。最后，就友善与伪善这对相反概念而言，尽管友善有其层次性，但友善的层次性只是高尚境界的差异性，它们本质上还是善的。可是，有一种基于功利主义的“友善”，它的动机是出于个人的私利，常假借友善之名义企图从对方那里受益，这种与友善相背离的纯粹个人功利性的“友善”本质上属于伪善。而真正的友善会使友善者因为对方受惠而感到快乐，获得精神上的愉悦（精神性的满足是友善者的追求，伪善者却鲜有精神性的追求）。所以，亚里士多德将这样的友善定位为“实用的爱”，是低等的爱。伪善者总会被识破，最终也难以达到目的，更享受不到善的幸福。
总而言之，友善概念是基于善意之心对他人（包括自然）的宽容友好态度和助人为乐的行动。友善的基本要求是尊重宽容、谦敬礼让、关爱扶危和助人为乐。友善最核心的领域是人类社会，其次外延至自然。它的最重要的特征是知行合一。友善是人际交往的目的，而不是手段，即人际交往如果以追求友善为目的，人际关系才会愈发和谐，而一旦友善成为人际交往的手段，友善就很可能成为伪善。友善的适用范围很广泛，以人为核心拓展开来，包括人的身心关系、人际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友善概念的产生及其变化
友善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概念，它是人类社会基本的道德规范。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友善具有特定的内涵与外延，但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毕竟是连续的，任何一种友善价值观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它必然有着传统的历史文化基因，是对传统友善观的继承与发展。[4]
首先，从西方伦理思想史的脉络中来看，友善价值观的形成与人对幸福的执着追求是紧密相连的。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率先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命题，即认识人自身中的善，他认为德性是人的至善，没有经过德性考察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人生。而友善作为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应当是人类生活必须关注的重要话题。亚里士多德则更进一步地从个人与城邦之间的辩证关系角度论证了作为德性之一的友善的重要性，他认为友善不仅是一项重要的美德，更是人类营造幸福生活的重要手段。在当时的环境中，个人的善与城邦的善是统一的，更具体地说，个人的善需要以城邦的善为前提，所以为了能够达到“善生”的理想，友善这一德性就成为了必不可少的纽带，它支撑着城邦社会和谐生活的持续。当然，友善在这里不仅仅具有功利和实用的价值，它还是对人之为人这一德性本质的追问和思考。也正是基于此，亚里士多德才将友爱划分为善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实用的友爱，并且认为基于德性本身之爱的友爱即善的友爱是最好的，因为它是超功利的，是友爱的最高境界。
在欧洲中世纪时期，友善的主体上虽然还是人，但友善的根据不再是人性而是神性了，友善的对象也由人转变为了非人的神，友善的目的则变成了消极的赎罪和灵魂救赎，而不是追求幸福人生。对上帝的爱是至上的和无限制的，这样的爱是信仰主义而非理性主义，友善通过超验而变得虚幻甚至虚伪。说到底，那样的友善是对统治阶级无条件的爱戴和顺从。在文艺复兴以后的资本主义时代，友善的根据就由神启而变为生活启示和自然人性。一方面，友善不再是目的，仅仅是实现自我目的或幸福的手段或工具；另一方面，友善也因为有了功利性目的而变成主体的自觉。然而，道德的目的性意义与工具性意义的严重失衡，导致友善德性的功利主义化和道德的形式主义化，进而最终可能使友善沦为虚善甚至伪善。
概括地说，西方友善论的特点一是友善哲学的根据是神启论或人性自私论或世俗根据的功利论；二是西方近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人性自私论、个人主义价值观和个人契约伦理使友善的情感因素弱化；三是上帝的神的权威性、日常宗教仪式的感化以及理性反思或利害权衡，是西方社会友善的主要源动力。
其次，友善作为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特色。友善由“友”与“善”二字组成。从汉字构造上来看，“友”在象形字中意为握手结交，即两人结交、协力互助之意。从“友”的词源含义看，即指两人互助，象征着友人之间的援手。《说文解字》将“友”解释为“同志为友”。因此，“友”的基本含义就是志趣相投、协助互利。“善”乃会意字，由“羊”和“目”组成，“羊”象征吉祥，“目”代表安详温和。“善”字原意为神态安详、言语谦和。因而，“善”指两人互道吉祥之语。正如《说文解字》所释：“善，吉也。”所以，“友”与“善”的结合，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在人际交往中，人基于善良之心所表现出的友好言行；抑或是人对待自身以外的他者（自然与他人）像对待朋友般善良友好。
从中国古人对友善的论述来看，友善与仁爱是联结在一起的，即孔子所言的“亲亲而爱人”，它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不断超越，也是从简单的带有功利性追求的“善生”思想而不断走向崇尚德性本身的过程。中国古人不断提倡“善生”的思想，认为人不仅仅是活着，而是要活得好，并强调“人欲善”，因为这样才能活得幸福。“善人是幸福的，恶人是不幸的。”人的幸福源于对善的拥有，行善是幸福的根本。
整体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友善思想有三个根据：一是人性本善，本立而道生；二是宗法血缘；三是社会和谐论。其缺点和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不平等性，即友善主要是臣对主、妻对夫、子对父、弟对兄的单方面义务。二是狭隘性，即友善主要限定在自然血缘或政治血缘之间，对陌生人往往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三是具有较强的政治性目的，即人际友善更多地体现了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性价值，而自身的目的性价值体现较少。四是外在的他律性，即重友善的自觉性、轻自愿性，强调借助法律的强制力量来实现和维护友善。五是从发展根源来看，重论断或比附，轻学理论证。中国封建社会的友善动力来源主要是法制推动、良心反省和克制私欲。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的社会存在，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天然形式。自然经济的高度分散与君主专制的高度集中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在此基础上，人道精神屈从于宗法等级关系进而产生了“爱有差等”的友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倡“仁者爱人”以及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从而使友善显得既温情脉脉，又等级森严。但整体而言，它是以儒家的“仁爱”的德性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的。
最后，传统的友善并没有受到普遍的关注，且基本上是人际交往的基本要求，自从2001年友善被纳入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尤其是2012年作为核心价值观被提出之后，对友善的关注达到空前程度，学者们对其内涵和外延的解读多种多样。有学者认为友善是一种态度，友善是仁爱，是宽容，是协助，是礼让，是和气，是对别人友好而善意，是与人为善，成人之美，救人之急。[5] 有人认为，友善包括以宽广的胸怀关爱他人，有助于他人，其要求是理解宽容和助人为乐。有人认为，友善包括公民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宽容、相互关心、相互帮助。有人认为，友善的内容包括言语上的理解、宽容、礼貌、赞许性的评价以及实质性的物质帮助。有人将友善的外延概括为“谦敬礼让，帮扶互助；志同道合，携手奋进；珍惜资源，关爱自然”。
以上关于友善概念的理解大同小异，总体上来说，对友善的内涵的理解基本一致，更多的是在阐述友善的表现，即友善的外延。所以，我们可以将友善一般化地理解为：人们以善意之心对待他人时所表现出来的宽容友好态度和适时助人的行动。它的基本要求或者外延应包括：尊重宽容，谦敬礼让，关爱扶危。有学者就很深刻地指出，“友善”就是对两人之间互助、和谐而吉祥的关系的一种描述和概括。友善的基本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即互帮互助，成人之美；二是言，即相互鼓励关怀之言。友善的核心是“仁”，友善是“仁爱”的生活化表达。我国古代文化中的仁爱、中和、孝慈、宽恕、谦敬、诚信、礼让等范畴都与友善相关。[6]
三、友善观的特征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之一的友善有其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不仅能够展现出友善核心价值观的独特内涵，也能够彰显出其所具有的重要价值。通过对友善基本特征的梳理与挖掘，我们能进一步深化对友善概念的认识，也能进一步认清友善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具体来说，友善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特征包含如下：
其一，从本质上来看，友善价值观是阶级差异性和利益共同性的统一。友善自古至今就带有浓厚的阶级特色，它本质上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层面。因而，任何友善的提出都有维护本阶级统治和现存社会秩序的要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友善当然也不例外，它也承担着维护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时代使命。在当下，它更是推动和谐社会构建和中国梦实现的重要条件。而在阶级社会中，一般而言，友善通常都是发生在相同阶级之间的，不同的阶级之间难以存在真正的友善。如在西方古代社会中，友善主要是发生在城邦公民之间；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友善起初是带有浓厚血缘色彩的，它更多的体现在同一阶级、同一宗族之间的关爱互助中。当然，不同阶级之间也会发生友善行为，尤其表现在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统治利益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其他阶级施以慈善性质的关爱与帮助，这样的帮助更多的是怜悯，是施舍，而不是建立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友善。因而，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友善更具有相对的理想性，友善的实际调节功能也被削弱了，真正能够践行友善原则的毕竟是少数高尚的人，友善是难以上升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相反，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党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阶级对立已然不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丰富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也就理所应当地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所以，友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之间具有广泛的基础，也能够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除了阶级差异性，友善价值观还有着利益共同性。首先，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必然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利益，如人类的繁衍、面对危机时的共同利益需求，等等。而这些共同利益要求人跨越阶级乃至种族等的差异甚至敌对，而实现人际之间的关爱与互助（当然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友善）。其次，就当前中国而言，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国各族人民怀揣着梦想，坚守在各自的岗位，大力发展生产力，可以说社会各个有机体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呈现出友善的社会风气。越来越多的人体验到了友善力量的存在及其带来的益处，友善与幸福的规律性联系也愈发明显。因而，友善进一步提升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就成为必然，这也是友善的利益共同性所使然。最后，伴随着社会结构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发展，人的交往范围和共同生活程度也在急剧扩展，这为改变人的本质和丰富人性提供了新的要求和新的维度，人性要素得到了新的拓展和丰富，不应再固守单一的阶级性的人性观，而是要寻找和弘扬人性中的共同善质，将尊重、宽容、关爱和互助等情感投射到所有陌生人，也就是要在全社会倡导友善，弘扬友爱精神。这也极为明显地体现了友善的共同性。
其二，从发展形态上看，友善价值观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友善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和发展了本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中的友善基因，与此同时，又因新时代背景的要求而被赋予崭新的意义与价值。从我国历史发展来看，友善价值观是传统儒家“仁爱”思想在新时代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儒家文化和土生土长的宗教都以友善待人为价值理念，显然友善已经成为国人最重要的道德文化信仰之一，这一信仰必然会历久弥新。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友善经过新时代的冲洗显现出新的元素和新的内容。具体来说，友善价值观在吸收传统仁爱思想的精髓之后，更强调建立在社会平等、公正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宽容、礼让、关爱和互助。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内在价值追求的体现。这也有利于消除市场经济下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自私，缓解社会矛盾，换个角度说，也有利于激发团队合作意识，不断增强社会凝聚力，净化每个人的心灵，从而使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更和谐。
其三，从具体内容上看，友善价值观具有鲜明的层次性。它既有言语上的低要求，也有行动上的高要求；既有不损害他人（如宽容、礼让和尊重）的低标准，也有利他（如关爱扶危）的高境界。具体而言，友善的层次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内容上，友善有着宽容、尊重、关爱、互助等递进性要求。这其中，宽容、尊重是基础性的要求，而关爱、互助则是更高层次的要求。其次，在表现形态上，友善则有出于礼貌性的和发自内心善良意志的层次性差别。尽管友善是出于内在素养的一种表达，但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友善会因个体道德素养的不同而呈现出表面上的友善和发自内心的友善的差异。再次，在动机上，友善表现出功利性与超功利性的境界差异。从人性角度来说，有人为了获得自身的利益，会刻意地表现出对他人的友善；也有人乐于帮助他人，从不求回报。因而，友善行为在手段上可能是同一的，但是在动机上可能是大相径庭的，即在于友善行为的出发点是否仅仅出于利己的考虑。最后，在实践上，友善则具有现实性和理想性的层次差别。尽管友善的理论重要性已经得到充分的论证，但是由于友善的实践需要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进行，尤其是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社会道德滑坡现象时有发生，友善理想与现实差距尚有待缩小，所以美好的友善愿景尚未能得到很好的实现。
其四，从表现形式上看，友善价值观具有平等性和对等性。所谓平等性，是指友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善意表达，它的前提是人格平等和彼此尊重。这是因为平等是友善的先决条件，一旦主体之间的人格尊严不平等，必然存在人格的高低贵贱之分，那么，上下级的友善就会被扭曲。下对上的友善成了溜须拍马和曲意奉承；上对下的友善成了恩赐和施舍。对于友善而言，每个人——不管什么阶层、什么民族抑或什么地域，都有被善待的需要和友善待人的责任。所谓对等性，是指友善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即我们既是友善的权利所有者，也是履行友善行为的义务者。正是由于友善的平等性和对等性的存在，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友善才能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平等主体在人格和情感上的相互回应和回报。心理学上有一条交往的黄金法则，即“像你希望别人如何待你那样对待别人”。这其实是说，人是有友善的需求的，如果你对别人友善，别人也会对你友善。用孟子的话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7] 所以，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四、友善观的时代价值
友善包含着善待亲友、他人、社会和自然的意义。善待亲人，可以和谐家庭关系；善待他人，可以和谐人际关系；善待自然，可以形成和谐的生态关系；善待社会，可以和谐社会关系。建设友善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其中就包括人民的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两个方面。“一个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才是充满生机活力而又和谐有序的社会”[8]。而友善，正是个体心理健康与整个社会健康的重要维度。友善担负着稳定社会的润滑作用，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这一结论并不排除其他因素的动力作用；况且，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还要通过其他具体矛盾得以表现和展开，如道德、善恶、矛盾便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决定并且是后者的具体展开形式。恩格斯关于“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的论断不仅从辩证的角度揭示了善恶矛盾的历史作用——历史上那些被当时统治者视为恶的东西实际上是善的表现，而且也揭示了善恶矛盾本质上也是利益矛盾的伦理呈现。任何时代的发展，思想的改变总是起到先锋和号角的作用，特别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道德理念的改变，往往成为社会变革得以实现的关键点。当一个社会处于上升期时，那些适合时代精神的道德推动人们抛弃落后的观念，建构更能促进时代发展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精神，使人们精神面貌焕发青春，激发巨大的创造力。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固守落后道德理念的民族和国家最终难免衰败甚至走向灭亡。
其次，友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越来越引起全世界人民的高度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走的就是一条开放、合作、共赢、和谐、共富之路，其国内目标就是社会和谐与中国梦的实现。友善是和谐社会建设和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目标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魅力和优越性不仅体现在物质和制度层面，同时还要有社会关系和精神世界层面的展现，从一定意义上讲，公民善良和社会善治是一个社会形态优越性的显性标志。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成为当今世界发展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大的国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代、也比当今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更加有信心实现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正视，改革发展也带来了利益格局的大变革和社会关系结构的大变动，进而也带来了社会心态的失衡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使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关系稳定的脆弱期和社会矛盾爆发的高风险期。虽然制度的变革和创新是解决社会矛盾和控制风险的根本，但任何好的和有效的制度都需要好的观念来支撑。同时，由于矛盾和风险的产生还有制度以外的观念和心态上的原因，如阶层之间、行业之间、职业之间的矛盾等不完全是利益的冲突，或者说是利益的差异因为缺乏善意的沟通和理解所产生的误解而被放大化为对抗性的矛盾。因此，我们必须还要善于利用道德的力量来解决社会矛盾和化解社会风险，比如，增进阶层之间、行业之间、职业之间的善意沟通，增进理解和减少误解，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合作共赢中协调发展。虽然我们反对友善万能论，可是，从社会关系角度看，我们便能够发现友善对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国梦目标的实现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如果人人心怀友善对待他人和热衷于友善之行，就能大大节约解决社会矛盾的时间成本和物质成本，社会关系更和谐；就能更加团结，激发出团队和集体的力量；就能使每个人心态更加阳光，心情更加舒畅，生活态度更积极向上，工作更能发挥潜能；生态环境就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和谐。无疑这些既是实现中国梦所必需的精神条件和环境要件，也是中国梦实现的重要标志。
最后，就个人行为目的的实现而言，友善是我们每个人事业有成和幸福生活所不可或缺的精神要件。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众人拾柴火焰高。事业有成之人的成功无一不是心怀仁爱之心对待他人，并得到他人的帮助而实现的，理想境界有多高，事业之路就能够走多远。如果没有社会创造合理的制度条件和良好的人文环境，如果没有他人特别是身边的同事和亲友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将寸步难行。生活绝不会出现这样的例证，即一个对他人和社会心怀恶意甚至处处与社会和他人为敌的人，却能够获得成功并能快乐而幸福地生活。当我们把别人视为敌人的时候，别人不可能把我们当作朋友；当我们面对别人的危难一毛不拔时，别人必然对我们的苦难无动于衷。如果说我们今天有些人感觉不幸福，恐怕主要不是他们遭受了物质上的绝对穷困，或身体上遭受了什么重大伤害，而更多的原因可能是道德心态的不健康所致。孔子曾深刻指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里所揭示的正是德性对人的心态和生活感受的影响。友善是一种无欲则刚的良好道德心态，心怀友善的人从不贪得无厌，也不会因为欲望得不到满足而怨天尤人。友善更是助人为乐的道德境界，人们能够从善待他人、社会和自然的行动中得到充分的精神满足。尤其是，每当助人为乐者遇到自己无法克服的苦难时，道德回报规律便在起作用，即那些曾经受惠于他的人中总会有人雪中送炭，使其化险为夷。生活时时在昭示着一个道德真理：我们善待别人，就意味着别人向我们开启了一扇成功的天窗；我们理解和宽容别人，就意味着给自己开辟了一条通向心灵解放和自由的天路。
第二节 案例及其分析
案例：捐稿费，修学校
听说过捐款做公益，志愿者做公益，可你听说过“卖文”做公益吗？近日，上海市西初级中学初二女生杨新桐就用“00后”的一支笔，做起了公益。短短两天之内，她筹足“稿费”八千多元。这笔钱将随她在今年暑假前往贵州参加某公益机构组织的活动，资助当地学校修缮校舍。
是什么触发了她“卖文做公益”的创意？过程中发生了什么？记者来到杨新桐家中，与她面对面。
用特长做公益更有意义
一米七十二的大个子，长发，大大咧咧，笑起来眼睛像弯弯的月牙儿，话不多……记者眼前这样一个朴实内秀的女孩，却发明了一个天马行空的创意——几天之前，她发出了“有偿写文”的“广告”。这位十四岁的女生写道：“我将于2017年7月10日到7月30日前往贵州……帮助当地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我决定利用自己为数不多的特长来赚取我所需要的钱。”
原来，杨新桐今年暑假准备参加一个名为“雷励青年营”的活动，去到贵州山区帮助当地修缮校舍。活动组织方要求，每位报名者必须用自己的努力，筹得至少5500元的修缮费用，才能成行，到时还要亲手参与学校的修缮工作。
而杨新桐觉得自己的特长就是写作。杨新桐在“广告”中写到自己将会“接单”写作，“需要写文的朋友请告诉我对文章的要求，我相信通过我笔头上的努力可以赢得足够的捐款……我将在7月带上你们的爱心前往贵州。”
两三天收获八千元稿费
杨新桐给自己文章的定价是每篇十元左右，“广告”发出后，激动和紧张萦绕着杨新桐的心头。“其实我挺担心的，要是没人来买我的文章，计划进行不下去怎么办？但是爸妈一直鼓励我，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做了。”
父母也纷纷在朋友圈帮她转发广告，为她站台。结果事情的进展顺利得出乎意料。很多亲朋好友对新桐的想法非常支持，纷纷前来“约稿”。
短短两三天，杨新桐就收获了八千多元的稿费，一共有几十个人向他“买文”，虽然她自己定价是每篇十元，但是“买家”们都愿意出高价。
“最多的一千元，最少的二十元，估计大家知道我在做公益，愿意鼓励我。”不过她也坦言，由于当时期中考试将近，其实自己并没有相应地写那么多文章，“有些叔叔阿姨先把钱汇了过来，他们都让我慢慢写，有空再交稿。”
对话杨新桐：爸妈的支持是最大动力
记者：最早怎么想到要“卖文做公益”？
杨新桐：前段时间，爸爸朋友的儿子参加了“雷励青年营”，以公益跑的方式筹足善款。我知道这件事后，觉得很有意思，父母也极力“怂恿”我参加这个活动。
记者：那为什么你选择写文章赚稿费？
杨新桐：写作还算是我的特长，也是我的爱好。我现在业余就喜欢写小说。
记者：这么短时间里就赚到八千多块稿费，你有什么感受？
杨新桐：我真的挺意外的，不过后来一想，大家也是因为我在做公益，都来鼓励我吧。
记者：有的人是先预付了稿费，日后再请你写？
杨新桐：是的。其实有的人直接把钱转了过来，也没说写文章的事情，不过我既然是卖文做公益，一定会实现我的诺言，我一定会为他们写文章。
记者：他们都是通过什么方式把钱汇给你？
杨新桐：他们是直接转到雷励的基金会的，到时候应该会一起作为善款资助给当地学校修缮校舍。我们暑假里也会亲自去为修缮校舍出一份力。
记者：爸妈希望你通过做公益培养爱心，你觉得你得到了什么吗？
杨新桐：目前我只是写了文章赚了稿费，捐了钱，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是等我从贵州回来，我一定会有变化。[9]
分析：友善开出美丽之花
友善之心既可以来自我们内在的良心影响，亦可以来自外在的人或事的助推。友善行动的目的性价值应当是纯粹的，而不应当带有狭隘的自私心理；其手段也应当是光明磊落的，而不应当是卑鄙无耻的。友善之举有的时候可以产生辐射效应，它既能够使友善者本身获得充足的快乐与幸福，也能够带动周围的人一起加入友善的行动。案例中的杨新桐，一位年仅十四岁的初中生，她的友善之心、友善之举，就很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
首先，她的友善之心既源于自身对爱心助人的兴趣，也源于父母的极力支持。作为一名初中生的她，得知父亲朋友的儿子通过公益跑筹足善款，帮助他人，她也是跃跃欲试，表现出助人为乐的兴趣。这种发自内心的友善之初的萌动，在父母的积极支持之下，最终转化成杨新桐友善之举的坚定力量。其实，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往往处于逆反期，常常情绪波动比较大，而且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尚处于发展过程中；所以，父母和师长有责任从外部给他们以适时的帮助，使他们能够养成友善之心，即面对自己学习的紧张，要学会释放压力，善待自己；面对亲人，要学会理解与宽容，善待家人；面对同学，要学会团结互助，善待身边朋友。同时，我们自身应多以古今圣贤为榜样，潜心学习他们的胸怀与气度，常常躬耕自省，提升内在的修养，只有从小心怀友善，才能在日后以“海纳百川”的胸襟与周围的人建立起友好的人际关系，更加快乐而幸福地生活。
其次，她善于挖掘自己，利用自身优势（写作）开展公益，引起了友善效应。我们都知道“破窗效应”的故事，就是说当有一个人先把窗户打出一个窟窿，那么所有的窗户都会被打破。其实，友善也是同样的道理，只要我们每个人都主动地友善，那么这样的友善之举将会产生辐射效应，即不仅仅对我们自身会产生积极影响，而且对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也会产生积极影响。杨新桐一人的友善之举，带动了大家的友善之举。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善良之举将会一传十、十传百，会影响更多的人从事友善行动。所以说，友善风气的形成需要以每个人的友善作为前提，而友善风气又是以每个人幸福快乐的生活为基础。
最后，她为人谦虚谨慎，通过友善的行动，获得快乐与幸福。俗话说，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友善是知与行的统一，它绝不仅仅停留在我们的嘴上，更要求我们落实在行动上。因为只有行动着的友善才是有活力的，才能够给他人带来帮助，给自己带来快乐与幸福。案例中的杨新桐就是知行合一的人，从起初友善之心的萌动到现实中“卖文”筹款再到贵州亲身帮助修校舍，这是一次由内到外的友善行动。其实，友善精神始终存在于我们的社会当中，它是一种超功利的存在，既包含对熟人的深厚情感，也包含对陌生人的非情感。
综上，友善的范围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也应该适用于国与国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如果能够坚持友善的原则，那么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将会有更加坚实的基础。而马克思早就说过，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是自然界的有机身体，简言之，人与自然是同一的。既然如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相当重要的。友善恰好也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在资本主义时期，人依靠所获得的巨大生产力无限制地侵占自然资源，以人是自然的主人自居，直到后来遭受自然的惩罚，才逐渐悔悟。可见，友善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方法论，坚持以友善的价值观去处理问题，对和谐社会的塑造与中国梦的实现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意义。
注释
[1] 郭建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释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41.
[2]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9.
[3]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98.
[4] 黄明理主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友善篇【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56.
[5] 马建辉。伦理诉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4：100.
[6] 马建辉。伦理诉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4：100~102.
[7] 见《孟子·离娄下》。
[8]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58.
[9] 摘自人民网。初中女生“卖文”做公益8000多元稿费将捐山区学校，2017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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