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安德烈娅，大家在电视上见过我。
我一直很清楚，我的愿望是当一名记者，成为世界万物的中心。一开始我在电视台的新闻部实习，两年后开始播新闻，再后来我开始主持自己的电视节目，并逐渐多元化地培养自己的能力。等到我既能采访娱乐圈又能采访国家总统的时候，我自由了。如今，我正创建一个电视频道，我发现自己有巨大的商业潜能，在把握权术方面也颇具天赋。一切进展得很顺利。我不仅出了名，钱也挣了不少。说到这儿，我的生活听起来很完美。那我为什么在这儿？我也不明白。其实我和所有人一样，也有困惑。有名声也解决不了我的困惑。我曾经和各种困难做斗争：舞台恐惧症、急性焦虑症、阴谋、陷阱，还一直被暴露在公众面前。我还有一点儿妄想症，觉得名气是最缠人的东西，总是阴魂不散。所以我会时不时地逃跑。几年前我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泰国，还信誓旦旦地说以后不待在电视里了，要留在寺庙，结果实在受不了每日的晨起和斋戒，最后跑去印度洋的一片美丽海滩，在金色的海水里游泳，还买了丝绸。
最近我又想逃跑，因为我很愤怒，能看得出来。我再重申一下，一切都很正常，工作、健康和家庭都很好。我不是怀疑自己，也不怀疑我的能力和丈夫对我的爱。（你怀疑的难道不是你对他的爱？娜塔莎可能会这样问我，她总喜欢质问我，但这个问题她没问。）那我为什么愤怒？一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有一天做完按摩后，西尔维娅，一个美若天仙的阿根廷女孩，跟我说：“喂，安德烈娅，你今天可把我累坏了！脸部比以往都费劲，我好不容易才把你脸上的怒气去掉。”西尔维娅离开后，我在想：“什么怒气？说什么呢？”几天后，我要拍一系列照片给一家杂志社。摄影师，一个满脸厌烦的姑娘，刚站在我面前就说：“拜托，这表情……”“什么表情？”我一脸茫然地问道。“愤怒。”她回答说。我又在心里琢磨：“什么意思啊？”第二周，我们和女儿卡罗拉去他们学校组织的义卖会。结束后她跟费尔南多说：“爸爸，你也瞧见我妈那脸色了吧，满脸的不高兴，好像很生气的样子！”“喂，卡罗拉，”我打断她说道，“你说什么呢？”后来我到娜塔莎这儿问她我是不是看起来怒气冲冲的。结果一样，她还反问我为什么，说完便转身走了。
后来，我开始在桑拿房里沉思（那是我唯一静心思考的地方）。这不可能是巧合，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看见我面带愠色。于是，一种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我渴望逃离这里。都说唯有拥有强大的动力人类才能生存下去，骗人。还有各种小动力。比如我的小动力就是极其渴望停下脚步，放下一切，逃离这里。这种心痒的感觉贯穿了全身，就像对什么东西想入非非，急切地想要得到它，有时候却不知具体是什么东西。直到后来才确定是一个地方。我想去一个不同寻常并且完全陌生的地方，它要与世隔绝，但也绝对开放。于是，那么多年里我第一次看了看智利地图。考虑到境内旅游既方便又轻松，我便决定去干旱地区。
沙漠。
我通知电视台说我知道该如何开创新节目了——的确是这样——需要离开几天。出发当日，我六点半就醒来，从圣地亚哥起飞，十点四十抵达卡拉马机场，那个地方已经在等着我了。居然只有我一个游客，（难道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这让我激动不已。负责接机的女孩儿一看到我就跟我要签名。司机叫罗兰多，听说是“阿塔卡马人”，后来我才明白这是本地人的意思。他开着汽车在那片陌生的景色里平稳前行，我想我一个人去是对的。一路上我想了很多，那儿的景色似乎很冷漠，人类的驻扎并未使它发生任何改变，这是很不同寻常的。眼前的景象太难以置信了，有的山像巨大的茄子，有的像加了奶油的咖啡，远看像巨大无比的巧克力冰淇淋，波涛起伏的沙漠仿佛一片汪洋大海。天空是纯净的蓝色，是城市人陌生的蓝色，它蓝得灿烂、清澈、耀眼。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从卡拉马来到了“奥托阿塔卡马”，这是酒店的名字。这里就像一小片飞地，四面环山，中间是一座狭长而低矮的土色建筑物，其材料是古代建筑使用的土坯，这使得酒店和周围的环境浑然一体，而不打破沙漠的和谐。
酒店经理专门在门口迎接我。空气里洋溢着热情好客的气氛，这让我一开始就觉得被这里接纳。
房间很漂亮，色调是浓重的烟草色，四面都是阿塔卡马当地的土坯墙，当地人从其历史之初就使用这种材料修建房屋。房间的尽头是阳台，有一张水泥砌的床，上面铺着床垫，可以在那儿看日落——或者日出，都可以。建筑的整体设计让你只会看到山丘和沙漠，而看不到周围的人。房间里没有电视（不会出现我的脸）。房间粗犷的线条我觉得美极了。电脑估计用不了几次，我就把它放在了柜子里。带来的书都放在了床头柜上，在圣地亚哥我很少读书。我把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放好，中午一点钟的时候去餐厅吃了饭（有藜麦、石首鱼和水果，味道很好）。之后睡了一觉，早上六点半就动身出发，我早就精疲力尽了。周围果然没有一点儿声响，我太需要安静了，就像植物需要叶绿素、舞者需要音乐一样。寂静中我可以找到自我，这正是我的一个问题：我怎么努力也找不到自我。有时候连自己是谁我也不知道，只知道电视屏幕里的那个安德烈娅，只要那个安德烈娅看着好，其他似乎都很好。这导致我一直误以为她就是唯一的真我。现在沙漠的寂静让我可以靠近真我。沙漠里没有像回音一样的嘈杂之声，它能把你的声音永远埋没，让你缄口不言。
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之后，我去做SPA，这项服务全天都有，真是太阔气了。蒸桑拿的时候，一个在智利丘基卡马塔铜矿厂工作的人——本以为只有外国人才会住这么昂贵的酒店——认出我之后，整个人都激动起来，他大声嚷着告诉其他正在做冲浪按摩的同伴：“喂！你们猜谁在这儿呢？”这简直是在打我的脸。我干脆躲在桑拿房里，一直等到那些人走了我才出来。我穿着浴袍，湿着头发，躺在屋外的床上看日落，周围空荡荡的，孤独得叫人不知如何是好。
“太幸福了！”我自言自语道。或许是假话，但我还是想说出来。我又一想：“妈的，自打上次从乡下回来，我都多久没说过这句话了？”我朋友的父母住在乡下，她叫孔苏埃洛，我们是发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学，相伴着走过了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就算她叫我“女神”，我也不当回事儿。她在杂志封面看到我也不会激动，但就是不陪我去君博（Jumbo）超市，她说受不了大家对我那么好奇。其实我也受不了，所以基本上不去超市。我没打算告诉她我的这个新计划，否则她肯定要找我谈谈，而我还没有准备好。反正她也习惯了，我这个人就是永远闲不下来，也不会轻易被吓退。我一边望着沙漠，一边想象她说我强势，肯定是这个词，那么我就回答说：“是虚的，都是虚的。”
清晨，我突然醒过来，一拉开窗帘，景色全变了：那座山好像长了牙齿一般，是冬天的雪水雕琢出的一道道刻痕。山下彩色的条带仿佛一件丝滑的霓裳，有红色、紫色、咖啡色，还有蓝色。大大小小的山丘都为我锦衣玉带。此时是凌晨五点钟，我人在沙漠，而遥远的城市，那座我生活的城市，天还没有亮。我想起一句老话：“旅行的不是你，是你被旅行——要么是被旅行弄垮。”我认为旅行就是消失。
我在度假，是离开“现实生活”的假期。想必大家恨透了“现实生活”，我们都知道如果不像服药一样接受它，就会遭到它的严厉打击。
我睡了十二个小时。
要知道，我睡眠一直不好。要是睡着了，我能睡得像孩子一样，就是入睡很难。等我终于安静下来了，脑子里却浮想联翩。如果不吃药我能一直想到凌晨四点钟（坦白说，收视率就是其中一件事）。我必须依靠药品，但我讨厌它们，所以给自己定下药量，防止对药物产生依赖。要求说下午一片肌肉松弛剂、晚上一片安定片，这样依靠药物让我很生气，于是我在计量上做了手脚，降低了服用量，比如四分之一，或者一半。就这样，药量被慢慢控制住了。我是典型的不听医生指挥的人。
我在睡衣上套了身运动服就去餐厅吃饭了，现在想想，我在圣地亚哥绝对不会穿成这样出去，没收拾好我是绝对不会出门的。我觉得自己是公众人物，形象问题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谢天谢地我还算生得漂亮，职场上不会被冷落或者受歧视。光有才能是不够的，远远不够。
穿着睡衣在公共场合吃早餐算是一种新体验，对了，这家酒店没有送餐服务。给我上菜的小伙儿自告奋勇说如果我需要，可以给我送餐，但我不想被特殊对待，就算大家都站着吃饭，那我也站着吃。我要了一份英格兰水煮蛋，别提了，把手烫了不说，鸡蛋也快洒光了，我只好又点了一份鸡蛋饼。我一看那切成片的面包像用模子做的，我就在想，还好是我一个人在这儿，要是费尔南多也在，他肯定会抱怨这些面包。就算圣地亚哥的面包全用模子做，他也认为那不叫面包。现在我多轻松，不用为任何人负责。
丈夫通常都喜欢抱怨，比女人麻烦多了。
为了让我在自然光下工作，酒店贴心地为我在阳台上支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一个插线板。很少见到服务如此周到的酒店，什么豪华酒店、高档酒店，基本都达不到这样的服务水平。
工作，永远是我生活的理由。但我去沙漠是为了思考或回忆。我发现自己一直在纠正对过往的回忆，因为有很多回忆都不尽如人意，所以要加以改正。直到我去做SPA。前一天我发现有按摩室，我二话不说就做了登记。价格可真够贵的，但我再次告诉自己：“没关系，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于小姐正在等我，她从中国来，手法厉害还很有劲。我好好放松了一个小时，用的是上好的按摩膏，还有蜡烛和轻音乐。有那么一瞬间我在想，我的支出很少和收入匹配。因为我总觉得花钱是罪恶的，但我喜欢钱，它很性感。费尔南多向来不让我冲动消费，但我自己能接受，我可以入住全国最贵的酒店，可以让自己享受一小时按摩。唯一值得一问的是，为什么我不多享受几次？女人挣的钱都拿去干什么了？为什么我们觉得花钱是罪过？
我出身并不富裕，父亲是采访警方新闻的记者，母亲是家庭主妇。小时候家里的钱从来熬不到月底，母亲总是望女成凤，希望我不要像她和外婆一样，活得既没意义又不体面。都说一切会周而复始，代代相传，外婆、母亲、女儿，就这样一条线地遗传下来。除非有人彻底扯断这条线，才能打破这种重复。
我坐在壁炉旁边，吃了一份三文鱼三明治，味道很不错，喝了一杯皮斯科酸鸡尾酒，两个导游在旁边给我讲当地奇特的地理环境。我不想外出，感觉双脚就像被粘在酒店的地上一样，这里的生活让我迷恋。在阳台上看书和小憩多舒服啊。出去散步的时候，看到我的影子映在沙地上，就像一个入侵者，沙漠的纯净瞬间烟消云散。
望着自己住的那间土坯房，那诱人的深烟草色，我真想从此就在这酒店里过日子。这是我一贯的想法，因为酒店让我觉得自由，有好几次我都把它想象成自己家，就像战间期在欧洲，人们经常把宾馆当家住。
我还算过自己一生总共住过多少家酒店，估计有的女人一家都没住过。很难理解这种资源分配方式，我应该补充一句，世界上最美的酒店我都住过。每次旅行我都带着好奇心，希望发现一处清净之地，也许这才是旅行的真正意义，否则为什么要旅行？四十三岁的我几乎哪儿都去过了，可能只剩下印度的拉贾斯坦邦——那儿有一座天空之城，黑山共和国，澳大利亚袋鼠岛。然而直到昨天我才知道阿塔卡马有这样一个地方，可见还是有我不知道的地方。要是在有生之年没来这个地方我得多遗憾。
这个记事本上记着酒店每天的菜单，比如有一顿晚餐是塔塔三文鱼、黄椒鸡和焦糖布丁。为什么记下来？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为了让这次经历更具体，不落下任何细节，似乎吃下去的东西能让我永远留在沙漠。这是一种写日记的方式。我突然有个念头，我想抛弃手里的一切，甚至是费尔南多，不知是因为我太累了，还是仅仅为了肯定我的独立性。
酒店上下只有我是一个人来到这里。我喜欢一个人。有件事我觉得说出来很困难，那就是我有点儿烦费尔南多，也有点儿烦孩子们。
终于，我把它说出来了。
我贪婪地望着眼前的美景，它征服了我。我想起以色列、约旦，荒漠永远离不开《圣经》。我久久地注视着，一动不动。连我自己也没想到活泼好动的我竟然可以凝视一个地方。直到来了几只鸟，才把我唤醒。有那么一瞬间，酒店后面的山露出巨大的伤痕，如此真切、深邃，似乎年复一年，春去秋来，有人一次又一次地揭开它的伤疤。
还有那里的人们，我仔细地观察，试图弄明白他们到底是谁。
我对别人的生活充满好奇。但实际问题是别人总是对我很好奇。所以成名以后多奇怪。我不否认成名能带来诸多好处，不管你做什么别人都尊敬你，好像名人是一张令牌，所有的门都为你敞开，你获得了比你应得的还要多，你不需要和任何人接触，你可以隔着面纱看人，不用担心亲自露面。
除了演播才能，我没有太多特点，我想说明其中的一点，就是我不是特别爱慕虚荣的人。无论我多么肯定自己的成绩，也不会得意忘形。我在印度买了一个木箱，非常大，外面镶着金属边，里面散发着檀木香，所有跟所谓名望有关的东西我都搁置在这里：照片、杂志、录像带、DVD、奖品、荣誉。它们都堆在那儿我连看都不看。成名不是我的追求，也从未有过这样的计划，我只是想把事情做好。结果忽然之间，我成了智利电视台的重要人物。我后来发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权力，而获得权力要更慢，也更难。如果哪天我的孩子们想看我的东西，那个箱子里啥都有。但是不太可能，连我自己都没兴趣看，凭什么他们会喜欢？
从不打开箱子不是说我工作就不认真，相反地，我非常认真。为了走到今天，付出的一切努力我都还记得清清楚楚。一开始，舞台恐惧症让我一面对屏幕就来月事，也不管到没到时间。我整夜整夜地排练和录制，就怕做得不够好。爱好和职业的不同就在于情况不妙时，爱好者会慌乱，而专业人士会保持镇定。所以，我一直保持着严谨的态度。就像人们说的，天赋是授予责任感的头衔。
奇怪，如果用一个词来定义我的生活，最适合的竟然是“成功”。这两个锈迹斑斑的字把我的一切悲伤、痛苦和迷茫掩盖住了。智利人喜欢仇视他人的成功，当面他们尊敬我，其实背后有很多人都咒骂我。就像山脉在挤压我们，狭隘的心胸容不得我们同处一片土地。狭隘让我们变得卑鄙，总是担心给别人让路会使自己跌落水中，或者被留在山里出不去。
一天，我去餐厅吃早饭，看见桌子都空了，连咖啡也端走了。酒店说因为换时令，现在已经十点半了。我哪知道那天换时令？就算发生政变我都不一定知道，更何况这种小事。但话又说回来，这种与世隔绝的感觉让我很有安全感。
我想开始工作，没别的目的，就是想沉浸在工作中，因为它一直能给我一种感觉：没有比工作更重要的事情，如果没出什么事儿，就别来找我。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但在几个小时以内还是可以的，而且感觉非常好。正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所表达的：“看到一切都很顺利，我觉得自己像一只高歌的鸟儿。”
有了工作我们才能保护自己！没有工作就只能赤手空拳，那得多可怕。
我躺在躺椅上思考自己陷入的矛盾，旁边是六个长方形泳池，深色的池水分外美丽。我暗自说道：“我已经超负荷了，当下的生活水平、坚持不懈的目标、收视率、保持优秀以防被淘汰、成功、财富、一套那么大的房子、一个需要我经营的真正的王国，甚至一个衣橱的大小，这些都要我来做。真希望自己少管些事儿。”我想起儿子塞瓦斯蒂安，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我也说了同样的话，他听到后说：“妈妈，你想做的是当一个嬉皮士。”
当嬉皮士？我想起我和孔苏埃洛年轻的时候，我们穿着印度风的衣服，戴脚环，身上连一个子儿也没有。那时候我们很幸福。记得后来我把塞瓦斯蒂安的话用邮件发给她，她回信的时候借用了詹姆斯·乔伊斯的一句话：“既然改变不了现实，那就改变话题。”我跟她说别一副文绉绉的样子，费尔南多倒是很认同她的话，至于塞瓦斯蒂安，在我出发去乘飞机的时候，他说：“妈妈，你要在豪华酒店改变话题吗？”
我嬉皮士？这时，我的目光重新移向深深的池水，由仙人掌和石子划分的数个泳池甚是好看，我心想：“如能躺在这里终老，就这家酒店、这些泳池、这把躺椅，夫复何求？”
周围没有一个有灵魂的生物，感觉方圆数公里之内只有我一个人类。山头挂着一轮满月，亮得如此璀璨，有一抹不真实的感觉。就在这时，我注意到两只动物，也像是来访者。它们在一排篱笆后的空地上悠闲地走着，一只是羊驼，另一只是原驼。我走近去观察，这两种动物长得很像，不知道的外地人会误以为是同一种生物。羊驼用一双极度忧伤的眼睛望着我，之前从未有人用这样的目光看过我。阻挡在我们之间的篱笆让我无法上前去抚摸它，我们就这样相望了许久，感觉它快要哭了。它有吃、有人照料、还有美景，为什么那么伤心？难道还不知足？
我转身离开的时候，那原驼竟摇起了脖子，一副不满的样子。那我呢？我怎么办？我不也是一个人？
去餐厅吃晚饭的时候，我被三个女人围了上来。她们已经盯着我看了好几天，虽然最后没忍住，但之前确实没打扰我。不得不说，我始终很感谢有粉丝的存在，但绝对不能在我隐身于沙漠的时候。名望使我成为弱势群体的一员。
我想起一部电影《泳池情杀案》，片中夏洛特·兰普林饰演一名女作家，每次在火车上遇到有人跟她搭讪或者认出她，她就下车。我应该生在英国，然后和兰普林演的角色一样神经敏感得让人难以忍受。
我把愤怒一路带到了沙漠，难道就这样忘记了？
沙漠可以切断外界的时间，适合减压、释放，失去一切联系，最后达到无的境界。我觉得到了无的境界，人的创造力将会无穷无尽。比如艺术创作，人们不是常说我们之所以拥有艺术，是为了不被真理弄垮吗？在沙漠就可以得到最好的印证，不管什么事、什么人。
我在泰式按摩那儿做了登记。按摩师是个长相帅气又温和的小伙子，没准可以做我儿子塞瓦斯蒂安的好朋友呢，我心想。他的手法很好，这使我想起在泰国的时候。我一个人做了干蒸、湿蒸、冲浪按摩，自言自语道：“我嬉皮士吗？”
我还没有外出旅行，因为身边已经有很多好地方了。没关系，总有一天我会去的。到了傍晚，旅行团一队接一队地回来，看见他们带着包、水壶、防晒工具、穿着派克大衣，一个个累得精疲力竭的样子，我就想，就是因为他们出去，我才独自占了这么大片地方。没加入队伍的就我一个，他们肯定觉得我有病。
每当看到成群结队的人，我唯一希望的就是不要认识他们。在圣地亚哥，我的生活里每时每刻都有各种各样的人，大大小小的活动都邀请我，就算我精心挑选哪些去哪些不去，还是让我心力交瘁。此外，我不喜欢聚会、狂欢、节日这些所谓欢乐的喧嚣。
上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我在报亭买了份日报后走进一家咖啡厅。正翻阅的时候，一张雪白的长方形纸片映入眼帘，上面写着：女性心理专家——美国，标题下方列着：
恐惧
压力
抑郁
依赖
心理危机
急性焦虑
婚姻治疗
学习障碍
后面写了各专家的姓名、电话和地址。我一时愣住了，情绪病这么普遍？阿根廷的女性精神病患者比我们更严重吗？不，是她们承认精神疾病，这是很不一样的。我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号入座，被结果吓到了，至少有三项我都中了。
一天，我破例去了距酒店三公里处的小镇，就是阿塔卡马的圣贝德罗镇，旅游书上经常提到这个地方。我和几个司机聊得很愉快，或许他们是唯一不认识我的人。我没想到能在智利看到高原人的面孔，还听见他们操着一口带方音的西班牙语，之前我只在秘鲁或玻利维亚见过这些人。
一眼望去，圣贝德罗镇尽是咖啡色和低矮的建筑物。政府楼前，几个老太太高音量放着音乐跳舞，脸上挂着小镇女人跳舞时的那种不在乎或者说令人疏远的表情。我径直朝教堂走去，我在照片上见过无数次，是个很有名的教堂。一五五几年的时候，西班牙人在那里进行了最早的弥撒活动。在智利很少见到这么古老，且不是我们建造的建筑物了。屋顶是土坯的，圣餐台的中央是童真圣母像，即天使尚未降临其身的时候的样子。
我去了一个很大的手工艺品市场，之后想找个吃午饭的地方却一直犹豫不决。最后我进了一家价格低廉的小馆子，点了一份蔬菜千层面。大家都看着我，还好没人过来搭讪。
走出餐馆的时候，我接到孔苏埃洛从圣地亚哥打来的电话。运气不错，要知道酒店里的信号可不好。我已经好多天没和她说说话了！广场上，我找了一棵大树坐下，便和她聊起来，就像小时候我们躺在卧室里聊天一样。我告诉她这个地方，还有它的周边环境有多美，她说：“多好，就要这样有范儿地变老！”
骄阳如火一般灼烧。
在酒店的房间里，我忽然灵光一现，就像得到了圣佩德罗的点拨，立即投入工作中。我正计划做一件有趣的事情，主题非常新颖。当时我文思泉涌，所有想法都标新立异。
我出去沿着泳池绕了一圈，终于又出现了一位女性，她是个中国人。看到她孤身一人在一个远离祖国的地方，我心中不由产生了淡淡的忧伤。
我开始有了高原反应，呼吸困难，总是喘不上气。
一天下午，我在阳台上看到了动物。当时我正闭着眼躺在阳台的床垫上，突然感觉有只羊在叫，然后是两只、后来又变成三只，一起咩咩地叫着。我直起身，看见几只奶牛和好多羊跟着牧人从我面前走过。我久久地望着，它们各自带着宝宝，每一只都有孩子。除了羊驼和原驼，它们是我唯一见到的动物。
我试图忘记费尔南多，虽然独立的想法在诱惑我，但我更渴望拥有一个亲密无间的人，更需要一个共同作战的人（成功者的圈子是最凶险的）和分享的人……但要抛弃这些，必须有足够的勇气。一盘海胆，一个人吃还会有一样的幸福吗？佩特拉古城里各种岩石的色彩，一个人怎么欣赏？当你怀疑自己，觉得全世界都与自己为敌的时候，你不去找自己的伴侣还能找谁？无论是银行账户收支，还是和自己的母亲或女儿偶尔闹别扭，你能信赖的人还有谁？你能和谁安静地听一场贝多芬音乐会？我没想过费尔南多是我的“象征物”，就是西蒙娜刚才说的，但我承认在世人面前他经常保护着我。在我的世界里，如果没有丈夫挡在我前面，我会觉得自己被扔给了罗马斗兽场上的那些狮子。
丈夫像港湾。
或许是引言。
又或是备注。
电话里，我告诉孔苏埃洛我每天都把菜单记在小本上。
控制饮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不是说我一直坚持节食。我试过很多次，可问题是，我太喜欢吃了，其中之一就是甜点。生活中要是没有一块糕点那就失去了意义，比如海绵蛋糕、德式蛋糕，什么蛋糕都行。但是电视银屏和身体超重互不相容。公众是我享乐的头号敌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兴趣也在不断变化。如今食物是我最大的爱好。性爱已经落到第二位了，这让我有时候很受伤。
现在好像所有人都用性爱来确定关系。但我除外，因为我连出轨的时间也没有。
我害怕的是，随着时光的流走，一个人会失去对他人的爱。年轻的时候，青春意味着感情泛滥，意味着为他百分百地付出，意味着爱到天荒地老。她会单纯且不知选择地四处播撒自己的情感。时间过去了，两个人经过不断的磨合，步调越来越一致，但结果会导致相互排斥。现在我的眼神里多了份猜疑和批判，我就是用这样一双眼睛怀疑地看着其他人。人其实比看起来的样子更愚蠢、更讨厌，有的人更狂妄，有的人更爱妒忌。人永远做不到绝对的真实。成长就是知道自己有更多的缺点，然后觉得厌烦。我害怕自己的爱越变越少，有时候我觉得这才是老年人孤独的原因之一，世人认为老年人孤单是因为没有人爱他们，但也许是因为他们自己早就不爱任何人了。
我现在很少能漫无目的地和人聊天，我没有时间做这种无偿的事情。
如果我今天列一份名单，写上所有自己喜欢的人，我估计这份名单在多少年以后只会越缩越短。
沙漠的黑夜是最寂静的，它沉默地像笼罩了一层又一层的消声布，感觉像千层蛋糕一样。我在孔苏埃洛乡下的房子里也体验过安静的感觉。随着白昼的结束，各种嘈杂声也随之消失，夜幕降临，取代喧嚣的是各种声响，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久久地分辨这些声音：歌声、狼号、牛叫、树叶的沙沙声、犬吠声，就像一首壮观的怀旧曲，中间还夹杂着风声。乡村的这种假安静让我想起了沙漠的安静。有人认为沙漠的夜晚才是真的万籁俱静，根本不用担心混乱会伴随黑暗一同到来。
我和它们一样觉得寂寞，一只羊驼、一只原驼。
随着激情褪去，心中的牵挂也慢慢淡化。可怜的费尔南多！有这么一个整天忙碌的妻子他得多累。我兜兜转转了这么多圈，最后还是降落在了原地，到底什么是爱，我早已不知道了。在阿塔卡马的时候我想是时候向自己坦白事实了。但同时，我的高原反应越来越明显。这没道理啊，应该一来就有反应，而不是过去几天了才开始。打扫房间的女孩儿给我拿了杯药草茶，不知是什么植物泡的。有几次她和我聊了起来，“我认为我既不是智利人，也不是阿根廷人和玻利维亚人，”她说，“我是阿塔卡马人。”她告诉我她的父亲见过圣贝德罗镇教堂的文献，后来被西班牙人带走了，还说她的家族可以一直追溯到18世纪中期。“西班牙人把所有大事小事都记载下来，”她说，“每一次洗礼、结婚、死亡，还有地震。”
毫无疑问，我喜欢阿塔卡马人。我不喜欢现在那些自称是胜者的人。难道失败却伟大的人，就是败者吗？我想到20世纪的青年人，一个受尽屈辱的世纪！如今的他们得多么怀念曾经的丰功伟绩呀！
我的心脏开始折磨我了，它跳得很快，高原反应和心情苦闷容易被搞混。“不年轻了，”我嘀咕着，“身体也是有权喊累的。”这是要走下坡路了，毫无疑问我已经到了衰老的边缘。不管怎样，与其说我苦闷，不如说是忧郁，过去人们就常用这个词来表达沮丧的心情，其实就是今天的抑郁，但忧郁用得更多。我想弗洛伊德是把忧郁和人的痛苦联系在了一起，而没有把它和不在场联系在一起。夕阳西下，我凝视着远处的山峦，一阵忧伤袭来，好似一块哀悼的黑纱笼在心头，久久挥之不去。
费尔南多爱我，但不再喜欢我了。
爱吵架的夫妻通常性关系和谐。仔细想想也不奇怪，因为做什么事都源于激情。至于我，只剩下吵架了。激情没了，需求就会变，关注点也会变。一切不过是风吹云散，再没了性。
性就像一张网，保护上面的杂技表演者。这张网能够阻止表演者摔下来。假如没有这张网，我估计平衡术杂技也就不存在了。那么，当出于某个原因这张网不见了，你该如何保护自己？你能够在高空各种炫技，给观众带来无限惊险、恐惧和失衡的感觉，那是因为你知道有一张网在等着你，它会保护你，阻挡坠落带来的恐惧感。这是这项游戏的一部分，即游戏规则。而等到有一天这张网不见了……已经有了职业习惯的杂技演员坚持要表演。他要尝试一下。为了降低风险他降低了表演用的绳索，等着从上面掉下来。然后他当然摔下来了。浑身是伤。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抓住他了。
性欲就像这张网，正暗中准备着，而且从不松懈，严阵以待。等落入它的掌中，什么过去、什么虐待、什么害怕，统统都不见了。
这就是性的作用：止血。发脾气、吵架、伤人的表情都能被相爱的人容忍，因为迟早有性来治愈一切伤痛，或者至少有痊愈的征兆。当失去了性，伤口只能一直裂着，再也愈合不了。
费尔南多病了，不过是感冒而已。我把卧室留给他，我去卡罗拉的房间里睡了几夜，她去度假了。卡罗拉的房间正对着走廊，走廊尽头就是我俩套间的门，里面还有一条走廊，通往费尔南多的卧室。那天凌晨两点钟，我失眠已经有一会儿了，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心想或许贴着费尔南多睡能行，我就起身，光着脚来到走廊，然后朝卧室走去。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我停下脚步，听出来了：断断续续的喘气声、呻吟、窒息的喊叫。性。我继续向前，走到了尽头，在黑暗中看到了床对面的电视光，一对儿男女正在交欢，只有色情片才会有那种镜头。我呆呆地立在门口看着他自慰。然后我步履缓慢但脉搏加速地回到女儿的卧室，几分钟后，悲痛变成了心寒，之后又变成了一种又软又黏的东西把我弄得浑身麻木，我就这样看着自己，厌恶极了。
我觉得自己像个麻风病人。
那几天我一直在想，要尊重费尔南多的隐私，不能在他面前提起那一幕。胡说。是侮辱，是因为侮辱我才闭口不提。
在阿塔卡马，到了傍晚的某个时候，黄沙泛起层层微波，沙漠变得像浓密的长发一样。我想起自己曾经希望像沙漠一样，以这种和谐的运动形式而存在，但我失败了。
随便什么运动都行，只要不依靠我的力量。
我们和娜塔莎已经谈过自恋的问题了，不是我不在意。
我试着弄明白聚光灯下的我，究竟是我的哪一面，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正活在爱过却不再爱的痛苦中。相信我，我曾经活在爱里，但它早已离我远去，我对此却无能为力。我有才华，又是女强人，可我却不能重新去爱。我爱过，但现在不爱了。
我得到了在国际上发展事业的机会，如果接受这份新合同，我自己也很愿意接受，就必须移居海外。直到现在，费尔南多和两个孩子还没有做好和我一起离开的准备。他们在智利生活，所有事务都在这里，他们不会愿意为了我而牺牲这一切。更糟糕的是，这件事我只和娜塔莎讲过，因为在我内心深处，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不在乎。
我刚才讲过成名带来的好处，但它使人沉迷其中无法自拔。成名就是回到化妆室卸掉妆容后，不认识你在镜子里看到的眼神或嘴上的神情，因为你只认识、只喜欢聚光灯下的你。成名就是永远要担心被淘汰。成名就是二十四小时想着收视率。成名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整天都在学习，哪怕不断减少睡眠和娱乐时间，甚至不睡觉、不娱乐。成名就是永不停歇地工作。成名就是为了不失去能够成为焦点的任何一秒而断绝任何联系。成名就是对挡路者格杀勿论。成名就是只要需要，连亲妈都能出卖。
如此而已。
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训练，娜塔莎？我很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做自己的观众。也许在精美的音乐厅里我们可以临时编点儿，或者不提我们讨厌的部分。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什么讨论能让我感兴趣，我把所有才能都放在摄影棚了。如果碰见朋友，我会问他几点吃了早餐，每天从家到单位要多久，或者在超市花了多少钱。所以我在沙漠的时候给孔苏埃洛讲我那天吃了些什么。日常那些看得见的行为很重要。
对我来说沙漠就像海市蜃楼。人们觉得大脑累了可以去沙漠放空，当我去尝试放空的时候，却掉进了陷阱里。我的心悸和心律不齐并非因高原引起。
“我喘不上气来。”电话里我这样告诉费尔南多。“回来吧。”他回答说。
酒店给我装了氧气瓶，直到保证我基本能正常呼吸了才撤掉。次日凌晨我便离开了那里。又是一次逃离。飞机上我的心跳依然偏快。到了圣地亚哥，我打开家门靠在门上，还没进去就突然大哭起来。我像个孩子一样哭啊，哭啊。连离开那扇门的力气都没了。
现在我身处自己的玻璃塔里，阳光洒在脸上，等着生活告诉我她该说的。重要的是，当她来找我的时候，我就在这里，绝不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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