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对人体的“创造、修复、破坏”行为，构成了他们在人间的修行中心，恰好印证了民国时期太虚法师一首很出名的偈语：“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
医生对生命健康的守护，以及他们所面对的纷繁复杂的众生相，构成了一幅人间真实的“曼荼罗”。
一、大“内”群英
按普通人的理解，会把一些常见的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疾病划入外科疾病，把应用药物手段治疗的疾病列为内科疾病。
事实上并不如此，随着医学的发展，原先认为应当手术治疗的疾病，现在可以非手术方法治疗；原本不能施行手术的疾病，现在已经有了有效的手术疗法。内科可分为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内分泌科、血液内科、传染病科等，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所以，有一个概念无可置疑，内科是所有其他临床医学的基础，往往以“大内科”称之。
在北京市援藏的78名医生中，内科医生占了三分之一，他们不像外科急诊的六月雷霆，急如星火，却似三春小雨，润物无声。外科是一门在刀尖上跳舞的艺术，如果有可能，内科能做的，是协助他们准备好舞谱，而不是把他们逼上刀尖。
混沌理论有一个通俗的比喻：安第斯山脉的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孟买就会起龙卷风。其中蕴涵着的思想是，几乎注意不到的微小事件的组合，甚至可以导致一场巨变。人体在內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微小的、分子水平上的基因改变，都相当于蝴蝶翅膀的一次扇动，换言之，疾病的早期会有一些有重要临床意义的“早期事件”发生。这些早期事件倘若不能及时发现，往往会引发危及生命的“龙卷风”。
2010年9月22日，援藏医生吴东方在拉萨市人民医院例行查房。吴东方援藏前是北京朝阳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挂职拉萨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在内科病房，吴东方第一次看到白玛丹增。
白玛丹增是西藏大学藏语言文学系的一名大学生，在学校他和队友踢了一场足球赛，获得了学校足球联赛的冠军。正在和同学欢呼雀跃的时候，这位充满朝气的阳光小伙子突然感到身体无力，险些晕倒。白玛丹增很快被同学和老师送到了拉萨市人民医院。
吴东方第一眼看到白玛丹增，就感觉到他的脸色不对，转头问值班医生：“这小伙子什么病？”
值班医生说：“昨天在门诊收治住院的，经过初步诊断，认为是贫血，所以住院治疗。”
贫血？吴东方眉头一皱，看了看入院的病历，让白玛丹增躺下，轻轻压了压他的胸骨，问：“疼不疼？”白玛丹增点了点头。吴东方又仔细进行了查体，重点摸了摸淋巴和肝脾，又看了看白玛丹增的眼底，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从心头升起。
吴东方转身问值班医生：“血常规、血型都查了吗？”
值班医生说：“入院时查了，血色素低，所以判定是贫血。”
吴东方沉吟了一下，说：“重新查，除了血常规，再查出血时间、凝血时间，检查骨髓象。”
值班医生惊疑不定，说：“难道您怀疑……”
吴东方凝重地说：“但愿我怀疑错了！”
病房的医护人员行动迅速，当天下午，化验结果送到了吴东方的手中。红细胞及血小板减少，白细胞数增加，骨髓象增生，分类中原始细胞明显增多。
吴东方叹了口气。内科的特点就是见微知著，这些身体外在的表象，不幸被自己言中了。白玛丹增患的不是贫血，而是急性白血病！
吴东方对内科的值班医生说：“立即采取对症管理治疗，赶快通知他的家长。”
急匆匆赶来的父亲拉顿听到吴东方告诉他的这个消息时，顿时蒙了。拉顿是定结县党校的一名老师，他知道这个病对儿子意味着什么。
拉顿颤抖着声音问吴东方：“吴医生，能有什么办法吗？”
吴东方安慰拉顿，说：“您别太着急，目前这是我的初步判断，这里的医疗条件有限，还需要到大医院作确诊。即使是这个病，目前通过治疗，已经有不少患者病情得到缓解，可以长期活着。孩子的病情发现得比较早，咱们有希望。”
吴东方嘱咐好了拉顿，又仔细对白玛丹增进行了复查。9月30日，吴东方早晨给爱人左丽宏打通了电话。左丽宏是北京朝阳医院血液肿瘤科护士长，她没想到丈夫从数千里外打来电话，没有问候，第一句话就是：“有名藏族大学生，血常规检查高度怀疑急性白血病，这里没有进一步诊治的条件，需要转往北京，否则很可能有生命危险，你协助安排好住院。”
左丽宏立即请示了医院的领导，在病床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提前为白玛丹增预留了床位。
10月4日，经过北京援藏指挥部的协调，白玛丹增在父亲拉顿的陪伴下，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朝阳医院专门开启了绿色通道，迅速为他办妥了住院手续。诊断结果确实与吴东方所判断的一致，白血病类型为“急性髓系白血病M2型”。
拉顿一个月工资加起来也就4000多元，全家人就靠着这仅有的工资生活。白玛丹增有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哥哥，目前还没有找到工作。
刚到北京时，父子俩只背着一个包，身上还有紧急借来的10万元。但这笔“巨款”并没给拉顿足够的底气，他心里明白，要彻底治好儿子的病，钱还差得远。
这时，吴东方不仅给予了白玛丹增精神上的鼓励，还号召援藏医生和援藏干部为他捐款。白玛丹增在住院期间，北京市第6期援藏干部领队贾沫微和北京援藏医疗队负责人谢向辉，都十分关注白玛丹增的病情和治疗进展情况，多次借回北京开会的机会，到医院看望白玛丹增，并带来了北京援藏干部的捐款。
社会各界也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有一位不透露姓名的好心人为白玛丹增一家在医院附近租下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解决了住宿困难。朝阳医院团委、党办、工会等部门，纷纷倡议在全院范围内为白玛丹增捐款，几天就捐款8万元。但是，这对于四五十万元的骨髓移植治疗费，还是杯水车薪。于是，朝阳医院又积极联系社会各种慈善基金会，幸运的白玛丹增获得了红十字会捐款，阳光基金会也承诺愿意负担骨髓移植的高额费用。
经过6个疗程的化疗，白马丹增的病情得到缓解，而且白玛旦增和他哥哥的骨髓配型完全吻合，1月21日，从拉萨返京，吴东方顾不得休息，放下行李就去看望白玛丹增。
白玛丹增一家视吴东方为恩人。白玛丹增看到吴东方就止不住眼泪，说：“吴叔叔，要不是您，我可能坚持不到现在。”
吴东方紧握着白玛丹增的手，说：“不是我给你们希望，是因为白玛有信心战胜这个病，才能走到现在。”
白玛丹增的眼中透出坚毅，说：“有那么多好心人鼓励，我有信心战胜病魔。”
白玛丹增于2011年5月进行了骨髓移植治疗，痊愈出院。
吴东方是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他所擅长的其实是内镜下的操作，是国内使用内镜技术的专家。
内镜是一个配备有灯光的管子，它可以经人体的天然孔道，或者是经手术做的小切口进入人体内，可以看到X射线不能显示的病变。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一个多功能内镜，除具有观察镜的功能外，在同一镜身，还具有一个以上的工作通道，具有照明、手术、冲洗、吸引等多种功能。使用内镜的治疗方法可以准确判断患者的病情，通过内镜治疗也可以减轻患者的痛苦，利于伤口恢复。
拉萨市人民医院的内镜中心在2008年前后就成立了，但由于技术操作不过关，很多检查都无法进行。2010年，吴东方开展了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术（简称ERCP），这在拉萨市人民医院是第一例。
内科战线冗长，食管而下，直至肛门的消化道，外加肝、胆、胰、脾这几个关系密切的脏器，都是内科负责的势力范围，要摸透一种疾病的秉性，就不得不慢下性子。内镜就成了医生手中最有利的“武器”，如果把疾病比作这漫长战线上的一枚地雷，消化内科医生就是拿着探测器小心翼翼、步步为营的工兵。
西藏的肝硬化患者众多，而上消化道出血非常常见，许多患者尤其是年轻患者，由于病情危重而死亡。吴东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挽救更多的藏族同胞，他从内地带来了药物及教学光盘，向医院领导说明内镜下治疗给病人带来的益处，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决心把内镜中心运行起来。
2011年5月，吴东方在拉萨成功开展了多例内镜下胃底静脉栓塞术联合食道静脉套扎术，治疗肝硬化及上消化道出血病，吸引了许多患者从山南、日喀则等地慕名而来。
吴东方还积极推行结肠镜单人操作技术，指导本科医生单人操作技术要领，一年来开展结肠镜30余例，并开展了内镜下结肠息肉切除术，使单人操作结肠镜检查技术推广开来。同时，吴东方还深入开展胃镜检查工作，使拉萨市人民医院在检查数量和诊断水平上有了明显的提高。
义诊，其实是北京援藏医生的一项常态化的爱心活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援藏医生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带着医疗器械、药品和宣传材料，行走在拉萨市的7县1区以及各个农牧区。他们通过义诊送医送药下乡，分发各种常见病的药品以及防范疾病的宣传材料。
在义诊中，医生常常会遇到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感动。
2007年11月的一天，北京天坛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郭伟到尼木县偏远的帕普村义诊。一个满脸沧桑的藏族老人，把一杯青稞酒举到郭伟面前，虔诚地请郭伟喝。但由于当时很忙，郭伟高原反应也很厉害，就向老人摇摇头，表示自己不喝。老人失望地走开了。
义诊开始，郭伟忙着问诊、查体、开药……猛然抬头，他又看到那位老人依然端着那杯青稞酒，深情地望着他。郭伟无暇多想，就向他笑笑，继续工作。老人仿佛受到了鼓舞，拨开众人再次把酒杯举到他的面前，老人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看着眼前排队的病人，郭伟又一次用微笑拒绝了他，老人沮丧地走开了。
义诊结束，人群散去。唯独那个老人还举着那杯青稞酒站在夕阳里，拖着长长的身影，显得有些凄凉。郭伟赶紧走上前去，请同来的藏族医生问老人有什么事情？原来老人是郭伟看过的一个病人，当时病情很重，家里人都开始准备后事，听说县里来了北京医生，家人就用马驮着他找郭伟看病。
郭伟这才想起来，两个月前的一个傍晚，他正在宿舍吃晚饭，值班医生打来电话：“郭老师，来了一个重病人！”郭伟放下碗筷直奔医院，远远地就看到格桑医生正和几个人一起把一位病人从马背上抱下来。老人已经昏迷，胸廓膨隆，呼吸急促，不用听诊器都可以听到肺内呼噜呼噜的痰鸣。郭伟马上作出判断，这是个慢性阻塞性肺炎、心肺功能失代偿的患者，病情很重！
在郭伟和同事们的精心治疗下，老人终于逃离了鬼门关，所以一直想找机会表达谢意。看着老人热切、甚至乞求的眼神，郭伟的双眼湿润了。
他这时再也顾不上高原反应和身体疲劳，按藏族“三口一杯”的习俗，将酒喝尽。望着空空的酒杯，老人满脸的皱纹舒展开来，像是要开怀大笑。可突然，老人双手捂住脸，激动得呜呜大哭起来。郭伟赶忙上前，为老人拭去泪水。
此时的郭伟，内心涌起一股暖流，有欣慰，有感动，更有自豪。
2012年年初，北京援藏医疗队队员前往一寺庙义诊。中途，寺管会工作人员拉着医疗队队长史旭波的手说：“山上闭关修行的僧人中有人生了病，您能不能上山看一下？”
史旭波当即决定上山。通往山上只有一条野路，磕磕碰碰，史旭波走了一个多小时。山顶海拔4700米，山上的风呼呼响。史旭波回忆说，当时孤零零地站在山顶上，即使穿着防寒服和保暖衣，也冻得够呛。
根据藏传佛教的规定，闭关僧人闭关期间是不能见外人的。既要看病，也要尊重闭关僧人的宗教仪轨。但是量血压、测心率……这些基本的诊疗程序必须要有。为了保障这个诊疗过程，通过门口挂着的厚布帘，史旭波只能将一只手伸进去号脉、诊断。
这是史旭波做医生20年来，最特别的一次诊疗。
交流病情时，僧人只能用不太熟练的汉语解释。史旭波诊断了16名僧人，却用了5个多小时。
其中一名僧人背部的皮肤有瘙痒和不适，史旭波诊断后，没有感到他的身体有何异常，表示要看一下病变部位，但按僧人闭关的规定，这是一种禁忌。
史旭波一下为难了，看不到病变的位置，这个病还怎么看？
史旭波想了想，同僧人商量，让其他僧人把这名僧人身体的其他部位用布遮住，只露出背部瘙痒的部分。史旭波用相机拍了照，带回去分析，再对症下药。
整整一个下午，史旭波顾不上吃中饭，又冷又饿。他的双手冰凉，双腿也失去了知觉。
然而，让史旭波感动的是，每看完一个病人，僧人会紧紧地抓住他的手，在他的手掌里来回搓动。
“虽然看不见对方，但我能强烈感受到他们的信任和感激之情。”
临走，僧人从帘子里递出一个吉祥包。在黄色纸上，写着藏文的吉祥祝福，里面包着青稞，用红线绳缠起来。当地人说，这代表着最高级别的感激。史旭波一下子接到传出来的十多个吉祥包，都来不及接了。
在高原上生活的藏族同胞，世代都保持着高热量、高脂肪的饮食习惯。肉、酥油等食品的长期摄入导致脂肪肝、高血脂、高尿酸等病症的高发。而由于种种因素，通常等到病情严重到一定程度才来看病，这时往往已经到了疾病比较严重和复杂的阶段。
为改变这种疾病预防理念缺乏的状况，北京援藏医疗队在进行义诊的同时，还要进行健康宣教，藏族同胞们在家门口得到了北京大医院专家的诊治。
医疗队每次下乡送药，常有老百姓竖着大拇指喊“北京门巴，雅古都（藏语：北京医生，很好）！”这些随时带着氧气瓶下乡的北京门巴，被当地人称为“阿达啦”（藏语：很亲的人）。
据统计，7年间，医疗队为农牧民免费义诊十余万人次，赠送药品价值近百万元，发放健康宣传资料十万余册。
援藏医生所做的，并不仅仅是看病，也并不局限于为当地带来先进的技术，他们还把大量的精力放在整合和打造西藏地区医院的医疗新格局，根本改善当地的医疗现状上。
2009年9月，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郑曦，支援堆龙德庆县医院已经两个月，临近的拉萨墨竹工卡县发现了首例西藏地区的甲流病例，郑曦将北京老年医院作为“非典”定点医院时，防控呼吸道传染病的经验，第一时间传授给医务人员，协助拉萨地区的医院制定了防控方案，并为全体医护人员作甲型H1N1流感诊治和防护知识培训，提高他们应对甲流的医疗能力，有效控制了甲流疫情，确保无一人漏诊，医务人员零感染。
在堆龙德庆县医院，病人不多，每天内科门诊只有十几个病人，生活节奏慢。郑曦觉得应该抓紧时间多为当地做点事。她联系了拉萨市疾控中心，希望他们提供西藏城乡居民高血压等慢性病的发病率统计数据，实施《拉萨城乡居民高血压患病情况及影响因素调查》和《拉萨市公众结核病防治知识认知情况和影响因素调查》两个课题。然而，郑曦经过询问才知道，对拉萨市疾控中心而言，慢性病管理这一领域还是空白，没有任何统计数据。郑曦决定要填补这个科研空白，这意味着她要花大量的时间做前期的信息采集工作。她按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农区县和牧区县等综合因素标准，从拉萨的7县1区中随机选择3个县和1个城区，作为样本的选择区域。
随后，郑曦组建起一个包括其他援藏医生在内的十几个人的课题组，每次安排5～6名医生和她一起去各个村子里采集数据，包括访谈当地农民对高血压问卷上的100多项内容。由于西藏农村95%的村民只会使用藏语交流，每次他们外出都需要一位当地医生做藏语翻译。
堆龙德庆县医院经费不足，这个课题的经费由郑曦自掏腰包。有的县很偏远，只能驱车前往，医院可以提供救护车作为交通工具，但油费需要郑曦支付。每个村子需要2～3天的时间才能采集完数据。当时，“甲流”正流行，还有一个村里正流行鼠疫，郑曦和同事们还是照样去采集样本。这样辛苦了将近8个月，采集了1000多例样本，完成了基础数据采集的工作。在调研中，她发现拉萨城乡居民对高血压等慢性病的认知十分有限，大部分人不知道高脂、高盐对血压影响等基本常识。完成课题后，郑曦把自己课题组的数据提供给当地的疾控中心，并帮助他们进行高血压等慢性病的监控和干预工作，为后来拉萨市的慢性病防控工作提供了数据支持。
二、医者信念唯苍生
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The Road Not Taken》，其中有两句：
一片森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而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选择成为医生，又在生命中的一个阶段选择了援藏，意味着就要面对很多未知的困难。
每一期援藏干部登机的一天，北京市委组织部以及援藏医生单位的领导都会赶来送行，热情的鼓励、殷切的期望、家人的嘱托，充溢在首都机场的候机大厅。事实上，每一名援藏医生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愫，有的刚当上爸爸十几天，还需要照顾新生的婴儿；有的妻子卧病在床，还需要尽做丈夫的责任；有的父母正在医院做手术，不知道老人能否挺过病痛的煎熬……在这个年龄段的医生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家庭与社会责任集于一身的阶段，谁能没有丝毫牵挂呢？然而，既然承担了援藏这个沉甸甸的使命，他们就此告别家人，怀着赤诚的心，登上了飞往雪域的飞机。
作为医生，赢得尊重最直接的方式自然是救死扶伤。医生是一份需要有使命感的职业。有使命感的医生能更好地承担医者的责任。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就是选择了天大的责任。
马力医生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硕士、博士，导师都是我国著名心血管内科专家胡大一教授。当年，胡教授援藏，在藏区自然条件最恶劣的阿里地区一呆两年多。更让学生和圈内人士赞叹的是，在那个让许多内地人畏惧的高海拔地区，胡教授在义诊工作之余，凭借超人的毅力看完了一本超厚权威业务书——《希氏内科学》。对老师的敬仰，促使马力在北京天坛医院接到动员令时毅然报名援藏。循着导师当年援藏阿里的脚步，加入援藏队伍。进藏工作不久，马力便以她的执着敬业和精湛医术赢得了患者和同事们的尊重。
2012年8月，拉萨正值旅游旺季。外面的街市喧嚣热闹，拉萨市人民医院妇产科病房内气氛却异常凝重。一位35岁的二次分娩孕妇妊娠检查时被发现高血压、蛋白尿等情况。刚刚在孕32周便被迫接受了剖腹产。马力见到她时，产妇全身严重水肿、大量腹水、低蛋白血症、低钾、低钠，多脏器功能不全，涉及肝脏、肾脏和心脏，由于严重低钠，患者意识淡漠，反应迟钝。经过认真询问病史和治疗经过，马力判断这是一例随性血容量严重不足导致的多脏器功能衰竭症状。于是她和产科医生认真研究病情、计算补液量，积极补充电解质和白蛋白，并配合利尿治疗。那段日子，刚上高原不久，仍需每天与高反、疲乏、失眠作斗争的马力，每天至少两次到妇科探望这位病人，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随时协商调整治疗方案。经过医患双方的共同努力，患者意识逐渐好转，浮肿和腹水逐渐消退，肝肾功能指标也在第五天逐渐趋于正常。随着这例危重患者最终母子平安出院，北京来的门巴马力在医院里也声名鹊起，哈达、溢美之词接踵而来。原本沉默低调的马力走在医院里，常会遇到主动迎上来打招呼的患者、家属，当然更多的是各科的医务人员。也经常会有其他科室的医生带着病人来找马力会诊看病。作为一名医生，能够在专业上得到患者和同行的认可，正是让她最高兴的事情。
在西藏，让马力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儿子阳阳。“去年去内蒙古，今年到西藏，为什么妈妈总要离开我？”一次电视台做《藏地飞鸿》的节目，阳阳知道妈妈在西藏的工作事迹后，感动得痛哭流涕。学校把这期节目作为德育教材，组织同学观看，阳阳变成了学校的“名人”。从此，他再也不贪玩淘气了，学习成绩也大幅提高，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能给‘名人’丢脸！”这可能是马力医生在西藏意外的收获。
医生，陪伴人类走过生老病死，扮演的是天使神的角色，承担的是一份性命攸关的责任。因为这份责任——医生就是夜半三更，病孩母亲理直气壮地将你从睡梦中唤醒的人；就是一个简单的午餐中，三次放下食物走进急救室的人；就是多少次辜负家中亲人的等候，而陪伴在病人床前的人；就是拖着疲惫压抑烦躁而和颜悦色安慰情绪不安的患者的人；就是工作中出现了问题难以被理解，投入多、风险大、压力重而收入不高的人……
2010年11月26日，尼木县中心学校有339名学生出现不同程度的咳嗽发烧症状。得知此消息，北京援藏的拉萨市常务副市长陈文、副市长马新明根据市委市政府的指示，迅速赶往现场组织救治工作，采取措施防止病情进一步蔓延。在尼木县援藏的3名北京医生王军、陈颖、张秋生冲在最前面，在病情尚未确诊，防护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全力施行抢救工作。
由于医院床位有限，只能收治12名学生，其余学生都在尚未建完启用的宿舍楼内进行隔离。到午夜时分，气温逼近零度，援藏医生们依然穿着薄薄的单衣，在病房里穿梭忙碌了整整一夜。经过连续20多个小时的全力救治，直到孩子们恢复健康，排除疫情感染，医生才可以喘一口气。
“在一个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缺的环境里，你如果把事情做成，那就是最大的成就。”来自北京石景山医院的援藏医生胡坤说。
2012年2月底，胡坤发现左侧内衣里有血性痕迹，她没放在心上，“当大夫的总对自己的事情不太在乎。”
一个月后，内衣上的溢液越来越多，她的左侧乳房也出现一个直径大约2cm的包块。当地医院无法诊断，她必须回北京治疗。
在北京手术期间，援藏医疗队队长史旭波给胡坤打电话慰问，让她好好养病，毕竟7月份，他们这批医生的援藏时间就到期了。但没想到胡坤反倒安慰起他来，“没事的，我马上就会回去上班，你们不用担心我。”
手术一周后拆线，胡坤发现伤口处隐隐作痛，还有少量溢液。多年妇产科医生的经验告诉自己，伤口并没有愈合好，但要强的胡坤还是回到拉萨的岗位。是啊，再有不到两个月时间，她要结束在拉萨的工作，可她向院长承诺过，在离开前，要给县城里所有孕前妇女作一次检查。
不过伤口产生的溢液越来越多。她面临最大的风险是，如果做不好消毒换药，极易感染。“疼能忍受，就是恐惧。”她不敢跟家人说，怕他们更害怕。“如果我的丈夫知道了，他肯定会立马让我坐飞机回去。”
胡坤忍着疼痛，一边接诊产妇，一边给自己身上的伤口消毒换药。一周后，她的伤口逐渐愈合。
在即将离开拉萨前，胡坤还是遗憾了，她要给当地所有孕前妇女作体检的工作并没有全部完成，这成为她的一份未竟的承诺。
挂职拉萨市卫生局常务副局长的谢向辉，在高原上工作3年，他总结说：“血压高了、心率快了、头发白了、听力视力下降了、记忆力滑坡了、用药量增加了。”
2010年7月，他正准备前往拉萨，来自北京市原崇文区的一位第5批援藏干部陈北信，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牺牲。
身边亲人问谢向辉：“身体吃得消吗？”他不语。
在岗位上坚守的不只是他一个人，在援藏期间发现身体出问题，做完手术再次回到拉萨的医生，也并不只是胡坤一人。
2011年春节，援藏医生吴东方回京休假体检时，发现右肾错构瘤较前增大，泌尿科医生建议手术治疗，但术中出现了大出血，险之又险。吴东方待身体稍稍恢复后，就又回到拉萨，回到了他日常工作的第一线。在完成援藏任务将要回京之时，吴东方又接到了为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庆祝活动作好医疗保障的任务，他依旧毫无怨言，继续在西藏多留一段时间。
2011年11月，体检时，援藏医疗队医生范久庆的甲状腺检出一肿块，大小是1.0cm×0.8cm。两个月后，肿块变成了1.2cm×0.9cm。
这是一种不祥的征兆。这位40岁的男人到拉萨后，为排解身在异乡的孤独感，从不抽烟的他抽起了烟。同事们劝他别抽了，开玩笑说，再抽就要得肿瘤了。没想到这次他真被检出恶性肿瘤。
必须回北京检查，医院给他下了最后通牒，要马上手术。2012年5月4日，通过手术，范久庆的甲状腺几乎完全被切除。手术后，范久庆的喉咙上留下一条长长的刀疤。每天他需要吃药片，才能维持体内激素平衡。6月11日，手术后一个月，带着刀疤，范久庆又返回拉萨。当天，几位援藏医生聚在一起为他接风。
许红飞端起一杯酒敬范久庆，开玩笑说：“老范，拉萨欢迎你回来。”两人援藏的医院都是当雄县人民医院，许红飞理解那种从死亡线被拉回来的感觉。2011年冬天，许红飞感染风寒，从医院回到宿舍，因劳累过度导致休克，坐在凳子上，突然失去知觉。幸好室友发现及时，把他送到医院。等他醒来，已躺在拉萨的病床上。
“要是没再醒来，那会怎么样？”许红飞说着，两眼发红。尽管发生很多意外，在当雄县人民医院的岗位上，他从未离开过一步。
孤独而压抑，这是异乡人的感受，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这是所有援藏医生的真实感受，也是很多援藏干部不愿提及的话题。高原反应常常让他们彻夜难眠，睡一个囫囵觉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奢望。克服缺氧已经变成一种习惯，而真正致命的是忍受孤独、耐住寂寞。
援藏医生刘晓华在一篇随笔中这样写道：
西藏的高寒缺氧和孤独寂寞是一对“孪生兄弟”。选择了援藏，就要忍受孤独寂寞的生活。没有电视、电脑，甚至没有照明的灯光……伴随着摇曳的烛光，漫漫长夜是最难熬的。思念的藤蔓一旦生长起来，缠绕的就不只是一个人的思绪了——作为女儿和儿媳，对双方父母不能尽孝；作为妻子，不能对丈夫尽爱；作为母亲，不能对女儿尽责……这就是我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仰望星空，思乡之情油然而生，那股酸酸的味道，就会一直冲到我的鼻根和眼底，直到眼泪潸然而下……
再睁眼时天已经亮了。他们收拾起自己的情绪，再次回到各自的岗位，依旧热情地面对接踵而来的藏族同胞。每当成功救治一名患者，顺利完成一例手术，安全接生一名婴儿时，他们都会有同一个感受——幸福。
“这种幸福感实际上就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它压过了高原反应的折磨，盖住了缺氧导致的身体损害，抵消了远离家乡的思念。我们为自己的这种幸福感而骄傲！”
这句话成了援藏医生们共同的心声。
采访手记
在拉萨，我每时每刻都被浓郁的宗教氛围包裹着。蔚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湛蓝的湖水波光粼粼，晴空下冰雪苍茫，黄绿色的草原连着天地，藏家民居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和五彩经幡交织在一起。
在采访中，我也经常能听到医生们对前来看病的藏族同胞的评价——“淳朴”。他们之所以以如此近乎审慎的态度作出这个评价，我其实很能理解，因为他们在拉萨几乎没有遭遇过医患矛盾。
这二者之间其实有其必然的联系。
援藏医生们在西藏的最大收获，我想就是藏族同胞对于他们无限的信任。在这里，他们没有过多的考虑，他们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在一个医疗指南范围内治好患者。如果没有这些藏族同胞无条件的信任，援藏医生高志学的骨科手术也不可能开展得如此大胆而成功。
世界医学协会1948年日内瓦大会采用了一份《日内瓦宣言》，成为此后世界各国医生进入这个行业的誓言。好在文字不多，我将这篇宣言放在文末，纪念这些可敬的援藏医生们：
在我被吸收为医学事业中的一员时，我严肃地保证将我的一生奉献于人类服务。
我将用我的良心和尊严来行使我的职业。我的病人的健康将是我首先考虑的。我将尊重病人所交给我的秘密。我将极尽所能来保持医学职业的荣誉和可贵的传统。我的同道均是我的兄弟。
我不允许宗教、国籍、政治派别或地位来干扰我的职责和我与病人之间的关系。
我对人的生命，从其孕育之始，就保持最高的尊重，即使在威胁下，我决不将我的医学知识用于违反人道主义规范的事情。
我出自内心和以我的荣誉，庄严地作此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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