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住在滨河大道的一幢公寓楼的第六层，从上面可以俯瞰哈得孙河。这条河正对着天空的时候会变成黑色，分布在遥远的岸边的新泽西小镇好像被两个巨大的黑色火钳夹住，最后只剩下一排点点闪烁的火星。这些余烬映照在黑水中，每当某条小船开过去时把它的尾波带到河边，映照在上面的星星点点就会颤抖、重叠、四散开来，直到这条船的影子通过后很久才又恢复重组成原貌。
天文学家是我们大学时代的遗老。我们已经有两年没有见到他了。那时我和哈丽雅特都还是本科生，是另外一对儿，一对已婚夫妇，把他介绍给我们的。这对夫妇中的妻子曾跟哈丽雅特一起上学，丈夫是这位天文学家的助教，所以我和贝拉无疑处在一根链条上的两端了。他是匈牙利人，父母逃离了库恩[2]的恐怖统治，全家过得还不错。他们从维也纳跑到伦敦，贝拉在那里上了牛津大学，几年前又从那里来到美国。他四十岁，又矮又胖，满头浓密干硬的黑发，中间没有分开，直直地向后梳过去，很像一个斯拉夫车手。只有寥寥几根头发变白了。他给人一种不正常的浓缩感，身体的构件好像是一层一层压上去的，中间没有任何松弛的空间用来容纳内脏的偏移或者安置。他脚下一动就会立刻引起脑袋的痉挛。匈牙利马扎尔人特有的颧骨让他的脸有种钝硬和强烈攻击意味的开阔性；他戴着钢边眼镜，型号似乎太小。他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才华横溢，很少屈尊发表论文，所以他的才华随身携带，就像丝毫不会减弱的潜能。他喜欢我的妻子。跟克尔恺郭尔一样，他是个单身汉，昔日，有时会用华丽、缓慢的英国口音，讲几桩自己纠缠不清的风流韵事，在某张咖啡桌对面或者晚饭后在我们一个朋友的起居室里，露出咧着大嘴巴、深思熟虑的笑容，弄得我感觉很尴尬和不知所措，那时哈丽雅特还不是我妻子。“噢，哈丽-雅特，哈丽-雅特，”他喊道，把她名字的最后一个音节发一个饱满、法语式顽皮的强调重音，“过来，坐到我旁边的折叠床上来，”然后拍拍身旁的弹簧垫，自己的体重弄得垫子诱人地翘了起来。虽然不仅仅是开玩笑，依我看来却并不粗鲁。在他眼中，我没有足够的风度宽容粗鲁。
他看我的气派好像越过我看着很远的地方，能看进万物的星际结构，也许除了情欲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外，能够超越人类主观性的云雾——那些由无形的理性化支撑的水汽般的希望。他的这种强有力的清晰的洞察力是我最害怕的。
那天他来我们的公寓，欢快的握手动作和全身急速的旋转把温暖传遍房间的每个角落。他看到我在地铁上来回带着、每站看上两页的《美诺篇》[3]。正是在这部对话中，为了揭示永恒知识的存在，苏格拉底阐发了从一个小男孩那里学来的几何学真理。“我的天哪，沃尔特，”贝拉说，“你干吗读这东西？这里面他能证明二乘二得四吗？”然后，顷刻间，这位无神论者只是眨眨眼，柏拉图主义和所有随之派生的大教堂都摇摇晃晃地倒塌了。
我们在窗户边吃着晚饭，从那里望出去，哈得孙河像道巨大的裂缝，在一个稀薄的光的网格里张着大嘴。虽然我们谈论的全是微不足道的琐事，关于朋友啊、新闻事件之类的东西，可我还是能感觉到自己在内心辛苦建立起来的那个结构在逐渐分崩离析。我的信仰（用切斯特顿[4]填充的存在主义），我的祷告，我的教堂活动（经常去一家卫理公会教堂，在那里，这个市中心精神的空虚凌驾在十几个老太太松脆的草帽之上，那位牧师在门口握了握我的手，脸上带着某种惊讶的表情），一切都退化成幻觉最细的丝线，在灵感闪现的瞬间，我忽然悟到，它们都会烧得一无所有。我从他的目光背后感觉到了空间和气体的巨大无边，好像跟他一道通过自己无常的肉体看透了死亡宏大的机制，而且那些暴烈的物质，火柴头般的太阳恒星，煤渣般的行星，以及旋转不已的灰烬般的银河系，除了这些，还有更多的银河系，更多的，以令人眩晕的速度飞驰着，超越了我们最强大的望远镜能够抵达的边缘。有一次我在咖啡店里听他解释说，被称为天狼星伴侣的白矮星密度极高，连从自己身上发射出来的光都会被引力拉回到辐射源红色的尽头。
我妻子收走了点心碟；在她端来咖啡前，我清空瓶子最后的红酒，全倒进我们的杯子里。贝拉点上一根雪茄，然后侃侃而谈起来，他捻弄烟和酒杯时的动作像电流般稳操胜券。我是很熟悉这套东西的，因为我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给电视商业节目杜撰情节，在某种意义上，我也是个幽默家，他给我讲了个自己在BBC第三频道看到的恶搞节目。是说伯特兰·罗素读出圆周率小数点后的五百位数，在T·S·艾略特先生的带领下，大家来了个二十分钟的沉思冥想之后，伯特兰·罗素又读了后五百位数。
如果我的笑声突然毫无节制地爆发出来，那是因为他承认，虽然这承认显得非常微弱又拐弯抹角，即伯特兰·罗素也许会因为某些概念显得荒唐可笑，同时还认为冥想和《小吉丁》的作者至少的确存在过，顷刻间把我从顶住他的潜在意见的压力，维持我自己迷信、胆怯的认同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他的引力场中这个小小舒缓吸进若干白光世界，我的妻子重新回到房间，在与我双眼相齐的水平高度，光着胳膊端来一个盘子，上面放着一把旧锡壶、三个小咖啡瓷杯，显摆着它们的长方形侧影，而她恍若绝美的尤物。
“噢，哈丽-雅特，哈丽-雅特，”贝拉说，放低他的雪茄，“婚姻生活丝毫没有暗淡你的光彩。”
我妻子脸刷地红了，但又非常自若——她的皮肤总是尴尬地迅速回答掉贝拉的赞美——然后把盘子放在桌上，把自己的椅子拉过来，给我们倒咖啡。咖啡和红酒在我们的嘴里搅和着，我们听着贝拉说他第一次来这个国家的故事。那时他是密歇根一所大学的普通科学的讲师。温度计在零上停了好几个月，学生们在校园雕出精美的雪雕，每个人都戴着护耳，穿着不系扣子的橡胶套鞋。起先，他对护耳不以为然，那玩意看起来就像你在中欧最与世隔绝的农民中看到的东西。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鼓足勇气走进一家商店去询问这种孩子气的东西。最终，他还是买了，而且穿戴在这些东西里感到很快乐，然而，在东部，这些东西似乎并不流行。
“我知道，”哈丽雅特说。“到了冬天，在这里，你会看到这些可怜的麦迪逊大道上的人——”
“比如沃尔特，”贝拉不知不觉地插进话来，把雪茄上的烟灰堆在盘子的边沿。
“嗯，没错，不过他的情况并没有显得那么糟糕，因为他从不剪头发。可是别的那些人，在这个死气沉沉、潮湿多风的冬天，戴着紧紧的小帽子，头顶的头发都剪了——在地铁里，他们的耳朵又亮又红。”
“那些女孩子，”贝拉说，“那些中西部的女孩子留着圆筒形发卷，大得差不多像”——他把双手做成杯状，展开手指，越过耳朵，把脑袋缩在短粗的脖子上，惊骇犀利地向我们投来几瞥。他两根手指夹着雪茄，这样脑袋好像要发芽了般，压得很低，像个冒烟的喇叭。他双手不断地挥舞，胸脯膨胀着，而且随着试图替我们拥抱这些遥远的高射炮的意义，逐渐变得僵硬起来。“洁白，羊毛般洁白，”他尖声说，给每个形容词都加上了演讲者发音的力度；接着这几个词随着他突然吸了口气悄悄掠过消失了，“它们就像雪球，在你们的冰雕展上女孩子们戴在乳房上的那家伙。”他在说“乳房”时发出两个S音，[5]发得格外清楚，仿佛那台暖气片在咝咝作响。
让我们吃惊的是他居然看过冰雕展。我们觉得他不会是个观光客。可事实证明，在最初那些年，他遍览美国大地。有一年夏天，他买了辆道奇牌小车，自己开着游遍了西部。他怀着某种格格不入的虔诚游览了大峡谷，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一个苏族人的保留地。他说起新墨西哥州一条长长的高速公路带。“有很多黑色的山峦。没有任何植物。宏大，沉重，几乎略带紫色的洼地，丑陋得毫无想象力，几英里又几英里地绵延不断。没有加油站，没有一丝绿色的标志。什么都没有。”他的脸冲着我们两个迅速地转来转去，表情变幻万千，我从来没见过这个样子。他的两道黑眉毛犹如两道拱门般挑起来，舒缓地在眼皮上方横过去，上嘴唇在下嘴唇上面紧闭着，往回缩去，好像在暗示那是被巧妙地夹在牙齿之间。这副表情在沉默中表现出来，然后很快又被抹去，似乎在坦白自己没有讲出嘴的话：他被吓坏了。
在桌上，在我们的脸下，杯盘被阴影破成好多碎块，咖啡和红酒的褐色沉渣，烟灰缸和灰烬都匆匆扫荡汇聚在一起，变成一个热乎乎的黑色格调的小山，跟那些宇宙的垃圾清楚地区别开来。
这就是我记得的全部了。桌上的混合物只是这个更大混乱的构成部分，就像在灵交的狂热中，我们那些毫不相干的精神与过去胡乱地汇聚在一起，把所有的东西都随之带进那个房间，包括那些跟克尔恺郭尔密不可分的注解的碎石。记忆中，也许因为我们住在六楼吧，这一景象——这番看不见的景象——好像发生在一个很高的高度，似乎我们是某颗行星上的居民，悬垂在这座城市和这条河流黑色的背景上。说到底，除了一张巨大的黑幕，里面显然像随机刺戳般闪耀着片刻光芒外，什么是流逝的过去呢？
注释
[1]克尔恺郭尔（1813—1855），丹麦宗教哲学心理学家，诗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其哲学思想直到他死后的近一百年，才随着20世纪30年代存在主义哲学闻名于世而逐渐被人认识。
[2]指库恩·贝拉（1886—1939），匈牙利共产主义革命家，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犹太人。1919年出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后兼任军事人民委员。苏维埃政权被颠覆后侨居奥地利。
[3]这里应该指柏拉图的对话录。
[4]这里似指G·K·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作家，写作体裁涉及小说、评论、神学研究、随笔等各个领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诺廷山上的拿破仑》、《星期四的男人》，系列侦探小说《布朗神父》，以及20多篇短篇小说；随笔、政论文中较著名的有《何谓正统》、《被告》和《异教徒》。
[5]乳房英文为bre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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