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
网络暴力冲击道德底线
陈凯歌执导的电影《搜索》将视角转向了敏感的互联网隐私话题，引发广泛关注。
电影讲述了突然得知身患绝症的公司白领叶蓝秋，在恍惚和绝望中未在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一位记者拍摄了争吵全过程并在媒体上曝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叶蓝秋的生活隐私遭到传媒、网民和身边关系人的极大侵犯，涉入此事的其他人的命运也随之改变。
在影片中，陈凯歌通过新兴事物——网络暴力来洞察社会上不同层次的人群在面对同一事件时的喜怒哀乐，拷问社会公德以及人们心底的道德底线。
为何要拍摄这样的电影，陈凯歌的心中又有着怎样的道德判断？2012年8月1日笔者专访了陈凯歌。
拷问道德底线
有影评人认为，电影《搜索》是在真真实实地拷问我们所有人的道德观：“在如今这个网络快餐的时代中，道德危机的出现，是否需要得到一定的重视，扪心自问，我们的行为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是否已经触及到了道德底线？”
陈凯歌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拍这部电影，就是想探讨在一个人私德出现问题的时候，别人是否有权去制裁他，而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在遇见此类事情的时候又该怎么做。我在做这部片子的时候，就非常强调当下的感觉，今天人们的所思所为，他们怎么想的，他们怎么做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在电影中间能够看出一些观点来。我个人对互联网不太热衷，因为我有一个很理性的认识，我觉得这世上的事儿变得麻烦了，多多少少跟科技发展有关，所以我没刻意去亲近它。比如说，我对农耕时代的笔、墨、纸、砚更情有独钟，更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这也是我自己成长过程当中形成的一种习惯，但是我不反对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确实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比如说信息传播的快捷，但是我越来越感觉到，互联网这个东西只是一个信息时代的新玩具，你得把它拿在手里头。”
拷问价值观和金钱观
陈凯歌认为，在所有国家重要的文化体中间，电影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不能设想一个没有法国电影的法国，也不能设想一个没有意大利电影的意大利。而作为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当代和未来、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精神文化走向的电影，无一不是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
陈凯歌说：“而偏偏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明，同时又正处于巨大转变的社会形态中，现代生活在电影中几乎完全销声匿迹，这使我非常不安。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形态下，金钱观和价值观究竟应该如何判断，我们也为此非常纠结，不知道中国电影应该向什么方向去发展。我觉得，其实算来算去只有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你是否愿意在你拍摄电影之前就清楚地知道，我们不仅仅是为了钱去拍这个电影。换句话说，只要把这一句话想清楚了，把这一件事情想清楚了，你大概可以知道从哪开始。”
陈凯歌觉得自己在这个行业待了很多年，可以说有很多的经历。“但是我自己觉得，支持着我继续去拍电影的只有一句话，就是我的初衷不改。不管我有过什么样的迷失，甚至犯过什么样的错误，但我一直认为，电影不是用来说教的，不是用来指导的，不是用来弘扬的，而是用来观看的。我们最高的希望无非是观众能够用心去观看你用心制作的电影。”
拷问网络暴力
1963年，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提出了“蝴蝶效应”这个观点。在电影《搜索》中，这个所谓的“蝴蝶效应”就真真实实地出现在了现实生活中。电影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网友进行“人肉搜索”后，主人公的所有生活都被赤裸裸地暴露在阳光下，她甚至已经无法正常地生活。
“人肉搜索”，说好听的称之为网络行为艺术，说难听一点儿它就是难以遏制的网络暴力行为，是一种以惩罚为名实施的疯狂的社会报复。观众会在观看电影时头皮发麻、脊背发凉，心理会被诸多矛盾层面扯向撕裂的边缘。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网络“微视角”所包装起来的社会“大电影”。
陈凯歌说：“不管这个人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普通公众是否具有对一个人惩罚的权力？在网络化时代，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我在我的很多作品中永远在说，权势不可能永远彰显，权势永远战胜不了我们内心中间最珍贵的那一点儿东西，我把它形容为‘志大而量小’的那一点点东西。《搜索》也是这样一部电影。这就是我对中国电影想要尽到的个人的一点责任。”
对于拍《搜索》的初衷，陈凯歌不认为这是他的一次转型，因为他也跟大家一样活在当下。“咱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而且正处在转型期，如果所有电影拍的都是古代的事儿就有点儿奇怪，应该有人来拍一部关于今天中国现实生活的电影，而且包含诚意、尖锐和感动。”“说白了，这回我特想给年轻人惊喜。”
“在如今这个网络快餐的时代中，道德危机的出现，是否需要得到一定的重视，扪心自问，我们的行为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是否已经触及到了道德底线？”
陈凯歌说：“不管这个人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普通公众是否具有对一个人惩罚的权力？在网络化时代，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张杨：
关注我们父母的精神需求
从成名作《爱情麻辣烫》开始，张杨的作品就没有离开过关注现实这个大主题，《落叶归根》《无人驾驶》都仿佛是身边发生的事，而从《洗澡》到《昨天》，再到后来的《向日葵》，不难发现张杨的很多作品都涉及父子关系，我们经常看到被强烈表达的父子情，父子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的、相互的，两个男人之间语言稀少但又情感深厚。《飞越老人院》就反映了现实社会中最平常的社会养老问题和步入暮年之后一群被儿女们送到老人院里的老人的生活。在这部电影中，导演张杨细致地解析了老人们的精神世界，对当下如何尽孝做了深刻的反思。
揭开生命的层层意义
《飞越老人院》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民营的老人院里，这里的生活像一潭死水，无论谁踏进这里，都会闻到一股死亡的气息。为了令自杀未遂的老葛振作，同时也让其他老人不再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为了唤醒大家沉睡的勇气和参与精神，老周组织大家一起排练节目去天津参加比赛。老人们设计逃走，驾车“飞越”老人院。人生的热情再一次被点燃，生命的层层意义也被逐步揭开。
“您算没算过这么一笔账，我们的父母现在都有70岁左右了吧，我们假定他们还能活20年，以我来说，我每年只有春节那几天能回家过，其实也就是五六天，而每天真正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也就是两三个小时，五六天是十几个小时，20年是200多个小时，想想就觉得可怕！总觉得20年还很长，可是这么算下来，我们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就只剩下十几天了……”
这是《飞越老人院》中的一段台词，看过之后，你是否有一种酸楚的感觉？
父母最需要陪伴和理解
导演张杨的父亲张华勋也出演了片中的一个角色。张华勋是中国早期武打片《神秘的大佛》的导演。极少与父母沟通的张杨能拍摄《飞越老人院》这种直面当今老人的生活与梦想的题材，让张华勋非常感动。这次参演，也让张华勋对儿子张杨、对父子情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张杨说，他父亲退休后就一直围着家里转，也很郁闷，这次能让他回到和过去工作相似的环境中，让他活跃起来，自己也很高兴。
其实张杨觉得《飞越老人院》也是一部能让子女读懂父母的电影，更适合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去观看。虽说是发生在老人院里的故事，但张杨认为就算是老人待在家中，如果子女不经常回家看望父母，那么老人的那个所谓的家也不过是个空巢。
在拍完这部电影之后，张杨自己也在反思与父母之间如何相处。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都是被暴打出来的。我记得我爸最后一次打我是因为他让我重抄一遍作文，但我想缓到第二天早上再说。就为这个，他手一扬就‘赏’我一个大嘴巴，然后我哭了，但心里不服，最后跑出家门……”
“不是说你光给老人拿钱、买礼物就是孝顺了，其实很多老人在退休之后正逐渐地被边缘化，他们内心能否承受得住这些变化，需要子女们去了解，所以更重要的是陪伴和理解，要懂得老人精神方面的需要。”张杨说。
不叫座也要打动人心
看过《飞越老人院》，会让人感觉不那么轻松，电影里透露得更多的是关于生命的思考——人的尊严到底在哪里？张杨说：“这部电影对我而言，更多的是在讲述老人面对死亡、面对人生最后一段路程的时候，他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是我最关注的东西。在中国电影里可能挺难讨论到这样一个终极的话题，我将目光聚焦在这个点，但实际上采用了一个非常轻松的形式，尝试着用一个好看的故事来承载所有的想法。”
虽然《飞越老人院》赢得了好口碑，但它在上映之后却并未赢得好票房。张杨说：“如今基本上是一个‘以票房论英雄’的时代，影评人、观众、投资方都在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但我一直觉得这种电影是有市场的，因为我觉得现今的电影市场充斥着恶俗搞笑的桥段，特别浮躁。我认为我们恰恰需要这种励志的片子，需要真正跟普通人生活对接的电影。可能观众在看了以后，也会感觉到其实自己应该多看看这种触动人心的片子。我让我父亲在这个电影里参演，其实我希望通过让他看到这些老人不一样的地方去带动他，唤醒他对生命的热情。当然，我也希望我老的时候可以像这些老人这样，愉快地生活。”
“不是说你光给老人拿钱、买礼物就是孝顺了，其实很多老人在退休之后正逐渐地被边缘化，他们内心能否承受得住这些变化，需要子女们去了解，所以更重要的是陪伴和理解，要懂得老人精神方面的需要。”张杨说。
喻大华：
离开道德何谈现代化？
喻大华是辽宁师范大学的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2008年起受聘在《百家讲坛》讲述《道光与鸦片战争》《喻大华评说嘉庆王朝》《苦命皇帝咸丰》《末代皇帝溥仪》《囚徒天子光绪》5部系列节目，取得了较好的收视率和社会效果。
作为央视《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喻大华的诙谐幽默令人捧腹：谈到明末汉族官员争相投降，他说，搞得清廷接待不及，不得不开VIP窗口。而设想被卡在电梯中，可能耽误网络直播时，他口气更是轻松：“实在不行，咱们抬着电梯一起去……”这为他吸引了大量的粉丝，他的“粉丝团”的影响力颇大，他们自称为“喻香肉丝”或“喻林军”。
而作为采访对象，他那东北汉子特有的爽朗与坦诚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这次我们聊的不是历史人物，而是社会主义道德意识，喻大华收起了幽默，多了几分严肃。
困扰文化学者的大问题
对于传统道德的弘扬与发展，喻大华说：“我是历史学的教授，对传统文化的关注较多，深感‘传统道德的弘扬与发展’是百年来困扰不少文化学者的大问题。”
总结百年间社会发展和道德建设的经验教训，喻大华说：“其一，百年来中国人追求现代化，进步很大，教训也不少，比如过于强调现代化的经济指标。其实，现代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国民素养的升华和飞跃。其二，百年来我们在建设国民新道德方面不能说没有进展，但较多地强调对西方因素的引进，而在对古代道德的挖掘、借鉴、创新方面努力不足。其实，现代化归根结底还是民族的现代化。其三，对于中国今后的道德建设，我概括为：继承前人，面向世界，以民为本，古为今用，不急不躁，持之以恒。”
道德具有继承性，中华民族许多优秀道德传统，在今天仍有强大生命力，发挥着积极作用，如孝悌、尊贤、恭敬、爱人、刚直、勤俭、克己、忠恕、守信、好学等等。喻大华认为，应尊重前人，敬畏历史，注重社会发展的连续性。近几十年来流行的历史观过于强调“现在”和“将来”，有时用“黑暗”“反动”来抹杀过去，忽略了古人经验教训的借鉴价值。我们要想成就一个伟大的事业，让我们的民族在世界的舞台上备受尊重，就应该善待先人，敬畏历史。
对传统道德要改造创新
喻大华认为，中国目前还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阶段，尤其要处理好社会主义道德与传统道德文化的关系。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不能忽略对几千年的传统道德的利用、改造、创新，关键在于如何古为今用，批判继承，推陈出新。”
对于回家探望父母需不需要立法的争论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争论，喻大华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古代的道德是农业社会、宗法社会的产物，不完全适用于今天。比如，要求女子从一而终的节烈观念、男尊女卑的观念、等级服从的观念等。另外，更复杂的是，古代有些道德规范是利弊交织的。比如‘忠’，其中包含着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忠、小辈对长辈的忠、妻子对丈夫的忠。很显然，这其中有些内容跟现代社会的平等、自由理念相悖，要做批判性的选择。还有，古人最重视孝，今天的人也提倡孝，但古代的孝包含着等级尊卑、绝对服从、论资排辈、压制年轻人等因素。古代的‘二十四孝’中不乏血淋淋的例子和荒诞的内容，如‘郭巨埋儿’‘割股疗亲’等，显然不能笼统地加以肯定。我不赞成立法强制约束子女回家探望父母，因为道德层面上的东西不应用法律来调整，把道德法律化是古代社会的普遍现象，现在做这样的规定可能是一种倒退。况且也不具备可操作性，一旦立法之后难以施行，反而有害于法律的严肃。”
四个方面弘扬道德正能量
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我们经常会用道德的标准去衡量人们为人处世。在现今的社会中，怎样让道德的力量更深入人心，让正能量更多地扩散？
喻大华认为应该从四个方面发挥道德的功能：
其一，注意教育功能的发挥，从小向孩子传授公民道德规范，让人们自幼就知道哪些事儿应该做，哪些人值得尊重，让孩子们认识到人生在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标准是什么。
其二，政府官员应成为道德的表率。
其三，注意纠正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认识偏差。市场经济跟道德建设未必是对立的，市场经济追求效益，但绝不是一切向钱看，也讲原则、规范。
其四，尽量遏制西方腐朽文化的蔓延，引导道德建设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道德建设是个漫长的过程，不能盲目悲观或乐观，而应脚踏实地，持之以恒，不急不躁，稳步扎实地推进。”
“道德建设是个漫长的过程，不能盲目悲观或乐观，而应脚踏实地，持之以恒，不急不躁，稳步扎实地推进。”
“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不能忽略对几千年的传统道德的利用、改造、创新，关键在于如何古为今用，批判继承，推陈出新。”
雷蕾：
尊重五千年的宝贵财富
《四世同堂》《便衣警察》《渴望》《大宅门》《水浒传》《上海一家人》等家喻户晓的电视连续剧歌曲和音乐，都出自一人之手，这个人就是雷蕾。雷蕾是著名音乐家雷振邦的女儿，也是沈阳音乐学院20世纪80年代毕业生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在2012年江西南昌“中国红歌会”的比赛现场，笔者与担任主评审的雷蕾对话，谈论了创作者在创作时所遵循的道德规范。
内容要体现传统文化
当今社会，外来音乐不断地冲击着我国本土的、传统的音乐，好多年轻人对民族乐器越来越不重视的现象十分严重。对此，雷蕾动情地说：“我们是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血脉都在此，身上已经打下烙印了，想离都离不开，现在如果让我写个纯外国的音乐作品，我也写不出来啊，因为那不是自己的。”大家熟悉雷蕾都是通过很多耳熟能详的影视作品主题曲，其实雷蕾的创作领域是很宽泛的，国家大剧院的原创歌剧《西施》的编剧就是雷蕾和著名编剧邹静之。
雷蕾说：“我认为中国的创作者应该多创作体现中国文化的作品，像施光南老师、金湘老师和王世光老师都曾做过歌剧《屈原》《原野》和《马可·波罗》，现在也有很多这种形式的新的歌剧创作出来，我看过之后觉得非常好。传统文化中有无数值得文艺工作者进行创作的好题材。用各种风格、各种手法，大家都来创作，这是一个繁荣歌剧的大好形势。”
雷蕾在平时的创作中十分注重民族风格，她的音乐建立在当地风俗、习惯之上，并结合了所在地自身的特点。她说：“我在上学时，老师就给我们树立一个概念——热爱民族民间音乐，一定要尊重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宝贵文化财富。”
作品要贴近观众
作为“中国红歌会”主评审之一，雷蕾说：“我认为只要是热爱祖国、反映积极美好生活的歌曲都算是红歌，其实界限应该拓宽，没必要太局限。谁规定唱美声的就不能唱通俗，唱民族的就不能唱美声？像莎拉·布莱曼就一直在尝试不同的演唱风格，我认为音乐最主要是为表达一种情感，但希望选手选歌不要太自我。”谈到艺术作品的创作规律，雷蕾称：“现在我们需要根据市场的需求，按照艺术创作的规律，潜下心来认真创作。敢于与市场‘硬碰硬’，能够与观众‘心连心’，好的作品才能真正涌现出来。”她认为：“文艺人才的成长也同样需要过程，给年轻人机会和舞台，给予他们认真的指导和培养，大师就会在他们当中慢慢成长出来。”雷蕾有很多社会活动，她说：“一个作曲人如果他（她）的作品能够被人民喜爱，我感到这是最高的奖赏。”
1984年，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导演林汝为请雷振邦担任《四世同堂》的音乐创作，雷振邦便指导中央歌剧舞剧院的温中甲和毕业不久的雷蕾一起创作。《四世同堂》是老舍先生的经典作品之一，电视连续剧的音乐最好是选择最具老北京韵味的曲调，于是他们决定汲取京韵大鼓中的韵律精华作为主题曲的基本曲调。确定了这一创作思路后，雷蕾很快便完成了主题歌的初稿，得到剧组创作人员的首肯。随着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播出，《重整河山待后生》迅速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曲，后来获得“新中国成立40周年最令人难忘的歌曲”一等奖。
雷蕾在接受采访时，一直在强调观众的水平非常高，让观众喜欢其实非常难。雷蕾说：“让一部分观众喜欢就很不容易了，想想现在的‘80后’‘90后’，你的作品真要让他们接受，多难啊！我写电视剧《家有儿女》的主题曲时，就在想这个问题，想如何让现在的小孩们喜欢，除了节奏、音乐语言外，中间一段说唱乐，我怕自己写不好，是让一个20来岁的女孩写的。我们也爱看电视，在创作时便想‘大家会喜欢什么’。词曲作家并不比别人高一头，一样的生活，爱好应该是相同的。我们也是普通人，我们的喜怒哀乐和大家一样，我们的文化取向、道德取向也和大家一样，用大家喜欢的方式来创作，这才是贴近群众。”
创作者要关注道德进步
雷蕾始终记得父亲的教诲，她说：“我父亲曾说，宁愿章法外失败，不愿章法内成功。我们最大的难度是不能重复自己，也不能重复别人。”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雷蕾对社会热点问题十分关注，比如社会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养老问题。雷蕾说：“我一直对老年人养老的问题比较关注，目前我们家双方的父母都在八九十岁以上，他们并不缺少物质，关键是精神。由于脱离社会，逐渐增加失落感、孤独感，自身价值无法得以体现。这些缺失的东西是金钱、时间无法替代的。”雷蕾为此还专门去一些养老机构、敬老院作调研。她认为，关注这类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政协委员的职责，更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文艺工作者必须始终怀揣一份社会责任感，关注人的问题，关注人的内心，关注文化的发展，关注道德的进步，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
雷蕾说：“上学时，老师就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概念——热爱民族民间音乐，尊重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宝贵文化财富。”
“（老年人）由于脱离社会，逐渐增加失落感、孤独感，自身价值无法得以体现。这些缺失的东西是金钱、时间无法替代的。”
吴思远：
创作者要给予社会正能量
与吴思远这个名字产生联系的首先是一系列经典影片——《廉政风暴》《法外情》《新龙门客栈》《醉拳》《黄飞鸿》系列等。由于贡献杰出，吴思远于1998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铜紫荆勋章。
吴思远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导演，他既秉承商业电影观念，又颇具文人气质。同时，吴思远还是香港影坛较为成功的制片人，他以独立制片体制发展了香港电影的工业层面，挖掘、培养了后来在香港影坛上叱咤风云的诸多人才。此外，吴思远还是内地与香港之间电影业互动的积极推动者，积极推动两地电影业的大规模合作。从他的电影作品中，不难看出吴思远心中深深的爱国情怀和带给观众正能量的愿望。
做纯粹的电影人
吴思远是首位进军内地市场的香港电影人，《新龙门客栈》《青蛇》《黄飞鸿之狮王争霸》等电影在内地均创下极高票房记录。吴思远告诉记者，他是一个纯粹的电影人，更准确地说，他这一辈子就是为电影而生的。导演、编剧、制片人包括经营影城，几乎电影业的每一个工种，他都尝试过。吴思远不仅形成了独特的动作美学风格，也开创了兼容类型特征和文艺气质的新闻纪实片先河。
吴思远告诉笔者，香港电影从诞生之日开始就要面对全世界电影的竞争，“那时候没有政府方面的帮助，更没有保护本土电影的政策，进口电影也没有受到限制，所以对于举步维艰的香港电影来说，就是为生存而战斗。电影不是为影评家拍的，是为观众、为市场而拍的，否则就没法生存了。慢慢地，香港电影在整个东南亚有了市场，发展壮大起来。动作片兴起之后香港电影又逐渐打开了日本、韩国市场。你想，在那么小的地方出来的电影却那么有影响力，多不简单啊！那时的香港电影培养出了一批大家喜欢的明星，例如李小龙、成龙。”
吴思远感慨地说：“香港是个包容性很强的地方，无论你是不是香港本土的明星，都会被接受并成长，例如林青霞、林凤娇、李连杰都是在香港红的，所以当时的香港电影界集合了很多有天赋的华人明星。”
2002年，吴思远在3个月内连续在北京和上海开设了华星国际影城和UME新天地国际影城，前者成为北京第一个五星级影院。至此，吴思远的诸多身份中又新增了一个——影院投资人。10年间，吴思远慢慢培养起了爱电影的观众群，他的影城遍布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城市。
无止境追求财富是一种病
吴思远在很多场合都谈到了自己幼年时艰难的求学生活，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艺术创作和做人做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回忆说，当时生活“艰难到我的学费都要向亲戚去借，我在香港的很多亲戚都很有钱，我要向他们去借钱，我要非常刻苦，生活要很节省。妈妈没有工作，还要带3个孩子，就靠爸爸留下来的一些积蓄，那种艰苦是很难想象的。但我觉得小时候的苦是没感觉的，因为小时候没有太多的欲望，只要能有饭吃、有书念就可以了，这培养了我的性格和修养。我认识很多巨富，也认识很多底层的大众，但在我的心里，他们完全一样。我知道大多数人是艰苦的，而且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理由，而且他今天的苦不一定代表他以后也永远苦下去。我给年轻的学生上课时常说，一定要有理想，成功以后要保持做人的原则。”
功成名就的吴思远对财富观有着特别的理解：“人追求财富到某一个程度你应该停下来了，要回头看看，你这个人生还欠缺什么。我看到很多人无止境地追求财富，其实这也是一种病。你有了1000万还觉得不够，还要1亿、要10亿。有很多巨富不停地追求财富，就像拖着磨的驴子一直在不停地走，到最后有一天他觉得他生命里面缺少很多很多东西。”
电影要带给人们希望
吴思远说：“我一路走下来虽然很辛苦、很累，但也很值得。我认为电影是动态的文化，人们在电影院里享受电影带来的生命感受。好的影城能带给人们好的视觉感受，而反观电影内容呢？我们作为电影创作者来说，又要给观众带来什么讯息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学习电影的时候，老师就曾经告诉过我，不管怎样，电影最后要带给人们希望。大家在看我的作品时就能感受到，例如刘德华和叶德娴主演的《法外情》体现的就是母爱的伟大。创作者要有社会道德责任感，要奉行自己的原则，我们的作品一定要给人们正能量。物质上的财富比不上精神上的富足。我作为一个香港电影人也呼吁其他电影人要用有责任感的作品去回馈社会、回馈观众。”
其实，无论是做香港影坛资深的电影艺术家、制片人、事业家还是做内地的影院商，吴思远都倾注了全部的精力甚至财力。他的从影生涯，一直渗透着他对香港电影、对中国电影、对祖国的挚爱之情，这份爱，促使他为香港电影乃至中国电影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人追求财富到某一个程度你应该停下来了，要回头看看，你这个人生还欠缺什么。我看到很多人无止境地追求财富，其实这也是一种病。你有了1000万还觉得不够，还要1亿、要10亿。有很多巨富不停地追求财富，就像拖着磨的驴子一直在不停地走，到最后有一天他觉得他生命里面缺少很多很多东西。”
“创作者要有社会道德责任感，要奉行自己的原则，我们的作品一定要给人们正能量。物质上的财富比不上精神上的富足。我作为一个香港电影人也呼吁其他电影人要用有责任感的作品去回馈社会、回馈观众。”
尚敬：
打动人心的作品都在惩恶扬善
一部《武林外传》助他成为中国情景喜剧的“标杆式”人物，电影版《武林外传》带他步入“亿元导演俱乐部”。他是尚敬，现任空政话剧团编导，国家一级编导，曾执导《炊事班的故事》《都市男女》《武林外传》等系列电视剧，广受观众好评。
作为创作者，尚敬认为自己身上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也倍感责任重大。他说，只有真善美的作品才能打动人心。
作品中加入更多责任感
尚敬的电影之路，有个漂亮的开始。他20世纪90年代埋头写就的剧本《高原如梦》获得了1998年第二届夏衍电影文学奖。2001年，同名影片拍摄完成，隔年就斩获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和中国电影华表奖。正当梦想升腾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电影只“活”在电影节，“和观众没有关系”。“一个电影‘翻篇’很正常，但是翻得那么迅速真让人不甘心。那个情况有点儿像部队文工团的话剧，排完了，首长审查，然后参加一个汇演，就拜拜了。”尚敬说，20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电影还处在“电影厂时代”，票房、利润之说离得尚远，年轻导演们的梦想无非是让更多观众看到自己的心血结晶。
没有规模院线、放映场次有限，自觉“无趣”的他将目光转向了受众更为广泛的电视情景喜剧。而在这一领域，在《我爱我家》之后，能够享有同样影响力的情景喜剧几乎无处可觅，直到近10年后尚敬带来的《武林外传》。而这部电视剧也一下子捧红了闫妮、姚晨、沙溢等多位演员。
尚敬是军人身份，出于军人的本能，他希望在剧中加入更多承载社会责任感的东西。尚敬生于1958年，感受过时代巨变所带来的冲击。从知青到军人，从川藏线上的汽车兵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的学生，从狂热的“文艺青年”到空军政治部的文艺兵，30余年来，尚敬经历过太多的物是人非，但从未改变的是他对艺术创作的执着与热爱。
尚敬说：“我至今仍对第一次观看卓别林电影时受到的震撼记忆犹新，我豁然开朗，原来夸张、想象力、荒诞和幽默可以极端到这样的程度，这实在让我眼界大开。可以肯定的是，封闭的年代无法造就贴近人民生活、符合大众趣味，同时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优秀喜剧。正是开放的时代，成就了今天的喜剧。”
好作品散发理性光芒
尚敬执导的电影版《武林外传》热映之后也面临着不小的舆论压力。当时尚敬说：“爱谁谁吧。”“我对自己做的喜剧还是有信心的，大家一直都在讨论商业电影要怎么做、观众们喜欢什么样的电影。我一直觉得，商业电影就是包子，皮薄馅多，老百姓都喜欢吃。做电影，就好像要给老百姓做好吃的大肉包子。也就是说，你要对大众的趣味有敬意。”
尚敬说：“这些年的文艺创作有了多样化的要求，更加开放、娱乐，以前的一些作品说教多，没有给娱乐留有太大空间，但我认为无论用什么题材来体现，最终能打动人心的作品始终是能散发理性光芒的作品，有冲击力的、有真情的作品才能赢得大众的欢迎。形式都是外壳，喜剧也好，悲剧也好，即便是悬疑片、恐怖片，也都是在惩恶扬善，是有基调的。一部作品的内容以及它能传递给你的讯息才是这部作品的内核，而审美的最高境界就是从人物和故事中提炼出真善美。创作者勤于创作、勤于思考，创作的方向就不会偏离。创作者应该担当起创作职能，多对作品内涵进行挖掘，更多地去追寻、去考量作品的内核，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
导演应该具备道德意识
尚敬认为，一个导演应该具备道德意识，首先想到观众看到你的作品时的观感，尤其是对年轻观众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尚敬说：“你的作品首先要带给观众愉悦，有了审美愉悦之后才会让观众被吸引，之后才会留给观众不同的讯息，或是告诫、提醒、温暖……如果过于直白、僵化地表达一个道理，就太说教了。”
谈及现实喜剧片，尚敬直言“难做”：“仅仅以恶搞的方式呈现社会生态，我并不满足。电影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梦话’，要考虑到它的艺术属性、文化属性、商业属性、大众属性等。就像《武林外传》里，其实也传递了很多道德教育，传递了很多正能量，比如对待爱情方面的坚贞如一、不平则鸣的正义感等，这些因素都潜移默化地在作品中或多或少地呈现，让人感觉很温暖。”
对于电视剧版《武林外传》，尚敬一直称之为“嬉笑的锋芒”，他说：“没有嬉笑，观众不会搭理你；但没有锋芒，观众又会很快抛弃你。在这儿透露个小秘密——电视剧版《武林外传》刚在央视八套播出时，差点儿停播，因为有人觉得它总开玩笑，不严肃，但后来无论观众还是有关方面，都看出了它在插科打诨背后的积极的价值观，看到了一部电视剧的力量——如果年轻人在这部电视剧里看不到希望，看不到爱和友善，也不会那么喜欢它，那么捧它。”
尚敬认为，一个导演应该具备道德意识，首先想到观众看到你的作品时的观感，尤其是对年轻观众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电影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梦话’，要考虑到它的艺术属性、文化属性、商业属性、大众属性等。”
“这些年的文艺创作有了多样化的要求，更加开放、娱乐，以前的一些作品说教多，没有给娱乐留有太大空间，但我认为无论用什么题材来体现，最终能打动人心的作品始终是能散发理性光芒的作品，有冲击力的、有真情的作品才能赢得大众的欢迎。形式都是外壳，喜剧也好，悲剧也好，即便是悬疑片、恐怖片，也都是在惩恶扬善，是有基调的。”
胡宏伟：
为美好的东西留下空间
“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这首《长江之歌》在20世纪80年代风靡全中国，它的词作者胡宏伟的名字也因此为亿万国人所熟知。
30年过去，这首歌已经成为民族的标识、时代的记忆。在笔者对话胡宏伟时，他仍然认为：“体现民族精神和民族力量的精品任何时候都能够起到引领道德建设的作用。”
担当传承重任
现为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艺术指导、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的胡宏伟，从1978年起从事专业歌词创作，代表作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歌》《长江之歌》《永不陨落的星——雷锋组歌》《军旗上最亮的星——六英模组歌》、大型歌剧《羽娘》等。《有一支歌》《向着太阳走》连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大型歌剧《羽娘》获第三届全国歌剧（音乐剧）观摩演出大奖、最佳剧本奖。仔细算来，他共获全国、全军各种创作奖200余次。《长江之歌》被收入小学教材。
胡宏伟非常擅长写大主题的作品。他写的《长江之歌》在当时8000多首征集的歌词中脱颖而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歌》在5000多首歌词中被选中。胡宏伟认为，创作者担当着优良道德传承的重任，而红色歌曲能唤起人们对青春年华的回忆，它有一种力量，对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种激励：“这些歌曲已融入我的血液。我们这代人是听着红歌、唱着红歌长大的，红歌是我们民族宝贵的财富和资源，对青年一代是一种感染和教育，让他们知道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唱红色歌曲是一种音乐文化的传承、一种奋斗精神的弘扬，也是中国人面向世界的一个形象表现。”
须怀赤子之心
胡宏伟说，他是读着《红岩》《红日》《红旗谱》长大的，心中一直深刻地感受着优秀民族文化的滋养。“怎样才能塑造民族的灵魂，让一代又一代人将优良道德品质传承下去、实现伟大的理想？这是对一个文艺创作者的要求。”
胡宏伟坦言，现在的文艺作品发展是多元化的，有积极向上的作品，但是也出现了乌七八糟的东西，它们传递给人们的是颓废、灰色、不健康的信息，会严重影响年轻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一经传唱，更会让这种消极价值观影响更多人。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很多违背道德的事件，例如老人摔倒了没人敢扶、下水救人要先收钱……一些突破道德底线事件的发生不得不让人反思，某些人怎么居然丧失了正确的美丑标准了呢？“所以文艺创作太重要了，好的、经典的、积极向上的作品是具有无限的生命力的。”
胡宏伟认为，随着人们审美标准不断提高，粗制滥造的作品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最后能留得住的、一直被传唱的就是精品。他说：“古代诗词已经流传了上千年也没有过时，那是因为人们心中为美好的东西留有空间。好的作品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成为一种时代的记忆、一种文化标识，伴着民族的成长指引人们的道德标准。”
对艺术家来说，最难的是永葆艺术创作的青春，但胡宏伟依然怀有赤子之心，心态依然阳光灿烂。胡宏伟说：“有一次，我看到一群孩子在唱歌，唱的居然是《爱情买卖》，我非常心痛、内疚，感觉这是我们创作者的责任，是我们没能创作出让孩子们能传唱的歌曲。这件事也反映出文艺作品对受众的影响之大。如何才能让作品占领人们主流思想文化的阵地呢？为什么就没有好歌和好作品呢？人们并非排斥主旋律的作品，《长江之歌》就是见证。”
作品是道德催化剂
挥别“长江”30载，胡宏伟一刻也没有停止歌词的创作，已经六旬的他依旧为拥有恢宏气势的重大主题歌曲填词。2008年，北京奥组委向全世界征集歌曲，在评选颁奖晚会上，胡宏伟创作的“奥运志愿者之歌”《你我他，快参加》和“奥运火炬接力之歌”《高举太阳之火》又在4000多首歌曲中脱颖而出。胡宏伟说：“火热的生活是我不竭的创作动力和源泉。只要体验生活、热爱生活，不愁没有创作的灵感。我现在一天不写歌词，都会觉得浑身不得劲儿。”
胡宏伟说：“我们的作品就是道德催化剂，在创作之初就该想到受众的感受以及对青少年甚至儿童的影响。不要为了赚钱去写那些媚俗的口水歌，乌七八糟地满大街放着，要多想想天真无邪的孩子，再去下笔。一首作品的精神，也是创作者的道德体现。”
胡宏伟现在依然每个月都下到基层部队去体验士兵生活，并一直在圈内疾呼文艺创作者下到一线、深入生活，要有社会使命感、责任感，要多创作能向人民传递出积极向上能量的作品，多创作能反映真善美的作品。“没有生活怎能写出好的作品？你没看到战士们顶着烈日训练，怎能在创作时有那种真切的画面感？”
“体现民族精神和民族力量的精品任何时候都能够起到引领道德建设的作用。”
“古代诗词已经流传了上千年也没有过时，那是因为人们心中为美好的东西留有空间。好的作品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成为一种时代的记忆、一种文化标识，伴着民族的成长指引人们的道德标准。”
“我们的作品就是道德催化剂，在创作之初就该想到受众的感受以及对青少年甚至儿童的影响。不要为了赚钱去写那些媚俗的口水歌，乌七八糟地满大街放着，要多想想天真无邪的孩子，再去下笔。一首作品的精神，也是创作者的道德体现。”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