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威并用驾驭其他行商
公元前一世纪的《五卷书》中有一篇题为“豺狼舔血”的寓言故事：从前，羊群中有两只公羊不知为什么打了起来，它们双方都用犄角拼命顶撞，地上流了不少血。一只豺狼走过来，高兴地想，这下可以吃羊肉了，它跑到两只羊中间，见地上有血，就想先舔点血再吃肉。这时，两只羊再撞到一起，这只豺狼只顾舔血，没来得及躲开，被羊顶死了。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却拿生命作为代价，这样的商人不在少数。
正确处理与同行的关系，做到互利共赢，内心需要一定的商业伦理道德作为约束，伍秉鉴身上就体现了很强的道德观念，值得现代人借鉴。
所谓的商业伦理道德是商业调整内部和外部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由善与恶、公与私、正义和为非正义、诚实与虚伪几种道德范畴为标准。
商业伦理道德通过两种途径调整几种关系。两种途径是：一条是用舆论和教育方式影响人的心灵；另一条是以传统、习惯、规章制度的形式来规范雇员。
几种关系是指：
1商业与顾客的关系，如商业销售必须讲信用；
2商业与其他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如真诚合作互惠互利；
3商业组织之间的关系，如商业竞争必须友好、公平，不能采以卑鄙手段。
这些伦理道德，实际上是人们心中的“灵魂立法”，用以规范从商者的行为，协同并肩、同心同德为商业繁荣奋斗。
道德上的制约对于从商者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同行是冤家，这本是商界颇为流行的一句俚语，也是在商事活动中常见的一种普遍现象，但有远见、乐善好施的商人却不这样。
范蠡在定陶发现陶地土质黏性强，耐火烧，适宜烧陶瓷。但他并没有垄断这一技术，而是将技术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当地的老百姓。不仅自己借此积聚了巨万资财，成为了当地的首富，而且也让别人据此过上了富足生活。
利己是人的本性，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今社会，我们很少见到有发现致富商机或发明技术之后毫不保留地透露给他人的，反倒捂得严严实实，生怕被别人知道，怕别人跟他们争抢饭碗，自己将无法靠着秘方、偏方、一技之长赢取暴利了，这与范蠡“独富富，不如与众富富”的思想和做法形成了明显反差。
除了经商之外，范蠡还广泛经营农业、畜牧业、渔业、商业，数年后再次积累了如山一样的财富。而且能把养鱼和饲养牲畜的经验和技术，无条件、无代价地传授给了别人，成就了乐善好施的美名。
具体到广州十三行，它虽然是由清朝政府组织起来的商业组织，可是行商内部关系盘根错节，常常因利益之争产生激烈的矛盾，甚至相互暗中作梗。从小跟着父亲出入生意场的伍秉鉴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商经验，而且还工于心计，善于经营。
他对同行或竞争对手同样秉持“和衷为贵”的经营理念，知道同行或竞争对手非死对头，平等竞争，互相支持和关照，做生意要照顾对方的利益。相互之间搞好了关系才能共同赢利，所以，他经常凭借自己雄厚的财力笼络其他行商，帮助对方渡过难关，恩威并用、驾驭其他行商。
有商人评价伍秉鉴说“谁和他交往，谁就交运”，尽管时人的总结不具有较高的技巧性，然而，就在这“交运”二字上，蕴藏着的是人们对伍秉鉴人格理所的期许，饱含着的是人们心灵被激活时的激动。
有一回，一个英商公司提出要怡和行一家担任羽纱的销售代理。这是一笔人人羡慕、赢利颇丰的大型交易，伍秉鉴知道英商做出这个决定之前，有好几家行商老板争着、抢着想要接这份生意，甚至不惜动用金钱、走关系，但都没有打动英商公司，这家公司还是选择了怡和行。
伍秉鉴知道不让人赚钱的生意人不是好生意人，如果自己接手这桩生意，钱只是集存在自己手中，市面就活不起来；况且，势必会遭到其他行商的嫉妒，也就是在为自己树敌。这“敌”比通常意义上的“敌”还可怕，因为他常常隐在暗处，难以对付，表面上嫉妒你的人和你一团和气，暗地里却就是因为嫉妒你而给你下“绊子”，让你没有安宁日子过，但又不能辜负了英商公司的好意，怎么平衡利弊得失呢？他先是把这项生意接过来，然后想办法将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这种相与关系就是建立在信义基础上的彼此之间相互扶持、患难与共的合作关系。
他借着自己过生日的机会，挨家挨户把所有行商请到一起吃饭。席间，伍秉鉴客气地向大家说：“今借饭局有一事拜托大家，诸位可能听说，英商公司让我做他的销售代理，可我伍某资金有限，所以恳请大家和我一起分这块蛋糕，如何？”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怡和行完全有能力独揽这项生意的，这只不过是伍秉鉴谦虚的说法，明明是想让大家有利同享，有钱同赚。这样一来，其他行商自然消除了对伍秉鉴的敌对情绪，很佩服他的为人。
还有一次，老行商刘德章因得罪公司失去了贸易份额，伍秉鉴便出面斡旋，使公司又恢复了他的份额，刘德章对其感恩戴德。
在与其他行商的交往中，伍秉鉴积极向新行商、小行商提供贷款以帮助其渡过难关，并在行商黎光远破产充军伊犁时对其生活上给予很大的资助。
伍秉鉴做人到了这步，一般洋商也都给他面子，为此他经常利用这个优势从中调解矛盾，替中国同行办事，像弱小公司面临破产等，他都尽力想办法救助。
有资料显示，从嘉庆十六年至二十四年（1811年到1819年），伍秉鉴协助英商公司向濒于破产的大多数行商放债，这使得大多数资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顺服于他，看其脸色行事。
这样，虽然伍老板损失了一些既得利益，但是人气一路攀升，从长远来看，反而给他带来了更丰厚的利润和更稳固的地位。1801年的时候，伍家在行商中只排第三位，他接手后伍家财富一路攀升，1831年达到全行商首位，1826年资产达到2600万两白银。
伍秉鉴的发家致富过程，正应了古人的一句话：“钱，泉也，如流泉然。”“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德兴财昌。”一个经营者有长期的理性和智慧，他必不会舍弃道义获取利益，如果把利益看得很重，掉进了钱眼里，做任何生意，最终将会失去已获的利润。所以，逐利者切不可见钱眼开，逐大利者尤其如此。
强强联手，稳坐行商首
在商业社会，做生意总要有伙伴，有帮手，有朋友，你照顾了别人的利益，实际上也就是照顾了自己的利益。因此，生意人绝对不能精明过了头。如果说商人的真理是赚钱，那么精明过头，这个真理同样会变成荒谬。你到处让人家吃亏，就会到处都是你的冤家，到处打碎别人的饭碗，最后必然会把自己的饭碗也打碎。
广州十三行中最着名的是“潘、卢、伍、叶”四大家族，其中“卢”指的就是广利行的卢观恒。卢观恒，字熙茂，1746年出生于新会县棠下乡石头村蓬莱里（现属江门市蓬江区）。为摆脱贫困，乾隆年间，年近40的卢观恒只身远走广州谋生。先是为十三行附近的一家歇业的商铺看管房屋，后以铺店为洋商储货及代售商品，升为洋行买办。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卢观恒与东印度公司签署了大额的棉花与茶叶交易，加上与万和行商蔡世文（文官）私交甚笃，卢观恒很快致富，并获得海关签发的行商执照，自营卢广利洋行，为广州十三行洋行之一，人称茂官。
广利行的生意如日中天，1797年跃居所有行商的第二位。1808年，他做着整个十三行四成毛织品的生意，武夷茶600大箱，其余茶叶18000余箱。
都说“商场无父子”，又说“同行如敌国”，同为十三行之首的卢家与伍家有着怎样的关系？这对他们后来生意上的兴盛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都知道历史上都有政治联姻一说。在封建社会里，对于骑士和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利益，而不是个人意愿。
古代的政治联姻目的多种多样，多为皇帝拉拢各友邦或是亲信大臣的一种手段，也可以是大臣之间的一种以政治为目的的婚姻。但是说到和亲，就比较单纯了，多是不同种族或者是原来的敌对国家之间一种共同谋求和平的方式。
同为十三行商人的伍秉鉴和卢观恒都十分注意妥善处理好与各行商的相互关系。在卢观恒和他的次子卢文锦一起承商时期，广利行的事业达到了发展的最高点，后来成为邑中以商业起家的资本主义大亨，与当时伍氏家族共同坐上了十三行总商的位置，并成为“行商的中坚力量”。
卢、伍两家能达到这种程度是因为两家采取了一个高明的策略，卢文锦与行商首富之一的伍秉鉴的侄女结为伉俪，两家联姻，强强联合，最终得以一起担任了十三行的首席行商。
十三行中联婚的行商还是挺多的，这种强强联合的联婚对他们以及整个家族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大大巩固了两家在行商中的地位。伍秉鉴充当洋商的年代，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日见扩张，但绝大多数的洋商却陷入周转不灵的窘境。在同样的环境下，伍秉鉴与有实力的行商联手操纵广州的外贸业务，平稳地度过那个惊涛骇浪的时代，并成功积聚了大量的财富。
善于联络感情的高手
红顶商人胡雪岩有句话说：“一个人的力量到底有限，就算三头六臂，又办得了多少事？要成大事，全靠和衷共济，拿朋友的事当自己的事，朋友才会拿你的事当自己的事。没有朋友，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还是没有办法。”
胡雪岩的经商经验说明了在生意场上朋友之间感情的重要性。人是一种有感情的动物。要想结交真正的朋友，光有利益是不够的，如果在与人打交道的时候心里只装钱和利，甚至唯利是图，你就会失去更多的朋友。相反，只有以心相交，以情义两字当头，才有可能结交到知心的朋友，别人也才会把你当成真正的朋友，从而为你事业的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个成功的生意人应该首先会把自己打造成善于联络感情的高手，重视他人，重视他人可能的帮助和支持，不管你是大人物也好，小人物也罢，也不管你是政客，还是企业巨头，不计较物质利益上的得失，真心对待，才能赢得更多的利益。
伍秉鉴为什么能够得到中外商人的一致信任？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办事能力和公正诚信得到大多数中外商人的认可和推崇，另一方面，他资本充裕，这样就方便和政府内外沟通。两边都能够玩得转，因此当之无愧是洋商领袖。
18世纪末，一艘茶船从中国购置8000美元的货物，到美国东海岸可以卖到12万美元。中美贸易的巨大利润差额，以伍秉鉴的生意头脑自然不会放过。但是要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中站稳脚跟，想赚到老外的钱，除了有过人的胆识、精明的头脑和巨额的资本之外，还要与外商搞好关系，伍秉鉴很注重将商业拓展与情感沟通相连，凭借中外交涉中介人的有利条件，与外国的外交代表、军政官员建立起私人友谊，博得了外国人的感情和信赖，像英国驻华第一任商务监督、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散商和美商都与伍家有直接的通商关系，而非像是一般商人那样仅仅是单纯的、扁平性的利益交往。
伍秉鉴与巴斯商人中最杰出的“商业王子”意之皮私交甚笃。意之皮16岁时来到中国做生意，觉察到了对华贸易的广阔空间。第二次来中国，便独立开了公司。一生信奉“忠诚是最好的准则”的他和伍秉鉴结下深厚友谊，还和怡和洋行合作，在中国的贸易额每年都超过100万英镑。
伍秉鉴杜绝被小利打动，虽然他知道大利润是从小利润而来的，但掉进小利润的圈中，一定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就叫小家子气。在他看来，一个人固有的贪小性格，是沾了眼前的利益，而失去大的作为。因此，求大的性格让自己看得更开、想得更远。
在与外商的私下交往中，伍秉鉴给人留下了为人诚实、亲切细心、富有同情心的印象，因此外商很喜欢跟伍秉鉴做生意，伍秉鉴的名气和信用为外商拓展域外投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自己搭建了便捷的贸易关系网络。
伍秉鉴在1840年6月1日写给一位外国朋友库欣的信中说：我现在写这封信，主要为了说明，我已经把茶装上了“阿克巴”号前往新加坡，如果茶在新加坡不能赢利40％，它将被运往伦敦的福布斯公司。在得到8％的年利率后，我将把该次所得的全部利润给J·P·斯特奇斯先生，倘使赔本，我将独自承担。并且，放弃他欠我的约3万美元的利息。
伍秉鉴就是以这样的友好私人关系赢得了财富，而所有的这些交往，都是在政府名义之外进行的，行商们也绝少用官名震慑洋商，不仅是由于他们有官之名而无实权，更因为，他们不屑于用这样的方法途径去沟通贸易。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做法是不可能把生意做大做强的。
一手培植美国铁路大王福布斯
在伍秉鉴结识的外商中有一个人与伍秉鉴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就是后来的美国着名铁路大王约翰·穆瑞·福布斯。
早在1829年（清道光九年），17岁的美国小青年约翰·穆瑞·福布斯就已经第一次跟随商船来到中国广州浪迹江湖。当时的他还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打工仔，主要以贩卖茶叶为生。后来不知因为上辈子与中国的这位首富有着怎样的缘分，能以偶然的机会鬼使神差地来到伍秉鉴经营的怡和行当学徒工。由于他机智乖巧，很有经商天赋而受到伍秉鉴的欣赏和器重，不久就被这位首富收为干儿子。
这可以说是福布斯来中国后的最大收获，他的人生轨迹因此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同时也证明了伍秉鉴犀利的识人眼光，这位小青年对伍秉鉴后来的投资赢利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
转眼间，8年的时间过去了（此时鸦片战争已经结束），年轻的福布斯已经长到了25岁，他将要回到自己的国家了。这一天，深谋远虑的伍秉鉴把干儿子福布斯叫到身边，郑重地交给他一张50万银元的银票，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这是你8年来给我打工的薪水，剩下的，就算是我对你的投资吧，希望你回去后把这笔钱用到最有发展的事业中去。”
俗话说“天助自助之人”，自己是个有出息、有前途的人，别人就有信心来帮助你，别人知道钱不会白花。在伍秉鉴，这种行为就颇有隋唐侠义之风了。
原本一文不名的穷小子福布斯含着热泪将这笔钱揣进口袋，踏上了回国之路。回国后，福布斯就开始考虑这笔巨款的用途。
他拿这笔钱做什么了呢？经过一番考察论证，他最终将投资的焦点集中到了刚刚兴起的美国铁路事业上。伍秉鉴怪不得将这位穷小子视为己出，看来这家伙的眼光确实不一般。
当时的美国正准备西部大开发，成群结队的人往西走，再过几年轮到淘金热，有更多的人搬家。但那年月美国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路，要开发，首先就要修路，尤其是修铁路。
这个发财的路子很快被福布斯看到了。福布斯很兴奋地将这个想法通过信件的方式告诉给了大洋彼岸的义父伍秉鉴，并得到了义父的大力支持。
伍秉鉴通过福布斯在铁路股票上的投资接近50万银元，福布斯就将这笔钱投资到了美国铁路建设上。包括密歇根中央铁路和密苏里河铁路等几条美国很有名气的铁路，都是福布斯投资兴建的，他因此成为“横跨北美大陆的泛美大铁路的最大承建商”。美国一个历史学家评价他说：“福布斯与美国铁路的关系，就像华盛顿与美国的关系。”福布斯成为美国铁路运输界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美国铁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随后不久，美国便掀起了一股铁路热，铁路成为美国经济起飞的火车头，铁路大亨由此个个富得流油。
伍秉鉴也受其影响，向美国的铁路建设进行多次投资，为自己换来了更多的收益，使他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首领。
伍秉鉴还曾资助义子福布斯在中国建立了颇有名气的美商旗昌洋行。旗昌洋行是19世纪美国在东亚规模最大的代理商行，怡和行则长期为其担保，在几年之内，就将广东的美国商号逐个挤垮，一度垄断美国对华贸易，成为唯一和十三行做生意的美国商号。
到19世纪中叶，旗昌商人还囊括了美国驻中国主要通商口岸的领事职位。自从30年代美国在华设置领事的时候起，美国驻广州的领事、副领事，一直掌握在旗昌洋行手里达20多年。
基于与美商的信任关系，晚年的伍秉鉴还决定继续与旗昌洋行合伙投资，条件是美方要把每年的利息支付给他的后裔。当旗昌洋行1891年宣布破产，福布斯成为伍氏家族的受托人时，记录显示该洋行拥有属于伍氏家族的100多万美元受托基金，在1878-1891年间，该家族每年从此项基金得利息39000-45000美元。
与美国首富阿斯特跨越大西洋的握手
在与中国首富伍秉鉴做生意的外商中除了福布斯之外还有一个影响力不同寻常的人物，他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留下八位数遗产的“千万富翁”，当年的美国首富约翰·雅各布·阿斯特。
1800年，37岁的阿斯特身价已高达25万美元，1848年去世时，估计遗产高达2000万-3000万美元！阿斯特能创造如此之高的财富增长速度，并不是因为他有着多么丰厚的资金，20岁的他没有朋友、金钱，也没有受过教育，靠做街边小贩勉强维持生计。也不是因为他有着多么好的运气，而是恰恰相反——美英战争、产业衰退、经济大萧条——不好的事情都让他赶上了。然而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头脑聪明、勤奋能干，有着较强的交易能力，发掘出了这些坏运气下面潜伏的一个个的机遇，靠着加工动物毛皮的生意销往遥远的世界各地而发家，包括大洋彼岸的大清帝国。
此时的中国正值清朝的嘉庆、道光年间，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阿斯特与伍秉鉴有了贸易上的交往。彼时，伍秉鉴即将接手伍家的事业，两位世界首富跨越大西洋，打了20年的间接交道，他们的财富，部分来自于与对方的贸易。
据记载，一次阿斯特的一艘商船运到广州十三行时所装的货物有：
“首先，是51‘克级’的‘斯倍司’（金币和银币），价值14万美元；然后，是7桶皮毛，包括2570张兔皮，1322张海獭皮，166张海狸皮，一些海豹皮和狐皮，这些计价8000美元；53桶西洋参，共1175担，但其中只有38桶有阿斯特的防错标记（IIA），价值6000美元；18捆棉花，价值约1000美元。除此之外，还有价值11万美元的小桶装和盒装的金币、银币，但这些都没有阿斯特的标记。装船的货物一共值166万美元。”
商船上精选的兔皮、海獭皮、海狸皮等上等的动物毛皮在中国很受欢迎，往往是商船刚一到十三行就被抢购一空。阿斯特将这些产品卖掉后将所获资金全部换回茶叶、瓷器和丝绸，经过半年漫长而艰辛的航行到达纽约。中国的这些产品在美国也很畅销，很快就销售一空，从此以后美国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如饥似渴。
经过一次的对华贸易，阿斯特就惊喜地发现他竟然获得了5万美元的利润，这相当于他奋斗16年全部身家的1/5！
那年头，巨大的市场需求和丰厚的利润回报让阿斯特兴奋无比，更增强了他与中国做生意的热情。于是他开始增大资金投入比重，添置商船，扩大贸易规模，来回奔波于美国和广州十三行之间。直到后来独揽了从中国的进口贸易，再到后来学会了在全球绕着圈子做大买卖。
再后来，他用和伍秉鉴等行商做贸易积累的资金，投资到对纽约未来的大胆展望上去，购买了曼哈顿大量地产的所有权。1812年战争末期，美国政府遭遇财政危机的时刻，阿斯特买下了所有无人购买的政府债券，阿斯特还将5000美元低息贷款的借款期限从麦迪逊政府延长到了其继任者詹姆斯·门罗的执政时期，由此获得了巨额利润。到1848年去世的时候，阿斯特已成为美国第一个千万富翁，其财富总额非常接近当时的世界首富罗特希尔的财富，除此之外再不亚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人。
阿斯特的重要贸易伙伴伍秉鉴也是借着和阿斯特做大型贸易的机会，成为当年赫赫有名的广州大进出口商怡和行的老板的，两人互惠互利，都成为了影响中美贸易关系的重要人物和拥有巨额财富的富翁。
奇特的“广东英语”风行商界
与外商做生意，难以避免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克服语言交流障碍。大清商人多数从未与外商打过交道，由于语言上的障碍，难以与外商建立起必要的信用关系；而外商对中国的交易习惯、货币和度量衡等也不尽熟悉，在长达百年的十三行历史中，中国商人到底是怎样和外商进行交流的？那些动辄数万的大宗生意又是怎样完成的呢？这要从十三行商人的独特发明——广东英语说起。
行商在跟外商频繁接触的过程中，渐渐地熟悉了海外的交易规则，后来也能操着一口流利的“国际语言”与外商谈判。
这种国际语言就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奇特的“广东英语”，它是广州的中国人与西洋人之间进行商业贸易和往来媒介的独特语言，这种语言是在英语的基础上吸收了粤语的特殊表达而成的，伍秉鉴就是用它进行对外贸易交流的。
根据史料记载，实行闭关政策的清政府严禁中国人学习外国语言，所以，广州没几个中国人能够读或写英文，同时，清政府将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定性为犯法行为，任何人如果被发现教授外国人中文，就会被处死。其中，就有一个叫刘亚匾的人，因“教授夷人读书”的罪名而被处死。这一规定，为中外商人之间的对外贸易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但所有的新生事物都是在矛盾中孕育、为解决现实矛盾的需要应运而生的，广东英语也不例外。当时，广州是清朝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由于利益的驱使，当地的商人都不愿错过与外国人交往获利的机会。为了让西方贸易伙伴明白中国反复无常的贸易规则，18世纪初（大约从1715年开始），广州商人兼收并蓄，创造出了一种奇特而实用的媒介语言，即广东英语。此后它成为十三行和外商使用的商用混合语，在广州口岸流行。这是广州民间智慧的创造，也是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产物。
它起源于出现时间更早的澳门葡语。当初葡萄牙人最先进入中国的时候，这种语言在广州是以葡萄牙语的形式存在的。到了18世纪，随着英国人的到来，并逐渐成为清朝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广东英语逐渐代替了葡萄牙语，使广州成为英语在我国最早立足和传播的基地。
广州商人发明这种语言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摸索过程。聪明机智的广州人经常光顾十三行街上的店铺和其他外商经常活动的地方，认真倾听外国商人如何用英语交流，后来就慢慢模仿外国人说话的音调，依照广州话的语法习惯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来与外商交流。
美国商人亨特说，当时广州人用粤语标注每个英语单词的读音，如“man（男人）”用“慢”来标注，soup（汤）用“苏批”来标注，today（今日）用“土地”来标注。再如，它使用的量词或类别词中，汉语的“个”“份”变成“块”，如“三块报纸”（意思是三份报纸）。
随着中西贸易的日渐频密，十三行的行商们为了更方便地与西方人交流，不仅自己学习西方语言，而且要求工作人员也要学，并要有专门从事语言文字的翻译。
正是在行商们的推动下，“广东英语”才风靡一时。当时，在广州十三行商馆附近的书店，销售一本名叫《鬼话》的小册子，相当于今天的英汉对照词典，很受当地人的欢迎，就连瓷器彩绘作坊的画工、工匠们也都能正确地书写英、法等国的字母与名词。
广州商人创造的这种国际语言没有固定的语法，也不讲究什么逻辑关系，它似乎宁可服从于汉语表达习惯和词序，而不肯遵从英语的基本语法，置英语的数、格、人称、时、体、态等基本造句结构于不顾，就是相当于将中文词汇翻译成一个有限的词汇表。但是，广州商人这种化洋为中的民间创造巧妙地解决了中外交流的障碍，他们将外国话创化成一种当地语言的发明创造备受广州外国商人的钦佩，他们都惊叹说这些发明者应该被奉为文字之神。
对于一个缺乏商业传统的封建国家来说，这确实是了不起的变革，他们也许不会背诵亨利·卢斯的那句名言：“商人必须被当做最伟大的职业。”但他们相信，民间财富的活跃才是一个城市最强劲的音符。
伍秉鉴就是用广东英语进行对外贸易交流的。当时一些外商记下了与伍秉鉴洽谈贸易的情景对话。在谈到给政府的回扣时，一个外商问浩官：“You pay he how muchee？”（你付他多少？）
伍浩官用广东英语回答说：“My pay he fitty， sikky tousand so”（我付他五六万左右。）
外商又问：“But s’pose he no contentee？”（但是假如他不满意呢？）
伍浩官回答：“S’pose he， No1， no contentee， my pay he one lac”（假如他第一次不满意，我以后再付他一笔。）
这几句话虽然是英文的读音，但语法却完全是中国化的。
广东英语对后来上海“洋泾浜英语”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五口通商以后，一些精明的广东商人开始把目光转移到上海，带着大笔财富北上，成为上海开埠的先行者。他们用粗通的英语充当贸易中间人，于是在租界洋泾浜附近出现了一种语法不准，带有中国口音的英语，称为“洋泾浜英语”。洋泾浜英语的语法特点就是没语法，即未形成独立的语法体系，我们无法依一定的规则、句型和词法来复制和扩充它。
广东英语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今天一些洋泾浜用语如今已通用，尤其是在香港。例如，shroff（收账员）最初指试金者和银钱兑换商，chop（印章）意思是密封或允许，godown（仓库）是货栈之意，都源于印度英语；joss（神像或好运）、amah（阿妈）则是来自葡萄牙语；hong（洋行）、taipan（大班）、junk（舢板）、chow（中国狗）则源于汉语。再如，创建于1828年的国际零售及食品制造机构“屈臣氏”的英文“Watson”就是广东英语的译音。广州的旧英文译名“Canton”，被国外许多地方取为地名，十三行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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