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起庞大的世界性商业网络
在经济活动中，任何一个主体都不是独立存在的。生意是交换，是流通，是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中国有句话叫“人脉决定财脉”，这不仅是现今社会生意人发家致富的一条秘籍，封建社会中的商人同样也离不开广泛的人脉作为积累财富的根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人脉的广泛程度直接决定着财富的多寡。
认识的人多了就可以优势互补，自己做不到的事，朋友可以做到，借别人之长为梯，帮助实现自己向上攀登的目的。就像是古人说的：“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作为十三行的商人，想要成就一番事业，各个方面的知识都要懂。比如做丝生意，需要懂得丝蚕的养护、收购、储运等知识；要和洋人打交道，需要懂外交、懂外国规矩；要和官府打交道，需要深谙官场制度、礼议用语。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谁也不可能成为万事通，怎么办呢？那就要建立起自己的商业圈。搞商业的朋友，搞金融的朋友，搞经济的朋友，搞航海的朋友，伍秉鉴都交。按照伍秉鉴的观点来说，自己虽然不具备某领域的知识，但交了学这方面的朋友，不必自己去学，只需依靠这些朋友，自己就可以在这些领域纵横驰骋。
这是商业奇才伍秉鉴的经商之道，他经营的怡和行能在短时间内成功，关键的一点在于与欧洲、美洲等地区的重要客户都建立并保持了广泛而密切的友好关系，依靠与这些西方客户的贸易往来为自己搭建起了稳固的财脉，不仅自己成为资方商人的代理商，而且还突破了大清地域的限制，将投资的触角延伸到大洋彼岸，建立起庞大的世界性商业网络，促使怡和行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的大财团。
搭建商业网络最重要的是不断交往，善于交往。伍秉鉴平时很注重结交外国朋友，他在海外的投资大都是委托外国朋友进行的，他与外国朋友的相互信赖，也超出常人的想象。在外国人看来，伍秉鉴充满人格魅力，“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始终被看做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
有一位对伍秉鉴财富人生非常感兴趣的美国学者——穆素洁博士对这位首富广泛的商业关系圈做过专门的研究。他曾多次进出哈佛大学贝克尔图书馆，对珍藏其中的伍秉鉴与美国客户商业往来的50多封信件进行研读，揭示了这位世界首富于19世纪在美国商业方面的发展状况。
穆素洁博士对伍秉鉴与印度人帕史和商人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的信件往来进行过一番研究，总结了这位首富过去不被人们了解的与外商密切的商业联系。从这些信件，可以得知这些外商既包括与他有经常性贸易往来的欧美商，也包括曾与他在广州仅有过一面之缘的印度商，正是通过与这些西方商人的通信往来，建立起他在这些国家发达的贸易网络，从而发财致富。
19世纪初的中国以盛产茶叶而闻名中外，伍秉鉴就曾经租用美国的货船到欧洲开辟茶叶销售市场。1810年，有两艘装载着货物的美国船只在开往哥德堡的途中被丹麦海盗劫持，其中一艘船上就装有伍秉鉴价值高达58000美元的茶叶。
1833年，伍秉鉴曾经租用一艘普鲁士货船为与其一起共事的代理人——旗昌洋行的一名合伙人约翰·P·库欣贩运茶叶到汉堡，这艘货船载重200吨。
鸦片战争期间的1841年11月21日，他给已经从广州回到波士顿的库欣写信说：“四月和五月，我把价值约100万美元的茶叶用船运到纽约和伦敦，我认为有希望取得好的结果。”两天后在写给罗伯特·福布斯的信中，则说他正将三四百吨的茶叶装船运往荷兰。信中还透露以前贩运的商货，已经取得约50％的利润等。
从这些信件中，我们看到伍秉鉴对其国际上商业伙伴的关照和慷慨。
此外，伍秉鉴还通过其他的亚洲商人，如印度商人默万吉·马尼克吉·塔巴克，孟买的莫霍马达利·阿利·罗盖以及达达布霍伊·拉斯托姆吉等，在南亚建立起了成熟的商业贸易网络圈。
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就是伍秉鉴在孟买的其中一位代理商，由于吉吉博伊富于心计、善于钻营，很快就帮助伍秉鉴在印度建立起了完善的商业关系圈。
有一份保留下来的1842年4月24日的贸易往来账单，上面记录着伍秉鉴委托这位代理商购买珍珠送到旗昌洋行，需要支付的金额为7000卢比，伍秉鉴写道，假使资金欠缺，可以暂时由收货方旗昌洋行垫付。
不仅如此，詹姆塞特吉还帮着伍家做丝和肉桂的销售代理业务，这项业务的地点不限于孟买，而是广布于英国和印度。由于伍秉鉴是位于加尔各答的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詹姆塞特吉在英国销售货物赚得的利润可以直接打入该公司的财务中。由此可见，伍秉鉴的怡和行在当时与外商乃至与外国的政府建立起的非同一般的贸易联系，可以让他在东印度公司、散商和美商中左右逢源。
在伍秉鉴看来，这些外商的好处就是讲道理，讲信用。你认认真真去和他做生意，他也就认认真真和你谈，不会想到生意之外的歪点子。不像某些中国商人，做不赢你，就会在其他方面坑你。所以伍秉鉴觉得，和洋人打交道，就很省劲儿。
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
19世纪的伍秉鉴建立起了庞大的世界性商业网络，其中包括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往来。
18世纪中叶以后，广东十三行的贸易对象，主要是英国、美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等欧美国家。18世纪80年代，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强国和最大的殖民地宗主国。伍秉鉴利用市场游戏规则，重视链接国际商业关系网络，经过优选，从长远眼光出发选择了执掌18世纪贸易大权牛耳、航运比较发达的英国作为主要贸易伙伴国。
当时英国对中国贸易需求量最大，商人的支付能力也较强。例如，茶叶被视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业王冠上最贵重的宝石，有人说东印度公司的成熟期就是靠茶叶喂养的。据统计，1785年，中国茶叶出口共232030担，出口英国为154964担，在当年对华贸易的各国中，中国与英国的茶叶贸易量位居第一，最主要的是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交易。
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初的使命是购买胡椒、肉豆蔻、丁香等东方的调味品，后来它的作用逐渐扩大，不但包括买卖其他商品，还增加了航线，担当其他角色。1715年，东印度公司决定开展对中国的贸易，不久后成为在广州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外国商队。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英国对华贸易垄断权后，成为了十三行的主要贸易对象，外国商人中英国商人占到80%以上，而这一主体的代表则是英国东印度公司。
19世纪东印度公司成为全球贸易大国英国的“国有企业”，虽然它的政策是以商业为出发点，但它拥有“政府的身体和商人的大脑”，东印度公司结为一体之后拥有极大的资本，成为英国军事统治的马前卒。也就是说当东印度公司想进攻宁波、想进攻天津、想做其他什么事的时候，它可以叫炮舰来打。这叫以商带军、以商领军。
而且东印度公司的实力之庞大，是不可想象的。以往英国跟中国做生意是从伦敦直接跟中国做的，可是从英国拿下印度以后，就以印度为基地了。
18世纪后期，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商人挟厚资而来华扩张贸易，清政府也想把广州十三行打造成“中国的东印度公司”与之抗衡。当时有个叫“公办夷船”政策，就是想把十三行整合在一起变成“东印度公司”，但腐败的吏治和短视的经营思路，让这个美好的设想最终落空。
伍氏怡和行居总商地位数十年，为行商首富，它是靠同西方商人进行贸易而发财致富的“食夷利者”。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早在潘家的同文行内当账房时，就已经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了商业往来。福建、徽州等地的茶叶，是伍家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散商出售的最大量的商品。
到伍秉鉴接手怡和行后，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与东印度公司的往来也进一步密切。而且他把握良机，凭借自己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多年的交往和良好的信誉，其在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额一直居行商的首位，几乎独揽了该公司的茶叶出口。1814年怡和行与该公司的茶叶合约为34000箱，占行商总额的16％；1830年为50800箱，占18％，价值120万两白银以上，利润高达30%。以红茶为例，成本价是每担202两（白银），英国东印度公司收购价为27两。换言之，每担可赚68两。加上其他商品，还有同散商和美商的贸易，年贸易额达数百万两白银。
伍家承充行商之初，东印度公司就在生意上对他格外通融，使它渡过了重重难关。后来，伍家长期担任东印度公司的保商，与英商关系进一步密切，东印度公司曾评价说伍秉鉴“是一个最有用的行商”。
1800年，伍家怡和行承保的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休·英格利斯”号，船上会计员私人的物品（两对表）因被放入铁箱保管，未及取出而被携带上岸，被海关官吏认为偷税漏税要进行处罚，怡和行提出缴付180银元了事，结果被海关罚税50倍，但伍氏家族如果没有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密切关系，就不可能获得最大的贸易份额，也就成不了世界首富。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怡和行不仅在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份额中占有很大比重，而且还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
东印度公司负责人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大量的存款和金银交给伍秉鉴保管。1816年3月，伍家被委托保存现款折合人民币将近40万元，还有新运到的金银46箱，折合人民币约15万元。他在外商中的信誉可想而知。
当年广州十三行的伍秉鉴富可敌国，连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都要三番五次向“浩官”借贷资金，以策周转。伍秉鉴经常放贷给该公司，作为该公司的周转金，用于购买中国商品，载回英国销售。1813年该公司欠行商款总额约75万两，其中欠伍秉鉴约55万两，占73％；1823年为76万两，1824年为85万两等。马奇班克斯主席对这位中国的最大债权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多次出让最大的贸易份额作为回报。
当时欧洲对进口茶叶的质量十分挑剔，由于中国的气候条件和土壤为茶叶的生长提供了最佳的生存环境，所以英国东印度公司长期订购北纬27度到30度之间出产的中国茶。1816年，中国商人提供的茶叶在伦敦拍卖会上出售，竟分出21种价格等级。正因为这样的严格标准，十三行涌现出一批享誉海外的国际名牌茶叶。而伍秉鉴所供应的茶叶曾被外商鉴定为最好的茶叶，当时在伦敦、阿姆斯特丹、纽约和费城，“行销着一种以他的行号为商标的质量甚佳的箱装茶叶”。
而且，虽然年少时的伍秉鉴所受教育不多，但他却能从存放在英商行号的百余万元期票中，算出利息是九百多元，与英商兑付时的数目分毫不差，这让当时的外商极为惊讶。此后，凡是装箱后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就能卖得出高价，其贸易额每年都在百万两白银以上。当时伍秉鉴因此而名声远播，至今东印度公司会议室还挂着伍秉鉴的肖像以表示对他的纪念。
涉足现代意义上的投资领域
伍秉鉴凭借自身的实力不仅吸引来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这样的重要外商，而且他还大胆走出去，在与美国开展贸易的过程中大胆投资海外。
1783年，刚刚获得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也加入了世界贸易队伍，1784年，一艘挂着陌生旗帜的商船远渡重洋，驶进了广州城黄埔港。这艘船的名字叫“中国皇后”号，这是从美国驶来的第一艘商船。
当时，许多行商因为鉴于美国商人初来乍到，不熟悉他们的信誉度如何，都不愿意充当他们的保商。与其他行商不同，伍秉鉴很愿意接受新生力量，他率先与美国人做起了生意。
“中国皇后”号的成功航行轰动了整个美国，掀起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热”，美国人争相购买船上的货物，华盛顿也特地从那里购买了一套中国瓷器。
一桩生意能不能做，关键是生意人自己的眼光，生意做得越大，眼光越要放长远。乱世之中生意确实越来越难做了，不过越是难做，越有机会。这就需要智慧的分析，发现在变化中潜伏着的机会。机会意味着财富，发现机会就等于发现了金矿。
但是机会的存在又是稍纵即逝的，稍一犹豫就可能错失良机，这就需要一种勇气、一种魄力。
伍秉鉴像一条灵动的小鱼，似乎比十三行的其他行商更精于投资之道，更有国际视野，更具有市场敏感性，他能先人一步，发现商业机会所在，并且在别人看不准或犹豫的时候，果断而大胆地与来自大洋彼岸的这一新兴国家开展贸易。
几年之后，伍秉鉴还将投资的触角伸到了大洋彼岸的这一新兴国家，利用手中的大量资金储备在境外进行着前人不敢想象的投资。
在美国，他斥巨额投资美国的铁路建设，如美国密歇根中央铁路、柏林顿和密苏里河铁路等，并投资阿尔巴尼和波士顿的矿产，甚至还涉及美国的电报、钢铁、石油等有着良好投资前景的其他产业，并且在美国有着相当的地产，而且就在美国干。还有保险业，在今天的中国仍未被普遍接受的事物，可想而知在闭关锁国的清朝时期会是一个如何新鲜而陌生的名词，但他竟敢把钱投资进去，而且获利颇丰。
1840年6月28日他给约翰·福布斯的信中说，“我在美国拥有大量基金，这些基金你须尽可能谨慎管理，在英国商业确定以后，把我的所有基金以孟加拉的硬币或账单的形式，送回中国我的朋友旗昌洋行那里。”
这么一个具有国际化思维的商人在中国是少见。而且在那个时代还知道跑去美国股票证券交易市场炒股票是很高的，他聪明得很，中国的股票市场不好炒，他跑到美国炒股票，据说他每年可从美国获得20多万两白银收入。据同治《南海县续志》里记载，伍秉鉴“多财善贾，总中外贸迁事，手握资利机枢者数十年”。
伍秉鉴不死守自己熟悉的行当，说到底，也就是不断为自己寻找新的投资方向，不断扩大自己的投资经营范围。一个生意人如果只看到自己正在经营的熟悉的行当，最终只会是抱残守缺，连正在经营的行当都不一定经营得好，更不用说为自己广开财源了。
当然，一个超前的投资者离不开良好的人文精神。伍秉鉴成就的取得与大胆的投资理念与当时的岭南商业文化密不可分的。重商性是岭南文化特质中起主导作用的一个内涵，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胆大务实、精明灵活、锐意进取的精神渗透到了伍秉鉴的经商实践中，成为了长袖善舞的跨国投资者。
就当其他行商遭遇敲诈勒索，不堪重负，纷纷破产的时候，而怡和行因为有大量海外资金作支撑，得以幸免于难，从而显示了较强的生命力。
也许是因为老谋深算的伍秉鉴从其他行商破产的命运中早已看出了中国的危机，因为历史上皇帝养肥了几个人再满门抄斩充当国库的事情也没有少做，和珅就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伍秉鉴出于家族安全的考量，才做出海外投资这样的大胆举措。
伍秉鉴无意识中涉足了现代意义上的投资领域，可惜，他没能转变传统的商业观念，在制度上进行创新，也没有通过资本实力影响到清政府的政治变革，进而改变清政府对商人的看法，使之认识到商业繁荣更能使国家稳定。他与同一时代的其他商人相比，其区别在于在某种程度上，伍秉鉴是一个被浪潮推着走却又能左右财富的商人罢了。这就是时代的局限性，时代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转型成功，就好像贾宝玉不可能成为探险家一样，他再叛逆，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出家当和尚。
从传统商号到跨国集团
研究清代历史的学者曾说过，对珠三角的一些家族而言，广州西关只是他们向海外发展的一个“跳板”，他们中不少家族从外省的乡村而来，在广州西关从事商贸，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成为了国际性的投资者。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
伍秉鉴积极参与海外投资，然后，利用美国金融市场的投机赚取的现金为美国商人和印度商人提供信用贷款，收取利息，再将所获利息多次投入到美国铁路建设等其他行业，由此形成良性循环，积累了大量资金。
伍秉鉴投资这么多领域可能会自顾不暇，其实并不是他自己投资，他找了一个中间代理，就是非常有名的旗昌洋行。他告诉旗昌洋行，将来他不在了，记着要继续付利息，继续付钱给他的子子孙孙。
在伍家的支持下，美国在广州的柏金斯洋行、旗昌洋行先后垄断了美国对华贸易。伍秉鉴则长期担保旗昌洋行，被美商称为“教父”。
到19世纪中期，生意已经不再是怡和行的唯一财源，海外贸易宛如撒花似的遍及美国、欧洲、印度和新加坡，在中外商界，伍家的“怡和行”也成为一个极响亮的名字，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型跨国财团，为自己带来了更多的收益，他每年可从美国获得20多万两白银的收入，其富有程度举世瞩目，一些西方学者称其为“天下第一大富翁”。
用现在的投资眼光来看，伍秉鉴的做法属于多元化的经营策略。任何投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即企业价值或股东财富最大化，那么企业如何把资金用在“刀刃”上，使其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呢？我们经常听有经验的企业家告诫说：“不见兔子不放鹰”“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如此等等，其实说的都是多元化经营问题。
因为商业循环的起伏、市场行情的变化、竞争局势的演变，都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例如，某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仅限于一类产品或集中于某个行业，则风险性就大。所以，一些企业采用了多元化经营。
多元化经营又称多样化或多角化经营，是指企业经营不局限于一种产品或一个产业，而实行跨产品、跨行业生产经营多种多样的产品或业务，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范围和市场范围，充分利用企业的各种资源，提高经营效益，以分散风险、增强适应外部环境的应变能力。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
伍秉鉴经营的成功，显示出他是一个商业奇才，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中国商人，看起来更像是深谋远虑的当代投资家。他手面活络，眼光高远，眼光高远了，人就有了神采，做出事来也就自然不同于流俗。
将怡和行的事业推向顶峰
有多大机遇，就意味着有多大风险。十三行的垄断地位，豢养了一批混吃混喝的小商人，他们时时偷取着腐朽政府提供的难得机会，又时时竭力维持着自己的生存，生怕遭遇什么闪失。因为他们的实力根本无法与家产丰厚的人家相比：想贿赂贿赂，出手没有人家大方，当官的也瞧不上这点小钱；偷着做点儿非法小生意，又担心被抓被罚个倾家荡产；不做，钱来得又慢，就这样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地在进退中周旋。
伍秉鉴身处十三行，在钱眼里打筋斗的人，看惯了多少人在生意场上一夜之间暴富，改变命运；也看惯了多少人万贯家产毁于一旦，沦为乞儿。
与这些小商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别的行商纷纷倒闭时，伍家的怡和行在伍秉鉴的经营下已经独具规模、步入全盛时期，独领风骚、屹立不倒。
1808年，十三行老大同文行的潘有度获准退出行商，伍秉鉴就被清政府广东海关任命为十三行总商，统辖管理洋行事务。又过了五年，也就是到了嘉庆十八年（1813年），白花花的银子好比发大水一样哗啦啦地淌进怡和行，怡和行终于以财富第一、威望第一的身份赶超同文行，坐上了十三行的第一把交椅。
以后数十年，怡和行的经济实力稳居十三行的领导地位数十年之久，带领全体行商把十三行打造成为清朝时期与徽商、晋商具有同样影响力的三大商业群体之一。但有所不同的是，两淮的盐商经营盐业，晋商经营票号，行商的主业则是外贸，资产更为集中，并在此时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据统计，精于投资之道的伍家到了1834年，就积累了超过2600万两白银的巨额财富，这无论是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当时的世界都是了不起的。当时的官方文件称他为“首名商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则称他为“公行的大人物”“行商中的巨头”。当时还有种流行的说法是“夷人到粤必见伍浩官”。
在中国古代轻视商人的大环境里，为什么偏偏伍秉鉴能异军突起？有人可能会说那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结果。但客观上讲，占据天时、地利的人很多，而真正杰出的人物却很少，所以从根本上说，是伍秉鉴自身的内在素质决定了他一生的走向。
想当初，伍秉鉴刚刚接手怡和行的时候，不仅不被亲朋好友看好，没什么名气，整个大清国有4亿人口知道伍浩官的也不过区区几百人，更不要说在隔着十万八千里的西方国家了。可以说，除了他经常活动的方圆几十公里的地盘之外，他既没名气，也没权势。
再从他的相貌来看，当说到富翁的时候，一般人都立刻想到方面大耳、油头肥肠、大腹便便的个人形象，而画像中的他三品顶戴，眉浅眼垂，尖嘴猴腮，鼻空下边干净而嘴巴两侧留有两撮小胡子，绝大多数人都立刻会联想到贫穷、艰辛甚至饥饿，很难让人们相信他就是曾经的世界首富伍秉鉴！
而且在当时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他只不过是个地位卑微、生意出色的买卖人，做生意在当时人看来既不需要多高的文化水平，也不需要高深难懂的技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会打算盘就可以做的行当，很容易让人瞧不起。而且加上伍浩官本人生性低调谦恭，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胆小如鼠、懦弱无能，甚至也有人对浩官发表最尖锐的批评，就是他太过忍耐，但是谁也没想到后来他能将怡和行打造成如此大的规模，而且其慷慨富有的程度在海外广被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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