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给他美国的义子约翰·福布斯（此人日后成为美国着名的铁路大王）50万银元，帮助其创立了旗昌洋行，他的慷慨之举在外商中广为流传；
他拥有一个家仆达500人的大家庭，珠江南岸溪峡街的豪宅犹如一个小故宫，其豪华程度据说可以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相媲美；
他低调、内敛，被西方商人认为“诚实、亲切、细心、慷慨，而且富有”。
一手撕毁72万银元欠债
《华尔街日报》（亚洲版）说：“出生于1769年的清朝行商伍秉鉴继承父业与外商从事买卖，又进一步贷款给外商并以此获得巨额财富，他在西方商界享有相当好的知名度。”
其实，伍秉鉴不仅以拥有巨额财富而闻名于海内外，而且还因其慷慨在西方商人眼里享有很好的名声。
1823年，由伍秉鉴作保的一家美商行号的买办挪用该行库款经营投机，未能及时归还。被发现后，浩官大为震怒，当晚就将所短少的款项送交该行，数目在5万元以上。
有史料中还记录到一次伍秉鉴与一位美商合作时，由于该美商没有执行伍秉鉴的商贸指示而赔了钱，当时该商也主动要求自己负责亏损部分，但伍秉鉴只是要求其以后经营要多加小心，便自己承担了这些滞销品，可见其商业建交的诚信真挚。
无论是从做人的角度看，还是从做生意的角度看，这是伍秉鉴重义气的表现。生意人的良好形象是由他一贯坚守义气建立起来的，树立良好形象不易，但破坏形象却是很容易的事，一次的信用危机，足以使用一辈子的努力建立起来的形象彻底坍塌，这是任何一个生意人都不得不时刻注意的。
伍秉鉴在外商心中慷慨形象的树立在于他不断的坚持。有一个在西方商界流传甚广的故事，使他成了中国商人豪爽大方的象征。
据说有一次，一个美国波士顿的商人和伍秉鉴合作经营了一项生意，由于经营不善，这位商人血本无归，债台高筑。他在广州苦苦挣扎3年，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债务，但他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所以一直滞留广州，无法回到美国。
伍秉鉴得知情况后，对左右行商说：“7万多的银元对我而言，无非是个数字，却闹得人家妻离子别不得团圆，真是造孽。”当即遣伙计叫这个波士顿商人带来借条，将债务一笔勾销。
据说，伍秉鉴免除外商债务的话就是如此表述的：
“You an I are No1olo flen，you be long honest man，only go no chance”（你是我的第一号老友，是一个最诚实的人，只是运气不好。）
并叫人拿来借据，当着波士顿商人的面哧啦一声，把借据撕掉了，继续说，“Just now have set tee counter，all a finishee；you go”意思是告诉对方他们之间的账目已经结清，对方可以随时离开广州回国，回国后重新发展，欢迎几年以后你我再度合作。
这种奇特的英语就是前面提到的“广东英语”，它完全是崇尚实用的广州商人自创的，不管语法，只为交流。
当时的72万银元，就这么一把扯掉了，你说是不是“慷慨大方”？要知道，72万在清朝时期可是一个不可小觑的数字。当时，一艘远渡重洋的中型海船也不过只能携带总价10万银元左右的货物，就是在今天也是一笔在普通百姓看来了不起的巨额财富，约为当今300万元人民币。
世界上顶顶痛快的一件事就是看到人家穷途末路，几乎一文钱逼死英雄汉，刚好遇到我有钱，喏，拿去用！够不够？
伍秉鉴当着波士顿商人的面撕掉借据，告诉美商欠款一笔勾销，慷慨之举让这位波士顿商人感激涕零，虽然不会说什么高山流水遇知音的话，但是士为知己者死的道理却时刻提醒着他，要做出个样子来报答于老板。
透过伍秉鉴的慷慨之举还可以看出他的过人之处。伍秉鉴很明白，如果自己一直把这个美国人扣在中国，他连要饭都不会要，还得养着他，就是扣一辈子，他还是还不起这些钱，还不如放人一马。
富有程度达50亿元人民币
伍秉鉴的这一惊人举动，被美国人认为是“中美商人友好的象征”，伍浩官的豪爽名声在北美洲脍炙人口，被传扬了达半个世纪之久。伍秉鉴也成为洋人眼里很受尊敬的人物，人们都尊称他为伍浩官老爷。其商名“浩官”成为财富和信用的象征，以至于当时美国一艘新下水的商船以“浩官”命名而感到自豪。他撕掉借据时说过的一段“广东英语”，也成为在外商中广为流传的“名言”。
当然，伍秉鉴能做出如此慷慨之举与其积累的惊人财富也是密不可分的。
1834年，即道光十四年，据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拥有的个人资产——所有田地、房屋、铺店、钱庄，以及与英美两国贸易的商业资本——折合白银2600万两。2600万是个什么概念？有人估算这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当时全世界最富有的哈佛大学的所有校产加在一起大概是600万美元。600万美元可以买三艘铁甲舰，而伍秉鉴一个人就可以搞一个北洋海军。
这个数字，比当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还要多（当年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4000万两白银），而2008年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中中国大陆第一富豪刘永行，总资产估计是204亿元，不到逾6万亿的年度国家财政收入的04%，从对比中可知当年伍秉鉴的富有程度。
其富有程度还可以从其居住的豪宅看出一二。建在当时珠江岸边的伍家豪宅是一处大型的园林建筑，堂皇气派，就像一个小故宫，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相媲美。中央的大厅办红喜事可摆筵席数十桌，办白喜事能容纳上千个和尚诵经礼佛，后花园还有水路直通珠江，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及外国使节经常于此会晤，银子花得像流水一样。
正是由于伍秉鉴如此富有，72万银元这笔数字，对于这位号称拥有2600万两白银的世界首富才不至于伤筋动骨，才能为他的慷慨大方的美名提供经济保障。
作为一个商人，伍秉鉴慷慨爽快，多是出于交情不是为了功利，不是为了直接的商业动机而有意去做的。也可能只是在十分无心的时候，就做了一件让别人感激终生的事，正因为如此，回报也会是悄无声息的。
伍秉鉴免去外商72万银元的慷慨之举没想到会成为回报颇丰的一项投资，这种投资不是实业的投资，但获得了比实业投资更大的好处。
据说，这个美国商人回国后，到处宣扬中国的伍秉鉴，这无疑给伍秉鉴做了无形的广告，他的慷慨美名给他赢取了外商的更多信任，带动了更多的外国客户，外国商人都把他看做行商中可敬可靠的生意人。
他们认为与像伍浩官这样的商人做生意，交易可靠而手续便捷。尽管做生意时伍秉鉴收取的费用比较高，人们仍然乐意跟他合作，这又促进了其生意量和财富的增长，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贸易额达数百万两白银，这使得深谋远虑的伍秉鉴有足够的资金将生意拓展到海外，赢取更大的财富。
极尽奢华的私家园林
长期垄断对外贸易的十三行商人赚得了不少财富，他们纷纷兴建私家庄园，过着锦衣玉食、纵情恣意的奢侈生活。
他们的豪宅位于广州西关一带，这一带海山仙馆、小画舫斋，一座座精美绝伦的私家园林，成了他们休闲的后院。其间有一个小画舫，田字栏杆，花木环绕，假山深邃，水池曲回，清幽如画，舫内窗明几净，古玩书画，一应俱全。春天时节，细雨蒙蒙，一半儿云遮，一半儿烟霾，恍如人间仙景。
几位最成功的行商家族的富裕程度曾经不亚于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美国的摩根家族。除了上文提到的伍家建在珠江岸边、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相媲美的豪宅外，其他有钱的潘、卢、叶三大家族每家的财富都不少于2000万两白银，都跟伍家一样弄最好的、最漂亮的庭院，当时，广东行商的庭院成了画家竞相描绘的对象。
广州早期的四大富豪中尤以潘有度为首富。潘氏以经营丝、茶为主，1753年还是不知名的行商，后来财雄势大，资压群侪。数十年中，潘氏家族受到华商绅士的拥戴，连续被选任为十三行首领。在十三行100多年的历史中，潘家做十三行行商“总商”的时间大约有39年，据说财产超过1亿法郎。
在现存的图片中可以清晰地看见，潘家中西结合的别墅临珠江而筑，与伍家豪宅交相辉映，金碧辉煌，堂皇气派，古玩、珠翠琳琅满目，其豪华程度丝毫不逊色于今天西方亿万富翁的私家庭院。俞洵庆称赞道：“潘园之胜，为有真水真山，不待以有楼阁华整、花木繁缛称也。”
早在乾隆年间，潘振承就建造了极其豪华的潘氏家园“能敬堂”。该园占地宽广，规模宏伟，不惜千金投资建造漱珠桥、环珠桥和跃龙桥以利宾客与行人交通。极尽奢华的庭院中，处处种植着稀有的古树、各种各样的花卉，此外园子里还养着鹿、孔雀、鹳鸟以及鸳鸯，虽苏州园林亦不敢专美于前。
当时一位叫亨特的美国人于19世纪末跟随商船来到广州，十分幸运地参观了几位行商的住宅，尤其是潘庭官美丽的“私人宫殿”让他大为惊叹。
他在《旧中国杂志》一书中写道：“我最近参观了广州一位叫潘启的中国商人的房产，他每年在这处房产上花费达300万法郎……这一处房产比一个国王的领地还大……他有50个妻子和80个童仆，还不算30多名花匠和杂役等……”“得到许可到潘庭官在泮塘的美丽住宅去游玩和野餐是一种宠遇。”
其中潘仕成花巨资兴建的海山仙馆是一座中西交融的私家园林，它坐落于广州城西的荔枝湾，濒临珠江，引水为湖，叠石为山，风景旖旎。“屋内柱子是镶嵌着珍珠、金、银和宝石的檀木圆柱，名贵的家具漆着日本的油漆，房间还用法国进口的天鹅绒装饰着……另一房间镶着宝石的枝形吊灯从天花板上垂下来……整个建筑群包括三十多组建筑物，可以容纳一个军的人。”潘家经常在此大排筵席邀请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外国使节及各地着名的文人骚客在这里会晤，观看表演。
《蜃楼志》还有大行商苏万魁下乡建屋的描写：“苏万魁在花田盖造房子，共十三进，中有小小花园一座。绕基四周，都造有两丈高的砖城，这是富户人家防备强盗的……过了三间大敞厅，便是正厅，东西两座花厅，都是锦绣装成，十分华丽。一切铺垫，系家人伍福经手，俱照城中旧宅式样。”
从上述描写中可以想象当年行商的富有程度。然而一切终将如浮华掠过，只留下涟漪。如今的潘家宅院只有海珠区南华西街的大院保留完好，这是潘正炜于19世纪20年代修建的住宅，我们只能从历史的片言只语中，看到繁荣的外贸和富有的行商群体。
投资非营利性慈善事业
伍秉鉴获取财富后，除了建造豪华庭院之外很乐意尝试投资一些非营利性的慈善事业，如今广州的一家很有名的医院就是当年伍秉鉴投资兴建的。其兴建的起因要从当时来华传教士说起。
19世纪初期，广州口岸的开放不仅迎来了大批的外国商人，而且还吸引了不少来华的欧美基督新教传教士。但是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并不受欢迎，清代人认为，我们华夏祖先开创文明之时，夷人的祖先还在欧洲大陆的森林里光着屁股，猴子似的上蹿下跳，还被猛兽追杀，和野人没什么两样，现在竟然还不辞辛苦地跑到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大清国来传教？真是不自量力！所以打心眼里很排斥他们。
其中有一位美国传教医生彼得·伯驾于1835年来到广州进行传教活动，但因为中国人历来信奉道教的比较多，对基督教这一新教不感兴趣，所以伯驾的传教活动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使得他不得不改用委婉间接的手段来达到传教的最终目的。于是，他凭借自己的医学专长很自然地想到了在广州创办一家免费的眼科医院，以此为途径进行传教。然而，当时的伯驾只是一个刚刚从国外一所高校医学专业走出来的博士生，虽然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但要创办一个相当规模的眼科医院，不仅缺乏经验，还缺少足够的经费。
怎么办呢？困难之际一个较为熟悉的人名闪现在了他的脑海中，这个人就是当时号称“世界第一富翁”的伍浩官。
伍浩官当时在美国的名气就如同今天美国的巴菲特在中国的名气，彼得·伯驾在美国时就多次听人提到过伍浩官这个名字。后经人指点，他登门拜访了伍浩官，就把创办眼科医院，并以此拯救中国人民的想法跟伍浩官伍秉鉴讲述了一遍。
彼得·伯驾虽然不是伍浩官的商业伙伴，但是天生对经济敏感的伍浩官无论他做什么总不忘从经济投资的角度考虑问题。他考虑到这是一件于国于民有利的大好事，同时也能借此事提高自己的名气，于是爽快地对这位陌生的外国朋友施予了援助之手，随即资助了10万银元作为创办医院的经费。
但是，对于富有商业头脑的伍浩官来说，捐钱也不是一时脑热随意答应的，而是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这个条件也是在伯驾脑子里盘旋了很久，但又不好意思对伍浩官直接提出的条件。
这个条件居然是，他所投资的这所医院不要收取任何医疗费用，免费对当地的百姓开放，这一条件正中伯驾下怀，因为他创办医院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博得中国人民的信任，吸引更多的中国人，然后再进行传教渗透，伯驾当然是欣然答应了。
伍秉鉴的这一善举，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深明大义的他义无返顾地援助一个自己毫不相干的人，在那个人人为己、贪污腐败的年代来说实属难能可贵。
1835年11月4日，伯驾创建的广州眼科医院正式对外营业了，它是外国教会在中国内地开设的第一间教会医院，也是中国第一间西医医院。但是由于当时处于封闭状态中的中国人不了解、也不大相信西医这玩意儿，一开始对其持有排斥心理，所以眼科医院开业几天门可罗雀，前来看病的寥寥无几。第一天一个人也没有，第二天一位长期患有青光眼的妇女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前来就诊，第三天就诊人数才增至六人。
这些患者经过伯驾的诊治病情都明显减轻，人们才慢慢消除了排斥心理，开始接受洋人开办的这所医院，前来看病的人才越来越多，医院的状况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前来就诊的不仅包括当地的普通百姓，而且还有当地的清朝官员造访，其中就包括禁烟英雄林则徐。林则徐患有疝气病，经常咳嗽、气喘，1839年，他被派到广东禁烟时，听说伯驾医院的神奇治疗效果后，很想借此尝试尝试。
但是又碍于钦差大臣的身份使得他不便与外国人直接接触，林则徐改变了一下策略，与外国医生第一次接触不是奔着瞧病去，而是将目的转向了请伯驾翻译近代的国际法规《各国律例》这件差事上。
接下来，林则徐又向伯驾请教鸦片戒毒的药方，伯驾用中文将药方一一开出，后来才直接谈到疝气病的治疗，经过伯驾的治疗，林则徐的健康状况渐渐好转。当时的广州教会月刊《中国丛报》曾对伯驾替林则徐治病的详情做过详细记载。
伯驾经手这家医院长达20年之久，为无数中国人治好了眼疾，客观上促进了美国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一直到他从政，医局业务才由另一位美国传教士嘉约翰主持。在嘉约翰的主持下，医局逐渐成为初具规模的西医院，后来改名为博济医院，远近闻名。
爱国济民之善举
对于一个成功的商人来说，不仅在于他赚了多少钱，还在于他如何赚到这些钱，以及用这些钱去做什么。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讲究把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结合起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所提倡的对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是在告诉人们要想真正成为一世名商就必须与时代相结合，共谋天下大利。如果一个人靠坑蒙拐骗去赚钱，把钱用来吃喝嫖赌，甚至为实现政治野心不惜搞乱社会，这样的人再有钱，也会被人们所不齿甚或被遗臭万年。
不少行商在发财之后，都选择了将爱国济民作为人生的价值诉求，在商业活动中，不单纯地谋求一己之利，而是力图对社会有所作为。他们不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而是追求更高的超越性的国家之利，热衷公益事业。
牛痘技术在中国的推广，行商可以说功不可没。由于清代对“天花”没有行之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方法，致使痘症时有暴发，时刻威胁着百姓的生命。1796年，英国医生琴纳把中国预防天花的人痘技术改进为牛痘，牛痘使欧洲的痘症得到了有效防治。然后，西方种痘防天花的医术传到中国，十三行的富商伍秉鉴、潘有度、卢观恒等广州行商捐金数千，在广州的洋行会馆设立了“种痘局”。他们积极推广种痘，无偿救助身生水痘的儿童，造福桑梓，但又不勉强别人，这样倒使愿意接种牛痘的人越来越多了。
道光八年（1828年）行商出资在北京的南海会馆设立痘局，还支持英国商馆医生皮尔逊写了牛痘疫苗，最终一本关于种植牛痘的书籍得以出版发行，北京的医生纷纷争着学习，这就是那本着名的《种痘奇书》，这是中国最早关于种植牛痘的书籍，它对于牛痘防治医术的传播起到异乎寻常的作用。
伍秉鉴等行商的确尽其所能为社会做了许多一个商人能够做到的事。从社会本位角度考虑，这些事完全可以与他无干，商人并不天然有义务关心社会问题，也没有从这些投资活动中直接获得任何利益，现在他们这么做了，表明了他们“好行其德”的良好品质。这也让他们在以后的贸易活动中获得了声誉上的无形资产，大家都觉得此人肯担当，讲道义，值得托付，加之他办事稳健、勤于职守的作风，这为他从事商业赢利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但是他们虽给清朝捐献了大笔银子，然而没落的清政府并没有为他们挡住外部力量的冲击，清政府统治时期也没有扶持他们成长为一个独立创新的阶层，相反，还抑制了私人企业家在中国的崛起。清朝的政治力量成为了阻止经济发展的负面力量，因为官员不想利用行商的钱去推动国家财富的增长与生产力的提高，只是将其当做了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银库，借以用行商的银子维持他们的统治，使他们的权力扩张更有资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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