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百年沧桑之十三行
1843年经受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击的大清朝国势渐渐颓危，此时的十三行也经历了风雨沧桑的变化和数次大火的磨难，而每次大火都是那么的引人注目。
十三行商馆房屋密集，又大多是木质结构，很容易着火。根据史料记载，1822年，广东十三行街发生了一场大火灾，当时，竟有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化为乌有，甚至出现了“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的奇观。
清朝道光年间的1840年，不仅是中华民族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广州十三行历史发展的转折点。这一年的9月18日，祝融光顾十三行，一个叫汪鼎的文人亲眼目睹了这场劫难，并将这件事记在《雨韭盒笔记》中。
据这位目睹者介绍，刚开始时，火苗势头很小，仅是在太平门外蔓延，午夜时分，有人发现火情，被吓得发出一两声惊叫，但并没有引起众人的注意。
在这儿长期居住的商人从呼叫声中听出是发生了火灾，但都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又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乾隆年间不也发生过一场大火嘛？这叫火烧旺地，大火烧不尽，才能带来千百年不灭的“旺”。
这些人哪料到惊呼声越来越大，其间夹杂着叫骂声与哭喊声，这才意识到大势不妙。但是，当他们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时已经被肆虐的大火包围，无法逃脱，只好惊惧而无奈地眼瞅着火蛇吞食整条街，大火一直肆虐了七天七夜才渐渐熄灭。
政府官员闻讯而来，一脸怒色，问讯事故缘起，但无人能提供准确答案，这些官员只好懒散地找了几个目击者，记录下大火燃烧时的情形，将此事件定性为天灾人祸，还要找最初的肇事者，但人们早就被吓得都落荒而逃，最后官员只好抓了几个叫花子回去交差了。
此次火灾焚烧15000余户，洋行11家以及各洋夷馆与夷人货物都被烧毁，经济损失约白银4000多万两。
命运多舛的十三行所受的遭遇并未到此为止。清朝咸丰六年（1856年），由“亚罗”号事件引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广州十三行成为中外交锋的战场。
12月15日深夜，英军一把大火将十三行各行栈9000多间房屋烧毁，广州守城的兵勇及居民愤恨外国侵略者的横暴，将英美法等国具有170年历史的商馆烧得通透，大火迅速蔓延至十三行所在的区域，兴旺的十三行也被烧得一干二净。银子在大火中融化，凝结在水沟中长达数里，火熄后结成一条银链，牢不可破，由此可见当时行商规模的奢昂与庞大。
昔日有着170多年辉煌历史的十三行终于在这次大火中寿终正寝了，而伍秉鉴所创造的辉煌时代，也随着这场大火烟消云散，成为了人们永远的记忆。
相对于隆隆的炮火，珠江边上一个繁华商埠的消失可能会显得微不足道。然而它就像一个象征式的符号，预演了晚清帝国大厦的崩塌。
西方人回到广州时，发现十三行地区早已变成残垣断壁，昔日繁华景象，火后满目疮痍。“离我最初开始在这里居住已近35年，这个地方简直无法辨认了。这里完全变成废墟。甚至找不到两块叠在一起的石头！”1856年，美国人亨特重返广州十三行时，发出这样的感叹。十三行衰落后，西方列强继而转向清政府强租沙面，拉开了在中国租界行使“强权加特权”的历史序幕。
“美国有一个古老的习惯，喜欢留恋刚刚失去的好梦，决心下一次要把它找回来。”对于十三行而言，这句话同样适用。如今的十三行仅剩“十三行路”的地名，但在街头巷尾，人们聊天时仍会很自然地提到当年起火的那条街——似乎大家都很关心那些“火烧”的旺地，习惯于从眼前的由洋行名称演变而来的街道追忆当年十三行流金淌银的黄金岁月。
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游弋更多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寻求单纯的安慰，而是在向后的泅渡中思索更好向前的方式。
十三行对现代的深远影响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昔日滋育着十三行的珠江，像银河落江底，数不清的繁星在江中闪烁，两边的华灯闪亮，将堤岸和又长又宽的珠江照得如同白昼。如今的十三行只有那龙溪首约、龙溪二约、潘家祠道等地名，还在感伤地向世人诉说300年前一个十三行家族曾经的辉煌繁华，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十三行所衍生的产物，却并非造就了繁荣的外贸和催生了潘、伍、卢、叶几大富有的行商群体这样简单，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商业的范围，它在最大程度上，通过海洋文明让世界了解了中国，让世界知道了一个东方古老国度的富庶与色彩斑斓，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全方位的辐射作用。
十三行贸易促进了广州工商业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刺激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密切了内地与边远地区、城市和农村的联系。
十三行时代，广州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自然促进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交锋与融合。随着十三行外贸的兴盛，西方的艺术家、工程师、传教士也纷纷随商船来华，医学技术、绘画艺术、机械制造技术、建筑技术等西方文化由此传入中国。
在从事外贸活动的同时，十三行的诸多名门望族多在西关一带建屋而居，孕育出具有浓郁岭南色彩的西关文化，其中当时绘画人的作品特色鲜明，随时随地卖给来中国做生意的外国商人和海员，被称为外销画。成百上千的外销画，真实地记录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风俗地貌，被誉为中国风物的手绘照片，在欧美的众多博物馆都有收藏。
还有中国的瓷器、漆器、家具和书籍等不断地传往西方，让中国了解了世界的同时，也让世界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随着五口通商的实施，特别是上海开埠后，西方商人纷至沓来，广东的买办商人也与西方人同时赶往上海。四五十年代上海中西贸易中的掮客、通事、买办有一半是广东人，甚至于达到2／3的惊人比重（汪敬虞《唐廷枢研究》）。
广州对于商业精神的沿袭，更是根深蒂固。直到现在，我们依旧不难发现当地那些足智多谋的中国商界精英为开拓广州国际市场而忙碌的身影。它虽然没有像十三行那样，催生一大批靠外贸发家的世界级富豪，却在几十年后，为“中国制造”提供了走向世界最有力的平台，成就了珠三角、长三角一大批靠贴牌生产发家的制造业富豪。
此外，1832年英国人威廉·渣甸和詹姆士·马地臣借用伍家“怡和行”老字号的号名，创办的“怡和洋行”，鸦片战争后总部迁至香港，成为远东最大财阀，对香港早期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素有“未有香港，先有怡和”的说法。至今其在香港仍维持相当的业务，包括置地、牛奶公司、文华东方酒店、香港空运货站、惠康超市、宜家家居等，员工总数超过10万。
大胆接触新鲜事物的行商精神
广州十三行虽然仅仅是西关一个巴掌大的地盘，但是十三行人绝对不是孤陋寡闻、鼠目寸光之辈，相反，他们都有着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在闭关锁国的政治环境下悄悄地进行着大规模的投资建设活动，积极与华夏大地之外的整个世界融为一体。
他们还与两淮、山陕商人一同被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是近代以前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然而他们身上却有着与后两者不同的品质特征，他们不但擅长贸易，而且还有着岭南人胆大务实、冒险拼搏、敢为天下先的性格，他们是域外投资建设的第一批人。
早在光绪年间，就有行商远涉美洲，在异国他乡进行教育项目的投资，为北美华侨兴办中国学校做了铺垫。
此外，还有北欧国家瑞典史料记载，当时瑞典有二三十只以广州为基地的帆船，十三行的潘启官、陈捷官、颜时瑛以及其他9家贸易商行曾经积极为这些帆船出资。
此外，保险业、证券、铁路建设等先人闻所未闻、未曾涉足的新领域他们都敢于大胆投资，表现出高涨热情，而且在境外投资的举动并不是一两家行商，可以说，这是这个商业圈的“集体活动”，很好地证明了十三行的民商性质，因为他们有着自己的商业原则与独立思想，有着深刻的反抗精神，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而非盲目地与朝廷站在统一利益战线上的官商。
而且，以当时盲目自大的清廷看来，大清国物资丰盈，什么都不缺，竟有国人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搞投资，有失天朝上国的体面，是绝对不被准许的，行商的这些活动都是在清朝廷不知道的情况下私自运作的，不可能将他们归为传统观念中的官方利益的代言人。
除了境外投资，十三行商人境外私人贸易也很频繁。所谓的私人贸易，就是不经过清政府的，是商行私下与外商进行的。
在德国柏林钱币博物馆，有一枚银币，正面是普鲁士国王头像，背后是一位穿清朝服装的广州商人，身后还放着一箱茶叶，这是乾隆十七年为首次远航广州的普鲁士商船打造的纪念币，是欧洲唯一有清朝人像的货币。可见当时十三行人已经在境外自由商贸活动的积极频繁。
此外，在瑞典哥德堡市博物馆里藏有一幅描写行商在瑞典贸易的油画，画上的一位行商据有人考证就是十三行之一同文行的潘振承。如果被证实的话，就可以说，潘振承是最早一批随外洋船只前往欧美、极具开拓创新精神的中国商人。
十三行商人大都勇于接触新鲜事物。当18世纪60年代东印度公司在广州使用汇票时，就有行商发现了它节奏快效率高的优点，用到国际贸易金融运作上，成为中国使用汇票的第一人。这在当时对只知以白银为支付手段的中国商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成为了十三行商人接受西方新事物的早期事例，这足足比汇票在华普遍使用早了50年。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来华的洋船中，见到“广州号”“中国皇后号”等中国名称。值得一提的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的Canton市、乔治亚州的Canton县等都是以“广州”命名的城镇，俄亥俄州东北部的“Can-ton”是美国最大的“广州”。这说明十三行当时已经具有了广泛的世界影响力和渗透力。
十三行注定了的悲剧命运
十三行喂饱了当时昏庸腐败的清政府，所以有人形容它是清政府的摇钱树和聚宝盆，在留下的记载中，当时的人们把十三行商馆描绘成为“金山银海，堆满银钱”，但是十三行的诞生和兴旺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清朝对外奉行“闭关锁国”贸易政策的产物，是帝制模式下的外贸，是当时中外贸易畸形发展催生出的怪胎。
对于洋人而言，他们是官商，都是御赐贸易官，都有官品，所以他们可以在洋人面前耀武扬威、风光无限；对官府而言，他们虽然顶着冠戴，但本质上又是民商，不享有任何实权，清政府没有对其投入过一分钱，不像洋务运动时期官方创办的电报局、招商局、机械采煤的洋矿，政府有官款或官股在其中，所以他们在政府官员面前只能奴颜婢膝，唯唯诺诺。这种亦官亦商、非官非商的特殊身份，天然有其软肋，从一开始，由于体制问题，十三行的悲剧便已是注定了的。
行商人靠中国丰富的物产和朝廷赐予的贸易特权，迅速成长为当时民间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一代风云人物，但是行商的急速膨胀是畸形的，非健康的，和当时的清廷一样外强中干，一样虚胖。
广州十三行独特的历史，其实是一口通商导致一口独大的畸形历史，十三行局部的富有是以牺牲全局利益为代价的，因此当全局衰败的时候也就必然决定了它的悲剧下场。
例如，中国大宗出口货物茶叶，大多产于福建、安徽。清政府规定：茶叶必须在内地陆路运输到广州，不准由海上就近运输。这样，经过沿途关卡，层层勒索，不但成本增加，而且茶叶易于变质。
嘉庆年间，有人请求准许福建茶叶在厦门出口，清廷“传旨申饬”，说是明系由奸商怂恿，冒昧陈请，顽固地坚持长途运输茶叶的旧政策，说什么，“虔受约束，为法甚善，必应永远遵行”。类似这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严重地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选自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清王朝历来对外来交往严加控制，一方面严禁商民出海贸易，严格限制造船的规模，限制瓷器、丝绸、茶叶等国产货物出口：这些东西都是我的，不给别人，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表现。另一方面，对西方贸易船只予以严格限制，尽量减少通商口岸的数量，并且对外商在中国的行动起居制订规条、稽查防范：外人也别想上我家来，我能丰衣足食，你的东西我也不稀罕，别再把我们中国人教坏了。追其原因，是因为封建社会自然经济比较稳定，不需要外来商品，就可以自供自给。同时清朝统治者害怕外国商人与沿海人民接触会滋扰生事，推翻它的统治。这是造成清朝统治者故步自封、虚骄自大、闭关自守的很大原因。
这个闭关锁国的政策虽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动起过一定的自卫作用，但这种手段太简单、太被动、太消极、太落后了，限制了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发展。例如，清政府曾规定：每只船只准带铁锅一口，每人只许带铁斧一柄，不但煮饭烧水生活上很不方便，而且在海盗猖獗的洋面航行，丧失了自卫手段。又对出海商船预先规定了往返日期……由于风涛难测，航行日期有时大大超过规定的日期，时有发生断粮的威胁。（选自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这种烦琐不合理的规定在限制对外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影响了一些经济部门的发展，阻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窒杀了中国的生机和进取精神，造成了沉闷、闭塞、停滞、倒退的景象。
例如，有官吏指出：“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以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至远之无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沿海居民，萧索岑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洋禁。”
闭关锁国政策隔断了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拉大了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科技水平差距，使中国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
此外，消极的防御未能从根本上抵挡殖民势力的侵略，反而进一步导致了统治阶级的愚昧无知和封闭落后，致使大清国与西方差距越来越大，逐渐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广州十三行局部的发达，就是建立在大清朝这种总体落后的形势之上的，广州一口岸的兴旺，也是以牺牲其他口岸的对外贸易为代价的，这种局部的繁荣，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可能持续久远的命运。
评说首富之功过是非
1843年9月，风烛残年中的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在战争的动乱中溘然长逝，终年74岁。
美国大商人亨特曾经将伍秉鉴与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拿破仑、英国陆军元帅威灵顿相提并论，他说：这位举世闻名的公行最后的头人于1843年9月4日卒于广州河南，享年74岁，他和拿破仑、威灵顿都生于1769年。此外，英国人还将他与林则徐的蜡像，一同陈列在伦敦的名人蜡像陈列馆里。由此可见这位世界首富在海外的影响力。
如今，伍秉鉴远去了，已经离开了一个多世纪，了解他、熟悉他的人屈指可数。就是那些对他有过研究的历史学家对于伍家，从伍秉鉴到伍崇曜，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因为他们走的是旧式商人普遍选择的官商一体、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的传统道路，很多人一直怀疑伍家的巨额财富肯定有灰暗的成分在里面，这也是其招致后人诟病的原因所在，这与买办商人的性质和地位不无关系。
所谓的买办，从本质上讲是指经纪人。清初，买办专指为居住在广东十三行的外商服务的中国公行的采购人或管事，后来逐步发展为特指在中国的外商企业所雇佣的居间人或代理人。买办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特殊经纪人阶层，作为洋行雇员身份的买办，得到外国势力的庇护，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作为独立商人的买办，又可以代洋行在内地买卖货物或出面租赁房屋、购置地产等。
具体到伍家，1834年以前，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完全信任”，又同英商颠地等紧密勾结，此后，伍家专和美商旗昌洋行一家合作；对内，为讨好官府，不惜以巨资贿赂、捐输，为谋求商业利益，又纵容外商鸦片活动。
伍家在矛盾斗争中审时度势，并努力实现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姑且不论其社会影响如何，单从生意方面来说，在19世纪的那个大环境中，作为中国第一代买办阶层的代表人物，又有多少留着辫子的外贸商人能走出不一样的道路，而且取得如此辉煌的名声与财富，还有世界地位？又有多少封建社会里的商人能够搭建起拥有地产、房产、茶山、店铺和海外投资业的跨国财团？
伍家当年要是拿这笔丰厚的家产去欧美搞收购，估计买一堆500强之类的眼睛都不用眨，连后来的鸦片战争都免了。
当然，这只是假想，但绝不是臆想，类似的事件在西方就出现过。上个世纪70年代中东国家石油价格曾一路飙升，大量财富回流欧美国家，许多巨富收购了大量的企业。例如，着名的国际投资者、传说中的中东世界的巴菲特——阿勒瓦利德最漂亮的一注是下在美国最大的商业银行——花旗银行。
1990年秋，花旗银行在房地产贷款中损失了钱，被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敦促增加资金储备，但它一时无法找到十多亿美元投资。
由于人们害怕花旗破产，它的股票在股市上连日猛跌。这时，阿勒瓦利德在花旗银行最低谷大手笔买进，结果，阿勒瓦利德一鸣惊人，时任花旗董事长的约翰·里德至今对这位王子感激涕零。
但这样的事件只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西方国家，而在当时腐败清政府统治、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年代，即便你是首富，但要想做出一番不同凡响、轰轰烈烈的举动，只能是天方夜谭，晚清时期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失败的历程就揭示了旧时代商人难以摆脱的命运曲线。实际封建社会的商人根本就没有真正掌握自己主权与财富的时候，即便财富再多也是暂时的，一切终将如浮华掠过，只留下涟漪。
伍秉鉴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商人，一个自称只知道“铜钱眼儿里翻跟斗”的主儿，能够在大清国走向颓势且无可逆转的情况下，愿意将自己一生心血赚来的80%财富捐赠出去，换回余生的清静，如此洒脱地“认”了，实在是难能可贵。
人生的精华，在于其过程而不在于其结果。结果人人都一样，再伟大的人，也无非不了了之。伍秉鉴财富运作的过程，远比他悲惨的结局精彩得多，也带给我们更多的心得和教训，其中之一就是赢得起，也要输得起。
对于生意场中的人来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是最实用不过的道理了。赢，要赢得起，当然，输，也要输得起。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人的能力所能左右的，一个人需要做的就是将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做好，只要做好了便是了不起的人物。
古罗马皇帝奥勒留是一位高尚的人，同时也是一位不走运的皇帝。当他统治罗马时，这个帝国已经日渐式微，尽管他夙兴夜寐的工作，与臣下一起进行艰苦的改革，但是，沉疴之疾，令良医束手。
奥勒留清醒地认识到了国家的败象，也意识到了个人努力的局限性。这一真切感受，使他将世上的事分为两种：一种是力量范围之内的事；一种是力量范围之外的事。他强调要专注于力量范围之内的事，对力量范围之外的事则顺其自然，并欣然接受任何结果。
经商也需要这种达观和洒脱。有句老话说：“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句话也许是周围的亲朋好友用来安慰财产遭遇巨大损失之人或者破产者的，作为当事人很容易理解这句话，但是，当事情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又有几个人能承受得起？
这是人之常情！就如同人人都懂得每个人必有一死的道理，但是当生命垂危之际，又有几个人真正舍得离开这个世界？
可见，说是一回事，明白道理是一回事，勇敢地去面对现实，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些钱财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通过一个人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经营来的，其中凝结着一个人一生的心血和汗水，来得委实不易！哪那么容易忍痛割爱？哪那么容易真正洒脱地将钱财看成是身外之物？哪那么无所谓、轻飘飘地将它视之如粪土？
伍秉鉴晚年答应将大部分的家产奉献出来，自己留下一少部分安度晚年，虽然我们能很清楚地感受到其间夹杂着的些许无奈和伤感，但在对待钱财上，伍秉鉴也称得上是一个慷慨洒脱、凡事很看得开的人！
经商之人在对待财物上，就需要练就某种程度上的达观和某种程度上的洒脱。经商的乐趣，应该是超脱于钱财之外的，在利益得失、成功失败面前，保持一颗平常心，既拿得起，也要放得下，不患得患失，才能人以驭物而不为物所驭，在失去以后保持一颗平常心，才有可能失而复得。
被誉为商人鼻祖的一代商圣范蠡，一生累计财富无以数计，但是他并没有成为守财如命的葛朗台。
他逃离越国、移居齐国后，不问政事，与儿子共同经商，很快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富翁。后来，他退回相印，将万贯家财全部遣散给了贫穷的知友与乡党，又决定远走他乡，来到陶邑，隐居下来。在此过了一段快乐清闲的日子后，范蠡开始谋划起做生意的事，他的家人颇有怨言：“人人思富，个个求财，你富不珍惜，口言钱财无用，现在又想赚钱了，钱是那么好赚的吗？”
范蠡轻松一笑说：“穷富之别，在乎心也，只要有心，钱财取之何难？”后来，范蠡又将家财全部周济给了周围的穷人。
在他看来，“经商是一种乐趣，在求取金钱上不该贪得无厌。钱财乃身外之物，不过分看重它才能得到它，此中真谛非守财者所能领悟。”这是范蠡善于经商赚钱但又不以囤积财富而作为人生追求的思想境界，司马迁引用老子的话“君子富，好行其德”来称赞范蠡把有形的金钱财富有效地转化为自己德行的做法一点也不为过。
真正有所作为的成功商人，要追求的不应该是赚得多少银两，而应是经商赚钱的过程，钱财只是一个人成功的象征，而非追求的终极目标。成功了，有钱了，能将钱更好的造福社会乃为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
对于现代人来说，客观地看待名和利的关系是我们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学生比谁的成绩好，老师比谁的升学率高，医生比谁的病人多，商人比谁赚的钱多，居民比谁的房子大，大款比谁的存款多……就这一个“比”字就揭示了人们追逐名的同时也在追逐利，这虽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一味贪图名利，终将会在金钱中迷失自己。
纵览首富之财富进化史
伍秉鉴最终以悲剧性的结尾为自己的从商生涯画上了句号，虽然我们不能苛求他超越时代，成为无往不胜的商人，但是从这位首富的财富志中，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首富的进化史，和他追寻财富的启示录。
人类漫长的财富增长史，曾经经历过一次伟大的转折，那就是财富的聚敛方式的变化。起先是以原先的烧杀抢掠等粗暴野蛮的方式强行占有黄金、皮毛、土地、珠宝等稀有宝贵财产，或者凭借手中的特权将非己之物强行占为己有。财富积累的过程常常伴随着泪水和血腥，也伴随着贪婪和野蛮，只是人类进入到了近代文明时期，获取财富的方式才转而依赖于技术发明、制度创新等智慧和汗水的创造。
但是，从古至今，财富积累起来之后的惶恐不安心理，并没有随着社会文明的递增而减弱，从吕不韦、邓通，到沈万三、刘瑾，伍秉鉴，其财富人生的大起大落，都与中国制度、文化和道德方面固有的不足有很大关系。
首先，从制度方面来分析，中国封建社会从来没有出现一部保护个人私有财产的法典，也就是说财富从来没有获得过制度上的保护。《诗经》有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都是人治大于法治，商人阶层可以积累大量财富，法律却禁止他们穿戴丝绸衣物、乘坐华丽的车驾，他们的子女都不能从政做官，而且被发送边疆从事开荒的可能性比普通人更大。赘婿和后父就更没地位了，他们婚后都要到妻子家中生活，没有独立的财产权。在这种情形下，个人的财产安全无时无刻不处在风险之中。
虽然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几位体恤百姓疾苦的仁义之君，他们施政以德，使得国富民丰，但也难免后来的继任者昏庸腐败，战争不断，加重人民负担，搞得民不聊生。这种只靠人治、缺乏严肃法律制度保障的做法，是无法长久保护人民私有财产的。因为穷困的百姓到了衣食无保的地步就会走上极端的道路，成为疯狂劫掠的暴民，最终的受害者还是拥有财富的富人。
此外，由于官僚政府的强大，“话语权”相对微弱的商人不能在制度中占据主动，最终无法逃脱衰败的噩运。
例如，周庄的沈万三，富得连皇帝朱元璋都眼红，给军队的军饷比朝廷还多，但“富可敌国”的人，怎么得到朝廷的放心？皇帝一声令下，一个财富王国马上消散。由此可见，在没有人权的专制社会，一个人即使拥有的财富再多，也可能因为皇上的一道圣旨变为穷光蛋，更何况那些经济状况一般的从商者呢？
这种人治大于法治的状况，一直到了民国时期才得到改变。当时，国民政府引进西方先进的法学理论，1929年颁布《中华民国民法典·总则》对各种民事权利和民事法律关系作出了规定，明确民事权利主体，同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民事行为需要得到监护人的确认才有效。
在2004年，“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被正式写入宪法，直到此时，从法律层次上的地位平等，才得到实现。也是直至今天，人们才可以期盼改写“富不过三代”的古老俗语。
而西方国家在早期资本主义时期就已经有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条款，私有财产是作为基本人权加以保护的。例如，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第二条宣布：“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其次，从文化层面来分析，财富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包容。一方面，人们具有鄙薄财富的心理，但另一方面人人都有获取财富的欲望。这种夹缝中的幽暗心理，养成了不应当的暴民财富观。
最后，从道德层面来说，富而仁义者少，为富不仁者多。例如《琵琶行》中没露面的商人，娶了年老色衰的琵琶女，而琵琶女却还委屈得很，抱怨丈夫“重利轻别离”，心伤自己命运坎坷。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中国的富翁既没有制度上的保障，又没有文化上的包容，还缺乏道德做支撑，这样，即使积累下大量财富，在看似繁盛、实际却根本无法真实掌握自己主权与财富的时代，这些财富也只能算是暂时的，或者成为官府敛财的工具。
具体到伍秉鉴生存的时代，清政府有防范外夷的规章，却无保护本国贸易发展的政策；有对欠课行商严厉制裁的法律，却无维护中国商人经济利益的措施；有强令行商作保，为外商损失负责、分摊破产行商债务的制度，却无向外商追索欠款的“狭隘”举措。
当时，行商经常接到名目繁多的捐款，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朝廷在债务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中外商人的较量根本不是在同一个天平上：由于广州口岸洋人来去自由，若是外商欠下中国商人的债务，朝廷不闻不问，可以一走了之；若是行商欠外商的债务，朝廷会对行商抄家，或要公行全体成员负担债务。这是因为官府控制下的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目的不在于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而是政治上要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各国的联系，经济上求购各种异域珍宝特产，以满足统治者对奢侈品的需求。
对于伍秉鉴来说，最值得骄傲的是他的巨额财富，但是最担心的也是这些巨额财富。这些财富“一直是政府觊觎的目标，所以一有机会就给他加上某个罪名，致使他不得不完全满足他们的种种勒索”。伍秉鉴或许可以当着那位欠自己72万银元的外国人撕碎他的欠条，但他也许根本没有想到1834年，伍家却要在清政府勒令下偿还外商债务300万银元中的100万，还有烟价余款。
伍秉鉴悲剧人生给现代企业家带来了怎样的思索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企业家的贡献居功至伟，但位列榜单中的富豪们频频事发，这促使人们进一步思索财富如何获得，如何承续，又应如何运用这一数千年来人类一直求解的课题。
旧时代商人的现实意义
人类社会从历史中走来，既有联结，又有借鉴。一代世界巨富离去了，在风烛残年中，在中国的内忧外患中，在众人的褒贬不一声中惆怅地离去了，留下一个宏伟奢华的家园，也留给了后人不尽的思考。
身为旧时代商人的伍秉鉴，身上却闪现着许多现代性的经营意识，他的一些理念和思想至今仍具有借鉴价值。比如：在当时半封闭的社会环境下，伍秉鉴在与外商打交道的过程中接受了开放的意识，不局限于只与本国人做生意，而是大胆投资于美国、欧洲、印度和新加坡的铁路、房地产等产业，这对于现代的经商者来说还是相当有价值的，甚至可以这样说：要赚，就赚老外的钱。
任何体制下的生意都是历史发展的特定产物，天生的注定了要和政治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那时的伍秉鉴虽然没有读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却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发挥极致，他经商的一生就是和政治息息相关的一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经商的天才，伍秉鉴、伍崇曜父子作为封建时代的商人，对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对粤商的崛起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然而，虽然伍秉鉴很有超人的经商智慧，知道傍达官、结权贵、借官势，搞平衡，官商一体，富贵兼通；虽然富有敏锐的市场眼光，并以此积累了惊人的巨额财富，但是他的辉煌最终也只能被历史尘埃无奈地掩盖。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从属于封建社会的商人，无法摆脱封建社会对他的影响。
纵览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商人，多为亦官亦商的官商，万变不离其作为价值掠夺者的本质。有句俗话说：“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不是你创造的价值非要放到自己腰包里去，结果呢？只能是钱财散尽，回到一穷二白的状态，这个规律就解释了中国商业史上各路风流人物“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宿命。
伍秉鉴、伍崇曜等行商的出现与兴起，完全是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的畸形产物，确切地说，是清政府给了其家族做外贸生意的特权，只让一群指定的人与外国人在生意场上打交道，这一群人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成为与社会大众不尽相同的人，即便没有伍秉鉴仍然会有一个张秉鉴的出现。
垄断性的对外贸易为他带来巨大的财富，但也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所谓“成于斯者败于斯”，成事之由正是败事之因。正如台湾学者陈国栋一针见血指出的：“对绝大多数行商而言，破产根本是必然的，早在他们一当行商的时候就已注定了。”
政府给商人以垄断权并不是为了支持私人企业，带动经济，而是把商人作为工具，替自己敛财。清政府和地方官员都把十三行作为取之不尽的“天子南库”，进行无休止的压榨，各种“捐输”和实际也由行商出资的、向清廷进献洋货等等，使得行商们手头资产更为紧张，很少有足够资金投入到贸易中。处于这种地位的伍秉鉴，无论财富再多，也无幸福可言。
伍秉鉴的悲剧几乎是一切在封建社会中靠经商而成功的人的悲剧。在那样一个封建的、官本位的经济体制中，政府控制了所有资源，商人无论大小，都离不开某种权力的保护，生意越大，需要的保护伞越大。然而，官场同商场从来都是相生相克的，在官商之间的博弈中，夹在权力斗争夹缝中的商人永远是劣势，永远是权贵丁板上被割卖的肉，只有接受失败的命运。这是中国历史为我们提供的无可争辩的史实，也是专制体制下，商人遇到的一条普遍“潜规则”。以十三行商人为代表的中国民族工商业者只能在大清帝国风雨飘摇的破船上龃龉前行，在崛起与衰落之间徘徊，最后终于在腐朽没落的满清政权和洋人坚船利炮的双重打击下不可挽回地走向了破败。
从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为数不多伍秉鉴的画像来看，身着大清官服盘着辫子的他，额骨奇高眼神精明，神情若有所思。他知道他不能超越其所处时代的局限，腐朽黑暗的晚清王朝统治下的民族工商业，不可能成为走向世界的民族资本，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工商业。当时的社会现实决定着他不会鸿运永昌，怡和行不会成长为像美国洛克菲勒、福特式的永续成长的大企业。当时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他无法挽救走向衰败的事业，当其所依赖的清政府自身都开始衰落的时候，伍秉鉴自然在商场上兵败如山倒，多年积聚的财富同时消失殆尽，自身难保的他更无法挽回一个封建体制下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的衰败与灭亡。反之，他个人的光辉魅力被统统湮灭在了那段国人不堪回首的岁月中。
一代巨富去世后，岭南名士谭莹在所撰的墓碑文中写道：“庭榜玉诏，帝称忠义之家；臣本布衣，身系兴亡之局。”一个泱泱大国与世界通商的钥匙把持在他手里的时候，他没有想过太多，无论是2600万两白银的家产，还是三品顶戴，从本质上说他只是没有任何权力的生意人，相比于乾坤挪移的自然之势，一个人的力量自然是微不足道的，以一介布衣之身，欲担国家兴亡之责，那种竭尽全力的努力就像纸人在风雨中的飘摇，即使作为当时大清朝的超级富豪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什么也不能改变，什么也谈不上改变，这是一个先行者的大无奈，也是伍秉鉴的悲剧性命运。
十三行的悲剧，怡和行的悲剧，则不仅是依靠腐败官府发展工商业经济的悲剧，更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悲剧。“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以史为鉴，伍秉鉴的悲剧性命运对现代人的价值启示意义在于，首先是反对专制政府。一个专制政府，即使有明君在上，也难以全面地了解社会现实，难以制定出符合国家真正利益的措施。
其次，行商也给现代企业一个深刻的教训，即在中国这个传统官本位的社会中，经商不与政府官场发生任何联系是万万不可能的，“官商结合”“政经关系”虽是发财致富的一条捷径，但也常常是一种典型的悲剧式的“其兴也快，其衰也快”的赢利模式。权钱交易虽然有挡不住的暴利诱惑，但商人与官场牟利，无异于与虎谋皮，这种商业悲剧一旦发生，商家所付出的代价不是被强权的猛虎吞食，就是与其同归于尽。所以我们要反对不健康的“官商结合”“政经关系”。
最近几年来，最典型的厦门远华“走私大案”、一夜崩盘的德隆，还有轰然倒塌的资本大鳄顾雏军就是很好的证明。因此，企业要健康发展，关键是要保持自己独立的精神和价值诉求，依靠自己、依靠管理、依靠技术、依靠市场竞争才能保持长远发展，这也是企业家的能力之一。但这并不是说企业家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而应时刻关注政府政策的变动，并根据这种变动调整企业的决策。
再其次，反垄断，特别是政府的非正当垄断。非正当垄断不符合商业活动的自由、平等精神，不仅对非垄断行业造成冲击、对同行业非垄断的组成造成压迫，同时也会对垄断特权阶层本身造成负担。
同样进入“1000年以来50富翁”排行榜的比尔·盖茨在创造超额财富的同时，还能用他创造的财富回报社会，享受成功后的喜悦，原因在于比尔·盖茨走的是自我奋斗的健康道路，尽管他在软件行业也有垄断地位，但这种地位不是政府给的，而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中国的发展需要这样的企业家，中国的企业发展也需要一个健康的政治环境。
最后就是，政府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应该更加自由和开放。要重视商业活动和海外贸易，并且在各种商业活动上更加放宽限制，放宽“准入条件”，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更为自由开放的市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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