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默霆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教授

    一种流传甚广的观点是，中国的改革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做出的取舍。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改革前的时代是一个平等主义（egalitarian）的社会，亦即普遍贫困的平等社会。改革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代价是贫富差距的扩大。

    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反驳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毛时代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平等主义”。

    他的研究也发现，对现有的贫富差距最不满的，并不是整个体系中最弱势的阶层——农村居民；相反，是城镇中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事实上在整个体系中处境相对较好的人。而且，横向比较，中国人对整个贫富差距本身的不满程度，似乎远小于其他一些转轨国家。

    怀默霆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对苏联研究感兴趣，转而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吸引而学习中文，并从事中国社会研究。作为美国社会学界中国研究的名家，他涉猎广泛，包括中国的城乡差距、乡村生活、家庭生活、教育、官僚体制、经济发展、女性角色、计划生育、劳工、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等。

    （财新《中国改革》记者于2012年2月在伦敦采访了怀默霆。——编者）

    “社会火山”是种误解

    我认为是有许多其他的问题让中国人很生气

    财新《中国改革》：你在2004年关于中国民众对贫富不均态度的调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对加大平等的愿望最强烈的是居住在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而非那些最弱势的农村人口。从而你反驳所谓的“社会火山”（social volcano）推断，这种推断认为对社会贫富不均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最弱势的阶层，如农村地区，因而这种不满的爆发也会主要发生在这些最弱势阶层。这种理论可能是中国政府近年来一些针对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村贫困问题的政策的依据。如果“社会火山”理论是一种误解，这对政策有什么启示呢？

    怀默霆：客观上说，城镇人口是受到了更大的照顾。但是，在2004年的调查中，我们更看重“相对期望”。在任何社会，人们都不是直接决定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经济学和社会学上讲基尼系数，可是，一般人不知道什么是基尼系数，这个词对他们没有意义。会让人们有反应的是他们所见的身边的人，社会学中称为“参考组”（reference group）。这种相对期望值也受到每个人过往经历的影响。所以，我们在2004年的调查中发现的是，农村人口一般来说“相对地”较为乐观、较有感激感。

    在我看来，这与农村人口在前改革时代的恶劣处境有关。那是一段充满了矛盾和悲剧性的历史。毛泽东作为一个来自乡村的革命领袖，宣称要扫除封建残余，实现平等的大同社会，根除贫富不均。但遗憾的是，他创造出的社会是非常不平等的。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的新体制恰恰是一种新的“封建”制度：共产主义体制下的“社员”被捆绑在土地上，正如前现代时期英格兰的农奴——农奴无法改变身份，不能从农奴变成一个手工匠、小商人，不可能通过考试当官。农奴就是农奴，他们的孩子也还是农奴。

    其实，我们在2009年又开展了一次新的调查，但还未发表。2009年调查的初步结果显示，城乡人口对贫富不均态度的差别有所缩小。这不是因为农村人口更加不满了，而是因为2009年时的城镇人口没有2004年时那么不满了。但要记住，我们的调查局限于人们对“分配不公”（distributional injustice）的不满，而不是对所有问题的不满。

    我的猜测是，2004年时，城镇人口仍然处在前一轮改革——打破“铁饭碗”、国有企业破产、下岗等的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某些城镇人口的生活稳定受到了威胁，特别是年纪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可以说，这些改革是完成了的，后来再没有发生过这样大规模的下岗，除了近来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导致许多出口企业的农民工失业。

    财新《中国改革》：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那轮改革成功了吗？

    怀默霆：它当然是达到了它的目的。额外的结果是，那些得以留在体制中的人得到了新的优势。城镇人口得到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如今仍在继续的住房改革。20世纪90年代初，大部分人都住在单位宿舍里，条件不怎么样，但现在，大部分城镇家庭有了自己的住宅，有的还不止一套，还可以租出去挣钱。人们开始拥有资产，拥有财富，而这种财富的获得恰恰是跟国家政策有关——是国家政策让他们可以用低廉的价格买断单位宿舍，或是单位给了很多买房的补贴。

    这样的好事完全没有发生在农村人口身上。农村人口当然也有自己的住房，但是都是靠自己出钱建的，可没有什么单位来补贴他们。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住房财富的差距扩大就更快。所以，虽然20世纪90年代一些城镇居民为改革付出了代价，也有许多城镇人口对改革不满，但现在，城镇人口的境况大大改善，这不仅体现在工作机会、收入提高上，也体现在财富的扩大上。

    所以，我们的调查说明的并不是农村人口特别有满足感，而是说，让他们不满的原因并不是贫富差距本身。当然他们可能也会抱怨贫富悬殊，但真正要紧的不是他们觉得那些亿万富翁百万富翁怎么样。我想是有许多其他问题让中国人很生气，只是由于一些限制，我们无法去调查。

    程序不公大于分配不公

    挑战是，如何去改变权力和行政体系工作的方式，让人们可以得到公正的待遇

    财新《中国改革》：不过，我想你关于城镇人口不满度减小的结论会受到质疑，因为这跟我们的直观感受相反。

    怀默霆：是的，我报告这些调查结果的时候常常让很多人吃惊。

    我也关注其他一些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比如农村地区的抗议等，但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分配正义”的问题，而是“程序正义”的问题，也就是说，你是不是受到了公平的待遇，如果不是，你能对此做些什么。

    中国领导人无疑做了一些事，包括取消农业税、免费义务教育、农村医保、扩大低保范围等，这些都是好事，但还不够。在我看来，这些都属于容易做的事——中国经济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中国政府现在很有钱，完全可以花更多的钱来解决贫困问题，为贫困人口减负。更重要的挑战是，如何去改变权力和行政体系工作的方式，让人们可以得到公正的待遇，或是在受到不公待遇的时候有应对的方法，而不是陷入麻烦。这正是我不敢乐观的方面。特别是在地方官员层面，我不认为他们会欢迎任何一种要求加大对其问责、推进“民告官”等行为的变革。

    那些上街抗议事件主要是程序方面的问题。人们觉得自己无法诉诸正常途径，只能采取如上法庭告状、媒体曝光等，来解决自己受到不公待遇的问题。而许多官员对抗议事件的第一反应是掩盖，不让上级知道，因为一个地方发生了抗议，这个地方的官员就会受到处罚。这种压制不满的做法，结果只会加重不满，最终总会爆发出来。

    财新《中国改革》：上一轮改革中积累的不满，在个别地方被用来推进一些别具特色的政策。你认为这种不满可能成为政治动员的基础吗？

    怀默霆：虽然我们2004年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农村人口比城镇人口相对没有那么不满，但这不等于不满的人不多。即使只是对收入差距这个问题，也有许多人不满，只不过抱乐观态度的人更多一些。一个社会中总是有一些很不满的人，不见得是那些最穷的人，可能是失去了工作的、收入减少的、土地被征的。不满的原因有很多，有因为程序不公的，也有因为物质分配不均的。在某个时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如果有人想要利用这种不满，还是有可能做到的。

    鲜明的“能力主义”特征

    不许把自己创造的成就传递给下一代，这种做法真是匪夷所思

    财新《中国改革》：你提到城镇人口不满减轻的一个可能原因是从住房改革中受益。与此相关，你是否认为中国社会现在变得越来越有财产意识——总要看一个人是不是“有房有车”？这种意识是否会成为一种阶级意识形成的基础？

    怀默霆：我会问，这是不是一种对“文革”之前的价值观的重现呢？你看香港，人们的心态与此也很类似，总是很注重储蓄、积累财产等。

    在我看来，目前的中国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一定程度上仍有计划经济的成分，但也有很多市场经济的成分。所以既有基于市场、阶级形式的贫富不均，也有国家官僚体系导致的不均。人们如何评价自己的社会地位，是同时受到这两种体系的交叉影响的。

    财新《中国改革》：现在不少人担忧中国会变为“国家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你觉得中国是在往这些方向变吗？

    怀默霆：这我说不好！可以肯定的是，贯穿整个改革的是一种很强的市场经济倾向，这个过程中难免有些人因为和高层的联系而得到了特权。依我们调查所见，大部分中国人认识到，那些成为社会最富者的人背后涉及了很大程度的“非正义”——必须有“关系”。即使是那些白手起家的人，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他们也不得不去与官员建立“关系”，很多人因此入狱了。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做一个有钱商人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儿！一个官员落马，那些跟他有“关系”的人也要跟着遭殃。

    另一方面，我想大部分普通人可能都有这样一种观念，即如果我有一个好的家庭背景那当然好，但是，如果我足够努力、有能力，总有一天我会出人头地。

    从我们的调查看来，我认为中国人有一种超乎寻常的信念，就是认为只要你有才干、受到好的教育、努力进取，就能赢得更好的人生。这种信念当然也像美国传统的一部分，但在当前，似乎中国人对才干的这种信念强于其他任何社会。

    财新《中国改革》：是否可以用“能力主义”（meritocracy）来描述中国社会？

    怀默霆：我想今天的中国肯定是比前改革时代更加能力主义了。

    当然也有可能，客观现实中的不平等比参与调查者所说的更加严重。在美国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人们就是很乐观。比如客观现实是，来自贫困家庭的人上大学的机会、过得比其他人更好的机会就更小一些，但人们不这么想问题。

    跟“能力主义”紧密相关的另一个术语是“机会平等”。在中国、在美国，人们总是相信机会应该是平等的，但事实上没有哪个社会能够接近于“机会平等”。美国没有，中国也没有。很难想象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可能实现“机会平等”，因为那些出生、成长于社会底层的人，要竞争得过那些家世良好的人，真是很难。

    中国文化几千年来都很重视投资于下一代。人们很推崇那种家境贫寒但通过个人努力出人头地的故事，不管是在帝国时代还是在商业时代。在前改革时代，要求人们努力工作，却不许把自己创造的成就传递给下一代，这种做法真是匪夷所思。

    财新《中国改革》：中国人当然也很相信教育。在现在城乡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你认为教育，具体说高考制度，还能继续作为社会流动性的一种渠道吗？

    怀默霆：原则上是可以的。问题是，对一个来自农村的年轻人而言，在今天的中国是很艰难的。虽然中国大学大规模扩招，大学生人数增长了10倍，但增长的这部分里，绝大部分都是那些有城市户口的人。

    我自己也在一个小镇子里长大，我们也是几个村子的孩子到一个“中心学校”去上学，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上中学，因为有校车接送。不过，中国现在好像校车也有很多问题……许多农村的孩子甚至在上初中的时候就要寄宿，因为离家太远。

    财新《中国改革》：要改变这种城乡差距，是否就必须取消户籍制度？

    怀默霆：政府应该可以比现在做得更多。今天的户籍制度当然已经不可跟前改革时代同日而语了，有约两亿的农民工到城市来——1978年的时候几乎是一个也没有。但是，政府做得还不够，特别是在教育体系中。我有一个学生正在写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中国的城乡教育差距，目前得到的初步结论是：差距在显著扩大。大学扩招给农村的机会很少，即使考上了，家里能不能负担得起也是一个问题。虽然现在上海等一些城市允许打工子弟上公立学校，但只能上到初中毕业。然后怎么办呢？他们进不了高中。

    如果我是一个打工子弟，我从小在上海长大，但我却不能跟我的同学一起上高中，而要回到一个我完全陌生的乡村，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即使农村的孩子能上得了大学，往往也只是上那些较差的大学，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很弱。

    怎样让中国人更“满意”？

    负面意见是一个正常社会的组成部分，不必太紧张。

    财新《中国改革》：你的调研也发现，横向对比，中国人对贫富不均的不满程度大大低于东欧国家。是什么原因呢？

    怀默霆：我想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更高速、持续时间更长。中国没有经历过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改革初期的那种经济萧条。即使是在波兰、俄罗斯，经济近来有所改善，它们也都经历了一个阶段的经济困难。俄罗斯的食品供应刚刚回到1991年的水平。

    另一方面也跟信息有关。中国现在当然更开放了，媒体现在有更多的批评声音，但还有很多限制。在东欧国家，当然每个国家也不一样，比如俄罗斯至少是对电视有很大的控制，但在波兰，有很多报纸经常发表批评文章，在媒体上可公开说某某高层政治人物是罪犯、腐败等，他们可以很自由地批评。

    财新《中国改革》：让人看到正面多于负面的做法，可能在一些人看来会是值得推荐的？

    怀默霆：问题是，随着这种官方正面信息的刻意增多，可能领导人自己也慢慢相信了，而不知道问题在哪里，直到有一天负面的问题爆发出来，成为大规模群体事件等。

    作为一个在民主制度中长大的人，我认为这种对负面意见的担心过度了。这些都只是一个正常社会的组成部分，不必太紧张。大部分抗议不是要去改变这个体系，只是为了让自己在生活中获得更公平的待遇。人们提出这样的合理诉求，不应该承担这么大的风险。

    财新《中国改革》：今天很多人在说“欧洲的衰落”，是不是这种衰落正是太推崇“再分配”的结果，因为它会降低一个社会的经济竞争力？

    怀默霆：可能吧。不过，我们的调研中有两个相关问题，人们的回答在逻辑上不是很一致。一个是问，应不应该让国家提高对富人的税收，也就是通过再分配而惠及穷人？另一个问题是，政府应不应该加大投入，为穷人创造工作机会，提供最低工资保障？对于前一个问题，受调查者的态度可能并不非常肯定，对后者的态度却是很肯定的。但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一定程度上要做到后者就要求做到前者。

    财新《中国改革》：所以你的一个结论是，人们希望看到更大的平等，但这种平等更多应该是通过“平权”（affirmative action）类型的措施来帮助穷人，而非通过再分配来拉低富人的财富水平。

    怀默霆：是的。

    （原载《中国改革》2012年第5期，记者张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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