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表现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赞赏者看到的，是一个经济长期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国家。他们谈论着一个围绕“北京共识”所建立的新增长模式。“北京共识”强调的是国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批评者看到的，则是一个受到压抑的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鼓励对公共支出的挥霍浪费，加剧了全球贸易失衡，还为形成终将破裂的投机泡沫创造了条件。因此，他们认为，主张市场化模式的“华盛顿共识”依旧是优先之选。
那么，哪一种说法更接近真实呢？答案是两者都不。但是，有一种解释中国发展的方式，有助于认识其经济模式及其潜在风险，这就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发展机构采用的模式。
世行经验与“中国模式”的相似性
世界银行致力于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因为世行坚信，高收入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收入差距是难以维系的。这种差距不仅会造成经济和贸易紧张，也会导致政治摩擦。
要找到这些问题的可持续解决方案，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而且增长方式要有利于保护全球共有资源，保护环境，使社会服务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此外，市场的不完善性，包括风险信息的有限性以及无法有效地保障和分配资源的薄弱的经济制度，是造成不发达的核心原因，这为开发银行促进经济增长的行为提供了理由。
世界银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补贴贷款，后者再将其转贷给地方政府和企业。这种援助，使得那些由于财政和银行系统脆弱而无法获得商业贷款的发展中国家，得以支持那些社会效益高而市场认为风险调整后收益过低的投资项目，比如社会基础设施建设。
对贷款的补贴来自预算转移或政府担保，这使得世界银行能以优惠的条件从国际资本市场借款，因为还贷是有担保的：一是借款国政府的担保，二是世行股东国政府的担保。因此，尽管人们对世行贷款给诸如苏丹、阿富汗等国政府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却鲜有人质疑世行的财务稳健性。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世界银行很相似：中国依靠隐性补贴贷款来促进经济增长，并通过减少消费激励、提供政府担保来实现低利率。通过保持相对较低的利率，中国就能利用居民储蓄来补贴贷款。这代表着一种由当前居民消费向投资的转移。但如果这些投资产生了高额回报，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加快，进而又使中国能够在未来逐渐实现居民消费的最大化。实际上，中国的个人消费一直保持着每年8%至9%的高增长率。因此，由于所补贴的投资项目非常成功，而且没有补贴就不会有投资，中国所代表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说是提高而不是降低了可持续的消费水平，这与通常的看法恰恰相反。
这种方法并不是新产生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在评估其选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成功经验时，就注意到了高投资和外向型战略对于加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世行经验与“中国模式”的风险
不过，世界银行和中国的商业模式都具有某些风险。由于是补贴贷款且收益难以评估，因此出现浪费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令人无法忽视。批评者把这些政策视为“受压抑的金融体系”的一部分，这种金融体系引发了激励扭曲，鼓励投机活动，终将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只有在满足了真正的需求并产生快速增长的前提下，遏制当前消费以扩大投资才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目前，中国的财政系统还不能满足国家的需求。所以，政府转而依赖国有银行向地方政府、机构和企业输送额外的资金，以建设基础设施并发展生产。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国家的财政系统必须发展起来，这样由政府优先重点推动而非纯商业目的的贷款，才能通过预算渠道而不是经由银行来完成。这就要求中国采取重大改革措施来提高和分配必要的财政收入，以便将“准财政赤字”转化为预算科目，从而增加透明度和减少风险。
但是，由于中国的大银行都是国有的，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健性也就取决于国家的信用度，正如世行的生存依赖于政府担保的稳健性。这意味着中国仍然需要推进银行体系改革。不过，中国的高储蓄率、巨额外汇储备以及低外债率，意味着不良贷款大幅激增带来的可能是贷款规模缩小，而非金融崩溃。
关键的问题是，由政府倡议的开支，其质量能否继续证明从普通消费者向投资转移的合理性，又能够继续多久。对于中国来说，生产率的超常提高、两位数回报率激励下外资流入的猛增以及GDP的持续高速增长的格局表明，直到最近投资项目总体来说是高效的。但最近针对挥霍浪费的声音（比如针对中国高速铁路规划的指责）也表明，领导人需要加强对某些投资规划效率的重视。世界银行也曾经历过这样的时期：由于对经济政策拙劣的国家提供贷款过多，非但没有产生相应的回报，反而造成了后来的债务问题。世行对此的反应是收紧贷款标准。
中国需重新调整激励导向
中国更急需关注的是，有迹象表明金融体系的扭曲造成了房地产泡沫，由此会导致金融崩溃并使经济增长率急剧降低。经济过热和通胀难以消除是显而易见的。目前通胀的主要原因是食品和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这是受全球趋势或气候条件的影响而非制造业的压力所致。但也有部分原因，是过度的信贷扩张或房地产市场投机所造成的房价飞涨。中国不能充分利用各种货币和汇率工具，也就意味着不能借此快速高效地应对这些压力，调整期也因此延长了。
然而，认为中国目前的房地产泡沫将会摧毁其经济的看法未免言过其实了。过去十年住房投资猛增，现已占到投资总额20%左右。但与美国的情形不同，中国住房投资的增加大多是响应私有住房常态化的趋势，而并非基于不负责任的贷款方式。中国的贷款金额与抵押物价值比率仍旧很保守，其房地产业并未暴露在致使美国金融体系崩溃的复杂贷款工具所带来的同类风险之下。
但是，偏向于高端市场的投机活动受到鼓励，其中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依靠卖地进行房地产开发以获得财政收入的行为所致。除非建立一套健全的房地产税制为地方政府提供有保障的替代性收入来源，否则现行制度就会形成一种鼓励投机性建设的偏见。
迄今为止，这种偏见尚未产生明显后果，这是因为在较高收入阶层还存在着大量有待满足的自有住房需求，但这种稀缺性正在快速消失。目前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重新调整投资激励导向，从而使经济适用房开发变得与高档住宅建设具有同样的或更大的吸引力。这是可以实现的，新加坡等国实行的大量社会住房与高档住宅并存的计划就是例证。
此外，正如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银行的贷款活动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包括对贫困和治理的影响）会受到监督一样，中国也需要考虑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包括经济增长对环境和内部公平的影响，中国领导人业已认识到这是国家所面临的关键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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