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二块内容，是唯物辩证法。这一部分内容，主要是帮助大家提升驾驭和正确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的能力。今天，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正处在矛盾凸显期，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领导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中，每天都坐在矛盾的火山口上，处在矛盾的包围当中，而驾驭和正确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就成了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功。
“辩证法”这个术语，在西方哲学史上源远流长，但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哲学家那里，其含义是不一样的。简单地说，辩证法在哲学史上经历了古代朴素辩证法、近代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三种形态。辩证法有三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三大基本规律是由黑格尔首先提出，而后由马克思继承、发展的。
辩证法不仅是西方哲学中的基本概念，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提及的概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作为一对相反的概念来使用。比如，我们说某人看问题比较极端的时候，就说他没有坚持辩证法，我们说某人看问题比较全面的时候，会赞扬他能辩证地看问题。另外，我们又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作为相辅相成的概念来使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是一对“孪生兄弟”。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那么，究竟何谓“辩证法”？如何坚持“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包括哪些基本内容？如何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呢？如何区分“辩证法”和狡辩、诡辩的关系？如何避免让“辩证法”变成了“变戏法”？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先从辩证法的基本内容谈起。
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内容
从宏观上说，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包含着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认识、评价和反思，它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和“根本的理论基础”。虽然说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哲学史上讲，辩证法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知道，人之所以异于动物，除了会制造工具并能从事生产劳动之外，人还会思维，思维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的，而辩证法是人类的思维方式之一。所以，辩证法作为人类的一种思维形式很早就出现了。恩格斯就说：“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21]只是古代的辩证法是朴素的辩证法。之所以说它朴素，是因为从整体上说，它既不系统也不科学，但是古代的辩证法闪耀着人类先贤智慧的光芒。
一提到唯物辩证法，我们就想到了马克思。众所周知，在哲学史上，确实是马克思将辩证法奠定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又将其系统化、科学化了。马克思是在深入批判西方哲学史上，尤其是黑格尔的“非科学化辩证法”基础之上，完成了辩证法的科学化的，所以我们总是从西方文化中去理解辩证法。其实，在中国古代，也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这里，我们首先从中西传统文化的视角，介绍一下辩证法的发展历史。
（一）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
提及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我们自然会想到中国古代的奇书——《易经》。让我们首先从《易经》开始谈中国古代的辩证法。众所周知，“辩证法”这个词不是本土词，是个外来词。所以，纵观中国古代整个易学研究史，自远古至清末，《易经》从来都没有被称作“辩证法”。然而，时至今日，只要说起《易经》的哲学思想，人们便会不假思索地认为，它就是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实际上，用辩证法来解释《易经》是近代的事情，起始于“唯物史观派”。伴随着“唯物史观”的传入，“辩证法”这个词语便开始在中国流行，人们也开始用“辩证法”这套思维体系、话语体系来认识《易经》。由于词语和思想是两码事，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辩证法”这一称呼、这个词语，但并不代表中国古代没有“辩证法思想”。郭沫若先生是站在辩证法立场上研究《易经》的第一人。郭先生说：“八卦的基础本来是建立在男女两性的象征……所以《易经》的观念就根本是阴阳两性的对立。一切万事万物都是由这样的对立而成……八卦是四对相对立的现象，六十四卦又是三十二对相对立的事物，就这样宇宙是充满了矛盾。”[22]确实，《易经》中的辩证法思想，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它的矛盾观点，也就是对立统一。《易经》认为，世界万事万物均有阴、阳两种属性。从最高的本体“道”到每一具体事物，都是阴、阳两极对立，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譬如天和地、暑和寒、昼和夜、山和谷、南和北、雄和雌、男和女，都是阳和阴的两极，世界万物都可用阴、阳两种属性来表达。这一思想，为绝大多数中国古代哲学家所接受。中国古代哲学家论述阴、阳对立，大致分三个层次：一指事物之间的对立。如天与地，男与女，有阳物必有阴物，这叫作“以类对”。二指事物内部阴、阳两种性质的对立，张载称之为“二端”，任何事物内部都有相反的两种性质（因素、势力）存在，如正与反，上与下，这叫作“以反对”。三指阴、阳各自也有对，阳中有阴、阳，阴中也有阴、阳。阴、阳对立具有普遍性，这是《易经》关于矛盾多层次思想的体现。《易经》认为，万物变化的根源在于阴、阳对立的相互作用，即“刚柔相推以生变化”。有矛盾有变化才是吉利，无矛盾无变化则不吉。事物在不断发展变化，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向它的反面，这就是物极必反。当然，《易经》所表达的辩证法思想还有关于联系的观点。如《易传·系辞下》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就包含了寻找事物之间联系的思想。《易经》中还含有运动的观点，如“天下之理，未有不动而能恒者也”。
当然不得不说，《易经》所体现的辩证法是一种不彻底的辩证法。因为，它将变化绝对化，使之成为“道”，“道即是易，易即是神”，“结果辩证法一变而与形上学妥协，再变而与宗教妥协”。[23]而正是这种不彻底性，致使它必然地走向折中主义。当然，这种不彻底性、折中性只是说明《易经》辩证法的朴素、原始和落后，不及唯物辩证法科学、完整和深入。
《易经》的辩证法是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发源地。诸子百家对辩证法亦有贡献，比如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所展现的军事辩证法，就代表了中国古代辩证法的辉煌成就。《孙子兵法》使得《易经》辩证法中内隐的、抽象的理念具体化、现实化，使得辩证法成为指导军事的可操作化的思想。具体来说，《孙子兵法》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主要体现在辩证的战争观上。
首先，《孙子兵法》辩证法思想要求从整体、全局着眼，全面地看待战争。只有全面地分析取得战争胜利的诸多因素，才有可能做到把握全局。在分析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时，《孙子兵法》提到五个方面，即“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24]，对战争取得胜利具有重要价值。这里的“道”，是指“令民与上同意”，即上下同心，包括君主与臣民同心、将帅与士卒同心、上级与下级同心。如果政令符合民心，那么将士上下一心，民众拥护战争，死生同致，绝对不会畏惧危亡。“天”，是指天气，即昼夜、寒暑、晴雨、四季更替的天气、气候情况，用兵应当考虑到天时的因素。“地”，指的是地形条件，要研究地形的高下、远近、险易等，根据地形条件来决定采取何种战争策略。“将”，是指将军的素质，战争是需要靠指挥员指挥的，指挥员的素质对战争的胜利与否具有重要作用，所以，要考察指挥员是不是“智、信、仁、勇、严”五德俱备，只有五德俱备才可以为将，就像今天考察干部的“德、能、勤、绩、廉”一样。“法”，是法令制度、将帅职责和军需物资的管理使用，也就是包括法律、纪律在内的制度体系，这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方面。这五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要占到“天时、地利、人和”。但是，这五个方面不是同等重要的，这里面就有全面和重点相统一的思想。在孙子看来，“道”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的因素，国君有道，能得民心，战争胜利就有了根本保障。相反，如果国君无道，那就失去了战争胜利的可能性。
其次，孙子从纷繁复杂的战争现象中概括出一系列具有本质意义的对立统一范畴：强弱、攻守、利害、生死、进退、众寡、迂直、远近、勇怯等。这些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对立面转化。正因为“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军事指挥员就要善于发现和充分利用这些矛盾，牢牢掌握矛盾的主要方面，争取战争的主动权，争取取得战争的胜利。同时，对战争的利害也要进行辩证分析，看待战争要看到其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其有害的一面。利与害是一对辩证的范畴，战争对国家利益会带来有益的作用，同时也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要发动战争，就要考察战争的利与害，不能只看到战争的利，而对战争的弊端不加考虑就盲目地发动战争。
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是直观地反映事物的矛盾变化及运动过程的，具有直观性和朴素性等特点。《孙子兵法》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也不例外。它是在战争实践中体现和运用了辩证法思想，也创造了许多关于战争问题的辩证法范畴。但是，《孙子兵法》毕竟不是哲学论著，而是军事学著作，虽然其辩证法思想的运用具有生动、实用、丰富等特点，但也无法摆脱朴素性、直观性的弊端，其涉及的一些辩证法的命题，也不够科学和完整，所以它所体现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未能上升到一般规律的高度。
（二）西方哲学史上的辩证法思想
众所周知，哲学的故乡是古希腊，辩证法思想作为与哲学发展相生相伴的哲学思想，也诞生于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们对世界的思考就是考察世界的本质，他们关注世界的本体，也就是说他们探究什么才是世界的本原，什么是组成万事万物的最基本、最核心、最原始的元素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在很多古希腊哲学家那里表现为朴素的唯物论。当然，除了这个问题以外，他们还关注这些元素是以什么样的状态存在，是动还是静，是永恒还是变化，能不能离开空间和时间而存在。当然，辩证法和朴素的唯物论是分不开的，因此，古希腊哲学对世界的存在状态的思考就蕴含着辩证法思想。比如泰勒斯之所以被称为“哲学之父”，是因为泰勒斯第一次以哲学的方式，而不是像《荷马史诗》那样以神话的方式来表述世界的本原，所以西方哲学史上将泰勒斯看作西方哲学的创始人。泰勒斯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万事万物都是由水组成的。直观地看，水具有流动性，所以水不仅是事物的最基本组成成分，也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这样就将事物看成是运动变化的，这就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哲学的发展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行。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对泰勒斯仅仅将水说成万物本原的说法不太满意，他认为泰勒斯把水看作万物本原，是因为水是“无定形”的，也就是说水没有固定的形状，比如水可以被装进任何形状的容器中，但是反过来，具有“无定形”这一性质的不仅仅是水，为什么其他具有这一性质的物质不是世界的本原呢？所以，阿那克西曼德发展了泰勒斯的学说，他直接将“无定形”之物看作万物的本原。虽然他没有具体说明“无定形”之物到底是什么，但是他明确说明“无定形”不是任何具体的东西，因为任何具体的东西都是有生有灭的，这也是被现代科学所证实的。现代科学证明包括太阳在内的宇宙万物都有一个从产生到灭亡的过程，而“无定形”是无限的。由此，本原和具体事物之间就是无限和有限的辩证关系。
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毕达哥拉斯进一步推进了两位老师的思想，认为“无定形”也不是万物本原。因为“无定形”连自己都没定形，如何给万物定形？所以万物本原应该是有定形的东西，而唯一能给万物定形的东西就是“数”，“数”是万物的共同特点，没有物体是不能用“数”来说明的。“数”和万物的关系超过他的老师泰勒斯所说的“水”和万物的关系，所以“数”是决定万物的原则，而“数”之最基本、最简单的特征就是奇数和偶数，奇数和偶数是一对对立的范畴，他又从这一最基本特征衍生出十组对立范畴。
上述几位哲学家的思想都蕴含着辩证法的萌芽。古希腊哲学中辩证法的奠基人是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出生于爱非斯王族，原本是王位的继承人，但是他因为喜欢哲学而隐居山林，放弃王位。他特立独行、恃才傲物、目中无人，宣称一个最优秀的人抵得上一万个碌碌无为之辈。由于他远离城邦政治，潜心于沉思，使得他的哲学思想非常晦涩难懂，但同时包含着非常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的辩证法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运动、变化、发展中。比如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整个世界都处在变化之中。列宁就称赞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说明。其次，他认为运动、变化、发展的原因在于事物的对立性。他认为，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它是从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从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再次，他也看到了事物对立面能够相互转化。他认为，在我们身上，生与死，醒与梦，少与老，始终都是同一的东西。后者变化了，就成为前者，前者再变化，又成为后者。最后，赫拉克利特还看到评价事物的标准具有相对性，不能简单地、唯一地评价一个事物。例如猴群中有美的猴子，也有丑的猴子，但是猴子再美，与人相比也总是丑的。当然，辩证法不是“变戏法”，也不是诡辩论。赫拉克利特的学生克拉底鲁将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发展到极端，他用绝对的运动来否认相对静止。他说，人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就显得可笑了。
在赫拉克利特之后的哲学家中，对辩证法做出重要贡献的不得不提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两位是古希腊的哲学巨匠。苏格拉底采用对话的方式来探讨问题。这种在一问一答中让对方谈论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看法，然后揭露出对方认识中的矛盾，从而修正自己的看法，最终达到真理的方法，就是“辩证法”。这就是在思想的交锋中发现矛盾，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上升到更高的思维层次。苏格拉底在与人讨论问题时，先从对方的前提出发，然后通过不断追问，让对方从自己的前提中引出自相矛盾的结论，再通过引导，一步一步从对方所举的具体事例中探究普遍原则，归纳出“普遍定义”。苏格拉底的这种方法说明了认识是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
柏拉图进一步认为，真正的知识是完全摆脱一切感性事物的，仅仅与理念有关，这种知识不是别的，正是辩证法。“辩证法”一词最早就是出现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柏拉图认为，辩证法是人类认识理念世界的方法。他说，当一个人“企图只用推理而不要任何感觉以求达到每个事物的本身，并且这样坚持下去，一直到他通过纯粹的思想而认识到善本身的时候，他就达到了可知世界的极限”，“这个思想的进程叫作辩证法”。[25]
到了近代，黑格尔建立了全面系统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学说，它代表着马克思以前辩证法发展的最高阶段。黑格尔对辩证法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黑格尔是近代哲学史上第一位深刻地揭露形而上学的反科学性质，全面论述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并把辩证法提高到客观真理和普遍规律高度的哲学家。第二，他重新提出普遍联系和发展的思想。马克思高度评价说：“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26]黑格尔强调发展是自己运动的结果，这是辩证法史上的一个重要进步。在黑格尔以前，几乎没有一个人明确地提出来说运动是发生于事物自身内部的。第三，黑格尔把矛盾看作世间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他说，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的根源；某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27]。他在回答为什么说矛盾是自己运动的根源时指出：“自在的肯定物本身就是否定性，所以它超出自身并引起自身的变化。某物之所以有生命，只是因为它自身包含有矛盾，并且诚然是把矛盾在自身中把握和保持住的力量。”[28]第四，黑格尔的辩证法包含着深刻的否定观。
黑格尔认为，矛盾就是“在其本质规定中的否定的东西”[29]。第五，黑格尔明确把质和量联系起来，并从二者的对立统一和转化来说明辩证发展过程。这里，黑格尔把质变理解为“飞跃”。第六，黑格尔把辩证法引入社会历史领域。他认为，社会历史和自然界一样，处于永恒运动和发展之中，并有其深刻的必然性和规律性。
（三）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在总体上，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科学；在理论形态上，唯物辩证法不仅反映世界的联系和发展的一般状态，而且揭示了联系和发展的内容、实质和规律，它是由一系列规律和范畴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由此可知，在研究对象上，唯物辩证法其实是关于世界状况怎么样的总观点。毛泽东同志说过：“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30]这两种见解的对立性主要表现为：第一，辩证法用联系的观点看待世界，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形而上学则用孤立的观点看世界，表现为：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个别的、零散的事物而不见事物的系统性。第二，辩证法用发展的观点看世界，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并且事物的发展变化有其内在的规律性。而形而上学则用静止的观点看世界，认为一切事物都是静止不变的，表现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即使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位置的移动，并无性质上的变化。第三，辩证法用全面的观点看世界，要求从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多要素来考察一个事物或系统，并把这些多角度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避免出现“盲人摸象”现象。而形而上学则用片面的观点看世界，表现为：“同”就是绝对的同，“异”就是绝对的异，看不到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辩证关系。第四，辩证法用矛盾的观点看世界，认为一切事物内部都存在着矛盾，矛盾的展开及其斗争推动了事物的变化，即一事物向另一事物的转化。而形而上学则根本否认矛盾的存在，表现为：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
马克思第一次给辩证法概念以科学的规定，极大地丰富了辩证法的科学内容，从根本上揭示了宇宙万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把它们概括为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马克思还确定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他还第一次把辩证法区分为“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并阐明了二者的辩证关系。恩格斯在研究自然界的运动，探索自然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并确定了“自然辩证法”的概念，从而为人类认识自然规律，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的辩证法具有实践性、历史性和批判性。
从创立之日起，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指引着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它是实践的辩证法。马克思指出：“辩证法是内在的纯朴之光，是爱的慧眼，是不因肉体的物质的分离而告破灭的内在灵魂，是精神的珍藏之所。”[31]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核心是实践，实践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标志，它扬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概念辩证法，使其成为实践形态。马克思认为，人类的理论活动是根源于实践的，并且最终也会统一于实践。实践是马克思哲学体系的根基，更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根基。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发展了自身，而现实的人又通过感性实践活动来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改造。因此，哲学史上的基本问题，也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的“实践转向”中获得了现实性，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也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辩证法是以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为连接纽带的，是以人与世界的关系为基础的。马克思将辩证法不再只限定于理论范围内，不再局限于人的思维本身，而是将辩证法置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
马克思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特殊规律，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历史辩证法。马克思对他之前的哲学，尤其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超越，主要体现于他在历史观上的变革。他认为，历史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源于经济基础和利益的冲突，都处在有机统一之中，作为认识历史事件并把握其本质的科学方法，作为研究社会历史的工具，辩证法将历史事实看成不能脱离社会历史过程而孤立存在的社会现象。所以，所有历史事件会受到社会发展进程中诸多因素的影响，由此也要对复杂的社会历史进程进行辩证的分析，故辩证法从其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历史的方法，是历史辩证法。
马克思的辩证法具有批判的、革命的特质，离开批判性就无所谓辩证法。1873年，马克思为了回击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对辩证法的攻击，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强调说：“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2]按照理论的设计，我们对现实世界进行改造，即改造现实世界的过程和行动也就是否定现实世界的过程和行动，它将自在自然改造成人化自然，这是一种实践批判。而实践批判是以理论批判为前提的，即人在观念中构思了活动目的、活动方案、活动过程。马克思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33]这是一种思维的批判活动，是实践批判的指导，所以批判性是辩证法的外在化，是辩证法的外在属性。形而上学的错误之一，就是它直观地看待世界和客体，毫无批判性。
二、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观点
唯物辩证法是一种内涵丰富的科学体系，包含两大观点和三大规律。
（一）两大观点
1.联系的观点
联系的观点，又分为联系的系统性观点和联系的条件性观点。
联系的系统性观点要求我们进行系统思维，制定整体性工作方法，顾全大局。联系的条件性观点要求我们进行条件性思维，树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方法。
（1）联系的系统性观点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不处在普遍联系之中，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体。有一个著名的“六度分离理论”，说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我们走在大街上，都不认识行色匆匆的路人，他们与我们有联系吗？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伦所提出的“六度分离理论”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五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五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简单地说，你和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之间只隔着五个人。按照这种理论，每个人都可以利用关系网与陌生人搭上关系，甚至著名导演、知名作家等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我们的“熟人”。作为哲学范畴，联系不仅仅指人与人之间的认识、熟悉，还包括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
联系具有普遍性。儿歌“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草泥”，形象地说明了自然界的食物链现象，也说明了自然界中事物联系的普遍性。我们都听说过蝴蝶效应：一只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其原因就是蝴蝶扇动翅膀的运动，导致其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并产生微弱的气流，而微弱的气流又会引起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引发连锁反应，最终甚至会导致全球气候系统的极大变化。这是自然界作为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所展现的情况。在人类社会中，情况亦是如此。在全球化时代，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处在联系之中。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场危机源自虚拟经济，而后影响到了实体经济；发生源自美国，而后影响到了全世界；源自经济领域，而后扩展到了政治、社会领域。还有，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所提出的要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际上是普遍联系的观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具体运用。
联系具有客观性。联系是事物之间固有的、稳定的关系，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是我们想让事物之间有联系它就有联系，不想让它有联系它就没联系。联系的客观性和联系的普遍性构成了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联系固然具有普遍性，但也不是说任何两个事物之间都有联系。比如各级官员要想使自己所做的工作得到上级领导认可，使百姓满意，靠的是扎扎实实为老百姓办事，为老百姓谋利益，而不是其他。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官员不信马列信鬼神，迷恋风水，将自己能否升迁与风水相连，而不与自己为党和人民所做的贡献相联系，这样的联系其实就是一种主观臆造的联系。这方面典型的案例，是山东省泰安市委原书记胡建学。有人曾预测说胡建学可当副总理，只是命里缺一座“桥”。他因此下令将已按计划施工的国道改道，使其穿越一座水库，并顺理成章地在水库上建起了一座大桥。但他终究与副总理职位无缘，倒是因犯贪污受贿罪而被判死缓。胡建学就是忽视了联系的客观性，而用一个主观臆造的联系来摆布自己的人生。
联系具有多样性。事物的联系有内部联系与外部联系、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等。其中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决定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趋势，外部的、非本质的、偶然的联系对事物性质和发展则起次要作用。我们做工作的前提，就是要抓住事物的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但又不能忽略事物的次要的联系。当然，正因为联系具有多样性，这也使得联系具有了可变性。原来在事物发展中是次要的联系，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成为主要的联系。比如在社会关系中，人一生的发展，在不同阶段会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单从家庭关系来说，我们一生中会依次处理与父母、爱人、子女的关系，这些关系在人生的不同时期，其地位和作用是不相同的。这些联系处理得好坏，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事业成功与否、家庭幸福与否甚至身体健康与否。
既然联系是普遍的、客观的、多样的，那么，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我们一定要用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片面的观点看待问题。要想认识事物或打开思路，往往要进行一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由远及近的“联想”，即要多方面、多角度地分析认识事物，要见微知著、举一反三。领导干部在推动工作时，也必须紧绷“联系”这根弦。例如，我们在上马一个项目时，不能只看这个项目或工程能带来多少经济效益，能拉动多少GDP的增长，还要看其对环境的影响。如果解决了温饱却破坏了环境，或实现了小康却使生态遭殃，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发展。普遍联系的观点，实际上是统筹兼顾方法的哲学基础，即统筹兼顾本身就要求用联系的观点来认识和处理问题。
还有，在城市管理中，也存在着大量的不用联系观点指导工作的情况。如我们经常看见，好好的马路，今天被这个单位挖开，明天又被那个部门挖开。这说明，这些部门之间互不通气，各自为政，缺乏联系。这样的做法只会导致效率低下或怨声载道。
（2）联系的条件性观点
辩证法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或者说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是人们认识和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坚持这一方法论原则，当然要反对“一刀切”的教条行为，就是说不能不顾实际情况，而随意套用某种方法或做法。比如，我们去游泳，一定要穿游泳衣而不能穿长衣，这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去大街上穿个泳衣而不穿长衣就明显不合适了。可见，即使穿衣服这样的小事也要讲究条件，也要考虑到环境、场合，即自己所穿的衣服要与具体的环境相适应。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矛盾特殊性原理在方法论上的体现，它要求我们的行为实施不实施，要取决于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既然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那么，我们就要高度关注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时间与空间。就是说，只有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出发，才能认识事物，解决问题，即一切要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时间和空间发生了变化，就意味着事物也发生了变化。所谓在什么山唱什么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切不可犯生搬硬套、“一刀切”等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毛病。比如，我国实行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就是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报国务院备案。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消费水平差异很大，“最低工资标准”自然应该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而定，而不能实行全国“一刀切”，各省也不能盲目照搬他省标准。另外，国家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应调整一次，这就意味着“最低工资标准”也要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提高。可见，不同地方、不同时间的“最低工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再如，我们当前所走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都已证明，这条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但是我们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发展道路。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也要避免出现“教条主义”的做法。现在各地到外地学习取经都比较普遍，但是取经不是盲目照搬照抄。比如有报道称：甲、乙两县相邻，自然条件差不多，同是农业县，又同有种植棉花的传统。但甲县向A县学习，A县的优势是大棚蔬菜的种植，于是甲县出台政策，也鼓励农民培育大棚蔬菜。在政府不断“加大工作力度”的推动下，大棚搭起来了，菜也种上了，但终因技术不精、管理不善和群众积极性不高等失败了。乙县则继续在传统产业棉花上做文章，引进了美国抗虫棉，减少了农药投资和劳动强度；推广了立体种植，实现了一年两熟甚至三熟，增加了效益；还充分利用棉花的副产品发展食用菌养殖，把棉花的优势挖掘到了极致。种大棚蔬菜并没有错，A县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学A县也没有错，但必须立足于本地实际，否则就会出现“邯郸学步”的窘况，别人的没学会，自己原来拥有的东西也丢了。2012年，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就指出，对待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理论著作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要注意分析、研究并借鉴其中有益的成分，但决不能离开中国具体实际而盲目照搬照套。
2.发展的观点
几十年来，“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官方、群众口中及舆论的高频词，“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第一要义是发展”等观点已深入人心。党的十九大又进一步强调高质量发展。但这里所说的“发展”，更多指的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它和作为哲学范畴的“发展”并不完全一样。那么，该如何理解唯物辩证法中的“发展”范畴呢？在谈到联系范畴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联系是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必定导致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运动和变化无所谓褒贬，它只是事物的存在方式，而发展单指事物的前进的、上升的、进步的变化。既然是事物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的变化，也就是事物低级形式的淘汰，高级形式的出现，所以，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旧事物的灭亡。
同时，发展是有方向性的，发展的方向性表现为发展的过程性。过程，就是指事物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顺序性，一个事物向另外一个事物转化，或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转化。过程就是事物的变化，就是一种事物变成“非自身”，事物就是作为过程而存在的，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而且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社会日新月异，整个世界更新换代日益加快，尤其是20世纪以来，信息技术异军突起，人类传播知识、交流思想、处理信息的能力都获得空前提高，人类的学习能力正实现着巨大的飞跃。人类在提高科技水平的同时，科技也在迫使人类适应它的复杂性，反过来促使人类社会加快发展的步伐。这是一个新事物层出不穷、旧事物不断被淘汰的时代。
发展作为一个过程而体现为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任何事物的发展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但具体的道路是曲折的、迂回的，这也是辩证否定即扬弃的过程。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上升的，是因为事物的发展是由辩证否定所构成的链条，事物的每一次发展都是对事物不好的、消极方面的舍弃，对好的、积极方面的保留，同时又吸收了新的积极因素。因此，相对于过去而言，每一次发展都是一个提高过程。事物发展的具体道路是曲折的，因为发展是新事物和旧事物的斗争，在社会历史领域，这种斗争还非常激烈，甚至以战争的形式出现，所以新事物战胜旧事物不可能一帆风顺。比如，相对于封建主义来说，资本主义是新事物。而在20世纪初，在中华大地上，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过程就经历了封建主义的复辟，如张勋复辟就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笑话式”举动。再比如，相对于社会主义而言，资本主义是个旧事物。放眼全球，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异军突起”，但当前仍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全球体系。
当然，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不是全盘否定，新事物也不是旧事物的极端对立面，而是一种辩证否定，也就是扬弃。扬弃，就是既克服又保留，既批判又继承。所以，对待任何事物我们都不能走极端，不能“非此即彼”，采取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态度，要把肯定和否定统一起来。比如，科技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超越前人的过程。在社会形态更替中，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和超越，但社会主义不是对资本主义的全盘否定，它只是否定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中的非人道性和“恶”，却保留了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马克思就说，资本主义在它统治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财富比过去所有世代加起来还要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不断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在技术、资金、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优势，而没有像过去那样，拒绝、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
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或并存的原理，要求我们不管在顺境还是在逆境的时候，都要抬头看天、低头看地，正确对待成功与挫折，成功时要想想可能潜藏着失败的因子，失败时则要想想前途还是光明的，只是具体的道路曲折罢了。爱迪生发明电灯的故事或许对我们有启发。爱迪生为了找到合适的耐热材料，他把自己所能想到的各种耐热性的东西几乎全部写了下来，总共有1600多种。他对如此多的耐热材料分门别类地进行试验，试来试去，发现采用白金最为合适，但以白金为材料所做的灯，价格太昂贵了。于是，马拉松式的试验又开始了，直到1906年，爱迪生找到了钨丝，才做出了既耐热又便宜的灯。后来，当人们拉亮电灯时，每每会想到这位伟大的发明家，是他给暗夜中的人们带来了光明。但为了这个光明，爱迪生也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今天所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充满了前途和希望的伟大事业。当然，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在前进中必然会出现各种风险、挫折，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我们不能忽视挫折、失误的存在，要正视挫折、失误，看到挫折和失误是伴随前进过程的必然产物，只要有前进，就会有挫折。发展与问题并存，发展本身就是不断出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
（二）三大规律
辩证法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系，是一个规律体系。其中最基本的三个规律是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和对立统一规律。
1.质量互变规律
质量互变规律回答了事物发展的形式是什么的问题。任何事物都既有质的规定性又有量的规定性，由此形成了量变和质变这两种事物变化的基本形式。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这就是质变。质变不是突发的，而是渐进的，是量变的结果，同时是新的量变的开始。量变和质变的相互交替是事物发展的常态，积土成山、集腋成裘；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等，表达的都是质量互变的道理。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有定性思维，不能“指鹿为马”，因为“指鹿为马”搞混了鹿与马的性质，即把鹿与马混为一谈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定量思维，马就是马，鹿就是鹿，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但马有大马与小马的区别，大和小就属于量的范畴了，即大马与小马只是一种量上的区别而非性质上的区别。小马的未来就是大马，大马的过去就是小马，大和小又是有联系的。
质变和量变的辩证关系表现为：第一，质变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是以量变为基础的，离开了量变的质变是不存在的。一口吃不成胖子，一步跨不到天边，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在“大跃进”时期，我们曾提出了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口号，想要在短时间内“超英赶美”，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轻视了量变甚至是漫长的量变这一必经的前提。第二，量变不可能永恒地持续下去，它以引起质变为后果，不引起质变的量变也是不存在的。就是说，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质变。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夜路走多了必然要碰见鬼”，实则从一个侧面表达了量变必然会引起质变的道理。第三，要分清质变的两种趋向，即前进性的质变和倒退性的质变。我们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属于前进性质变，而苏联从社会主义社会退回到资本主义社会则属于倒退性质变。
任何事物既有质的规定性，又有量的规定性，其实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质回答“What”的问题，即“是什么”的问题；量回答“How”的问题，也就是“怎么样”的问题。我们认识事物、处理问题、与人交往，都是在质与量相统一的范围内进行的，因此，我们务必将对质的把握和对量的认识统一起来。征婚启事关于征婚对象的界定就鲜明地体现着质与量的统一，如要求对方身体健康、品质端正、待人诚恳等，这些都属于质的规定性；要求对方年龄多大、身高多少等，这些都属于量的规定性。任何征婚启事，都是这两点的统一，否则是不完整的，不能提供准确的信息。再比如，我们去商店买东西，只能说要买一条裤子、两双袜子等，裤子、袜子这些物品的名称就是物品质的代号，一条、两双作为量的符号，是修饰质的，是对质的进一步说明。我们不能说要“一条”、要“两双”，也不能说只要袜子或裤子，否则我们可能什么也要不了。我们布置工作同样要求质与量的统一，如什么人和多少人（质和量的统一），完成什么工作（质的规定性）、用多长时间（量的规定性）。可见，没有质和量及其统一性，我们既不能认识事物，更不能开展工作。总之，离开质的量和离开量的质都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单纯的量或单纯的质都无法完整准确地规定事物。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要把质与量统一起来。
当我们把质和量统一起来的时候，在哲学上就出现了“度”的范畴。事物的度是事物的质和量的统一，是事物保持自己质的量的限度、幅度、范围、分寸，是和事物的质相统一的限量。度的两端就是临界点，超出这个临界点，事物就发生质变，在这两个临界点之内，事物的变化属于量变的范畴。如喝一杯酒会有益健康，但如果喝了一瓶酒，则要危害健康了。再比如，水的度为0℃～100℃，或者说，“0℃”和“100℃”是它的两个关节点，超越了这两个关节点，液体的水要么变成水蒸气，要么变成固体的冰。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把握好度、拿捏好分寸。例如，我们在做饭炒菜时，太硬了不行，太烂了也不行；太咸了不行，太淡了也不行，这就要求我们把握火候，所谓火候指的就是度。古代有个“画蛇添足”的故事，就是讽刺人的行为过了“度”。它说的是战国时期有个人在画好蛇后，硬要给蛇添加上脚，结果所画出来的蛇不伦不类，给后人留下了笑柄。人的行为或活动的适度性是一种普遍要求，如农民种庄稼，苗与苗的间距不能过密，过密不利于苗的生长；也不能过疏，过疏则浪费地力或使耕地不能充分利用。“豪猪取暖”的寓言故事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冬天里一群豪猪挤在一起取暖，但各自身上的刺又扎得它们疼痛不堪，于是便相互分开，但分开后又寒冷难耐。这样，在尝试了多次之后，这群豪猪终于找到了最佳的取暖方式：既能相互得到温暖，又不至于扎得太疼。这样一种取暖，实际上是对适度原则的运用。
既然事物的质变都是从量变开始并以量变为基础的，量变是质变的准备和前提，那么，我们在平常的工作和生活中，一定要做好平时的点点滴滴的量的准备工作。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那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做法，是不符合事物的质量互变规律的。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果每个人能从眼前工作做起，从现在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每天都争取一点点进步，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每天都进步一点点，那么聚少成多，由点到面，一定会在量变的基础上发生质变，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我们的事业一定能成功。这叫作“积小胜为大胜”。
不仅量的积累会引起质变，而且量的顺序、比重、关系和排列组合的变化也会引起质变，也就是说结构的改变会引起功能的改变。我们知道，事物纯粹量的增减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一般会引起质的改变。除此之外，事物还存在着另外的量变引起质变的情况，即构成事物的要素的数量没有发生增减，但构成事物的要素在空间结构上发生了排列变化，从而产生了质变。比如在化学中，金刚石和石墨是同素异形体，都是由碳元素组成，但是由于结构不同，彼此间物理性质迥异，金刚石坚硬无比，是自然界已知的硬度最强的材料，而石墨却是最软的物质之一。田忌赛马的故事更典型。战国时期，齐威王与大臣田忌赛马，双方各出上中下三马。第一轮比赛是以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结果田忌以0:3败北。第二轮比赛时，田忌改变了出马的次序，以下马对上马、上马对中马、中马对下马，结果以2:1取胜。同样的马，为何两次比赛的结果大不一样？关键在于排列组合或结构发生了改变，从而引起了质变。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以生产队为基础的生产经营方式，人们吃“大锅饭”，平均主义严重，致使生产效率低下，人们甚至吃不饱肚子。改革开放后，虽然是同样的人和地，但由于采取了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营方式，效率就大为改观。据报道，1978—1984年，中国农产品产值以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42.23%，其中46.89%归功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耕作制度的体制改革。
可见，在我们关注量变引起质变的同时，还要坚持结构观点。即要想提高工作效率，在同样的人力、物力的条件下，不妨在结构上进行调整。如此，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其实也是有科学依据的，也是利用结构思维的典型例子。美国科学家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太空飞行中，当宇航员全部为男性时，60.6%的宇航员会出现头痛、失眠、恶心、情绪低落等症状。经心理学家分析，这是因为宇宙飞船上都是清一色的男性。之后，有关部门采纳了心理学家的建议，在执行太空任务时挑选一位女性加入，结果，男性宇航员先前的不适症状消失了，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心理学家是这样解释的：男性比女性更喜欢通过视觉获得异性的信息，容貌、发型等外部特征都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对他们的感官造成冲击，从而引起心理上的愉悦与兴奋。此外，男性的表现欲和征服欲往往比女性强，潜意识里希望得到异性的赞美和欣赏。一旦得到女同事的赞赏，男人们的心理体验将得到极大满足，心理上的成就感冲淡了工作上的劳累和压力，所以感觉不到累。同样，对于女人来说，由于女性的心思远比男性细腻，被同性关注和被异性关注的感觉是不同的，同性的评价无关痛痒，而异性的评价往往能令其做出惊人的表现。得到男同事的关注或赞赏后，女性就会觉得自己是优秀和出色的。这种心理体验得到满足后，她们便觉得有“奔头”，有一个新的努力方向，工作中的委屈和劳累便会“大打折扣”。所以“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既有哲学依据，更有科学依据。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工作中我们也可以通过类似结构的改变来提高工作效率。
2.否定之否定规律
否定之否定规律回答了事物发展过程是什么的问题，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是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综合体现。任何一个事物的内部都包含着相反的两个方面或趋势：一是维持自身存在的方面，二是促使自身转变为他物的方面。维持自身的方面谓之为“肯定”，促使自己灭亡的方面谓之为“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要求我们以辩证的否定观来看待人和事物，即在否定的同时要肯定，在肯定的同时要否定，对人对事不能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能像费尔巴哈那样泼洗澡水时连同洗澡盆中的孩子一块倒出去。[34]这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时隐时现。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演变为“纠正”社会主义，认为我国不该过早地搞社会主义，而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从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发展到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从刻意渲染少数中国人的不文明行为，发展到否定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等。历史虚无主义就是只看到我们发展中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不是抱着辩证否定的态度，而是抱着只否定不肯定的态度，这显然是错误的。我们要正视错误，但不能一叶障目，在指出了错误的同时将正确的东西也否定掉了。同样，对于社会思潮而言，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产生的全盘西化和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都是不对的，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才是正确的，才是坚持否定之否定规律的。
3.对立统一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回答了事物发展过程的原因是什么的问题，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根源是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列宁就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35]因为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学说，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但如何联系、如何发展，只能由对立统一规律才能说清楚。在对立统一规律看来，事物联系的实质是对立统一的联系，或者说，事物内部和外部的矛盾联系才是联系的根本内容，事物联系的一切形式如因和果、必然和偶然、现象和本质、可能和现实等的联系，其实都是对立统一联系的具体表现。世界是永恒运动、变化、发展的，这也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观点。而要认识事物的发展，就必须深入认识事物运动发展的原因和动力。在对立统一规律看来，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既对立又统一，导致了事物的运动发展。或者说，发展的实质就在于事物内部对立着的两个方面的既斗争又统一。正是在事物内部矛盾的作用下，事物才由量变引起质变进而实现了发展。所以，学习唯物辩证法，就要坚持矛盾观，树立矛盾思维，要认识到有矛盾、有斗争、有纠纷、有摩擦很正常。
这里还要注意作为哲学范畴的“矛盾”和逻辑上讲的“矛盾”是不一样的。逻辑矛盾来源于一个小故事。在《韩非子》里讲了一个矛与盾的故事。说的是有个楚国人，既卖盾又卖矛。他先夸耀自己的盾，说他的盾坚固无比，任何锋利的东西都穿不透它。后又夸耀他的矛，说他的矛锋利无比，不管多么坚固的东西都能刺穿。这时有人问他，用你的矛刺你的盾，结果如何？这个楚国人哑口无言，一句也答不上来。这个故事表达了一个人说话办事自相抵触而又不能自圆其说的意思，即自己说服不了自己，前后矛盾。悖论也是一种逻辑矛盾。公元前6世纪，克里特哲学家艾皮米尼地斯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所有克里特人都说谎。这句话有名是因为它自相矛盾，是一个悖论。因为如果艾皮米尼地斯所言为真，那么克里特人就全都是说谎者，身为克里特人之一的艾皮米尼地斯自然也不例外，于是他所说的这句话应为谎言，但这跟先前假设此言为真相矛盾；又假设此言为假，那么也就是说所有克里特人都不说谎，自己也是克里特人的艾皮米尼地斯就不是在说谎，就是说这句话是真的，但如果这句话是真的，又会产生矛盾。
哲学上的“矛盾”，是指事物自身包含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所谓对立，是指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相互斗争。所谓统一，是指如下两种情形：第一，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马克思说过，假如没有小偷，锁会达到今天这样的完善吗？假如没有假钞票，钞票的制造会有这样精美吗？马克思的说法反映了矛盾双方的博弈斗争对事物发展的推动作用。就是说，这一方的发展变化要到另一方去寻找原因，矛盾是推动事物双方发展的原因。这也正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道理。
唯物辩证法除了上述三个基本规律外，还包括一系列范畴。如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内容和形式、现象和本质等。
三、辩证的思维方式
学习唯物辩证法，要把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转化为思考、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掌握辩证的思维方式。辩证的思维方式包括以下内容。
（一）辩证思维
辩证法要求我们全面、联系和发展地看待事物，树立辩证思维。所谓辩证思维，就是要运用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眼光来看问题，在注重矛盾双方对立的时候不能忽视二者之间的统一，在注重矛盾双方统一的时候不能忽视二者之间的对立。因为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矛盾的同一性即统一性，是指对立面双方相互依存，矛盾双方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和条件。矛盾的斗争性，是指对立面的相互排斥和转化。物理运动中的正电和负电就是矛盾的斗争性。统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种属性，但两者相互联系，统一性离不开斗争性，同一本身就包含着差别，完全一样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斗争性也离不开统一性，斗争是统一体内部的斗争，所以矛盾的统一是对立中的统一，对立是统一中的对立。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成长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自身经济实力的发展上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也被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输出所遏制；本国的自然经济与统治者是限制民族资产阶级成长的内因。这些条件使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与外国资本主义一样强大的经济实力，决定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两面性，并自始至终存在着。它们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妥协性。一方面，他们生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希望改变为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统治者双重压迫的革命性一面；另一方面，他们自身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既不敢也无力推动社会变革，他们的生产发展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统治者，又具有妥协性一面。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时，就是在对立中讲统一，在统一中讲对立，该统一时就统一，该对立时就对立，很好地处理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
（二）系统思维
事物都是一种系统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树立系统思维。系统思维，是一种基于全面看问题的观点而要求从整体性去认识事物的方法，是一种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思维方式。与系统思维相对立的是片面思维，这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思维方法。“盲人摸象”就是片面思维的具体表现。有几个盲人，从来没有见过大象，也不知道大象长什么样，他们就决定去摸摸大象。第一个盲人摸到了鼻子，就说大象像一条弯弯的管子；第二个摸到了尾巴，就说大象像根细细的棍子；第三个摸到了身体，就说大象像一堵墙；第四个摸到了腿，就说大象像一根粗粗的柱子；第五个摸到了耳朵，就说大象像一片很大的树叶。盲人摸象之所以得出错误的认识，是因为他们割裂了事物，以点代面，把局部当作整体。因此，我们认识事物、指导实践，一定要坚持全面、整体的观点，在今天，尤其要反对“盲人摸象”思维。
自从生态文明被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之后，在我国政界、学界再次出现了研究生态文明的热潮。尤其是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应该用系统思维来看待所有的文明及其建设活动。在系统思维看来，要坚持一种整体文明的理念。所谓整体文明，是一种综合性或复合性的文明形态，它是人的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统一。整体文明最重要的特征，无疑是它的系统性或整体性，这一特征是对整体文明存在和发展之样态所做的概括。具体而言，整体文明的五个子系统组成了有机的统一体，五个子系统相互交融、相互渗透，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就是说，整体文明的结构要素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整体文明所获得的效应、功能是一种具有新质的整体效应、整体功能，这是单一的文明子系统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在现实中，我们必须以整体的理念来推进文明建设，那种“单打一”的做法，是不利于文明的科学发展的。
（三）差异思维
差异性思维，是根据物质世界的具体存在样态而提炼出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点和发展观点的具体运用。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物质世界，是由多不胜数且存在着种种差异的具体事物组成的。我们描述物质世界所常用的那些形容词，如纷繁复杂、千奇百怪、形形色色、千变万化、大千世界等，无不表达着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的差异性。换言之，我们所面对的物质世界不是“一”，而是“多”。所谓差异，就是事物及其运动过程的不同或差别。差异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多样性、相对性等特征。差异的多样性表达的是有多少种事物就有多少种差异的意思，即差异是极其复杂多样的，有自然差异和社会差异，有本质差异和现象差异，有内在差异和外在差异，有正向差异和负向差异，有结构差异和功能差异，有质的差异和量的差异，等等。
差异不仅是事物存在的基本样态，而且成为人们从事认识和实践活动所要坚持的基本的方法论原则。这种方法论原则蕴含着人们认识事物的差异性思维。“差异性思维”或“识差法”，是人们认识事物的重要方法。所谓认识事物，首先要“识差”，即要搞清楚某物与他物的不同，如此才能对某一事物的具体性质、状态、水平等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在“识差”的基础上再采取综合法，即在掌握了事物的差异之后，再设法找出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如共有的本质、规律等，然后再以这种共同的认识去指导把握新的差异性事物。这实际上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再到新的感性的过程。
差异与联系具有密切关系，差异性思维是我们认识事物联系的重要方法。事物的差异是在与他物的对比性联系中加以体现或验证的。美国著名战略学家亨廷顿就基于差异性思维指出，人们根据在特定的背景下用把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东西来界定自己。他引述这样一段话：“一个人根据把他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特性，特别是区别于他通常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人的特性……来看待自己。在一个有12名妇女从事其他职业的公司里，一个女性心理学家把她自己看作是心理学家；当她同12名男性心理学家在一起时，她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女人。”[36]可见，正是在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我们看到了事物的差异，并验证了这种差异。
差异与发展具有密切关系，差异性思维也是我们认识社会发展的重要方法。在关于差异的多样性的论述中，我们提到了正向差异和负向差异的区别。正向差异在方向上是向前或向上的，在内容上是积极的或有益的；负向差异在方向上是向下或向后的，在内容上则是消极的或有害的。具体而言，所谓正向差异，其实就是一种积极的进步性差异，即社会或社会的某一领域、某一要素经过发展而表现出与自己既往或与别人不同的具有正向意义的差别；所谓负向差异，其实是一种消极的落后性或倒退性差异，即社会或社会的某一领域、某一要素由于没有实现发展或发展得不好，而在与其他发展主体或自身以往的比较中所表现出的具有负向意义的差别。可见，在社会领域，所谓“进步”，其实表现的是具有正向意义的或积极向上的差别。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发展就是一个“求差”的过程，即打破原来的平衡格局而取得一种“正向差异”。在这里，差异性思维成为我们把握社会何以发展、社会怎样发展的一种独特视角。例如，当某一发展主体出现了与自身以往或与其他发展主体相比而言的具有正向意义的不同，我们基本上可判定该发展主体具有了进步性。如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这种进步主要是与过去的中国社会相比而言的具有正向意义的差异；再比如，当某一发展主体出现了与自身以往或与其他发展主体相比而言的负向意义的不同，我们可知该发展主体具有了退步性或停滞性。如改革开放初期，当国门打开之后，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比较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的落后。可见，“识差法”是我们认识某一发展存在所处水平或状态的重要方法。
（四）适度思维
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都有一个过程，不能冒进也不能滞后，做人做事都要讲究个“度”或分寸。通俗地说，太多了不好，太少了也不好，不多不少就是适度思维。与适度思维相反的就是过度思维。任务太多，干不完或者太累，不利于工作的长期开展，布置的任务太少，会导致人浮于事，不利于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过去，我们在对领导干部工作的考核中，因为“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的导向，便将经济发展的好坏作为评价干部的唯一因素，而GDP增长率被等同于经济发展的好坏，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形成了唯“GDP”是从，出现了只关注GDP而忽视生态和民生等做法，认为只要GDP上去了，政绩也就上去了，官途就会顺畅了。这就导致我们片面追求GDP，而没有看到这种过度追求GDP的做法会导致GDP变成“黑色GDP”。2007年，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从适度思维来看，科学发展观就是将过度追求GDP、唯一追求GDP变成适度追求、合理追求、科学追求GDP。据报道，北京等地坚持适度思维，主动摆脱GDP崇拜，将经济增速放缓，积极把握好“快”与“稳”、“舍”与“得”、“长”与“短”、“显”与“隐”、“内”与“外”五种关系。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也坚持了适度思维，强调要解决好十个问题，也就是处理好十大关系。比如在处理农、轻、重关系上，他指出，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这就是适度。后来到了“大跃进”“大炼钢铁”时期，就偏离了适度思维，变成了过度发展重工业，尤其是钢铁产业。
（五）创新思维
唯物辩证法的两个基本观点和三大规律，是确立创新思维的哲学基础。由量变到质变包含着创新；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发展的，蕴含着创新；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因，推动着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人类在过去一个世纪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所有世代都多。如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步伐要比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更快。发展的本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也就是推陈出新的过程。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就要求我们跟随前浪的脚步，不断创新，破除旧事物、旧观念、旧思维、旧模式对我们的束缚，坚持创新思维。
创新思维要求我们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要勇于进取、积极创新。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最主要的是在工作方法上的创新，在制度设计上的创新，也就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破除阻碍工作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邓小平同志在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时就坚持了创新思维。其实，我们与“四人帮”的区别，不是在口头上喊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错误的，他们既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坚持创新的观点，不注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只固守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同志的只言片语，不是根据中国实际的发展来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坚持创新思维，认为要理解毛泽东思想，最主要的不是搞语录标准，而是要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所以，坚持创新思维，就要破除迷信“本本”的教条主义思维，从实践出发，从国情、省情、市情、县情出发，做到“不唯上、不唯书”。
四、领导工作方法
可以把辩证的思维方式转化为领导干部解决问题、做好工作的工作方法。总的工作方法，就是在工作和生活中要“照辩证法办事”。具体来说，领导干部需要掌握以下几种工作方法。
（一）抓重点带一般
这是对主要矛盾原理的具体运用，也是一切工作方法的核心。今天，我们的领导干部面临的任务、矛盾、问题和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要做的工作也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各级领导干部都比较累。党的十九大之后，一些关于领导干部心理压力情况的调查显示，领导干部的压力问题确实不容乐观，主要集中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即职业压力、责任压力、社会关系压力、角色意识冲突压力以及私人生活压力。那么，这些压力的本质是什么，其根源何在？或者他们为什么比较累？
从根本上看，这根源于转换发展模式的严峻性。原有的发展模式既给领导干部带来了获得业绩的便利，也给他们带来了问责临头的风险；领导干部社会关系的压力本质上折射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领导干部私人生活的压力来源于权力分界的不明和对人性弱点的约束不足。
具体来说，一是职业压力：业绩的显成效与责任的潜风险，折射发展模式转换实施高质量发展的严峻性、紧迫性。从理论上说，任何职业都面临任务与责任的双重压力，这是普遍现象，仅仅从这一层面不足以说明领导干部的职业压力会有问题。决定领导干部职业压力成为问题的因素在于，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具有特殊性，也就是说，党的十九大之后，领导干部业绩之所以容易取得和问责之所以高概率临头，均来自发展模式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观察。从宏观上看，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形成了出口导向与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这意味着经济发展中我们缺少应有的内需驱动，发展模式内在不足。在世界产业链条化的前提下，我们采用制造化模式尽管直接获得了外汇，增加了收入，提高了国力，但相对的代价并不合算，其结果就是生态的失调与资源浪费。所以，作为该模式的直接操作者，领导干部群体尽管成绩显著，但也不得不面临公共性问题凸显所带来的责任重压。不仅如此，这也使得中国的就业路径与市场发展面临着相当大的风险。体现在社会问题上，就是人们议论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现象开始出现。而这无疑给领导干部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增加了担当领导责任的可能性。由此可见，上述发展模式既给领导干部带来业绩获得的便利，也给他们带来了问责临头的风险。党的十九大之后，“问责”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也会带来一些压力。从微观看，上述现象的背后还有更深的问题，这即是出口与引资优势背后的体制支撑面临着可持续危机。事实上，我国内需市场在不断提升，这意味着人力成本低的局面将不得不翻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为，当前领导干部职业压力，从根本上看，根源于发展模式转换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其求解的关键是相关体制的与时俱进的转换。
二是社会关系压力：现代性的明约束与人治的潜规则，折射组织转型中的复杂性。所谓社会关系的压力，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形，即：“无论处在哪一级位置上的干部，都不得不重视营造、平衡和妥善处理上下左右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左右逢源、四处结缘’，已成为一些干部典型的生活状态特征。”这对干部无形中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按理说，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不应成为一种压力。那么，为什么领导干部会在这种社会关系中有压力呢？原来，处理这种社会关系遵循的是一种潜规则，而领导干部在实践中面对社会公众的则是一种显规则。正是这种人前背后的双重性状态使得领导干部心理发生严重冲突，产生压力。因此，所谓社会关系的压力，准确说是潜规则的压力。而从本质上看，潜规则的核心是传统社会的人治原则，它以权力为中轴，以角色依附为前提，以私利为基准，通过权力的层级设置来实现社会资源的配置。潜规则的存在规模可以反衬出一个社会的合理的市场化程度（对市场化要做出哲学理解：即它内在要求注重利益、能力、理性和自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为，当前我国潜规则的大量存在说明合理的市场化的任务还很重。公权转型意味着，公民授权观念成为社会的基本共识。这就意味着，领导干部所面对的显规则就是以这些为核心内容。因此，也就不难想象，当一个领导干部公共生活是这样现代化，而私下行动又是这样前现代，人格心理的扭曲也就不可避免了。因此，在宏观意义上，要真正破除潜规则必须实现社会的结构转型，即推动现代组织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为，领导干部社会关系的压力本质上折射的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
三是角色意识冲突的压力：官员的客体化与公民的主体化，凸显社会转型中的博弈特征。公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增强意味着，领导干部要合乎时代发展要求，就需要对自身角色重新定位，需要实现由“管治者”向“治理者”转变，由“管治者”向“服务者”转变。但遗憾的是，在实践中有不少干部，内心还总是把自己当成管治者，处理问题简单粗暴，甚至动用一些国家机器，因此引发了一些“社会事件”。这就启发我们，在透过社会转型观察领导干部的压力时，还需要关注他们角色意识的外部冲突所产生的问题。公民主体意识的增强，实际上带来的是对领导干部传统角色的颠覆。而在这种颠覆过程中，领导干部因传统意识的惯性还未及时完成角色意识的转换，还时不时保留着惯性思维，因而形成了因角色意识的外部冲突而导致的社会公共性危机，最终造成对领导干部职业前景的损害。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认为，领导干部因角色意识的冲突而形成的压力，本质上体现的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私权与公权博弈的复杂性。
四是私人生活压力：权力的分界不明与人性的约束不足，折射市场化路径选择的风险性。领导干部私人生活的压力反映的是，领导干部掌握一定人、财、物支配权，在现实中面临着金钱、情色的诱惑，诱惑增多、心理压力增加。该情形反映出两个问题：（1）客观上权力是诱惑源；（2）主观上抗惑能力是关键。从理论上说，权力既是有边界的同时也是受监督的。合理的市场条件下的权力不见得会导致金钱与情色对它的追逐。深入分析发现，问题源于我们的市场化本身。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在推动合理的市场化，促进市场的健康发育，但我们实现市场化的路径存在着风险。具体说，我们的市场化路径很特殊，是一种自上而下型的释放模式，即我们采用的是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模式。在实践上，这就意味着必须设计出一种制度，约束或者限制权力的执行者的利益需求。因此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的合理的市场化是否有效取决于我们的配套制度能否时时跟进。回到中国实际，我们发现，该制度还不太理想。由此，我们不难想象，为何在合理的市场化逐渐深入的今天，权力不仅没有有限化，相反，在一定意义上更强势，因为它主导着合理的市场化方向和决定着哪些领域和什么时候进行合理的市场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实生活中，权力对资源的控制较为突出。反映在个体身上，就是领导干部成为金钱与情色叮逐的对象。而从主观上看，基于人性的普遍规律，在缺乏完全有效监督与约束的背景下，人性弱点将被放大。所以，掌握缺乏应有约束的权力的领导干部，在多方面的诱惑下出现复杂的心理和行为失衡也就难免。如一些领导干部心理狂妄，自认为位高权重，盛气凌人；一些领导干部无休止地追求更高的权力、更多的财富，不能自拔；等等。这说明，当前领导干部私人生活的压力除了客观的原因，主观上的原因也不可小视。我们的基本判断是，领导干部私人生活的压力来源于权力分界的不明和对人性弱点的约束不足，深层次反映的是，当前中国市场化路径存在潜在风险这一社会问题。
此外，“时空压缩”[37]“上下压挤”“政府无所不管的体制”和“网络恐惧”，也是导致领导干部身心疲惫的一些原因。
那么，领导干部如何从繁杂的事务中“超脱”出来，减轻压力，进而掌握驾驭全局工作的主动权，提高工作效率？这就要学会抓重点带一般。这是一切工作方法的核心。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学会抓重点带一般，即集中精力抓住每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或中心工作。抓重点，抓住主要矛盾或中心工作，把其他工作带起来，一切问题就容易迎刃而解。胜出，必有所重。抓好重点的方法，就是要抓得准、抓得狠和跟得上。抓得准，就是要把所有矛盾加以比较鉴别，找出并准确抓住影响全局、事关成败的主要矛盾，再找出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力量和资源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或中心工作。抓得狠，就是抓住主要矛盾或中心工作扭住不放，咬定青山不放松。跟得上，就是解决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的政策、措施和方法要跟得上，不懈怠。1978年以来至党的十八大之前这期间，我们党始终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坚定不移地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就是抓重点带一般（抓得准、抓得狠和跟得上）工作方法的具体运用。
（二）学会“两面性”看问题，注重矛盾双方协同发展
这是矛盾关系原理的具体运用。
在工作中要善于学会抓重点，但同时要避免把重点当成唯一，即要以重点与全面统一的眼光处理问题。过去，我们常常极端地用矛盾一方排斥矛盾另一方：要么精神万能而轻视物质利益，要么物质崇拜而精神懈怠；要么只搞计划经济而反对市场经济，要么只讲市场经济而排斥计划经济；要么谈资色变，要么资本至上；要么只强调集体而忽视个人，要么注重自我而淡化集体。结果付出了不小代价。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有不少“把重点当成唯一”的教训。改革开放以前一段时期，我们曾把政治当成唯一，搞政治挂帅，宁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些地方把经济建设当成唯一，一手硬一手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确实取得了巨大成绩。另一方面，我们取得的成就有多大，付出的代价也有多大。完整来讲，我们在实践中付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代价：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的代价，即出现了环境污染；二是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的代价，即出现了人成为物的奴隶的现象；三是在人和人的关系方面的代价，即出现了社会不公。产生这些代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与过去一些地方片面追求GDP至上的发展观有一定关系。GDP本身没有错，GDP是人类在20世纪的伟大发明之一，问题就出在GDP至上背后的那种“把重点当成唯一”的思维方式。只要片面追求GDP至上的经济增长，就往往会把环境质量、民生和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等问题放在一边。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经常且必然面临一系列基本的“矛盾关系”，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效率与公平、劳动与资本、又好又快、经济全球化与独立自主、跨越式发展与循序渐进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经常面临的“基本事实”，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特征”。这些“矛盾”双方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辅相成。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关系”，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党的十七大报告曾经提出的“十个结合”，就是我们党在处理这些基本的“矛盾关系”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基本经验，也蕴含着注重“两面性”看问题，注重矛盾双方协同发展的工作方法。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积累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
今天，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要善于学会“两面性”看问题，注重矛盾双方的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和协同发展。就是说，看待任何事物、任何问题，都要从这一事物和问题的矛盾双方彼此来看，既看双方的对立又要看双方的统一，并注重矛盾双方的相互制约和协调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三）集中精力发现、分析和解决矛盾
这是对矛盾推动事物发展原理的具体运用。
这种工作方法要求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既要善于发现、分析事物内部的矛盾，并集中精力来解决矛盾，又要学会全面地、一分为二地看待人和事物。领导干部要做好本职工作，首先要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去发现本单位的主要矛盾，然后对这一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加以科学分析，接着合理确定解决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措施和办法。这一矛盾解决了，必然推动本单位的发展。然后再去发现、分析和解决新的矛盾，进一步推动本单位的发展。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分析和解决矛盾的过程。所以，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功，就是要善于发现、分析和解决矛盾，尤其是主要矛盾。不仅如此，领导干部还要学会一分为二地看问题。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就难在一些人往往“情感用事”“利益用事”，常常非理性而不是理性地看待事物和问题。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我们就要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坚持“三七开”。毛泽东同志在晚年有过失误，但功劳是主要的。1978年以前，党内外有些同志对社会主义和我们党产生了一些疑惑，对毛泽东同志一生的功绩和毛泽东思想也有种种不正确的想法。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就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决议》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我们军队的创立、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是对矛盾特殊性原理的具体运用。
中医看病讲究对症下药，不能企求同一个方子治百病。作为领导干部，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也同样要坚持对症下药，也就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现阶段出现的问题具有时代性特征，所以我们不能“复古”，因为古人的理论不能完全解决今天的问题。但是，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智慧，我们可以从中汲取营养。同时，中国现阶段出现的问题又具有民族性特征，中国的问题西方可能出现过，也可能没出现过，因而不能“全盘西化”，完全用西方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西方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可以“为我所用”，但不能完全照搬。同样一件衣服，适合有些人但不适合另外一些人；同样一双鞋，适合有些人的脚但不适合另外一些人的脚。自然界具有生物多样性，人类社会及各个国家更具有多样性。所以，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
各地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结合本地实际，依托本地特色，发挥比较优势。河北阜平县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据相关报道，阜平县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是革命老区、山区、贫困地区“三区合一”，如何发展、致富，一直是摆在政府和老百姓面前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在阜平县调研时指出，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游则游。这正是坚持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思路，旅游扶贫被确立为阜平县脱贫的新路径。
阜平县与许多老少边穷地区一样，交通不便，缺乏工业基础。正因为没有大规模发展工业，所以这里的自然和生态保护相对完好。阜平县森林覆盖率达35.09%，植被覆盖率达80.8%，是保定市最青最绿的地方之一，被誉为“太行山深处的香格里拉”。如何将良好生态与扶贫、发展结合起来？阜平人开始旅游扶贫，旅游扶贫是一种全新的扶贫模式。虽然十几年前已经提出，但一直是呼声不太响、动作不够大。2012年7月，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旅游局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探索新时期旅游扶贫新模式，扶贫攻坚开始与旅游业转型升级共同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阜平县考察时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作为一种全新的扶贫模式，旅游扶贫正成为有良好自然环境和生态基础的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一大亮点。2012年，阜平县全年游客接待人次39.5万，旅游总收入2.1亿元，同比增长11%。日益兴盛的旅游业让当地群众感到，山区生态环境是旅游致富的好靠山。比如，朱家营村紧邻华北最大的瀑布群——天生桥景区，过去这里是“闺女往外跑，儿子打光棍”的穷乡僻壤。如今短短几年，这里就发展成为令人羡慕的旅游特色村、富裕村，人均收入由2003年不足500元增长到2011年的2305元。
在旅游立县方面，阜平县将以整合大天生桥生态旅游区、深度开发古北岳文化生态旅游区、整合提升城南庄红色旅游区为契机，积极推动龙泉关、天生桥、城南庄等6个旅游小镇建设，推进骆驼湾、顾家台、朱家营等40个旅游村寨的发展，促进以10万亩大枣基地、万亩核桃基地、华北最大甲鱼养殖基地等为依托的13个生态农业观光园尽早发挥作用，以构建阜平大生态旅游的发展格局。
（五）注重共性与个性相结合
这是矛盾共性个性关系原理的具体运用。
矛盾具有普遍性，即它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并且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换言之，矛盾无处不在，矛盾无时不有，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矛盾的普遍性思维是一种共性思维。在唯物辩证法看来，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个性表现着共性。运用共性个性辩证关系原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统计学中的抽样调查，就是一种从个性中了解共性的方法。抽样调查作为一种非全面调查，它是从全部研究对象中，抽选一部分样本进行调查，并据以发现共性并对全部研究对象做出估计和推断的一种认识方法。虽然抽样调查不是全面调查，但它的目的却在于取得反映总体情况的信息资料，因而也可起到全面调查的作用。
解剖麻雀的做法，也符合共性个性辩证关系的原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是说，我们要认识麻雀的生理结构，只要解剖一两只就行了，不必非得把全天下的麻雀都一一解剖，因为我们所解剖的个别麻雀体现着全部麻雀的共性。
毛泽东同志就把对“典型”的调查研究比作“解剖麻雀”，即通过研究、调查、分析有代表性的个案得出共性的结论。典型调查的前提就是能够找准典型、抓住典型，不能将非典型当作典型。典型要具有标杆意义，蕴含着共性，可以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总结经验教训。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同志花了32天时间，考察了湖南湘潭等五县的农民运动，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通过调查湖南农民运动，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是因为在当时，湖南农民运动是全国农民运动的典型，是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蕴含着全国农民运动的共性。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只有了解农民才能了解中国。湖南农民是典型，所以，了解了湖南农民就等于了解了中国农民。毛泽东同志所做的社会调查就是抓典型法的楷模。
有的同志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些掌握辩证思维方法的哲学大师和领袖人物也会在现实中犯错误？其实，任何人包括掌握辩证思维方法的哲学大师和领袖人物也会在现实中犯错误，这有四个基本原因：只掌握一种思维方法而忽视其他思维方法，比如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他懂得求实思维，但没有掌握过程思维，用革命方法搞建设；只具有哲学素养但其他素质不高，如有些搞哲学研究的人，有丰富的哲学知识，但是其他素养不够，就像有些科学家迷信一样；缺乏理智、失去理性思考，如父母都是疼爱自己的孩子的，但是有时候孩子不听话，父母会打孩子；双重人格，掌握辩证思维方法，但受立场和利益驱使，如有些懂哲学的领导干部，他们不是不懂辩证思维，只是为了利益而出卖思想。我们学习唯物辩证法虽然也会犯错误，但不能得出结论说不需要掌握唯物辩证法，应当说掌握唯物辩证法可以少犯错误。
（六）善于运用“和”的方式化解矛盾
这是矛盾转化原理的具体运用。
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为避免发生矛盾冲突和矛盾对抗，就要学会善于用“和”的方式化解矛盾。
在和平建设年代，虽然我们还不能忽视斗争，但以和谐的方式推动社会发展是主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追求是达到“和”。如故宫里的太和殿讲的是人与自然之和，中和殿讲的是人与人之和，宝和殿讲的是人自身的身心之和，而养心殿是三和养心，属皇帝居所。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领导干部要善于运用“和”的方式来化解矛盾，并推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其主要方法是：促进公平正义；寻求矛盾双方的共同点和结合点；注重维护矛盾双方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具有共生理念，学会换位思考；以情感人，以柔克刚；具有包容意识和包容心。比如，对农民要多予少取；知识分子要避免过于自以为是；处理人际关系要学会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注重寻求人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注重共享发展成果；在家庭生活中要坚持做到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要具有亲和力。不同领导干部具有不同的风格，有“强势型”，有“权威型”，有“亲和型”等。注重强势和权威无可厚非，但下属更喜欢具有亲和力的领导，不大喜欢让下属有“伴君如伴虎”之感的领导。所以，作为领导，要注重培养自己的亲和力。当然，我们讲用“和”的方式化解矛盾，并不是不讲原则，在不可调和的根本原则问题上，还是要坚守我们的政治立场。
典型案例
为更好理解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思维方式和领导干部需要掌握的工作方法，下面分别讲一个理论案例和一个实践案例。
（一）科学发展观是唯物辩证法在当代中国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这是理论上的案例。
在科学发展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上，一方面，唯物辩证法是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它在哲学方法论的高度为科学发展提供指导作用，表现出科学发展实践与唯物辩证法关于发展的方法论的一脉相承；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又把唯物辩证法关于发展的方法论中国化、时代化、实践化，实现了哲学方法论与发展实践的有机结合和统一，赋予唯物辩证法以鲜活的时代主题和强大的生命力，把唯物辩证法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科学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如何实现科学发展的方法论内容，集中体现在其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和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等方面。这些“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发展的种种方法论的原则和要求。换言之，当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来指导当代中国发展时，就必然要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
从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的角度看，科学发展具体表现为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是就发展的要素而言的，这些要素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全面”观点的具体运用，表达的是全面发展，不能搞“单打一”或“一花独放”式的发展，这就提出了科学发展的全面性的原则或要求；“协调”，是就发展的横向关系而言的，表达的是发展之各要素的关系要和谐、比例要合理，发展速度和效益要统一；“可持续”，是就发展的纵向关系或代际关系而言的，主要解决的是今天的发展和明天的发展的统一性问题，表达的是当代人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不能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和条件造成危害。当然，无论是协调，还是可持续，其实都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点的具体运用，是基于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的视角而看待、对待发展的具体表现。
从科学发展观“根本方法”的角度看，科学发展具体表现为坚持统筹兼顾的方法。统筹兼顾也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全面观点、联系观点和发展观点的具体运用。进一步来说，统筹兼顾是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法的集中体现。在唯物辩证法看来，“全面”实质上是指事物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双方；“联系”的根本内容就是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的矛盾双方之间的本质联系，事物“发展”的源泉、动力在于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矛盾具有普遍性，矛盾双方的地位具有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表现为：在诸多矛盾中，有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之分；在矛盾的两个方面中，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其中前者处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后者处于被支配地位。矛盾地位不平衡性的客观事实，形成了关于矛盾分析的“两点论”和“重点论”。辩证法的两点论，就是面对复杂的事物，既要研究主要矛盾，又要关注次要矛盾；在面对任何一种矛盾时，既要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关注矛盾的次要方面。如果只关注一点而忽略了另一点，就会导致形而上学的“一点论”。辩证法的“重点论”，就是在面对复杂事物时，要着重把握它的根本矛盾、主要矛盾；在面对任何一种矛盾时，要着重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去把握这个重点甚至否认这个重点，而是平衡用力，就会导致形而上学的“均衡论”。实现科学发展的统筹兼顾方法，正是对辩证法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具体运用。它在立足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同时（体现了“重点论”），又总揽全局、兼顾各方、科学筹划（体现了“两点论”），在方法论的原则上，实现了“重点论”和“两点论”的有机统一；在发展实践上，又能体现并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坚持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就必须反对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和发展倾向。这种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和发展倾向在发展实践中，坚持的是片面的、孤立的和静止的观点看待发展，要么表现为“唯经济主义”（或唯GDP）而忽视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要么只见物不见人，要么只顾今天的经济发展而忽视生态问题。
其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讲的“坚持新发展理念”，更是唯物辩证法在当代中国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新发展理念，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坚持和发展。
（二）“积小胜为大胜、积小变为大变”
这是实践上的案例。
王充在《论衡》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荀子曾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黑格尔提出：“问一粒麦是否可以形成一堆麦，又如问从马尾上拔去一根毛，是否可以形成一秃的马尾？当我们最初想到量的性质，以量为存在的外在的不相干的规定性时，我们自会倾向于对这两个问题予以否定的答复。但是我们也须承认，这种看来好像不相干的量的增减也有其限度，只要最后一达到这极点，则继续再加一粒麦就可形成一堆麦，继续再拔一根毛，就可产生一秃的马尾。”[38]《百喻经》里有这样一个寓言：有一个人饿了，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个饼子，觉得没饱，又吃了一个，一连吃了六个，还是没饱。于是拿起第七个饼子吃，吃到一半，饱了。这个人非常后悔，一面用手打自己嘴巴，一面自作聪明地说：我今天饱了，是因为吃了这半张饼子。前面吃的六个饼子，都是白白浪费。如果早知道这半个饼子就能吃饱，我应该只吃这半个就行了。上述故事讲的都是量变和质变的关系问题。
中国革命发展也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毛泽东同志1930年发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批判了当时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当时的时局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革命力量严重受损。毛泽东同志认为，不能因为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仅依据某些现象，就发生悲观的念头。实际上，虽当时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而且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可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点点火苗逐渐燃起（量变）也会燎原（质变）。由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便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代表性表述。
实际上，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只要逐步积小胜，必然会产生大胜的结果，如我们在革命战争年代所取得的胜利。一个一个小的变化积累起来，也必然会产生大的变化，如1978年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发生的巨大变化。再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讲的“历史性成就”，都是久久为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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