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维方式与领导工作方法-结构思维、过程思维与运用结构思维、过程思维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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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四块内容,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部分内容主要是帮助人们正确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和人的发展状况,并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是一般宇宙观,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统一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了运用和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与变革

    历史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论或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和现实的人的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哲学和科学历史上的一次深刻变革。

    1842—1843年,马克思作为《莱茵报》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是促使他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他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该著作导言发表在1844年《德法年鉴》上。马克思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即“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97]

    1843—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唯心主义过程中,受到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1845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发生根本转变,在对费尔巴哈加以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实践观和关于人的学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强调“感性的人的活动”即实践的作用。他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98]《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

    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系统论述了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前提和基础的思想。他们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99]。这是一切历史得以延续的基本条件。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当时未公开发表,马克思、恩格斯新的社会历史观是在1847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和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公之于世的。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说:“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100]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必须改变现存的社会关系。社会革命因素的积聚,是以旧社会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共产党宣言》进一步指出,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共产主义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1]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忆当年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并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作了扼要而又系统的表述。这一堪称经典的表述,我们将在随后讲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时详细说明。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社会历史观上的根本变革,由此导致了整个哲学的深刻变革。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102]这种变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03]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揭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规律。不把握历史运动的规律性,人们的历史活动没有总体的目标和方向,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自然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即有内在、本质、必然的联系,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称之为“常”。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天论》)如果社会历史运动也有其“常”,那就是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对于规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称之为“道”。“道”有“道理”和“道路”双重含义。天、地、人各有其道,即其中的规律性。毛泽东同志说:“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104]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大道理。

    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探索是深刻的。在许多人还否认社会历史有规律时,马克思已经通过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揭示了社会历史运动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这种探索“深入到了历史的本质性的维度中,只有在此维度中才有资格与马克思主义交谈”。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深刻性是难以超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魅力和影响在当代有增无减。正如法国哲学家萨特曾说过的,只要马克思主义所表达的那个历史时刻没有被超越,马克思主义就是不可超越的。

    (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结束了唯心主义在社会历史理论中的统治。这对历来受历史唯心主义禁锢的社会科学的思想解放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历史唯心主义是把社会现象及其发展的终极原因归结为精神因素的社会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05]。以此为前提,才可能对社会历史做科学的理解。

    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起构成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的是剩余价值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资本只有同劳动力交换,引起雇佣劳动的产生,自己才能增殖。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历史唯物主义一经确立,就被马克思用来指导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是在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下,马克思才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运动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论这两大发现,社会主义才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至此,社会主义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历史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

    (三)为无产阶级改变世界提供思想武器

    马克思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位革命家。他认为,仅仅“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106]他投身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需要和解放的条件。而“解放”作为一种历史活动,是由历史的关系,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07]共产主义是力求改变现存社会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在马克思两大科学发现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确实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叶,在20世纪对世界包括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英国学者戴维·沃克尔指出:“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和政治运动,其见解深刻、影响深远。”“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适应性。”“马克思主义所到之处,都跟当地实际情况进行了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被“俄罗斯化”,在中国被“中国化”。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世纪尚未完全让位于后马克思主义的世纪”[108]。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

    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内容是:现实的人是社会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决定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构成社会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内容中,有三个核心观点: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第二,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第三,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三个核心观点各有侧重而又内在统一。

    (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09]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

    1.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社会存在是不以社会意识为转移的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和社会物质生活过程,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包括生产方式、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其中,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本质的东西,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在社会存在中,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地理环境即自然资源和生态问题迫在眉睫,已受到高度重视。一个是人的问题,一个是自然的问题,进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的矛盾要靠发展生产力来解决。生产力依赖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工业文明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同时也带来生态危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在生态文明中,自然、人口和生产方式合理地统一起来,人类社会才可持续发展。人口问题中的生育和教育,即社会主体人、劳动者的生产和再生产,早已引起人们的重视。要研究人口的生育和教育问题,这关系到我国的发展与竞争力问题。

    社会意识是与社会存在相对应的哲学范畴,总括了人的一切意识要素和观念形态,以及社会全部精神现象及其过程。社会意识作为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精神过程,包括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哲学和科学等思想和观点。

    2.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作用

    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10]社会意识同它们反映的社会存在一样,都是不断发展的。对于社会意识的发展,必须从社会存在的发展中,特别是从物质生活过程中,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去解释。

    社会意识又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体现在,社会意识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它在微观上会隐形决定人的选择和行为方式。历史发展过程是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作用中进行的。对社会存在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意识的能动反作用不能等量齐观。作为社会存在的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本原的、决定性的。社会意识归根到底是经济原因造成的,但它也能对产生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

    对于这一观点,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111]这样看问题不是违反了唯物论,而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3.历史主客体:能动性与规律性

    人类历史是以人为主体与其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社会生活是人的实践过程,其前提是人的现实存在。现实的人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践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人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活动的主体。

    历史主体进行能动的历史创造活动,创造了人类历史。历史客体是历史主体活动的对象。在人类历史中,凡是被纳入主体活动领域和范围,同主体活动发生对象性关系的事物和现象,都是历史活动的客体,即历史客体。在人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活动中,自然和社会成为主体历史活动的客体。与纯粹自然过程不同,历史客体运动的规律性是通过主体实践活动实现的。历史主体活动的能动性受到客体存在及其运动规律性的制约。

    现实中的人作为历史主体,他们的活动只能立足已有的现实条件,从历史实际出发,在实践中认识和改变现实。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一代历史主体都要在已有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既有偶然的、多变的方面,也有必然的、稳定的方面。规律是事物发展中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是客观存在及其发展的内在根据。历史主体要有所作为,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性,同时发挥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是主体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有目的、有计划、积极主动和创造性的活动能力。这是人所特有的能动性。

    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是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人的一切活动及其取得的成果,包括这种活动遇到的问题和困境,都与能否尊重客观规律性和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关。必须把尊重客观规律性同发挥主观能动性辩证统一起来。

    (二)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历史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个核心观点,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

    1.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在社会中,“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112],而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生产力是人们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时体现的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生产力由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等要素构成。劳动者是生产力诸因素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最具能动性的生产力要素,就是主体的劳动能力。社会生产力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中结成的社会经济关系,是生产力得以在其中发展的社会形式。社会经济关系表现为物质利益。生产关系体现物质利益,又制约、决定物质利益。生产关系的构成包括三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地位和相互交换活动的关系,产品分配关系以及由它所决定的消费关系。物质生产和生活的形式取决于现实的人的物质需求。这些需求的产生和满足是一个社会的历史过程。

    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13]

    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在经济基础之上作为上层建筑存在的,是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生产力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子系统。社会结构是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或要素之间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一定的社会结构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功能联系在一起。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变革,与这种结构的功能的变化和变革紧密相关。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等观点的总和。上层建筑可分为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即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体现于人们的政治生活过程中。思想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体现于人们的精神生活过程中。在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中,最直接反映经济基础的是政治。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是上层建筑最重要的部分。国家政权是上层建筑的核心力量。上层建筑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既反映经济又反映政治,并通过政治来反映经济。毛泽东同志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14]。

    2.社会基本矛盾各方面相互作用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但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为所有因素间的相互作用。

    对于社会基本矛盾关系的观点,需要全面、辩证理解。恩格斯晚年针对一些理解的片面性,对这一基本观点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说,作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的方式。经济条件是“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115]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它们又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是在归根结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

    关于政治上层建筑,特别是国家权力的作用,恩格斯指出:“社会产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就出现了国家。”[116]国家作为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它也要受它所确立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有三种可能性:“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117]这就是说,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经济发展就快(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国家权力适应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要求进行自我完善);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就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危害(如“文化大革命”十年,我们没有完全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国家权力调整不好经济发展的方向,就会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在后两种情况下,即不当地运用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损害,造成人力和物力的浪费。经济运动有其必然性,运用政治权力干预经济要十分慎重。总的原则是:国家权力必须与经济发展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

    关于思想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恩格斯强调,“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118]。在意识形态领域,从事这些事情的人们属于分工的特殊部门。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而他们自身又处于经济发展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

    3.“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社会基本矛盾。

    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要求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如果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就必须变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变革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从社会内部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就在这里。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的进步,生产力的扩大,是人本身的需求和人类生产活动的本性造成的。因此,他主张“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119]。列宁说:“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120]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活动的产物。由于生产力不断进步,促使生产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向前发展。生产关系乃至全部社会关系的改变,都是为了适应由人类生产能力的改进所开辟的可能性而进行的变革。所有这一切,都体现着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大体说来,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就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马克思从历史观高度概括了社会基本矛盾导致社会革命的普遍规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21]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必然导致社会形态变革。《共产党宣言》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22]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就是“两个必然”。这是就人类历史总的发展趋势而言的。具体的社会发展、社会革命不是人为制造的,而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

    马克思在坚持“两个必然”的同时,特别指出“两个决不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23]现代资本主义从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上进行新的调整,还具有容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空间,所以还不会灭亡;新的更高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未成熟,所以不会取代原有的生产关系。社会革命不是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发生的,它是社会形态在量变积累基础上的质变。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待和对待社会变革。马克思指出:“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一的历史道路。”[124]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历史地造成的。

    (三)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三个核心观点就是,社会历史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进行的,而历史的主体是人,人的历史活动创造了历史。

    1.历史活动中的个人和群众

    有些历史唯心主义者只承认英雄豪杰的历史作用。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说:“世界历史就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取得的种种成就的历史,实质上也就是在世界上活动的伟人的历史。……我们所见到的世界上存在的一切成就,本是来到世上的伟人的内在思想转化为外部物质的结果,也是他们思想的实际体现和具体化。”[125]这种历史观被称为英雄史观。

    实际上,历史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位置,都发挥了自己的社会作用。当然,那些杰出的个人所起的作用更为显著。古人说:“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人间的英雄是指那些杰出的、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在历史过程中,特别是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需要挺身而出的英雄。真正的英雄产生于群众实践中,群众之中出英雄。英雄的业绩可歌可泣,人民永远铭记自己的英雄。不尊重自己的英雄的民族,是一个不能产生英雄的民族,也就不会是一个英雄的民族。一个伟大的时代一定是英雄辈出的时代。

    历史中的英雄被称为历史人物。与历史中的普通个人相比,历史人物的作用和影响更大。历史人物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是历史任务的提出者和承担者。他们能够对历史事件有所作为,除了与个人的特点和才能有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要求。而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要求,就是人们常说的“大势所趋”与“人心所向”。这是历史人物能够产生并发挥历史作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

    普列汉诺夫主要批驳了民粹派的英雄史观,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在他看来,任何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历史的形成,都对历史发展起作用。从质上说,有的人从正面影响历史进程,有的人从反面影响历史进程;从量上说,个人的作用有大小之分。而杰出人物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会更大些。杰出人物是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杰出人物是历史任务的发起者、组织者、领导者,他们能正确地认识社会发展趋势,影响和改变历史个别、局部的面貌及后果,在认识和改造某些社会条件中发挥作用。但是,杰出人物不可能改变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总方向和总的历史进程,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左右历史。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杰出人物的成功或失败,杰出人物的作用性质,归根结底取决于他们的思想、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只有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意愿,杰出人物才能起到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否则,就会走向反面。

    这里涉及如何科学评价杰出人物的原则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对杰出人物的评价,一要注重历史分析,即杰出人物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评价杰出人物的作用,要充分认识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要看到特定历史条件对杰出人物的制约和影响;二要注重阶级分析,即在阶级社会中,杰出人物总要代表一定的阶级,因此,要对他们进行阶级分析;三要注重辩证分析,即要用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统一的观点来分析杰出人物及其历史作用;四要注重全面分析,即全面分析杰出人物,既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

    2.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的主体

    社会中的个人组成群体、阶层、阶级、民族等人群共同体。各种共同体由于一定的共同利益、共同意志贯穿其中,可以形成方向明确、作用巨大的历史合力。恩格斯说,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126]。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在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广大群众即“整个整个”的民族或阶级,他们的动机和行动直接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不否认杰出个人、伟人、英雄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反对抹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与历史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不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群众史观。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27]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贯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历史证明,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3.生产力与人民群众之决定作用的统一

    在社会发展中,归根结底生产力起决定作用;同时,我们又强调人民群众起决定作用。这两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是一致的。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主体。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从根本上规定了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

    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力、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通过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来实现。经济状况不是自动发生作用的,人们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历史。生产力的主体是劳动者,劳动群众是人民群众的基本部分。生产力主体和历史主体是一致的,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即意味着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恩格斯指出:“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128]

    总之,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群众决定历史发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三个核心观点,也是以辩证的、历史的和实践的唯物主义理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一条红线。离开这条红线的引导,在理论上就走不出历史的迷宫,在实践中就会因失去方向而陷入混乱。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经历,几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反复证明了以历史唯物主义核心观点为指导的重要性。

    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恩格斯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129]列宁认为,恩格斯这一论断鲜明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忽视这一点,“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130]。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一般包括生产力标准、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尊重历史发展规律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相统一方法、社会结构与历史过程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等。根据实践发展要求,这里着重谈五种基本方法:坚持生产力标准、社会结构分析方法、历史过程分析方法、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尊重历史发展规律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相统一方法。

    (一)坚持生产力标准

    生产力标准,就是把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社会历史发展是否进步、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和工作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

    坚持生产力标准,首先要把握社会系统中的各基本要素。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由许多要素构成,历史唯物主义从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寻找和揭示基本要素。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构成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要素。

    坚持生产力标准,也要把握生产力在社会基本要素中的根本地位。马克思考察社会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确立了生产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根本地位。必须根据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和发展水平来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推动社会历史进步。

    坚持生产力标准,还要把握生产力中“物”的要素与“人”的要素的关系。在生产力三个基本要素中,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属于“物”的要素,劳动者属于“人”的要素,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把握生产力标准,既要注重“物”及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也要注重“人”及人的全面发展,不能只见物不见人。

    (二)社会结构分析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方法,从“静态”讲,是社会结构分析;从“动态”讲,是历史过程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简称《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简称《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经典表述。在《形态》中,尽管某些用语略有不同,但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总体上是由结构和过程两方面内容构成的。在《序言》中,从“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到“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实质上讲的是社会结构分析;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到“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实质上讲的是历史过程分析。显然,《序言》与《形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是一致的。社会结构分析方法和历史过程分析方法是马克思指导自己研究历史的“总的方法”。在把资本主义作为典型社会形态进行解剖时,马克思既去弄清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基本因素,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又去揭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及其必然性。从总体上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首要就是把握社会结构分析和历史过程分析。这两种方法既内在统一又相对独立,为把握各自的重要意义,这里把两种方法相对分开来讲。

    先讲讲社会结构分析方法。

    把握社会结构分析方法,首先要把握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一个社会由许多要素构成。历史唯物主义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提炼出其最基本的要素。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构成一个社会的基本要素;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或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比例和顺序构成一个社会的结构。马克思从“社会基本要素”出发建构社会结构分析方法,社会基本要素是社会结构分析的关键和起点。正确把握社会基本要素,可帮助人们从纷繁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社会现象中抽象出最稳定的基本要素和最本质的关系。当然,社会结构并不等于社会各个基本要素的机械叠加,只有进一步考察各基本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比例和顺序,以及它们怎样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有机整体,才能在总体上把握社会结构。

    把握社会结构分析方法,还要把握社会结构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比例和顺序。任何事物都是由结构构成的;事物各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比例、顺序构成事物的结构,“关系”是质的范畴,“比例”是量的范畴,质和量决定顺序;事物的结构是什么样的,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状况就是什么样的。同理,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就是什么样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几个基本因素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合力”推动社会历史发展,但归根结底,生产力起最终决定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

    (三)历史过程分析方法

    历史过程分析的一个内容,是注重历史定位(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定标(根本任务)、定法(完成任务的首要方法)。马克思主要从生产关系性质和人的发展方式等来划分历史阶段或社会形态。依据生产关系的性质,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大致要经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产阶级的、“真正的人类历史”五种历史形态。马克思还从人的发展方式来划分历史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的阶段,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阶段。这一内容启示我们:既不能以过去的眼光看待今天正在做的事,也不能把今天必须做的事留给未来,还不能把未来需要完成的任务拿到今天来做。滞后不行,冒进也不行,与时俱进才行。由此,做任何工作,首先要明确所处的历史阶段,然后明确该阶段所要完成的根本任务,再明确完成该任务的首要方法。

    历史过程分析的另一个内容,是对力量转移进程及其历史规律的把握。所谓力量转移,就是世界范围内主导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变迁。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鲜明强调,社会历史是生产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史。就是说,社会历史发展是通过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更替体现出来的,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总有一种根本力量主导着社会历史发展,社会历史变迁本质上就是主导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的转移,力量转移的本质联系就是历史发展规律,历史发展规律也是主导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转移的规律,而力量转移和历史发展规律决定着历史发展趋向。如在“人的依赖”历史发展阶段,主导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主要是血缘关系和权力;在“物的依赖”历史发展阶段,主导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主要是资本;在“自由个性”历史发展阶段,主导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主要是人的智力和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这一内容启示我们:要寻求主导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根本力量,并积极驾驭好这种根本力量,同时把握好历史发展阶段之间根本力量转移的趋势,这样才能占据主动地位。

    (四)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

    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是指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分析和说明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发展状况,并预见社会发展趋势的方法。

    运用这一方法,把握社会发展状况,首先,要把握社会基本矛盾状况。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客观要求,分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适应状况及其性质、特点。当生产关系基本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基本适应经济基础发展时,只需要对不适应部分进行调整或改革;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时,一般通过革命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状况属于前者,对不适应部分,可通过改革来解决,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途径。

    其次,要分析人类社会发展一定历史阶段上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把它看作决定社会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的本质关系。

    最后,要把握社会基本矛盾内在蕴含并体现出来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状况。社会基本矛盾之间适应或不适应,一般是通过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状况体现出来的。当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相互适应时,就使社会既具有发展动力和充满创新活力,也能使社会保持平衡与和谐。当社会基本矛盾之间基本不适应时,就使社会既缺乏发展动力和创新活力,也会失去平衡与和谐。衡量社会基本矛盾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状况,可以通过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状况来把握。

    (五)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相统一方法

    这一方法有两个内容。

    一是遵循历史发展规律与发挥人民主体能动性的统一。它既要求看到人的活动是受客观规律制约的,具有客观性,应按历史发展规律办事;也要看到个人尤其是人民群众在活动中的主体能动性,具有主体性,要注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人民群众越是掌握历史发展规律,就越能发挥其主体能动作用。

    遵循历史发展规律与发挥人民主体能动性,就要坚持人民利益标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我们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评价我们一切工作好坏优劣的最高标准。新时期讲群众路线,要在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基础上,创新群众路线方法,不仅要解决领导干部工作作风问题,也要解决其工作能力问题;不仅要解决领导干部为民务实清廉问题,也要注重对群众的教育和引导;不仅要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也要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活力激发出来。一句话,把群众路线方法提升到时代要求的新水平。

    二是坚持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客观要求与符合人民主体需求的统一。在进行决策、选择、确定目标和付诸实践时,既要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又要符合人民群众的主体需求。前者讲是否体现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后者讲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群众的主体需求与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历史发展规律存在于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之中。越是遵循历史发展规律,作出的决策、选择与确定的目标就会越科学,就越能促进社会进步,就越符合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人民群众就越能从中受益,如果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社会发展出现曲折,吃亏的首先是人民群众。越要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越要遵循历史发展规律。

    四、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坚定对中国道路的自信、把握力量转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

    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列宁把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实践。我们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关于生产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和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中具有决定性意义。

    1978年以前的一段时间,我们未完全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客观要求与人民群众意愿来选择和调整生产关系,多注重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也没有把大力发展生产力看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其教训,就是在理论上未彻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观点和人民群众观点,忽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与人民群众在其中的创造作用。

    于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我们党需要真正弄清的一个首要基本问题。如何解决这一基本问题?首先需要“拨乱反正”,解决思想路线,确立正确认识我国国情的出发点——从客观实际出发。当时我国最大的实际是什么?回答这一问题,接着需要“正本清源”,真正回到历史唯物主义本来面目上来。历史唯物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由此,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131]沿着这一思路,邓小平同志明确强调:“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32]在上述认识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3]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党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我国最大的实际,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观点,根据这一客观实际,我们党又得出以下重要论断:在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首要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样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实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需要用“三个有利于”标准破除“姓社姓资”思维定式的阻碍。这些论断,是我们党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取得的重大成果,它使我们党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实践上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核心,是对生产力在社会历史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根本地位和决定作用的正确认识。当然,整个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中都具有重要作用,但坚持生产力标准,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具决定意义。

    (二)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1978年以来,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进行改革。

    今天,我们党如何全面深化改革,把改革推向一个新高度?有许多途径,但首先要在历史唯物主义层面进行思考,在分析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状况的基础上加以把握。

    问题倒逼改革。我们实行改革要解决许多问题,但从根本上主要是解决发展与稳定两个层面的问题。这两方面问题,与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有关。一切运动着的事物,都具有动力和平衡两个根本要素。自行车要跑起来,首先要有动力,没有动力,它寸步难行;它在运行过程中必须保持平衡,否则会倒下去。一个社会能否健康有序发展,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具有良好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动力机制,释放着社会发展的能源和能量;平衡机制,保持着社会发展各部分之间的协调和稳定。没有动力机制,社会就像一台没有马达的机器;没有平衡机制,社会就像一匹脱缰狂奔的野马。总体来讲,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能有效发挥作用,且相互配合。然而,这两种机制也存在一定问题。在动力机制上,经济社会发展动力和创新活力相对不足,劳动者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创造活力不是很高,市场缺乏活力。在平衡机制上,社会和谐稳定也显得不够。

    上述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上存在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深层原因在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一些不完全适应的方面。这需要借助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来理解。从社会运行机制来讲,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状况可从动力状况和平衡状况两个基本方面考察。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基本适应的时候,既能推动社会发展,使社会充满创新活力,也能保持社会平衡,使社会达到和谐稳定;而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基本不适应的时候,既会阻碍社会发展,使社会缺乏创新活力,又无法保持社会平衡,使社会达不到和谐稳定。一种社会形态取代另一种社会形态,从根本上说,就是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基本不适应了,这一社会形态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从根本上也出了问题。总体讲,当今我国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基本适应的,对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值得关注的新情况。一是生产关系在某些方面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往往是通过人,尤其是劳动人民群众的呼声、诉求表现出来的。当今,在我国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劳动者对增加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出了新要求,但在现实社会中,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较低的实际尤其是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没有完全反映劳动者这种要求,影响了劳动者创造能力、创业能力和创新活力的充分发挥;经济社会发展对提高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创造活力提出了新要求,但发育不全的市场机制和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影响了劳动者创新能力和创新活力的充分发挥。要言之,经济社会发展动力和创新活力不足。二是上层建筑在某些方面阻碍了经济基础的发展。在经济基础发展过程中,市场主体对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出了新要求,但传统行政体制使政府直接配置资源,影响了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和市场活力,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出新要求,但政府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分配公平的实现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建立;社会发展需要更多的人直接参与到物质财富创业中来,提高创业能力,但权力配置资源的传统行政体制和官本位思想观念,使人们大都愿意挤入公务员行列。

    因此,必须通过改革,解决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改革,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是新时期实践上的伟大创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建立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状况科学分析基础上的,它使我国改革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把对改革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它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和方法,并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明确强调,要坚持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它根据当今我国生产关系在某些方面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在某些方面阻碍了经济基础发展的实际,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它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和方法,既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又强调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和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它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原理和方法,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同时防止市场失灵;它根据当今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状况的性质和特点,强调今天我国改革处在“攻坚期”“深水区”,要凝聚力量、攻坚克难,以“敢啃硬骨头”的担当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它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契合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之机理,抓住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两个要害。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以及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论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原理和方法,强调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这种弊端主要是影响发展活力、创新能力与社会稳定、公正和谐的体制机制障碍,其中主要的是传统行政体制。这种体制蕴含的是权力至上、自上而下、逐级管制的权力运作方式。这种体制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进步作用,应充分肯定!但也有一定历史局限:它既使市场力量和人民力量显得不够,也使自主创新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还使公平正义有一定缺失。由此,必须把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其关键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既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利益再调整,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权力再分配。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改革,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活力;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改革,就是要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活力;当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日趋增大时,会出现“水涨船高”的倒逼效应,要求政府定位其边界,转变其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从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三)坚定对中国道路刻骨铭心的自信

    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一项最大成果,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简称“中国道路”)。习近平总书记讲,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

    “中国道路”引人关注,也引起争论。有人说中国道路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有人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有人说中国道路不具有“中国特色”。这需要弄清下述问题:中国道路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性质体现在哪里?如何为中国道路的合理性提供学理支撑,进而坚定对中国道路的自信?可从多方面回答这些问题,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相统一方法,是有效解答这些问题的基本方法,也能为中国道路合理性并坚定对中国道路刻骨铭心的自信提供学理支撑。

    中国道路是否合理,关键要看是否坚持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统一。

    首先,中国道路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认识中国国情而开辟的发展道路,它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与我国发展的实践逻辑,体现着“中国特色”。讲中国道路离不开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在近代欧洲工业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它所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我们不完全具备,但所讲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应当坚持,且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晚年在坚持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十分重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他参考了大量史前社会的历史资料,也对东方社会的特殊性给予关注,认识到东西方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有较大差异,西欧社会的发展道路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道路,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有其特殊性。列宁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多样性思想,把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试图寻求一种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他看来:“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134]实际上,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存在单一的发展道路,即使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其发展道路也各具特色,甚至有各自模式。

    邓小平同志沿着马克思、列宁的思路继续前行。他指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35]走自己的路,既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也体现我国发展的实践逻辑: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没有现成公式可以遵循,没有既成模式可以照搬,必须走自己的路。由此,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并“立足中国国情”进行实践探索;要认识中国国情,就需要确立正确的出发点,这一出发点,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从客观实际出发认识中国国情,我们党得出一个对中国道路具有“总依据”意义的论断,即我国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然后“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利用“市场经济”,实行“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些都要通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来实现。从上述逻辑可以看出,中国道路既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又具有中国特色。说符合规律,是说中国道路不是什么人一厢情愿而主观设计出来的,它有其出现的历史必然性;说具有中国特色,是说中国道路具有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我们在初级阶段,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当作首要根本任务,把改革开放作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其“历史方位”“根本任务”和“实践方式”体现实践特色;中国道路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历史规律与人民主体、普遍性与特殊性、现实与理想、目的与手段、民族传统与时代精神的统一,其“结合性和辩证性”体现理论特色;中国道路立足中国国情、总结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接中国地气,其“中国风格”体现民族特色;中国道路把时代精神和人民期待汇聚其中,与时俱进地解决时代课题和中国问题,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其“破解问题、道路内容和创新成果”体现时代特色。

    其次,中国道路也体现中国人民的主体地位、主体需求和价值追求,体现注重民生、民富、民主的民本精神,是中国人民主动选择的道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中国现实的逻辑是首先必须解决民生,民生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也解决不好。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首先要解决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生产。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把重点放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上,就是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物质条件。在探索中国道路进程中,我们党也强调逐渐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解决好民生、民富问题,就为更好地解决民主问题创造条件。如果不解决好民生、民富问题,民众会有怨气,民众表达诉求就可能不合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过早、过急和过度推进民主化,有些人就会借民生、民富问题解决不好而攻击我们党。在解决民生、民富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党又强调不断扩大民主。我们之所以循序渐进地推进民主化进程,源于对民主有着符合历史发展进程与中国客观条件的正确认识,即民主是伴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不断扩大的。

    实践证明,这样的道路具有鲜明优势,是促进中国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就的正确道路,其正确性与合理性源于它坚持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主体地位相统一的方法。因而,我们应坚定对中国道路刻骨铭心的自信,并在发展进程中进一步完善这一道路。用“发达国家现代化模式”对中国道路提出质疑,就是未认识到,我们党选择的这条道路,既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也符合中国人民的主体需求。进一步具体来说,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走中国道路,坚定“道路自信”。习近平总书记三番五次强调“自信”问题。2013年3月23日,正在俄罗斯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重要演讲,在阐述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中国的外交方针和发展中俄关系的主张时提出的“鞋子合脚论”,无疑是“道路自信”的表现。他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鞋子合脚论”本是一个浅显又通俗的道理,用来说明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又显得十分深刻。“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这句话朴实无华,却富有哲理,浅显易懂,却意味深长。单从字面理解,它起码蕴含两层含义。第一,鞋子是大是小,是松是紧,应该以脚的舒适度为宜,别人的鞋子再漂亮,未必适合自己的脚,盲目穿别人的鞋子,不一定合脚;第二,什么样的鞋子合脚,脚最清楚,穿鞋的人最有发言权,别人说合脚抑或不合脚都代替不了自己的真实判断。“鞋子合脚论”,通常用在婚姻上,比如两口子过日子,其中甘苦不足为外人知道,外人艳羡不已或指指点点都是一知半解,婚姻中的两口子最能感知甘苦。而习近平总书记把这句话用在发展道路上,显得别致而新颖,恰如其分又举重若轻,让人想到“治大国若烹小鲜”,更让人坚定道路自信。坚定道路自信,就要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道路自信,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五、领导工作方法

    把社会结构分析方法和过程分析方法转化为我们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就是要运用结构思维和过程思维来发现并分析我们工作中的问题,把结构调整和定位、定标、定法作为我们推进各项工作的重要思路。就是说,要善于把结构思维和过程思维作为我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做好各项工作的一条重要思路。

    (一)把结构调整作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思路

    社会结构分析方法,意味着任何事物都是一种结构性存在,事物的结构状况影响事物的发展状况。结构,指的是构成一事物各要素之间的比例、顺序、关系,它决定着事物的本质。饮食结构影响身体状况,房屋结构影响心情状况,交通结构影响交通状况,就业结构影响就业状况,知识结构影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人格结构从主观上影响人生命运。领导干部要把结构调整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基本思路。

    在经济建设领域,领导干部要注重调结构、转方式、保增长。经济结构决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就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它主要包括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经济增长的要素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等。就是说,经济领域中的问题最根本的是经济结构问题,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思路首先是调结构。如经济增长的要素结构决定着经济发展方式。

    在政治建设领域,领导干部要把调整不合理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当作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及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路径。今天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遇到了“难啃的硬骨头”,这就是“权力结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运用“结构方法”分析社会历史,对我们有启示意义。按照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社会结构是由生产、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构成的,社会结构状况影响着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状况,其中经济因素起最终决定作用。正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所说的:“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136]这反映的主要是近代欧洲的社会结构状况。唯物史观是一种分析社会历史的方法,而不是到处可以套用的抽象的一般公式,“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37]。马克思晚年为了检验唯物史观的普遍适用性,集中研究原始社会和东方社会,发现东方社会结构与近代西欧的社会结构不同。这种不同,就是我国的社会结构本质上属于社会层级结构。所谓社会层级结构,本义是指在传统政治国家领域中依据权力至上与权力大小而形成的权力级别阶梯和权力层级结构,后被延伸为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根据人和人之间之权力大小、地位高低、身份有别而建立的层级关系结构。这种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之核心是权力层级结构。要言之,中国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相对注重权力,所以马克思称之为“行政权支配社会”[138]。其蕴含的基本特征是:(1)在权力结构上,以权力为本,但经济权力、社会权力相对较小,因而总体上属于“金字塔式”的权力层级结构,一切资源相对容易向上聚集,一切指令相对容易向下贯彻,自上而下传达上层指令相对通畅,自下而上反映基层意见会相对遇到某种阻力;(2)在权力运作方式上(即政治体制。体制,指的是事物的组织形式、运行方式和基本形态),权力至上、权力自上而下运作、逐级管制而对其缺乏有效制约。由此重权力不大重能力,重管制不大重服务。显然,这种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注重的是权力层级以及地位层级、身份层级和关系层级。这种以权力层级结构为核心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重要的合理性,对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组织资源办大事和控制社会矛盾具有重大积极作用,必须继承、坚持和保留下来!但也是产生当今中国许多问题的一个“根”,是一些先进理念得不到有效贯彻落实的一个“根”,是影响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一个“根”。中国的总问题说到底是结构性问题,因而社会层级结构是分析当今中国许多问题的一种工具。基本面的问题努力解决但长期解决不了那就是体制问题,体制问题努力解决但长期解决不了那就是结构问题(解放思想——体制改革——结构调整)。比如,第一,一些地方之所以实行的仍然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根本原因之一是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而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与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有关。这种社会层级结构相对注重对人的管制而不大注重对人的解放与开发,往往重权力轻能力,重依附轻独立。第二,某些政府职能缺位、越位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权力运作方式。这种运作方式相对固守权力,注重对资源的控制与占有,不大注重供给与服务,就是说重管制轻民主、重私人特权轻公共服务。本来,在市场经济领域,主要靠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政府的职能主要是营造一个有利于公平竞争和创新的良好环境,然而某些政府工作人员却使权力市场化了,这叫作“越位”;本来,在社会公共领域,政府既要维护公平,又要为民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然而某些政府工作人员却对收入分配差距调节不力,服务不到位,没有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这就是“缺位”。由此,必须循序渐进地改造和调整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这就是:把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转变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市场经济、社会组织和公共服务型政府所构成的“三维制约”的社会结构;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合理增强经济权力,通过稳妥培育与政府一心的社会组织以合理增强社会权力,从而把注重国家权力管制但对权力缺乏制约的权力结构,转变成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的注重以政治权力为主导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权力结构;当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大到一定程度后,就会产生“水涨船高”的“倒逼”效应,即转变政府权力至上且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方式,这就是:推动政府转变职能,创新政府管理方式(重法治和能力),鼓励和引导以政府主导为前提下的公民有序参与(重参与),加强对政府官员的行政问责(重问责),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重服务)。在这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市场经济、公共服务型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建设!在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发生了变化的条件下(由凭革命业绩、权力管制、工农联盟和人格魅力来执政,逐渐走向凭建设业绩、执政能力、人民群众认同来执政),这种改造更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因为它由过去因“权”而威,走向了今天因“威”而权,增强了党的公信力和民众的认同度。

    在文化建设领域,关键要处理好价值取向中主导价值与多元价值(一与多)之间的关系结构。在思想文化上,过去,我们只强调“一”而排斥“多”,结果出现了僵化;今天,在一些人那里淡化主旋律而强调多样化,结果出现了分化。僵化和分化对我们的思想建设、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都是有害的。由此,我们要积极建立“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关系结构,以避免“僵化”和“分化”,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在社会建设领域,核心是调整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政府主导与民众参与之间的关系结构,即政府与社会组织、民众协商、合作共同治理社会事务。

    (二)把定位定标定法作为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方法

    如前所述,过程分析方法,就是把社会发展看作一个具有规律可循的历史过程,既不能完全用过去的陈旧思维来看待我们今天正在做的事,也不能把今天必须做的事留给未来,还不能把未来才能完成的任务拿到今天来做。一句话,不能随意脱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犯落后和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就是说,过于滞后不行,过于超前也不行,只有与时俱进才行。把过程分析方法转化为领导干部解决问题、做好工作的方法,就是要把“定位定标定法”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重要思路。

    定位,就是领导干部做任何工作,都要注重把握历史方位、历史时期和历史发展阶段。“在其位谋其政”,在什么历史方位就解决什么问题、完成什么任务。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问题和任务。要明确解决什么问题和完成什么任务,首先要明确我们处在什么历史方位、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邓小平同志提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这一方法的具体运用。1978年之初,我们首要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今天,我们依然要注重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依然是硬道理。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重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注重生态文明,注重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把公平正义也看作硬道理。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实质上就是“定位”。

    定标,就是领导干部做任何工作,都要根据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历史时期和历史发展阶段,明确所要解决的问题、完成的首要任务和实现的主要目标。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社会物质条件,提出所能解决的问题、所能完成的任务和所能实现的目标。邓小平同志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首要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对“定标”方法的具体运用。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也是对“定标”方法的具体运用。

    定法,就是领导干部做任何工作,都要明确解决问题、完成任务和实现目标所应采取的合理有效的方法。方法取决于问题、任务和目标的本性。不同的问题、不同的任务和不同的目标应采取不同的方法。邓小平同志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既可以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又可采取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这就是对“定法”方法的具体运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讲的“两步走”战略安排,也是对“定法”方法的具体运用。

    典型案例

    主要讲如何把握力量转移的趋势和方式。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且权力至上的社会。在这一社会,权力高于能力,“关系”大于能力。这种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容易抑制人的自主创新能力,阻碍中国发展的步伐,曾导致中国落后。在当今中国,这种权力高于能力的“官本位”易导致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阻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这是制约我国发展的一大软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克服这一软肋,注重提高和充分发挥人的自主创新能力。

    从根本上解决人的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充分发挥问题,需要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分析和历史过程分析。

    改革开放初期,历史发展要求我国必须尽快解决物质财富的积累问题。因此,不少地方主要通过“物质驱动”的路径来拉动经济增长。历史看,这是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中国必然采取的一种路径,它为我国经济社会升级发展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又较快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但今天看,这种路径使发展代价越来越大、发展空间越来越小、发展道路越走越窄。由此,我们应与时俱进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人的自主创新能力。尤其在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的新的历史方位中,我们要具有国际视野,深入研究大国崛起的规律和战略,建构国家发展的战略支点。通过总结主导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的演变轨迹和世界大国崛起的范例,我们发现,必须把“自主创新驱动”战略作为中国崛起的根本支点。过去,我们用发展的高速度拓展了我国发展空间,今后,我国必须依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来占据世界发展的制高点。显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进而逐渐强大的历史进程中,要特别关注并把握好力量转移的趋势和方式。世界范围内已发生数次力量转移。在农业社会,当时世界力量的核心主要在中国;1840年以后,世界力量开始发生转移,第一次转移是欧洲的崛起,第二次转移是美国的崛起。当今世界正渐渐经历第三次力量转移的大趋势,世界力量中心开始逐渐转向亚太,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已成为影响世界的一支重要力量。2007年,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度会议上,世界经济论坛前任亚洲主管弗兰克·里克特说,年会最为引人注目的主题还是世界力量从西方转移到东方。我认为今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主题定得非常及时,因为我们要讨论力量的转移。……而中国和印度恰恰是这些变化的核心。当然,对这些过高评价,我们一定要保持特别的清醒!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根据人类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范例,新兴大国崛起并对主导大国带来的影响及围绕力量转移的争夺,引发战争的概率较高。力量转移研究专家奥根斯基认为,力量转移的方式主要是战争。然而,在力量转移进程中也存在权势和平转移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一是新兴大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警惕“2/3现象”发生(当GDP位居世界第二的国家经济总量接近美国经济总量的2/3时,会激发美国不满,促使其排外);二是努力使主导大国包容新兴大国的发展;三是新兴大国具有坚守底线的“撒手锏”。因此,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进程中,我们应以合作共赢、和平发展为核心理念,采取切实措施,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积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实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创造和平发展条件,争取主导大国的包容,相对容忍因中国崛起所引发的争议和批评,刚性坚守我们的核心利益这一底线,积极争取“成为”强国的时间,真正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大国之间必然对抗冲突”的新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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