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辽代以前的北京
北京城市的起源，离现在有三千多年。早在殷商时期，北京地区已经出现了居民聚落。周代，这里是诸侯国燕国的都城蓟的所在地。①（蓟的得名，据说是由于这里到处生长着开紫红花的蓟草的缘故，参见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二》。隋代改幽州为涿郡。唐代又称幽州。唐玄宗时一度改称渔阳，但不久又改回。）在春秋战国时期，蓟城有众多的居民、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还有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被称为当时的“天下名都”之一。秦灭六国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了郡县制，其中广阳郡的治所，就在蓟城。汉代起，设置幽州，以蓟城为幽州刺史治所。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都是如此。因而，在习惯上，也常把蓟城叫做幽州城。唐代的幽州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是当时的一座名城。②（②参见《太平寰宇记》卷六九，《幽州》引《元和郡国志》。）城内的悯忠寺，是唐太宗李世民所建，规模壮丽，一直存在了好几百年。③（③悯忠寺，明正统中改称崇福寺，清雍正时改为法源寺，至今仍存。）
唐代前期，东北的奚族、契丹族等相继崛起，不断向南扩展势力。唐朝政府为了抵御它们的进攻，在幽州（渔阳）一带屯驻重兵。唐玄宗时，出身少数民族的安禄山一身兼三镇节度使，管辖相当于今天山西、河北和辽宁大部地区在内的广大地面。他利用掌握的权力，不断积聚力量，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发动了叛乱，一直打到唐朝的首都长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①（白居易：《长恨歌》）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后来，在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安禄山父子相继死去，史思明父子继起。唐朝政府借助于北方回纥族的骑兵，才把叛乱平定了下去。但是，河北地区仍为安、史的余党盘踞，唐朝政府无力进讨，只好承认他们封建割据的既成事实，这便是历史上所说的河朔三镇（卢龙、魏博、成德）。三镇之一卢龙节度使控制了幽州地区。这些藩镇的统治是很不稳固的，兵变不断，头目经常更迭。从广德元年（763年）李怀仙作卢龙节度使起，到后梁乾化三年（913年）李存勖攻占幽州止，在一个半世纪左右的时间内，幽州地区先后更换了二十几个头目。这些藩镇的头目，毫无例外都是残暴专横的土皇帝，他们任意生杀予夺，横征暴敛，对人民无所不用其极。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他们还千方百计阻碍幽州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这些倒行逆施，对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给当地的各族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
李存勖攻占幽州后不久，消灭后梁王朝，建立后唐王朝。后唐的统治很不稳固。10世纪30年代，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了借助契丹的力量夺取政权，不惜向契丹统治者称儿称臣。公元936年，石敬瑭在契丹军队帮助下，攻占汴梁（今河南开封），灭后唐，建立后晋政权。他为了表示忠诚，把今山西、河北沿长城一带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幽州也在数内。自此，幽州归于契丹政权统治之下。
二、辽代的燕京
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契丹原来统治的地区主要在东北，居民大都研究多从事游牧生活。以汉族为主、人口稠密的农业区燕云十六州并入以后，契丹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太宗会同元年（938年），紧接着合并燕云十六州以后，契丹统治者对统治机构作了调整，进一步健全了南北两院制度，北院管理契丹和北方其他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南院管理今河北、山西一带汉族居住地区，并设置了三个都城，即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南京幽都府（后改析津府，今北京）和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用来适应统治这个多民族国家政权内不同经济类型地区的需要。后来，又添设了中京和西京，成为五京。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南京改称燕京。①（《辽史》没有记载改称燕京的具体时间，此处据《金史》卷二四，《地理志四》。）在五京之中，上京是首都，其他四个是陪都。但从规模来说，燕京最大，人口也最多。正是在辽代，燕京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开始由地区性的行政首府向全国性的政治中心过渡。
燕京城大体上就是原来的幽州城，当然也有一些变动。城周长二十七里②，（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按，许亢宗是宋徽宗宣和七年（即金天会三年，1125年）出使金朝路过燕京的，这时辽刚灭亡不久，北宋军据守燕京，城市尚保持辽时面貌。在此以前，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出使辽朝的宋使路振，也曾记燕京城“幅员二十五里”（路振：《乘轺录》。此书有不同版本，文字出入颇大，以《皇朝类苑》本较佳），和许亢宗所记相近。《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四》说燕京“城方三十六里”，疑有误。扩展后的金中都亦不过三十五里左右。过去有人认为许亢宗所记二十七里“系三十七里之笔误”，恐不可信。又陈乐素先生考证，《乙巳奉使行程录》作者应为钟邦直。）城墙“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敌楼、战橹具”③。（《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四》。）东、西、南、北各有两门。城墙外有“地堑三重”④，（《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城门上有吊桥⑤。（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城址在今北京西南广安门一带，其东城墙应在今法源寺与琉璃厂之间。⑥（清乾隆时，在今琉璃厂发现辽代官僚李内贞的墓志铭，称其地为燕京东门外之海王村。（参见钱大昕：《潜揅堂文集》卷一八，《记琉璃厂李公墓志》）又，辽末，北宋军攻打燕京，“夺迎春门……阵于悯忠寺前，辽军与之巷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宋军大败可知东门应在海王村与悯忠寺（后改法源寺）之间。参见光绪《顺天府志》卷一，《城池·辽故城考》。）
上面已经说过，安史之乱后，幽州长期为藩镇割据。这些独霸一方的土皇帝，不把唐朝的天子放在眼里，自己就在幽州城里造起了宫殿。辽太宗会同三年（940年），太宗耶律德光第一次来到南京，在元和殿举行典礼，在昭庆殿举行宴会，这些显然都是前代藩镇留下来的建筑。①（参见《辽史》卷四，《太宗纪下》）辽代前期，没有在南京另行修建宫殿。直到取得南京一个世纪以后，辽兴宗重熙五年（1036年），才正式决定“修南京宫阙府署”②。（《辽史》卷一八，《兴宗纪一》）宫阙大概是在原有宫殿基础之上扩展的。扩展以后的皇城宫阙，在城市的西南隅，“皇城内有景宗、圣宗御容殿二，东曰宣和，南曰大内。内门曰宣教，改元和：外三门曰南端、左掖、右掖。……门有楼阁，球场在其南，东为永平馆。皇城西门曰显西，设而不开：北曰子北。西城巅有凉殿，东北隅有燕角楼”③。（《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四》）整个皇城“幅员五里”④。（路振：《乘轺录》）辽亡后，北宋朝使臣经过这里，看到皇城，为其壮丽而惊叹。⑤（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
燕京的子城即皇城，“就罗郭西、南为之”⑥，（王曾：《行程录》）罗城即外城。也就是说，皇城的南墙和西墙，就是燕京城南墙和西墙的一部分。因此，在皇城之南的球场，定在燕京城外。球场是打马球的地方。这种始自唐朝的体育活动，在辽代仍然非常流行，连宫廷中也专门设有球场。后来，金人第二次攻陷燕京，金军将领就在球场与北宋官员相会。⑦（参见《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四》）永平馆在球场之东，亦在南城门外，这是接待北宋使臣和官僚贵族宴会的场所，“旧名碣石馆”⑧。（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皇城东、西、南、北都有门，东门叫宣和门，南门叫南端门（左掖、右掖应是南端门两旁的小门），西门叫显西门，北门叫子北门。平时“三门不开，止从宣和门出入”⑨。（王曾：《行程录》）辽朝末年，北宋军自东门突入燕京城内，占据了燕京城八门。辽军固守皇城，城外的辽军则“自南暗门入内，诸门皆启，铁骑突出”.，北宋军不及提防，结果大败溃退。南暗门应即皇城南门，平时不用，故称暗门。“诸门皆启”之“诸门”，应指皇城各门。城外辽军自皇城南门入内，由皇城东、北诸门突入市内，使北宋军措手不及。皇城与外城的关系，由此事可见一斑。
也正是在这一次战斗中，北宋军与入援的辽军先“战于三市”，北宋军少却，“遂至双门楼”，且战且行，“至悯忠寺前”①，（《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最后退到东门。别的记载也提到“城北有三市”②。（《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三市”，也就是燕京的商业区，在城市的北部。
燕京城内共分二十六坊，每坊都有门楼，上书坊名，“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坊名也”③。（路振：《乘轺录》）可见坊的制度，沿袭前代，没有什么变化。城内大小街道整齐端直，“大康广陌，皆有条理”④。（《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唐代后期起，幽州城设两县分治，东为蓟县，西为幽都县。辽代也沿袭这一制度，东西两县，东为析津，西为宛平。析津民户两万，宛平民户两万二千。⑤（参见《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四》）有的记载说，燕京人口三十万，可能有些夸大。⑥（参见《契丹国志》卷二二，《州县载记·南京》）城中居民主要是汉人，“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⑦。（路振：《乘轺录》）契丹统治者有意识地把契丹、奚等族人民移到燕京一带居住，与汉人杂处，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⑧（参见晁补之：《鸡肋集》卷二四，《上皇帝论北事书》）
辽朝的历代统治者，崇尚佛教，“侯王贵宗，倾赀竭产，范金镂玉，以寓朝夕之敬，惟恐其后”。燕京城内及近郊，佛教寺院特别兴盛，“其魁杰伟丽之观，为天下甲”。其中有前代建造的悯忠寺、驻跸寺（唐代建，原名宝刹寺，辽代曾为统治者巡游驻跸之所，故改名驻跸寺）等，又有其时修建的昊天寺、开泰寺等。昊天寺是以“雕华弘冠，甲于都会”的贵族府第改建的。元代杂剧《昊天塔孟良盗骨》，以北宋将杨景、孟良到辽幽州昊天寺盗杨业骨殖为题材，可见昊天寺是很有名的。开泰寺原来也是贵族的宅第，“殿宇楼观雄壮，冠于全燕”。这两所寺院都在城内。在燕京郊区，还修葺了著名的潭柘寺。①（《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
（参见《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大都路·古迹》。潭柘寺一直保存到现在。）燕京归入辽朝统治以后，实际上成了辽朝的经济中心。这是因为它有几个有利条件。首先，燕京是辽统治下的农业地区中最大的城市，它的周围地区有比较发达的农业，“膏腴蔬窳、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燕京很自然地成为农产品最大的集散地。同时，这里的手工业也有相当的规模，“锦绣组绮，精绝天下”②，（《契丹国志》卷二二《州县载记·南京》同。）因而又是手工业品的一个很大的市场。其次，燕京地处南北交通的枢纽，来自北宋统治区的各种货物先运到这里，而北方草原牧区的各种产品，也都往这里集中，进行交换。由于以上原因，燕京城市北部的三市，成了辽朝统治地区内最大的商品市场。
辽朝政府对燕京地区的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与压迫，“服田之家，十夫并耨，而老者之食，不得精凿。力蚕之妇，十手并织，而老者之衣，不得缯絮。征敛调发，急于剽掠”③（路振：《乘轺录》。）。燕京地区的汉族地主，是辽政权在这一地区统治的社会基础。这一地区的韩、赵、刘、马等家族，占有大量土地和财富，在辽政权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例如，赵延寿，曾任燕京首任留守，封拜王爵：韩延徽，则被认为是辽的开国佐命功臣。北宋的使臣苏辙，查访燕京地区的情况，得出结论说：“北朝之政，宽契丹，虐燕人，盖已旧矣。然……止是小民争斗杀伤之狱，则有此弊：至于燕人强家富族，似不至如此。”④（苏辙《栾城集》卷四二，《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另一个北宋使臣说，燕京地区，“耶律、萧、韩三姓恣横”⑤（路振：《乘轺录》。）。耶律、萧是契丹贵族，韩则是汉族豪强。可见，燕京地区的阶级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契丹、汉等族的地主阶级联合起来，剥削和压迫各族劳动人民。
12世纪初，东北的女真族崛起，反抗辽朝的统治，后建立金朝。辽国屡战屡败。北宋政权以为有机可乘，便与女真联络，订立盟约，从南北两面共同攻辽，约定女真攻中京（今辽宁宁城县境），北宋攻燕京，灭辽后北宋将献给辽的岁币，转献与女真。1122年，金军攻占中京，辽天祚帝西奔。北宋以宦官童贯为统帅，以新招降的辽军将领郭药师为先锋，发军十万，攻打燕京。北宋军前锋一度突入燕京城内，但增援的辽军迅速赶到，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北宋军失利，被迫退出城外。其余北宋军自行烧营逃跑。童贯为了逃避罪责，暗中请求金人发兵。这一年冬天，金军攻下燕京。北宋要求交还燕京及其邻近地区，金人责备北宋军没有配合。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金人答应将燕京等地交给北宋，但要北宋在“岁币”之外，另交“燕京代租钱”一百万贯。北宋完全接受了这个屈辱的条件。金军于第二年四月撤出燕京及邻近地区，临走时将燕京的财富、人口抢劫一空。北宋得到的几乎是一座空城。腐朽透顶的北宋王朝，居然自吹是“不世之功”，大肆庆贺，加官晋爵，立《复燕云碑》，并把燕京改名为燕山府。
北宋接收燕京及其邻近地区后，横征暴敛，比起辽的统治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以盐税而论，辽代一贯四百文买盐一百二十斤，约十二文钱一斤。北宋接管后，每斤涨到二百五十文至二百八十文，增加了二十余倍。经手的官吏“致此丰富，有至巨万者”。北宋还派降将郭药师驻守燕京，郭药师的军队称为“常胜军”，横行霸道，“所至豪横，四邻不能安居”。北宋朝廷却对之纵容包庇，无所不至，“内则屋业，外则土田，悉给常胜军，而燕山土著洎平州遁还之人，悉无居止无生业”①（《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宣和七年（1125年），“燕山大饥，父母食其子，至有病死尸插纸标于市，人售之以为食”。对于这样严重的灾荒，北宋朝廷却上下相蒙，置之不理，镇守燕山府的官员“方献羡余四十万缗为自安计”②（《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这样一个完全不顾人民死活的政府，自然也就得不到人民的任何支持。
正是在“燕山大饥”的同一年，金朝俘虏了辽天祚帝，消灭了辽朝的残余力量。紧接着，便把矛头指向北宋。十月间，发兵两路南下，东路迅速攻取了燕山府。郭药师又一次投降，成为金灭北宋的前锋。从此，燕京归于金朝统治之下。
三、金代的中都
12世纪上半期，燕京屡经战乱，辽、北宋、金政权相继交替。尽管“屡经迁变”，但城市所遭破坏并不很大。①（金世宗说，燕京“屡经迁变，未尝残破”（《金史》卷八，《世宗纪下》）。）在金朝统治期间，这个城市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提高。
金朝在第一次攻取燕京及其邻近的大片农业区后，开始仿效辽代南北院制度，一面是“朝廷宰相，自用女真官号”：另一面是设置中书省、枢密院，搜罗燕京及其邻近地区汉族地主的代表人物，任以官职，管理“汉地”各种事务。“朝廷”也就是中央政权，设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白城）。中书省、枢密院原来设在广宁府，在将燕京交给北宋以后，金朝就将中书省、枢密院迁到邻近燕京的平州，显然是为再次进取燕京和对北宋作战作准备。第二次从北宋手里夺得燕京后，就将中书省、枢密院“移置燕京，凡汉地选授调发租税皆承制行之”②（《金史》卷七八，《韩企先传》。）。相继充当宰相的刘彦宗、时立爱、韩企先等，都出身于燕京及其邻近地区著名的豪族。后来，金朝改革官制，在上京建立尚书省、枢密院，燕京改设行台尚书省和元帅府，管理“汉地”军政事宜。“诸州郡军旅之事，决于帅府。民讼钱谷，行台尚书省治之”③（《金史》卷七七，《宗弼传》。）。行台尚书省和元帅府的主要负责者都由女真人充任，下面参用汉人豪族。金朝还任用女真贵族如宗弼（兀）等人领行台尚书省、都元帅，“兼总其事”，总揽大权。此外，又设有燕京留守，处理燕京事务，留守照例由女真贵族充任，副留守常由汉族官僚充任。可见，和辽代一样，金朝政权就其阶级实质而言，是女真、汉等族剥削阶级的联合统治。
1141年，南宋、金订立和约，金朝在北方的统治得到相对的稳定。1149年，女真贵族完颜亮发动宫廷政变，夺得皇位，改元天德。天德三年（1151年）三月，完颜亮下令“广燕城，建宫室”。四月，正式决定迁都燕京。他派遣张浩、卢彦伦等负责这一工作。①（有的记载说修建燕京的主要负责者是孔彦舟，不确，孔彦舟并未参与此事。见《金史》卷八三，《张浩传》：卷七五，《卢彦伦传》：卷七九，《孔彦舟传》。）营建燕京的工作，先后进行了三年左右时间。贞元元年（1153年）三月，正式迁都，并将燕京改为中都，改析津府为大兴府。从前代的陪都到金代成为首都，北京在全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又大大提高了一步。金朝将首都由上京南迁，并不是完颜亮的一时冲动，其中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从政治上说，金朝与南宋以淮河和大散关为界，北方广大农业区都归于金朝的统治之下。比起辽朝来，金朝的疆域要大得多。金朝的首都上京会宁府，远在东北，对北方农业地区进行统治有很多不便之处。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淮水以北广大地区的控制，完全有必要将政治中心往南迁移。从经济上说，上京处于松花江流域，土地贫瘠。为了供应统治者和官僚机构的消费，必须每年从北方农业区征调大批物资。要由北方把大批物资转运到东北松花江流域，是很困难的，所以“是时上封事者，多陈言以会宁僻在一隅，官难于转输，民艰于赴诉”②（《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二，张棣《正隆事迹记》。）。完颜亮在迁都的诏书中说：“人拘道路之遥，事有岁时之滞。凡申款而待报，乃欲速而愈迟。……又以京师居在一隅，而方疆广于万里，以北则民清而事简，以南则地远而事繁。深虑州府申陈，或至半年而往复：闾阎疾苦，何由期月而周知！供馈困于转输，使命苦于驿顿。”③（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二。）诏书中关心人民“疾苦”之类，当然是骗人的鬼话。但是，迁都一则因为“方疆广于万里”，只有南迁才能加强对“地远而事繁”的南部农业区的控制：二则是为了解决“供馈困于转输”的经济问题。确是符合事实的。所以，金朝政治中心的南移，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南移最合适的建都地点，自然非燕京莫属。金代有人说得好，“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崄，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可以控制南北，“盖京都之选首也”①（《金史》卷九六，《梁襄传》。）。优越的地理位置，再加上长期以来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使它成了金朝的新首都。
为了营建中都，金朝几乎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从役的民夫、工匠和士兵，有的记载说达一百万人②（.参见《正隆事迹记》。），有的记载说是一百二十万人③（参见范成大：《揽辔录》）。仅以筑城而言，“筑城用涿州土，人置一筐，左右手排立定，自涿至燕传递，空筐出，实筐入，人止土一畚，不日成之”④（《日下旧闻考》卷三七，《京城总纪》引《析津志》）。史书记叙可能有夸大，但反映了当时工程的浩大和对劳动力的滥用。营建时间紧迫，官吏暴虐，“既而暑月，工役多疾疫”⑤（《金史》卷八三，《张浩传》），“死者不可胜计”⑥（范成大：《揽辔录》）。修治燕京大内（宫殿）所需的“颜色、胶漆、金翠、珠玉、布麻、铜铁”以至“鹞子、鹌鹑之类，皆出民间”⑦（《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〇），“营造累年，殚竭民财，不可胜计”⑧（《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三）。新的中都城，是无数劳动人民用血汗建造起来的。
中都城是以原来的燕京城为基础扩展而成的。“西南广斥千步”⑨（《元一统志》卷一，《大都路·十方万佛兴化院》），其他几个方面也都有所扩展，只有北面没有变化。扩展后的中都城，据明代测量，“周围凡五千三百二十八丈”.。据新中国成立后勘测，约合五千六百丈。两个数字是基本一致的，可知中都城周长应在三十五里至三十七里之间。.其东北城角在今宣武门内翠花街，东南城角在今永定门火车站西南，西南城角在今凤凰嘴村，西北城角在今军事博物馆南。.至今凤凰嘴村附近尚留有一段近十丈长的金代土城遗址。全城有十二门，每面三门，“正东曰宣曜、阳春、施仁，正西曰灏华、丽泽、彰义，正南曰丰宜、景风、端礼，正北曰通元（玄）、会城、崇智”①（《大金国志》卷三三，《燕京制度》。按，《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说“城门十三”，北面有四门，多一光泰门。历来研究者大都以为不可信，或以为光泰门即崇智门。但元好问记东平贾洵，“既而改内监，督燕都十三门之役”（《遗山文集》卷三四，《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和《金史》可以相印证。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全城基本上是一个正方形，但南北较东西略长。南墙正中的丰宜门和北墙正中的通元（玄）门遥遥相对，是纵贯南北的全城中轴线的两端。现在北京西南有一个地方，叫会城门村，就是会城门旧址。民间还习惯把广安门叫做彰义门，这也是沿袭金代的旧称（实际上彰义门旧址在广安门外西南）。
中都城内规则整齐，共分六十二坊。城的东半边即东南、东北，共二十坊：城的西半边即西南、西北，共四十二坊。每坊有坊门。中都城仍设两县分治，东为大兴，西为宛平。中都建成后，金朝政府曾下令征调“四方之民”“实京师”，因此中都人口比以前增加了很多。具体数字虽不可知，但整个大兴府（包括十县一镇）共有户二十二万五千余，比起辽代来，增加了一倍以上②（金朝大兴府所属的十县一镇，在辽代人口总计不到十万户，见《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四》），从这一事实也可以想见金代中都人口增长的情况了。
皇城在中都的中央而偏南。在兴修以前，完颜亮“遣画工写京师（指原北宋首都汴梁）宫室制度，至于阔狭修短曲画其数，授之左相张浩辈，按图以修之”③（《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张棣《金虏图经》）。可见，金的中都皇城宫室是模仿汴梁的宫室制度的，但是，其中也保留了辽代的一些原有的宫殿，例如仁政殿，并非完全从头来起。皇城周长九里三十步，有四门，正南是宣阳门，正东是宣华门，正西是玉华门，正北是拱宸门。宣阳门正对着丰宜门。在宣阳门内，有驰道和东西千步廊，再往北就是宫城，宫城的南门叫做应天门。在宣阳门与应天门之间，有太庙、尚书省、会同馆（接待其他政权使臣的场所）和一些官署，宣阳门、应天门和皇城北面的拱宸门，都在全城的中轴线上，说明皇城的建造和全城密切结合，有完整、周密的布局。
宫城内最主要的建筑是大安殿。它是金朝统治者举行重大仪式的地方。现在白纸坊西街城外段与滨河南路交叉处以北较大的一处遗址，可能就是金大安殿所在地。从大安殿往北，就是辽代的旧宫殿仁政殿，这是金朝皇帝平时上朝接见臣属的地方。宫殿内共有“殿三十六，楼阁倍之”。出宫城西边玉华门，是金朝统治者游览玩乐的园池，称为同乐园，里面有瑶池、蓬瀛、柳庄、杏村等名胜。
中都的宫殿“金碧翚飞，规模壮丽”①（《大金国志》卷三三，《燕京制度》），极尽奢侈华靡之能事。南宋的使臣也说它“穷奢极侈”②（范成大：《揽辔录》）。在建成后，有一次为了“改造殿庭诸陈设物”，即须“日用绣工一千二百人，二年毕事”③（《金史》卷八三，《张汝霖传》），仅此一项，可以想见，封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到了何等地步。
中都建成后，金朝又在中都城郊建立若干处离宫。大定十九年（1179年），金朝统治者在中都东北建造离宫，名大宁宫，经过几次改名，最后定名万宁宫。在这一离宫中，建有楼台亭阁和湖泊，“曲江两岸尽楼台”④（赵秉文：《滏水集》卷七，《扈跸万宁宫》），写出了当时的富丽景象。湖中有一座小岛，名叫琼华岛。琼华岛上的小山，传说是金朝灭北宋后将汴梁艮岳的假山石运来堆成的，小山上面便是著名的广寒殿。⑤（参见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据《纪录汇编》卷七明宣宗所作《御制广寒殿记》，明朝永乐帝说过，广寒殿所在小山“宋之艮岳也”。按，元代传说，蒙古族兴起北方时，“塞上有一山，形势雄伟，金人望气者，谓此山有王气，非我之利。金人谋欲厌胜之……乃大发卒，凿掘辇运至幽州城北，积累成山，因开挑海子，栽植花木，营构宫殿，以为游幸之所”。这就是琼华岛的由来。（参见陶宗仪：《辍耕录》卷一，《万岁山》）这两种说法都不一定可信。）金章宗时（1190—1208），皇帝常常于三、四月间到万宁宫，八月间再回到城内，每年差不多有半年时间住在那里。除万宁宫外，城南也有行宫，叫做建春宫：城西的香山、玉泉山也都有行宫。但以万宁宫的地位最为重要。
在中都建成后，金朝政府还曾开凿运河，想以此保证中都的物资供应。当时山东、河南、河北的税粮和其他征调的物资，都由水道运到通州（今北京通州区）。通州到中都，原来有漕渠可通，但因“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势易浅，舟胶不行”，所以常从事陆运，“人颇艰之”。金世宗大定五年（1165年），曾发“宫籍监户、东宫亲王人从及五百里内军夫，浚治”漕渠，但没有能解决问题。大定十年（1170年），“议决卢沟以通京师漕运”，即从中都西边卢沟河（今永定河）开口（称为“金口”）引水东下，经今八宝山北麓，入中都城北的护城河，直到通州以北，入潞水（今白河）。开凿这条运河，原想从此“诸路之物可径达京师”，结果渠成之后，“以地势高峻，水性混浊。峻则奔流漩洄，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实际上没有起多少作用。后来，因为害怕上游河水暴涨，泛滥成灾，干脆发工“塞之”①（《金史》卷二七，《河渠志》）。这一工程完全失败。通州到中都仍靠陆路运输。
中都建成后，金朝统治者还就加强中都与南北各地的交通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之一，便是卢沟桥的建造。卢沟桥渡口，自古以来便是燕蓟地区通往南方的要津，原来在这里设有浮桥和木梁桥。随着中都的建成，卢沟桥渡口的交通日益频繁，浮桥或木梁桥已不能适应需要。金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金朝统治者下令建造石桥，明昌三年（1192年）三月建成。新建的卢沟桥全长二百六十米五，宽七米五，桥下有十一个拱券，是当时我国北方最大的石桥。桥的石栏杆柱头，雕刻有千姿百态、神情生动的石狮子，是我国古代雕刻艺术的杰出成就。①（现在卢沟桥上共有各种大小狮子四百八十五个，多数是后代增补的。）这座宏伟瑰丽的石桥，是我国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13世纪下半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看到这座石桥，对它作了详细的描写，表示了由衷的钦佩。
和辽代一样，金朝的历代统治者也是狂热的佛教崇拜者。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佛教极盛，中都内外，除了原有的寺庙之外，又出现了不少新的庙宇，因此，“都城之内，招提兰若如棋布星列，无虑数百，其大者三十有六焉”②（《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大都路·奉福寺》）。金初，盛行的是佛教中的律宗，后来，禅宗取而代之，风靡一时。金朝后期，禅宗的万松和尚受到统治者的尊奉，声势显赫，在政治上很有影响。此外，金朝统治者对道教也很重视，著名的道观白云观，原建于唐开元时，金章宗时改建，当时叫太极宫，金章宗曾多次到这里。太极宫的历任提点，都受到统治者的宠遇。这所道观，屡经修治，至今犹存。金朝末期，全真道开始盛行。全真道提倡禁欲与苦行，有利于麻痹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因此也得到统治者的保护和提倡。中都内外，全真道道观相继兴建。
在中都郊区及京畿各县，女真族和汉族的官僚、贵族、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女真贵族利用政治权势，圈占很多土地，有的人占地达八百顷之多。③（参见《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三》）汉族的地主如京畿永清张氏，“家饶财，畜牧满野，上腴居邑之半”④（陆文圭：《墙东类稿》卷一三，《慈悟居士墓志铭》）。至于马、萧、刘、韩等世代豪门，更可想而知。金朝统治者还把原在东北的女真族人，按猛安（千户）、谋克（百户）的编制，迁到河北各地，其中有不少分布在中都郊区及京畿各县。金朝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是制造民族矛盾，加强自己的统治。为此，还从当地原有的土地中一再“拘刷”良田来分配给他们，结果，受害的主要是汉族劳动人民。但是，真正从中得到好处的是猛安、谋克中的上层人物，他们得到大量良田，再出租给汉族劳动人民耕作，收取地租，自己则“惟酒是务”，过着不劳而食的腐朽生活。而猛安、谋克中的下层群众，只能分到一点甚至根本分不到土地，“砍芦为席，或斩刍以自给”①（《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过着十分困苦的生活。很清楚，中都地区广大农村中的基本矛盾，是以女真、汉等族地主为一方，女真、汉等族劳动人民为另一方的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
13世纪初，北方草原蒙古族兴起。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号成吉思汗。1210年，成吉思汗发动了对金朝的战争。1211年9月，大败金军，从间道夺取了中都西北的居庸关。对于中都来说，“居庸最为要害”，居庸一失，中都立刻受到威胁，因此金朝统治者十分恐慌，急忙下令戒严，但是，蒙古军没有集中力量进攻中都，而是分兵掠取河北、山西的一些州县，还袭取金朝的群牧监的马匹，“几百万匹，分属诸军”，壮大了自己的力量，遂即退去。②（参见《元史》卷一，《太祖纪》：卷一二二，《槊直腯鲁华传》。）蒙古军的进攻引起了金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1213年8月，金军将领胡沙虎发动政变，带领军队从北面突入中都的通玄门和西边的彰义门，杀死金帝完颜永济，另立完颜珣为帝，这就是金宣宗。十月，金军其他将领又杀死胡沙虎。这时蒙古军再次发动进攻，“河北郡县尽拔”，从河北到山东，只有中都等十一城尚为金朝保有。贞祐二年（1214年），金朝遣使求和，蒙古军勒索大批金帛、童男女和马匹，于四月间由居庸关退出。五月，金宣宗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以皇太子留守中都。这次迁都实际上是十分狼狈的逃窜，随着统治者的出走，中都的许多居民也仓皇逃散，流离失所。“卷地狂风吹塞沙”，元初大剧作家关汉卿的作品《闺怨佳人拜月亭》，便是以这次迁都为背景，描述了广大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情况。成吉思汗听到了金朝南迁的消息，十分恼怒，认为金朝并不是真正想要议和，只是一种缓兵之计。于是又发动了对金的战争。
蒙古军这次的出征路线分两路。一路以木华黎为统帅，征辽东：一路以三合拔都和契丹人石抹明安等为统帅，引兵南进。在金朝政府南迁途中，主要由契丹族组成的糺军叛变，投降了南进的蒙古军。糺军熟悉河北地理，就为蒙古军作先锋，夺取了河北许多地方。金皇太子闻讯，连忙南逃，留下丞相完颜承晖、尚书左丞抹撚尽忠等守卫中都。贞祐三年（1215年）正月，蒙古军取通州，逼近中都。中都金军将领右副元帅蒲察七斤出降。“七斤既降，城中无有固志”，而且城中粮食来源完全断绝，“人相食”①（《元史》卷一五三，《王檝传》。《金史》卷一〇一，《承晖传》、《抹撚尽忠传》），处于绝境。金朝两次派兵来援，都在中途被击溃。四月，蒙古军“攻万宁宫，克之”。兵临中都城下。五月初，完颜承晖自杀，抹撚尽忠开通玄门逃跑，“城中官属父老缁素，开门请降”②（《元史》卷一五〇，《石抹明安传》）。中都自此归于大蒙古国统治之下，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大安三年（1211年），就在蒙古军大举进攻前夕，中都曾发生大火，“延烧万余家，火五日不绝”，城市受到很大破坏。在蒙古军攻取中都过程中，城市进一步遭到破坏，“雄丽为古今之冠”③（《大金国志》卷二三，《东海郡侯纪下》。）的中都宫殿，有不少在围城中因缺乏柴薪，陆续被拆除，但还保留下了一部分。总的来说，中都城已相当残破了。
大蒙古国的著名政治家耶律楚材，原来是完颜承晖属下的一名官员。他当时也在被围的中都城中，亲身经历了这一历史事件。后来，他在一首诗中简要地叙述了中都城陷落的经过：
天子潜巡狩，宗臣严守陴。
山西尽荆枳，河朔半豺狸。
食尽谋安出，兵羸力不支。
长围重数匝，久困再周期。
太液生秋草，姑苏游野麋。
忠臣全节死，余众入降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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