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断事官们统治下的燕京
蒙古军进入中都以后，取消了中都这一名称，重新改名为燕京，同时设置了燕京路总管大兴府，管理京畿地区。①（参见《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起初，燕京的形势是很不稳定的，河北的许多地方，都为封建军阀所把持，山头林立。这些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反复无常，动摇于金朝和大蒙古国之间。燕京南面的信安（今属河北霸州），当时为军阀张甫所占有，他一度投降蒙古，不久又倒向金朝，并出兵掠取燕京周围各县，使燕京城受到很大威胁。守城的官员甚至被吓得引水环城，阻绝内外交通，用来防止张甫的进攻。②（参见《元史》卷一五三，《王檝传》）因为害怕城内有人作内应，大蒙古国还大肆搜捕，杀了不少人。③（当时耶律楚材坚决主张用重刑，他的理由是：“信安咫尺未下，若不惩戒，恐致大乱。”（《国朝文类》卷五七，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可见大蒙古国对信安张甫是视为腹心之患的。）元太宗窝阔台攻陷汴梁，金朝灭亡（1234年）以后，信安也跟着投降，局势才逐渐稳定下来。
大蒙古国创建之初，官制很简单，除了万户、千户、百户、牌子头（十户长）这一套十进制的军政合一组织之外，还设有札鲁忽赤，即断事官，管理“奸盗、诈伪、婚姻、驱良等事”①（《元典章》卷四九，《刑部一一·强窃盗》）。当占领以汉族为主的广大农业地区以后，原有的简单官制已不能适应需要，于是就沿袭金朝的制度，在燕京建立行尚书省，也叫行台，代表大蒙古国，管理“汉地”的有关事宜。行省的长官，由蒙古国派出札鲁忽赤即断事官充任，经常同时有数人。此外，还仿效金朝制度，设置了燕京留守长官（或称留后长官），专门管理燕京的事务。燕京留守长官均兼任行省长官。从占领中都到忽必烈即位以前，先后受命为断事官前来充当燕京行省长官的有契丹人石抹明安、石抹咸得不父子和耶律阿海，色目人牙剌瓦赤、赛典赤，蒙古人不只儿以及汉人刘敏等。
断事官有很大权力。他们是大蒙古国统治者的代表，“得专生杀，多倚势作威”②（《元史》卷一二五，《布鲁海牙传》）。断事官、燕京留守石抹咸得不“尤贪暴，杀人盈市”。他的亲属及“势家子”，光天化日之下就在燕京城内拉着车子抢东西，“不与，则杀之”③（《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断事官不只儿“视事一日，杀二十八人”：其中有一人已“杖而释之”，正好有人献环刀，不只儿就“追还所杖者，手试刀斩之”④（《元史》卷四，《世祖纪一》）。色目人牙剌瓦赤出身商人，专门替大蒙古国统治者做买卖，搜刮财物。他原在中亚做官，元太宗十三年（1241年）向窝阔台汗请求“治汉民”，被委派为燕京行省长官，来到燕京。他“惟事货赂”，事无大小，都伸手要钱，在他属下的各级官吏，也都“竞以掊克入媚”⑤（《国朝名臣事略》卷八，《姚文献公》）。这些权贵们的横行霸道，给燕京人民带来了很大苦难。
远在漠北的大蒙古国统治者，最关心的是从燕京地区榨取各种财物。中都一攻下，成吉思汗立即派人来“籍中都帑藏”⑥（《元史》卷一，《太祖纪》），刮走了大批金银和缎匹。后来，继续“不时自草地差官出汉地定差发（赋役———引者）”。元太宗窝阔台差贵族忽都虎到燕京定差发，“下至教学行及乞儿行，亦出银作差发”。连乞丐都不得免税，其他人更可想而知。那些教学行的文人们为此写下了一首打油诗：“教学行中要纳银，生徒寥落太清贫。……相将共告胡丞相（忽都虎———引者），免了之时捺杀因（蒙古语很好之意———引者）。”除了征取丝和银之外，“使臣经从，调遣军马，粮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时计其合用之数，科率民户”。燕京地区的居民，“甚以为苦，怨愤彻天，然终无如之何也”①（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
大蒙古国统治者还把燕京的许多土地和民户，分拨给贵族和功臣。成吉思汗赏赐功臣镇海地土，“命于城中环射四箭，凡箭所至园池邸舍之处，悉以赐之”②（《元史》卷一二〇，《镇海传》）。对另一个功臣札八儿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引弓射之，随箭所落”③（同上书，《札八儿火者传》）都属札八儿所有。这种赐地方式，根本不考虑原住居民的死活，不知使多少人流离失所。大蒙古国在灭金后，调查登记“汉地”户籍，将其中很大一部分分封给贵族和功臣，在燕京得到封户的有耶律楚材、贾答剌罕、布八火儿赤、昔里吉万户、徐都官人等。这些受封者，即称为“投下”（皇族则称“位下”）。“投下”所属民户，按规定都要在完成国家赋税之外另向本投下缴纳五户丝，即每五户出丝一斤。实际上，投下户的负担远不止此。那些贵族、功臣经常巧立名目，任意勒索，甚至私设公堂，拷打追征。这些投下户的遭遇，比起一般民户来，是更加悲惨的。
燕京经历了长期的包围，城市遭到很大破坏。蒙古军入城之初，城内正发生饥荒，又死了不少人。在断事官们的残酷统治下，燕京城很长时间内没有能恢复过来，满目荒凉，有的水井中堆积着“枯骸”④（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李仲宾谈鬼》），以致流行着闹鬼的传说。“可怜一片繁华地，空见春风长绿蒿。”⑤（《国朝文类》卷六，魏璠《燕城书事》）燕京城已残破不堪了。
二、燕京—中都—大都
大蒙古汗统治燕京半个世纪以后，即13世纪的60年代，燕京的地位起了新的变化。
大蒙古汗统治集团内部，为了争权夺利，不断爆发激烈的斗争。在成吉思汗生前，为了汗位继承问题，他的几个儿子就发生过冲突。作为一种妥协，成吉思汗选中了第三个儿子窝阔台作继承人，这就是元太宗。但是，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幼子才能继承父亲的产业，其他诸子应分立门户。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在分封时得到蒙古本土，在成吉思汗死后分得的军队也最多，势力强大。窝阔台对他心存猜忌，就以自己患病需要找替身为名，将拖雷毒死。窝阔台死后，由其子贵由继位。贵由统治期间，“法度不一，内外离心”，不到三年即死去。死后，其妻海迷失暂理国事。这时拖雷诸子均已长成，暗中笼络一部分蒙古贵族，利用“忽里勒台”（蒙古贵族和军事首领的大聚会，新汗都要由这种聚会选出），推选拖雷的长子蒙哥为汗，把窝阔台一系的势力打了下去。
蒙哥当上汗以后，一方面派自己的亲信去燕京行省充当断事官，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兄弟忽必烈（拖雷的第四子）管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①（元史》卷四，《世祖纪一》）。这样，在“汉地”实际上形成了两个互相牵制的政权系统。忽必烈受命以后，把自己的营帐移到靠近“汉地”的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和抚州（今河北张北）之间的金莲川，很快就在那里建立城邑，取名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并经营宫室，作为自己长期居留的地方。他在开平“招集天下英俊，访问治道”。所谓“英俊”，就是汉族地主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姚枢、海云（佛教僧侣）、刘秉忠、张德辉、元好问等，以及一些汉族军阀：所谓“治道”，就是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经验。忽必烈接受这些人的意见，在“汉地”的部分地区（河南、关陕）进行了某些改革，“其法：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滥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①（姚燧：《牧庵集》卷一五，《姚文献公神道碑》。）。这些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对燕京行省断事官们的胡作非为，忽必烈表示了不满。但是，断事官们都是蒙哥的亲信，忽必烈对燕京及其周围地区的事务，实际上完全不能过问。
忽必烈在“汉地”采取的一些措施，使他的声望大为提高，得到了汉族地主的拥护。这就引起了蒙哥及其亲信的猜忌，认为“是心异矣”，“大为钩考”，要追查忽必烈的所作所为。后来依靠汉族谋士的出谋划策，忽必烈才得以幸免于难，但是他所设置的一些机构和改革措施，也就因此废止了。②（姚燧：《牧庵集》卷一五，《姚文献公神道碑》。）
1258年，蒙哥大举攻南宋。他自己率领军队由关中攻四川，命忽必烈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第二年七月，蒙哥在四川合州钓鱼山战死。围绕着汗位继承问题，大蒙古国统治集团内部又爆发了激烈的斗争。拖雷的幼子阿里不哥纠集部分蒙古贵族，在漠北和林称汗，同时派遣亲信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企图把燕京作为他们控制“汉地”的据点。脱里赤还在燕京及周围地区大肆“括兵”（征调百姓充军），准备阻挡忽必烈回军。忽必烈得到消息，立即与南宋议和，乘脱里赤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之际，迅速北撤。在这一年的年底，全军赶到燕京，清除了亲阿里不哥的势力，控制了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稳定了“汉地”的局势。③（参见《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忽必烈在燕京近郊住了两三个月，便于1260年3月，由燕京前往开平，召集一部分贵族、将领聚会，即位称汗。于是，在大漠南北，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两兄弟之间，展开了大规模的战争。由于忽必烈既拥有部分蒙古贵族、将领的支持，又得到汉族地主的拥戴，有“汉地”丰富的物资作后盾，因而很快便打败了阿里不哥，取得了胜利。燕京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军事基地的作用，军用的粮食和许多其他物资都先集中到这里，再运往开平：不少军队也先在这里集中，再调往前方。
在登上汗位前后，不断有人向忽必烈提出建都燕京的问题。在即位以前，蒙古贵族霸突鲁对忽必烈说：“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①（《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附霸突鲁传》）即位以后，汉族谋士郝经等人也提出了“都燕”的建议，理由是：“燕都东控辽碣，西连三晋，背负关岭，瞰临河朔，南面以莅天下。”②（郝经：《郝文忠公集》卷三二，《便宜新政》）从这些话看，他们都强调燕京优越的地理位置，便于控制四方。忽必烈对他们的建议是重视的，他决定将政治中心南移，不再以漠北的和林作首都。但是为了照顾蒙古贵族们的习惯，避免引起更多的反对，他在即位之初，采取两都制，每年来往于燕京与开平之间，在燕京过冬，在开平度夏，而以位于草原上的开平为主要都城，以燕京为陪都。中央行政机构中书省就设在开平，而在燕京分立行中书省。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正式定名开平为上都。第二年（1264年）八月，又将燕京改为中都。
忽必烈上台，意味着蒙汉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进一步加强。他积极采用汉族封建地主阶级的各种统治经验，模仿前代封建王朝的样式，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颁布各种制度法令。用当时的话来说，这些就叫做采用“汉法”。采用“汉法”的结果，使一些蒙古贵族的势力有所削弱，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北方原来混乱的情况有了一些改变，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正式将国号改为大元，“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③（《国朝文类》卷四〇，《经世大典序录·帝号》）。忽必烈用“大元”来取代“大蒙古国”，表明他意识到自己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统治者，采用“大元”国号，正是他积极推行“汉法”的一个标志。
在积极推行“汉法”过程中，忽必烈大力经营都城，在中都附近建立起一座新城。采用“大元”国号的次年，即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忽必烈命名新城为大都，而原中都城则成了大都的一个组成部分。大都成为首都，上都的地位便相应起了变化，由主要都城改而成为陪都。“维昔之燕，城南废郛。维今之燕，天下大都。”①（黄文仲：《天下同文》前甲集卷一六，《大都赋》）旧城不过是新城南边的废郛，新城则是当今天下最大的都城。在历史上，北京从此开始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忽必烈采用“汉法”，建都大都，不是没有斗争的。少数保守的蒙古贵族对此坚决反对，他们派遣使者质问忽必烈道：“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②（《元史》卷一二五，《高智耀传》）忽必烈不顾他们的反对，继续坚持原来的方针。这是因为，北方比较落后的游牧民族的统治者，进入中原以后，如果要适应当地原有的经济状况，就必须采用“汉法”：如果坚持本民族原有的生产方式，一味从事掠夺，就只能导致垮台。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忽必烈刚上台不久，就有人向他指出：“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其他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相继。”③（许衡：《鲁斋文集》卷二，《立国规模》）忽必烈为了巩固统治，不能不采用“汉法”，也不能不把政治中心南移，建都大都。他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于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三、大都城是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
屡经战火、残破不堪的燕京，在大蒙古国统治了半个世纪之后，依旧是个破烂的城市。战争中残存下来的一部分宫殿，在大蒙古国接管中都的第三年（1217年）又发生一次火灾，剩下的大概已经没有什么了。④（参见程钜夫：《雪楼集》卷九，《旃檀佛记》。按，元代官私文献中都没有提到原中都城的宫殿，可见已经完全不存在了。繁华富丽的大安殿已变成一堆瓦砾，“野花迷辇路，落叶满宫沟”（迺贤：《金台集》卷二，《南城咏古十六首》），元代在它的基址上盖起了酒家寿安楼。）忽必烈即位初期，每次来到燕京，总是住在“近郊”，大概是残存的某处金代离宫。过了几年以后，开始重建琼华岛。
琼华岛原是金朝离宫万宁宫的组成部分。蒙古军在占领中都以前，先攻占了万宁宫。蒙古军对这座离宫进行了焚掠，使它遭到很大破坏。只有琼华岛因为在湖泊之中，至少有部分建筑（如岛巅的广寒殿）得以保存下来。大蒙古国统治者占领华北广大地区之后，积极扶植中原地区的各种宗教，当时流行的全真道（道教的一个流派）也得到重视。全真道首领丘处机曾为成吉思汗所召见，长途跋涉，远赴中亚。由中亚归来后，丘处机住在燕京，燕京行省石抹咸得不、札八儿等“施琼华岛为[道]观”①（陈时可：《长春真人本行碑》，引自《日下旧闻考》卷九四，《郊坰》），而且禁止在琼华岛周围“樵采”，因而“樵薪捕鱼者绝迹”②（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不久，大蒙古国统治者又将琼华岛改名为万安宫。但在丘处机死后不久，全真道的道士们就拆毁了琼华岛上的广寒殿，“从教尽刬琼华了，留在西山尽泪垂”③（元好问：《元遗山诗集笺注》卷九，《出都》。作者在这首诗的注中说：“万宁宫有琼华岛，绝顶广寒殿，近为黄冠辈所撤。”元好问作这首诗的时间是蒙古乃马真后二年（1243年），参见施国祁：《元遗山全集年谱》）。琼华岛从此也和万宁宫的其他建筑一样，成为一片废墟。1253年，郝经“由万宁故宫，登琼华岛”，颇有感慨地写道：“悲风射关（指居庸关———引者），枯石荒残，琼花树死，太液池干。游子目之而兴叹，故老思之而泪潸。”④（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一，《琼华岛赋》）1260年，王恽游览琼华岛，也赋诗道：“蓬莱云气海中央，薰彻琼华露影香。一炬忽收天上去，谩从焦土说阿房。……玉云仙岛戴灵鳌，老尽琼华到野蒿。惆怅津阳门外去，春风飘乱酒旗高。”⑤（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四，《游琼华岛》）长满野蒿、满目荒残的琼华岛，已经成为诗人凭吊的古迹了。
忽必烈即位后不久，就仿效金代制度，在燕京成立了职责为修建宫殿的机构修内司和祗应司。中统四年（1263年），色目人亦黑迭儿建议修琼华岛，忽必烈没有同意。但是，很快他就改变了主意。至元元年（1264年）二月，开始修建琼华岛。⑥（参见《元史》卷四，《世祖纪一》。按，有的记载说：“（中统）四年，修万寿山宫殿，命（鲜卑仲吉）董之。”（《永乐大典》卷二八〇六，《卑》字门鲜卑仲吉条）据此，则中统四年（1263年）已经开始修建了。又有记载说，琼花（华）岛“中统三年修缮之”（陶宗仪：《辍耕录》卷一，《万岁山》），这个时间有待进一步考证。）在这两年间，修内司和祗应司的机构和人员都扩大了。修内司下面原来只有一个大木局，这时增加了小木局、泥厦局、车局、妆钉局、铜局、竹作局、绳局等。祗应司也由原来的三局（油漆、画、裱褙三局）增为五局（增销金、烧红二局）。此外，还成立了“凡精巧之艺，杂作匠户，无不隶焉”①（《元史》卷九〇，《百官志六》）的御用器物局以及窑场、玻璃局和犀象牙局等。从这些机构的设置可以看出，忽必烈已经决定要大规模修建宫殿了。新的广寒殿很快便在原“广寒之废基”②（《国朝文类》卷四七，徐世隆《广寒殿上梁文》广寒殿直到明万历七年（1579年）才全部倒塌，梁上发现金钱“至元通宝”一百二十文。见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一八，《杂著》。沈德符：《野获编》卷一，《广寒殿》。）上建造了起来。中统五年，也就是至元元年（1264年）十月，忽必烈在“万寿山殿”会见高丽国王，说明新殿此时已经落成。第二年（1265年）十二月，忽必烈命工匠制作了“渎山大玉海”（酒缸），放置在广寒殿里。这个“渎山大玉海”，“玉有白章，随其形刻为鸟兽出没于波涛之状，其大可贮酒三十余石”，在元代一直安置在广寒殿。元朝灭亡以后，“渎山大玉海”也历经沧桑，后来落到皇城内一所道观中作腌菜坛子。清朝乾隆年间被重新发现，移置到北海团城承光殿前亭子内，至今尚存。广寒殿落成以后，一直到至元三年（1266年），修建琼华岛的其他工程还在继续进行。③（参见《元史》卷九九，《兵志二·宿卫》：卷一五四，《洪君祥传》）
在重建琼华岛广寒殿的同时，忽必烈着手组织力量，准备在原燕京城的东北，从头建造一座新的都城。
燕京城旧址，历史悠久，其时已有千余年。忽必烈不在旧城基础上修葺补充，而是另觅新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燕京城过于残破，特别是原来的宫殿已荡然无存，重新修葺还不如新建来得省事。二是燕京城的水源主要依靠城西莲花池水系，水量不足，“土泉疏恶”①（陆文圭：《墙东类稿》卷一二，《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墓志铭》。这是见于文献的关于水源与放弃旧城之间关系的唯一记载），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忽必烈决定在原燕京城东北建造新都，也是经过周密考虑的。这里有新修葺的琼华岛，可以作为新城宫殿的基础，同时，琼华岛周围的湖泊，上接高梁河，水源兴旺，较能满足新建城市的需要。②（参见侯仁之：《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5（1）。）
大都新城的主要设计者是刘秉忠。他是元初政治舞台上一个特殊的人物，原来是一个“刀笔吏”，后来出家当和尚，“博学多材艺”，经佛教临济宗领袖海云的推荐，成了忽必烈的幕僚，受到特殊的宠任。上都开平，是由他选择基址进行设计的。开平建成后，忽必烈“又命秉忠筑中都（即大都———引者）城”③（《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大都城的整个建造，都是在他“经画指授”④（陆文圭：《墙东类稿》卷一二，《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墓志铭》）下进行的。参与城址选择与设计的还有赵秉温，他奉忽必烈之命，“与太保刘公同相宅”，“图上山川形势城郭经纬与夫祖社朝市之位，经营制作之方。帝命有司稽图赴功”⑤（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二，《赵文昭公行状》）。具体负责领导修建工程的有汉族将领张柔、张弘略父子⑥（参见《元史》卷一四七，《张柔传附张弘略传》），行工部尚书段桢（段天祐）⑦（参见《元史》卷六，《世祖纪三》），蒙古人野速不花⑧（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三，《大都城隍庙碑》），女真人高觿⑨（参见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七，《高鲁王神道碑》按，陆文圭《墙东类稿》卷一二《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墓志铭》中所说“命近臣伊苏布哈典其役（营大都———引者）”，伊苏布哈即野速不花。既云“近臣”，恐系怯薛中人员。），色目人也黑迭儿①（参见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九，《马合马沙碑》。过去有人说也黑迭儿是大都城的主要设计建造者，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等。在这些人中，段桢所起作用比较大，他不仅自始至终参与了大都城的修建工作，而且后来长期担任大都留守，大都城建成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城墙、宫殿、官署、河道的维修和增设，也是他负责经管的。
“岁在丁卯，以正月丁未之吉，始城大都。”②（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三，《大都城隍庙碑》）丁卯是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丁未是个黄道吉日，就在这一天破土动工。至元十三年（1276年）大都城建成。①（参见《元史》卷一四七，《张弘略传》）至元二十年（1283年），城内的修建基本完成。这一年，元朝政府把旧城的商铺和政府衙门、税务机构等迁入新城。同年，还为大都城门设立负责警卫的门尉。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建立了管理大都的机构留守司和大都路总管府。到了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朝政府又规定了“旧城居民”迁居新城的办法：“以赀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②（《元史》卷一三，《世祖纪一〇》）大都城的建造工作，历经十余年的时间，可以说至此告一段落。
大都皇城和宫城、宫殿的修造，比大都城要早一些，在至元三年（1266年）就开始了。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又专门成立了管理皇城和宫城、宫殿施工的机构提点宫城所。“周回九里三十步”的宫城，是在“至元八年八月十七日申时动工，明年三月十五日即工”③（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按，《元史》卷六《世祖纪三》记，至元五年（1268年）十月戊戌，“宫城成”。何者为是，有待进一步考证。）的。至元十年（1273年），“初建正殿、寝殿、香阁、周庑两翼室”。这指的是最主要的大殿大明殿。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帝（忽必烈———引者）始御正殿，受皇太子诸王百官朝贺”。同年“起阁南直大殿及东西殿”④（《元史》卷八，《世祖纪五》）。以后仍陆续有所添造。在完成宫城内的宫殿建筑的同时，至元十一年（1274年）四月，“初建东宫”，或称皇太子宫，亦即隆福宫，这也是一组具有很大规模的建筑群，位于皇城西南。到了元代中叶，又修建了另一组建筑群，即兴圣宫，位在隆福宫之后，皇城西北。
除了大都城和皇城、宫城、宫殿、官署的建造外，为解决大都的供水问题，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水利工程。主要包括三项：
第一项是至元三年（1266年），配合大都城的修建，重开在金代已经堵塞的金口的工程。目的是“导卢沟水以漕西山木石”⑤（《元史》卷六，《世祖纪三》），提供建筑材料。这项工程的倡议者是大科学家郭守敬。他鉴于前代开金口失败的教训，提出在“金口西预开减水口，西南还大河，令其深广，以防涨水之患”①（《国朝文类》卷五〇，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重开后，对大都的修建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金口上游浑河的河水泥沙很多，再加上水势特别湍急，时间一久，又发生问题。如至元九年（1272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下了两天大雨，立即“流潦弥漫”，旧城通玄门外“金口黄浪如屋，新建桥庑及各门旧桥五六座，一时摧败，如拉朽漂枯，长楣巨栋不知所之”。河水已经冲到新城的城脚。所以有人又提出“塞金口为便”②（魏初：《青崖集》卷四，《奏议》）。但当时未实行。到了大德五年（1301年），浑河水势浩大，郭守敬斟酌情况，“又将金口已上河身，用砂石杂土尽行堵闭”③（《元史》卷六六，《河渠志三·金口河》）。后来，元朝末年，又曾重开金口，但再一次以失败告终。④（参见《元史》卷六六，《河渠志三·金口河》：本书上篇第五章《大都的经济生活·手工业》。）
第二项是金水河工程。金水河是专供宫苑用的水流。它的源头是玉泉山诸泉之水，经过专辟的渠道，流入城内。但何时开辟，没有明确的记载。有一条材料说：“中统初，定鼎于燕，召公（宁玉———引者）充河道官，疏浚玉泉河渠。”⑤（阎复：《静轩集》卷五，《宁公神道碑铭》）此事可能与金水河有关。
第三项是通惠河工程。由运河和海道漕运的物资，都以通州为终点。如何把通州积贮的物资运到大都，是个很大的问题。金朝作过努力，但失败了。元朝继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任务也落到郭守敬的肩上。中统三年（1262年），郭守敬建议重开前代旧漕渠，“东至通州，权以玉泉水引入行舟”⑥（《国朝文类》卷五〇，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但当时未能实行。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郭守敬在深入考察地理条件的基础之上，提出更为完善的新建议。他主张引昌平白浮泉⑦（在大都城西北六十里外神山（今凤凰山）下。）水，“西折而南，经瓮山泊，自西水门入城，环汇于积水潭。复东而折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每十里一置牐。比至通州，凡为牐七。距牐里许，上重置斗门，互为提阏，以过舟止水”①（《国朝文类》卷五〇，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按，牐的用途是“以时蓄泄水行船”，因为大都的地势比通州要高，所以采用这种办法。初修通惠河时河牐用木，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诸牐皆腐”，易之以石。参见宋褧：《燕石集》卷一三，《都水监改修庆丰石牐记》。）。他的建议得到忽必烈批准，并命他和段桢、范文虎等主持这一工程。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秋天动工，第二年秋天完工②（《元史》卷一七，《世祖纪一四》系此事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八月丙午条下。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一《贺雨诗序》亦言：“通惠河自壬辰秋开治。”但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以为“首事于二十九年之春”，恐不确。），共“浚通州至大都漕河十有四，役军匠二万人，又凿六渠灌昌平诸水”③（《元史》卷一七，《世祖纪一四》），全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十步。通惠河工程完成后，运粮船可由通州直达大都城内，积水潭中出现了“舳舻蔽水”的盛况。
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大都城就是各族劳动人民无数血汗的结晶。大都建造所需的木材、石料及其他建筑材料，有的来自大都郊区山中，有的是从东北“浮海”而来的，有的则是拆撤汴梁的建筑经由水道、陆路多方运来的。宫内御榻所需木材则是从高丽（今朝鲜）运来的。采伐和运输建筑材料，都需要大量劳动力。仅负责采石的役夫经常就有两千余户。①（参见《元史》卷九〇，《百官志六》）至元四年（1267年），为了“伐木作大都城门”②（赵孟：《松雪斋文集》卷八，《蔚州杨氏先莹碑铭》），即用了三千人。营建同样需要大量劳动力，单单至元八年（1271年）修筑宫城就征发了“中都、真定、顺天、河间、平滦”③（《元史》卷七，《世祖纪四》）等地两万八千余人。这一年有人估计，大都路“打造石材、搬运木植及一切营造等处”，就“不下一百五六十万工”④（魏初：《青崖集》卷四，《奏议》）。如果按全部工程估算，所费劳动力一定是十分惊人的。正是成千上万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才建成了雄伟壮丽、震动世界的大都城。
但是，封建地主阶级既窃取了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也抹杀了他们所作的贡献。只有极个别人的名字，因为偶然的机会，才得以流传下来，杨琼便是这样的一个。杨琼是曲阳（今河北曲阳）人，世代都当石工。杨琼从小就学习雕石工艺，能自出新意，人莫能及。营建大都时，他奉召来京，受到赏识，负责管理石匠，大都城郭宫殿的许多石雕，都出自他之手。灵星门内金水河上的三座白石桥（周桥），就是由他设计建造的。杨琼对大都城的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可以想见，在其他方面，一定也有类似杨琼这样的人物，遗憾的是他们的名字和事迹都没有保留下来。
大都的修建，是由封建统治阶级组织进行的。他们出于本阶级的私利，在修建过程中，对劳动人民多方进行榨取和压迫。劳动人民除了出工之外，还要供应各种物资和车辆，如至元八年（1271年）“和买秆草烧草又不下数十百万束，料粟不下数十万石，车具不下数千余辆，其余杂细不能缕数也”，表面上，元朝政府规定“供役人夫”，都支“盐粮工价”：征用车辆，也要出钱，叫做“和雇”：向民间要的其他物资，也都出价，叫做“和买”。实则，这些钱都经各级官吏多方克扣，“行移迁调，有数年不得足其价者”①（魏初：《青崖集》卷四，《奏议》）。名为两相情愿的“和雇”、“和买”，实际上都是强迫劳动人民承担的义务。
大都营建的前十余年，元朝政府正在紧张地进行对南宋的战争。起初，元朝政府集中了十万军队，围困汉水上游南宋的军事重镇襄、樊（襄阳、樊城）。襄、樊攻克后，元军顺流而下，大举攻南宋，为此又佥发了十万人充军，总计出动军队二十万人。当时元朝控制下的北方，总共不过一百四五十万户，抽调这样一大批劳动力从军，再加上为军事活动服务的劳动力（站户等），农村中实际从事生产的劳动力是非常紧张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元朝政府还要大兴力役，修建大都，其结果必然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不仅如此，在修建过程中，大都地区“连年蝗、旱，百姓饥乏者众”②（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四，《为不宜先浚新城壕堑事状》）。但除偶然的情况之外，修建并不停止，而且不分季节，“自春徂秋”。连当时的官员们都不得不承认，这种做法不顾人民死活，“实于农务有所妨夺”③（魏初：《青崖集》卷四，《奏议》）。忽必烈是个封建统治者，尽管他比起以前的统治者来说，要高明一些，知道发展生产的重要，但是，他的利益与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之间是根本冲突的。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他首先和主要关心的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在修建过程中，没有也绝不可能作合理的安排。大都的修建，使“民力不胜烦扰”，百姓往往“逃避隐匿”。封建统治者的暴政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很大的苦难。
四、大都的人口
根据至元七年（1270年）的统计，中都路共有户十四万七千五百九十，口四十万一千三百五十。④（参见《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至于中都城（即燕京）有多少户口，没有记载可以说明。在大都新城落成后，旧城的大部分居民迁入新城，此外，从全国各地还徙来了不少人口。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京师民物日以阜繁”①（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游长春宫诗序》），大都人口，肯定有更多的增加。但是，在至元七年以后，元朝政府再没有对北方人口进行过统计，大都到底有多少居民，是不清楚的。
按照当时一般说法，大都城居民有十万户左右。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朝统治者说：“大都民有十万。”②（《大元仓库记》）元代前期的文人王恽在他的一首诗中说到“波及都城十万家”③（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八，《宫井七绝》），在另一处提到“都城十万家”④（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日蚀诗》）。元代中期，宋褧在一首描写大都景物的诗中也说“寂寞东风十万家”⑤（宋褧：《燕石集》卷八，《三月一日杂诗四首》）。可见，这是元代一般公认的一个数字。直到明初还有人说“燕城居人十万家”⑥（童冀：《尚斋集》卷五，《追和东坡石炭诗韵奉简衍公》）。
元代户和口的比例，通常一户有四五口。按此推算，大都居民应有四五十万人。
元顺帝后至元六年（1340年），丞相脱脱等说“大都人烟百万”⑦（权衡：《庚申外史》卷上。）。这个数字说明大都人口到元代后期又有不少增加，当然，也可能有一些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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