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墙和城门
城墙和城门大都“城方六十里，十一门”①（《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实际上全城是一个南北略长的长方形。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实地测量，周围共约两万八千六百米。②（参见《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载《考古》，1972（1）。）明初，缩减北城，因此大都城的北墙和东、西两面墙的北段，均被废弃，现在北京德胜门外还保存着当年大都城墙的遗迹。东、西两面城墙的南段，和明清两代北京城的东、西墙一致。南面城墙，在今东、西长安街的南侧。南墙西段，定基时“正直庆寿寺海云、可庵两师塔”，忽必烈特别下令“远三十步许环而筑之”③（《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大都路》。关于海云，参见本书上篇第六章《大都的文化生活·宗教》。）。因此，南墙在靠近大庆寿寺双塔的地方，向外弯曲，绕开双塔。④（大庆寿寺双塔，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扩建长安街时，始被拆除。）这样，南墙西段中有一小段呈弧形，不再是直线。
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经实测，基部宽达二十四米。为了加固城墙，在夯土中使用了“永定柱”（竖柱）和“纴木”（横木）。城墙的基宽、高和顶宽的比例是3∶2∶1。①（参见《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载《考古》，1972（1）。）这和当时修筑工程的技术标准是一致的。②（参见赡思：《河防通议》卷上，《筑城物料》。）大都城墙所使用的我国传统的版筑技术，曾经引起当时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的注意，将它写进了著名的通史著作《史集》里。③（[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324页，北京，商务印馆，1985。）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也描写了大都的城墙，他说：“墙根厚十步，然愈高愈削，墙头仅厚三步。”④（《马可·波罗行纪》，第2卷第84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这和现在实测的比例是很相近的。
北方雨水集中，土城的防雨排水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听凭雨水冲刷，时间一久，城墙很易倒塌。因此，在兴建土城墙时，就引起过争论。“至元八年，城大都。板干方新，数为霖雨所堕。或议辇石运甓为固。公（王庆端，时为千户———引者）言：‘车驾巡幸两都，岁以为常。且圣人有金城，奚事劳民，重兴大役！’因献苇城之策。诏用公言，所省巨万计。”⑤（阎复：《常山贞石志》卷一七，《王公神道碑铭》。程钜夫《雪楼集》卷一七《冀国王忠穆公墓碑》亦言及此事。但《元史》卷一五一《王善附王庆端传》未曾提及。）王庆端提出的“苇城”防水，就是“以苇排编，自下砌上”，将整个土墙用苇遮盖起来，以防雨水将土墙“摧塌”。为此，元朝政府专门在文明门（今崇文门内）设立了苇场，“收苇以蓑城，每岁收百万”⑥（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纪》引《析津志》。）。后来，元朝政府还抽调部分军队成立武卫，“专掌缮理宫城”⑦（《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二，《吴公行状》），“砍苇被城上”⑧（《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政典》。）便是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
苇城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解决土墙防雨问题，雨水渗过苇草，仍会对土墙产生侵蚀作用。所以大都城建成后不久，就出现了“雨坏都城”发兵民修治的事情。仅至元二十年到三十年（1283—1293）之间，见于《元史·世祖纪》的有关修治大都城的记载即有八次之多。修补时动辄万人，最多时达三万人。因此，不断有人提议要“甓都城”，即改以砖石砌城墙，但因为“民力凋弊”①（赵孟：《松雪斋文集》卷九，《靳公墓志铭》。），未能实现。以海运起家的新贵朱清、张瑄，家财巨富，曾表示愿“自备己资，以砖石包裹内外城墙”②（《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纪》引《析津志》。），但遭到别人反对，没有实行。反对理由不详，估计是怕朱、张此举影响太大，有损皇家体面之故。波斯史家拉施特说，忽必烈晚年曾准备“以石头加固该墙”③（[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324页。），但因死去，未能实现。可见，此事在当时是议论很多而且引起广泛注意的，但其结果仍是不了了之。整个大都城，只是西城角上“略用砖而已”④（《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纪》引《析津志》。）。
土城蓑草的办法，到元代中期即告废止。废止的原因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初，大都土城，岁必衣苇以御雨，日久土益坚，劳费益甚，[王]伯胜奏罢之”⑤（《元史》卷一六九，《王伯胜传》。）。另一种说，“至文宗，有警，有谏者言，因废。此苇止供内厨之需。每岁役市民修补”⑥（《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叙》引《析津志》。）。“有警”是指元文宗即位之初，统治集团内讧，发生武装冲突，元朝政府中有人害怕另一方烧苇攻城，所以取消了苇城之法。⑦（参见本书上篇第四章《大都的政治生活·发生在大都的一些重要政治事件》。）可以确定的是，元朝中期以后再不见以苇蓑城的记载。但是，所谓“土益坚”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在停止以苇蓑城之后，大都城墙还是经常出问题。最严重的一次是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年）五月，“大霖雨”，结果“京城崩”⑧（《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四》），可见土城防雨问题在有元一代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大都共有十一门。东、南、西三面均为三门，北面两门。东面的三座门是：光熙门（今和平里东，俗称广熙门，即光熙门之谐音）、崇仁门（今东直门）、齐化门（今朝阳门）。南面的三座门是文明门（今东单南，又称哈达门，“哈达大王府在门内，因名之”⑨（《日下旧闻考》卷四五，《城市》引《析津志》。）。后代把崇文门也叫做哈达门，实则崇文门在文明门址之南）、丽正门（今天安门南）、顺承门（今西单南）。西面的三座门是平则门（今阜成门）、和义门（今西直门）、肃清门（今学院南路西端，俗称小西门）。北面的两座门是建德门（今德胜门小关）、安贞门（今安定门小关）。肃清门和建德门的瓮城土墙，还部分地残存于地面之上。“憧憧十一门，车马如云烟”①（迺贤：《金台集》卷一，《京城杂言六首》），每天都有大量的行人和车马从十一门出入。南面的丽正门有三门，正中一门只有当皇帝出巡时才打开，平时不开，西边一门亦不开，只有东门供行人往来。②（参见《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纪》引《析津志》）
我国传统的建筑布局，讲究对称。像大都这样一个十分齐整的长方形城市，应该是八门、十二门或十门才对，为什么北边偏偏只开两门，这是很令人费解的。元代官方文献中没有对此事作过说明，倒是一些作家的诗文笔记中讲到了这个问题。元末明初长谷真逸的《农田余话》中说：“燕城系刘太保定制，凡十一门，作哪吒神三头六臂两足。”③（长谷真逸是外号，作者真名不详，此条见该书卷上。）曾在大都做官、熟知大都掌故的诗人张昱也写道：“大都周遭十一门，草苫土筑哪吒城。谶言若以砖石裹，长似天王衣甲兵。”④（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根据这两条材料，可以知道，大都之所以开十一门，是象征附会神话中哪吒传说的结果。哪吒三头六臂两足，南面三门象征三头，东西六门象征六臂，北面两门象征两足。⑤（哪吒故事起于何时不可考，但据此可知元代甚至更早已很流行了。郑所南《心史》中也提到，“二月哪吒太子诞日”，大都举行盛大仪式庆祝。）刘太保就是大都城设计者刘秉忠，他曾经做过和尚，实际上道士气更重，对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⑥（《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他善于玩弄鬼神这套把戏，用以换取迷信神鬼的统治者的信任。大都是他设计的，在设计中加上神秘迷信的色彩是完全合乎他的思想作风的。
大都城的四角都建有巨大的角楼。现在建国门南侧明清两代观象台旧址，原来就是元代大都城东南角楼的所在地。
大都城墙之外，有又宽又深的护城河。在兴建大都城过程中，曾“大兴力役”，“浚治新城壕堑”①（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四，《为不宜先浚新城壕堑事状》）。当城墙建成后，又“挑掘城濠”，用掘出来的泥土“添包城门一重”②（《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纪》引《析津志》）。
二、皇城和宫城
大都的皇城在城市南部的中央地区，它的东墙在今南北河沿的西侧，西墙在今西皇城根，北墙在今地安门南，南墙在今东、西华门大街以南。皇城的城墙，称为萧墙，也叫阑马墙，周围约二十里③（参见萧洵：《故宫遗录》），“阑马墙临海子边，红葵高柳碧参天”④（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按，皇城北部靠近海子（积水潭），“阑马墙临海子边”即指此。）。阑马墙外密密种植着参天的树木，更增加了皇城威严的气氛。皇城城门都用红色，称为红门，“人间天上无多路，只隔红门别是春”⑤（王冕：《竹斋诗集》卷四，《金水河春兴》。），红门内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皇城南墙正中的门叫做灵星门，其位置大致在今午门附近。它的南面，就是大都城的丽正门。在丽正门与灵星门之间，是宫廷广场，左右两侧，有长达七百步的千步廊。在元代以前，宫廷广场一直处于皇城正门的前方，大都城却把它安排在皇城正门的前方，这在建筑设计上是一个极大的变化。它加强了从大都城正门到皇城正门之间在建筑上的层次和序列，从而使宫阙的布置更加突出，门禁更加森严。⑥（参见侯仁之：《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3）。）
皇城之内，以太液池为中心，围绕着三组大的建筑群，即宫城、隆福宫和兴圣宫，此外还有御苑。
宫城在皇城的东部，成长方形，“周回九里三十步，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高三十五尺”⑦（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按，所记东西南北距离合为两千一百九十步，若以二百四十步为一里，则为九里三十步：若以三百六十步为一里，则为六里三十步。过去有人认为“九里三十步”之说不对，实是不明两种里制之故。）。宫城的城墙是用砖砌的。宫城的南墙有三门，中央是崇天门，约当今故宫太和殿址，左右是星拱门和云从门。西墙有西华门，东墙有东华门，东、西墙和今故宫东、西墙相近。北墙有厚载门，在今景山公园少年宫前。宫城四角都有角楼，上下三层，用琉璃瓦覆盖。从灵星门进来数十步，就是金水河，河上有三座白石桥，称为周桥，桥身琢刻龙凤祥云，明莹如玉。围绕着周桥栽种着“郁郁万株”①(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萧洵：《故宫遗录》)高高的杨柳树。元代诗人有“禁柳青青白玉桥”之句，描写的就是这里的景色。过了周桥约二百步，便是崇天门。崇天门也叫午门，左右两观（观就是两端的突出部分），平面呈凹形。门东西长一百八十七尺，深五十五尺，高八十三尺，门上有楼，两观上有角楼，下开五门，估计应和现在故宫午门的形制比较相近。崇天门内数十步，又有一重门，中央叫做大明门，左右有日精、月华两门。过了大明门，才是宫殿所在。大明门是专供皇帝出入的，文武百官上朝则由日精、月华两门出入。封建统治者用这种办法表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②（参见《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
宫城内主要的建筑分成南北两部分。南面以大明殿为主体，北面以延春阁为主体。大明殿、延春阁以及紧靠着延春阁的清宁宫，在一直线，坐落在全城的中轴线上。大明殿最为重要，一切重大的仪式，如皇帝即位、元旦、庆寿等等，都在这里举行。大明殿又叫长朝殿，落成于至元十年（1273年）。这座建筑东西长二百尺，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规模雄伟。殿前的台基分为三级，都用雕刻龙凤的白石阑围绕着，白石阑的每根柱下都有伸出的鳌头，十分壮观。可以想见，大明殿的三级台基和明清两代太和殿的三台在形状上一定是相去不远的。在台基上有一处地方，种植着从沙漠移来的莎草，这是元世祖忽必烈为了使子孙不忘创业之难而特意安排的。“黑河万里连沙漠，世祖深思创业难。数尺阑干护春草，丹墀留与子孙看。”③（柯九思：《草堂雅集》卷一，《宫词》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在大明殿内，设有“七宝云龙御榻，白盖金缕褥，并设后位”④（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皇帝和皇后并列座位，每遇重大庆典，帝、后同登御榻，接受朝拜。这是蒙古族的传统，我国其他封建王朝是没有这种制度的。在御榻前，陈列有能自动报时的七宝灯漏（计时器，参见本书上篇第六章）、酒瓮和乐器。除了大明殿以外，其他的宫殿也有陈列酒瓮的，如广寒殿，这也是蒙古族习俗的一种表现。大明殿后面的一座楼阁，下面叫做延春堂，延春堂东边有梯可上，上面叫做延春阁，它比大明殿还要高。元朝统治者常常在这座楼阁中举行佛事和道教的祠醮仪式，有时也在这里举行宴会。大明殿和延春阁的后面都有寝殿，中间用柱廊连接起来，平面如“工”字形。寝殿的东、西又各有小殿。在这两座“工”字形建筑的四周，都有一百余间周庑围绕，呈长方形，从而使大明殿和延春阁在宫城之内又分别形成两组封闭的小建筑群。在这两组小建筑群之间是横贯宫城的街道。元代中期以后，每年正月十五日，都要在这条街道上布置灯山，“结绮为山，树灯其上，盛陈百戏，以为娱乐”①（张养浩：《归田类稿》卷一，《谏灯山疏》）。清宁宫在延春阁后面，规模较小。宫城后墙的厚载门上，也建有高阁，阁前有舞台，每当统治者登阁游赏时，就在舞台上表演歌舞。在宫城内，除了上述主要宫殿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宫殿及附属建筑，布局谨严。特别是在两组小建筑群之内，严格遵循轴线对称的原则，给人以庄严宏伟的感觉。
宫城以北是御苑，主要种植供统治者观赏之用的花草树木，“内有水碾，引水自玄武池（即太液池———引者）灌溉花木”。在花木丛中有华丽精致的小殿。此外，还有“熟地八顷”，元朝统治者为了表示自己重视农业，有时要举行仪式，拿着农具做做样子，这些“熟地”①（光绪《顺天府志》卷三，《宫禁下》引《析津志》）就是为此设置的。御苑是禁地，百姓如果闯入御苑的禁墙（即皇城阑马墙），就要以“大不敬”②（《元典章》卷四一，《刑部三·大不敬》）论罪。
宫城之西，就是太液池，包括现在北海和中海（南海当时尚未开凿）。太液池中满栽芙蓉。元朝皇帝专门造了龙船，在太液池内往来游戏。③（参见萧洵：《故宫遗录》《元史》卷四三，《顺帝纪六》）池中有两个小岛，南面的小岛，称为瀛洲，就是今天团城所在地，上有仪天殿（一名圆殿，后代改称承光殿）：北面的小岛，面积较大，就是著名的琼华岛，至元八年（1271年）改称万寿山（又称万岁山）。万寿山高数十丈，都是用玲珑石堆叠而成，翠草纷纷，松桧隆郁，峰峦隐映，景色秀丽。山顶就是著名的广寒殿，殿中有十二根柱子，都刻有云龙，涂以黄金。全殿的左、右、后三面全用香木凿成彩云状，上涂黄金。这座坐落于大都城地势最高处的宫殿，光辉灿烂，别具风格。在广寒殿上四望空阔，既可以远眺西山云气，也可以下瞰大都的街衢市井。广寒殿周围，都是杨柳树，当时的诗人写道：“广寒宫殿近瑶池，千树长杨绿影齐。”④（迺贤：《金台集》卷一，《宫词八首》）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说，人们都称此山为绿山，“此名诚不虚也”⑤（《马可·波罗行纪》，第2卷第83章）。万寿山和太液池，山水相映，更增添了光彩。在万寿山和瀛洲之间，有长达二百余尺的白玉石桥，将两者连接起来。瀛洲东、西两侧都有长桥，东边是木桥，西边是木吊桥，与陆地相通，“何处蓬莱通弱水，仪天殿在画桥东”⑥（柯九思：《草堂雅集》卷一，《宫词》）。诗中的画桥，指的就是西边的木吊桥。太液池的东边，有一处灵圃，就是皇家动物园，“奇兽珍禽在焉”⑦（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
在太液池以西，有两组大建筑群，靠南的是隆福宫，靠北的是兴圣宫。隆福宫的主要建筑是光天殿（这个名称是著名文学家、艺术家赵孟起的），后有寝殿，用柱廊相连，寝殿两端各有小殿，外有一百余间周庑围绕。其结构与宫城中的大明殿、延春阁大体一致。在光天殿周庑之外，还有东、西鹿顶殿、香殿等建筑。整个隆福宫围有砖墙，呈长方形。隆福宫原是皇太子的住所，叫做东宫或皇太子宫，著名的王著杀阿合马事件，就是在宫前发生的。后来成为皇太后的居处，始改名为隆福宫。①（忽必烈的太子真金原居东宫（皇太子宫），但真金在忽必烈生前即已死去，其妻仍居东宫。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忽必烈死，其孙（真金第三子）铁穆耳继位，尊奉真金妻为皇太后，“改皇太后所居旧太子府为隆福宫”。（《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一》）。）兴圣宫是在元代中期元武宗当政（1308—1311）时建造的，主要建筑是兴圣殿，也有柱廊和寝殿连接，有砖垣二重，内垣相当于周庑。兴圣殿后有延华阁，还有东、西鹿顶殿、畏吾儿殿及其他附属建筑。专门收藏文物图书的奎章阁，就在兴圣宫内。奎章阁后改名宣文阁。元顺帝时，又改为端本堂，成为皇太子读书肄业之所。隆福宫西是西御苑，有石假山、流杯池，还有香殿、圆殿、荷叶殿等建筑。
元代宫殿的建筑形式和基本结构是以汉族传统为主的，但同时也吸收了我国各兄弟民族在建筑方面的一些特点，在技术、结构、材料以及建筑装饰方面都有一些创造。木结构建筑仍是主要的。普遍运用色彩绚丽的琉璃作为建筑的装饰。宫殿平面一般均采取“工”字形，即在宫殿与宫殿之间用柱廊连接。殿内布置往往带有明显的蒙古族特色，普遍使用壁衣和地毯，凡属木结构的显露部分一般都用织造物遮盖起来。畏吾儿殿、棕殿（棕毛殿）、温石浴室和“通用玻璃饰”的水晶圆殿等，都具有鲜明的特色，显然出于兄弟民族工匠和技师之手。总之，它体现了多民族的特色，在我国建筑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后代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在皇城之中，除了皇帝及其少数亲属之外，还有“后宫约千余人”②（萧洵：《故宫遗录》），宦官“不下千余”③（《元史》卷三八，《顺帝纪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为皇帝及其亲属服役的。为了封建统治者骄奢淫逸的生活，不知牺牲了多少人的幸福和青春。
三、城内的布局
大都城内的布局是经过比较周密的规划的。全城规则整齐，井井有条。它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的灵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和厚载门，经万宁桥（又称海子桥，桥下就是通惠河的澄清闸，即今地安门桥），直达城市中央的中心阁。①（参见《元大都的勘查与发掘》，载《考古》，1972（1））中心阁西十五步，有一座“方幅一亩”的中心台，其“正南有石碑，刻曰‘中心之台’，实都中东南西北四方之中也”②（《日下旧闻考》卷五四，《城市》引《析津志》。按，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三《坊巷》引《析津志》此条，文字与《日下旧闻考》略有出入，可互为补充。）。中心台是全城的真正中心。在城市设计和建造时，把实测的全城中心作出明确的标志，这在我国城市建设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创举。但实际上大都南、北城墙与中心台的距离是相等的，而东城墙与中心台的距离比西城墙的要略近一些，这是由于遇到低洼地带，不宜修筑，不得已向内稍加收缩的缘故。③（参见侯仁之：《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2））
中心阁在今北京城内鼓楼以北。中心阁上陈列着元成宗皇后指定的几尊铜铸佛像。①（参见《大元画塑记》）中心阁和中心台之西，就是当时的鼓楼，也叫齐政楼，“上有壶漏、鼓、角”②（《日下旧闻考》卷五四，《城市》引《析津志》。按，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重建鼓楼，增置更鼓，并守漏卒”（《元史》卷一七二，《齐履谦传》）。据此，鼓楼建成后曾一度毁坏，大德元年又重建。）。壶漏是计时的仪器，鼓、角是报时的工具。每年立春时，都要举行打春仪式，地点就在鼓楼的前面。③（打春是我国古代的一种传统风俗。每年立春，用土塑成春牛和勾芒神。等立春时辰一到，群起打牛，称为“打春”。元代大都每年都要举行打春仪式，参见《日下旧闻考》卷一四七，《风俗》引《析津志》：《朴通事》卷下。）鼓楼之北，是钟楼，“雄敞高明”，“阁四阿，檐三重，悬钟于上，声远愈闻之”④（《日下旧闻考》卷五四，《城市》引《析津志》）。钟楼与鼓楼，相对屹立，“层楼拱立夹通衢，鼓奏钟鸣壮帝畿”⑤（张宪：《玉笥集》卷九，《登齐政楼》）。当时的钟楼、鼓楼，都不在城市的中轴线上，而是偏于中轴线稍西，这是和后代不同的地方。元代的中心阁和钟楼、鼓楼，构成了全城的中心区。大都城内的布局，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区展开的。
元朝沿袭前代的制度，实行夜禁，以钟声响动为信号，“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⑥（《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禁夜》）。钟楼、鼓楼设在城市中心，起报时的作用，使全城四方都能听得到。可见，用钟楼、鼓报时，目的还是为了控制人民生活。同时，钟楼、鼓楼又是全城的制高点，便于观察四方动静。因此，钟楼、鼓楼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封建权力的象征。
大都的街道，纵横竖直，互相交错，相对的城门之间，都有宽广平直的大道，“天衢肆宽广，九轨可并驰”⑦（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京华杂兴诗》）。但是，由于城市南部中央有皇城，城的北墙只有两座门，再加上海子（今积水潭）在城市西部占了很大一块地方，有关的街道，不能不适应这些情况，作一些必要的变动。于是，在纵横之中，又有曲折，有些街作“丁”字形，在海子的东北岸，还出现了斜街。全城的街道，都有统一的标准，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除街道外，还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①（参见《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貌》引《析津志》。按，衖通即胡同。汉语中原没有“胡同”一词，它可能是蒙古语huddug（井）的音译。从元代出现这个词后，明清两代北京多数街道都改以胡同命名。）当时有人描绘大都的街道时写道：“论其市廛，则通衢交错，列巷纷纭。大可以并百蹄，小可以方八轮。街东之望街西，髣而见髴而闻。城南之走城北，出而晨归而昏。”②（《天下同文》前甲集卷一六，黄文仲《大都赋》）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也对大都的街道十分赞赏：“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房舍。……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其行人由斯往来。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全城主要街道是南北向的，小街和胡同则沿着南北大街的东西两侧平行排列。这样，城市居民的住宅，分布在小街和胡同的南北两侧，可以坐北朝南，无论是冬季防寒和利用日照取暖，或是夏季通风和采光，都较为便利。③（参见侯仁之：《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2））
大都城建成后，“贵戚、功臣悉受分地以为第宅”，主要集中在西城。名义上，规定“以地八亩为一分”，实际上贵族、功臣并不受这一限制。在贵族、功臣、“赀高”（有钱的富户）、“居职”（官员）们把好地都占据定当以后，才允许普通百姓“作室”。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大都封建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居住方面形成鲜明的对比。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其中的上层人物，占有华丽、讲究、宽敞的住宅，还有专供享乐消遣用的园林等建筑。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后英房遗址，就是一个例子。该宅的主院及两侧的旁院东西宽度已近七十米，主院北屋进深竟达十三点四七米。院落很大，整个建筑是很讲究的，还有精美的瓷器和漆器等生活用品和用水晶、玛瑙等制作的各种玩物摆设。据推断，应是中上层人物的住宅。至于劳动人民的住宅，却是十分简陋的。在第一〇六中学发掘的一间低狭的房基，房内仅有一灶、一坑和一个石臼，墙壁用碎砖块砌成，地面潮湿不堪。两处住宅，正是大都尖锐阶级对立的缩影。④（参见《元大都的勘查与发掘》，载《考古》，1972（1）。《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载《考古》，1972（6）。）
“京师地贵”。不仅劳动人民住处十分简陋，就是一些下层官吏和文人，也常感到“毕竟京师不易居”。“豪家尽有厦连云，自是诗人嫌日短”。“嫌日短”是指当时大都流行的一句俗话：“到月终房钱嫌日短。”①（宋褧：《燕石集》卷八，《初至都书金城坊所僦屋壁》）除了阶级差别之外，大都在居住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
中国封建社会的都城设计，除了宫殿之外，特别重视庙（太庙，统治者祭祀祖先的地方）、社（社稷坛，统治者祭祀土地和五谷神的地方）的位置安排，因为这两种建筑，既是封建统治权力的体现，又为封建统治权力增加神圣的光彩，有利于巩固统治。大都一开始设计时，就明确了“祖（太庙）、社、朝、市之位”②（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二，《赵文昭公行状》）。但从建造的具体情况来看，太庙在先，社稷坛在后，中间隔了十余年。当忽必烈登上帝位后不久，就“建太庙于燕京”，也就是后来的旧城。大都建造过程中，忽必烈于至元十四年（1277年）下令“建太庙于大都”③（《元史》卷七四，《祭祀志三》）。至元十七年（1280年）基本建成，后来陆续有所添筑。新建的太庙位于皇城之东，“在都城齐化门之北”④（《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大都路·古迹》）。社稷坛则是至元三十年（1293年）建造的，“于和义门内少南，得地四十亩，为垣。”⑤（《元史》卷七六，《祭祀志五》。）庙东社西，这是中国都城的传统，元朝继承了这种安排。太庙和社稷坛的祭祀仪式，以汉族封建王朝的传统为本，但也糅合了蒙古族的一些特点，如太庙祭祖，“割牲、奠马湩（马奶子———引者），以蒙古巫祝致辞。盖国俗（蒙古风俗———引者）也”⑥（《元史》卷七四，《祭祀志三》）。
元朝的中央统治机构最重要者有三个，即负责一切行政事务的中书省，管理军政的枢密院和负责监察的御史台。中书省最初在皇城的丽正门内，千步廊之东，地址是刘秉忠选择的。阿合马当政时，一度迁到钟楼之西，后来又迁回原址，而新址则成了翰林国史院所在地。旧址位置在南，当时习惯称为南省，新址则称为北省。⑦（参见《元史》卷一四，《世祖纪一一》：卷二二，《武宗纪一》。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三，《院中即事》。）枢密院则在皇城东侧。①（按，《元史》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云：“（燕铁木儿）入守内庭，分处腹心于枢密，自东华门夹道重列军士，使人传命往来其中，以防漏泄。”可知枢密院必在皇城东侧很近的地方。）“中书帝前，六官禀焉。枢府帝旁，六师听焉。”②（《天下同文》前甲集卷一六，黄文仲《大都赋》）这两个官署都紧靠宫廷，便于随时接受统治者的命令。负责监察的御史台，则在文明门内，皇城以东不远的地方。
大都的管理机构大都路总管府和负责大都城治安的警巡院，在全城中央，中心阁以东。这显然是为了便于控制四方。大都城内分五十坊，坊各有门，门上署有坊名。如万宝坊与五云坊，在左右千步廊侧，坊门正好东西对立。③（参见《元一统志》卷一，《大都路·坊郭乡镇》）
“市”，也就是商业区，按照传统的都城设计，应在皇城以北。大都的商业区稍有不同，主要有两个，一个设在皇城以北，钟楼、鼓楼周围地区。钟楼以西，紧靠海子的斜街，“率多歌台酒馆”④（《日下旧闻考》卷五四，《城市》引《析津志》）。另一个则在皇城以西，顺承门内的羊市角头（或简称羊角市）。同一个行业，一般集中在一起。
大都城内有两条水道。一条是由高梁河、海子、通惠河构成的漕运系统，另一条是由金水河、太液池构成的宫苑用水系统。高梁河在和义门以北入城，汇为海子。再经海子桥往南，沿皇城东墙，流出城外，折而往东，直达通州。当时的海子，稍大于今积水潭、什刹前后海的范围，在皇城东北角处的通惠河宽约二十七米半。皇城东面的城墙，原来与通惠河相距很近，中间的道路险窄，著名的诗人、画家赵孟骑马经过这里，曾经“跌坠于河”。此事发生后，元朝统治者决定“移筑御墙稍西二丈许”⑤（《元史》卷一七二，《赵孟传》）。金水河则由和义门以南一百二十多米处水门入城，入城后一直向东流，转而向南，几经曲折，在今西城灵境胡同西口内分为两支。北支先向东北，继而沿皇城西墙向北流，在皇城西北角处折而向东，在今北海公园万佛楼以北、九龙壁西南处注入太液池。南支则一直向东流入皇城内，注入太液池。太液池水东流，出皇城与通惠河水会合。⑥（参见《元大都的勘查与发掘》，载《考古》，1972（1）。）元代人描写金水河道：“下引西山之沦漪，蟠御沟而溶。经白玉之虹桥，出宫墙而南逝。”①（《天下同文》前甲集卷一六，黄文仲《大都赋》）金水河是宫苑用水，受到特殊保护，“不许洗手饮马，留守司差人巡视，犯者有罪”②（杨瑀：《山居新语》）。金水河流经之处，遇有其他河水，不得相混，都要架槽引水，横过其上，称为“跨河跳槽”③（《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参见侯仁之：《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5（1）。）。金水河两旁，栽满了柳树，这些柳树因为长在金水河边长堤上，所以也被打下皇家的印记，称为“御柳”。
上述两条水道，都有专门的用途。城内一般居民的生活用水，主要是井水。
大都城内有相当完整的排水系统。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当时南北主干大街两旁的排水渠。这种排水渠是用石条砌成的明渠，宽一米，深一米六五，某些部分顶部覆盖了石条。干渠的排水方向，与大都城内自北而南的地形坡度完全一致。在城墙基部，有石砌的排水涵洞，用来将城中的废水排出城外。“绿水满沟生杜若”④（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城东观杏花》），元代著名诗人虞集的这句诗，描写的正是排水渠的情况。大都的道路多数都是土路，少数是石路，而来往的行人和车马却很多，道路上经常弥漫着尘沙，“轮蹄纷往还，翳翳黄尘深”⑤（周权：《周此山先生文集》卷八，《都城署夕》），“长风一飘落，尘沙涨天飞”⑥（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京华杂兴诗》）。只有在“暖云将雨”或“雨住”之后，尘沙才会减少。⑦（参见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城东观杏花》迺贤：《金台集》卷一，《春日次王元章韵》）也正因为是土路，所以只要雨水一大，道路交通就会出问题，有些地方会“泥淖入数尺”⑧（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九，《亦乐斋记》）。如果接连下雨，城中就会普遍出现“泥涂坎陷，车马不通，潢潦弥漫，浸贯川泽”⑨（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三，《冯君祈晴诗序》）的局面。“燕山积雨泥塞道”⑩（文天祥：《文山先生文集》卷一四，《移司即事》），这是大都居民很感头痛的事情，排水渠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总的说来，大都城内南部和中部人烟比较稠密，特别是海子和钟楼、鼓楼一带。当时有人说“本朝富庶殷实，莫盛于此”，可见这一带是全城最繁华的地区。城市的偏北部，居民则比较稀少。后来明朝政府废弃城市北部的原因之一，即由于此。
四、南城和城郊
大都新城建成后，原来的燕京城就被称为旧城。因为新城在北，旧城在南，所以无论官方或是民间，都把新城叫做北城，旧城叫做南城。南城也是大都的组成部分。
忽必烈建成新城后，曾经计划把旧城居民全部迁到新城。①（参见程钜夫：《雪楼集》卷五，《拂林忠献王神道碑》）这一计划虽未完全实行，但多数居民都先后迁到新城，因而旧城趋于衰落，出现了“寂寞千门草棘荒”的局面。不少住宅被拆毁，只有“浮屠、老子之宫得不毁”②（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游长春宫诗序》），保存得比较完整。“楼台唯见寺，井里半成尘”③（张翥：《蜕庵诗集》卷一，《九月八日游南城三学寺、万寿寺》），“颓垣废巷多委曲，高门大馆何寂寥”④（吴师道：《吴正传文集》卷五，《三月二十三日南城纪游》），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到南城的萧条景象。“北城繁华拨不开，南城尽是废池台”，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但是，南城有许多名胜古迹，其中著名的有悯忠寺、昊天寺、长春宫等，“侈丽瑰伟”，是游览的好地方，所以，大都居民“岁时游观，尤以故城为盛”⑤（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游长春宫诗序》。）。特别是在三月，“北城官员、士庶、妇人、女子多游南城，爱其风日清美而往之，名曰踏青斗草”⑥（《日下旧闻考》卷一四七，《风俗》引《析津志》）。游南城成了大都居民的一种风俗习惯。
燕京旧城在忽必烈即位之初，曾经重修，这是因为害怕阿里不哥军队进攻之故。在新城建成后，忽必烈又觉得旧城城墙的存在，容易为他人利用来威胁大都新城的安全，“炀城密迩不刬去，适足囊奸养狐虺”，于是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十月，命令禁军拆毁旧城的城墙，还填平了城外的壕沟，“郊遂坦夷无壅隔”①（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一〇，《革故谣》）。拆毁后的城门所在地，仍当通道，称为关，如施仁门所在地称施仁关，阳春门所在地称为阳春关等。这是因为在这些城门设有征税的关卡之故。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元朝统治集团为争夺皇位发生武装冲突，其中一派占据上都开平，向大都进攻。这一年冬天，迫近卢沟河，威胁大都。城墙已被拆毁、壕沟已被填平的南城，特别紧张，于是“南城民家”又“树栅决堑以自卫”。这次内战以元文宗图帖睦尔一派得胜告终，南城再次撤防，“今日街衢却依旧，栅门全毁堑填平”②（宋褧：《燕石集》卷八，《俚歌十首》）。
南城之外，城郊其他部分各有特点。“若乃城之外，则文明为舳舻之津，丽正为衣冠之海，顺城（承）为南商之薮，平则为西贾之派”③（《天下同文》前甲集卷一六，黄文仲《大都赋》）。文明门外就是通惠河，是漕船必经之地。丽正门外是贵族、官僚居住的地区。顺城（承）门和平则门外，则是各地来京商人的落脚处。高丽中文教科书《老乞大》，就记述了来自高丽和我国东北的商人们，到顺承门客店投宿的事，因为这个地方“马市（在羊角市———引者）里去却近些”④（《老乞大》卷上。按，《老乞大》和《朴通事》，是14世纪中期高丽流行的两种中文教科书，纯用元代口语，对于研究元代大都有重要的价值。这两本书后代作过一些修改，但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面貌。本篇在有关章节中将适当加以引用。）。此外，东郊齐化门外，“江南直沽海道来自通州者，多于城外居止，趋之者如归。又漕运岁储多所交易，居民殷实”⑤（《日下旧闻考》卷八八，《郊坰》引《析津志》）。这里有一座东岳行宫，内有石坛，周围种植杏花，“上东门外杏花开，千树红云绕石台”⑥（迺贤：《金台集》卷二，《次韵赵祭酒城东宴集》）。观赏杏花是大都居民的娱乐之一，不少诗人为此写下了诗篇。大都城的西郊，“佛宫、真馆、胜概盘郁其间”，也是大都居民“游观”之所，玉渊潭便是其中之一。北郊也有一些寺院（如大寿元忠国寺）和贵族的林园，但总的来说，比东、南、西三方面要荒凉得多。
值得指出的是，大都城郊的园林名胜和奇花异草，都为统治阶级所占有，只有他们才能享受。“京师之名园美池佳花胜卉，皆有力者之所能致，而花卉盛时车马日集，又皆富贵者之专赏也。”①（陈旅：《安雅堂文集》卷九，《秋亭记》）广大劳动人民是完全没有份的。
元朝制度，“冬、春之交，天子或亲幸近郊，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飞放”。大都东南百里的柳林，便是元朝统治者“飞放”的地方。这里是人烟稀少的沼泽区，“原隰平衍，浑流芳淀，映带左右”②（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漷州隆禧观碑铭》）。每年春天，元朝统治者都要到这里纵鹰猎捕天鹅。这种制度，按照辽、金以来的习惯，也叫做“春水”。此外，大都正南不远的地方，元代有一处下马飞放泊，“广四十顷”③（《圣朝混一方舆胜览》卷上，《腹里·大都路》）。后来明清两代增广其地，改称南苑，也叫南海子。还有北城店飞放泊、黄堠店飞放泊等，这些大概是昔宝赤（皇帝和贵族属下的鹰户）放鹰的场所。
在大都西北约一百二十里，就是著名的险隘居庸关。居庸关处于两山之间，关沟长达三十里，有南、北两口，分别立有大红门，“设扃，置斥候”①（熊梦祥：《松云闻见录》，转自《居庸关过街塔稿》，载《文物》，1964（4））。元朝政府设立的隆镇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统率哈剌鲁族和来自中亚的钦察、阿速等族的士兵，主要就是负责居庸关一带的防务，“徼巡盗贼于居庸关南、北口”②（《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元朝统治者每年由大都去上都避暑，都要由此经过，“率以夜度关，跸止行人，列笼烛夹驰道而趋。……国言谓之纳钵关”③（《析津志》，转自《居庸关过街塔稿》，载《文物》，1964（4）。按，纳钵是“营盘”之意，即指统治者行营所在）。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皇帝下令修建居庸关过街塔。至正五年（1345年）建成。过街塔的基座是汉白玉砌成的石台，下有可供车马行人经过的券门。石台之上，矗立着三座石塔。元人描写居庸关景物时道：“当道朱扉司管钥，过街白塔耸穹窿。”前一句说的是南、北口的大红门，后一句说的是过街塔。统治者在居庸关这一交通要道上建立过街塔，目的是使来往经过塔下的百姓都“皈依佛乘，普受法施”④（熊梦祥：《松云闻见录》，转自《居庸关过街塔稿》，载《文物》，1964（4）。），即接受宗教的麻醉，巩固封建统治。在过街塔基座券门的石壁上，刻有四天王和其他神像，以及梵、藏、八思巴、畏兀儿、西夏、汉六种文字的《陀罗尼经咒》和五种文字（除梵文外）的《建塔功德记》，是极其宝贵的研究资料。石台之上的三塔早已毁坏，但石台基座一直保存到现在，民间称之为“云台”，已被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除了居庸关过街塔之外，元朝统治者还在来往行人较多的卢沟桥和南城彰义门等处也都修建了过街塔，但均已毁坏无存了。
五、西湖和西山
大都西郊稍远的地方，便是著名的风景区西山。西山是这一带丛山的总称，其中以玉泉山、寿安山和香山最为有名。
“玉泉，附都有之名山也。”①（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游玉泉山记》）早在金代，已成为统治者经常游幸的地方，在元朝继续成为浏览胜地。玉泉山前不远，有一个湖泊，名叫西湖，也叫瓮山泊，就是今天颐和园昆明湖的前身。②（有的著作说明代始有西湖一名，这是不确切的。至晚在元代，西湖一名已存在了）它的景色优美，所以当时民间有“西湖景”之称。元朝中期以后，统治者大力经营这一风景区。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在玉泉山脚下、西湖岸畔兴修了大承天护圣寺，到至顺三年（1332年），始告落成。大承天护圣寺规模宏大壮丽，为玉泉、西湖生色不少。在高丽的中文教科书《朴通事》中，对“西湖景”有很生动的描写：
西湖是从玉泉里流下来，深浅长短不可量。湖心中有圣旨里盖来的两座瑠（琉）璃阁，远望高接青霄，近看时远侵碧汉，四面盖的如铺翠，白日黑夜瑞云生。果是奇哉！
那殿一刬是缠金龙木香停柱，泥椒红墙壁。盖的都是龙凤凹面花头筒瓦和仰瓦。两角兽头，都是青瑠（琉）璃。地基地饰都是花班（斑）石，玛瑙幔（墁）地。两阁中间有三叉石桥，栏干都是白玉石。桥上丁字街中间正面上，有官里坐的地白玉玲珑龙床，西壁厢有太子坐的地石床，东壁也有石床，前面放着一个玉石玲珑酒桌儿。
北岸上有一座大寺，内外大小佛殿、影堂、串廊，两壁钟楼、金堂、禅堂、斋堂、碑殿，诸般殿舍，且不索说，笔舌难穷。
殿前阁后，擎天耐寒傲雪苍松，也有带雾披烟翠竹，诸杂名花奇树不知其数。阁前水面上自在快活的是对对儿鸳鸯，湖心中浮上浮下的是双双儿鸭子，河边儿窥鱼的是无数目的水老鸭，撒网垂钩的是大小渔艇，弄水穿波的是觅死的鱼虾，无边无涯的是浮萍蒲棒，喷鼻眼花的是红白荷花。
官里上龙舡，官人们也上几只舡，做个筵席，动细乐、大乐，沿河快活。到寺里烧香随喜之后，却到湖心桥上玉石龙床上，坐的歇一会儿。又上瑠（琉）璃阁，远望满眼景致。真个是画也画不成，描也描不出。休夸天上瑶池，只此人间兜率。
元代诗人吴师道也有一首诗描写西湖的景致，其中道：
行行山近寺始见，半空碧瓦浮晶莹。
先朝营构天下冠，千门万户侔宫廷。
寺前对峙双飞阁，金铺射日开朱棂。
截流累石作平地，修梁雄跨相纬经。
平台当前白玉座，刻镂精巧多殊形。①（吴师道：《吴正传文集》卷五，《游西山诗》）由上述两个记载可以看出，大承天护圣寺的建筑，坐落在玉泉山脚下，其中有部分建筑伸展到湖中，这就是双阁。双阁之间，有石桥相连，此桥应作“┬”形，一端通向岸边。“玉虹遥亘星河上，翠阁双悬日月前”②（周伯琦：《近光集》卷二，《仲秋休沐日同崇文僚佐泛舟游西山即事二首》），这就使西湖更加壮丽。大承天护圣寺成了“西湖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在当时也被称为“西湖寺”③（《元史》卷三九，《顺帝纪二》。按，大承天护圣寺在明代改称功德寺，明末废毁。旧址今为玉泉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在玉泉中学前水田中发现有石条和木板，显然就是当年大承天护圣寺的遗物。）。“西湖景”在当时被誉为“壮观神州今第一”④（周伯琦：《近光集》卷二，《仲秋休沐日同崇文僚佐泛舟游西山即事二首》），赢得了许多诗人的赞扬。
在西湖的另一方，瓮山脚下，有元代初期著名政治家耶律楚材的墓。墓前有耶律楚材的石像，“须分三缭，其长过膝”⑤（吴宽：《匏翁家藏集》卷一五，《谒耶律丞相墓》），到了明代，耶律楚材的墓被盗掘。现在颐和园中的耶律楚材祠，则是清代乾隆年间建立的。
从玉泉、西湖有河道直通大都，流入积水潭，这就是通惠河。元朝统治者游赏西湖，总是“泛舟”⑥（《元史》卷一四三，《自当传》：卷一八五，《盖苗传》）前往。“沿堤万柳着新绿”，在这条连接大都和西湖的水上通道两旁，有满栽杨柳的长堤。当时人有诗：“凤城西去玉泉头，杨柳长堤马上游。”⑦（马祖常：《石田集》卷三，《西山》）大都的贵族、官僚、文人，追随统治者之后，竞相游览西湖，成为一时风尚。他们中有的人“买舟载酒而往”①（周权：《此山先生诗集》卷一，《览胜赋》），有的则骑马沿堤西行。
从玉泉山再向西行，有寿安山，又名五华山，元英宗硕德八剌在寿安山修造大昭孝寺，经营多年。为造佛像，“冶铜五十万斤”，可以想见此寺规模之大。这座佛寺经后代修葺，部分至今尚存，就是著名的卧佛寺。“春风今在五华山”，当时已成为“都人四时游观”②（宋褧：《燕石集》卷六，《诚夫兄调选江浙，次留别诗韵送之》）之所了。
由五华山再往西去，便是香山。“山有大石，状如香炉”③（《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大都路·山川》），即以此得名。山腰有金代修建的寺院大永安寺，“千楹林立，万瓦鳞次”。到了元代，又加以整修，“庄严殊胜于旧”④（同上书，《中书省·大都路·古迹》）。
西山是元代统治阶级经常游览的地方。特别是每年九月，到西山看红叶，已经成为一时的风尚：“九月都城秋日亢……曾上西山观苍莽。川原广，千林红叶同春赏。”⑤（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四，《渔家傲·南词》）元代后期的几个统治者，都对西山特别感兴趣。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甚至表示，要“游观西山，以终天年”。和大都城郊的园林一样，这些风景优美的山林，都被封建统治阶级霸占了去，广大劳动人民完全被剥夺了享受的权利。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