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方的理学中心

    儒家思想在宋代发展演变为程朱理学。南宋后期，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重视，理学在南方得到广泛的传播。但在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儒生们讲究的是辞章歌赋，几乎很少人知道理学。

    金朝灭亡后，大蒙古国与南宋对峙。窝阔台汗七年（1235年），由蒙古贵族阔出率领的一支军队，南下掠取汉水流域各地。当攻克德安时，由于当地居民曾进行抵抗，蒙古军便对全城居民大肆杀戮，但是被俘虏的儒生，均可免死。①（参见姚燧：《牧庵集》卷四，《序江汉先生死生》）从刀下逃得性命的儒生中，有一人名叫赵复，他全家都遭杀害，只有本人因为精通程朱理学，虽为俘虏，但很快便受到重视，被请到燕京，开办太极书院。赵复在书院中讲授“程朱二氏性理之书”，“学徒从者百人”②（姚燧：《牧庵集》卷一五，《姚文献公神道碑》）。他还著述了《伊洛发挥》、《希贤录》等书，阐述程朱理学的基本观点。③（参见杨弘道：《小亨集》卷六，《送赵仁甫序》）后来，他被公认为元代北方理学的开山祖，著名的理学家许衡、姚枢等人都受到赵复的影响。太极书院对于在北方传播理学起了重要的作用。

    忽必烈建成大都后，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正式建立国子学，作为全国的最高学府。国子学在大都东城崇仁门内，东边是孔庙，西边与大都路总管府相去不远。国子学的负责人最初是许衡，后来相继由许衡的门徒充任，他们都以程朱理学作为基本教材。国子学的学生，学成后在大都充任中高级官僚，这就保证了理学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元代中期，元朝政府恢复科举制度，在许衡的儿子许师敬以及他的一些门徒主持下，规定专试经学，不用辞、赋，以程朱注解的《四书》、《五经》为主。先由各地举行乡试，录取部分合格者，再到大都举行会试，每届中选者数十人，多者百人。由于教育和科举考试制度实行了这些改革，从而使理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占有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①（《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元仁宗这句话，确实道出了元朝统治者尊崇理学的目的所在。一句话，就是为了从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

    二、宗教

    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原则上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因为他们懂得，不管哪一种宗教，都能起麻醉人民、巩固统治的作用。但在各种宗教中，他们最重视的是佛教，其次是道教，最后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这完全是根据这些宗教的势力和影响的大小，从而采取不同态度的。

    佛教内部有各种不同的派系。在金朝统治下的北方，佛教禅宗中的临济宗势力很大。蒙古贵族消灭金朝统治中原以后，极力拉拢临济宗的上层僧侣海云等人。海云长期居住在燕京大庆寿寺，从蒙古大汗到燕京的断事官们，都对海云尊崇备至，蒙元政权在中原采取的某些措施，事先都征求海云的意见。②（参见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海云死后，葬在大庆寿寺的西南隅。元世祖忽必烈建大都城，海云及其弟子可庵的骨塔“适当城基，势必迁徙以遂其直”，忽必烈专门下令“勿迁，俾曲其城以避之”③（《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大都路·古迹》）。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统治者对临济宗重视到了何等程度。从海云住持以后，大庆寿寺一直被认为是临济宗的中心，有“禅宗第一刹”之称。元朝中叶，统治者还专门赐予大庆寿寺住持以荣禄大夫、大司空的官爵，授予“临济正宗之印”①（赵孟：《松雪斋文集》卷九，《临济正宗之碑》）。除了临济宗之外，禅宗中的其他宗派以及佛教其他教派也都有一定势力，但影响较小。

    随着全国的统一，吐蕃地区的藏传佛教开始传入大都。元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吐蕃地区的控制，于是极力推崇藏传佛教，“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藏传佛教的首领被封为帝师、国师，“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在统治者大力提倡下，藏传佛教势力日盛，远远超过了包括临济宗在内的佛教其他宗派。藏传佛教某些僧侣“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②（《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横行霸道，甚至任意杀人，给大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大都南城的许多前代建造的佛寺，在元代依然香火繁盛。海云曾数次在昊天寺“建大会为国祈福”③（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弘法寺以收藏经版、刊印藏经著名，在元代经版屡经补雕，“校正讹谬，鼎新严饰”④（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极校雠之善”⑤（程钜夫：《雪楼集》卷二一，《奉圣州法云寺柔和尚塔铭》），继续得以刊行。大都新城落成后，元朝皇帝、皇后、贵族、官僚等不断建造新寺。每朝皇帝即位，立即营建新寺，成了一种惯例。因此，大都寺庙比起前代来，数量更多，规模更大。元代新建的寺庙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大护国仁王寺（大都城西高梁河畔，忽必烈皇后所建）、大圣寿万安寺（平则门内，即今白塔寺，忽必烈时建）、大天寿万宁寺（大都城中心，元成宗所建）、大承天护圣寺（西郊玉泉山脚下，元文宗所建）等。这些寺院僧徒众多，占有大量劳动人手，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很大的势力。

    藏传佛教传入之后，带来了他们所尊奉的摩诃葛剌佛。这种神像状貌狰狞，祭祀仪式神秘，在宫廷和一些由藏传佛教僧侣掌握的寺院中都很风行。这是摩诃葛剌神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北京。随着元朝的灭亡，藏传佛教势力的衰落，对摩诃葛剌神的尊奉也销声匿迹了。到了清代，才再次兴盛起来。

    道教的势力和影响仅次于佛教。金朝末年，全真道在北方兴起，很快就成为道教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宗派。成吉思汗西征时，曾把全真道首领丘处机召到中亚。丘处机从中亚返回华北，被安置在燕京的太极宫，不久，太极宫改名为长春宫，白云观在当时是长春宫的一个部分。长春宫自此成为全真道的中心。全真道依仗统治者的庇护，不断扩展势力，以致屡次和佛教发生冲突。两者之间常为争夺庙观和财产互相斗殴，有一次，“长春宫里先生每（道士们———引者）”为了与“和尚每争夺观院”①（《通制条格》卷二九，《僧道》），出动五百多人拿着棍棒打架。统治者为了解决佛道两教的矛盾，先后三次召集两教代表人物进行辩论，第一次在漠北和林，第二次在上都开平，第三次在大都。统治者权衡得失，决定偏袒佛教，于是有的道士被勒令削发为僧，个别闹事的道士还被处死，除《道德经》外的其他道教经典也被勒令烧毁。②（参见释祥迈：《至元辨伪录》）至元十八年（1281年）十月，还专门在大都南城悯忠寺举行了焚烧道藏伪经杂书的仪式。但是，元朝统治者的意图，不过是稍稍压抑一下道教的势力，并不是想加以取缔。所以，在规定“佛在道前”之后，道教仍保持一定的地位。大都全真道道观见于记载的即达二十余所。③（参见《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大都路·古迹》）其首领依旧“世奉玺书袭掌其教”④（《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并得到元朝政府赐予的种种封号。此外，北方原有的道教宗派真大道、太一道，在大都也都有自己的道观，和宫廷有一定的关系。元灭南宋以后，南方以江西龙虎山为中心的正一道传入大都。正一道在道教各宗派中历史最为悠久，在江南影响很大，所以元朝统治者也多方加以笼络，专门在大都为之建立道观，名为崇贞万寿宫。正一道首领张留孙、吴全节等，都深得统治者宠任，在政治上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除了佛教、道教之外，在大都流行的宗教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和蒙古人原来信奉的萨满教等。欧洲教会曾向大都派遣过教士，据这些教士报道说，大都有基督教教堂，还有不少信徒。元朝政府专门设有管理基督教事务的崇福司，说明基督教在当时确实颇为流行。元代诗人张昱在描写大都风俗习惯的诗中讲到：“十字寺神呼韩王，身骑白马衣戎装。手弹箜篌仰天日，空中来仪百凤凰。”①（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十字寺应该说的是基督教教堂。在房山，就发现有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的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十字寺碑。②（参见明义士：《马哥孛罗时代在中国的基督教》，载《齐大季刊》，3/5）景教僧侣称为也里可温，还曾进入宫廷，举行宗教仪式。③（参见《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张昱还写道：“花门齐侯月生眉，白日不食夜饱之。缠头向西礼圈户，出浴升高叫阿弥。”④（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这首诗讲的则是伊斯兰教的宗教仪式，前两句讲的是斋月，后两句讲的是礼拜。它反映出元代大都确有清真寺存在。据北京牛街礼拜寺保存的阿拉伯文石刻记载，有邛尔塔尼和阿礼两人元初来大都传教，前者卒于1280年，后者卒于1283年。⑤（参见《北京牛街礼拜寺两方阿拉伯文的石刻》，载《文物》，1961（10））大都当时有不少回回人户，一定也有伊斯兰教教士和清真寺，这是很自然的，萨满教主要信奉者是蒙古人，“毡车毡俑挂宫灯”⑥（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元朝统治者曾经“为蒙古巫觋立祠”⑦（《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就是为萨满教建立庙宇。

    三、绘画、建筑和雕塑

    元代是我国绘画史上一个兴旺发达的时期。根据元末夏文彦《图绘宝鉴》一书的统计，元代知名画家将近二百人。其中有较高成就的，约有四五十人。在这四五十人中，有一部分是大都人，如高克恭、李衎、李士行、何澄等：还有不少人曾经在大都生活和创作，时间较长的有赵孟、商琦、王振鹏（王朋梅）、刘融（刘伯熙）、张彦辅、李肖岩、陈芝田等，时间较短的有柯九思、赵雍、朱德润、唐棣、王冕、方从义等。因为这些画家的活动，大都的画坛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元朝的多数统治者，都对绘画采取保护和提倡的态度。后期的几个皇帝（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元文宗图帖睦尔、元顺帝妥懽贴睦尔等）在这方面特别热心。影响所及，一些高级贵族如鲁国大长公主之流，也附庸风雅，俨然以艺术保护人自居。不少画家因为作品博取统治者的赏识，就得到一官半职，或者得到破格提拔。大都画坛人才辈出，和统治者的提倡，有很大的关系。

    大都画坛的一个特点是几乎各种科目上都有在全国首屈一指的名家，如山水画方面有赵孟、高克恭、商琦等，鞍马画有赵孟、张彦辅等，界画有何澄、王振鹏等，竹木画有李衎、李士行、王冕等，人物肖像画有李肖岩、陈芝田等。他们的作品，代表了元代我国绘画的水平。

    大都画坛的另一个特点是壁画的盛行。上自宫廷，下至贵族、官僚府第和寺观，都是这样。名画家如商琦、李衎、唐棣、张彦辅等，都从事壁画创作。壁画的内容，以山水、竹木为主。例如，李衎、唐棣、商琦都曾为宫廷嘉禧殿作壁画，张彦辅曾“奉敕写钦天殿壁”①（危素：《危太朴文集》卷三，《云林图记》）。李衎、商琦还奉统治者之命，共同为寺观画壁，“一时京都传盛事”②（丁复：《桧亭集》卷二，《题息斋行为袁仲芳赋》）。可惜，这些壁画作品，今天都不可复见了。③（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元代壁画衰落，文人画家已不屑为之。这种看法其实是不确的。）

    在上述这些画家中，有的就以大都景色为题材进行创作，如王振鹏的界画《大都池馆图样》。①（参见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二，《题王朋梅界画<；大都池馆图样>；》。）刘融曾奉诏写畿县，“偏图形胜到岩壑，直干交柯每盈卷”②（虞集：《道园遗稿》卷二，《题游弘道所藏刘伯熙画》）。但是，这些作品都没有流传下来。传世的元代作品《卢沟伐木图》（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描绘了大都西南卢沟桥一带景色，可惜作者已不可考了。

    14世纪前期，高丽名作家、诗人李齐贤几次来到大都，与中国一些诗人、画家结下了亲密友谊。后来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昔与姑苏朱德润，每观屏障燕市东。”③（[高丽]李齐贤：《益斋集》卷四，《和郑愚谷题张彦辅<；云山图>；》）接着，诗中对一些画家作了评价。可以看出，大都画坛是很活跃的，经常互相观摩，进行讨论。李齐贤参加了这些活动，更是中朝两国文化交流史中的佳话。

    绘画之外，建筑和雕塑也有很大的成就。整个大都城，就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品。由尼波罗匠师阿尼哥主持兴建的大圣寿万安寺的白塔，以及由无名工匠修建的居庸关过街塔等，别具风格，为大都增添了光彩。阿尼哥不仅是一个建筑师，而且是一个雕塑名手。他传入了“西天梵相”④（“西天梵相”指阿尼哥传入的尼泊尔佛像铸造样式，作风接近印度后期笈多时代，但又有自己特点。（《关于古代中国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载《历史研究》，1962（3））），对我国的佛教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都宝坻人刘元，是另一个塑像名家。他原来是个道士，从青州把道录（下级道官———引者）学艺，后来又跟阿尼哥学“西天梵相”，综合汉族传统工艺和尼波罗工艺之长，号称“绝艺”。凡是大都及上都著名寺庙“有塑土范金抟换为佛者，一出正奉（刘元官品正奉大夫———引者）之手，天下无与比者”。元朝统治者甚至下令，“非有旨不许擅为人造它神像”⑤（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七，《刘正奉塑记》）。这种规定，反映出当时对刘元技艺的重视，但也阻碍他的技艺的进一步发挥。令人可惜的是，这样一位杰出艺术家的作品，竟然没有一件流传下来。居庸关过街塔基座内部的大理石浮雕四天王等像，神态生动，线条细致，是我国雕塑史上的杰作。

    四、诗歌、小说和杂剧

    大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许多文人为了寻求政治上的出路，常常到这里来活动。元代诗歌方面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前期的元好问、郝经等，中期的赵孟、虞集、马祖常、揭奚斯、杨载、范梈等，后期的朱德润、柯九思、萨都剌、王冕、张昱、欧阳玄、迺贤等，都曾在大都生活过。他们写下了不少描写大都的诗篇，如柯九思的《宫词》、张昱的《辇下曲》、欧阳玄的《渔家傲·南词》、胡助的《京华杂兴诗》等，对于我们了解大都各方面的社会生活，都有一定的价值。

    在大都居留的诗人中，有不少属于兄弟民族，如哈剌鲁人迺贤、蒙古族汪古部人马祖常、畏兀儿人贯云石、回回人萨都剌等，他们在使用汉族诗歌形式进行写作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各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众多的兄弟民族诗人的涌现，丰富了大都文化的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民族融合的情况。

    高丽的中文教科书《老乞大》中讲到，在大都购买的书籍中有《三国志评话》。《朴通事》中也说：“我两个部前买文书去来。买甚么文书去？买《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去。”下面接着介绍了《唐三藏西游记》中孙行者在车迟国和伯眼大仙斗法的故事，和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已很相近。可见，当时在大都评话小说是很盛行的。有的评话小说很可能就出于大都作家之手。这些评话小说为明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元代杂剧在我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戏剧艺术已趋于成熟。大都在杂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在这里涌现过一批著名的杂剧作家，还有不少杰出的演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都是杂剧的摇篮。

    根据元朝后期作家钟嗣成《录鬼簿》一书的记载，“前辈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元代前期的杂剧作家，共五十六人，其中籍贯大都的有十七人。通常所称“元曲四大家”中，大都人就占了三个，即关汉卿、马致远和王实甫。此外，如庾吉甫、杨显之等，也都有较高成就。还有不少杂剧作家，如白朴、高文秀等，虽然不是大都人，但都长期在大都生活和创作。大都剧坛，人才辈出，呈现出夺目的光彩。

    在大都的杂剧作家中，关汉卿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①（①《录鬼簿》卷上）。他一生创作的杂剧在六十种以上，但大多已经散失，传世的只有十余种。他的作品反映了元朝统治的黑暗，人民生活的困苦，塑造了多种多样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他的代表作《窦娥冤》，是对当时社会的血泪控诉，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另一个大都剧作家王实甫，也有很高的成就，“《西厢记》，天下夺魁”①（《录鬼簿》卷上），几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赞赏。

    大都的著名女演员，有珠帘秀、顺时秀、天然秀、赛帘秀、燕山秀（均为艺名）等。珠帘秀本姓朱，她的“杂剧为当今独步”②（夏伯和：《青楼集》），名震一时。赛帘秀、燕山秀等，都是她的门徒，后辈都尊称她为朱娘娘。顺时秀原名郭顺卿，元代中期也很有名，“教坊女乐顺时秀，岂独歌博天下名！意态由来看不足，揭帘半面已倾城”③（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辍耕录》卷四《广寒秋》中也提到了她）。大都著名的男演员有魏、武、刘三人，“魏长于念诵，武长于筋斗，刘长于科泛（表演动作之意———引者）”，后代乐人“皆宗之”④（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五，《院本名目》。按，有人说“长于科泛”的刘即《录鬼簿》中提到的刘耍和，但也有不同意见。）。可惜他们的名字都没有流传下来。演员大多属于教坊司管辖，称为乐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受到统治阶级的轻视。元朝政府规定：“承应乐人呵，一般骨头休成亲，乐人匹配者。”⑤（《元典章》卷一八）因此，乐人夫妻双方，往往都是演员，而且世代相袭。教坊司管辖的乐人，除为宫廷官府服役外，还常常应召为贵族、官僚以及民间演出。《朴通事》一开头就记载三十个人举行筵会，“着张三去，叫教坊司十数个乐工和做院本诸般杂技的来”，“弹的们动乐器，叫将唱的根前来着他唱”。元代杂剧和戏文中提到演员怕官府“唤官身”⑥（杂剧《汉钟离度脱兰采和》，戏文《宦门子弟错立身》），就是因为他们隶属于教坊司，必须先为宫廷、官府服役，然后才能为他人演出。此外，还有一些不属于教坊司管辖的民间剧团，在城乡巡回演出。

    杂剧作者在当时习惯称为才人，他们组织的团体称为书会。当时大都就有书会存在。剧本编成后，往往加以刊印，公开发行。流传下来的元代杂剧刊本常见“大都新编”字样，说明当时大都是刊印杂剧剧本的一个中心。这和大都剧作者的众多和演剧活动的兴盛是分不开的。在大都的演员中，也有人参加编剧工作，著名的有赵文殷、张国宾等。他们有时还和其他作者联合进行创作活动，例如“元贞书会李时中、马致远、花李郎、红字公（指红字李二———引者），四高贤合捻《黄粱梦》”①（《录鬼簿》卷下）。李时中和马致远都是小官僚，花李郎、红字李二是乐人。演员直接参加剧本的创作，对于杂剧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五、民间技艺

    休凭口舌慢矜夸，看取当场戏险家。

    剑鞘高竿斜复正，喧声百万动京华。

    险艺呈来已数回，弄人鼓笛莫相催。

    当筵一博天颜喜，百尺竿头稳下来。②（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七）

    这是元代诗人胡祗遹所咏《小儿爬竿》诗。爬竿是一种杂技项目，当时在大都十分流行，曾经进入宫廷表演，演出时有鼓、笛伴奏。③（元代另一个诗人李庭描写爬竿道：“鼓笛喧填四面催，飞猱健捷几千回。平生技艺都呈尽，百尺竿头稳下来。”也提到鼓、笛。）除了爬竿之外，还有不少其他杂技项目，例如《朴通事》提到，去勾栏中看杂技，“也有丢棒的，一个高卓儿上，脱下衣裳，赤条条的仰白着卧，一托④（一托指一人伸开左右手的长短）来长短、停柱来粗细、油红画金棒子，放在他脚心上转，脚背上转，指头上转，吊下来踢上去，丢的只是眼花了”。可见，北京的杂技，有着悠久的传统，早在元代就很兴盛了。

    说唱技艺在大都也很盛行。当时把各种说唱技艺统称为“唱词”，见于元代官方文书的有琵琶词、货郎儿、词话等名目，都是由表演者说唱故事，但曲调和伴奏乐器有所不同。这些说唱技艺在城乡广泛演出，有很大吸引力，“聚集人众，充塞街市”。但却常常被封建官府无理禁止。

    大都城内“人烟辏集处”，还常常有人表演“傀儡戏”。这种民间技艺一度也进入宫廷，但立即遭到了封建官僚的反对。

    相扑（摔跤）是大都民间流行的一种体育活动，常常举行公开表演。也正是胡祗遹，写下了《相扑二首》：

    满前丝竹厌繁浓，勾引眈眈角抵雄。

    毒手老拳毋借让，助欢鼓勇兴无穷。

    臂缠红锦绣裆襦，虎搏龙拿战两夫。

    自古都人元尚气，摩肩累迹隘康衢。①（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七）

    六、科学技术的成就和中外科技交流

    大都在文学艺术方面聚集了许多人才，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有不少杰出的专门家。郭守敬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是邢台（今河北邢台）人，13世纪60年代起一直在大都生活和工作，为科学事业辛劳了六十多年，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逝世。郭守敬在水利、天文历算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代表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大都的通惠河工程就是他主持设计的。他在前代基础上，设计制造了简仪、仰仪和高表等天文仪器。简仪、仰仪等天文仪器一直保存到清初，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毁于西方传教士之手。②（明代仿制的简仪，现存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已残缺不全）高表是由前代圭表改制而成的，可以更准确地测定夏至、冬至等节气的时刻，推算一年的日数。“仪台铁表冠龙尺，上刻横文晷度真”③（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按，高表“以铜为表，高三十六尺，端挟以二龙，举一横梁，下至圭面，共四十尺”（《元史》卷五二，《历志一》）。“仪台铁表冠龙尺”即指二龙举一横梁而言），可惜的是，这一天文仪器也早已毁坏了。在郭守敬设计的天文仪器中，有很多是由阿尼哥负责制造的。为了安置天文仪器，经忽必烈批准，郭守敬主持修造了司天台（灵台）。司天台位于大都城东南角，上述各种仪器大都安置在台上，高表则设在司天台的右边。后来，明清两代的观象台也都设置在这里。在大规模天文观测工作的基础之上，郭守敬主持修订新历法，定名为“授时历”。这种历法计算方法比较简易，准确程度较高，每年定为三百六十五点二四二五天，和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二十六秒，其准确程度与现在通行的公历（格雷果里历）相同，但公历的使用要比“授时历”晚三百年左右。“授时历”传到高丽，对高丽的历法产生了一定影响。

    郭守敬还设计制造了七宝灯漏，这是一种大型的计时器，就陈列在大明殿里。七宝灯漏高一丈七尺，以金为架，共分四层，“饰以真珠，内为机械，以小木偶人十二捧十二相属。每辰初刻，偶人相代开小门出灯外板上，直御床立，捧辰所属以报时”①（柯九思：《草堂雅集》卷一，《宫词》），“其机发隐于柜中，以水激之”②（《元史》卷四八，《天文志一》）。七宝灯漏的制造，显然是继承和发展了北宋苏颂、韩公廉的“水运仪象台”，就工艺技术的水平来说，前者比后者有显著的提高：就性能来说，后者主要是一种天文仪器，前者则主要用于计时了。

    在郭守敬之后，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妥懽贴睦尔也曾设计制造过宫漏。据记载，他的宫漏“约高六七尺，广半之。造木为匮，阴藏诸壶其中，运水上下。匮上设西方三圣殿，匮腰立玉女捧时刻筹，时至，辄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悬钟，一悬钲，夜则神人自能按更而击，无分毫差。当钟钲之鸣，狮凤在侧者皆翔舞。匮之西东有日月宫，飞仙六人立宫前，遇子午时，飞仙自能耦进，度仙桥，达三圣殿，已而复退立如前”①（《元史》卷四三，《顺帝纪六》）。这个“鲁班天子”（当时人对元顺帝的称呼）制造的宫漏，被誉为“前代所鲜有”，其实，其基本工艺设计，与郭守敬的七宝灯漏差不多，只是有些地方更为精巧而已。元代大都先后出现过两种宫漏，说明机械时计的制造技术在当时已趋于成熟：而机械时计的出现，则正好标志着“在计时上和力学上”的“巨大进步”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5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在农学方面，元朝政府的大司农司在前代农学著作基础之上，“删其繁重，摭其切要，纂成一书”，叫做《农桑辑要》。③（实际上，这本书除编纂前人的经验之外，还介绍了一些新的生产技术，如“栽木棉之法”）这本书最初在至元十年（1273年）刊行于大都，后来多次再版，对于推广农业技术，促进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我国的农学史上，《农桑辑要》有一定的地位。

    元代我国在数学上有很大的成就。名数学家李冶在13世纪曾到燕京生活过一段时期，他的数学著作《测圆海镜》为解决一元高次方程式作出了贡献。在李冶之后，大都人朱世杰编写了《四元玉鉴》和《算学启蒙》。前一书继承和发展了李冶的研究工作，后一书则如它的名称所显示那样，是一本入门书，曾经传到日本、高丽，对于中外科学的交流起过一定的作用。此外，郭守敬、王恂等在制订“授时历”的过程中，用“招差法”推算日月运行的速度和方位，列出了三次差的内插公式，是数学上的一项重大成就。

    元代，阿拉伯、波斯的天文历法、仪器和一些科学著作先后传入了大都。至元四年（1267年），札马鲁丁向忽必烈献“万年历”，这显然是在波斯、阿拉伯等地通行的一种历法，忽必烈曾在一定范围内施用。札马鲁丁还制造了一系列天文仪器，共有“咱秃哈剌吉”（浑天仪）、“咱秃朔八台”（测验周天星曜之器）等七种。其中有一种名“苦来亦阿儿子”，“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①（《元史》卷四八，《天文志一》按，“苦来”（Kure）义为“球体”，“阿儿子”（Arz）义为地球。），实即一种早期的地球仪。这是我国输入地球仪的最早记载。在元朝的秘书监中，保存了不少“回回书籍”，其中多数是阿拉伯人关于天文历法、仪器制造、点金术、医学等方面的著作，其中有一部书叫做《兀忽烈的四劈算示段数十五部》，兀忽烈的很可能就是欧几里得，这部书可能就是《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十五卷》。②（参见马坚：《元秘书监志“回回书籍”释义》，载《光明日报》，1955 07 07）通过阿拉伯人的介绍，我国早在元代就知道了这位数学家的著作，这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不能不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回回医学”在大都颇为流行，元朝政府专门在太医院下面设置广惠司掌管“回回药物”。秘书监收藏的“回回书籍”中就有医书。“回回医学”能治某些疑难病症，在当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③（参见陶宗仪：《辍耕录》卷九，《奇疾》：卷二二，《西域奇术》）这些来自其他国家的各种科学知识，对于我国有关科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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