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

    大都地区有较好的自然条件，“水深土良厚，物产宜硕丰”①（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京华杂兴诗》）。粮食作物主要有麦、黍、豆和水稻等。每到春天，大都周围的农村，到处是“穰穰黍麦青”②（迺贤：《金台集》卷二，《南城咏古十六首》）的美丽景象。大都的黍类有糯黍、小黍、秫黍。③（参见《日下旧闻考》卷一四九，《物产》引《析津志》）麦类有小麦、大麦、荞麦：豆的种类更多，有黑豆、小豆、绿豆、白豆、赤豆、红小豆、豌豆等。④（《金史》卷一三三，《张觉附张仅言传》）由于大都有一定的水利灌溉条件，所以水稻种植也有相当的规模。早在金代，就有人引太宁宫（即后来的万宁宫）旁的泉水溉田，“岁获稻万斛”⑤（《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通惠河》）。稻田收获量较高，当时已成为权贵豪民争夺的对象。到了元代，随着通惠河的修治，稻田更有所发展。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年），元朝政府因“各枝（即各投下———引者）及诸寺观权势，私决（通惠河上源）堤堰，浇灌稻田、水碾、园圃，致河浅妨漕事”⑥，下令严禁。这件事说明，当时大都西郊（通惠河上源流经之地，即今海淀一带）已有不少稻田。《朴通事》卷下有一处说，“我家里一个汉子，城外种稻子来”。另一处说，老安在城外刘村种田，“到秋他种来的稻子、蜀秫、黍子、大麦、小麦、荞麦、黄豆、小豆、绿豆、豌豆、黑豆、芝麻、苏子诸般的都纳了租税”。这两条记载都说明在大都的粮食作物中，水稻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后一条记载更把当时大都粮食作物的一些种类都罗列出来了。

    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为了解决北方的粮食问题，元朝政府曾在南起保定、河间，北到檀（北京密云）、顺（北京顺义）的广大地区之内，大规模推广水稻，并从江南招募农民前来指导。这样做虽然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由于全国范围内农民战争迅猛开展，元朝政府极端反动腐朽，很快便停止了。

    由于大都城内居民需要大量蔬菜，“治蔬千畦，可当万户之禄”①（《天下同文》前甲集卷一六，黄文仲《大都赋》），因此，大都郊区园艺业比较发达。主要的蔬菜品种有白菜、萝卜、蔓菁、赤根菜和葱、韭、蒜等。果树经营也比较发达，“瓜果饶夏实，枣梨绚秋红”②（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京华杂兴诗》）。

    农业生产的其他情况很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粮食的产量是不高的，远远满足不了大都城消费的需要。元朝政府每年都要由江南运来大批粮食，最多时达三百多万石，这固然由于大都人口的急剧增长以及宫廷、官僚机构奢侈无度所致，但也反映出大都周围甚至整个北方农业生产的落后。元代有人讲当时北方农业生产粗放的情况时说：“土不加粪，耕不以时，杷不破块，种每后期，谷麦种子不精粹成熟，不锄不耘。”③（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二二，《论农桑水利》）产量高的每亩一石，低的只有三五斗。大都郊区的农业，总的来说，大概比上面所说的情况好不了多少。

    二、手工业

    大都是元代北方最大的手工业中心。手工业的种类很多，较重要的有丝织、毡罽、采矿、冶炼、军器制造、修建、酿造等。马可·波罗曾说大都每日有丝千车入城，供制作金锦绸绢等物之用。由此可以想见大都丝织业规模之大。其他一些行业也都差不多。在官府手工业中，分工较细，专业化程度较高，如军器制造业中，制甲、弓、箭甚至弓弦都有专门的机构。但是，由于官府手工业中工匠受到种种压榨，各级官吏又以贪污舞弊为能事，分工和专业化只起了保证某些统治者需要的贵重精致产品生产的作用，并没有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总的来说，官府手工业的生产效率是很低的，劳动力和工时、原料的浪费都是很严重的。

    元代大都手工业中出现了不少新技术和新产品。例如，丝织业中有纳失失（原来是波斯出产的一种织金绸缎）、撒答剌欺（原来是中亚出产的一种丝织品）等，冶炼业中出现了镔铁（特种钢），酿造业中生产阿剌吉酒（蒸馏酒，就是烧酒）①（阿剌吉是阿拉伯语，原意为出汗，蒸馏酒类似汗珠，故有此名）等。这些新产品、新技术的采用，主要是迁移到大都的兄弟民族工匠带来的。例如，制造纳失失的别失八里局，是由“别失八里田地人匠”②（《永乐大典》卷一九七八一，《局》字。按，此条原注出自《元史·百官志》，而《元史·百官志》中有关别失八里局记载未提及“别失八里田地人匠”事，疑应出自《经世大典》。）组成的。别失八里就是今天新疆吉木萨。同时，这也是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分不开的。阿剌吉酒原是波斯、阿拉伯的产物，这一时期传入了我国，大都已大规模进行生产。这是我国酿造史上的一大革命，影响较大。在大都活动过的诗人如朱德润、许有壬等对阿剌吉酒的酿造，都有详细的描写。镔铁生产始于波斯、中亚等地，后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元代大都官府手工业中设有镔铁局，从事镔铁器具的生产。《朴通事》中也提到“着镔铁打”“五件儿刀子”。镔铁刀“价贵于金，实为犀利，王公贵人皆佩之”③（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

    大都地区的采矿业以煤矿最为发达。宛平县属下的大谷山有黑煤三十余洞，桃花沟有白煤十余洞。煤窑有官办的，也有寺观经营的。煤是大都城内居民燃料的重要来源之一，专设有煤市，《朴通事》中也有“煤场里推煤去”的记载。大都居民使用煤炉和煤火坑相当普遍，“地穴玲珑石炭红，土床芦簟觉春融”④（尹廷高：《玉井樵唱》卷上，《燕山寒》），以及“暖炕煤炉香豆熟”⑤（欧阳玄：《圭斋集》卷四，《渔家傲·南词》）等诗句，都说明了这一点。宫廷中也用煤。①（《草堂雅集》卷一柯九思《宫词》云：“夜深回步玉阑东，香烬龙煤火尚红。”）在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元代铁制煤炉遗物。元代来中国的外国旅行家马可·波罗、伊本·拔图塔等，都对中国人用煤感到惊奇，说明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不知道用煤。煤的发现和使用，是我国人民在科学技术上一大成就。大都用煤比较普遍，比起前代来有所进步。

    由于大都人口不断增多，燃料供应问题日益突出。元朝末年，政府曾经计划重开金口引卢沟水东流，使“西山之煤，可坐致于城中”，以解决燃料问题。至正二年（1342年）动工修建。这次修治的金口河深五十尺，广一百五十尺，役夫数万。但新河修成后，“流湍势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②（《元史》卷六六，《河渠志三》），元朝政府大规模开采煤矿的计划，结果以失败告终。

    三、商业

    大都是元代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全国各地以及外国的许多商品货物都集中到这里，“东至于海，西逾于昆仑，南极交广，北抵穷发，舟车所通，货宝毕来”③（程钜夫：《雪楼集》卷七，《姚长者传》）。马可·波罗极力称赞大都为“商业繁盛之城”，“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力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大都城内有两个主要商业区，一个是城市中心的钟楼、鼓楼周围，另一个是城市西部顺承门内的羊角市。④（角头系“东南西北往来人烟凑集之处”，通常即指市集所在之地（《朴通事谚解》卷上注），元代杂剧中也有此词。）钟楼、鼓楼周围分布着缎子（绸缎）市、皮帽市、帽子市、鹅鸭市、珠子市、沙剌（珠宝）市、铁器市、米市、面市等。羊角市有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驴骡市等。《朴通事》和《老乞大》中也多次提到大都的羊角市，可见这在当时是很热闹的地方。除了这两个主要商业区之外，中书省前还有文籍市、纸札市等。在各门外和南城，也有不少集市。除了商业区的店铺之外，还有不少小商贩，穿街走巷，贩卖各种物品：“贩夫逐微末，泥巷穿幽深。负戴日呼叫，百种闻异音。”①（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京华杂兴诗》）

    管理大都商业市场的机构叫做大都宣课提举司，秩从五品，比警巡院和大兴、宛平两县县尹的地位都要高。提举司之下，各市分设提领或大使。元代商税按规定是三十取一，但大都建成后，旧城市肆、院、务迁入都城者四十取一。元代中期，大都商税所入为十万三千余锭，除江浙（二十六万余锭）、河南（十四万余锭）二省外，其余各省全部所入，还不及大都一地。②（参见《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从这个数字，也完全可以看出大都商业的特别繁荣了。

    大都的商铺，从其性质来说，可分两种。一种商铺主要经营生活日常用品，满足一般居民生活需要，“（大都）民物繁伙，若非商旅懋迁，无以为日用之资”③（《元典章》卷二〇，《户部六·钞法》）。例如居民食用的粮食，在大规模海运发展起来以前，“全借客旅兴贩供给”，“来的多呵贱，来的少呵贵有”④（《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这一种商铺占多数。另一种商铺主要经营满足权贵们奢侈生活需要的高级商品，如珠宝、锦缎等。有的珠宝一颗就要钞数十万锭。由于大都是宫廷所在地，集中了大批权豪贵族，因此，后一类商铺特别发达，这是大都商业不同于全国其他城市的特点之一。

    大都的商铺，有的是由封建政府经营的，如部分粮食和盐、酒的买卖。官营商业，弊端极多，以官卖盐而论，“当时置局设官，但为民食贵盐，殊不料官卖之弊，反不如商贩之贱”⑤（《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有的是由大寺观经营的。当时寺观经营商业十分普遍，规模巨大，凭借特权，不纳商税，严重影响商税收入，以致元朝政府不得不屡次发令，要寺观商铺交纳商税。⑥（参见《通制条格》卷二九，《僧道》）此外，还有很多是权贵们经营的商铺。元顺帝的权臣马札儿台，就在“通州置塌房，开酒馆、糟房，日至万石。又使广贩长芦、淮南盐”⑦（权衡：《庚申外史》卷上。）。“有势之家，占据行市，豪夺民利”，在大都是个很普遍的现象。至于一般私人经营的商业，除了少数大商人（他们一般均与官府、权贵有密切联系）之外，或为“权豪势要之家挟势强买”，或由官府以“和买”为名，“强行夺买”，受到种种非理骚扰。有的因此破产，有的吓得“不敢往来”。官府、权贵控制市场，阻碍正常的商业活动，其结果是“物价因而涌贵”，“民甚不便”①（《通制条格》卷一八，《关市》：卷二七，《杂令》）。这种情况，其他城市也有，但都没有大都这样突出。

    大都周围的农村，有定期的集市贸易，进行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相互交流。元代中期，封建政府因为害怕“起立集场”，“走透课程（偷税漏税———引者）”，“滋长盗贼”，因而下令“住罢”，即取缔农村的集市。但是，经济交流的要求绝非法律所能禁止，过了不久，元朝政府不得不承认禁罢的失败：“辇毂之下（首都附近———引者），尚且奉行不至，何况外路！”②（《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诸禁》）农村中的集市贸易照旧进行着。

    不少外国商人来大都进行贸易活动。来得较多的是波斯、阿拉伯和高丽的商人。特别是高丽商人，因为距离较近，来大都的最多。高丽的中文教科书《老乞大》，就是以高丽商人来中国，与辽阳的商人结伴，同至大都从事商业活动为主题的。从《老乞大》可以看出，高丽商人贩运到大都的货物，主要是马匹、人参和毛施布（高丽出产的一种麻布）：从大都贩运回高丽的货物则是各种日用品、纺织品和书籍等。《老乞大》这本书的出现，说明了当时高丽商人来到大都是很普遍的现象，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大都国际贸易的繁荣。

    四、河运和海运

    “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③（《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海运》）把江南丰富的物资，千里迢迢，运到大都，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河运，另一是海运。

    元朝在前代基础上，大规模整修运河。平江南之初，北运粮食等物需要水陆兼运，“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陆运至淇门，入御河，以达于京”①（《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海运》）。元朝政府先后开凿和修治了通惠河（即大都运粮河，从大都到通州，长约一百六十里，前面已有叙述）、通州运粮河（从通州南下入大沽河，西接御河）、御河（从今天津南至山东临清，接会通河）、会通河（从临清至山东东平，长二百五十里）、济州河（山东东平至济宁，接泗水，入淮河），一直和南方原有的运河相连接。这样，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互相贯通。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大都的粮食供应，主要依靠运河运输。据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的一件官方文书说：“大都里每年百姓食用的粮食，多一半是客人从迤南御河里搬将这里来卖有。”②（《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

    在整修运河的同时，元朝政府又大力发展海运。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探索，最后采取了从长江口的崇明附近出海，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北趋成山（山东半岛东部），经渤海南部，至界河（海河）口的直沽，再转运大都的路线。顺风时十天左右即可到达。海道运粮，最初不过四万余石，后来逐年增加，元代中期，最多时达三百余万石。“晓日三叉口（直沽———引者），连橹集万艘”③（张翥：《蜕庵诗集》卷一，《代祀天妃庙次直沽作》），直沽成了一个繁荣的港口。

    海运虽有一定风险，“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但总的来说，“视河漕之费，则其所得盖多矣”④（《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海运》）。自从海运大规模开展以后，运河的重要性就大为降低了。到后来，大都的经济生活几乎完全依赖于海运。元末农民战争爆发，海运中断，运河也被切断，大都的经济生活立即陷于混乱，元朝很快也就灭亡了。

    五、大都地区发生的自然灾害

    有元一代，大都地区的自然灾害相当频繁。特别是进入14世纪以后，水、旱、雹、蝗和地震，接踵而来，几乎无年无之。

    北京的气候，春旱秋涝。在元代表现得也很突出。水灾多数集中在六、七、八月，而且往往发生在春旱之后。大德五年（1301年），“京畿大旱，自春至五月中旬。（五月）末，始雨，遂大作，连昼夜，殆二月稍霁。人罹垫溺之患，而京东平滦尤甚”①（刘敏中：《中庵集》卷二〇，《送平滦总管王仲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大都所属东安、蓟州等地春、夏旱，“麦苗枯”②（《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到了六月，接连下了七天雨，于是又发生水灾。最大的一次水灾发生在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六月，“大霖雨，京畿水平地丈余，饥民四十余万”③（《元史》卷三八，《顺帝纪一》）。

    由于自然灾害频繁，大都常有许多人处于饥荒之中。元朝统治者害怕饥民闹事，影响统治中心的稳定，常常采取发卖低价粮食的办法，来收买人心。但是这种低价粮常为权豪官吏中饱，元朝官方文书中就说：“多是官家势要并勾当里行的人每（们），使人籴买的上头，到不的贫民每（们）根底的一般。”④（《秘书监志》卷二，《禄秩》）

    13、14世纪是地震活动频繁的一个时期。见于记载的大都地震共有十一次（参见附录一《大都大事年表》）。其中震级较高的是皇庆二年（1313年）六月和后至元三年（1337年）八月两次。关于前一次，有人写了一首诗，其中说：

    二年六月己未朔，京城五更大地作。

    卧者颠衣起若吹，起者环庭眩相愕。

    室宇无波上下摇，乾坤有位东西却。

    自我南来睹再震，初震依微不今若。

    昨朝展席坐堂上，耽玩图书静无觉。

    堂下群儿又惊报，方馔饔人丧杯勺。

    栉者仓皇下床榻，门屋铿锵振铃铎。

    只今犹自腾妖讹，旦暮殊言共郛郭。

    大家夜卧张穹庐，小家露坐瞻星落。……⑤（范梈：《范德机诗集》卷五，《己未行》）

    这首诗，写得相当具体、生动，从所描述的情况看，这次地震引起了一些混乱，但是没有造成很大的破坏。

    元顺帝后至元三年（1337年）八月发生的地震，将太庙的梁柱震裂，各室墙壁倒塌，压坏了不少东西。一般居民住宅更可想而知。这次地震持续了七天，影响远及怀来、宣德等地，“所损人民甚众”。①（①参见《元史》卷三九，《顺帝纪二》：卷五一，《五行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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