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瓯脱地的变迁
最早进入滦河上游的，是东胡和匈奴两个古老的北方游牧民族。东胡的活动以今天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为中心，匈奴则以今天黄河河套和阴山山脉地区为中心。两族之间有一千余里的弃地无人居住，“各居其边为瓯脱”。“瓯脱”，意为“界上屯守处”，有人将它解释为“境上斥候之室”或“土穴”①（《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元上都所在地区，应是当时东胡瓯脱的一个组成部分。
西汉初年，东胡王想用武力夺取其瓯脱之外的弃地，从而引起匈奴和东胡的战争。匈奴冒顿单于（音墨毒蝉余，单于为匈奴的最高首领）率军东出奔袭东胡，杀死东胡王，虏其人、畜，占据了包括瓯脱在内的东胡故地。
匈奴的统治机构分为单于庭、左贤王庭、右贤王庭三大部分。左贤王庭管辖原瓯脱界以东地区。西汉上谷郡（郡治沮阳，今河北怀来县东）正北的濡水（即今滦河）上游地区，成为左贤王属部的驻牧地。匈奴人以左为上，单于之下，左贤王最为尊贵，大多由单于长子充任。左贤王以下，设有左谷蠡（音鹿黎）王、左大将、左大都尉、左大当户等官长。
西汉前期，左贤王属部经常在上谷、渔阳、右北平三郡塞外与西汉军队交战，濡水上游是双方争夺的地区之一。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汉军出塞，大败左贤王，斩首虏七万余级，左贤王及其属部遁走漠北，汉军夺取了上谷郡塞外地区。
东胡被匈奴击破之后，残部分为两部，一部号乌桓，居住在今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附近的乌桓山：一部号鲜卑，居住在今兴安盟科尔沁左翼中旗西边的鲜卑山。西汉统治者虽然以武力驱走了匈奴左贤王，但也难以在草原长期立足，汉军很快就退回到边塞之内。接受汉朝管辖的乌桓被迁徙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居住，填充匈奴人与汉人的中间地带。汉代特别设置护乌桓校尉，监护和管辖乌桓各部，使他们“不得与匈奴交通”，“为汉侦察匈奴动静”①（《后汉书》卷九〇，《乌桓传》）。从这时起到东汉中期乌桓内迁中原诸郡，上谷乌桓在濡水流域驻牧了二百余年。
乌桓南迁之后，鲜卑各部陆续南下。到东汉后期，鲜卑首领檀石槐曾短暂统一草原各部，“尽据匈奴故地”②（同上书，《鲜卑传》）。檀石槐的牙帐设在弹汗山（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商都县附近），下辖东、中、西三部大人，中部大人管辖右北平以西至上谷郡的区域。檀石槐死后，部众分裂成若干集团。被称为“小种鲜卑”③（《三国志》卷三〇，《乌丸鲜卑东夷传》）的轲比能拥有十余万骑，占据了代郡、上谷郡边塞内外地区。曹魏初年，轲比能统一了原来鲜卑的东部和中部。青龙三年（235年），轲比能被魏明帝派刺客杀死，以濡水为中心活动区域统一起来的鲜卑部，只存在了不到十年。
轲比能之后，以濡水为界，东边是鲜卑化了的匈奴宇文部，东晋建元二年（344年）被鲜卑慕容部建立的前燕所灭。西边是由大鲜卑山迁来的拓跋部。拓跋鲜卑后来以盛乐为中心，逐渐南推，建立了北魏王朝，在原来的聚居区设置了武川、沃野、抚冥、柔玄、怀荒、御夷六镇，濡河上游属御夷镇管辖。④（参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
宇文鲜卑部“别种”库莫奚，北魏至唐朝时游牧于濡河上游。库莫奚人的东北是契丹族，居住地就是原来东胡活动的区域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库莫奚和契丹归附于唐，太宗李世民在库莫奚地设立饶乐都督府，以库莫奚人首领为都督，受营州都督府节制。饶乐府治即库莫奚族牙帐的所在，地处今内蒙古宁城县境。契丹建国前后，库莫奚族被征服。①（关于北方各族的历史情况，参见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
经过一千余年的历史演变和民族迁徙，滦河上游地区迎来了辽、金的统治。在元人诗中，有“穹庐区脱（即瓯脱———引者）云弥野”②（吴师道：《吴礼部集》卷八，《次韵张仲举助教上京即事》。另周伯琦在《扈从集·后序》中亦称鸳鸯泊“居者三百余家，区脱相比，诸部与汉人杂处”。）等句，说明瓯脱的称呼，一直传到了元代。
二、辽、金皇帝的“春水秋山，冬夏捺钵”
由契丹族建立的辽朝（916—1125），先后设置了五个都城，即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南京幽都府（后改称燕京析津府，今北京）、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和中京大定府（今辽宁宁城西大名城）。五京之中，上京为首都，其他四个是陪都。元朝上都路所辖区域，在辽朝时分属中京道和西京道管辖。
辽朝虽然建有都城，皇帝却不经常在城里居住，而是保持着契丹族游牧渔猎的风俗，“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③（《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中》）。“捺钵”是契丹语的汉文音写，意为“行营”、“行在”或“行帐”，专指辽朝皇帝出行时居住的帐幕，即所谓“皇帝牙帐”。金、元时，捺钵又译写作“纳拔”、“纳钵”、“纳宝”、“剌钵”等，元人周伯琦、杨允孚更明确的解释是“车驾行幸宿顿之所”①（周伯琦：《扈从集·前序》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不管是迁移的帐幕还是固定的营所，都称为捺钵。
辽朝皇帝的四时捺钵，从辽圣宗耶律隆绪（983—1031）开始有了比较固定的地点和内容。春捺钵纵鹰捕鹅，凿冰钓鱼，地点在鱼儿泊（今称月亮泡，吉林扶余他虎城附近）、混同江（亦称鸭子河，今松花江）或鸳鸯泊（今河北张北县西北安固里淖）。夏捺钵避暑，无固定场所，驻帐永安山（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西）和炭山的时间较多。秋捺钵在山中射鹿，地点在伏虎林（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汇流处西北）或临时选择合适的地点。冬捺钵避寒猎虎，设帐于广平淀（伏虎林东南）。当时人们把这种活动概括为“春水秋山，冬夏捺钵”。辽朝皇帝捺钵的区域，大多在契丹族的发祥地附近，或在五个都城附近择便地举行。皇帝捺钵，大小臣僚随行，在冬夏捺钵时要“会议国事”②（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见《辽史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4），成为辽朝决定军政大事的重要方式。
由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循契丹故事，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剌钵”③（《大金国志》卷一一，《熙宗纪》），金太祖、太宗、熙宗三朝，建都于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后改为上京），捺钵于附近的山水。贞元元年（1153年），金帝完颜亮迁都燕京（今北京）。在迁都后的几年里，完颜亮忙于对南宋战争，来不及选择适当的捺钵地点。后继者世宗完颜雍，则很快就选择了一个捺钵的理想之地———金莲川。
金莲川，原名曷里浒东川。辽道宗耶律洪基曾于清宁九年（1063年）五月“清暑曷里狘”④（《辽史》卷二二，《道宗纪二》），有人认为“曷里狘”就是“曷里浒”的异译，但还缺乏旁证。川中长满金莲花，花色“金黄，七瓣环绕其心，一茎数朵，若莲而小。六月盛开，一望遍地，金色烂然。至秋花干而不落，结子如粟米而黑。其叶绿色，瘦尖而长，或五尖，或七尖”，“味极凉，佐茗饮之，可疗火疾”⑤（《口北三厅志》卷五，《风俗物产》）。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年）五月，以“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之义”，将曷里浒东川命名为金莲川。⑥（参见《金史》卷六，《世宗纪上》：卷二四，《地理志上》）现在滦水南岸仍有一片草原，东西长近10里，南北宽1~3里，长满金莲花。当地人称为“沙拉塔拉”，意思是“黄色的平野”，就是“金莲川”。在金莲川的南边，是辽朝皇帝的夏捺钵地炭山，又称陉头、凉陉，契丹语为“王国崖”（亦作“旺国崖”），位置在今河北省沽源县境。金朝沿袭了“凉陉”的称呼，元初人王恽对此有明确记载：“按地志，滦野盖金人驻夏金莲、凉陉一带，辽人曰王国崖者是也。”①（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〇，《中堂事记上》）大定八年（1168年）五月，将旺国崖改名为静宁山。由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攻北宋时曾驻帐旺国崖，后人特在此处建立了庙宇，并册封山神为镇安公，以示纪念。②（参见《金史》卷六，《世宗纪上》：卷二四，《地理志上》：卷三五，《礼志八》）
金朝也建有五京，除前述上京外，还有东京辽宁府、中都大定府、西京大同府和南京开封府。五京均为陪都，首都是中都（今北京市），金莲川及其附近地区，隶西京路管辖。在川西北约二十公里处（黄旗大营子正北五公里），建有桓州城，至今遗址仍存，是金西北路招讨司的所在地。金朝在沿边三十八州设兵屯守，桓州为其中之一③（参见《金史》卷四四，《兵志·兵制》），所以州中人以士兵为主，民户只有五百七十八户。桓州西南还有两个屯兵边州昌州（治狗泺，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白城子）和抚州（治柔远，今河北张北县）。这两个地方原来都是桓州的下属县镇，金章宗时才升为州城。④（参见《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桓州及其附近地区，是金朝的重要牧马地。金世宗时新设置七处群牧所，特满、忒满两所就建在抚州。⑤（参见《金史》卷四四，《兵志·诸群牧马政》）
金初已有贵族在凉陉居住。金太祖第二子宗望曾于天会五年（1127年）由中原“西上凉陉”，并死于该地。天德四年（1152年）夏，完颜亮曾从泰州前往凉陉，在附近狩猎。⑥（《金史》卷五，《海陵王纪》：卷七四，《宗望传》）大定六年（1166年）夏天，金世宗前往银山狩猎，八月初由银山抵凉陉⑦（参见《金史》卷六，《世宗纪上》），大概就在这时选定了金莲川作为夏捺钵避暑之地。当时人说“金莲川在重山之北，地积阴冷，五谷不殖，郡县难建，盖自古极边荒弃之壤也。气候殊异，中夏降霜，一日之间寒暑交至”①（《金史》卷九六，《梁襄传》），确实是避暑的好地方。金世宗之所以选择金莲川，除了它气候宜于夏季避暑外，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区地理位置重要。这时漠北的蒙古、塔塔儿等部族已有相当的力量，金人几次征伐未能殄灭，不得不改行羁縻政策，以宴赐招抚各部领袖人物，开榷场“以易北方牧畜”。在桓、抚、昌三州置有燕子城（燕赐城）、北羊城、狗泺三处榷场，使该地区成为金朝控制“北部”的重要前哨阵地。②（参见贾敬颜：《从金朝的北征、界壕、榷场和宴赐看蒙古的兴起》，见《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5（9））选择有利地点，利用皇帝北出捺钵的机会，巡边耀武，震慑、安抚北边各部族，巩固边塞，才是金世宗的真正意图，即所谓“远幸金莲，至于松漠，名为坐夏打围，实欲服劳讲武”③（《金史》卷九六，《梁襄传》）。金世宗特地在凉陉建了避暑宫殿景明宫，宫有数殿，有一殿就称为“扬武殿”④（《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为保卫行宫的安全，大臣移剌子敬、粘割斡特剌、杨伯仁上奏：“车驾至曷里浒，西北招讨司囿于行宫之内地矣。乞迁之于界上，以屏蔽环卫。”金世宗因此命令招讨使斜里虎迁徙招讨司于界上，治蕃部事，都监撒八则留在燕子城掌管猛安谋克事。⑤（参见《金史》卷八九，《移剌子敬传》）
景明宫的规模似乎并不大，设备也很简陋。反对金世宗每年北幸金莲川的梁襄曾指出，“今行宫之所，非有高殿广宇城池之固”，“公卿百官卫士，富者车帐仅容，贫者穴居露处，舆台皂隶不免困踣”，“挂甲常坐之马，日暴雨蚀”，“御侮待用之军，穴居野处，冷啖寒眠”，“卫宫周庐才容数人，一旦霖潦积旬，衣甲弓刀沾湿柔脆”，“所次之宫，草略尤甚，殿宇周垣唯用毡布”，而且“凡奉养之具无不远劳飞挽，越山逾险，其费数倍”⑥（《金史》卷九六，《梁襄传》）。他认为远在都城千里之外捺钵，于国情不符，于民不利，力劝金世宗在中都附近选择合适地点安排夏捺钵。金世宗没有采纳梁襄的建议，从大定十二年（1172年）开始，每年或隔年赴金莲川，往返时间4~5个月，大多是四、五月由中都出发，八、九月还都，间或在六月间起程，也要在九月返回。①（参见《金史》卷七、八，《世宗纪中、下》）“当时事少游幸多，御马御衣尝得赐。年年春水复秋山，风毛雨血金莲川。归来宴贺满宫醉，山呼摇动东南天。”②（《国朝文类》卷四，杨果《羽林行》）在金莲川的主要活动是夏狩、秋猎和宴赐边部首领，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进士赵秉文曾有诗赋金莲川狩猎：
一望金莲五色中，离宫风月满云龙。
向来菡萏香销尽，何许蔷薇露染浓。
秋水明边罗袜步，夕阳低处紫金容。
长阳猎罢回天仗，万烛煌煌下翠峰。③（赵秉文：《滏水集》卷七，《金莲》）
除了以金莲川为夏秋捺钵的主要地点外，金世宗仍有“春水”之行，地点都离中都不远，有安州（今河北安新旧安州）、顺州（今北京顺义县北）、玉田（今河北玉田县）、滦州（今河北滦县）等地，内容也是纵鹰捕鹅。冬天时大多住在中都宫殿内，集中处理朝政大事。金章宗（1190—1208）时，蒙古已勃兴于漠北。章宗“不禁暑热”，想要遵循世宗制度捺钵金莲川，遭到了众多大臣的坚决反对，理由是“边鄙不驯，反侧无定”，“财力大困，流移未复”④（《金史》卷九五，《董师中传》：卷一〇〇，《路铎传》：卷一〇六，《贾益谦侍》）。金章宗虽然执意前往，也只在明昌五年（1194年）成行。⑤（参见《金史》卷一〇，《章宗纪二》）以后的捺钵就都在塞内举行了。“邻沙漠，隔关岭”⑥（《金史》卷九六，《许安仁传》），远在千里之外的金莲川，又要换主人了。
三、大蒙古国的草原营地
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蒙古乞颜部首领铁木真统一了草原各部，号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以怯绿连、斡难、土兀剌三河源头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周围）为统治中心，后人称为元太祖。元太祖五年（1210年），蒙古与金朝的关系破裂，双方都准备以战争消灭对方。徒单镒曾向金朝皇帝建议改变分兵守边的办法，集中力量守卫边防大城，还特别指出“昌、桓、抚三州素号富实，人皆勇健，可以内徙，益我兵势。人畜货财，不至亡失”，但未被采纳。①（参见《金史》卷一三，《卫绍王纪》：卷九九，《徒单镒传》）次年（1211年），蒙古军大举南下，在野狐岭、会河川大败金军，破居庸关，直抵中都城下，不久退回。当年冬季，蒙古军在契丹人耶律秃花等人的导引下突袭桓州附近的群牧监，“得其监马几百万匹，分属诸军，军势大振”，乘势夺占了桓、抚、昌三州。②（参见《元史》卷一，《太祖纪》：卷一二二，《槊直腯鲁华传》：卷一四九，《耶律秃花传》）此后，成吉思汗连年派军深入金朝腹地扫掠，金朝皇帝不得不将都城迁到南京（今河南开封），以避蒙古军锋。
习惯于游牧生活的蒙古人，不耐暑热，到夏季时大多罢战，返回草原避暑。成吉思汗南下攻金，夏季并不返回遥远的漠北，而是在原金朝边境选择避暑地屯驻。元太祖七、八两年（1212—1213），均在抚州驻夏③（参见《圣武亲征录》，贾敬颜校注本，166页：[波斯]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229~230页）：九年（1214年）六月，避暑于鱼儿泺（今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十年（1215年）夏季，“避暑桓州凉陉”④（《元史》卷一，《太祖纪》）。当时金景明宫是否还存在，已无从可考。成吉思汗也只是临时在此地驻夏，与他以后西征时在也儿的石河、塔里寒寨、八鲁弯川驻夏，攻西夏时于浑垂山、六盘山避暑一样，都是临时性的措施。
成吉思汗在漠北三河源头附近建有四个“宫帐”（大斡耳朵，亦称行宫），分别供春夏秋冬四季移住。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帖生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四个儿子。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继承汗位（元太宗，1229—1241）。赤早夭，其子拔都向西开拓，建立了横跨欧亚的钦察汗国。察合台在中亚立足，建立了察合台汗国。这两个汗国都是大蒙古国的宗藩国。太宗七年（1235年），在鄂尔浑河岸建哈剌和林城，作为大蒙古国的首都，在城的周围选定了春夏秋冬四个营地，并建立了行宫，大致情况如下：
春营地揭揭察哈之泽（意为明亮白色的湖），建有扫邻城（意为座位）迦坚茶寒殿，距和林北七十余里，在现在鄂尔浑河支流吉尔马台河下流汇聚成的察罕泊南。蒙古大汗每年在这里观看放鹰，猎取水禽，饮宴欢乐四十天。
夏营地月儿灭怯土，建有昔剌斡耳朵，地处今吉尔马台河源头附近。有冷泉和良好的草场，是理想的避暑地。
秋营地阔克（颗颗）脑儿（意为青湖），距和林城一日路程，具体地点待考。
冬营地汪吉河（今翁金河）上游的讹铁钴胡兰山（异译月帖古忽兰，意为老野马），建有行宫：在附近的野马川上，建有狩猎的围场，蒙古大汗冬季在这里围猎和避寒。①（参见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上）》，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4（9））窝阔台和以后的贵由（窝阔台子，元定宗，1246—1248）、蒙哥（拖雷子，元宪宗，1251—1260）三个蒙古大汗，不出征时大多数时间在上述四个营地游徙。蒙古大军远出征伐，则仍然按照成吉思汗的做法，择取方便地点避暑度夏。窝阔台在攻金前后，曾于九十九泉和官山避暑。②（参见《元史》卷二，《太宗纪》：卷一一五，《睿宗传》）这两处地方都靠近居庸关北口，官山在今延庆县永宁城西北十五里处，原名牧牛山，今名“独山”，山下有牧牛泉，可能就是九十九泉。③（详见《圣武亲征录》，贾敬颜校注本，277~229页）拖雷率军攻金，在三峰山大败金军，班师后则“回驻金莲川”④（《元史》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驻夏。出使蒙古的北宋人彭大雅了解到蒙古人避暑的特点，留下了“近而居庸关北如官山、金莲川等处，虽六月亦雪”⑤（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的记载。这些地方虽然比较重要，但在大蒙古国统治重心远在漠北草原的时候，只能充当临时的避暑地点。
成吉思汗从金朝手里夺取中都以北地区后，分封给了札剌儿、忙兀、兀鲁兀、亦乞列思、弘吉剌五部领主作为封地（蒙古语“农土”，汉译“经界”、“营盘”，即驻牧地），元朝时称这五部为“五投下”。元朝人记载桓、抚、昌三州之地，“元初为札剌儿部、兀鲁郡王营幕地”。元太宗十一年（1239年），札剌儿部领主木华黎的孙子速浑察袭爵为国王，“即上京之西阿儿查秃置营”。①（参见《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卷一一九，《木华黎传》）“阿儿查秃”，意为“有柏树”，地点应当在桓州界内。木华黎家族的基地，就在兴和（今河北张北县）。元宪宗蒙哥时调整封地，札剌儿部和兀鲁兀部封地东移到了辽阳西部地区。②（参见姚大力：《元辽阳行省各族的分布》，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4（8））
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中原全真道真人丘处机曾经路过桓州去参见成吉思汗，他的弟子李志常记下了这一段行程和感怀诗，生动地反映了这里的风貌：
北过抚州，十五日，东北过盖里泊，尽邱垤咸卤地，始见人烟二十余家，南有盐池，池迤逦东北去。自此无河，多凿沙井以汲，南北数千里，亦无大山。马行五日，出明昌界（即金章宗明昌年间所筑界堡———引者）。以诗纪实云：
坡陀折叠路弯环，到处盐场死水湾。
尽日不逢人过往，经年惟有马回还。
地无木植惟荒草，天产邱陵没大山。
五谷不成资乳酪，皮裘毡帐亦开颜。③（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
元定宗二年（1247年），冀宁交城人张德辉受忽必烈召北上和林，也记下了行程所见：“驿出得胜口，抵扼胡岭，下有驿曰‘孛落’。自是以北诸驿，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驿各以主者名名之。由岭而上，则东北行，始见毳幕毡车，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复中原之风土也。寻过抚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仅百家，中有廨舍，乃国王所建也。亦有仓廪，隶州之盐司。州之东有盐池，周广可百里，土人谓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余里，有故垒，隐然连亘山谷。垒南有小废城，问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筑保障也。城有戍者之所居。”①（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一〇〇，张德辉《纪行》）由此再往北行，经鱼儿泊直抵胪驹河。张德辉与丘处机北上的路线完全一样。桓、抚、昌三州虽然人口凋零，失去了金朝时的繁荣景象，但在整个大蒙古国时期是沟通中原与漠北最重要的交通孔道。正是这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一地区的重新兴旺已经为时不远了。
四、金莲川幕府
蒙古人盛行以幼子（斡惕赤斤）继承财产的制度。成吉思汗在位二十二年，临终前遗命窝阔台继承汗位，原来大汗的领地、宫帐以及十余万蒙古主力军，都交给幼子拖雷管辖。拖雷有子十一人，正妻唆鲁和帖尼生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四子。元太宗四年（1232年），拖雷病死，唆鲁和帖尼掌管拖雷家族的领地、财产和属部。元太宗八年（1236年），窝阔台汗将中原民户分封给蒙古宗王和功臣作“汤沐邑”（封地），唆鲁和帖尼得到真定八万民户。②（参见《元史》卷九五，《食货志三·岁赐》）通过对真定封地的经营，拖雷家族与中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忽必烈是元朝的创始人，生于元太祖十年八月乙卯（1215年9月23日）。他与许多蒙古王子有着明显不同的政治抱负，早已“思大有为于天下”，广泛延揽人才，为未来的统治大业作准备。忽必烈在元定宗即位前（1242年），将中原佛教领袖海云请到漠北，“问佛法大意”。海云南还时，将徒弟刘秉忠（僧子聪）留在了忽必烈身边。刘秉忠是儒释道皆通的人物，他不但自己不倦地向忽必烈讲述治理天下的道理，还将张文谦、李德辉、马亨等中原儒者推荐至忽必烈帐下。真定封地的所谓“藩府旧臣”燕真、贾居贞、孟速思、董文炳、董文用等人，也先后受召投身于忽必烈帐下。金朝的状元王鹗，名士元好问、张德辉等，也陆续北上会见忽必烈。在上述种种人物的影响下，忽必烈对汉文化有了较深的认识。
忽必烈的哥哥蒙哥即大汗位的当年（1251年），命令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承命后由漠北南下，驻帐于桓州、抚州之间的金莲川，“征天下名士而用之”，“得开府，专封拜”，建立了蒙元史上有名的“金莲川幕府”。
被召入金莲川幕府的各界人士，可以考见的有六十余名。除上述在漠北已延揽的人物外，有刘秉忠推荐的刘肃、李简、张耕、王恂、刘秉恕：正统儒学的代表赵复、许衡、姚枢、窦默、杨惟中：吐蕃佛教萨斯迦派领袖八思巴：原“汉地”世侯的幕僚杨果、郝经、杨奂、宋子贞、商挺、李昶、徐世隆：畏吾儿人廉希宪、阿里海牙、叶仙鼐，大食人也黑迭儿，回回人札马剌丁、阿合马，以及许国桢、赵炳、高觿、贾昔剌、潭澄、张惠、贺仁杰等等。这些通过各种途径聚集在忽必烈周围的人既有满腹经纶的学者，也有精通治道的谋士，有的人独具一技之长，有的人是战功卓著的勇将，已然成为一个文武兼备的政治集团。①（参见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见《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在他们的支持下，忽必烈对邢州、河南、关中等地进行综合治理，改变大蒙古国传统的统治方式，采用中原地区历代王朝沿承下来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即所谓“汉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当时“汉地”的知识分子普遍对忽必烈寄予很大希望，把他看做“中国之主”，愿意为之效力。
忽必烈的所作所为，违背蒙古传统的统治方式，触犯了保守的蒙古贵族集团的利益，引起大汗蒙哥的猜忌。元宪宗六年（1256年），有人告发忽必烈及其幕府人员偷用大汗国库钱财和擅收税赋。次年（1257年），蒙哥解除了忽必烈的军权，派遣阿蓝答儿、刘太平等人到陕西、河南等地大规模钩考钱谷，罗织罪名，打击忽必烈幕府人员。忽必烈当时的地位和力量都不足以和大汗进行直接较量，不得不妥协让步。他先把妻女送到蒙哥处做人质，继而亲自觐见蒙解释，交出了河南、陕西、邢州全部权力，撤回幕府人员，蒙哥才宣布停止钩考。①（参见陈得芝、王颋：《忽必烈与蒙哥的一场斗争》，见《元史论丛》，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在这一事件中，金莲川幕府虽然受到沉重打击，但并未因此解体，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反而更进一步地团结与发展起来了。忽必烈即位之后，左右大臣大多出自金莲川幕府，元朝建国的各项制度也多由他们谋划和制定。没有金莲川幕府数年的准备，忽必烈的统治不会很快稳固下来。正因为如此，原幕府人士以后被忽必烈称为“潜邸旧臣”，享受着特殊的待遇。
除了自己的幕府外，忽必烈还利用治理中原的机会，联系了史天泽、严忠济、张柔、张荣、解诚等中原汉军万户和阿、阿剌罕等一批镇守中原要地的蒙古探马赤军将领。忽必烈驻帐金莲川后，蒙哥将五投下的封地东移。元宪宗二年（1252年），忽必烈受命远征大理，五投下部分军队从行。元宪宗教八年（1258年），蒙哥命令忽必烈代替塔察儿统率东路军征南宋，五投下和东道蒙古诸王的军队是组成东路军的主要部分。木华黎的后人乃燕、霸突鲁，忙兀部的忙哥等人也与忽必烈结成了密切的关系。中原庞大的汉军组织、探马赤军以及五投下的军队，不久后就构成了忽必烈政权的基本军事力量。
五、开平城的兴建
忽必烈由漠北南下总理“汉地”军务，不出征时夏季都驻帐于金莲川：冬天则临时寻找避寒的地方居住，或在旧桓州，蒙古语称为“合剌八剌合孙之地”②（《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即“黑城”，或在离燕京不远的奉圣州之北。蒙、金交战以来，桓州、抚州、昌州都已被破坏，只有昌州还居住着百余户人家。金莲川幕府的大多数人习惯于城居，难以适应“居穹庐，无城壁栋宇，迁就水草无常”的草原生活方式。为解决这一矛盾，忽必烈先于元宪宗四年（1254年）八月“复立抚州”，以惠州滦阳人赵炳为抚州长官，“城邑规制，为之一新”①（《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卷一六三，《赵炳传》），充做幕府人员的暂时住所，随后即着手在驻帐处营建城舍，做长期经营的打算。
元宪宗六年（1256年）三月，忽必烈命刘秉忠选择合适的地点兴筑新城。刘秉忠相中了桓州之东、滦水北岸的龙冈为建城地点。②（《藏春集》附录，张文谦《故光禄大夫太保刘公行状》）龙冈北依南屏山，南临金莲川，东、西都是广阔的草原，地势比较平坦，宜于建城。新城被命名为开平府。
开平城的建造用了三年时间。第一年“始营宫室”，第二年“复修宫城”。董领工程的是真定藁城人董文炳③（参见嘉靖《藁城县志》卷八，王磐《藁城令董文炳遗爱碑》）、真定获鹿人贾居贞④（参见姚燧：《牧庵集》卷一九，《参知政事贾公神道碑》）和丰州丰县人谢仲温。忽必烈特别授权谢仲温：“汝但执梃，虽百千人，宁不惧汝耶！”⑤（《元史》卷一六九，《谢仲温传》）建城所用工匠来自何方，建筑材料如木料、砖瓦、石块等是就地解决，还是从中原运来，现在我们已无法详知。
开平城的兴建，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在民间留下了忽必烈向龙借地建城的传说：“相传刘太保迁都时，因地有龙池，不能干涸，乃奏世祖当借地于龙，帝从之。是夜三更雷震，龙已飞上矣。明日以土筑成基。”⑥（孔齐：《至正直记》卷一，《上都避暑》）“圣祖初临建国城，风飞雷动蛰龙惊。月生沧海千山白，日出扶桑万国明”，就是以这一传说为题材作出的诗篇，诗人自注说：“上京大山，旧传有龙居之。”⑦（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龙的神话当然不足凭信，但从传说中可以看出一个事实，开平城修建时，排干积水是一项较艰巨的工程。以后修建大安阁时，也是先要排掉湖水，堵塞水源。在设计者和工匠的共同努力下，克服了重重困难，一座新的草原城市终于出现在滦河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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