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都制的确立
元宪宗九年（1259年）七月，蒙古大汗蒙哥死于四川钓鱼山，在鄂州前线指挥作战的忽必烈和留守漠北的阿里不哥闻讯后都开始了谋取汗位的活动。忽必烈于闰十一月下旬（1260年1月初）从前线返回燕京，在燕京北郊流连了三个月，名义上是“驻冬”，实际上是等待北撤的大军和联络支持他的蒙古宗王。次年三月初一日（1260年4月12日），忽必烈由燕京抵达开平，合丹、塔察儿等东西道蒙古宗王先后率众来会，忽必烈的妻子和留在漠北草原的部众也在燕真等人的护送下赶到开平。②（参见《元史》卷一三〇，《不忽木传》）同月十七日（4月28日），忽必烈在开平被推举为蒙古大汗，随即建元“中统”。阿里不哥也在漠北称汗。为夺取大蒙古国的都城，取消阿里不哥的汗位，忽必烈在开平集中了大量的军需粮草，调动蒙古军和汉军精锐，于七月亲自率领北上。入冬前，忽必烈占领了和林，夺得四大斡耳朵，随即在汪吉河冬营地驻冬，阿里不哥则西退至谦谦州立营。
和林城的粮食供应，通常是用大车从“汉地”运来的。忽必烈在出征前对和林进行经济封锁，造成城内大饥荒，物价腾涨，至来年仍需“赈和林饥民”。①（参见[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296页）忽必烈如果继续以和林作为都城，依靠长途运输粮食物资，难以保证庞大的中央机构和必将迅速增长的都市人口的生活需要。同时，面对阿里不哥等“叛王”的威胁，势必需要留下大量军队驻守和林，不但军需给养不能保证，而且合适的驻军也很难选择，因为蒙古军习惯于战后分散牧地，不善于聚众守城，擅长守塞保城的汉军又不能适应草原气候和远离“汉地”的长期镇戍。更为重要的是忽必烈经过数年治理“汉地”，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原地区的重要性，他的统治基础已经在中原奠定。如果继续在漠北建都，仍会被人们视为草原帝国，势必影响蒙汉统治阶级的进一步联合，对中原的控制和管理也难以走入正轨。显然，无论从地理位置、经济状况，还是从政治形势来说，和林都已不适合作为全国统治的中心。忽必烈早已下了迁都的决心，所以无意在和林逗留。中统元年（1260年）十二月忽必烈率众返驻燕京近郊。和林城从此失去了都城的地位，原来蒙古大汗的四季营地和行宫也一同被放弃了。
开平和燕京，一个是忽必烈“潜邸”的根据地，一个是当时治理“汉地”的中心，对忽必烈来说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燕京定都，符合汉人地主阶级帮助大蒙古国统治者建立正统王朝的愿望。一些蒙古贵族也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札剌儿部人霸突鲁在忽必烈即位前曾进言：“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②（《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元史》卷一一九，《霸突鲁传》）而提高开平的地位，将它建成类似和林附近的行宫和四时营地，作为联系蒙古本部的中心，对大蒙古国统治者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开平和燕京两都并立的思想，可能在忽必烈即位后不久就已经趋于成熟，它不仅可以使和林建都的三重困难迎刃而解，也照顾到了蒙古民族本身的利益和生活习惯。由于当时漠北阿里不哥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山东军阀李璮又掀起叛乱，两都制的正式实施耽搁了几年，忽必烈大部分的时间驻在开平，到燕京也是驻帐于城郊的潮河川或涿州等地。中书省等机构都在开平理事，中统元年（1260年）七月建立的燕京行中书省，也被要求于次年（1261年）二月“阖省北上”①（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〇，《中堂事记上》）开平，处理政务。忽必烈即位的最初几年，政权的重心显然是放在开平。
中统二年（1261年）十二月，“初立宫殿府，秩正四品，专职营缮”②（《元史》卷四，《世祖纪一》）。中统三年（1262年）二月，将兴州、松山县和望云县划归开平府。五月，自燕京至开平立牛驿。闰九月，从燕京的顺州（今北京市顺义县）向开平置驿站六处。十二月，在抚州（当时已升为隆兴府）建立行宫。中统四年（1263年）四月，又从宣德州（今河北宣化）向开平置驿站。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之后，中统四年五月九日（1263年6月16日），忽必烈下令将开平府升为都城，定名上都。次年（1264年）八月十四日（1264年9月5日），又将燕京改名为中都③（参见《元史》卷五，《世祖纪二》），两都制度正式确定了下来。两都之中，中都为正都，上都为陪都。
定立两都之后，忽必烈着手对两个都城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至元四年（1267年），在中都的东北新建都城。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改中都为大都。至元十三年（1276年），大都城建成，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官衙和居民大多迁入了新城。上都的扩建和改造，也持续了五六年。
至元三年（1266年）十二月，“建大安阁于上都”④（《元史》卷六，《世祖纪三》），作为上都宫城的主体建筑。在此之前的至元元年（1264年）四月，上都御苑官南家带请求修造驻跸凉楼（即东凉亭）和扩展牧地，忽必烈没有同意，下令待农闲时再行建造。⑤（参见《元史》卷五，《世祖纪二》）大安阁原来是金代故都汴梁的熙春阁，拆迁到了上都。⑥（参见《析津志辑佚·岁纪》，221页）根据波斯史家拉施特的记载，大安阁的所在地原为开平城旁草地中的一个湖泊，建筑工匠们先将湖水排干，用石灰和碎砖填死湖的水源和湖坑，铺上石板，然后在上面建造宫殿。在宫殿的周围，还修筑了一道木墙。①（参见[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325页）此后，皇帝到上都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宫中，不再风餐露宿，驻帐草地。
除修建宫城外，在上都还增建了一些其他必要的设施，如至元四年（1267年）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②（《元史》卷六，《世祖纪三》）：至元五年（1268年）正月，在上都建城隍庙：等等。至于官廨的补建、城墙的修理以及宫城内部的改造，则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忽必烈大兴土木，建造都城，曾遭到来自蒙古族内部的非议。西北蒙古宗王特别遣使诘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③（《元史》卷一二五，《高智耀传》）这些责问并没有动摇忽必烈实行两都制度的决心。将大都定为首都，不但可以加强对中原的统治，还为实现统一全国的政治愿望准备了条件。以上都作为陪都，保持蒙古族旧俗，联系蒙古宗王和贵族，则为蒙古族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两都制的实施，对蒙古族是有好处的。
至元十五年（1278年），龙冈失火，延烧民房，有人为此大作文章，要求迁移上都都邑，遭到枢密副使张易和中书左丞张文谦的坚决反对。忽必烈为此特别求问于术士田忠良，田忠良转达了畏吾儿人廉希宪的意见，认为上都是“圣上龙飞，国家根本”，失火乃为常事，“无令杂学小生，妄谈风水，惑动上意”④（《国朝文类》卷六五，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忽必烈听信了廉、田的劝告，移都的议论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大德十一年（1307年）六月，元武宗海山在隆兴路的旺兀察都建立行宫，“立宫阙为中都”⑤（《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次年（1308年）七月，行宫落成，正式置中都留守司，兼开宁路都总管府，元朝都城由此增为三个。元武宗在位期间，为建设中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钱财。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元武宗病死，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秉政，很快下令停止建造中都。三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四月，废罢中都留守司，复置隆兴路总管府，“凡创置司存悉罢之”①（《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中都的建制，实际上只有两年零十个月。②（关于元中都的情况，见本书下篇附录三）
二、两都交通线一——驿路
从大都前往上都，按照波斯人拉施特的记载，有三条道路：一条是供打猎用的禁路，除持有诏书的急使外，任何人也不得由此路通过：另一条路经过撒马尔罕人居住的荨麻林，沿上都河直行：第三条路需通过名为sy-klynk的高地进入草原。③（参见[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324~325页）元人周伯琦则说有四条路可通上都：“大抵两都相望，不满千里，往来者有四道焉，曰驿路，曰东路二，曰西路。东路二者，一由黑谷，一由古北口。”拉施特的所谓“禁路”，应该就是周伯琦所称二东路，“古北口路东道，御史按行处也”：黑谷辇路，“每岁扈从，皆国族大臣及环卫有执事者，若文臣仕至白首或终身不能至其地也”④（周伯琦：《扈从集·前序》）。荨麻林之路，正是周伯琦所谓的西路。那么第三条路就应指周伯琦所称驿路。元朝人一般赴上都多经由驿路，驿路实际上成为两都间最重要的交通干线，所以我们应该先介绍该路的情况。
由大都至上都的驿路，长八百余里⑤（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经世大典·站赤》“天历元年四月十五日”条），主要经过以下地点：
大都建德门。元大都有十一个城门，东、西、南各三门，北边只开两门，东为安贞门（今北京安定门小关），西为建德门（今德胜门小关）。由大都北行赴上都，大多从建德门出京城，当时人们都以该门作为驿路的起点。“北顾宫廷暑气清，神尧圣禹继升平。今朝建德门前马，千里滦京第一程。”⑥（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2）昌平县。昌平县距大都城七十里，至上都七百三十里。①（参见《元一统志》卷一）由大都北行者大多在县城留宿。②（参见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上京纪行诗·昌平》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3）新店。新店亦作辛店，“距京师仅百里”，元朝初年常被行人视为休息场所。③（参见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〇，《中堂事记上》周伯琦：《扈从集·前序》）
（4）南口、居庸关、北口。由南口过居庸关至北口，长四十余里，都在山峡中行走，穿越弹琴峡、八达岭。④（参见《元一统志》卷一）峻峭的山势和众多的古迹，往往给行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元朝的文人，留下了大量歌咏居庸关及其附近名胜的诗篇。
（5）居庸关过街塔。元顺帝至正二年至五年（1342—1345），在居庸关建“过街三塔”，塔下设门以通往来，门洞壁面刻有梵文、藏文、八思巴文、畏兀儿文、西夏文、汉文六种文字经文咒语，塔门及刻文今存。在交通隘口设立塔门，是佛教徒希图“普令往来皆得顶戴”佛祖，“下通人行，皈依佛乘，普受法施”⑤（详见宿白：《居庸关过街塔考稿》，载《文物》，1964（4））。
（6）榆林驿。榆林驿距北口二十余里，地处今康庄附近，现仍称榆林堡。“其地大山北环”，即汉代的“榆谿旧塞”。在驿的附近建有一处御苑，供皇帝途经时游玩。⑥（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7）怀来县。怀来县距北口五十三里，在今怀来县东，现旧城已在修官厅水库时淹没。该地有一种名为“玉液”的泉水，造酒甚佳，“官为置务岁供御醪焉”⑦（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〇，《中堂事记上》）。
（8）统墓店。由怀来西行，过狼居西山（今狼山）至统墓店（今土木堡镇，亦译为统幕），因店北旧有“统军墓”而得名。驿路至此折向北行。
（9）洪赞。洪赞在统墓店北三十余里处。今杏林堡之南，有西洪站、东洪站两地名，当即元朝之洪赞。
（10）枪杆岭。枪杆岭在统墓店正北，亦称为桑乾岭，今称长安岭。山路“九折盘纡”，在驿路上“兹山称最高”①（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四，《上京道中杂诗·枪杆岭》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四，《上京纪行诗·枪杆岭二首》）。因为俗传真龙天子不上枪杆，所以皇帝北赴上都时不走驿路经此岭，只走东、西道。②（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11）李老谷、尖帽山。枪杆岭北十余里处为李老谷，驿路由谷中穿过，过谷后可望见尖帽山，是元朝埋葬后妃的陵地。③（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12）龙门站、雕窝站。龙门、雕窝两站大致平行，在东西一条线上，相距四十余里，即今龙关和雕鹗堡。④（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二，《经世大典·站赤》）龙门站所在地龙门镇，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升成望云县，隶于上都路的云州。县北是横亘山崖、与枪杆岭相接的战国与唐代修建的古长城。⑤（参见《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元人北行，大多经由龙门站，南返则走雕窝（亦作雕窠）的为多。由望云北行，过合门岭（今大岭堡附近）。⑥（《元一统志》卷一）该岭距雕窝站二十五里。
（13）赤城站。赤城站在今赤城县所在地，因“山石似丹垩”而得名，沽河（今白河）由城边流过。经过此地的人说它“市廛集商贾，有驿通上京”⑦（参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五，《开平第三集·龙门·合门岭》），可知这是驿路上一个重要的市镇。从赤城出发，始沿沽河北行。
（14）云州。云州为旧望云县址，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升为云州，现在仍称为云州。
（15）独石口站。独石口站设于今独石口，距赤城站约百里。从龙门站起早赶路，一日内可达独石口。⑧（柳贯：《柳待制文集》卷二，《乘海青车过赤城雕窝》）
（16）偏岭、檐子洼。出独石口后，行四十余里至偏岭。“过人到偏岭之北，面不可洗，头不可梳，冷极故也。过此始有暖意”，“谁信片云三十里，寒暄只隔比重山”。过岭后进入草原，偏岭和檐子洼是驿路上草原和谷地的分界线，地点应当在今沽源县境长梁附近。“自从始出关，数日走崖谷。迢迢度偏岭，险尽得平陆。坡陀皆土山，高下纷起伏。连天暗丰草，不复见林木。”行人至此，始感语言不通，所见皆游牧生活。①（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黄溍：《上京道中杂诗·檐子洼》）
（17）牛群头驿。牛群头驿在今河北沽源县南十余里处。其地“有驿，有邮亭，有巡检司，阛阓甚盛，居者三千余家”②（周伯琦：《扈从集·前序》），是东道辇路与驿路的会合点。
（18）察罕脑儿。察罕脑儿为蒙古语，意为“白海子”，湖在今沽源县北数里处。元朝在此处设有行宫，称作亨嘉殿，“阙廷如上京而杀焉”③（周伯琦：《扈从集·前序》）。居民有二百余家。西道在察罕脑儿与驿路汇合。④（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在行宫东面，建有明安驿（今沽源县北小红城），供行人宿顿。
（19）李陵台驿。李陵台遗址在今正蓝旗西南的黑城子。按元人的计算，该地距上都为一百余里。⑤（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日暮官道边，土室容小憩。”⑥（黄溍：《上京道中杂诗·李陵台》）李陵台驿站的规模大约不小，来往行人必在此处过夜。
（20）桓州。即前述金桓州，距上都五十里左右，元时仍有州的建置，详见后述。
（21）望都铺。望都铺在桓州东北，距上都三十余里，有胡助的诗篇为证：“坡陀散漫草茸茸，地接乌桓古塞风。仰止神京三十里，楼台缥缈碧云中。”⑦（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四，《上京纪行诗·题望都铺》）此地当即所谓的“南坡店”，“去上京止一舍耳”⑧（周伯琦：《扈从集·前序》）。
（22）滦河。由望都铺过滦河即达上都，人们往往将滦河视为驿路的终点。干旱季节时滦河水甚浅，“行人驱车上滦河，滦河水浅人易过”⑨（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五，《上京纪行诗·滦河曲》）。一旦遇雨，不但道路泥泞，滦河水亦暴涨为奔腾急流.，不易通行，到今天仍是如此。
忽必烈即位以前，经宣德、野狐岭至开平的道路（即后来的西道）《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经世大典·站赤》为驿路。中统元年（1260年）五月，忽必烈下诏立望云驿，在望云与榆林之间“酌中处”亦立一站，即洪赞站，由燕京至开平的望云道就此开通。①（参见《元史》卷四，《世祖纪一》）次年（1261年），赴开平的燕京行省官员就是由此路南返燕京，路程共计十天。②（参见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二，《中堂事记下》）中统三年（1262年）四月，整顿“开平站路”，设置雕窝、枪杆岭、土墓（统墓）、北口、南口等站，将望云道正式定为驿路。③（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此后，枪杆岭、北口、南口、土墓等站相继罢去，由大都至上都共设昌平、榆林、洪赞、雕窝、赤城、独石口、牛群头、明安（察罕脑儿，亦称昔宝赤驿）、李陵台、桓州十处驿站。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六月，通政院官员上奏，“亦城站南至刁窝（雕窝），北至独石，各九十里，中间山路窄狭，河水数多，比之其余站赤地里远窎，委实生受，因而站户逃窜，倒断站赤”④（《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三，《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二十九年六月”条），请求增立一站，忽必烈遂批准建龙门站，两都之间的驿站增为十一处。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之前，在滦阳亦设置了驿站。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时的公文称大都与上都之间为十三站，不知在何处又增设了一站。到元文宗即位后，大臣上报的驿站只有包括滦阳在内的十二站。⑤（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经世大典·站赤》“延祐元年十月十九日”、“至治元年六月十日”、“天历元年十一月十日”诸条）元文宗时定制，罢去了滦阳站，两都间恢复为元世祖时的十一站。在现存元朝政书和地志书中，都记有这十一个站的名称，分记在大都路与上都路之下。⑥（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二，《经世大典·站赤》。《析津志辑佚》，124页）
大都和上都间的这条驿路，又是由大都至和林的“兀鲁思两道”（即官道）的一段。和林虽然在忽必烈即位后失去了都城的地位，但仍然是北方的一大重镇。分布在岭北行省各地的诸王、贵戚，每年要到上都朝会，元朝派往漠北的使臣、官吏和军队，都要经过驿路转送，粮食和其他物资也要通过驿道运输。从上都北上，经鱼儿泊、克鲁伦河上游至和林，是大蒙古国时期燕京通和林的旧道，元代成为“兀鲁思两道”中的东道，称为“帖里干站道”：由李陵台西行，过兴和路、大同路北境，自丰州西北甸城谷出天山（今大青山），北历净州（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乌兰花西北城卜子古城）、沙井（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红格尔乡）入和林行省，为“兀鲁思两道”的西道，称为“木怜站道”。①（参见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见《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77（1））从大都到和林，上都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帖里干站道和木怜站道在李陵台合为一，赴岭北的人大多要经由大都至上都的驿路。
三、两都交通线二———东道
东道两路，由古北口出行者行人较少，由黑谷上行者为皇帝赴上都所走路线，下面分别加以说明。黑谷东道，俗称“辇路”。至正十二年（1352年）随元顺帝由辇路赴上都的监察御史周伯琦称该路总长七百五十余里，设有以下十八处纳钵②（参见周伯琦：《扈从集·前序》）：
大口。大口距建德门二十里，“其地有三大垤，土人谓之三疙疸”。因为此处为出京第一纳钵，“车驾春秋往还，百官迎送于此”③（周伯琦：《扈从集·纪行诗·大口》。熊梦祥记大口在京城西北四十里，详见《析津志辑佚》，246页）。其地当在今海淀北境。王恽等人元初由燕京北上开平，第一站为海店，“距京城廿里”④（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〇，《中堂事记上》），疑海店即后来的大口。
（2）黄堠店。黄堠店在京城西北六十里，与皂角纳钵相近。每岁大驾往还皆经于此。⑤（参见《析津志辑佚》，246页）
（3）皂角。皂角毗邻黄堠店，具体地望不详。大都正北数十里处的太平庄，“乃世祖经行之地，营盘所在，春秋往来，牧放卫士头匹”⑥（《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屯田》）。所谓皂角纳钵，可能就在太平庄。
（4）龙虎台。龙虎台在昌平县西北，距居庸关二十五里，即新店（辛店）纳钵，“距京师仅百里”。该地“高平宽敞，有踞虎蟠龙之势”①（周伯琦：《扈从集·前序》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〇，《中堂事记上》《析津志辑佚》，261页），故称龙虎台。当时人称居庸关“南龙虎台，北棒槌店，皆有次舍，国言谓之纳钵”②（《析津志辑佚》，252页）。
（5）棒槌店。周伯琦记由上都返回大都时，过榆林驿至妫头纳钵。元成宗时曾“驻跸阻妫之地，受诸王百官贺”，阻妫当即妫头异称，该地距怀来县城五十五里，距居庸关十里，即在北口附近。③（参见周伯琦：《扈从集·后序》。《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元代的北口，亦为上都路龙庆州（今北京延庆县）的东口。妫头与棒槌店应为同一纳钵，地点就在北口。
（6）官山。官山即今独山，蒙古皇帝曾选作过避暑地，已见前述。出棒槌店后，辇路在岔道口（今北京延庆县南二十里处）与驿路分途，折向东北，抵官山。“居庸东北路，草细一川平。夹岸山屏转，穿沙水带萦”④（周伯琦：《扈从集·纪行诗》），辇路的大半路程，都在山中穿行。
（7）车坊。车坊在缙山县（今北京延庆县）东。由于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出生于缙山，特于延祐三年（1316年）将该县升为龙庆州，隶于大都路。
（8）黑谷。黑谷在缙山县东北，今名黑峪口。
（9）色泽岭。色泽岭今名佛爷崮，海拔1252米。“其山高峻，曲折而上，凡十八盘而即平地”。周伯琦有诗咏十八盘岭云：“车坊尚平地，近岭昼生寒。拔地数千丈，凌空十八盘。飞泉鸣乱石，危磴护重关。俯视人寰隘，真疑长羽翰。”⑤（周伯琦：《扈从集·纪行诗》）
（10）程子头。过十八盘后，“历龙门（今名龙门所，在赤城东二十余里处———引者）及黑石头，过黄土岭，至程子头”。程子头今地不详，似应为龙门所东北的东万口。
（11）颉家营。由程子头过摩儿岭，至颉家营，具体地望亦不详。
（12）沙岭。颉家营前行历白塔儿至沙岭，地点应当在今沽源县境丰元店附近。周伯琦说：“自车坊、黑谷至此，凡三百一十里，皆山路崎岖……人烟并村邬僻处二三十家各成聚落，种蓺自养……近沙岭则土山连亘，堆阜连络，惟青草而已。地皆白沙，深没马足，故岭以是名。过此则朔漠，平川如掌，天气陡凉，风物大不同矣。”
（13）失八儿秃。蒙古语“失八儿秃”，意为“有泥淖”，即牛群头。东道辇路与驿路在牛群头汇合后，驿站与纳钵并不在一起，该地驿站名牛群头，纳钵名为失八儿秃。以下各站情况相同。
（14）郑谷店。察罕脑儿行宫纳钵。
（15）泥河儿。明安驿纳钵。
（16）双庙儿。李陵台驿纳钵。
（17）六十里店。六十里店因距上都六十里得名，桓州纳钵。
（18）南坡店。望都铺纳钵。
在辇路上，除了两端与驿路相合部分设有驿站外，官山至沙岭段只有纳钵，因为禁止寻常人行走，所以不需要设置驿站。
出古北口赴上都的“御史按行”东道，由大都出发，第一站为顺州（今北京顺义县），“西北至上都八百里，西南至大都七十里”①（《元一统志》卷一），所以全程应为八百七十余里。顺州东北行七十里至檀州（今北京密云县）。由檀州再东北行七十余里，即古北口。在古北口的南面，是重要的屯军地点潮河川。路出古北口后，北至宜兴州（今河北滦平县北兴州村小城子），随后沿滦河西北上行，至上都东凉亭（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北白城子），为最后一站，再行数十里达上郡。东凉亭与古北口之间的距离，按明人所记为四百一十六里，经由以下地点：“开平南五十里曰东凉亭，又四十里曰沉河，五十里曰叭八，六十里曰黄崖，五十里曰滦河，又五十里曰灰岭，六十里曰古城，又五十里曰青松，又南五十六里即古北口矣。”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八）这条朵颜三卫入京朝贡经行的道路，显然是沿承了元代两都交通的东道，唯所经地点已难确考。这条道路，在忽必烈即位初年也已经开通。中统二年（1261年）八月，立檀州驿。十月，平章政事塔察儿率军队万人“由古北口西便道赴行在所（当时忽必烈在开平附近———引者）”①（《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十一月，忽必烈就是沿着这条路从开平返至潮河川驻帐。将该道确定为御史台（中央监察机构）官员专路的具体时间不详。从元初起，由大都向上都乃至岭北行省调动军队，大多也经由此路。东道二途之所以定为“禁路”，一条是皇帝专用，另一条似为监察官员和军队专用，所以都要避人耳目。
元代上都路的东边，是辖境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辽阳行省（治所在辽阳，今辽宁辽阳市）。上都与辽阳之间也有驿路相通，大抵由上都东出，过尖山寨、涌泉等驿站至松州（今赤峰市西南）出上都路境，历大宁（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广宁（今辽宁北镇县）等地至辽阳。大都和上都通往辽阳的驿路在大宁会合。②（参见《析津志辑佚》，122~124页《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七，《经世大典·站赤》“至元十七年二月”条）
四、两都交通线三———西道
元朝皇帝每年巡幸上都，大多“东出西还”③（周伯琦：《扈从集·后序》），即由东道辇路赴上都，经西道返回大都。我们亦按照当时的习俗，从上都开始，叙述西道所经过的重要地点。
根据周伯琦的记载，西道全长一千零九十五里，设有二十四处纳钵。④（参见周伯琦：《扈从集·后序》。凡本节引文未注出处者，皆本于此）
南坡店。此纳钵不在周伯琦二十四纳钵之内，加此处西道共计二十五纳钵，详见后述。
（2）六十里店。至正二十年（1360年）元顺帝返大都时，一日即由上都行至六十里店，未在南坡留宿。但并非皇帝南返时均不在南坡停留。至治三年（1323年）八月初四日元英宗由上都南还大都，当日“驻跸南坡”①（《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即为很好的例证。
（3）双庙儿。
（4）泥河儿。
（5）郑谷店。西道至察罕脑儿始转向西行，与驿路和东道辇路分途。
（6）盖里泊。盖里泊又译为界里泊、盖利泊，即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南境巴彦查干诺尔。泊西另有一个小海子，称为狗泊，今名九连城诺尔。大蒙古国时期进入草原的丘处机、徐霆和张德辉等都曾经行此处。②（参见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6页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一〇〇，张德辉《纪行》）狗泊旁的昌州，延祐六年（1319年）改为宝昌州，隶兴和路。③（参见《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周伯琦称由察罕脑儿西行，“至怀秃脑儿，有大海在纳钵后。怀秃脑儿，犹汉言后海也”。怀秃脑儿即盖里泊。
（7）遮里哈剌。由盖里泊西南行抵鸳鸯泊（蒙古语作“昂兀脑儿”）。这里距察罕脑儿百余里，即今河北张北县西北之安固里淖。“其地南北皆水泊，势如湖海，水禽集育其中。以其两水（一名平陀儿，一名石顶河儿），故名曰鸳鸯，或云水禽惟鸳鸯最多”。遮里哈剌，意为“远望则黑”，这是鸳鸯泊纳钵的名称。
（8）苦水河儿。今地不详。
（9）回回柴。回回柴蒙古语名为“忽鲁秃”，意为“有水泊”。苦水河与回回柴两纳钵均在宝昌州辖境之内。
（10）忽察秃。忽察秃意为“有山羊处”，在兴和西二十里处。其地水草丰美，“野兔最多，鹰人善捕，岁资为食”。
（11）兴和路。兴和路即原抚州（今河北张北县），中统三年（1262年）十一月升为隆兴府，十二月建行宫于此，后升为路。皇庆元年（1312年）十月，隆兴路改为兴和路，辖宝昌州和高原、怀安、天成、威宁四县，全路人口近四万户。④（参见《元史》卷五，《世祖纪二》：卷五八，《地理志一》）由于皇帝每年都要经过此地，“故置有司为供亿之所，城郭周完，阛阓丛多，可三千家”。其地距太原一千余里，太原人迁来定居的甚多。
（12）野狐岭。野狐岭亦称隘狐岭、额狐岭、扼胡岭，在兴和南三四十里处，今张家口市西北膳房堡北。①（参见《元一统志》卷一）其地高寒，七月初宿岭下，仍“早起极冷，手足俱冻”②（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3页）。过岭后东南盘折而下至平地，气温骤高，行人均要减衣。皇帝的纳钵置于野狐岭上。
（13）得胜口。得胜口距野狐岭三十余里，旁为荨麻林，今称洗马林。拉施特称荨麻林居民多为中亚撒马尔罕人，按照他们的习惯，建了不少花园。③（参见[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324页）马可·波罗说在荨麻林住的是阿儿浑人和回回人。④（参见《马可·波罗游记》，181~185页，摩勒（A.C.Moule）、伯希和（P.Pelliot）译本）阿儿浑人和回回人都来自中亚，也就是拉施特所说的撒马尔罕人。早在窝阔台汗时，就有“阿儿浑军并回回人匠三千户驻于荨麻林”。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六月，在荨麻林设置了侍卫亲军机构西域卫，统管阿儿浑军，亦称阿儿浑卫。⑤（参见《元史》卷一二二，《哈散纳传》：卷一八，《成宗纪一》：卷四〇，《顺帝纪三》：卷九九，《兵志二·宿卫》）在得胜口附近确实建有御花园，“杂植诸果，中置行宫”。有几种水果乃自西域传来，称作“回回果”。由得胜口南行十四里为宣平县（今张家口市东北宣平堡），是人口不多的一个小邑。
（14）沙岭。沙岭亦称沙岭子口⑥（参见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张德辉《纪行》），今名沙岭子，距宣平县三十里。
（15）宣德府。宣德府距沙岭五十里，今河北宣化县。后至元三年（1337年）八月大都大地震后，改名为顺宁府。⑦（参见《元史》卷四〇，《顺帝纪三》：卷五八，《地理志一》）
（16）鸡鸣山。由宣德过坳儿岭，向东南行四十里岭路，至鸡鸣山。山在今下花园南边。张德辉过此时，有一处邸店，称作“平舆”。⑧（参见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张德辉《纪行》）山南现存鸡鸣驿城一座，为明代所建。⑨（参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
（17）丰乐。过鸡鸣山二十里至雷家店驿站，站在今新保安附近，驿站西北十里处为丰乐纳钵。
（18）阻车。阻车距丰乐二十里，在雷家店东南。
（19）统墓店。由阻车纳钵前行二十里至统墓店，西道在此处与驿路会合。
（20）怀来县。怀来县纳钵设在县南二里处。皇帝北返至此，“凡官署留京师者，皆盛具牲酒果核于此，候迎大驾，仍张大宴，庆北还也”。
（21）妫头。妫头即棒槌店，西道至此与东道辇路合途，以下纳钵与辇路纳钵完全相同。
（22）龙虎台。
（23）皂角。
（24）黄堠店。
（25）大口。蒙古国时期，这条道路为驿道正路，设有多处驿站。以野狐岭为界，以北“诸驿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驿各以主者之名名之”。由于野狐岭下第一站名为“孛落”，此段驿道乃被称为“孛老（即孛落异译———引者）站道”①（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张德辉《纪行》）。中统三年（1262年）改望云道为驿路正道后，孛老道变成“专一搬运段匹、杂造、皮货等物”②（《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经世大典·站赤》）的运输道路，在该路上的驿站大大减少，从统墓到察罕脑儿，只在雷家店、宣德等几处地方保持了原来的驿站设置。③（参见《元一统志》，124页）
五、两都间交通的维护
为保证大都与上都之间四条交通路线的畅通，元朝统治者一方面建立健全站赤制度，给来往过客提供交通工具和食宿：另一方面在交通要塞设立军卫，保护行人的安全。
元朝在两都交通线上设置驿站的情况已见前述。在站赤承当差役的人，称为站户。站户是从民户中按一定财产标准签发出来的。在蒙古各部中，选择畜产多者应役：在中原地区，一般是按户等从中户里签发。一旦被签发为站户登记入籍后，即世代相承，不得改易。两都间的站赤，绝大多数是马站。马站户的主要职责是饲养站马（亦称铺马，蒙古语称为“兀剌”），随时提供驿站使用。按规定四户共养正马一匹，贴马（备用马）一匹，还要出人丁作马夫（蒙古语为“兀剌赤”），迎送往来使臣和递换接送铺马。此外，马站户有义务为过往使臣提供饮食、灯油、柴炭等，按照当时的分例，每名使臣每日支肉一斤，面一斤，米一斤，酒一瓶或一升：从人只支米、面：冬天加供取暖柴炭。这种供应，蒙古语称为“首思”，原意为汤、汁，汉文意译为“衹应”。①（参见陈高华：《论元代的站户》，见《元史论丛》，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
在两都交通线上的站户，总数一万户左右。②（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二十九年三月”条）各站配置的站户人数并不一样，榆林、洪赞、雕窝、独石口等较大站赤站户一千三百五十户左右③（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七，《经世大典·站赤》“至元十六年九月”条），宣平等小站则只有两三百户④（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经世大典·站赤》“中统四年四月”条）。驿路以偏岭为界，岭南至大都各站由汉人充站户，岭北至上都各站以蒙古人应役。西路以兴和为界，分置蒙古、汉人站户。⑤（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经世大典·站赤》“中统四年五月”条）蒙古站户来自附近的蒙古部落。汉人站户除了部分在邻近一些州县签发外，大多来自外地，如云州的站户“乃迤南州城远来之人”⑥（《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二年正月”条）：榆林站有来自山东夏津县的站户⑦（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〇，《经世大典·站赤》“至六四年五月”条）。增设龙门站时，站户是从保定至大名的驿路上调来的。⑧（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三，《六条政类》“安置龙门站”条）正因为“大都、上都站户多系迤南路分签拨前来当役，相去窎远，供给频劳”，规定由官府量给首思。以后各路站赤纷纷要求效仿此种规定，元朝于至元二十年（1283年）对此作了修改，“大都、上都站赤系天下之总”，其站户“一体自备经过使臣下马日首思”①（《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一九四一九，《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二十年七月”、“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大德五年十二月”条。和雇和买，是国家以合理价格雇佣百姓的车船或购买百姓的物品。），但和雇和买与一切杂泛差役则尽行免除。以后基本上照此执行。
各站的马匹和车辆，原则上由站户自备，有时由政府购买，分给站户保养和使用。由于“大都至上都站赤，每岁车驾行幸，诸王百官往复，给驿频繁”，车、马往往不敷供给，“递运系官及投下诸物”②（《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一九四二〇，《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二年五月”，“至大三年八月”条。）经常不能按期到达，政府不能不添加车辆和增备牲口。到元代中期以后，两都间十三站（驿路全部站赤加西路雷家店、宣德二站）的马匹、车辆等有了比较固定的配置：
昌平 马127匹，车53辆，驴424头
榆林 马250匹，车40辆，驴400头
洪赞 马105匹，车40辆，驴420头
雕窝 马100匹，车40辆，驴400头
龙门 马96匹，车40辆
赤城 马100匹，车40辆，驴400头
独石 马100匹，车40辆
牛群头 马216匹，车80辆，牛320头
明安 马158匹，车80辆，牛320头
李陵台 马208匹，车80辆，牛320头
桓州 马158匹，车80辆，牛320头
雷家店 马70匹，车20辆，驴200头
宣德 马100匹，车20辆，驴200头③（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二，《经世大典·站赤》）
乘骑驿马和使用车辆，要有官府的证明或诸王的令旨。官府证明分铺马圣旨（亦称铺马札子、御宝圣旨）、金字圆符（铁制，亦称圆牌）、银字圆符三种。“诸朝廷军情大事，奉旨遣使者，佩以金字圆符给驿，其余小事，止用御宝圣旨。诸王公主驸马亦为军情急务遣使者，佩以银字圆符给驿，其余止用御宝圣旨。”①（《元史》卷一〇三，《刑法志二·职制下》）站赤验符、旨给驿和供应首思，持圆符者有优先的权利。元朝政府原来规定给驿范围很严格，“除朝廷军情急速公事之外，毋得擅差铺马”②（《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七，《经世大典·站赤》“至元十年九月”条）。但是无论贵族、高级僧侣或是官吏都千方百计觅取铺马圣旨和圆符，享受免费供应的站马和首思，利用当时最完善、最便利的交通体系，其结果是给驿路带来过重的负担，造成了“给驿泛滥”的困局。这种现象在两都交通线上尤其突出，“大都至上都沿途站户消乏”③（《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二十九年三月”条）情况十分严重，统治者虽然采取了一些诸如救济站户、限制给驿等补救方法，但始终未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为减轻两都间交通的压力，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有人建议“滦河自永平挽舟瑜山而上，可至开平”。至元三十年（1293年）七月，司天监官员答木丁在上都向忽必烈又提出建议，用“匾船”通过滦河向上都运送粮食。由于所需人力较大，中书省臣认为“事涉繁重，不宜轻举，候回大都区处”④（《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三十年七月”条）。后经过太史院官郭守敬等人的勘察，认为滦河难以通航，没有实行。
天历元年（1328年），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帝位在两都间爆发战争，上都军队将昌平、榆林、洪赞、雷家店、古北口等站站户轰散，“焚劫畜产房舍殆尽”⑤（《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经世大典·站赤》“天历元年九月、十一月”条），两都交通设施受到严重破坏。局势稳定后，政府重新调拨马匹，招集站户，恢复站赤，两都之间的交通线勉强维持下来。元末，红巾军焚毁上都，两都驿站体系才完全解体。
由于居庸关是燕京通往北方的咽喉要道，大蒙古国统治者很早就在这里设兵守卫。成吉思汗时，命塔儿不台所统哈儿鲁军（亦作哈剌鲁，唐代葛逻禄人的后裔，原住巴儿喀什湖一带，蒙古西征时臣服）居守居庸关北口，此后该军就世代镇守于此。⑥（参见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四三，《柏铁木儿家传》）拖雷又在居庸关立南、北口屯军，各设千户所，负责“徼巡盗贼”。⑦忽必烈时增加了守隘汉军并将两个千户所升为上千户所。至大四年（1311年）闰七月，枢密院官员上奏：“居庸关古道四十有三，军吏防守之处仅十有三，旧置千户，位轻责重，请置隆镇万户府，俾严守备。”①（《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元朝政府决定从钦察、唐兀、贵赤、西域、左右阿速等色目卫军中抽调三千名军士，加上原来守隘的汉军六百九十三人，组成隆镇上万户府，分设十个千户。次年（1312年），改为隆镇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不久又将上述哈儿鲁军划入了隆镇卫。②（参见《元史》卷九九，《兵志二·宿卫》）隆镇卫不仅负责居庸关交通孔道的保卫，大都北面和西面的重要山口都由其掌管，它的下属千户分布在不同的地点，其职责都是徼巡盗贼，保护交通的畅通：
南口千户所 置司于昌平县居庸关
庐儿岭千户所 置司于昌平县本口
黄花镇千户所 置司于昌平县东口（即黄花口，在县东一百里）
白羊口千户所 置司于昌平县西北口（白羊口在昌平县西北三十里）
北口千户所 置司于龙庆州东口
隆镇千户所 置司于龙庆州北口
古北口千户所 置司于檀州古北口
迁民镇千户所 置司于大宁路东口
碑楼口千户所 置司于大同路应州金城县（今山西应县）东口
太和岭千户所 置司于大同路马邑县（今山西朔县东）太和岭隘（今山西雁门关北）
紫荆关千户所 置司于保定路易州易县紫荆关隘口③（参见《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元一统志》卷一）
为保证京师和“腹里”的安全，元朝设置了一个庞大的侍卫亲军组织。隆镇卫、西域卫、唐兀卫（1281年设）、贵赤卫（1287年设）、钦察卫（1286年设，1321年分为左、右两卫）、阿速卫（1309年设，分为左、右两卫）、龙翊卫（1328年设）、斡罗思卫（1330年设）等，是由“诸国人之勇悍者聚为亲军宿卫”，当时称之为色目卫军。①（参见《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军制》《元史》卷九九，《兵志二·宿卫》）这些卫军大多屯戍在两都之间的交通干道附近。除了守卫关口的隆镇卫和在西道荨麻林的西域卫外，左、右阿速卫屯驻在古北口旁的潮河川②（参见《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贵赤卫屯驻在檀州③（参见《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斡罗思卫亦立营于大都北④（参见《元史》卷三四、三五，《文宗纪三、四》），钦察卫则常年在上都路及其附近屯驻⑤（参见《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在两都间设置的这些色目卫军，肩负着长期保护都城北大门、保障交通干线安全的任务。至于皇帝每年出巡时的人身安全保护，则由其他卫军专门负责，上都路本身亦设有卫军机构，详见后述。
两都之间的道路，大半为山路，崎岖难行，其危险地段需要经常派人修理与维护。由于站户负担已很沉重，因此修路的任务大多由驻军来承担。如至元十七年（1280年）七月，发卫兵八百人治沙岭桥⑥（参见《元史》卷一一，《世祖纪八》）：至元十九年（1282年）七月，发察罕脑儿军千人修缙山道⑦（参见《元史》卷一二，《世祖纪九》）。泰定二、三年（1324—1325），又调军修野狐岭、色泽岭、桑乾岭三岭道。⑧（参见《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至正十四年（1354年）五月，“诏修砌北巡所经色泽岭、黑石头河西沿山道路，创建龙门等处石桥”⑨（《元史》卷四三，《顺帝纪六》）。
元代的设站、立卫和修路等措施，为两都间的交通提供了保障。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红巾军焚烧上都之前，两都交通线基本上畅通无阻。
六、两都巡幸制度
自从两都制度确立以后，元朝皇帝每年“北巡”上都，逐渐形成了一套巡幸制度，正如当时人所说：“皇朝建国之初，四征不庭，靡暇安处。世祖皇帝定两都以受朝贡，备万乘以息勤劳，次舍有恒处，车庐有恒治，春秋有恒时，游畋有度，燕享有节，有司以时供具，而法寓焉。此安不忘危，贻子孙万世之法者也。故列圣至于今，率修而行之。”①（《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行幸》）上都巡幸，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行期。元朝民间知识分子对皇帝巡幸上都的时间，有一些零星的记载。如叶子奇说：“元世祖定大兴府为大都，开平府为上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则驾幸上都以避暑，颁赐于其宗戚，马亦就水草。八月草将枯，则驾回大都。自后官里岁以为常。车驾虽每岁往来于两都间，他无巡狩之事。”②（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孔齐也说：“国朝每岁四月驾幸上都避暑，为故事，至重九还大都。”③（孔齐：《静斋至正直纪》卷一，《上都避暑》）这些记载大多来自道听途说，并非亲身所历，所以与事实颇有出入。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开始巡幸上都，是在中统四年（1263年）。这年二月十三日由大都起程赴上都，八月二十五日返回大都。以后则大多在二月出发，偶尔在三月起行，从来没有推迟到四月。由上都返回大都的时间多在九月，有时提前到八月或推迟至十月。大都新城建成之后，忽必烈往往先在一月底或二月初“畋（打猎）于近郊”，地点在大都西南的柳林，返回大都宫殿后二至七天内即起程北上。元成宗铁穆耳基本遵循元世祖的巡幸时间，只有一次因为在二月份得病，才拖到四月成行。元武宗海山把巡幸时间确定在三月至九月。以后的皇帝，习惯于草地生活的如元英宗硕德八剌、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等，都遵循三月至九月的巡幸时间，有时甚至有意延长在外时间，至上都气候已寒冷仍不还大都。如至治元年（1321年）八月底，元英宗驻帐于兴和，“左右以寒甚，请还京师，帝曰：‘兵以牛、马为重，民以稼穑为本。朕迟留，盖欲马得刍牧，民得刈获，一举两得，何计乎寒。’”④（《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习惯于汉地生活的如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元文宗图帖睦尔及元顺帝妥懽贴睦尔等，由于对草原的寒冷气候不大适应，都尽量缩短在上都的时间，往往在四月甚至五月才从大都出发。上都地区“七月已似十月凉”①（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五，《秋夜长》），入八月后更是“高处不胜寒”，随行的百官、侍卫、伎工等“多人南归之心，早已合矣”，所以多于七月即从上都起程南返，八月回到大都。元末人熊梦祥所记“九月车驾还都，初无定制，或在重九节前，或在节后，或在八月”②（《析津志辑佚》，204、221页），这一记载是可信的。
（2）路程。从忽必烈起，皇帝的巡幸总是自东道辇路赴上都，西道返回大都。东道全长七百五十余里，十八处纳钵，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年）巡幸用了二十四天，已见前述。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巡幸用了二十五天（闰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二十四日）。③（参见《元史》卷一四，《世祖纪一一》）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巡幸只用了十九天（五月十八日至六月六日）。④（参见《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如该路每纳钵只住一宿恰需十九天，元文宗当即如此，而元世祖和元顺帝都是在某处停留了数日，所以要二十四五天，其他皇帝当大致相同。归程西道全长一千零九十五里，设二十四处纳钵，至正十二年（1275年）巡幸仅用二十二天（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十三日），至顺元年（1330年）巡幸用了二十三天（闰七月十八日至八月十一日），当有一至两处纳钵不停留。总的说来，来往里程虽然西路多于东道辇路，但所用时间相差不多，都在二十至二十五天之间。除此两道外，皇帝有时也经古北口道还大都⑤（如至元二十年（1283年）纳钵，参见《元史》卷一二，《世祖纪九》），所用时间则不得而知。
（3）随行人员。皇帝每年巡幸上都，除了后妃、太子和蒙古诸王外，“则宰执大臣下至百司庶府，各以其职分官扈从”，“文武百司，扈从惟谨”⑥（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八，《上都御史台殿中司题名记》、《上都翰林国史院题名记》）。总全国政务的中书省，以皇太子兼中书令，下设右丞相、左丞相、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政等职，每年只留平章政事、右丞（或左丞）数人居守大都，其余人都跟随皇帝出行上都。至大二年（1309年）时，御史台官员建言：“乘舆北幸，而京师工役正兴，加之岁旱乏食，民愚易惑，所关甚重，乞留一丞相镇京师，后为例。”①（《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这一建议得到了元武宗的同意。但这只是临时性措施，按照“国朝旧典”，中书右、左丞相必须从行。留守大都的中书省臣，往往每朝皇帝均专任一平章政事负责。以元泰定帝朝为例，泰定元年（1324年）中书省留平章政事兀伯都剌、右丞善僧居守大都，泰定三年（1326年）以平章政事兀伯都剌、察乃、善僧，右丞许师敬、左丞朵朵等留守大都，致和元年（1328年）仍以兀伯都剌和平章伯颜察儿、左丞朵朵等人留守。②（参见《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卷三〇，《泰定帝纪二》：卷三二，《文宗纪一》）负责全国军政的枢密院，除枢密使由皇太子兼任外，设有知院、同知、枢密副使、佥院等职，“车驾幸上都。旧制：枢府官从行，岁留一员司本院事，汉人不得与”③（《元史》卷一五四，《郑制宜传》）。留守的院官往往是副使或佥院，但其中实际上也有汉人，如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出行上都，以佥院汉人董文忠“留居大都，凡宫御、城门、直舍、徼道、环卫、屯营、禁兵、太府、少府、军器、尚乘等监，皆领焉”④（姚燧：《牧庵集》卷一五，《佥书枢密院事董公神道碑》）。原隶中书省的兵马司，亦隶其掌管。次年（1282年）留守的枢密副使张易也是汉人。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留守的院官则是汉人郑制宜。留守院官掌枢府符印，可以调动军队。至元十九年（1282年）大都发生兵变，杀死留守的中书省臣阿合马、郝祯，就是由留守的张易发兵相助的。⑤（参见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七，《徽政院使张忠献公神道碑》。《元史》卷一六九，《高觿传》）元泰定帝死后，留守大都的佥院燕铁木儿有权调动军队，所以能策动政变，逮捕留京的中书省臣。枢密院留守官确实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掌管监察的御史台，设有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治书侍御史等职，往往留中丞、侍御史数人在大都，其余人亦随行上都。除了这三个中央主要官府外，掌理皇族及蒙古各投下词讼等公事的大宗正府札鲁忽赤（断事官）、负责农田水利的大司农、统管释教僧徒及吐蕃地区的宣政使、掌供帝后饮食的宣徽使以及集贤院、翰林国史院、蒙古翰林院、太常仪礼院、典瑞院、太史院、太医院、将作院等机构的正职官员，都在随行之列。
皇帝离开大都后，往往指定一名蒙古宗王留在大都，代管中央各留守机构。这种制度大约始于元代中期。仍以元泰定帝朝为例，泰定元年（1324年），留宗王宽彻普化、失剌居守大都：泰定三年（1326年），命宗王也忒古不花居守：致和元年（1328年），留在大都的是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似乎留守大都的宗王是一年一换。
随从皇帝巡幸上都的，还有当时的宗教领袖和名士硕儒。宗教人士如藏传佛教斋师、玄教大宗师等，每年随皇帝到上都后都要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忽必烈在中统四年（1263年）首次巡幸上都，即召窦默和许衡“乘驿赴开平”①（《元史》卷五，《世祖纪二》）：次年（1264年），又召王鹗、姚枢赴上都。这四个人都是在北方很有名气的汉族儒生，虽然所尊儒学派别不同（窦、许、姚三人崇尚程朱理学，王则修习苏洵、苏轼之学），但都受到忽必烈的礼遇。将他们召到上都，为的是“备顾问”，参议朝政，表示皇帝对儒学的尊崇。自忽必烈开此风气之后，累朝皇帝纷纷效仿，李谦、阎复、马祖常、黄溍等人，均享受过这种优礼。至于已在翰林国史院中供职的“儒林大老与一时名人魁士”，因为“天子出御经筵则劝讲进读，启沃圣心：退则绎前闻，以待访问”②（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八，《上都翰林国史院题名记》），当然在随行之列，每年都要扈从前往上都。
在京师国子监就学的生员，有一部分人是怯薛（皇帝宿卫，详见下述），每年都要“以幸上都”。大德八年（1304年）四月，元成宗接受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的意见，“分教国子生于上都”，命国子助教尚野主持，“仍铸印给之”③（《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卷一六四，《尚野传》）。上都分教国学学生，以后也成了一种制度。
扈卫组织。大蒙古国时期为了有效地控制刚刚统一起来的蒙古各部和确保大斡耳朵的安全，特别组织了一支一万人的扈卫军，蒙古语称作“怯薛”，其成员是从蒙古各千户中征召来的精锐之士，贵族子弟居多。扈卫军分为宿卫一千人，箭筒士一千人，散班八千人，宿卫值夜班，箭筒士和散班值日班，各分为四队，轮番入值，每番三昼夜，总称之为“四怯薛”。四怯薛长官由成吉思汗时的四大功臣博尔忽、博尔、木华黎、赤老温家族中择人充任，称之为“怯薛太官”。忽必烈即位后，保留了这种宿卫组织，将怯薛作为皇帝的贴身扈卫，在大都时，以它保卫宫城：出行上都时，则充任大帐的扈卫。四怯薛轮流值勤，在大都和上都都不间断。一万人的怯薛，并不每年都跟随皇帝前往上都，有一部分人留在大都，掌管宫廷的日常工作。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就留在上都“驻冬”，等待下一年春季皇帝的到来。驻冬的宿卫士由朝廷发放冬衣和粮草，贫困的可以得到赈济。延祐七年（1320年）五月，就曾赈济上都城门及驻冬卫士，八月，赐给上都驻冬卫土钞四百万贯。①（参见《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至顺元年（1330年）闰七月又作了规定，卫士在上都驻冬者所给粮，三分之二给钞，三分之一给粮。②（参见《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元朝统治者将属下臣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等，钦察、康里、阿速、畏吾儿、回回、唐兀等西域各族人统称为色目人，原来在金朝统治下的汉、契丹、女真等族统称为汉人：原来在南宋统治下的各族，统称为南人。规定四等人享有不同的政治地位和待遇。加入怯薛组织，是当时步入仕途的一条捷径。在怯薛组织中，不但有蒙古人和色目人，还有不少的汉人和南人。统治者为了保护蒙古人和色目人的特殊地位，曾多次企图沙汰怯薛中的汉人和南人，但都未能如愿，只能作一些限制。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敕汉人、南人、高丽人宿卫，分司上都，勿给弓矢”③（《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就是一种限制措施。
除怯薛外，忽必烈还在京城设置了侍卫亲军，以适应统治中原的需要。中统元年（1260年）开始编组武卫军，由中原汉军中抽取了精锐之士三万人。至元元年（1264年）十月，武卫军改名为侍卫亲军，分成左、右两翼，增加兵员万余人。几年后，又扩编成左、右、中三卫。全国统一后，在侍卫亲军组织内按照不同的民族成分分别编制卫军机构，除前述色目卫军外，原来的三卫军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扩充成前、后、左、右、中五卫，和以后陆续增设的武卫、忠翊卫、镇守海口卫等，以汉军和新附军（南宋降元的军队）为主体，称为汉人卫军。参加征南宋战争的部分蒙古军，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被编成蒙古侍卫，大德七年（1303年）分为左、右两翊。元英宗时，又将收容到的草原蒙古流民子女编为宗仁卫。在东宫和后宫下，还设有左、右都威卫和左、右卫率府等机构。各卫都设都指挥使司，置都指挥使和副都指挥使，有的卫还设有达鲁花赤。卫军和怯薛都是中央宿卫组织，在职能上则稍有不同。怯薛只负责皇帝的安全，处理宫廷事务和参决朝政，一般不外出作战：卫军则负责整个京城的安全和“腹里”的镇戍，又作为朝廷的常备精锐部队，随时可以派出去镇压地方的起义和抵御外来的侵扰。在皇帝每年出巡上都时，有一部分侍卫亲军充当扈卫军队。
从忽必烈时起，对扈从纳钵的卫军作了一系列组织和安排，在三卫军时，曾命右卫都指挥使博罗欢（蒙古忙兀部人）“大都则专右卫，上都则三卫兼总”①（《国朝文类》卷五九，姚燧《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全国统一之后，扈从皇帝北巡的主要是汉人卫军。五卫中的中卫，“混一以来，兵革偃息，每岁銮舆行幸上京，则分其大半，以备扈从”②（《析津志辑佚》，35页）：后卫“统选兵万人，车驾所至常从”③（赵孟：《松雪斋文集》卷七，《明肃楼记》）。为保证五卫军胜任扈从任务，特别在至元十八年（1281年）十二月“议选侍卫军万人练习，以备扈从”④（《元史》卷一一，《世祖纪八》）。至元二十年（1283年）十月，“诏：‘五卫军，岁以冬十月听十之五还家备资装，正月番上代其半还，四月毕入役。’时各卫议先遣七人，而以三人自代”。从此形成了惯例，以十人为一组，分作七人和三人两班，十月份将七人班放还家中休息，来年正月返回军中服役：将三人班遣回家中休息，到四月份三人班返回军中服役。前往上都的各卫军指定专人负责，如至元三十年（1293年）时，就是由中书平章政事李庭率诸军扈从上都。⑤（参见《元史》卷一二、一三、一七，《世祖纪九、一〇、一四》）卫军士兵扈从上都时资装用具都要预先准备。“各卫年例，上都等处驻夏军人，除各该鞍马上、中户另行置买外，下户相合置备车牛”。上、中户财力较充裕，车马均自行筹措。下户资产较少，只需准备“应搬本奕衣甲、胖袄、枪刀、弓箭、军需等物”①（《元典章新集·兵部·军制》“军中不便事件”条）的车辆。以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为例，将汉人卫军中的六千户“拨分为三：力足以备车马者二千五百户，每甲令备马十五匹、牛车二辆：力足以备车者五百户，每甲令备牛车三辆：其三千户，惟习战斗，不他役之”②（《元史》卷一七，《世祖纪一四》）。
除汉人卫军固定扈从外，蒙古卫军、色目卫军有时也选择一部分随行扈卫。侍卫亲军之外的地方军队，有时也调到上都附近驻夏或扈卫皇帝巡幸。如由钦察人伯帖木儿掌管的东路蒙古军上万户府，在元成宗时“车驾幸上京，征其兵千人从，岁以为常”③（《元史》卷一三一，《伯帖木儿传》）。元文宗时卫军不足，便从河南、山东两蒙古军都万户府征军千人以备扈从。
随从皇帝北上的军队，除一部分始终不离左右担任警卫外，更多的人则充当驻防军和围宿军。在皇帝经行的道路上预先都要布置军队守卫，以防不测，“每岁大驾幸上都，发各卫军士千五百人扈从，又发诸卫汉军万五千人驻山后，蒙古军三千人驻官山，以守关梁”④（《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官山是蒙古卫军的驻夏地，有时驻军可达万人。在上都大朝会时，原来“皇城外皆无墙垣，故用军环绕，以备围宿”⑤（《元史》卷九九，《兵志二·宿卫》），用军往往在万人以上。即使是建好城墙后，围宿军有时也要用到万人。卫军不足，则从地方军队征调。按照当时的制度，汉人官员不准计点围宿军士的数目，掌管围宿军的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
皇帝仪仗与供应。皇帝巡幸上都，由扈从军队、随从组成浩浩荡荡的皇帝仪仗，供纳钵所用的牛羊畜群在大队出发以前就已派出。“翠华慰民望，时暑将北巡。牛羊及骡马，日过千百群。庐岩周宿卫，万骑若屯云。毡房贮窈窕，玉食罗膻荤。珍缨饰驼象，铃韵遥相闻”①（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京华杂兴诗》），是当时人笔下皇帝仪仗和供应的真实写照。
在巡幸队伍最前面的是皂纛、驼鼓和马鼓。皂纛即黑旗，蒙古语称为“如秃”，“凡行幸，则先驱建纛，夹以马鼓”。驼鼓用双峰骆驼，前峰绑树皂纛，后峰树小旗，“毛结缨络，周缀铜铎小镜，上施一面有底铜小鼓”，由一人乘驭。“凡行幸，先鸣鼓于驼，以威振远迩，亦以试桥梁伏水而次象焉”。马鼓则是在马背绑缚四足小架，上置皮鼓一面，马首、后勒和当胸“皆缀红缨拂铜铃”，由一人徒步牵引而行，“凡行幸，负鼓于马以先驰，与纛并行”②（《元史》卷七九，《舆服志二·仪仗》）。
皇帝巡幸时乘“象辇”。驾辇的象最先来自云南，“皇帝马箠开云南，始得一象来中国”③（魏初：《青崖集》卷一，《观象诗》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哀老殷辞》）。以后缅、占城、交趾、真腊及金齿、大小车里等处不断进贡驯象。④（参见《元史》卷七，《世祖纪四》：卷二二，《武宗纪一》：卷二九《泰定帝纪一》：卷三〇，《泰定帝纪二》）在京城的驯象都养育于“析津坊海子之阳”。当时的海子，在大都皇城北面，稍大于今天积水潭和什刹前后海的范围。“行幸则蕃官骑引，以导大驾，以驾巨辇”。⑤（《元史》卷七九，《舆服志二·仪仗》）所谓“象辇”，实际上是架在四只大象背上的大木轿子，轿上插有旌旗，里面衬着金丝作垫，外包狮子皮，每象有一名驭者：在狭窄山路上行走或穿过隘口时，则独乘一象或坐在由两条象背搭成的象辂里。⑥（参见《马可·波罗游记》，192~193页。[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352页）所以，象辇又称作“象轿”或“象舆”⑦（《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舆辂》：卷三〇，《泰定帝纪二》）。“当年大驾幸滦京，象背前驮幄殿行”⑧（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鸳鸯陂上是行宫，又喜临歧象驭通”⑨（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象辇这种御用交通工具，给当时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象辇虽然舒适，但安全性较差。至元十九年（1282年），吏部尚书刘好礼向中书省进言说：“象力最巨，上往还两都，乘舆象驾，万一有变，从者虽多，力何能及。”①（《元史》卷一六七，《刘好礼传》）不久就发生了象惊几乎踩伤从者的事件。无独有偶，数年之后，在忽必烈围猎归途上，有“伶人”表演狮子舞迎驾，惊了舆象，“奔逸不可制”②（《元史》卷一七九，《贺胜传》），幸得参乘的贺胜及时投身向前挡住象的去路，后至者断靷纵象，才避免了一场灾祸。虽然如此，元代皇帝始终未放弃这种工具。泰定二年（1325年）正月，仍在“造象辇”③（《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就是明证。
皇后、太子、诸王和随行大臣，大多乘马车和牛车，有时骑马。驾车马的需求量很大，到元英宗时，甚至要买马六百五十匹供行宫驾车。④（参见《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各纳钵也备有相应的马、牛等，以备巡幸使用。
皇帝出巡时的仪仗队称为“外仗”，包括金鼓队、清游队、佽飞队、殳仗前队、诸卫马前队、二十八宿前队、左右领军黄麾仗前队、殳仗后队、左右牙门旗队、左右青龙白虎队、二十八宿后队、诸卫马后队、左右领军黄麾后队、左右卫仪刀班剑队、供奉宿卫步士队、亲卫步甲队、翊卫护尉队、左右卫甲骑队、左卫青甲队、前卫赤甲队、中卫黄甲队、右卫白甲队等二十二个步、骑队伍，分执旗、鼓、弩、弓、刀、叉等仪仗。左、前、中、右四卫甲队都由骑士组成，由各卫都指挥使亲自率领。元文宗时定制外仗用两千余人，骑士约占三分之一。⑤（参见《元史》卷七九，《舆服志二·外仗》）
送迎仪式。皇帝每年巡幸上都，往来都有比较固定的送迎仪式，大致情况如下：
吉日起驾。每年皇帝北巡前，都要预先择定吉日为起驾时间。至元代末年，大多在四月中旬由“太史院涓吉日，大驾幸滦京”⑥（《析津志辑佚·岁纪》，217页）。
大口导送。皇帝出行第一纳钵为大口，“大驾时巡，千官导送至此”⑦（《析津志辑佚·属县》，250页）。
龙虎台奏行程记。龙虎台为出京第三纳钵，由此前行进入山路。“纳宝盘营象辇来，画帘毡暖九重开。大臣奏罢行程记，万岁声传龙虎台。”①（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纳宝”就是纳钵的异译，行程记就是巡幸的日程。
夜过居庸关。居庸关山道三十里，“每岁圣驾行幸上都，并由此涂，率以夜度关，跸止行人，列笼烛夹驰道而趋”②（《析津志辑佚·属县》，251页）。亲眼目睹了夜过居庸关场面的杨允孚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宫车次第起昌平，烛炬千笼列火城。才入居庸三四里，珠帘高揭听啼莺。”③（杨允孚：《滦京杂咏》。本节下引诸诗同出此书）
沙岭迎驾。皇帝由东道行三百余里山路至沙岭进入草原，“上都守土官远迎至此”，在纳钵处“内廷小宴”④（周伯琦：《扈从集·纪行诗》）。
抵上都。巡幸队伍开抵上都后，“千官至御天门俱下马徒行，独至尊骑马直入，前有教坊舞女引导，且歌且舞，舞出天下太平字样，至玉阶乃止”。随即皇帝受百官诸王朝贺，举行酒宴。“又是宫车入御天，丽姝歌舞太平年。侍臣称贺天颜喜，寿酒诸王次第传。”
上都南返。从上都返回大都，亦先择吉日。至时开马奶子宴，始奏起程。“内宴重开马湩浇，严程有旨出丹霄。羽林卫土桓桓集，太仆龙车款款调。”
南坡导送。从上都出行第一纳钵为南坡，上都留守官导送至此，随行大臣奏行程记也在此处。“南坡暖翠接南屏，云散风轻弄午晴。寄语行人停去马，六龙飞上计归程。”
怀来远迎。皇帝返至怀来纳钵时，大都留守部分官员至此地备果酒远迎，开宴庆贺。大口迎驾。巡幸队伍南还，仍然是夜过居庸关，至龙虎台纳钵，“高眺都城宫苑，若在眉睫”，部分官员至此迎接皇帝、三宫和太子。再行至大口，“独守卫军指挥、留守怯薛、百辟于此拜驾，若翰苑洎僧道乡老，各从本教礼祝献，恭迎大驾入城”。
入城。皇帝在大口纳钵过夜，第二天清早与太子和正后由厚载门（今北京景山公园少年宫前）入宫城。其他皇后嫔妃等宫车次第入城，于凤池坊南从西面入西宫。因为车驾过多，后行者至晚方能还宫，“籞人俱以金龙红纱长柄朱漆龙杖，挑担大红灯笼罩烛而迎入矣”。皇帝入城这一天，“都城添大小衙门、官人、娘子以至于随从、诸色人等，数十万众”①（《析津志辑佚·岁纪》，222~223页）。这个数字无疑是夸大的，但从中可见随行巡幸人员之众多。皇帝还宫后数日，宰相方才择吉日请视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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