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粮食来源和农业
上都所在地区“水草饶刍牧”①（周伯琦：《近光集》卷一，《上京杂诗十首》），是很好的牧场。但是气候寒冷，对农业生产不利。元代的记载说：“上都地寒，不敏于树艺，无土著之民。”②（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八，《贺丞相塞》）元代政府常以上都和甘肃、和林等处并列，视为“非产米地”③（《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在推行某些措施时给予特殊待遇。
但是，上都城建立后，有相当数量固定的居民，还有大批季节性增加的人口，包括扈从皇帝前来的王公贵族、官僚、僧道、士兵、仆从等，以及前来聚会的蒙古王公贵族及其随行人员，其数量大大超过了上都的常住户口。常住人口加上为数更多的临时人口，需要大量的粮食。据至元七至八年（1270—1271）间的估计，“上都每年合用米粮不下五十万石”④（魏初：《青崖集》卷四，《奏议》）。这些粮食主要依靠外地运来。
从产粮地运粮到上都，主要通过两种方式。
一种是由国家组织漕运。“大都、上都支转粮斛浩大”，元代政府为此先后设立了两个运粮提举司。一个叫旧运粮提举司（后改名大都陆运提举司），另一个叫新运粮提举司（后改为京畿运粮提举司）。所谓“旧”、“新”，主要是就成立时间先后而言。两个提举司管辖站户近两万户，主要交通工具是牛车①（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三，《经世大典·站赤》）。这些从事漕运的站户都是在民间强制签发的。除了运粮提举司负责运输之外，元代政府还在民间和雇车牛，运输官粮。和雇表面上是两相情愿，实际上则是强制性的封建义务。和雇之例如，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诏北京运米五千石赴开平，其车牛之费并从官给”②（《元史》卷五，《世祖纪二》）。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上都民仰食于官者众，诏佣民运米十万石致上都，官价石四十两，命留守木八剌沙总其事”③（《元史》卷一六，《世祖纪一三》）。陆道运输粮食，长途跋涉，中间经过漫长的草原和山岭，劳民伤财，所费甚大。因此，就在至元二十八年，有人提出“滦河自永平挽舟逾岭而上，可至上都”。建议疏濬滦河，漕运上都。忽必烈接受了这一建议，派人考察，以船试行。考察者“至中道自知不可行而罢”④（《国朝文类》卷五〇，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滦河》。按，元代永平路辖卢龙、迁安、抚宁、昌黎四县和滦州，滦河自这一地区入海。）。这一计划未能实现，漕运仍旧由陆道进行。除了大都到上都的交通线之外，东北辽阳行省与上都之间也有驿道可通，有时粮食也从这条路线运来。
皇帝巡幸期间宫廷所需粮食等物，数量很大，也采取和雇车辆的办法，进行运输。下面所引用的便是当时的一份有关文件：
大德七年三月，中书省宣徽院呈：起运上都米面等事，送户部与礼部一同议得：凡雇车运物，不分粗细，例验斤重里路，官给脚价。以此参详，今后起运上都米面等物，合从宣徽院选委有职役廉干人员长押。先将合起物色，一一亲临秤盘装发，打角完备，如法封记。斟酌合用车辆，令大都路巡院正官召募有抵业信实车户，明立脚契，编立牌甲，递相保管，然后许令揽运。各于契上开写所载箱包布袋，各各斤重，眼同交盘，责付车户收管，及令重护封头，长押官通行管押。如运至上都交收，办得封记打角俱无损坏，布袋箱包亦不松慢，秤盘斤重又与元揽相同，中间却有短少不堪，盖为押运人员装发之际失于照略，着落追陪相应。若苫盖不如法，装卸不用心，致有损失，虽封记俱全，比元封打角松慢，或去封头、箱包布袋破漏，交出短少不堪者，即是车户不为照略，或因而侵盗，就将行车人监勒，追征不敷之物。照依脚契，先验元雇车户均征，更有追补不足者，着落当该雇车官司补纳，仍以物多寡量情断罪。押运人员回还，须要纳获无欠，朱钞销照。及经过村坊店户之家，排门粉壁，无得寄顿籴买官物。都省准呈。①（《通制条格》卷一八，《关市·和雇和买》）
这是一份很有价值的材料，它详细说明了由大都向上都搬运皇家所需“米面等物”的办法。这一搬运是由“掌供玉食”②（《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的宣徽院负责组织的，有一系列严密的制度。可以想见，支持上都城市生活所需的大宗粮食，如果是采用和雇之法的话，一定也和这份材料中所述制度相似。
除了国家组织漕运之外，还实行和籴的办法。和籴也叫和中或市籴，由来已久，元代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都实行过。上都和籴的具体办法是，政府根据需要发布在上都收购粮食的命令，商人们自己设法组织运输，将粮食运到上都指定粮仓交纳，政府支付以现钞或盐引。粮食收购价一般较市场价优厚，元代盐利优厚，盐引（取盐凭证）更是难得之物，所以对商人很有吸引力。尽管路途艰难，还是有许多人响应。中统二年（1261年）正月，“命户部发钞或盐引，命有司增其直，市于上都、北京、西京等处，募客旅和籴粮，以供军需，以待歉年，岁以为常”③（《永乐大典》卷一一五九八，《经世大典·市籴粮草》《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和籴》）。同年九月，“置和籴所于开平，以户部郎中宋绍祖为提举和籴官”④（《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元代制度，各地一般不专门设置和籴官，“专委本路正宫一员，不妨本职，提调勾当”①（《永乐大典》卷一一五九八，《经世大典·市籴粮草》《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和籴》）。而上都不仅设官，且有专门的机构，可见和籴对于上都的粮食供应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据《元史》和《经世大典》记载，至元十九年（1282年），降钞两万锭于上都市籴。二十年，上都市籴粮先后发钞六万锭。二十一年九月，“发盐引七万道，钞三万锭，和籴上都粮”。但这次和籴“未曾成就”②（《永乐大典》卷一一五九八，《经世大典·市籴粮草》《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和籴》）。到至元二十二年，元代政府又以钞五万锭和籴于上都。四年之间，年年和籴，显然已成为惯例。至元二十三年以后，上都和籴不见于记载，恐怕是史籍的遗漏，而不是制度上的改变。
天历二年（1329年）秋，“时天子（元明宗和世———引者）自北方还，上都供亿视常岁为多，有司请预大储蓄。宰相使刑部（刑部员外井渊———引者）为之。出令使民得入粟受厚直，于是任者、辇者、负者、戴者毕至，则平斗斛受之。民以次得直去，府史阍徼无奸留，不日而粟盈巨万。四方闻之，商农日集都市，粟价顿平，民益悦”③（《口北三厅志》卷一三，虞集《威宁并氏墓志铭》）。从这条材料可以看出，和籴的办法，对于上都粮食的储备，起了积极的作用。一般说来，和籴的效果要比漕运好得多。和籴更多依靠经济的力量进行调节，而漕运则是国家用政治的力量强制组织的。应该指出的是，天历二年的上都和籴，在《元史》中是没有提到的，同样的遗漏肯定还不少。
为了收贮漕运与和籴所得的粮食，元代政府早在13世纪60年代便于上都城外东西两边修建了规模宏大的两座粮仓，名为万盈仓和广积仓④（广积仓，一作广济仓。《永乐大典》卷七五一一、七五一七，《经世大典·工部·仓廪》与《经世大典·官制·仓库官》中两名互见。《元史》卷九〇《百官志六》和《元典章》卷七《官制一·职品》均作广积仓。应以广积为是。建于世祖中统初，原名永盈仓，元成宗大德时改今名）。这两座粮仓都由正廒和东、南、西廒组成，形制完全相同⑤（参见《永乐大典》卷七五一一，《经世大典·工部·仓廪》）。它们“北连沙漠，地接禾（和）林，仍边远酷寒之地。周岁出纳，少者不下三四十万余石”⑥（《永乐大典》卷五五一七，《经世大典·官制·仓库官》）。其收贮的粮食量，在全国粮仓中名列前茅。见于记载的还有永丰仓等，但具体情况不详①（永丰仓见《经世大典·工部·仓廪》）。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五月，丞相桑哥等奏：“上都仓俱在城外，不便，今议拟于城内建仓一二所。”②（《元典章》卷七，《官制一·资品》）这一建议得到忽必烈的同意。永丰也许就是城内的仓名。此外还有太仓，专“掌内府支持米豆，及酒材米曲药物”③（《经世大典·工部·仓廪》）。也就是收贮宫廷所需粮食，与前面数仓的性质有别。万盈、广积二仓隶属于上都留守司，太仓则隶属于专门负责宫廷饮食的宣徽院。永丰仓的隶属不清楚。
上都贮备的大量粮食，不仅满足了上都居民和扈从巡幸人员的需要，而且常常用来调拨支援北边和林等地。或者说，元代政府之所以通过漕运与和籴在上都收贮大量粮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为了及时支援北边。例如，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命上都募人运米万石赴和林”④（《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大德元年（1297年），“输上都、隆兴粮各万五千石于北地”⑤（《元史》卷一五，《世祖纪一二》）。
上都粮食储备充足，但是粮价却很昂贵。据记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都每石米的价钱是钞五十五两⑥（《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而时间稍后（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的大都米价，每石最高不过十五两⑦（参见《经世大典·市籴粮草》），相差将近四倍。元代政府不时在上都减价粜粮，如大德六年（1302年）四月，“上都大水民饥，减价粜粮万石赈之”⑧（参见《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赈恤》）。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九月，“上都民饥，敕遣刑部尚书撒都丁发粟万石，下其价赈粜之”⑨（《元史》卷二〇，《成宗纪三》）。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六月，“上都民饥，出米五千石减价赈粜”。显然，这是仿效大都赈粜之制。但大都赈粜是经常性的，而上都赈粜则是临时性的措施。
上都城周围是放牧牲畜的草原，但是也有人经营农业。城内居民种麦、菜，已见前述。在城外，“卧龙冈外有人家，不识江南早稻花。种出碛中新粟卖，晨炊顿顿饭连沙”①（《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宋本《上京杂诗》）。但这种种植业规模肯定是不大的。离上都稍远的地方，也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农业。如察罕脑儿，“此地苦寒，入夏始种粟黍”②（《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鸳鸯泺，“俗亦饲牛力穑，粟、麦不外求而力赡”。诗人描写这里的风光是：“原隰多种艺，农奚犬牙错。涤场盈粟麦，力穑喜秋获”③（周伯琦：《扈从集》）。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也都是很有限的，寒冷的气候和稀少的居民决定了它的规模，因而对上都城的粮食供应起不了多大作用。诗人吟诵上都风光时有“荞麦花深野韭肥”④（贡师泰：《玩斋集》卷五，《和胡士恭滦阳纳钵即事韵》）、“荞麦花开草木枯”⑤（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四，《宿牛群头》）之句，可知所种之麦应是荞麦。
元代政府在上都地区推行军屯，其经过已见前述，上都地区“凡立三十四屯，于上都置司，为军三千人，佃户七十九，为田四千二百二顷七十九亩”⑥（《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屯田》）。但是军屯所入一般只供军队消费，而且军屯制度的废弛也是元代的一大弊病，所以它对于上都的粮食贮备作用甚微。
除了粮食种植之外，上都周围也有人栽培蔬菜，当然为数也是很有限的。元人许有壬曾数次到上都，他的诗篇《上京十咏》中提到了“芦服”，说它“性质宜沙地，栽培属夏畦。熟登甘似芋，生荐脆似梨。”⑦（许有壬：《至正集》卷一三）还提到了白菜。野生的蘑菇和韭花，也常被采摘作食用。副食中蔬菜不多，一般以肉食为主。道士马臻随从正一道张天师来到上都，对于饮食深感不适应。他写道，“土风不解重鱼凫，东邻西舍惟烹羊。山人（马臻自喻———引者）肺腑蔬笋气，对此颇觉神不畅。”⑧（马臻：《霞外诗集》卷三，《开平寓舍》）
上都的燃料也是应该提及的。从一些片断的记载来看，城市居民主要以松柴为燃料。诗人宋本有“柴车击毂断东街”和“御华园路接柴场”⑨（《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上京杂诗》）之句。袁桷有诗题为《卖薪行》，描述“老兵缚薪穿市卖”①（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六）。上都北边有松林，“阴阴松林八百里”②（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五，《松林行》），松柴主要便出于此。但是，“太平生齿日丰隆，赭尽朝河百里松”③（《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宋本《上京杂诗》），森林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二、商业和手工业
建立在草原上的上都城，“自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宫府需用万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④（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八，《贺丞相墓志铭》）。商人的活动，对于上都城市生活的正常运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忽必烈充分认识到商业活动对于上都的重要性。至元二年（1265年）二月，他下令免征上都商税。至元七年，尚书省臣言：“上都地里遥远，商旅往来不易，特免收税以优之，惟市易庄宅、奴婢、孳畜，例收契本工墨之费。”⑤（《元史》卷六、七，《世祖纪三、四》：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忽必烈表示赞同。这是重申过去的规定。到了二十年，“敕上都六十分取一”。元代制度，商税三十分取一。即使到这时，上都商业活动仍是受到特殊优待的。二十二年三月，“诏依旧制，……商上都者，六十而税一”：同年五月，又“减上都商税”⑥（《元史》卷一二、一三，《世祖纪九、十》：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具体办法是“一百两之中取七钱半”⑦（《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比起六十取一来降低一半还多。可以说，终忽必烈之世，对于上都的商业活动一贯采取免税和轻税的政策。
元成宗元贞元年，“用平章剌真言，又增上都之税”⑧（《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但所增是征课的比例还是总额，已无记载可考。大德元年（1297年），“减上都商税岁额为三千锭”⑨（《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但这个数额很快便突破了。元代中期的一个统计数字表明，上都的商税收入为一万二千余锭，约为大都的十分之一①（参见《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如果考虑到大都的特殊地位以及上都与大都之间在商税税率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那么，这个草原城市商税收入能达到这样的数额，无疑是相当可观的。
管理商税的机构，最初是上都宣课提领，至元十九年（1282年）改为上都宣课提举司②（参见《元史》卷一二，《世祖纪九》）。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又改为上都税课提举司，正五品③（参见《元史》卷九〇，《百官志六》大都税课提举司（后改宣课提举司）职责是“掌诸色课程，并领京城各市”。上都税课司应与之相同。（《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奇怪的是，大都这一机构秩从五品，还不如上都高。其中也许有误。）。
元代中期，著名学者袁桷曾数次扈从上都，他在描述当地风光的诗篇中写道：“白时逢贾，朱衣定指僧。”④（袁桷：《清容居土集》卷九，《扈跸开平次鲁子翚御史韵》）贾人在街上时时可逢，足见其为数之多。在另一首诗中，他描述了上都商业区的情况：“煌煌千贾区，奇货耀出日。方言互欺诋，粉泽变初质。开张通茗酪，谈笑合胶漆。”⑤（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六，《开平十诗》）由此诗可知，上都有集中的规模颇大（“千舍”）的商业区，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奇货”。商人们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各种“方言”。有的记载说上都的“大西关”外有“马市”⑥（《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滦河》），大西关应即上都外城西门外的关厢区，很可能那里便是商业区的所在，而且按行业分为各种市。但是，这些商人有许多并非长年在此经营的。“官曹多合署，贾肆不常居”⑦（周伯琦：《近光集》卷一，《上京杂诗十首》）。每当扈从巡幸的队伍来到时，上都的商品需求量大大提高，商人们都纷纷前来，设肆营业。而当扈从巡幸的队伍离去之后，商品需求量立即下降，许多商人也就相继离去了。
元代实行和买之法。凡官府所需之物，出钱购买，称为和买。表面上，和买是两相情愿的公平交易，实际上官吏利用这一机会，对商人进行敲诈勒索，钱经常少给甚至不给。上一节所说的和籴就是和买的一个重要方面。商人们运粮到上都后，往往要受到官吏们的多方刁难。他们“见百姓搬运米粮数多，推称元籴粮数已足，不肯收受。百姓在客日久，牛只损死，盘费俱尽，将所载米粮不得已折本贱粜。本都官豪富要之家，厘勒减价收籴，却赴仓中纳。仓官通同看循，便行收受”①（魏初：《青崖集》卷四，《奏议》）。和籴粮食如此，其他和买当然也不例外。元代中期，“上都官买商旅之货，其直不即酬给，以故商旅不得归，至有饥寒死者”。后来上都留守为之向皇帝请求，“有旨，出钞四百万贯偿之”②（《元史》卷一四二，《彻里帖木儿传》）。这样的事情要闹到皇帝面前才能解决，可见问题之严重。这种状况必然对上都正常的商业活动带来很大的损害。而从上面两条记载可以看出，商旅中许多人都来自外地，并非本地居民。
上都的权豪和寺观经营商业相当普遍。他们依恃政冶上的特权，操纵行市，不纳课税。上面所说减价收粮从中倒卖便是一个例子。元代政府曾于延祐五年（1318年）二月“敕上都诸寺、权豪商贩货物，并输税课”③（《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寺观、权豪经营商业而不纳税，严重影响商税的收入，政府才会出面干预。寺观、权豪插手商业活动，对于民间商人来说，是很不利的。
上都是贵族、官僚、商人集中之地，酒馆便成为不可缺少之物。元代中期名诗人马祖常写过一篇《车簇簇行》：“李陵台西车簇簇，行人夜向滦河宿。滦河美酒斗十千，下马饮者不计钱。青旗遥遥出华表，满堂醉客俱年少。侑杯小女歌竹枝，衣上翠金光陆离。细肋沙羊成体荐，共讶高门食三县。白发从官珥笔行，毳袍冲雨桓州城。”④（《石田文集》卷五）诗中描写的似是离上都不远桓州城边酒馆的情况，有美酒，有歌女，有整只“细肋沙羊”供食用。上都城内外的酒馆，当然更加繁华，数量也相当可观。请看诗人的描写：“卖酒人家隔巷深，红桥正在绿杨阴。佳人停绣凭栏立，公子簪花倚马吟。”⑤（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玉貌当炉坐酒坊，黄金饮器索人尝。胡奴叠骑唱歌去，不管柳花飞过墙。”⑥（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塞上谣》）而“滦水桥边御道西，酒旗闲挂暮檐低”①（《皇元风雅》卷一四，曹元用《上都次马伯庸尚书韵二首》）之句，更指明了上都南门外滦水桥边就有酒馆存在。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元代政府闰四月的圣旨中规定，将原来拨赐给上都乾元寺以及其他地区寺观的酒店、湖泊交归有司经办，“寺家合得钱物，官为支付”②（《元典章》卷二四，《户部十·僧道税》）。可知上都有过寺观管理的酒店和政府经办的酒店。有的诗篇中所说“太平楼上客纷纷”③（《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宋本《上京杂诗》），可能就是描写某一座酒楼的盛况。
元代政府在上都设置了很多手工业管理和生产部门，分属于各个不同系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国家机构，主要有将作院所属的上都金银器盒局，武备寺所属上都甲匠提举司等。一类是宫廷机构，主要有中政院（管理中宫事务）所属的管领上都等处诸色人匠提举司，储政院（管理东宫事务）所属的管领上都怯怜口诸色人匠提举司和上都诸色民匠提举司等。还有一类是地方机构，即上都留守司兼总管府所属的修内司、祗应司、器物局等。以上三类所属的手工业生产单位，统称为官手工业。
据至元三十年（1293年）的统计，“上都工匠二千九百九十九户，岁縻官粮万五千二百余石”。中书省建议：“宜择其不切于用者，俾就食大都。”④（《元史》卷一七，《世祖纪一四》）这个意见得到忽必烈批准。这些可以由政府调迁的工匠当然是官手工业所属的匠人。但从后来的记载来看，上都工匠并未减少。元代中期的资料表明，仅中政院系统的管领上都等处诸色人匠提举司所属，即有民匠2500余户⑤（参见《元史》卷八八，《百官志四》）。其他系统的工匠也不在少数。有些官手工业机构是在至元三十年以后设立的。总之，工匠在上都人口中占有相当的比例。
从行业来看，上都官手工业中门类颇多，主要有制甲业、制鞍业、铁器冶造业、金银器制造业、制毡业、皮革制造业、营建业等。上都官手工业有两个特点：一是生产主要满足皇室和官府的需要：一是利用草原出产的原料，发展有关的行业，如制鞍、制甲、制毡等。官手工业的产品一般是不进入商品流通过程的。上都官手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料，采取“有司估体价钱，责付各局，自行收买”①（《元典章》卷五八，《工部一·杂造·杂造物料各局自行收买》）的办法。但有时也由政府从外地调进。如至元十三年（1276年）四月，“以水达达分地岁输皮革，自今并入上都”②（《元史》卷九，《世祖纪六》）。这些皮革显然就成了上都软皮局等部门③（上都软皮局建立于至元十三年，可见定与水达达分地皮革调入有关。（《元史》卷八九，《百官志五》））的原料。
三、畜牧业和牧民的游牧生涯
上都城外有广阔的草原，自古以来便以水草丰美著称，很多民族在这里放牧过牲畜。金代在桓、抚两州设有牧场。
元代“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对畜牧业特别重视。在中央建立了专门管理国有马匹和其他牲畜的机构，称为太仆寺。下辖牧地14处，上都即其中之一。牧场上的牧人称为哈赤、哈剌赤，设有千户、百户进行管理，“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元代政府每年九十月间派太仆寺官前去检查登记，造册备案。皇帝巡幸两都时需要大批马匹，皇室和诸王、百官需要大量的马奶作为饮料和制作奶食品，都由太仆寺管辖下的牧场负责供给。蒙元统治者对于马奶特别重视，自天子以及诸王百官，都建立专门的毡帐作为取乳室。取奶供皇帝之用的牝马，要由“哈赤、哈剌赤之在朝为卿大夫者，亲秣饲之”④（《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马政》）。皇帝用的马奶，“色清而味美，号黑马乳”⑤（《元史》卷一二八，《土土哈传》。按，蒙古语称黑色为哈剌。）。哈剌赤一名即由此而来。“挏官马湩盛浑脱，骑士封题抱送来。传与内厨供上用，有时直到御前开”⑥（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每年八月，元代皇帝要在上都开马奶子宴，有关官员“始奏起程”。“内宴重开马湩浇，严程有旨出丹霄。羽林卫士桓桓集，太仆龙车款款调。”⑦（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太仆即太仆寺，龙车应指“承乳车”①（蒙古语酝都）（《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马政》）而言。在巡幸途中，马奶子仍是不可缺少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特别讲到了上都大汗的马群，专供大汗饮马奶之用②（参见《马可·波罗游记》，185~192页）。
每年皇帝巡幸时，前朝斡耳朵，草原上的诸王、贵族都要前来朝见，参与宴会。他们带来了庞大的随从队伍，同时也有大量的牲畜。“先帝妃嫔火失房，前期承旨达滦阳。车如流水毛牛捷，鞍缕黄金白马良。”③（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此诗后原注：“毛牛其毛垂地，火失毡房乃累朝后妃之宫车也。”）“翼翼行都岁幸临，名王诸部集如林。”④（吴师道：《吴礼部集》卷八，《次韵张仲举助教上京即事》）每年夏天，上都周围草原上，“毡车如雪”⑤（吴师道：《吴礼部集》卷四，《闻危太朴王叔善除宣文阁检讨》），“白马如云”，“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⑥（萨都剌：《雁门集》卷六，《上京即事五首》）。但是，每当秋天皇帝与扈从队伍转回大都之后，斡耳朵和诸王、贵族中的大多数也就陆续离开，回到他们各自的牧地过冬去了。“穹庐画毡绕周遭，五月燕语天窗高。草尽泉枯营帐去，来年何处定新巢。”⑦（《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宋本《上京杂诗》）
泰定三年（1326年）七月，右丞相等奏：“斡耳朵思住冬营盘，为滦河走凌河水冲坏”⑧（《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滦河》），要求发军筑护水堤。从这段记载看来，“住冬营盘”似是比较固定的建筑，可能是土房一类。又，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十一月“赈上都滦河驻冬各宫分怯怜口万五千七百户粮二万石”⑨（《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各宫分”即各斡耳朵，这些斡耳朵过着游牧生活，冬天来到滦河边定居过冬。“怯怜口”就是这些斡耳朵的私属人口，不归国家管辖。从至顺元年赈济之事可以看出，每年在滦河边冬季营盘中过冬的牧民，为数是相当可观的。
草原牧场是畜牧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元代政府将一部分草原分给王公、贵族，作为他们的牧地：另一部分则供国家牧场放牧之用。上都周围，除国家的牧场之外，是否还存在王公贵族的牧地，是不清楚的。但游牧民的四季牧场，通常相去不远。有的斡耳朵既在滦河边驻冬，他们的夏季牧场，很可能就在上都路范围之内。至于上都城郊，年年作为王公贵族驻夏的场所，无疑应是国家直接管辖的地面。
“不须白粲备晨炊，乳酪羊酥塞北奇”：“毡房纳石茶添火，有女褰裳拾粪归”①（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貂裘荆筐拾马矢，野帐吹烟煮羊肉”②（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塞上谣》）。这些诗句描绘了牧民的日常生活，他们的饮食主要是羊肉、茶、奶和奶制品，而他们用的燃料，则是从野外拾来的马粪。当然，和城内的居民一样，同时也应使用松柴。“旋卷木皮斟醴酪，半笼羔帽敌风沙。丈夫射猎妇当御，水草肥甘行处家。”③（柳贯：《柳待制文集》卷六，《后滦水秋风辞》）逐水草而居，男的射猎，女的驾车，穿戴的是牲畜的毛皮，使用树皮制成的容器。上都草原游牧民的生活是艰苦的，与城内的皇帝、贵族、官僚是截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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