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生在开平的佛道辩论
13世纪初成吉思汗兴起于漠北草原，建立大蒙古国。当时蒙古人主要信奉萨满教，也有少数部落信奉景教（基督教的一支）。蒙古贵族进入中原以后，开始接触佛教和道教。西征中亚，又和伊斯兰教发生关系。成吉思汗对各种宗教都采取支持、保护的方针。在大蒙古国历代大汗的宫廷里，既有萨满教的神巫，也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的神职人员。这种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的政策，为的是适应对信仰各种宗教的广大居民进行统治的需要。
各种宗教团体及其领袖人物都用各种手段邀取统治者的恩宠，同时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影响。在“汉地”，佛教和道教之间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金元之际，道教中的全真道盛极一时。全真道领袖丘处机曾应成吉思汗之召，远赴中亚觐见讲道，备受恩宠。全真道的许多道观得到了统治者的护持诏书。全真道领袖“居京师，住持皇家香火焚修，宫观徒众千百，崇墉华栋，连亘街衢。……通显士大夫洎豪家富室，庆吊问遗，往来之礼，水流而不尽。而又天下州郡黄冠羽士之流，岁时参请堂下者，踵相接而未尝绝也”①（《甘水仙源录》卷九，王磐《创修真常观记》）。当时有人说过：“贞祐（金宣宗年号———引者）丧乱之后，荡然无纪纲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趋向，为之教者，独是家而已。”②（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三五，《紫微观记》）佛教的上层人物也得到了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的“护持”，但总的来说佛教的声势和影响比起全真道来大有逊色。全真道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抢占了许多佛寺的房舍和土地，将寺院改为道观：毁坏释迦牟尼和观音的塑像，改塑道教始祖老君的像，或将释迦牟尼的像塑在老君像下面坐着：大量刊印贬低、攻击佛教的图书如《老子化胡经》、《八十一化图》等，遍散朝廷上下，以抬高道教在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佛道两家的矛盾愈来愈尖锐了。
蒙哥汗即位时（1251年），“以僧海云掌释教事，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③（《元史》卷三，《宪宗纪》），再一次确认了对两教的“护持”。海云是佛教临济宗的长老，燕京大庆寿寺的住持，与蒙古历代统治者有密切的关系。李真常即全真道领袖李志常，号真常，他是丘处机的弟子。到了蒙哥汗五年（1255年），河南嵩山少林寺长老福裕（他属于禅宗中的曹洞宗，但与海云有密切关系）向藩王阿里不哥告发全真道“谤讪佛门”。阿里不哥是蒙哥汗的幼弟，他便将此事转奏大汗。这年八月，蒙哥汗在和林大内万安阁下召集佛道两家对证。佛教的代表是福裕，道教的代表是李志常。福裕指责“道士欺谩朝廷辽远，倚着钱财壮盛，广买臣下，取媚人情，恃方凶愎，占夺佛寺，损毁佛像，打碎石塔。……大略言之，知其名者可有五百余处”。蒙哥汗判定“道士理短”④（释祥迈：《至元辨伪录》卷三），下令退还占据的佛寺，修复佛像，焚毁伪经。从这次对证情况来看，蒙哥汗和阿里不哥大王显然都偏袒佛教，全真道开始在政治上失势了。
但是，全真道的首领们并不甘心认输，他们迟迟不肯退还寺产，却积极展开活动，企图使大汗回心转意，取消原来的决定，但未成功。蒙哥汗六年（1256年），一批佛教的上层人物云集和林，要和道士们辩论。道士有意推迟行程，使辩论未能进行。这一年冬天，李志常病死。第二年夏，海云去世。同年八月，少林长老再上和林告状，阿里不哥传达蒙哥汗的旨意，委付忽必烈处理此事。这时新建的上都城已初具规模，忽必烈就在这里“大集九流名士，再加考论，俾僧道两路，邪正分明”①（释祥迈：《至元辨伪录》卷三）。
蒙哥汗八年（1258年）夏，一场规模很大的佛道两家辩论在“上都宫中大阁之下”进行。到会僧人有三百余人，道士二百余人，儒士、官员二百余人。僧人中有来自吐蕃的藏传佛教萨思迦派领袖八思巴，来自迦叶弥儿（今克什米尔）的那摩国师，河西、大理的僧人，以及“汉地”的许多知名长老，道教以全真道新任掌教张志敬为首。辩论的中心是《老子化胡经》的真伪。辩论中僧人主动进攻，道士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忽必烈的态度明显倾向于佛教，特别是最后他要道士公开显示入火不烧、白日上升等本领，更是有意要道士出丑。辩论结束时，已是夕阳西下时分，阁中昏暗。忽必烈宣布道士失败，并按事先的协议，将参与抗论的十七名道士送到刚建成的大龙光华严寺“脱袍去冠”，削发为僧。所占寺宇山水四百余处，并令交还释家。《老子化胡经》、《八十一化图》等道经和印版，都要搜集烧毁。“及依着这说谎文书转刻到碑幢并塑画壁上有底，省会诸处先生（指道士———引者），就便磨坏了者，刮刷了者，先生不得隐藏者。”②（释祥迈：《至元辨伪录》卷二）
这次辩论是元代宗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全真道从此一蹶不振，再没有原来那样的声势了。释道并立的局面转变为释在道前，佛教的地位显著提高，在所有各种宗教中占据首要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喇嘛八思巴在这次辩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用“西天”（印度）史记来论证佛至高无上，老君化胡成佛是虚谄之说。在他发言之后，儒士姚枢和忽必烈便相继讲话，断定释胜道败。这预示着藏传佛教将在元代各种宗教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中统元年（1260年）六月，以少林长老福裕“为头儿和尚每”向刚即汗位不久的忽必烈奏告：“教回与来的寺院内一半不曾回与了的，却再争有。又说谎做来的《化胡经》等文字印板一半不曾烧了有。三教也不依着已前体例里做有。”忽必烈为此下诏：“已前断了的言语别了呵，寺院的田地不可与呵，争底人有呵，断按打奚罪过（死罪———引者）者。”①（释祥迈：《至元辨伪录》卷二）这件诏书也是在开平府颁发的。其实，忽必烈在其他方面对于道教仍是加以保护、支持的。全真道领袖张志敬是开平辩论的道教一方组织者，他在中统三年（1262年）得到“光先体道诚明真人”的封号，制书中还表彰他“志行修洁，问学淹该”，“增光前辈，垂法后人”，并要他“尚服新恩，益坚志守”②（《陕西金石志》卷二五，王磐《玄门嗣法掌教宗师诚明真人道行碑铭》）。而全真道最重要的宫观长春宫仍不时接受皇帝的敕令，开设金箓周天大醮。③（如中统三年（1262年）十一月、至元元年（1264年）三月均曾举行。（《元史》卷五，《世祖纪二》））只是在释道两家关系上，忽必烈坚持释在道上，对道教加以压制。
但是释道之争并未结束。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忽必烈又重申原来的诏旨，要全真道继续“焚毁道藏伪妄经文及板”④（《元史》卷一一，《世祖纪八》《一二八〇年虚仙飞泉观碑》，见蔡美彪编：《元代白话碑集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同年四月发生了大都僧道双方聚众斗殴事件，正在上都的忽必烈下令杀了两个为头的道士，还有十名道士有的被割了耳鼻，有的被流放到远方。⑤（参见释祥迈：《至元辨伪录》卷五《通制条格》卷二九，《僧道》）至元十八年（1281年）十月，忽必烈命一批官员、僧人与道教各派的领袖一起“分拣”道书，结论是只有《道德经》“是老子真实经旨，其余皆后人造作演说”。于是忽必烈下令将“其余文字及板本、《化图》一切焚毁”⑥（释祥迈：《至元辨伪录》卷五。释祥迈：《历代佛祖通载》卷三二、三三）。至此，释道之争告一段落，道教再无力与佛教抗衡了。
忽必烈压制道教，主要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道教（主要是全真道）在金元之际的北方势力太盛，不能不引起统治者的猜忌。于是便采取抬高佛教的办法，以求调整各种宗教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自己手中的驯服工具。前面所引在和林辩论时福裕攻击道士的一番话中，实际上已透露出当时道教遭受统治者猜忌的原因所在。释道之争从明朗化到结束，持续了近三十年之久。其中最关键的一次辩论，是由忽必烈主持在开平进行的。这也是开平城在建立以后发生的第一件具有全国意义的大事，对此后元代的宗教史和政治史都有深远的影响。
二、随从巡幸的宗教人士
前面已经说过，元代诸帝每年巡幸上都，都伴随有庞大的扈从队伍，其中包括宗教人士。经常扈从巡幸的宗教人士，主要是藏传佛教僧人，其次是道教中玄教的道士。
藏传佛教是佛教的一个派系，创建于吐蕃。藏传佛教萨斯迦（地名，今西藏萨加）派最早与大蒙古国发生联系。蒙哥汗三年（1253年），萨斯迦派领袖八思巴在六盘山谒见出征云南归来的忽必烈，备受崇敬。八思巴追随忽必烈东还。蒙哥汗八年（1258年），他在开平举行的释道辩论中起了重要作用，已见前述。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封八思巴为国师。至元六年（1269年），升号帝师、大宝法王。自此，帝师成为元代特设的一种最高神职，由萨斯迦派僧侣世代相袭，享有极高的地位。“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①（《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
忽必烈是在上都举行忽里台登上帝位的。“龙飞之初”，便命八思巴起寺于“大内之西南”①（《陇右金石录》卷五，《宝庆寺碑记》），可见八思巴是伴随他一起到上都的。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后，于上都大安阁举行佛事，帝师在座。②（参见释祥迈：《历代佛祖通载》卷三五）上都每年六月举行游皇城仪式，常由帝师主其事。③（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由此可知，帝师是常在扈从之列的。不少藏传佛教的上层人物受到元代历代皇帝的宠信，在巡幸时指名扈从。其中最著名的是国师胆巴（1230—1303）。胆巴是西番突甘斯旦麻（即朵甘思，今青海西部）人，幼习梵秘。经帝师八思巴推荐，得到忽必烈的优遇。后因遭人中伤被贬逐，元成宗即位后，遣使召回，“大驾北巡，命师象舆行驾前”④（释祥迈：《历代佛祖通载》卷三五）。前面已说过，象舆在当时是皇帝专用的交通工具，胆巴扈从时得到这样的待遇，可见受宠信之深。此外，许多扈从的诸王、贵族也都有藏传佛教僧人随从，如达益巴（1246—1318），西域人，“少为苾刍，凡事帝师十有三年”，后“事二圣（元武宗、元仁宗———引者）于潜”，“往返二都，虽雨夕风朝，恒在宫壸”⑤（释祥迈：《历代佛祖通载》卷三七。按，“事二圣于潜”，指达益巴在元武宗、元仁宗未为帝以前已跟随他们）。因此，在每次巡幸的扈从队伍中，藏传佛教僧人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除了直接扈从的藏传佛教僧人之外，还有不少藏传佛教僧人假借各种名义，追随巡幸的队伍，前往上都。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二月，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颁发令旨：“站赤好生受有。西番八哈失每无勾当的，休交上都去者，好生分拣者。”⑥（《永乐大典》一九四二五，《成宪纲要·驿站》）“八哈失”是蒙古语师傅的音译，“西番八哈失”即指藏传佛教僧人。他们纷纷前往上都，为数甚多，使站赤难以负担，而官府又不敢阻止，只能由皇太子出面干预了。正式扈从的和自行设法前往的藏传佛教僧人，为数愈来愈多，对有关部门来说是很大的压力。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六月，中节省上奏：“秋间起程时，僧人每一时去呵，车辆铺马不敷有。今后交宣政院、功德司官提调者，好生分拣，休交①②③④⑤⑥。。。。。。2 64元代大都上都研究泛滥。必合随驾的僧人合骑铺马呵，交节续起呵，怎生？”“奉圣旨：那般者，钦此。”①（《永乐大典》一九四二五，《成宪纲要·驿站》）可见列入扈从队伍的，除了“必合随驾的僧人”之外，还有很多是通过各种关系滥竽其间的。而中书省郑重其事上奏“分拣”，正说明随驾僧人之多。
元代道教主要有四派。北方是全真道、太一道和真大道，以全真道为最盛，南方是正一道。经过释道之争，全真道的势力受到很大打击。太一道和真大道，本来就没有太大的影响。正一道的首领是江西龙虎山张天师，世代相传。占领杭州后，忽必烈立即诏谕正一道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毋以易主，遂生疑贰……宜趋命驾，毋多辞让。”②（《汉天师世家》）张宗演来朝，受到优礼，“命主领江南道教”③（《元史》卷二百二，《释老传》）。次年（1277年），张宗演南还，以其弟子张留孙留京师，侍奉宫廷。张留孙才能出众，很快便博得忽必烈和太子真金的欢心，“赐廪给裘服，俾岁从北巡”④（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至元十八年（1281年）焚毁道经一事发生后，他通过真金向忽必烈进言：“黄老之言，治国家有不可废者。”忽必烈“集儒臣论所当传者，俾天下复崇其教”。自此以后，他实际上成了道教在宫廷中的主要代表。忽必烈死，元成宗铁穆耳即帝位于上都，张留孙率门人吴全节等北迎。“行至，公下马立道左，上令就骑，且语之曰：‘卿家老君犹尔睡耶！’意谓焚经后道教中衰也。公对曰：‘老君今当觉矣。’上悦。”⑤（赵孟：《玄教大宗师张公碑铭》（拓本））元成宗即位后改善了道教的地位，张留孙对此起了很大作用。他先后经历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五朝，备受宠遇，元代统治者允许他自立门户，称为玄教，并授予他以玄教大宗师的称号，以及特进、上卿、开府仪同三司等荣誉头衔。
元成宗即位时张留孙北迎，其弟子吴全节为元成宗所赏识，“特敕公（吴全节———引者），每岁侍从行幸，所司给庐帐、车马、衣服、廪饩，著为令”⑥（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五，《河图仙坛之碑》）。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张留孙死，吴全节嗣为玄教大宗师。张留孙的另一弟子夏文泳在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博得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的青睐，“命独任本宫承应法师，有司岁给车马，扈从往来两京，出入禁卫无间”①（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七，《夏公神道碑》）。元武宗死，爱育黎拔力八达嗣位，是为元仁宗。夏文泳继续受到优遇。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吴全节死，夏文泳就成了第三代玄教大宗师。从上所述可知，玄教的首领和上层人物，都是经常在扈从之列的。②（偶尔也有例外，如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有旨道士免扈从”（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六，《开平第四集叙》））
能够经常参与扈从之列，说明元朝历代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和玄教的特殊重视。藏传佛教于元初由吐蕃传入蒙古和“汉地”，元朝统治者抬高它的地位，既是出于控制吐蕃地区的需要，也是为了抑制“汉地”原有的佛教各宗派。张留孙原是正一道门下，元代统治者对他加意扶植，让他自成一派，显然也是为了压制原有的道教宗派，便于控制。应该指出的是，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元代统治者之所以要两者的首领和上层人物扈从，还因为他们都擅长招神驱鬼、呼风唤雨的法术，能为皇帝驱除巡幸中的不祥，保证平安。以藏传佛教来说，皇帝巡幸动身以前，“命西僧作佛事于乘舆次舍之所”③（《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旨在祛除不祥。国师胆巴便充当过这样的角色。胆巴善持秘法，据说能作佛事退敌军，又能祷疾致愈。有一次北巡时“过云州龙门，师谓徒众曰：‘此地龙物所都，或兴风雨，或惊乘舆。汝等密持神咒以待之。’至暮，雷电果作，四野震怖，独行殿一境无虞。至上都，近臣咸谢曰：‘龙门之恐，赖师以安。’”④（释祥迈：《历代佛祖通载》卷三五）以玄教宗师张留孙来说，“上与昭睿顺圣皇后驻日月山，后疾甚，命愈其疾。若有神人献梦于后，遂愈。上大喜，命为上卿”⑤（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神道设教，本不足凭，但对迷信神鬼的元代统治者来说，则无疑从中既可以得到心灵上的安慰，又可以为自己的统治增加一层神秘的色彩。这就使得藏传佛教和玄教的神职人员成为扈从队伍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了。
除了藏传佛教僧人和玄教道士之外，扈从队伍中有时也有其他教派的神职人员，但都是临时性的。例如，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年），全真道掌教苗道一的门人“井公制授诸路道教都提点、洞阳显道忠贞真人，转教于大长春宫，有司给驼马，扈从车马，巡幸上京”①（《陕西金石志》补遗下，高《御香记》。按，这位“井公”应即井德用，曾为陕西耀州静明宫主持。（《陕西金石志》补遗下，《至大三年加真人号碑》））。全真道道士得以参与扈从之列，是很罕见的。
这些宗教神职人员扈从皇帝到达上都以后，分别住在本教派的寺观之中。在此期间，要举行许多宗教活动，其中主要是藏传佛教的各种“佛事”。如：
皇帝、皇后和皇族成员受佛戒的仪式。元代诸帝“于即位之初，故事须受佛戒九次，方登大宝”。事实上在“登大宝”以后，还继续受戒。受戒有戒坛，上供马哈剌佛。②（参见杨瑀：《山居新语》）受戒仪式要由帝师或其他高级藏传佛教僧人主持其事。如“武宗皇帝、皇伯晋王（甘麻剌）及今皇帝（元仁宗———引者）、皇太后皆从（胆巴）受戒法”③（赵孟：《龙兴寺无上帝师之碑》（拓本））。帝、后及皇族受戒，或在大都，或在上都。泰定元年（1324年）六月，元泰定帝在上都“受佛戒于帝师”。泰定二年（1325年）十月，皇后亦怜真八剌在大都“受佛戒于帝师”。十二月，“帝复受佛戒于帝师”，这也是在大都。而到了泰定三年（1326年）七月，“皇后受牙蛮答哥戒于水晶殿”④（《元史》卷二九、三〇，《泰定帝纪一、二》）。这又是在上都。上有所好，贵族官僚也纷纷以受戒为荣，成为一时风尚。“似将愚日破黄昏，白日如常下钓轩。男女倾城求受戒，法中秘密不能言。”⑤（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安息薰坛建众魔，听传秘密许宫娥。自从受得毗卢咒，日日持珠念那摩。”⑥（朱有燉：《元宫词》）
游皇城。至元七年（1270年），忽必烈“以帝师八思巴之言，于大明殿御座上置白伞盖一，顶用素段，泥金书梵字于其上，谓镇伏邪魔护安国刹”。自此每年二月十五日做佛事，“恭请伞盖于御座，奉置宝舆”①（《元史》卷七七，《祭祀志六》。佛教密宗崇拜的神佛中有大白伞盖佛母，大白伞盖即光明广覆之义。参见洪惠镇：《杭州飞来峰“梵式”造像初探》，《文物》，1986（1）），迎引出宫，护送的仪仗队首尾排列长三十余里，游历皇城，皇帝后妃在宫中搭彩楼观览。游行完毕，将伞盖送还，复置于御座上。这是大都每年最盛大的一项宗教活动。后来在上都也照样举行。“每年六月望日，帝师以百戏入内，从西华（门）入，然后登城设宴，谓之游皇城是也。”当时诗人为之咏道：“百戏游城又及时，西方佛子阅宏规。彩云隐隐旌旗过，翠阁深深玉笛吹。”②（。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另一位诗人也为此写下了长篇，其中道：“岁时相仍作游事，皇城集队喧憧憧。吹螺击鼓杂部伎，千优百戏群追从。宝车瑰奇耀晴日，舞马装辔摇玲珑。红衣飘裾火山耸，白伞撑空云叶丛。王官跪酒头叩地，朱轮独坐颜酡烘。蚩氓聚观汗挥雨，士女簇坐唇摇风。”③（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六，《皇城曲》。按，这是作者“开平第四集”中的一首）“红衣飘裾”指藏传佛教僧人。“白伞撑空”指皇座的白伞盖，上都与大都游皇城均以藏传佛教的圣物为中心。“朱轮独坐”者应是帝师。从这些诗篇中，多少可以想见当时上都游皇城的盛况。
其他佛事。游皇城是规模最大的佛事，受戒也是佛事，此外还有多种佛事，也在上都举行。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闰七月，“中书省臣言：‘内外佛寺三百六十七所，用金、银、钞、币不赀，今国用不充，宜从裁省。’命省人及宣政院臣裁减。上都岁作佛事百六十五所，定为百四所，令有司永为岁例”④（《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内外佛寺”之“寺”，从下文来看，应系“事”之讹。上都岁作佛事一百六十五，几占全部佛事二分之一。皇帝在上都时间大体为半年左右，也就是说几乎天天都有佛事，佛事的地点，或在宫内，如大安阁⑤（参见《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或在寺院中，也有在特定地点，如铁幡竿⑥（参见《元史》卷三六，《文宗纪五》）。“院院翻经有咒僧，垂帘白昼点酥灯”⑦（萨都剌：《雁门集》卷六，《上京杂咏五首》），正是当时佛事盛况的写照。
此外，每遇大宴会时，藏传佛教僧人都“设止雨坛于殿隅”，以法力止雨保证宴会的顺利进行，这已成为惯例。诗人为此写道：“雍容环佩肃千官，空设番僧止雨坛。自是半晴天气好，螺声吹起宿去寒。”①（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宝马珠衣乐事深，只宜晴景不宜阴。西僧解禁连朝雨，清晓传呼趣赐金。”②（宋褧：《燕石集》卷九，《诈马宴》）
佛教的各种活动是主要的。道教也要举行一些宗教仪式。如至元十八年（1281年）、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都曾在寿宁宫设醮（见本章第三节）。但从现有记载来看，道教的活动是很有限的，远远不能同佛教相比。
元代皇帝在上都还经常召见各种宗教的代表人物。如大德五年（1301年），元成宗召见正一道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于上都幄殿”③（《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元英宗即位时，诏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入觐，见于上都。④（参见《汉天师世家》）有些宗教人士为了某种目的，也纷纷来到上都活动。当时佛教内部有教禅之争⑤（参见《元代佛教与元代社会》，见《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1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天台国清寺是浙东名刹，天台宗的祖庭，元初“或据而有之，且易教为禅”。僧人湛堂澄在元贞元年（1295年）“入觐于上京，赐食禁中。复以国清为言。宣政院为奏请降玺书加护，命公主之”⑥（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四一，《上天竺湛堂法师塔铭》）。
由此可见，每年皇帝巡幸期间，上都都要增加许多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宗教神职人员。其中扈从皇帝来的占主要部分。而宗教活动，特别是形形色色的佛事，在巡幸期间正是上都城市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上都的寺院道观
上都城建成后，各种宗教的寺院道观陆续兴建起来。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佛教寺院，其次是道观，最后是伊斯兰教的寺院。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佛教寺院
上都建成后，“乾、艮二隅立二佛寺，曰乾元，曰龙光华严”①（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五，《华严寺碑》）。乾光寺和龙光华严寺，是上都最重要的两所佛寺。乾为西北，艮为东北，这两所佛寺分别位于上都皇城的西北角与东北角，遥遥相对。
两寺之中，龙光华严寺创建时间较早。“丙辰之岁，始城上都。又三年戊午之岁，作大龙光华严寺。寺于城东北隅，温公主之”。“戊午之岁”是蒙哥汗八年（1258年）。温公是僧至温，曾为禅宗曹洞宗领袖万松的侍者。他与刘秉忠“少时相好”，刘秉忠出家为僧，便是他劝说的结果。刘秉忠入忽必烈幕府后，“荐师可大用”，得到召见，“留王庭多有赞益”。居三岁遣还。“时宪宗命海云主释教，诏天下作佛戒会，师持旨宣布中外而辅成之”。忽必烈征云南还，“刘公请承制锡号曰佛国普安大禅师，总摄关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原府路邢洺磁怀孟等州僧尼之事，刻印以赐”。从他的经历可以看出，至温与忽必烈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所以龙光华严寺建成以后，他首任主持，绝非偶然。至温“锐意卫教，凡僧之田庐见侵于豪富及他教者，皆力归之”。①（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八，《佛国普安大禅师塔铭》）在释道之争中，他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个人物。开平释道辩论中，失败了的参与辩论的道士十七人即被送到他主持的这所新建寺院中落发，已见前述。
至温在中统元年（1260年）“纳印辞职”，至元四年（1267年）五月病死于桓州天宫寺。继任主持的是福裕（1203—1275），他也是万松的弟子，曾受贵由汗之命，居漠北和林兴国寺。蒙哥汗时，又被召至“北庭行在”。后出任嵩山少林寺住持，“万松、海云实为之主”②（程钜夫：《雪楼集》卷八，《嵩山少林寺裕和尚碑》）。正是福裕首先通过阿里不哥大王向蒙哥汗告状，挑起了释道之间长达三十年的论争。至温和福裕在“汉地”佛教中的地位仅次于海云和万松，他们两人都与蒙古宫廷有着特殊的关系。忽必烈以至温、福裕两人相继主持龙光华严寺，说明了他对这所佛寺的特殊重视。至温和福裕均出自万松门下，万松属禅宗中的曹洞宗。因此，龙光华严寺是一座禅宗寺院，“以传菩提达摩之学者居之”。到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年），福裕之后，龙光华严寺主持名字可考者尚有七代，从至温算起共九代。其中第六代住持维寿较有名，他“以道行文学受知英宗，制授大司徒”③（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八，《上都大龙光华严寺碑》）。维寿的墓碑碑额近代尚存。
龙光华严寺在建成后曾两度扩建。一次是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发起的，由元英宗硕德八剌完成。元武宗在位时（1308—1311），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躬戾其宇下，左右顾瞻，惧弗称世祖致崇极于觉皇之意，俾有司斥而大之”④（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八，《上都大龙光华严寺碑》）。元仁宗在位期间（1312—1320）继续进行。元英宗嗣位，“北巡狩，回上都，首幸华严”，在完成原有工程的同时，又建新殿。“又别赐吴田（浙西田土———引者）百顷，安食其众”⑤（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五，《华严寺碑》）。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二月“调军三千五百人修上都华严寺”⑥（《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至治三年（1323年）二月，“作上都华严寺、八思巴帝师寺及拜住第，役军六千二百人”⑦（《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全部扩建工程长达十余年之久，最后在这一年六月前完成。另一次在元顺帝时。至正七年（1347年），元顺帝巡幸上京，以龙光华严寺“犹有未备”，赐钞十万贯，“给其营缮之费”。主持惟足负责修建，到第二年完工，“在其教所宜有者，纤悉完具”①（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八，《上都大龙光华严寺碑》）。
元代平定江南后，忽必烈曾将明州（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山广利禅寺收藏的佛教圣物舍利宝塔迎往北方诸大寺及宫中轮流供奉，其中便有上都龙光华严寺。②（参见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八，《阿育王山广利禅寺承恩阁碑》）由此更可看出这座寺院在当时的特殊地位。舍利宝塔后送回明州，至今犹存。
乾元寺建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制与仁王寺等”。“仁王寺”即大都的大护国仁王寺。“帝（忽必烈———引者）尝问帝师云：‘修寺建塔，有何功德？’帝师云：‘福荫大千。’由是建仁王护国寺以镇国焉。”③（释祥迈：《历代佛祖通载》卷三五）此寺建成后，“诏请胆巴金刚上师住持仁王寺，普度僧员”④（释祥迈：《历代佛祖通载》卷三二）。帝师的启迪，胆巴的住持，说明大护国仁王寺无疑是藏传佛教寺院。寺中所供奉的“梵天佛像”，“多秘不可观”⑤（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七，《刘正奉塑记》），显然是藏传佛教的马合剌佛一类。乾元寺之制既与大护国仁王寺等，亦应属于藏传佛教。这所寺院的建造，是由元代工艺名家尼波罗人阿尼哥主持的。至元十三年（1276年），阿尼哥又“建寺涿州（今河北涿县———引者），如乾元制”⑥（程钜夫：《雪楼集》卷七，《凉国敏慧公神道碑》）。涿州寺也应是为胆巴建造的。⑦（“西域大弟子胆巴亦以其法（事摩诃葛剌神，即马合剌———引者）来国中，为上祈祠，因请立庙于都城之南涿州。”（柳贯：《柳待制文集》卷九，《护国寺碑》））大护国仁王寺、乾元寺和涿州寺，其制相同，都应是藏传佛教寺院。
乾元寺在上都寺院中的地位是很突出的。大德五年（1301年），元成宗赐上都乾元寺地90顷，钞15000锭⑧（参见《元史》卷二〇，《成宗纪三》）。延祐六年（1319年）六月，“赐大乾元寺钞万锭，俾营子钱，供缮修之费”⑨（《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泰定二年（1325年），“修大乾元寺”。泰定三年（1326年），元泰定帝“幸大乾元寺，敕铸五方佛铜像”①（《元史》卷二九、三〇，《泰定帝纪一、二》）。后至元三年（1337年）七月，元顺帝“幸乾元寺”。至正七年（1347年）三月，“遣使修上都大乾元寺”②（《元史》卷三九、四〇，《顺帝纪二、四》）。这是见于《元史》“本纪”中的元代诸帝临幸和修缮乾元寺的记载，肯定还有不少脱漏，但从中也可看出元代诸帝对乾元寺的重视了。
元代历代皇帝皇后建佛寺为自己祈福，已成惯例。死后，其遗像（织锦为之）即供奉于所造寺院中，所在殿堂称为神御殿或影堂。③（参见《元史》卷七五，《祭祀志四》）元代朝廷中设太禧宗禋院（从一品），掌神御殿祭享诸事。凡设神御殿的寺院都归其管辖。这些寺院设有规运提点所（正四或正五品）、规运总管府（正三品），负责该寺院的日常经费收支和营缮诸事。④（参见《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上都乾元寺也设有提点所，延祐六年（1319年）一度升为总管府，“给银印，秩正三品”⑤（《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但不久即撤销。设置提点所和总管府，说明乾元寺应属于太禧宗禋院管理系统，与一般寺院有别。很可能乾元寺内亦有神御殿。
元贞元年（1295年），元成宗就各种宗教寺观的赋税问题颁布条例，内容共四条。前三条就各种寺观的地税商税豁免和交纳作出一般的规定，第四条则是专门针对三个佛教寺院而发的：“上都、大都、扬州在先钦奉圣旨拨赐予大乾元寺、大兴教寺、大护国仁王寺酒店、湖泊，出办钱物，令有司通行管办，赴官送纳。寺家合得钱物，官为支付，无得似前另设人员，侵损官课。”⑥（《元典章》卷二四，《户部十·租税·僧道税》）大护国仁王寺已见前述，大兴教寺也是一所著名的寺院，建有帝师殿和太祖神御殿。⑦（参见《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卷二八，《英宗纪一》）乾元寺与两寺并列，都拨赐有酒店、湖泊，更可见其地位之特殊。
除了龙光华严寺和乾元寺之外，上都还有不少佛教寺院，如：
开元寺。延祐三年（1316年）正月，元仁宗“赐上都开元寺江浙田二百顷”①（《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二》），同时赐龙光华严寺百顷。从赐田数及其与龙光华严寺赐田的比例，可以想见这座寺院一定有相当规模。在此以前，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上都开元寺西僧强市民薪，民诉诸留守李璧。璧方询问其由，僧已率其党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发，捽诸地，捶扑交下，拽之以归，闭诸空室，久乃得脱，奔诉于朝，遇赦以免”②（《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西僧”即吐蕃藏传佛教僧人。由此可知开元寺也是一所藏传佛教寺院。元代藏传佛教僧人倚仗统治者的庇护，到处横行霸道。上都留守居然受辱被囚，一般平民更可想而知。
弥陀院和庆安寺。大德七年（1303年），胆巴死在“上都弥陀院”③（赵孟：《龙兴寺无上帝师之碑》（拓本）），“就上都庆安寺结塔荼毗”④（释祥迈：《历代佛祖通载》卷三五）。弥陀院也许就是庆安寺的一个组成部分。
弘正寺。元英宗在大都西郊寿安山建大昭孝寺（即今卧佛寺），以僧法洪主之，“大都弘正、栖禅，上都弘正等寺皆隶焉”⑤（许有壬：《至正集》卷四七，《释源宗主洪公碑铭》）。
黄梅寺。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忽必烈“念藏典流传之久，蕃汉传译之殊，特降纶言，溥令对辩”，即以西天语（印度梵文）、西番语（藏文）、畏兀儿语与汉文佛教经典互相对勘校正。这一工作进行了三年。参与其事的有“上都黄梅寺住持通慧大师讲经沙门释温吉祥”。⑥（参见《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首、一）
帝师寺。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五月，“毁上都回回寺，以其地营帝师殿”。至治三年（1323年）二月，在修龙光华严寺的同时，修建八思巴帝师寺。⑦（参见《元史》卷二七、二八，《英宗纪一、二》）
以上是见于记载名称可考的一些佛寺，估计应不止此数。还有记载说，“皇帝……龙飞之初，诏槊思吉亦里拣卜八黑思八大师起寺上都大内之西南，车驾时往幸焉，俾东宫皇太子以次诸王皆师事之”①（《陇右金石录》卷五，《宝庆寺碑记》）。这所由“八黑思八大师”（即八思巴）建造的寺院从位置和时间来说，都不可能是乾元寺或龙光华严寺，也许是开元寺或上述其他寺院，当然也可能是迄今不知名的一所佛寺。此外，至治元年（1321年），元英宗下令“作金浮屠于上都，藏佛舍利”②（《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浮屠即佛塔。这座专门收藏佛舍利（佛骨）的金塔，所在地点目前尚难考定。
道观
据元人袁桷记载，忽必烈在上都东北、西北立两佛寺，“复立老子宫于东、西”③（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五，《华严寺碑》）。文献可考的上都道观有崇真宫、长春宫、寿宁宫、太一宫等。袁桷所说东、西“老子宫”指的是哪两座宫观，现在已难以确定了。
上都道观中地位最重要的是崇真宫，这是一座玄教道观。至元十三年（1276年），张留孙从正一道教主张与棣来觐。次年（1277年），张与棣南还，张留孙侍奉禁廷，“建崇真宫于两京，俾留孙居之，专掌祠事”④（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玄教宗师张公家传》）。大都的崇真宫建成于至元十四年（1277年）的十月⑤（参见《元史》卷一〇，《世祖纪七》），上都的崇真宫落成时间应与之相近。玄教的道士们扈从来到上都，就住在崇真宫中。
上都崇真宫有长年常住的道士，玄教宗师吴全节的门人薛玄曦便曾“提点上都万寿宫”⑥（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九，《弘文裕德崇仁真人薛公碑》）。但是常住的人数是不多的。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有旨道士免扈从”，崇真宫中竟然“阒无人声”⑦（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六，《“开平第四集”序》）。玄教的宗师和上层人物如张留孙、吴全节、薛玄曦等都喜欢与当时的文人学士交游，所以来到上都的文人常把崇真宫作为住宿或游赏聚会之地，写下了不少诗篇。“琳宫多良彦，休驾得栖泊。清尊置美酒，展席共欢酌。弹琴发幽怀，击筑咏新作。”①（迺贤：《金台集》卷下，《次上都崇真宫呈同游诸君子》）崇真宫简直成了上都的一处文化中心。
上都有长春宫。中统二年（1261年）四月，忽必烈下诏“就上都长春宫作清醮三昼夜，为民祈福”②（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〇，《中堂事记上》）。大都长春宫，是全真道的掌教所在地。上都长春宫也应是一所全真道的观宇。但由于全真道接连受到打击，地位不及玄教，所以关于上都长春宫的记载也很少。
寿宁宫。至元十八年（1281年）八月，忽必烈“设醮于上都寿宁宫”③（《元史》卷一一，《世祖纪八》）。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四月，元成宗即帝位于上都。五月，“始开醮祠于寿宁宫”④（《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一》）。设醮凡五昼夜，“公专主章奏”⑤（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五，《河图仙坛之碑》）。所谓“始开醮祠”，是因为忽必烈下令焚经后，还禁止道士为醮祠。元成宗即位，道教势力有所上升，取消了禁令，允许道士“依着在先体例里做醮好事者”⑥（《元典章》卷三三，《礼部六·道教》）。皇帝设醮都在寿宁宫，可见其地位之重要。但它属于道教的哪一个教派，尚不清楚。
太一宫。上都的建造者刘秉忠在城南南屏山建有南庵，设坛祠太一六丁之神。刘秉忠死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同年，“建太一宫于两京，命（太一道掌教李）居寿居之，领祠事，且禋祀六丁，以继太保刘秉忠之术”⑦（《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两京的太一宫全名称为太一广福万寿宫。⑧（参见《元史》卷八，《世祖纪五》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七，《太一五祖演化复常真人行状》。）上都太一宫就在南屏山原刘秉忠设坛处。⑨（参见《析津志辑佚·寺观》）太一道原来与刘秉忠没有关系，但它传太一三元法箓之术，与刘秉忠所祠神名称相同，忽必烈就指定由太一道掌教来继承刘秉忠之术。
除了佛道寺观之外，上都还曾建有回回寺，至治元年（1321年）被拆毁改建帝师寺，已见前述。回回寺就是伊斯兰教寺院。泰定元年（1324年）六月，“作礼拜寺于上都及大同路，给钞四万锭”①（《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这里所说的礼拜寺应该也是伊斯兰佛寺院。很可能因不久前拆毁回回寺引起不满，又行重建的。
上都佛道寺观的许多塑像，都出自当时名家之手。元代工艺大师阿尼哥主持修建乾元寺，已见前述。上都和大都“寺观之像，多出其手”。刘元是阿尼哥的弟子，一代名家，有“绝艺”之誉，“凡两都名刹，有塑土范金抟换为佛者，一出正奉（刘元官品正奉大夫———引者）之手”②（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七，《刘正奉塑记》）。在叙述上都寺观时，是不能忘记他们两人在工艺上所作的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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