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

    老挝国名全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位于中南半岛北部，面积23.68平方公里，人口690万（2012年）。山地高原占国土面积的2/3，平原丘陵占1/3，周边与中国、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接壤，是典型的内陆国家。

    老挝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特定的文化传统，民族文化对当今老挝社会有深远影响。老挝人因语言、文化和地理位置不同而被划分为老龙、老腾和老松三大族系，细分为49个部族。老龙意即居住在河谷平坝地区的民族，多指佬族、泰族或泐（傣）族，为老挝主体民族。老腾指居住在半山腰的民族，多指孟高棉族等，为老挝土著民族之一。老松族指居住在高山上的民族如苗族和瑶族等，几个世纪前陆续由中、越两国迁徙而来，构成老挝当今三大族系之一。不同部族都有自己的政治组织结构，由部族首领管辖。大小不一的村寨是老挝社会的基层单位，各由族长或头人统领。同一氏族或相似氏族组成更大的群体部落王国，彼此互不相属。部落王国王室贵族与平民等级分明，贵族拥有众多土地并有权要平民服徭役，村寨族长头人代行政府许多职能。传统老挝乡村都有个长老会，由各家族德高望重的长者组成，负责筹资维修本村寺庙（老挝几乎村村有佛寺）和村中其他公共事务。今天老挝国家实行共和制，政党、国会、政府一应俱全，但部落氏族的传统还有影响，很多乡村实际上是家族头人当家，政府对社会控制不强，在很多方面都需要族长头人的合作与配合。比如，老挝现在提倡“招商引资”，但政府不会替外企搞征地拆迁，外国公司必须自己与当地百姓打交道，办理购地和安置事宜不仅要村委会同意，还必须征得村长老们点头。实际上村委会的人通常是长老头人的儿子或者他指定的族人，最终还是要听长老的。他们只考虑本地人的利益，并不考虑什么国家大局。所以，企业老板们和他们讨价还价很费劲。

    老挝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始建于公元1世纪。1世纪至14世纪中叶，在今日老挝疆域内曾先后出现过科达蒙、文单（又称陆真腊）和澜沧这三个部落王国，三国之间多次发生战争。1353年，孟骚（或译孟斯瓦，今琅勃拉邦，澜沧的政治中心）的统治者法昂统一了今老挝全境，建立了澜沧王国，这是老挝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封建王国。15世纪至17世纪，“澜沧王国”达到鼎盛时期，曾是中南半岛上很有影响的一个国家。18世纪初叶，由于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各据一方，导致澜沧王国解体，分裂成琅勃拉邦、万象、川圹和占巴塞4个王国，屡受越南、缅甸、暹罗的侵略，18世纪末各王国相继沦为暹罗的附属国。1893年，法国入侵，老挝又沦为法国的“保护国”。1940年9月，老挝被日本占领。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老挝人民在万象成立“老挝人民委员会”，组成了以佩差拉亲王为首的临时政府，并于10月12日宣布独立并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老挝独立宪法规定，国王是国家最高元首、国家军队的最高统帅及佛教最高保护人；议会分为国民议会和枢密院；国民议会行使立法权，它所通过的法律（宪法除外）交枢密院启奏国王，并在两个月内颁布实施；内阁名单由首相提出，经国民议会1/2以上的多数通过，国王有权解散国民议会。但这独立宪法还规定，老挝是法兰西联邦的一员。[1]由于实行君主立宪，老挝各种政治势力和党派力量得到一定发展，但左、中、右派分歧明显。1946年，法国卷土重来，再次入侵老挝，佩差拉政府流亡泰国。老挝人民在苏发努冯为首的寮国抗战政府的领导下进行长期的抗法斗争。苏发努冯于1909年7月13日出生于琅勃拉邦王族家庭，其父亲是前老挝副国王马哈乌巴拉·汶孔亲王。早年苏发努冯被兄长佩差拉亲王送到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学习土木工程，毕业后在波尔多和勒阿弗尔的码头上工作。之后他到越南从事桥梁和道路修建工作，与越南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有较深交往。日本投降后，苏发努冯回到老挝，出任老挝临时独立政府国防和外交部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在组织抗法运动中，苏发努冯创建了老挝爱国战线党——巴特寮（Pathet Lao），任战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老挝人民在爱国阵线的旗帜下，开展抗法、抗美斗争。1954年7月，法国被迫签署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承认老挝独立，从老挝撤军。不久，美国取代法国，对老挝进行侵略和干涉。1962年，老挝成立了以富马亲王为首相、苏发努冯为副首相的包括左、中、右三派的联合政府。1964年，美国支持亲美势力破坏老挝联合政府，进攻解放区，于是爆发了老挝抗美救国战争。1973年2月，老挝各方签署了关于在老挝恢复和平与民族和睦的协定。1974年4月，成立以富马为首的新联合政府和以苏发努冯为主席的政治联合委员会。1975年4月，美国宣布越南战争结束，从越南、老挝撤军。1975年12月1 ～2日，老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万象召开，通过了如下重要决议：废除君主立宪制，自1975年12月2日起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组成最高人民议会（任命了45名议员）；任命苏发努冯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最高人民议会主席，凯山·丰威汉为政府总理；接受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的退位书，并任命他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的最高顾问。这次大会还确定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决定老挝语和老挝文为老挝的通用语言和官方文字。[2]至此，老挝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自称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2.信佛的乡村社会

    老挝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气候属热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对农业生产发展十分有利。老挝全国70%以上为农业人口，建国后至20世纪90年代末，农业生产一度占国民生产总值高达70%以上。2000年后老挝经济结构开始发生积极变化，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逐年上升，农林业占比呈下降趋势。2013年农林业总产值占 GDP 比重25.5%。稻谷产量为340多万吨，人均500多公斤。老挝林业资源丰富，2005年森林面积为116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47%，力争到2015年和2020年实现森林覆盖率分别达到65%和70%。北部盛产柚木，南部出产黄花梨、紫檀、交趾黄檀（俗称大红酸枝）、花枝和花梨木等名贵红木。老挝农业生产长期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农产品品种单调，生产水平不高，耕作粗放，靠天吃饭现象严重，部分地方尚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阶段。但这种状况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开始逐步发生改变。老挝政府开始重视农业多样化，实行稻谷、经济作物和畜牧养殖林业并行发展战略，注意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并加大投入，逐步改变靠天吃饭的原始耕种生产方式。2010年全国水利灌溉面积仅15万公顷，2012年已增至42万公顷（其中雨季灌溉面积24万公顷，旱季18万公顷）。2000年粮食自给并开始有少量出口，主要生产稻谷（糯米、粳米和旱稻）、玉米、薯类等粮食作物和甘蔗、咖啡、大豆、果蔬等经济作物。老挝农用耕地面积470万公顷，但目前实际耕种面积不到1/4，发展潜力很大。老挝的工业主要是小工业和手工业，现代工厂企业很少。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出现诸如水泥厂、纺织厂等现代化工厂。在法国近60年殖民统治期间，老挝不仅经济和社会基本上没有发展，而且由于实行殖民统治和愚民政策，老挝文化和教育极端落后，“除了四年制小学教育外，再也没有什么了，而且四年制小学教育还不是义务教育”。[3]学龄儿童绝大部分都不能上学，一些孩子只好由父母送到当地的寺院去接受僧侣教育。到1945年，老挝只有5所小学和1所中学，没有大学，文盲占全国人口的95%。1949年以前，全国只有2名工程师、10多名大学毕业生（均为在法国或河内留学的王室子弟）、50余名中学生和万余名四年制的小学生。[4]老挝文化事业很落后， 1947年前，没有自己的报纸。建国近39年来，老挝文化和教育事业才有了长足发展。据统计截至2013年6月，全国幼儿园共有1802所，在校生14万人，较上年度增加2万人。小学由8912所增至8927所，2012 ～2013年小学净入学率达96.8%，小升初比例达97.6%。全国147个县份中，普及小学教育的县份已达135个，计划到2015年在全国普及小学教育。初高中由1494所增至1579所，初高中在校生50多万人，较上年增加3万人。各类大专院校80所，其中50所设置了学士学位，3所设置了硕士学位。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事业也有了巨大进步：现有出版物123份（其中日报9份、杂志114份）、广播电台43个和电视台34个。

    佛教是老挝的国教，85%的人口信奉小乘佛教，每位男子一生中都要有一段出家念佛的经历。去万象旅游的游客可以发现，到处都有佛教寺庙，每天清早都可看到一队队僧人出门化缘，虔诚的善男信女向僧人布施或将吃食摆放路边让僧人取走。街头巷尾除党旗国旗遍挂外，寺庙、佛像比比皆是，成为最引人注目的街景。信佛是老挝文化的符号象征，也是老挝传统习俗的基础，老挝的艺术、文学、音乐、戏剧等都起源于宗教和传统习俗。老挝人民革命党虽自称是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但允许党员信教，党员中不乏佛教徒。在法国统治时期，受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的影响，约有20%的人信仰基督教。独立后，老挝基督教信徒减少，佛教占主导地位，在丘陵地区，特别是那些从中国迁徙来的部族中，则把儒家思想和佛教、泛神论糅合到一起。佛教昭示人们积德行善去极乐世界，而精灵崇拜是帮助人消灾避难，佛教和泛神论和谐统一。

    由于长期信奉佛教，老挝人性格温顺，钟爱民族传统和生活习惯。虽被法国殖民统治近60年，但受西方文化影响很少，没有向过去的宗主国大批移民。尽管贫穷落后，很多人都安于现状，“幸福感”很强，快乐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老挝虽革新开放已28年，但大多数人还是保持穿戴本民族服饰的习惯，他们不用政府提倡，都由衷地认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比如，泰国比老挝先进发达，老挝与泰国一河之隔，两国语言、文字、信仰、寺庙建筑风格、饮食习惯都相似，1907年《法暹条约》后，老挝摆脱泰国的宗主权，进入法属印度支那的版图，但老挝人并不向往泰国城市的灯红酒绿，也没有成群结队往湄公河对岸跑。老挝虽有户籍制，但对农民和小商小贩却没有严格管制，农民也没有因此大量涌进城市，首都万象1975年时人口近30万，如今也不过60多万人，没有出现大片的“贫民窟”。由于没有大兴土木、大拆大建，万象更多的是独栋的三层小楼，临街用作旅馆、商店、餐馆等用途。万象街头摊贩到处可见，却也没有因此导致“城市爆炸”和社会失序。

    老挝虽然贫富阶层分化明显，但人们安贫乐道，仇富劫富很少发生，民族传统和乡村文化并未“旧貌换新颜”或受到冲击。

    3.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历程

    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往往诞生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这些国家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往往很尖锐，孕育着强大的革命能量，特别是造就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取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到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为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马克思主义政党无疑成了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领导核心。在老挝也有一支这样的党，它在长期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并得到了越南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支持和帮助，最终取得了执政地位。

    由于越南是法属印度支那的中心，越南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如胡志明、孙德胜和柬埔寨的波尔布特、英萨利、乔森潘在20世纪20年代曾在法国留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回国后开始组建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的共产主义者是该党主体，从法属印度支那独立出来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都起源于越南人主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所以越南对老挝共产主义活动影响很大。早在20世纪30年代，老挝革命者就加入了印度支那共产党。1951年2月，印度支那共产党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印支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分别建党。1955年3月，老挝人民党（现老挝执政党——老挝人民革命党的前身）成立，当时力量很小，只有千余人，而且几乎都在军中，地方上近于空白。在革命彻底胜利前，老、柬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即使在“解放区”也没有以共产党名义公开活动。老挝人民革命党以老挝爱国阵线名称出面活动，越南南方抗美时期的越南劳动党（即越共的南方局）也不公开，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名义对外。越南劳动党人阮文灵、柬埔寨共产党人波尔布特和老挝人革党领导人凯山·丰威汉是幕后的实际领袖，而西哈努克亲王、苏发努冯亲王等只是统战组织的挂名领袖。老挝人民革命党历代领导人都与越南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从凯山·丰威汉、坎代·西潘敦直到现在的朱马里·赛雅颂，都在越南接受过教育或培训。凯山是老挝人民革命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首任主席，其父是越南人，本人早年在越南河内大学学习，1946年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并成为旅越老侨的反法运动领导人之一。1950年任老挝抗战政府国防部部长，1953年任老挝战斗部队总司令，1955年任老挝人民党（后称人民革命党）总书记，1959年任老挝爱国战线副主席。自1975年老挝人革党夺取政权、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后，凯山·丰威汉一直担任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兼政府总理，掌握实权；坎代·西潘敦任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负责军队工作；苏发努冯亲王担任共和国主席。凯山虽是带兵打仗的军人，但善于讲演，是一个知识型的革命家，在老挝享有崇高威望。由于健康原因，凯山于1991年改任老挝人革党主席兼国家主席，由坎代·西潘敦接任政府总理，朱马里·赛雅颂继任国防部部长。1992年11月21日，凯山·丰威汉逝于任内。

    老挝人革党长期处于秘密状态，其领导主要通过全国性的统战组织——“老挝爱国战线”来实现。1972年，老挝爱国阵线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已解放了全国3/4的土地和1/2的人口，南北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并建立了各级民主政权。此时，老挝人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老挝人民党改称为老挝人民革命党，规定党的宗旨是：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斗争，建设和发展人民民主制度，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统一和繁荣的老挝，为逐步进入社会主义创造条件。该党一直是巴特寮武装力量（创建于1949年1月20日，曾改名为老挝人民解放军，1982年7月又改名为老挝人民军）的领导者。1975年5月，在越南、柬埔寨的抗美救国战争相继取得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老挝人民革命党号召人民奋起开展夺权斗争，并于同年9月由秘密走向公开。1975年12月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万象召开，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老挝人民革命党执政。凯山·丰威汉代表党和政府宣布，“老挝已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开创了走向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纪元”。老挝人革党“二大”通过的《老挝人民革命党政治纲领》明确提出，“老挝将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其执政的国家以社会主义为方向。

    老挝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既是老挝人民革命党领导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也同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团结一致、并肩战斗以及苏联、中国等国家的宝贵支持分不开。在谈到老挝人民革命胜利原因时，凯山·丰威汉特别强调：“老挝民族之所以取得上述胜利，也是由于有老挝、越南和柬埔寨人民之间的战斗联盟。30年来，三国人民并肩抗击共同的敌人。共同夺取胜利，共同谱写时代的英雄的历史篇章。”“老挝的胜利也是与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首先是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包括美国进步人民在内的全世界进步的各国人民和政府的同情和有力、宝贵的支持分不开的。”[5]事实上，这些因素也是老挝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外部原因。

    4.“照搬”外国模式

    1977年2月，在老挝最高人民议会和部长会议联席会上，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宣布“老挝革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6]在经济社会落后的基础上，老挝人革党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发扬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同时进行生产关系革命、科学技术革命和文化思想革命。生产关系革命主要有两点：一是私营工业和手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或公私合营，对私营商业则推行“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严格限制私商的经营活动和经营范围，禁止私商收购稻谷和牲畜，禁止私人从事进出口贸易；二是实行余粮征购，规定农民的余粮不得在市场上出售，必须如数卖给国营收购站，否则予以没收。在农村广泛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将抗美救国战争期间在解放区建立的“团结组”、“换工组”统一改成农业合作社。1978年5月，老挝党中央正式发布“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命令”，要求在1980年年底，全国80%的农户必须入社，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在思想文化革命方面，老挝党强调要用阶级斗争观点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对旧政权的军政人员送往北部山区进行改造，各群众组织如工会、青年团、妇女协会等进行革命宣传，动员全社会力量为保卫革命政权服务。截至1979年年底，合作化运动已在全国53%的乡、26%的村开展起来。由于老挝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全国农村没有进行任何必要的民主改革的情况下进行的，又存在着严重的强迫命令现象，有些地方为完成任务甚至采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大有“一风吹”的势头。不仅有些“农业社”徒具虚名，而且在成立后，生产的组织、管理、产品分配等各个方面政策措施没有落实，致使当年的作物没能及时播种，许多地方产量下降，农民收入明显减少，极大地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9年11月，老挝人革党举行了二届七中全会，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陆续采取了一些调整和放宽政策的措施。1980年1月，放宽对私人从事商业活动的限制；6月又发布了《关于整顿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若干问题的紧急指示》，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行整顿；1984年，老挝陆续解散了一些农业合作社，让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但这些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思想观念和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

    在老挝社会主义改造中，由于政府征收农业税，农民积极性不高，甚至不惜毁坏果园、宰杀牲口以避免多交税，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同时，泰国对老挝进行经济封锁，国际援助减少。受内外因素影响，老挝一度出现食品短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困难局面。老挝政治体制也出现了明显弊端：一是照抄越南模式，党政合一，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二是不能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本国的路线方针政策易受外国的干扰和控制。老挝人民革命党长期受越南共产党的影响，建国后，越、老双方以条约形式，肯定了相互之间的“特殊关系”。相当一段时间，越南在老挝驻有大量军队，在各方面都对老挝施加影响。[7]老挝领导人也特别重视越老联盟，认为“老越之间全面、牢固、光辉的特殊战斗联盟，作为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一种光辉榜样，在两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事业中具有最重要的作用，并富有规律性。”“客观存在不仅是在特殊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联盟，而且是一种为了两国民族的生存，为了两国的独立、稳固、发展和繁荣的联盟。”[8]特殊的越老联盟，使老挝很难做到独立自主，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产生了严重的依附性。

    5.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重新定位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建立之初，国家处于自然经济和小生产阶段，物质技术基础极其弱小。在一些大城市刚刚出现的工业生产十分落后，其技术设备、原料和市场都从属外国，小商品生产只是在一些大城镇周围的平原地区和公路沿线出现，这种小生产不能满足消费和生活需要，大多数工业品依赖外国进口。商品流通还局限于地方市场，全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市场。交通运输落后，许多地区都无公路。农业主要是以水稻种植为主的个体耕种，在许多乡村地区，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是以家庭耕种旱地为生。农业生产几乎完全是手工式的，使用原始工具，生产效率极低。在社会文化方面，大多数人是文盲，多种危害人民的疾病尚未得到防治，封建社会关系的残余和信鬼敬神的愚昧思想广泛存在。老挝党和国家领导人承认老挝现实，也有改变落后的决心，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方针政策出现了偏差，超越了阶段。1986年11月召开的“四大”和1989年10月的四届八中全会，老党总结过去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教训，认为是“对老挝国情的估计不符合实际，犯了急躁冒进、超越阶段、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取消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错误。一切都要国有化、集体化，加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阻碍了生产的发展。”

    苏东剧变给老挝的政治、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也引发人们对老挝社会主义的反思。老挝人革党顶住压力，坚持党的领导和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政治制度不动摇，并明确提出坚持六项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列主义是党的思想基础；党的领导是一切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坚持在集中原则基础上发扬民主；增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和效力；坚持真正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强调党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领导核心，社会主义仍然是老挝的前进方向。在此基础上，老挝党重新认识本国国情，认为老挝仍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生产力水平和国民经济的起点很低，尚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老挝仍处在建设和发展人民民主制度，为逐步进入社会主义创造必要条件的历史阶段。老挝现阶段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发展生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各方面需要之间的矛盾，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提高生产力水平，逐步把自然、半自然的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老挝人革党科学分析本国国情，对本国的发展阶段问题进行了重新定位，强调要根据尚处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初级阶段这一认识，来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同时，老党领导人多次指出，老对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老挝的实践，以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认识还不十分清楚，有待进一步思索和探讨。1991年8月，老挝修改宪法，将国徽图案中象征社会主义的五角星、镰刀、斧头改为老挝民族的象征——塔銮佛塔。此后，老挝人革党一般不公开提老挝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提要将老挝建成“繁荣昌盛”的国家。理由是“目前老挝尚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仍处在建设和发展人民民主制度、为逐步进入社会主义创造必要条件的历史阶段”。老挝人革党继续强调，老挝仍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阶段。老挝现阶段的所有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各种经济成分在国家的指导和监督下有生产和流通的自主权。老挝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大力发展商品生产，逐步把老挝的自然、半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老挝人革党最近几次代表大会仍沿用“六大”对老挝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提法，即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基本条件。老挝人革党“九大”制订了分阶段的经济发展计划：2011 ～2015年基本消除贫困并使全国家庭贫困率低于10%；2015 ～2020年，使国家摆脱不发达状态并向现代化和工业化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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