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跟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本应在共产党执政后扮演民间外交使者的他们，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变成了猪八戒照镜子——两头不是人。

    麦卡锡主义、冷战和“文化大革命”是老友们遭受痛苦的主要缘由，他们成为最孤独的一批人，在哪里都会被怀疑成“间谍”。

    与此同时，一批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物陆续登场，成为了中国人民的“第二代老朋友”。

    新旧之交

    曾经写诗赞美“时间开始了”的胡风成了“反革命小集团头子”，恰如曾经写书让中国共产党广为人知、赢取广泛支持的老朋友斯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竟成了“不受中国欢迎的人”。

    “时间开始了——毛泽东他站到了主席台底正中间他站在飘着四面红旗的地球面底中国地形正前面他屹立着像一尊塑像……”

    很多年后，当人们回顾公元1949年秋天的中国时，依然会惊叹于胡风在这首长诗中的神来之笔。是的，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新政权的时间开始了。

    当时在新华社国际部任职的李慎之参加了标志着“时间开始”的开国大典。9月30日，他被派到天津去迎接以作家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如上文所述，这个团队是典礼上罕有的外国贺客。

    后来，当李慎之读到胡风的诗篇时，感到胡将他心中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感情表达出来了。

    “我完全了解胡风那时的思想和心理。而且绝不止胡风和我两人，我肯定，那天在天安门广场的每一个人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从此彻底告别过去，告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告别落后、贫穷、愚昧……而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自由、平等、博爱的路，新民主主义的路；不仅如此，后面还有更神圣的事业，我们将建设社会主义，还要建设毛主席所说的‘无比美妙的共产主义’；世界上只有苏联走了这条道路，有苏联作样板，有毛主席的领导，我们一定可以不久就赶上苏联，与它并驾齐驱，然后再把全世界——什么美国、欧洲、印度、非洲……都带上由社会主义而达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去。”开国大典整整五十年后，李慎之曾如此回忆。

    心系着中国命运的老朋友们在世界各地关注着来自东方的消息。他们也和李慎之、胡风们一样，认为中国迎来了彻底告别过去的新生。

    在美国，犹太记者爱泼斯坦正在《联合劳动新闻》担任总编辑。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他来到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一家录音店，录下了自己演唱的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之后，在爱泼斯坦和其他人士的共同推动下，美国刊物《远东之光》上出现了五星红旗的照片，这也让《远东之光》成为美国第一份印有新中国国旗的出版物。

    同样是在美国，因病于1941年回国的“天生的鼓动家”史沫特莱居住在纽约的一家旅馆里，生活拮据，只能靠自己做饭省钱。然而，1949年9月末的一天，她破天荒地打电话给好友石垣绫子夫妇，说要请他们去下馆子，共进晚餐——原来，她得到了从大洋彼岸传来的好消息。

    石垣绫子夫妇了解史沫特莱的经济困难，婉拒了她的邀请，并请她到他们家里来聚一聚。于是，史沫特莱带来了一只大大的圆形蛋糕，以及一瓶杜松子鸡尾酒，说是要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而干杯。石垣绫子夫妇看到，这位从来都是喜怒形于色的美国记者红光满面，喜气洋洋，与前些天沮丧的样子判若两人。

    从10月1日起，一连三天，史沫特莱一直守在收音机旁，收听来自共产党新中国的消息。之后，她给朱德写了一封长信。

    “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像 老样子那样了。我活到亲眼看见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能够这样讲的人是不多的。这件事本身就足够一辈子受用了。我没有做到的，其他人将会完成。

    我希望您和毛还是三十岁，但是，我也知道在你们的前头仍有很多岁月。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在信的结尾，史沫特莱这样写道。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身体原因，史沫特莱“亲一亲中国土地”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如史沫特莱所言，“世界再也不会像老样子那样了”。然而，中国在“时间开始”之后的新样子，却也出乎很多人的预料——无论是中国人李慎之、胡风，还是斯诺、斯特朗等外国老友们。

    “我绝对想象不到，而且可以肯定胡风自己也绝对想象不到的是，六年后他竟被毛主席御笔钦点为‘国民党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子，从此锒铛入狱，沉冤莫白了四分之一世纪，直到胡风去世三年后的1988年，这个案子才最后昭雪平反。”李慎之回忆说，“我当时绝对想象不到的还有，建国八年后，从来没有成份问题，也与历史问题无缘，且一贯被评为‘模范’的我自己，竟被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反右派运动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照毛主席的说法，‘右派分子实际上就是反革命分子’，称右派分子不过稍示客气而已。‘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条残酷的真理居然应验到了我身上！”

    曾经写诗赞美“时间开始了”的胡风成了“反革命小集团头子”，恰如曾经写书让中国共产党广为人知、赢取广泛支持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竟成了“不受中国欢迎的人”。直至七十年代，时局再次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斯诺才又一次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并和他在国庆日一同出现在那个曾经举行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广场。

    只不过，比起李慎之和胡风的遭遇，斯诺们的遭遇有着更为复杂的国际形势背景。在美国、苏联和中国等大国政治的微妙关系之中，弱小的个体难以避免被挤压、被放逐的命运。

    “间谍”史沫特莱

    “没有确凿的证据，往美国公民脸上抹黑的做法不是政府的政策。美国的正义在于不论何时何地都要保护没有犯罪证据的公民的清白。”

    本来，史沫特莱可以在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之前到新中国看一看。

    这位急切想要回到中国的美国记者，从1949年7月起就开始申请出国护照，但屡屡遭到拒绝。负责签发护照的工作人员对史沫特莱的律师罗格说：

    拒发护照是因为她是“共产党人”，是“苏联间谍”。

    “间谍”的指控来自美国军方高层。1949年2月10日，美国陆军部发言人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散发了一份文件，该文件根据东京麦克阿瑟总部情报部长威洛比将军的报告编写而成，内容指向所谓的“国际性苏联间谍集团”。其中，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名字赫然在列。据称，她是一个“无固定具体任务的苏联间谍”“至今还逍遥法外”“没有逮捕归案”。

    一时间，身为记者的史沫特莱自己成为了新闻人物，美国各家大报都在头版讨伐她的“间谍”行为。

    史沫特莱本人坚决否认这项指控。就在2月10日当天，她也召开了记者会为自己辩护。当晚，她还通过广播节目发出自己的声音：“麦克阿瑟将军以连敌国政府都不相信的日本秘密警察的调查为依据，称我为苏联间谍，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他的司令部既然对我提出指控，我也不能漠然置之。其实正是他本人才是散布这一卑劣谣言的罪魁祸首……麦克阿瑟将军及其部下，利用从 日本警察秘密刑讯室里挖掘出来的调查材料，干了日本军部的走狗想干而未能干成的事情。他们已堕落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正在执行联合国战争罪犯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们的遗嘱……”

    能量强大的史沫特莱甚至还将麦克阿瑟告上了法庭，充分利用了这个法治国家的一切救济途径。当然，国家机器也启动了他们的措施，窃听电话，监视来往信件。

    史沫特莱究竟是不是苏联间谍，后来的学者有所争论。有人根据苏联解密档案研究得出结论：史沫特莱确实为苏联工作，但是她的活动并不是针对美国的，所以“她是个间谍，但不是叛徒”。但也有人认为，史沫特莱只不过是过去五十年来被指控为苏联间谍的很多人中的一个，他们都是“麦卡锡主义”可悲的受害者。

    麦卡锡主义是上世纪50年代初美国的一股强大的反共、排外运动，因为由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煽起而得名。麦卡锡任参议员期间，大肆渲染共产党侵入政府和舆论界，在文艺界和政府部门煽动人们互相揭发，许多着名人士受到怀疑和迫害。

    无论真相究竟如何，在1949年的那一场较量中，史沫特莱赢得了胜利。

    由于缺乏切实的证据，2月18日，美国军方收回了对她的指控，并公开道歉。

    军方发言人说：“陆军部为没有证据而错误地宣布艾格尼丝是间谍一事表示歉意。没有确凿的证据，往美国公民脸上抹黑的做法不是政府的政策。美国的正义在于不论何时何地都要保护没有犯罪证据的公民的清白。”

    然而，“间谍”事件给史沫特莱带来的伤害却无法就此消失。在麦卡锡主义阴云笼罩的美国，没有报刊敢再刊登她的文章，没有人敢再请她去做演讲，她的着作被从图书馆和书店里撤走，而原定要出版她的朱德传记的出版社，竟要求她增加污蔑中国共产党人的内容，遭到了史沫特莱的回绝。

    甚至当她搬家找房子的时候，也有房东以她的“间谍”嫌疑为由拒绝将房子租给她。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拿到出国护照，自然是十分困难，至于要获得再去 中国的机会，则基本上没有了可能性。包括一位参议员在内的多位社会名流都曾试图帮史沫特莱拿到护照，但都失败了。

    最后，是一位政治老人帮了史沫特莱的忙——在很多国家，不少退而不休的政治老人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位时年75岁的老人是前罗斯福政府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他与史沫特莱通信讨论中国问题多年。经他奔走，护照科在1949年10月末勉强地发给史沫特莱一张短期护照，有效期仅一年，最关键的是只能去英、法、意三国，但又不允许她去英国的属地，特别是香港——所有的措施都是为了防止她去中国。

    拿到护照的史沫特莱去了英国，她打算在英国完成朱德传记，并养好身体。“我可不想在中国生病给他们添麻烦。”她对好友石垣绫子说。

    在史沫特莱的期待中，她可以在中英建交之后前往中国。然而，当时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决定了这将是一次漫长的等待——尽管新中国与英国于1954年6月17日开始互设代办处，但迟至1972年3月13日，双方才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史沫特莱等不了那么久了。1950年3月，她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4月，她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特别请求把我的遗体火化，骨灰运交朱德将军。请他把它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

    “我不是基督徒，因此不希望在我的遗体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绝对不要。我只有一种忠诚，一个信仰，那就是忠于贫穷和受压迫者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忠于中国正在实现的革命。如果中国大使来到，只要在我的遗体前唱一支歌‘起来’，因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国。因此我希望自己的骨灰和中国已逝的革命者生活在一起。”史沫特莱说。

    5月6日，史沫特莱去世，她的遗愿在一年后实现。她的骨灰被一个英中友协的代表团带回中国，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的苍松翠柏间。一块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镌刻着史沫特莱生前关系最亲密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朱德题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冷战之患

    “斯诺先生坚定地指出，他以前从来不是共产党员，现在仍然不是，将来也绝不会成为共产党员。”

    世事难料。那个总是风风火火、穿戴中总是少不了一点红色的史沫特莱，在年仅58岁时就匆匆告别了人世。

    最令人唏嘘的是，她在生前无法自由迁徙，最终既没能到她魂牵梦绕的新中国看一看，也没有回到当时极度排斥她的祖国，而是在颇为凄凉的晚景中客死他乡。

    史沫特莱的另一桩遗憾是，没能看到她倾注心血的作品《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出版。她只留下了草稿，并指定斯诺担任她的文学遗嘱执行人。后来，斯诺和其他人一道，对她的朱德传记手稿进行修订和编辑。50年代中期，该书最终由独立的、秉持社会主义立场的《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

    实际上，当时斯诺的境遇并不比史沫特莱好到哪里去。个人生活上，1949年，他和海伦的婚姻生活宣告结束；事业上，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没有人再对他的作品感兴趣，曾经火遍全球的《西行漫记》几乎在一夜之间变得声名狼藉。

    正如着名的中国研究专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John KingFairbank）说，斯诺遭到了冷战的“坑害”。

    斯诺是冷战的受害者，也是冷战的反对者。1950年12月，在中美朝鲜危 机最为紧张的时候，他写信给《邮报》的编辑希布斯说：“我厌恶这种可怕的消耗和虚无的前景，盲目的力量、愤怒和愚蠢正在把我们都引入其中，人类将面临厄运，对于这个悲剧的不幸结局，我毫无兴趣加速它的到来，我只想大声疾呼‘停止！’”

    1955年，斯诺又在写给老朋友路易·艾黎的信中说：“十分遗憾，从根本上说，由于中美两国之间互不了解，极为错误地估计对方，导致了两国间的怨恨和矛盾日益加深，这是毫无必要的。”

    如果没有冷战，斯诺的命运会怎样？或许，会继续扮演在中美之间活跃的民间外交者的角色。

    让我们回头看看1943年7月4日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这一天是美国独立纪念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民主颂》：“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这篇洋溢着激情的文章还说：“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我们离得很远。百十年来，我们之间接触着的也还不过是我们两大民族间的极少数极特殊的一部。

    但，我们坚信，太平洋是不会阻隔我们人民与人民间的交谊的。”

    然而，事不遂人愿，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就有了一道比太平洋更难跨越的屏障。不仅“亲密合作”成为泡影，“人民与人民间的友谊”也被迫中断。

    世界性的冷战大幕已经拉开，中共新政权迅速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 会主义阵营”，随之而来的自然是美国与新中国“不共戴天”的时代。中国开始全方位将美国描述为帝国主义敌人，而美国国内的麦卡锡主义也几近疯狂——斯诺曾为《邮报》写了一篇关于周恩来的文章，坦率、真实、公正地叙述了周的革命生涯、政治风格和个人品质，但令他大为愤怒的是，《邮报》将斯诺拟定的标题“戴红色帽子的中国官员”擅自改为了“红色中国的绅士打手”。编辑对这种“标题党”行为的解释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必须给每个标题都起个邪恶的名字，即便它与下面叙述的事情完全无关”。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更令中美两国陷入彻底的敌对，曾经的“亲密朋友”和“示范先驱”，如今被称为“美帝野心狼”。直至二十余年后，双方才达成谅解。

    作为史上第一个与中共进行密切接触，且写书为它表示支持的外国记者，斯诺在美国自然成为麦卡锡主义的重点攻击对象，一些人千方百计要找到他担任所谓“中国代理人”的证据。联邦调查局没有放过对他的监视。

    1953年，政府特工人员曾以了解斯诺在新闻界的熟人为借口，在斯诺家中与他进行了谈话。后来他们报告说：“斯诺先生坚定地指出，他以前从来不是共产党员，现在仍然不是，将来也绝不会成为共产党员。”他们的结论是，斯诺的态度“很诚恳，很合作，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显然也很坦率”。

    要证明斯诺为共产党干活的努力显然是徒劳。作为一名负责任的记者以及一名信奉独立思考的自由主义者，斯诺对共产党的所有判断都是独立做出的，他与中共领导人的确曾经走得很近，但却并没有丧失独立性。也就是说，他从来都是在为自己干活，并未将自己出卖给任何一个组织。

    然而，也正是因为他对独立性的坚持，从某种角度看，他成为“不识大体”的人。

    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对苏联的态度。

    显然，如果他真的是以代理人的身份工作，他应该和中共的观点保持一致。当时，毛泽东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消除斯大林对他的怀疑，因此在政策上一边倒地倾向苏联。然而，斯诺却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

    1949年4月，这位美国记者在《邮报》上发表文章称：“经过对中国10余年的直接研究，我认为，苏维埃俄国难以有效地控制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中国共产党人。”他还说，从长远看，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也不愿意使中国的民族利益从属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

    当时，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正和斯大林闹翻，斯诺却不合时宜地对中国也做出了“铁托式”的判断。这让新中国政府对斯诺产生了很大的戒心。正因为如此，尽管斯诺从1949年开始就不断致函毛泽东，请求重访中国，但却一直得不到肯定的答复。

    这或许就是保持独立人格的悲剧——尽管中美双方彼此敌对，但哪一方都没有因此而欣赏他，遑论苏联。斯诺看到，自己已经成为所有阵营都不欢迎的人。

    “今晚，我突然感到疲劳、孤独、凄凉、年迈和与世隔绝，没有一个可以聊聊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还能够再次发挥作用吗？”在经受了十年的孤独岁月后，50年代末，斯诺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斯诺虽然孤独，他的遭遇却并不是个案，安娜·路易·斯特朗也有着类似的遭遇——这位美国作家本来长期驻扎苏联，但由于她坚决支持中国革命，使她在苏联领导人心目中越来越不受欢迎。她时常把在中国的见闻和俄国的情况公开作比较，自然为斯大林以及“二号人物”贝利亚所不容，这导致她在苏联入狱，后来又被驱逐出境。

    加入中国国籍

    “马海德放着上海的好日子不过，更别说放着美国的好日子不过，跑到陕北来，他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是什么？”

    尽管斯诺是群体中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但他的政见和遭遇并不代表全部老友，尤其是那些真心信仰共产主义，甚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比如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医生。其实，他也是西方国家人士中第一个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人，是唯一参加过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人。

    新政权成立后，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马海德自然而然地留在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并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顾问。

    和平年代里，马海德不再需要扮演战地医生的角色，他对当官也没什么兴趣，而是开始重操旧业：对付皮肤性病。本书第一部分曾述及，1933年，马海德抵达上海后从事的主要工作就是治疗性病，其中大部分病人是旧上海的性工作者。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发起了一场消灭性工作的运动，封闭妓院，取缔暗娼。他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与之相配合，马海德为性工作者根治性病，重新开始了早年在上海的工作。1953年，他协助组建了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性病研究所），会同其他专家制订了消灭性病计划，并先后到内蒙古、云南、贵州、四川、 广东、广西、江苏、江西、西藏和新疆等地，为消灭各地的性病付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此后，马海德确立了新的目标——消灭麻风病。这项工作一度被“文化大革命”打断很久，但依然取得了显着的成果。1987年，他曾说自己是在用“最后的精力”帮助从世界上消灭那种病。

    这位技艺精湛的医生对中国和中国人忠心耿耿。他坚持在医疗一线工作，当病人误以为他是“苏联老大哥”时，他总是回答：“我是中国人。”

    卫生部成立专家局后，决定给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们增加工资，其中也准备了马海德的一份，但他却拒绝领取：“我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专家，这钱我不能要。不要因为我的鼻子高，就对我特殊照顾，我也是中国人！”

    然而，那个年代里人们的思维逻辑都是被扭曲的——马海德的身份总是被人猜疑，有人认为他是“外国间谍”，令他在政治上受到排挤，工作上“大材小用”，无法正常参加一些党内会议，听报告，看文件。

    这些猜疑主要的幕后黑手是康生。早在延安时期，康生就曾对人说：“马海德放着上海的好日子不过，更别说放着美国的好日子不过，跑到陕北来，他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是什么？”

    “不被自己人信任，世上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事了。”马海德曾对自己的友人这样说。他没有想到的是，还有另一场叫作“文革”的更可怕的暴风骤雨在前面等待着他。

    在马海德之后，另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友人是那位在新中国建国日到录音店里录下自己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的记者爱泼斯坦。

    在那几年里，和所有与共产主义“有染”的人一样，爱泼斯坦和夫人邱茉莉在美国的生活颇为艰难，怀疑、调查、跟踪都是家常便饭。好在他们没有像史沫特莱一样被严格限制行动范围，而是在1951年接到宋庆龄的邀请后再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当时，宋庆龄的职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后来，爱泼斯坦成为宋庆龄唯一指定的传记作者。

    爱泼斯坦夫妇是从海路来到中国的，他们在海上颠簸了四十九天才终于 抵达天津港。当他们乘火车到北京后，负责迎接的人递上一张名片，上面是宋庆龄亲笔所写的四个字：“欢迎回家”。

    这里的确成为了爱泼斯坦的家。他发挥特长，参与创办了对外英文刊物《中国建设》杂志（后来更名为《今日中国》），担任执行编辑，一干就是半个世纪。

    这份杂志的定位是对外传播，也就是今日常说的“外宣”，在众声喧哗的国际舆论中传达中国政府的声音，但其性质则是“由非政府组织出版的外文刊物”，这样也就便于在美国市场上发行。

    创办这本杂志的想法始自周恩来总理，周安排既有国际威望，又有宣传经验和技巧的宋庆龄主持创办，而宋则发动了爱泼斯坦前来担任得力助手。

    早在1944年，爱泼斯坦作为中外记者团成员探访延安时，他就曾给妻子邱茉莉写信说：“这是个小规模伟大的国家……他们代表中国，代表中国的未来。”现在，这个国家的规模已经十分庞大，他认为，新中国的景象印证了他曾经说过的，延安就是中国的未来。

    1957年，爱泼斯坦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并获得了周恩来的亲自批准。七年后，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风云难料，就在爱泼斯坦入党不到四年之后，这位为新中国外宣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老朋友被关进了监狱，罪名同样是“间谍”。

    不是在美国被怀疑为“间谍”，就是在中国因“间谍罪”入狱——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似乎走不出这个怪圈。这段牢狱生活还将在后文详述。

    细菌武器

    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在朝鲜伊川东南的一些地区陆续发现了美军飞机撒布的大量带有细菌的小动物和昆虫等。化验证明，这些小动物、昆虫带有鼠疫、霍乱及其他传染病菌。

    当然，在新中国的政治气氛急转直下之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之间依然留下了一些闪烁着爱心、正义光芒的故事。

    比如，宋庆龄营救日裔美国人有吉幸治的故事，就流传至今成为佳话。

    抗日战争中，有吉幸治跟随美国将军史迪威来到中国，和广泛连接外国友人的宋庆龄等人有了交往。二战结束后，他又作为军调处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被派往延安。

    有吉幸治在延安观察到了浓厚的民主气氛，并将之写在了报告中，但这些溢美之词却引发了上司的不满，这导致他被调回美国。

    回国后，有吉幸治创办了一份左翼报纸，仍在舆论上支持中国共产党。

    在麦卡锡主义者看来，这样的经历自然可以称得上是“劣迹斑斑”，有吉幸治不幸被逮捕入狱。得知消息的宋庆龄想要帮助这位老朋友，但身为国家副主席的她显然无法在中美敌对的外交态势下通过官方途径有所作为。

    无奈之下，宋庆龄只好想了另一个办法：将珍藏多年的母亲的结婚礼服托人带到美国交给有吉幸治的家人。这套礼服是用纯手工织成的绣服，宋庆龄希望有吉幸治的家人将其变卖，用于支付聘请律师的费用。

    后来有人曾疑问，既然这套绣服如此重要，为什么不能送些别的财物？

    但事实是，高度清廉的宋庆龄副主席没有其他什么积蓄了，她在经济困难时期曾经主动要求下调工资，连国家安排照顾她起居生活的保姆的工资，宋庆龄也始终坚持自己承担。

    幸运的是，有吉幸治的妻子并没有将这套绣服变卖，而是珍藏家中，待丈夫出狱后重新送回中国。但宋庆龄却说：这东西我已经给了你，现在它属于你，我不能再收回。

    最终，宋庆龄去世几个月后，这套绣服才重新漂洋过海回到中国的土地上。现在，它被保存在位于北京的宋庆龄故居。有吉幸治的儿子小有吉幸治作为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从1984年到2002年一共带美国游客到故居参观了54次，并且个人捐款54次，累计约7000美元。

    这则故事充满了患难中的人际温情，如果说它可以有一个主题词“情谊”，那么们合力揭露美国“细菌战”的故事则应该被打上“正义”的标签。

    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在朝鲜伊川东南的一些地区陆续发现了美军飞机撒布的大量带有细菌的小动物和昆虫等。化验证明，这些小动物、昆虫带有鼠疫、霍乱及其他传染病菌。1952年3月8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抗议美军侵犯中国领空和使用细菌武器。声明说：“对于美帝国主义这一无耻阴谋和罪恶行为，中国人民是有决心也必然要将其粉碎的。”

    然而，美军否认了这一指控。于是，这催生了一场庞大的外交战、宣传战。联合国军总指挥马修·李奇微将军宣称：“设计出这些指控，明明是为了掩盖共产主义者在对付一年一度普遍发生在中国和北朝鲜的传染病的无能和及时救助牺牲者工作方面的无能。”

    美国政府要求中国和朝鲜允许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团前往调查，但遭到 拒绝。而中国所在的社会主义阵营为了证明美军确实使用细菌武器，组织了调查团队进行实地调查。有两位着名的中国人民老朋友参与了这一阵营的活动，他们分别是文幼章和李约瑟。

    当时，文幼章的身份是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他在从现场返回之后，出具了收集到的证据，并与《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记者进行了谈话。有记者提问：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调查？

    文幼章回答说：“看一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自身的构成，就可知道，它是没有资格调查这样的国际纠纷的。”

    他还指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朝鲜的代表奥图·莱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纳粹死亡营中的暴行从未加以谴责。

    在冷战背景下，包括联合国、红十字会等在内的国际组织也都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标签，不是属于美国阵营，就是属于苏联阵营，没有普遍的公信力。

    科学家李约瑟参加了“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并成为团队的领导者，委员会成员来自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家。经过详细的调查，这个委员会在北京提交了《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报告书》，这份长达669页的报告含有这样的结论：“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由于李约瑟在其中发挥的重大作用，这一报告通常也被称为“李约瑟报告”。也由于李约瑟的重大作用，此事之后，他被列入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去美国讲学困难重重，直到70年代才从名单中移出。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时至如今，有关美军是否使用了细菌武器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美国方面并未正式承认，国际学术界围绕此话题发表的学术着作和文章也不计其数，而真相似乎仍是罗生门。但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尽管国际局势复杂，但几位参与调查的老友均是怀着伸张正义的朴素目的，为普通民众的利益鼓与呼。

    二代老友

    有一次，几个年轻的苏联专家到了北京，出示小红本后就进了中南海。问清毛泽东的住处后，他们向警卫人员出示了小红本，说想同毛泽东聊一聊，毛泽东最后居然就接见了他们。

    在两大阵营分庭抗礼的冷战年代，成立不久的新中国需要找到一批国家成为自己的盟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批来自盟友国家的政治领袖纷纷成为获得中国政府认可的“老朋友”。他们与最初一批以记者、医生等群体为主的，在战争年代与中国共产党结识的老朋友截然不同，可谓“中国人民的二代老友”。

    这群“二代老友”在普通中国人当中同样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他们之中最着名的包括：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缅甸的吴努，坦桑尼亚的尼雷尔……当然，也有属于同一阵营的国家领导人未被列入“老朋友”的单子，比如“老大哥”苏联。

    其中的逻辑很容易理解——中苏同属社会主义阵营，早在共产党未掌握政权时就已有密切联系，建国后的关系更是亲密无间。倘若以“朋友”定位苏联领导人与中国的关系，反倒显得“见外”，更合适的称呼显然是“兄弟”，是“亲密战友”和“革命同志”。

    至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局势突变，中苏关系交恶，直至彻底决裂，显然也不适合以“朋友”相称。

    这也就导致一个看似奇怪的现象——遍数被称为

    的人物，竟找不到几个苏联人的名字，“老朋友”最多的竟都是些曾经的“帝国主义敌人”——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不过，考虑到20世纪的外交风云变幻，也就不难明白其中的道理。

    苏联人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阿尔希波夫是少有的例外，迄今为止，他已经在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

    中被十六次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50年，时任苏共中央人事局局长和有色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阿尔希波夫来到中国，他的这番行程不是为了探险，也不是为了揭秘，而是要执行政治任务——担任苏联援华专家组的总负责人。出发前，斯大林要求他“以生命作保证，一定要搞好苏中关系”。

    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对于“老大哥”派来的援助专家自然十分看重，不仅任命阿尔希波夫为政务院经济总顾问，还在经济工作会议上屡屡请他发言。

    用总理周恩来的话说：“在这方面，阿尔希波夫同志比我有发言权。”

    在苏联时就熟稔经济问题的阿尔希波夫当然比泥腿子打天下，大多没有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中共官员更有发言权。初到中国，他召集苏联专家们到一起开会，专家们向他汇报了许多困惑。中国同志对统计工作很生疏，各部、局提供的数字常常不一致，怎么办？当时很多机关都实行供给制，连保姆也由国家供给，如何处理？钢铁厂由于缺乏设备，不能生产，怎么办？

    听了这些问题，阿尔希波夫反而愈发兴奋：“很明显，问题很多，需要一个一个地解决。中国同志在这方面缺乏经验，人才不够，所以请我们来支援。我们来到中国不是游山玩水，不是夸夸其谈，而是为了工作，工作！”

    苏联专家对新中国建设起到的作用显而易见，而中国政府对苏联专家的信任也极为罕见。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的阎明复回忆说：苏联专家手中的小红本（工作证），实际上已经成为去任何单位（甚至最保密的单位）的通行证。有一次，几个年轻的苏联专家到了北京，出示小红本后就进了中南海。问清毛泽东的住处后，他们向警卫人员出示了小红本，说想同毛泽东聊一聊，毛最后居然就接见了他们。

    但这样的信任几年后就灰飞烟灭。

    “大跃进”开始后，违反经济规律和技术规程的“小土群”炼钢法大肆流行，令苏联专家们处于尴尬的境地。之后又由于两党交恶，多达四位数的在华苏联专家很快就被悉数撤回。正如阿尔希波夫本人所说：“经济联系终于成了政治关系的牺牲品。”

    此时，已在华工作近十年的阿尔希波夫站到了中国这一边，他试图极力劝说赫鲁晓夫将撤专家的速度放缓，但未能力挽狂澜。

    “在后来苏中关系恶化期间，阿老没有讲过一句不利中国的话，没有做过一件不利中国的事。”阎明复说，“他多次向苏共领导人安德罗波夫、雷日科夫、戈尔巴乔夫等建议，采取措施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显然，这样的人物如果不被称为倒会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文革”结束后，阿尔希波夫和其他很多“老朋友”一样，又成为改善两国外交关系的“前锋”——他不仅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还组织苏联专家学者研究了苏中关系恶化的原因和过程，并提出了改善同中国关系的政策建议，为戈尔巴乔夫先生访华并同邓小平就恢复两党关系进行会谈作了准备。

    西哈努克亲王

    西哈努克亲王曾经说：“在与所有其他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的关系中，共产党中国完全没有沙文主义。”

    自从大清帝国覆亡后，“亲王”一词就远离了中国人的生活。但是，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这个词在官方宣传中屡屡出现，它又开始回到中国人的常用词汇库当中——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词的前面会配上一个名字：西哈努克。

    西哈努克亲王与中国的友谊始于20世纪五十年代。当时，这位18岁就继位的柬埔寨年轻国王放弃了自己的王位，将其让给自己的父亲苏拉玛里特。

    许多人对西哈努克亲王的情感经历津津乐道。据他本人的叙述，1941年到1952年，也即他的19岁至30岁间，他先后与19个女子谈过恋爱。后来，他一共娶了6任妻子，生下了8男6女共14个子女。

    “看到他的每个女孩都会爱上他，他是那么英俊，这个年轻人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陛下，他圆圆的脸庞，如同闯出云丛的月亮。”柬埔寨作曲家普拉克·霍恩说。

    西哈努克的吸引力显然不仅在脸庞，他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法国教育，会拍电影，会写歌，还爱好驾驶汽车、飞机，对着菜谱就可以做出味道 正宗的法式西餐。

    这位情感经历丰富的亲王，在政治方面也拥有过人的天赋。他名字中的“西哈”，在古印度巴利文中是狮子的意思——这是他的祖父起的，寓意是希望他长大后能成为高棉民族的狮王领袖。

    后来，西哈努克亲王果然成为了民族领袖，这位政治强人在柬埔寨国内获得了神一般的地位。直到2004年，柬埔寨才真正进入“后西哈努克时代”。

    1955年将王位让给父亲之后，西哈努克开始组建“人民社会同盟”，并亲自担任该联盟主席至1970年。他在大选后出任首相兼外交大臣，直接掌握了国家政权。

    执政期间，西哈努克亲王抛弃了以往警察和军队镇压式的刚性统治，而是开始施展柔性治理方式，在教育和其他各项领域进行改革。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人们同样很快就看到西哈努克亲王的政治才能。

    他不愧为一位伟大的外交家——在冷战的国际形势下，他巧妙地选择了中立的外交政策，并在万隆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柬埔寨奉行中立政策的声明》。

    1956年，他又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共同签署了不结盟运动宣言，成为不结盟运动的缔造者之一。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福斯特·杜勒斯曾对西哈努克说：“你的中立政策是愚蠢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你不得不在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做出选择。那么就选吧，别说什么你是中立的。”但他的回答是：“我再次重申，我就是中立的。”

    客观而言，柬埔寨的中立外交政策是有利于中国的——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这个东南亚国家夹在美国的傀儡南越政权和追随美国的泰国之间，西方阵营试图制造全面封锁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党势力的包围圈，但置身其中的柬埔寨选择了中立立场，这使得局面中有了可以利用的松动环节，客观上起到了支持社会主义阵营的作用。

    而西哈努克亲王本人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反感，又令他与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极为投缘。周曾特别指示中国首任驻柬大使王幼平：“一定要交好西哈努克这个朋友。”

    1963年5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访问柬埔寨时，西哈努克亲王曾经表示：“在与所有其他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的关系中，共产党中国完全没有沙文主义。”

    作为，西哈努克亲王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是在1956年2月14日，情人节。

    自然，在北京，他受到了隆重的欢迎。西哈努克向毛泽东授予了皇家十字勋章，它代表着柬埔寨王国的最高荣誉；而中国方面则回馈以慷慨的承诺：无条件向柬埔寨提供经济和技术上的援助。

    “您知道，您是一位皇室亲王，您的祖先都是国王。而您却很特别，您理解共产主义，尊重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毛泽东对西哈努克亲王说。

    但西哈努克的回答却是“不”。“我尊敬中国和您，阁下是中国独立和解放的英雄，人民的英雄。但是我要向你坦白，我并不理解共产主义，我甚至没有读过任何有关共产主义的书籍。卡尔·马克思和列宁的书我都没读过。其实，我连毛泽东的书也没有读过，只读过一本红色的小册子，非常薄。”他说。

    不过，毛依然坚持：“你称得上是位共产党员。”

    中国领导人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个虽不是真正盟友，但意义和作用胜似盟友的邻国伙伴。一个生动的小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1963年2月，刘少奇陪同西哈努克在哈尔滨访问，有一天的行程是乘坐哈尔滨儿童公园内一列声名远播的大型玩具火车。乘火车的前一天晚上，刘少奇亲自吩咐，将火车的终点站“莫斯科”替换成“金边”，并且参照柬埔寨画报里的图片风格重新布置站台。

    之所以这样调整，是因为亲王曾在某些场合流露出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不满，这令苏联方面十分生气，并取消了亲王预定的访苏安排。

    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先念、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陪同，游览了颐和园，同首都人民一起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

    不过，对于地处东西方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前沿地带的柬埔寨来说，这种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终究是脆弱的。柬埔寨最终没能成为第二个瑞士，而西哈努克政权也在1970年遭遇了政变。

    这次政变令西哈努克亲王从领袖变成流亡者，但这段经历却成为他与中国友谊急速升温的契机。

    柬埔寨政变

    中国政府安排他寓居北京，并且将漂亮宽敞的前法国驻中国大使馆（东交民巷15号院）提供给他作为官邸，请来上海着名西餐厨师、全国人大代表郭万棠为亲王主厨。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内阁首相朗诺发动了军事政变，废黜西哈努克国家元首地位，后又判处他死刑。

    政变发生时，西哈努克正在苏联访问。离开莫斯科前，苏联领导人将政变的消息告诉他，他搭上了飞往中国的飞机，并在途中失声痛哭。

    中国很快成为西哈努克东山再起的支持力量。中国政府安排他寓居北京，在机场，周恩来对亲王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你永远是柬埔寨政府的合法领袖，我们永远支持你。”

    在当时，支持西哈努克亲王显然是出于外交上的考量。

    当年5月5日，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就在北京宣告成立。在这个特殊的流亡政权中，西哈努克亲王任国家元首，宾努亲王任政府首相，在柬埔寨境内作战的乔森潘任副首相。他们成为与美国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就在那个月，一份着名的声明问世了——那就是由时任外交部代部长的乔冠华起草，并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定稿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篇声明带有鲜明的毛泽东个人风格，用今天的话来说或许可以成为“霸气外露”。

    在声明中，毛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西哈努克亲王的支持：“我热烈支持柬 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

    也正是在这篇声明中，毛泽东再次使用了那个始于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特朗谈话的着名比喻——“纸老虎”。“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

    在发表声明的天安门广场集会上，西哈努克亲王情绪激动，他先后用汉语喊了十几次“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也回应道：“柬埔寨万岁！西哈努克亲王万岁！”

    不久之后，心怀感激的西哈努克亲王创作了一首名为《万岁！人民中国！万岁，主席毛泽东！》的歌曲。他在歌词中写道：“高棉人民在民族危亡时刻，得到伟大朋友全力支持。万岁，人民中国！万岁，主席毛泽东！你一贯维护您的战友高棉人民的正义事业。中柬人民坚决战斗，直到帝国主义彻底灭亡。我们亚洲苦难将从此结束。”

    在中国，西哈努克亲王得到的不仅是政治上的全力支持，还有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

    中国政府将漂亮宽敞的前法国驻中国大使馆（东交民巷15号院）提供给他作为官邸，请来上海着名西餐厨师、全国人大代表郭万棠为亲王主厨。

    为了尊重西哈努克的佛教信仰，每个月，厨师们还要遵照柬埔寨的宗教习俗安排六天作为吃斋日。

    生活上的照顾当然不只包括住和吃——为了照料西哈努克亲王的身体，中国政府还特别安排了北京医院的金玉如医生担任他的保健大夫。医疗专家组为亲王制定了严格的饮食计划和健身计划，这个计划详细到对于亲王的体重也有明确的要求：最好是73公斤。

    “有时候他的体重没有达到医生的要求，他还要补补课，比如在我去之前在院子里跑几圈，或者打一个小时的羽毛球，出一身汗，冲个澡，这样他的体重就能达到我们的要求了。”金玉如回忆说，“所以有时候，我看他那个体重如果超过了一点点，我就不说了。我说您体重是74公斤，最好呢当然是73公斤是最好。”

    流亡期间，1973年2月至4月，西哈努克曾经通过着名的“胡志明小道”

    短暂回国。所谓“胡志明小道”，指的是一条全长1200多公里、从越南北方经过老挝南部进入柬埔寨东北部地区的道路，它是在柬埔寨伪军控制着交通要道的背景下，中方运输武器装备的唯一通道。

    1974年，行驶在这条经过中方出资扩建的“小道”上的中国运输车多达1500辆。几年里，中国援助柬埔寨的物资总额达到几亿元人民币之巨。

    1975年，西哈努克执掌的政权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推翻了朗诺伪政权，收复了柬埔寨，亲王本人也再次历任国家元首、主席、国王。不过，他在那首《万岁！人民中国！万岁，主席毛泽东！》的歌中预言的“帝国主义彻底灭亡”和“亚洲苦难将从此结束”却不甚准确，因为历史的道路发生了吊诡的变化。

    非洲老友

    采访结束后，尼雷尔拉着丁邦英的手说：听说美国的基辛格博士访华次数最多？他表示，在有生之年要抓紧时间多来中国，一定要超过基辛格。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结交了一批“穷朋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名单上也由此迅速新增了许多名字，他们是非洲各国的政治领袖。

    非洲是一个特殊的大洲，经济最为落后，获得民族独立的时间也普遍较短。新中国成立之时，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尚未取得民族独立。恰好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之后，这片土地迎来了摆脱殖民、独立建国的浪潮。自然而然地，这批有着反帝国主义基因的国家天生与中国“投缘”。

    用我们所熟知的中国官方语言来说，“中国与非洲国家虽然相隔遥远，但人民都曾遭受过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在长期的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中，互相支持，互相鼓舞，结成了战斗情谊。”

    这种“情谊”并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中国政府为此投入巨大。

    正如周恩来曾在1960年对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所说的：“我可以保证一点，我们不仅在你们战斗时支援你们，在你们进行建设时，我们要给予更大的支持，因为那时我们的条件会更好一些。”

    实际上，那时的中国正遭遇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但中国政府的对外援助却没有停歇过。比如，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予几内亚大米1万吨。在外交部解密档案里，1960年除了对几内亚的援助 外，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

    更为着名的援助项目是全长1860·5公里的坦赞铁路。为了建设这条铁路，中国政府提供了9·88亿元人民币无息贷款，共发运各种设备材料近100万吨，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近5万人次。在工程修建及后来技术合作过程中，中方有66人为之献出生命。铁路建成后，为了保障铁路的正常运营，中国继续提供无息贷款，予以技术合作援助，并派出专家和技术人员参与管理或提供咨询。

    这条铁路的修建与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开国总统尼雷尔有关。

    1965年，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在与刘少奇主席会谈时，考虑到中国当时也不富裕，尼雷尔只提了一个要求，即希望中国帮助建造一家纺织厂，刘少奇主席一口答应下来。后来，尼雷尔建议将纺织厂取名“毛泽东纺织厂”， 但中国方面表示没有以领导人名字命名的习惯，于是命名为“友谊纺织厂”。

    尼雷尔后来回忆说，在那次会谈时，他没有想到的是，当自己提出纺织厂的要求后，刘少奇又接着问：除了纺织厂，就没有别的啦？这时，他才提出修建一条连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铁路的要求。刘少奇听后说，如果需要，我们就干！后来，建铁路的计划很快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批准。

    赞比亚开国总统卡翁达的回忆则可以更多的补充。他说，他曾与尼雷尔一同去西方国家，告诉他们赞比亚和坦桑尼亚需要这条铁路，“然而，西方国家拒绝了我们”。但当他们来到中国时，毛泽东很快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你看，这种友谊多么纯洁和真挚。当别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时候，我们建成了这条铁路。还有什么能超过这种友谊呢？”卡翁达说。

    辛格博士访华次数最多？他表示，在有生之年要抓紧时间多来中国，一定要超过基辛格。最后，尼雷尔将这个数字定格在了13次。

    实际上，尼雷尔本人也保持了另一项纪录——在所有非洲人中，他显然是与中国“关系最铁”的“老朋友”，迄今共被《人民日报》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身份提及15次，跟原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持平，比那个向延安送了摄像机的荷兰导演伊文思还多1次。

    非洲的另一位“铁友”是纳米比亚开国总统努乔马，他被以“老朋友”身份提及13次。

    纳米比亚是非洲最年轻的国家，1990年才获独立，因此在六七十年代，中国政府更多是在帮助努乔马领导的政治力量取得战争的胜利。“中国向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援助，中国训练我们的战士并提供武器和各种物资，让我们在跟南非种族隔离殖民政府的斗争中最终夺取了胜利。”努乔马说。

    当然，中国政府绝不会傻到为了几个“老朋友”的“情谊”去做这么大代价的投资。实际上，这项投资的回报是丰厚的，它更多地体现在政治上而非经济上。用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话说：“中国的非洲朋友在台湾、西藏、人权问题上给予中国一贯支持，多次在国际大会上挫败反华提案，为维护和发展双边关系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韩丁与土改问题

    有人建议，把关于刘少奇的内容都删掉就行了，但韩丁却不肯通融，他说，那是刘当年的真实思想，不能屈从政治的压力随意修改。

    “二代老友”的涌现并不意味着“一代老友”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让我们将目光转回斯诺、斯特朗们身上——他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的故事还很丰富、曲折。

    还记得韩丁吗？那个在战争年代来到中国的美国人，他是寒春的哥哥，是阳早的大学室友。后来，寒春和阳早在延安的窑洞里结了婚，韩丁也见证了新政权的建立，并以专家身份留在了中国，培训农业技术人员——他1947年第二次来中国时本来就带着这样的任务，彼时，联合国救济与重建总署捐助了一批拖拉机给中国，韩丁随团而来，身份是技术人员。

    新中国成立两个月后，韩丁和妻子史克的女儿卡玛（CarmelitaHinton）出生在北京，并一直在中国成长。所以，她虽然有着外国人的长相，但却有一颗“中国心”：一口京片子，最喜欢吃中国北方家常菜，最欣赏中国国粹书画艺术。

    “我记得不学英文的事。”卡玛后来回忆说，“爸爸妈妈说，这是hand。我说，什么hand，这明明是手。我一天到晚纠正他们，以为他们不会说话。”

    在卡玛不到4岁时，父亲就离开中国回美国了。按照卡玛的说法，父亲选择回国，主要是出于对苏联专家的反感。“他是比较个性化的人，也比 较务实，苏联专家一来，一切都按官僚体制规程来做，他对这种做法感到不满。”

    现在看来，这次回国似乎并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原因显然还是幽灵般的麦卡锡主义。韩丁被冠以“叛国者”的罪名，随身携带的资料被美国海关全部没收。FBI严密监视他的行踪，窃听他的电话，限制他的活动。

    在十六年的时间里，韩丁的护照被吊销，不能再回到中国。而在工作上，他也备受歧视，不被允许从事大部分带有技术和知识性质的工作，只能去一家汽车修理厂当修理工，最后仅能依靠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土地务农为生。

    但这些都不是韩丁所畏惧的，真正令他感到痛苦的是那些被没收的资料——那是他在晋东南张庄所做的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调查笔记，多达1000多页。

    1947年，中共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土地改革中，中共贯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这项轰轰烈烈的改革深深吸引了韩丁，他详细记录下了运动的过程、成果，以及错误和问题。

    为了拿回这些珍贵的资料，韩丁只能诉诸法律，他打了好几年官司，几乎倾家荡产，好在最终于1958年胜诉。

    根据这些材料，韩丁写作了一本名为《翻身》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在书中，他把“张”字拆开，将张庄称为“长弓村”（Long Bow Village）。他在书的前言中说，自己“试图通过张庄这个缩影，揭示中国伟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本质”。

    “张庄的历史对今天现实生活的意义，是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故事是围绕土地问题展开的，不了解土地问题，就不能了解中国革命，而不了解中国革命，也就不能了解今日的世界。”韩丁说。

    不了解土地问题，就不了解中国，这样的判断放到今日依然不过时，这让人不得不钦佩韩丁敏锐的眼光和细致的观察。

    《翻身》于1966年在美国出版后，反响颇为强烈，不仅热销海外，被翻译为多种文字，被改编为话剧，甚至还成为了美国许多大学里，中国历史、政治、人类学等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

    但是，作为客观记录者的韩丁再次遇到了与斯诺类似的困扰——他不偏不倚的记录，不仅令反共阵营不高兴，也惹恼了共产党阵营，“罪过”是因为他在书中披露了土地改革带来的问题。比如，“至少有十几个人被愤怒的群众活活打死，一些自食其力的小私有者被错误地剥夺了，还发生过具体领导土改的干部欺压群众的事件。”

    在中国，《翻身》迟至1980年才出版了中译本，主要原因是书中大量引用了刘少奇的话，而这本书的出版正好赶上刘少奇被错误批判。有人建议，把关于刘少奇的内容都删掉就行了，但韩丁却不肯通融，他说，那是刘当年的真实思想，不能屈从政治的压力随意修改。

    “我的朋友们十分恼火，觉得在那种情况下翻译、出版一本好书多不容易，有必要适当做点儿妥协，这个倔老头子怎么这么不近人情。”卡玛后来回忆说，“然而气还未消，风向又变，刘少奇得以平反，又成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翻身》随即于1980年出版。”

    扎根乡土

    “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但这种靠建筑在大多数人的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终究会被历史所消灭。”

    与韩丁一样，还有几位格外喜欢接触中国的农村，喜欢和底层民众在一起，他们是真正在中国扎根乡土、关注底层的人。

    比如韩丁的妹妹寒春，以及妹婿阳早。上文曾经提到，他们在新政权建立之前的1949年春天，穿着肥大的八路军服装，赶着83头荷兰奶牛从延安来到位于陕北和内蒙古交界的三边牧场，从事对牛、羊、马、驴的品种改良和疾病预防工作，并向当地农民传授机械化养牛的知识。直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天之后，他们才得知这盼望已久的消息。

    1953年，他们被调到西安市奶牛场工作，丈夫担任副场长，妻子担任技术员；两年后，他们又一起带着1000多头牛落户西安草滩农场，并在那里度过了十年的时光。夫妻二人在此间研发、改进的奶牛青饲料铡草机至今仍是草滩农场乳品机械厂的主导产品之一，已销售近100万台。

    “我们喜欢那样的生活，吃穿是配给制，自己不用操心。我们只需要一心一意工作。”阳早说。

    寒春的说法则是：“我常常和牛打交道，看到牛那种吃饱了卧在地下反刍别无所求的样子，就想到人，人是有能动性的高级动物，我想，人的幸福不是存在于某种绝对的生活水平中，而是存在于不断地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当然，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但这种靠建筑在大多数人的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终究会被历史所消灭。”

    1952年，他们的儿子阳和平出生，如本书上一部分末尾处所说，这个名字是宋庆龄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特意取的。

    出生在毛泽东时代的阳和平，毫不讳言自己是左派，是毛泽东时代的支持者。他虽然喜欢自嘲为“假洋鬼子”，但他强调：“有些中国人是‘香蕉’，黄皮白心；我是‘鸡蛋’，白皮黄心。”

    从阳和平对自己的母亲寒春的评价中，我们可以一窥他的思想倾向：“在毛泽东时代，有一个不为资本和少数人利益服务的大环境，所以她可以把一个科学家的好奇心带到她所干的行行业业上去，她可以把个人的爱好和人民的需要融为一体。”

    实际上，这种政治倾向或许是他们整个家族的传统——寒春的奶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正是在中国几乎人人皆知的革命小说《牛虻》的作者，她的红色家庭里有好几位都是美国共产党党员。

    “大跃进”时期，阳早、寒春所在的农场提出了“全年不坏一斤奶”的口号。那时的草滩上没有电，一切都是手工操作；没有汽车，只能靠骡子每晚把奶拉到城里。“那时为了不坏奶，我把精力都集中到卫生和冷冻工作上去，每天忙着东跑西奔检查工作。”寒春后来回忆说，“那一年我们场的奶确实没坏一斤。”

    显然，阳早、寒春所在的奶场出产的牛奶不仅没有变质品，更不会有什么三聚氰胺之类的非法添加物。

    有一次，时任国务院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向夫妇二人提出希望：在草滩农场上养鸭子。王震是南方人，以为有河有草就能养鸡鸭，因此希望他们能养十万只鸡鸭。

    寒春当时就提出疑问：这么多鸡鸭，他们在这里吃什么？

    而阳早则回答：要相信党。

    根据阳和平的说法，他的父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分歧，是因为“父亲是经过延安时期的，对党是绝对相信的”。

    后来，虽然他们养了很多鸡鸭出来，但是由于食物不足，逃掉了不少。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寒春夫妇被调到了北京——丈夫在中国电影发行公司任译校，妻子在对外文委图片特稿社任译校。

    就在阳早、寒春夫妇在草场上与牛羊在一起，同中国底层人民共劳动的那几年里，另一位“老朋友”路易·艾黎在中国各地旅行，行走在广袤的土地之上。对他来说，到农村去，与当地的老百姓在一起，看看他们在干什么，并尽己所能写下自己的观感，这是一种极其令人兴奋的生活。

    那些年里，艾黎写了许多本书，包括《中国内地在跃进中》《江西日记》《在湖南山水之间》《高原省——山西》和《中原的斗争——河南》

    等。但是，另一本关于湖北的书则没能发行，原因与韩丁的《翻身》未能及时出版有异曲同工之处——艾黎的“书中有很多涉及贺龙元帅的事，当时他正受政治迫害”。

    和韩丁一样，艾黎对苏联专家的印象也不是太好：“那些年，在各地旅行可以看到许多苏联人。他们有些很友好，勤勤恳恳地工作，但不少人都傲慢冷淡，以为除他们之外，其他外国人显然都是特务。”

    “大跃进”开始后，1958、1959两年，艾黎访问了15个省，行程约4万公里。他对各地的激进做法也颇有微词。

    “那时做的很多事情很不经济。例如，在一些地方用小高炉炼铁，那里的人民本来种庄稼比这要好得多。不种庄稼而去搞别的活动，特别是这需要耗尽当地的粮食储存的，很不明智。”艾黎回忆说，“次年，即1960年，遭受了旱灾，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困苦。‘大跃进’时期的极‘左’的铺张浪费，使中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些地方因为支援那些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小炼铁厂，浪费了大量粮食而出现饥饿；修建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而没有保障眼前的农业经济，这也是事实。”

    尽管如此，艾黎这位依然不愿对“大跃进”进行全面的否定。他说，当时“全中国的灌溉工程，在后来若干年无疑对农业有益”。

    “文革”来了

    “过去，宋庆龄也常要通信的对方把她的信件销毁，但当时这样做是防止革命的机密落入敌人之手。现在这样做却是为了对付那些自以为是‘超级革命派’的人，这在她还是第一次。”

    在后来出版的《路易·艾黎自传》中，艾黎不仅对大跃进的错误有所保留，对“文革”十年也着墨很少。他只是粗粗写下了“四人帮”的罪孽以及倒台之后百姓的兴奋心情。

    “一个卖螃蟹的人手拿4只螃蟹，高喊：‘看我的螃蟹，3只公的，1只母的’。人们一阵大笑。用螃蟹的横行来比喻‘四人帮’的阴谋活动似乎再确切不过了。”艾黎记录道。

    实际上，艾黎本人也曾受过“螃蟹”们的祸害，他被怀疑、迫害。不过幸运的是，宋庆龄在关键时刻帮助了他。1968年8月31日，宋庆龄冒着风险为他写了一份证明信。

    “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出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合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好的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追捕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当作共产党人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等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宋庆龄在信中写道，“解放以后，他写了很多的书、诗与文章。当世界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外国时，他为 我们讲演和辩论。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这一纸来自身为国家领导人的宋庆龄的证明信，令艾黎免遭了许多厄运。“她像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艾黎赞颂道。

    实际上，几乎没有人能够幸免于“文革”浩劫带来的灾难，宋庆龄本人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困惑。

    “在她的一生中，宋庆龄经历过许多充满风暴和困苦的时候，但从未有过思想混乱的时候。尽管她一个人生活了几十年，她始终觉得自己是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洪流的一部分。但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从她74岁到84岁——这位意志坚强而精神则永远年轻的妇女却感到被孤立了起来，使她思想混乱，有时甚至觉得孤独凄凉。这是从未有过的。她尽了最大努力想去理解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但常常陷于困惑。”作为宋庆龄的传记作者，爱泼斯坦这样评价。

    建设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发展至共产主义社会，是宋庆龄终生未变的理想，但文革中的混乱却令她迷茫。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实际发生的事情却与毛提出的伟大目标极不相符，尤其令宋庆龄难受的是那些打人的声音和被打者的呻吟。

    “文化大革命”初期，她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写信告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斯特朗已经到中国定居，她是在麦卡锡主义风潮过去之后的1958年才在美国拿到旅居中国的护照，彼时，她已经72岁。

    宋庆龄在信中特别嘱咐斯特朗：信件阅读过之后一定要销毁。斯特朗在回信中说：“我在收到你第二张便条的当天就亲自把你的第一封信撕成碎片，扔进下水道冲掉了……没有留下丝毫通信的痕迹……”

    “过去，宋庆龄也常要通信的对方把她的信件销毁，但当时这样做是防止革命的机密落入敌人之手。现在这样做却是为了对付那些自以为是‘超级革命派’的人，这在她还是第一次。”爱泼斯坦说。

    但再小心翼翼，也无法置身事外。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及时过问，宋庆龄极有可能被红卫兵抄家。当时已经有人写大字报，要求把身为非党人士的宋庆龄的国家副主席职务撤掉，并扬言要冲进宋的寓所。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孙中山塑像被毁事件。

    为了保护宋庆龄，周恩来在1966年8月30日就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送毛泽东批准，名单之首就是宋庆龄。周还严厉告诫北京的红卫兵：“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

    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

    “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建议宋庆龄搬进中南海去住，以保证安全。但这位曾经在革命年代用自己寓所保护过许多地下党员和国际友人的伟大女性婉言谢绝了，她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马海德被抄家

    有一次，斯特朗气愤地对艾黎说：“刘少奇是叛徒？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她还曾说：“要改变人的本性？见鬼去吧！我们一直想这么做，已经2000多年了，也没有走多远！”

    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在“文革”狂潮中，就算是在中南海里面住，也不见得就能保证安全。最凄惨的事例是国家主席刘少奇。

    刘少奇和们也曾有过有限的交集——1949年10月5日下午，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刘少奇当选会长，宋庆龄、吴玉章、李济深、沈钧儒、张澜、黄炎培担任副会长。

    中苏友好协会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友协”组织。后来，1954年又成立了对外友协（原名“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而中日友协、中阿（阿拉伯国家）友协等类似的组织也陆续成立，他们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外交机构”。

    “中苏友协总会为后来陆续建立的国别友协树立了样板……这些友协组织与对外友协是同一类型的民间外交团体，奉行同样的工作宗旨，在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开展民间交往中进行合作，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对外友协所依托的重要的民间外交工作阵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会长陈昊苏分析说。

    因为分别担任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又分别是中苏友协总会的会长和副会长，宋庆龄和刘少奇在建国后、“文革”前的17年里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

    但自1966年开始，形势剧变。那一年的国庆节，宋庆龄在天安门城楼上遇到老同事、老朋友罗叔章，她对罗说：“你要是拿到什么红卫兵传单，给我看一看。我在收集这些传单，好了解形势的发展。我很纳闷，刘少奇在党内那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一个反党的内奸，怎么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呢？”

    “一个国家副主席居然要靠从街上拾到的传单来了解国家主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不能不说是这个奇怪的时代的又一个特征。”爱泼斯坦评价道。

    两年后的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应出席中央委员87人、候补中央委员98人，但由于许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已被打倒或受审查，被关在监狱或牛棚中，所以仅仅实到中央委员40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不足应到会人员半数。但就是在这样的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政治生命被宣判了死刑——全会批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这个报告里有这样的句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被判“死有余辜”的刘少奇，于1969年被迫害惨死。

    和很多人一样，“老朋友”斯特朗对“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不能理解，尤其是对刘少奇的处理。有一次，她气愤地对艾黎说：“刘少奇是叛徒？

    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在“文革”中，国家主席的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遑论普通人。金发碧眼的老友们也不能幸免。

    身为第一个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被怀疑为“外国间谍”，他在“文革”初期被抄家，所有的英文信件、资料，包括当年毛主席的病历等资料全被抄走。从那以后，马海德被人24小时监视和跟踪，家中的电话被窃听，家门口还有人盯梢。

    更令马海德感觉痛苦的是，他亲自筹建的麻风病研究中心，被无端污蔑为“修正主义的窝子”，麻风病防治队被解散了——这不仅意味着他的才能无法发挥，更意味着他为新中国消灭麻风病的工作被严重耽误和破坏。后来，马海德被调到北京阜外医院，成为一名看皮肤病门诊的普通医生。

    当时，曾有一位朋友建议马海德带着妻儿离开中国回美国去。但马海德拒绝了这个建议：“为什么？我爱这个国家，我爱她的人民。”

    “你爱中国，但中国并不爱你。”那位朋友说。

    马海德生气地吼道：“谁说中国不喜欢我？中国共产党喜欢我，中国人民喜欢我，这就足够了。我还要谁喜欢？我还要那一小撮坏蛋（指康生、“四人帮”）喜欢？他们不会长久的！”

    整个“文革”过程中，马海德没有参加任何派系。“他说他只参加一个组织，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马海德之子周幼马说。

    外国友人的大字报

    “造反”之风很快风靡当时在京的外国人群体，他们建立起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国际燎原造反队”等造反组织。马海德听说后，不屑一顾地说：“要是白求恩活着，才不会这么胡来呢。”

    尽管今天说出来可能有些令人难以接受，但真实的历史无法回避——除了少数像马海德这样的保守派之外，包括对刘少奇被宣布为“叛徒”不理解的斯特朗在内的许多，既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曾是“文革”的积极参与者。

    这也并不奇怪，在当时几近疯狂的社会中，能保持冷静的人毕竟是少数。更何况，许多“老朋友”参与“文革”的初衷是他们对中国革命的一片赤诚之心。

    比如阳早和寒春夫妇。他们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后来被誉为“外国专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具体内容如下。

    给外国专家局的大字报为什么在世界革命的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的道路？

    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革命是什么态度，都受到这种“五无二有”的待遇。“五无”：

    一、没有体力劳动；二、没有思想改造；三、没有接触工农兵机会；四、不搞阶级斗争；五、不搞生产斗争。

    “二有”：

    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是赫鲁晓夫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思想，这是剥削阶级思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结果又是什么呢？

    1·使要革命的外国人不能掌握毛泽东思想，只能在口头上说条条；2·使革命的外国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3·阻碍在中国的外国小孩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4·把革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阶级兄弟隔离开，破坏他们的阶级感情，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我们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原则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待遇。

    我们决心要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我们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决不允许他们变成修正主义分子。因此我们要求：

    1·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2·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3·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4·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群众； 5·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6·我们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7·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8·取消特殊化。

    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人民、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万万岁！！

    可以看出，大字报的核心是要求不搞特殊化，若不考虑那些“文革”式的口号和阶级斗争的思维，其表达的思想本身并无不当之处。

    1967年3月22日，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在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里成长——访问一位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女专家》，其中谈到了这张大字报：“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寒春同志和她的全家人都强烈地要求参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八月底，她和她的爱人，还有另外两位美国朋友一起，写了一张大字报，表达了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无限热爱……”

    后来，“文革”期间在外文编译局工作的法国专家戴妮丝·李-勒布雷顿在其回忆录《爱是不会凋谢的》一书中写道：“我们从无恶意，一直为寻求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为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努力。假如说我们有时在某些方面搞错的话，也是和许多无辜的人一样，因为不了解情况，过于天真。”

    的确，“过于天真”或许是“老朋友”们真正的问题。

    阳早和寒春的大字报贴出后，毛泽东做了批示。四天之后，安娜·路易·斯特朗成了第一个参加了“造反派”组织的外国人——她接受了红卫兵赠送给她的袖章，成为一名“名誉红卫兵”。不久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 一张斯特朗戴着红卫兵袖章请毛泽东在她的《毛主席语录》上签名的照片。

    说这些造反组织“胡来”，并不过分。一个事例是，在当时突击进行的《毛主席语录》外文版翻译工作中，因为两位来自拉丁美洲不同国家的专家对某些词汇的译法产生了分歧，因而推迟了发稿时间，使西班牙文版《毛主席语录》的出版落后于其他文本。这件事就被上纲成了外文出版社“走资派”“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罪，“白求恩-延安战斗队”为此特别召开了批判大会。

    根据很多人后来的回忆，外国专家“造反派”当时的一些做法，也同中国红卫兵、造反派们一样，一度发展到了疯狂的程度。位列“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名单上的华裔英籍作家韩素音评价说，那是一种“群体性精神变态”。

    唯一幸运的是，这些一心支持中国革命的外国“造反派”们没有像中国人那样，把派系冲突发展为真刀真枪的武斗。

    牢狱之灾

    邓小平问爱泼斯坦：“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押了几年？”爱泼斯坦答：“差不多有五年。”邓小平说：“还不及我，我关了六年。”

    “文革”的特点之一是，在诡谲的形势变幻下，斗人者很可能一瞬间就变成了被斗者，没有人能够自保。而外国友人们的特殊身份又令他们很容易被怀疑、迫害。

    1967年9月，在开始清查和镇压所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后，外国专家中的一些造反人物（连同被造反派当作批判对象的一些外国专家）纷纷被冠以“五一六分子”“国际间谍”之类罪名受到批斗，有的被迫离开中国，还有的甚至被抓进了监狱。

    在打击之下，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声誉日见低落，活动也渐趋停止。

    不久，身为该组织主要成员的爱泼斯坦以及他的妻子邱茉莉遭到逮捕。

    “我的罪名有两条，一条是伙同他人，阴谋篡夺对外宣传的领导权，另一条是充当国际间谍。邱茉莉也被怀疑是国际间谍。但对我们始终没有正式的起诉，也没有正式的审讯。”爱泼斯坦后来回忆说。

    这番遭遇令爱泼斯坦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初期得不到任何外部信息的日子里，爱泼斯坦整天除了给墙壁上受潮的水迹起名字外，还在不停地思考“为什么”。

    根据爱泼斯坦的回忆录，他的思索结果是“我的目标并未改变：我要置 身于革命的行列……我从没有想过把离开中国作为一条出路。到了国境的那一边，在怀着敌意的新闻界面前捶胸顿足地背弃我长时期的信仰，然后在资本家的餐桌上赴宴享乐，这是我曾说过的抛下红旗、表示‘悔改’的逃兵的表现……我坚信，历史、中国人民、中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说是公正的，必将还我公道。”

    这种信念让他逐渐乐观起来。从后来的回忆中我们可以得知，在狱中的爱泼斯坦开始从窥视孔里欣赏洞孔里的秋天，将牙粉的包装纸当作艺术品放在墙上突出的位置，与壁虎、苍蝇建立起“短暂的友谊”……出狱后，他甚至为将他和妻子关押起来的人辩护：“邱茉莉认为一切精神折磨统统都是错误的。我则争辩说，这种做法用来对付无辜者固然是错误的，但用在有罪人身上，则可以迫使他们招供认罪——从而扞卫社会主义。”

    和爱泼斯坦同一时期被投入监狱的外国友人不在少数。根据韩素音的回忆，一对外国专家西蒙和伊雷娜夫妇的长女莫妮克从正在留学的巴黎赶回到中国来参加“文化大革命”，因为她“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青春、自由和慈爱的盛大节日”，结果却被以“带回淫秽书籍”（实际是很普通的法国爱情小说）的罪名投入监狱达三年之久。

    那些侥幸没有被关起来的外国友人，日子过得也并不好受。斯特朗的一个侄孙希望从美国来探望她，被中国政府拒绝了；她给周恩来写信，要求到柬埔寨首都金边去见她这个侄孙，也得不到答复。

    年事已高的斯特朗健康日益恶化，终于在1970年初住进了医院。她拒绝进食和接受治疗，这或许是为了表示对之前不公遭遇的抗议。直到周恩来亲自到病床边对她作了耐心劝告，她才答应与医生配合。这时，周恩来赶紧下令通知她的侄孙前来中国，但为时已晚，次日斯特朗就告别了人世。

    当时在华的外国友人们甚至连订阅《参考消息》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1968年，中共中央曾发了编号149的通知，切断外国专家的外文消息来源。

    1970年12月3日，周恩来在主持召开的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上还批评有关部 门，说他们在涉外活动中不敢做工作，不敢接触外国人，甚至连外语也不敢随便讲。

    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党史通讯》1987年第6期《全国冤假错案的复查与平反》一文披露的数字：“据调查，‘文革’初期，全国有外国专家四百一十人。其中以‘特务嫌疑’‘搜集情报’‘间谍活动’等罪名拘留、逮捕、驱逐出境的十七人，被审查、批斗的八人，使他们受到不应有的待遇和侵害。”

    直到1981年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他们才在政治上都得到了彻底平反。

    多年之后，邓小平曾经在爱泼斯坦的70大寿生日聚会上问爱泼斯坦：“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押了几年？”

    爱泼斯坦答：“差不多有五年。”

    “还不及我，我关了六年。”邓小平说。

    飞翔的荷兰人

    “它不去反映天安门广场庄严壮丽的全貌，把我国人民无限热爱的天安门城楼也拍得毫无气势，却用了大量的胶片去拍摄广场上的人群，镜头时远时近，忽前忽后，一会儿是攒动的人头，一会儿是纷乱的腿脚，故意把天安门广场拍得像个乱糟糟的集市，这不是存心污辱我们伟大的祖国吗！”

    “文革”中期的1971年，中国人民的“一代老友”之一、“飞翔的荷兰人”伊文思又来到了中国。

    与这位纪录片导演同行的还有玛斯琳·罗丽丹，他的法国女友、合作伙伴。不久后，另一位电影大师、意大利人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也来到了中国。他们为“文革”期间的中国留下了珍贵的影像。

    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伊文思，并表示希望他拍一部介绍中国现状的纪录片，名字就叫《愚公移山》。

    伊文思接受了这个建议。向来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的伊文思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重整旗鼓”：“不管怎么说，中国显然需要一部影片，我甚至感到这部影片是必不可少的。那时，中国在国外的声誉降至最低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持续不断的混乱，除了使人困惑不解之外，还给稳重和有责任感的中国形象抹了黑，西方新闻界更是乱上添乱。”

    很容易想见，两个外国人要在“文革”期间的中国拍摄一部讲求客观、真实的纪录片，何其困难。

    在伊文思的计划中，他要拍一部“中国人真实需要的自我诉说。”但到了中国，他首先就被带到大寨参观。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他这样描述：“这里的一切太井然有序，太完美无缺，太呆板生硬，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后来，他在新疆喀什拍摄纪录片的时候，同样记述：“这里被安排得井井有条……”

    同样的尴尬也发生在安东尼奥尼身上——早在来中国之前的几个月，安东尼奥尼就在寄往北京的“意向书”中写道：“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

    但到了中国之后，他能见到的仅仅是那些被可以安排给外国人看的场面：整洁的学校、工厂、幼儿园、公园，人们整齐有序地做操、跑步、工作，脸上洋溢着幸福、自信的笑容，儿童们天真烂漫，歌声清脆嘹亮，纺织厂的女工们甚至在下班之后还不愿离去，她们自觉地在工厂院子里围成小组，学习毛主席语录，讨论当前形势。

    安东尼奥尼的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关于他可以经过和不可以经过的路线，他的摄制组一行人曾经在房间里和中国官员讨论了整整三天，最终他唯一可以选择的方案是“妥协”，放弃原先从意大利带来的长达近半年的计划，在短短22天之内匆匆赶拍。

    相比之下，伊文思要幸运些，他们在拍摄活动在周恩来的过问下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度。后来，他还多次提出去西藏拍片的请求，但考虑到伊文思年事已高且患有哮喘病，中央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伊文思对他的翻译说：“去问问你们的中央，党中央他是要一个活着的不革命的伊文思，还是要一个死了的革命的伊文思？”

    两位导演的作品上映后，他们在中国所遭遇的评价也截然不同。

    针对安东尼奥尼完成的作品《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评论员文章，认为他以“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丑化了中国，“在影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 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也看不到一部新车床，一台拖拉机，一所像样的学校，一处热气腾腾的建设工地，一个农业丰收的场景。”

    “为了丑化中国人民，他挖空心思地拍摄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的人们的各种表情，连小脚女人走路也不放过，甚至于穷极无聊地把擤鼻涕、上厕所也摄入镜头。”

    直到2004年11月25日，这部纪录片才第一次在中国公开放映，具体的场合是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一个纪念安东尼奥尼贡献的影展之中。

    而伊文思的《愚公移山》则要幸运得多——这并不是因为伊文思是完全按照当时中国政府想要的方式来拍摄制作的。

    实际上，当公映前在北京试映时，文化部的负责人就提出了许多修改要求：不应该把颂扬毛泽东的乐曲《东方红》与下雨的画面接在一起；要把公园里推儿童车的小脚女人的镜头剪掉，或者用解说词说明这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有两个提破箱子的人吵架，让人觉得他们像是做小买卖的，建议剪掉；表现黄浦江的清晨的镜头发灰，会让人联想到污染……伊文思并没有服从。后来他没有遭受批判，纯粹是因为这部电影更加“生逢其时”——它直到1976年春天才开始在国外上映，彼时，“四人帮”已经濒临倒台。

    值得一提的是，伊文思和安东尼奥尼来到中国自然是受政府之邀。

    化，封闭已久的中国正在向世界发出某些开放的信号。当伊文思和罗丽丹在中国访问的时候，美国人基辛格正在秘密进行美中之间的穿梭外交。

    这一段重新对外开放的历史，将令又一批走上外交的前台。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