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打破坚冰并非易事，要走出长久以来的封闭，既需要领导者的魄力与胆识，更少不了一个个具体的人物在其间试探、奔波、操劳。
一些“一代老友”借此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仁不让地成为先锋人物。
更多的破冰者，则是初次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将是中国人民的“第三代老朋友”。
乒乓外交
“从1950年到1971年，华盛顿送上月球的人比派往中国的人还多，虽然后者离我们更近，旅途也更为安全、省钱。”
“啊，中国人，好久不见了。你们的球打得真好！”
1971年3月27日，日本名古屋，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幕。在当晚的冷餐招待会上，中国运动员遇到了几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其中一位热情地打起了招呼。
中国和外国的运动员们的确是好久不见了。“文化大革命”不仅给中国国内带来了巨大的混乱和创伤，也影响了正常的国际交往，其中就包括暂停参加一切国际性的体育比赛。
早在六十年代初，中国乒乓球队的精湛球艺就已享誉世界乒坛。因此，尽管中国队连续缺席第29届、30届世乒赛，但外国选手们依然记得“你们的球打得真好”。
后来，中国运动员得知，跟他们打招呼的是美国人。中国代表团领导立即将此情况向国内汇报，原因是当时的中美关系“很敏感”。
但那群开朗大方的美国运动员似乎“不识趣”，偏偏要往中国人的“敏感点”上撞。几天后，双方在游玩时又相遇了，美国人问：“听说你们已邀请我们的朋友（指加拿大队和英国队）访问你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啊？”
中国代表团再次向国内报告：美国队想访华！
不过这时候，美国选手们更多还只算是在非正式场合表达出私人意愿，而之后发生的一次意外则催生了一次正式的访华请求。
4月4日，美国男队三号选手、19岁的大学生格伦·科恩练完球走出体育馆时，找不到来时乘坐的汽车了。这时，一辆有世乒赛标志的车开了过来，科恩招手上车。待他环顾四周时，不禁吃了一惊，同车的全是中国人。
可以想象的是，车上的中国人比科恩更吃惊、更紧张。
“中国的车上来了一个美国人，在当时是一个无法想象的问题。”当时的主力队员庄则栋回忆说，“过去像我们历次出国的时候都是跟谁往来都不能跟美国人往来，跟谁照相都不能跟美国人照相，跟谁送礼都不能跟美国人送礼。抗美援朝的时候，整天大喇叭播，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打败美国野心狼，我那时候是10岁，印象极为深刻，美帝国主义是头号敌人。在这种情况下，车里上来一个美国人，谁都不敢主动去跟他打招呼。”
好在，尴尬是短暂的，科恩大方地询问车上有没有翻译，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这位留长头发、身穿喇叭裤、拥有“嬉皮士”造型的美国小伙子对车里的中国人说：“我的头发，我的帽子，我的衣服看上去都很滑稽，我知道你们在笑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和我穿的一样，想的也和我一样。我们曾经被压迫，但通过革命，获得了自由。”
后来，科恩曾回忆说，当时在说这些话时，满脑子都在想“如何在中国开展革命，如何让中国人获得自由”。
中国人也很快找到了化解尴尬的方法，发挥作用的关键人物就是庄则栋。这位时年31岁的年轻人从包里拿出一块一米多长的黄山织锦，准备送给上错车的科恩。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与一个美国人说话需要具备多大的勇气。在当时，庄则栋的举动无疑是非常大胆的做法，身边的队友试图劝阻，但没能让他停下脚步。他对科恩说：“虽然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不友好，但是美国人民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为了表达我们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友谊，我送你一个礼物作纪念。”
后来，毛泽东曾评价：“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比我们某些外交家还会办外交。”
以这份礼物为起点，中美两队的“感情”迅速升温——庄则栋和科恩下车后握手交谈的画面被记者拍下传遍全球；第二天，作为“礼尚往来”，科恩送了一件T恤给庄则栋；再后来，美国队副领队哈里森主动找上门来，正式提出：希望能够访问中国。
但国内的形势依然紧张，国家体委与外交部都认为美国队访华“时机不合适”，毛泽东和周恩来也都批示表示赞同。
就在“乒乓外交”快要搁浅的时候，“奇迹”出现了：毛改变了主意。
根据曾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张玉凤回忆，当天深夜，吃完安眠药的毛泽东躺在椅子上翻阅《参考资料》，翻到一则关于庄则栋和科恩来往的外电时，他突然叫了一句：“我的庄爷爷！”
随后，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
本来，毛曾表示吃过安眠药之后说的话都不算数了。但这次是个例外，他再三确认，自己的决策有效。
此后的故事人尽皆知。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到达中国访问，“小球转动大球”传为佳话。
要理解这场访华是多么的石破天惊，只需读读美国着名汉学家费正清的一句话：“从1950年到1971年，华盛顿送上月球的人比派往中国的人还多，虽然后者离我们更近，旅途也更为安全、省钱。”
庄则栋的人生自此也被彻底改变，他被许多人视为中美外交史上的关键人物。不过，他自己心里很清楚：“我庄则栋这辈子只会打乒乓球，只能从台的这边打到那边，还不停地下网出界。但能从地球这边打到那边的，只有毛泽东和尼克松！”
天安门合影
如同几十年前一样，他接触到的是一个西方人依然知之甚少的东方国度，他再一次获得了与共产党最高领袖见面的机会，并且再一次被视为向西方传达了某种政治信号。
庄则栋不愧是“有点政治头脑”，他知道，真正转动“大球”的，并不是他球拍下的小小乒乓球，而是政治局势和政治人物。
据他本人回忆，在决定给搭错车的美国运动员科恩送上礼物之前，庄则栋想起了两句话，一是临行前周恩来总理的嘱咐：这次比赛要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二是毛泽东在1970年说过的，“现在我们要寄大希望于美国人。”
要寄大希望于美国人？联系新中国前二十年里的外交格局，可以明白这句出自中国最高领袖之口的话是多么石破天惊，它象征着国际关系上的一次巨大历史转折。
这句话的诞生场合亦颇为耐人寻味——那是在该年的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埃德加·斯诺说的。
这是斯诺人生中最后一次访华。如同几十年前一样，他接触到的是一个西方人依然知之甚少的东方国度，他再一次获得了与共产党最高领袖见面的机会，并且再一次被视为向西方传达了某种政治信号。
信号主要出自他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当天，斯诺和夫人洛伊丝应周恩来的邀请，参加了国庆观礼，成为了第一个受共产党之邀登上城楼的美国人。一同受邀的还有不少来自其他国家的，比如西哈努克亲王。人群中，斯诺夫妇则被安排在相当居中的位置。
当游行队伍的喇叭里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红歌经过时，斯诺忽然觉得有人拉了一下他的衣袖，转过身来发现是周恩来。“来吧，有人要见你们。”周恩来对斯诺夫妇说。
这个人是毛泽东。那天，毛穿着银灰色的中山装，比上次与斯诺见面时瘦了不少。
“我读过你最近写的一些文章，其中有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批评。”毛泽东对斯诺说，“这些批评是无可非议的，我们并不要求你同意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你有权坚持你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还是保持你的独立判断更为适宜。”
在这样的场合说出这样的话，有着奇特的效果——长安街上，一辆辆盛装打扮的彩车正缓慢开过，游行的中国人手举毛泽东像和“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齐声大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人声鼎沸中，几乎每一个人都热泪盈眶。
斯诺依然保持着记者的本色，他指着游行队伍问毛泽东：“主席先生，对这些，您的感觉如何？”
根据当事者的回忆，毛泽东的反应是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说“这比以前好些，但是我还不太满意”。
现在已无从确证，这位被称为“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领袖为何要与斯诺谈论个人崇拜的话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谈论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亲切交谈的画面被忠诚的摄影师记录了下来。
今天的不少历史类书籍言之凿凿地称：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国庆第二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这张照片，“照片经过了特别处理，只有毛泽东、斯诺夫妇与站在身后的翻译四个人，他们身后或是身旁别的人物的身影已经被技术处理了。”
实际上，翻阅当年的人民日报即可发现，这种说法并不属实。在当年的 政治环境下，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政治智慧，绝不会如此迅速而轻易地释放出向美国示好的信号。
原因很简单，当时，到中国访问的斯诺还没有来得及和毛、周二人深谈，他们不会就此贸然刊发照片。
在与毛泽东深谈前，斯诺见到了老朋友路易·艾黎。他告诉斯诺：“文革”开始后，他的养子艾伦遭到诬告，被送到西北囚禁起来，最终是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获得了“解放”；而他的另一个儿子迈克则已经挖了两年沟渠。
但这些悲惨的遭遇并没有令斯诺对中国失去信心。尽管依然心存警惕，但他和当年的许多西方人一样，被中国出现重大道德突破的可能性吸引，认为中国有可能出现某种“社会主义新人”。他在之后出版的《漫长的革命》一书中说：“城乡差别被消灭了，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共同生活在只有一个阶级的社会中。”“中国人民以革命方式专心致志地从事着和平的劳动，直到2000年。”
今天看来，斯诺的这种判断完全没能应验，甚至有些可笑，但这并没有令他的作品失去价值，因为在“文革”期间来中国实地参访并进行记录的外国人太少了——更何况，他见到了毛泽东。
那是在1970年12月18日，清晨，斯诺还未睡醒便接到了“命令式的召唤”：等待了许久的时刻到来了，毛泽东要见他。
于是，斯诺赶往了毛的家中，并且一直聊到中午。谈话结束时，毛对斯诺谈起了两人三十五年来互相信任的关系：“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一周后，12月2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毛泽东与斯诺的合影。耐人寻味的是，这份党报并没有根据新闻时效性的原则选择两人18日见面谈话的照片，而是选择了10月1日在天安门上的合影。
直到后来，包括基辛格在内的美国人才明白，这张照片是毛泽东、周恩来发出的一个“信号”。
“不幸的是，他们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至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理解不了其中的真意。”基辛格说，“因为斯诺那时被看作是共产主义宣传员。”
与毛泽东谈个人崇拜
“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
那天上午，毛泽东和斯诺这两位结交三十五年的老朋友究竟聊了些什么？
根据第二年（197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发给党、政、军、各部委及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的一份《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我们可以一窥究竟。
这份注明“已经主席审阅”的纪要显示，一开始，两人延续了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谈论的话题——个人崇拜。
“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毛泽东说，“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斯诺认为，毛泽东谈得很坦率。他甚至提起两位定居北京的美国朋友作为对比，说他们俩谈到这个问题时都不像毛这样坦率。
针对斯诺的表述，毛泽东留下了一句流传更广的名言：“你们有点迷信，还有一点恐惧，怕说错了话；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
可惜斯诺不懂中文，听不懂谐音和歇后语的奥妙。他后来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错误地写道：“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
当然，“无法无天”的名言只是这次谈话的一个小插曲而已，甚至连当时最令西方人好奇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二人谈话的重点。毛泽东此次约见斯诺，主要是为了谈中美关系。
毛虽没有明说自己的意图，但是很明显，几乎每一个话题的讨论都能被他引入中美关系的范畴。
当他们讨论个人崇拜时，毛泽东说，美国的总统、州长都有人崇拜——然后，话锋一转，“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有，但比较的少一点。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
当他们谈论男女平等问题时，毛泽东说，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然后，再次转移话题，“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这也就是庄则栋在起身给搭错车的美国运动员科恩送礼之前想到的那句话。
从“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式的论调转变至“寄大希望于美国人民”，并不是因为斯诺带来了什么改变，而是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所致。
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是1969年春天的珍宝岛事件。此前，中苏两国早已不在“蜜月期”，裂痕逐渐加大，但大部分都还是埋藏在水面之下的争端，顶多是纸面上的论战。比如毛泽东写于1963年初的那首着名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事情在1969年3月起了本质变化——当时，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纵深地区炮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在阵阵枪炮声中，中苏关系进入了剑拔弩张的状态，原本以兄弟、同志相称的两个国家滑向战争边缘，曾经“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了。
面对苏联的一系列敌对行动，中国认为，苏联已经蜕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于是，国际战略发生调整，谁是敌，谁是友，不再延续此前的标准。
另一方面，美国亦有着与中国建交的愿望。1960年代末，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淖，由越战引发的一系列不利于美国的问题愈发突出。美国外交家温斯顿·洛德说，与中国建交“有助于结束越南战争”，且能够使得美国在“外交上变得更加灵活”。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两国领导人都生发出建交的想法。
尼克松在1967年10月的《外交季刊》上写道：“就长期观点而言，我们根本不能让中国永久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独自孕育幻想，坚持仇恨和威胁邻邦。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不可能听任十亿人口愤怒地在孤立状态生活。”
他认为，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与中国彼此之间的畏惧心理，要远远大于他们对美国的戒惧，这是美国外交上的一个大好机会。
大洋彼岸的中国人也有着类似的盘算。在1970年12月的那次会面中，斯诺问毛泽东：“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总要建交的。”毛泽东回答，“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
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所言非虚。不过，建交的历程并不容易，国家间的坚冰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打破的，国际局势的牵制又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影响。中美真正建交的那一天，毛泽东和斯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斯诺逝世
“我羡慕你！我羡慕你走过的道路。我常想，如果当时我也像你一样留在延安，我今天的境况将是怎样的呢？”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斯诺这样对马海德说。
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日内瓦病逝。巧合的是，那一天正是中国的农历新年——这个被中国改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美国人，直到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好像依然在“表达”自己与中国的缘分。
不到三天后，尼克松总统就离开华盛顿，前往北京，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展开历史性的会面。
斯诺原本打算在大批媒体聚集到中国之前，就提前赶往中国报道这一至关重要的事件。但遗憾的是，他的身体无法令他实现心愿了。
这位活了67岁的老人，是在1971年11月下旬确诊胰腺癌的。那时，来势汹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肝脏。但斯诺本人并不愿意承认病症的严重性，他甚至在临终前的一个月写信给兰登书屋，表示自己动了手术，“只要继续进行适当的休息，恢复抵抗力，再经过一个月左右，我的健康状况就可以恢复到比较正常的水平。”
他最放不下的当然是那个将要再次迎来巨大变化的中国。“此时不能在中国，当然让我深感沮丧，但我以后或许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斯诺在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说。
斯诺当然会在中国留下更为长久的影响，但他本人已经没有办法再踏上 这片东方土地了。
1月，医生对斯诺的病情做出了悲观的预测。妻子洛伊丝立即写信给马海德求助，详述了病情并附上了医疗报告的副本。尽管身在瑞士，但斯诺夫妇对中国的医疗却更加信任，洛伊丝甚至一度以为，中国人来救治，可以出现“奇迹”。
消息传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那里，两位领导人决定全力救助这位老朋友。他们最初考虑租一架飞机，接斯诺到北京医治。为此，马海德和另一名医生被先行派往到瑞士探视。但那时斯诺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无法承受十多个小时的空中飞行。于是，计划改为从中国派一支医疗队到瑞士进行救治。
在瑞士，斯诺和马海德以病人和医生的身份相遇。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两人之间的友谊也非常深厚——还记得本书第一部分讲述的故事吗？1936年，斯诺在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到达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根据地陕北苏区进行采访时，与他一起艰难跋涉的旅伴正是马海德。不同的是，马海德留在了陕北，而斯诺则回到了北京。
我们可以将这段话视为斯诺对中国的一种表白。不过，平心而论，如果斯诺留在了延安，他将能够和共产党走得更近，但是他将不会拥有如此巨大的声名——他的那些为他赢得声誉的描写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书，需要在一种独立的环境下才写得出来。
当时，中国医疗队把斯诺家改造成了一座“临时医院”。斯诺的另一位老朋友黄华也赶到了这座“临时医院”——本书第一部分曾述及，当年在北京，黄华是与斯诺夫妇常有往来的燕京大学学生之一；1936年，他又是陪同斯诺和马海德在陕北访问的人。
三十多年后，当年在陕北的三个人又在瑞士相遇了。
当黄华赶到时，斯诺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紧抓住他和马海德，用尽全身 气力说：“啊！咱们三个‘赤匪’又凑到一起来了。”——1936年，他们三人一起在延安时，斯诺常把反动派咒骂红军为“赤匪”当作笑料。
这是斯诺最后的回光返照，不久之后他就陷入了昏迷，并于2月15日安详去世。
世界各地的唁电纷至沓来，其中不乏政要人物，最重要的当然是来自中国的悼念——毛泽东、周恩来，还有宋庆龄。
洛伊丝将斯诺最后的日子记录在了一本书中，并寄给了宋庆龄。“我边看书边流泪，仿佛每一页都出现我们的亲爱的埃德的面孔。”宋庆龄后来写信给洛伊丝说。
这位让中国共产党得以结交许多老友的伟大女性，将在之后的岁月里，与更多的老友一一告别。
在遗嘱中，斯诺说：“如果你们不反对，请让人把部分骨灰送到北京，并告诉他们我热爱中国。我希望，在我死后，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在世时一直希望的那样。美国抚育培养了我。我希望，我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哈得孙河畔，河水将由此流入大西洋，流到欧洲，流到人类所居住的一切地方，我感到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我知道，几乎每个地方的善良的人都是人类的一部分。”
这份遗嘱显示了斯诺的人生情怀——一方面，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真挚感情；另一方面，则是一种世界主义的精神。对一个国家的爱和对全人类的爱，在他那里从来不构成矛盾。
如斯诺所愿，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埋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那里曾经是燕京大学的校园。这位临终前依然心心念念想着要回到中国的美国人，从此可以长眠在这所中国最好的、也是与中国命运最息息相关的校园里，感受一代又一代优秀年轻人的气息。
斯诺的去世，标志着“第一代”开始陆续告别历史舞台；与此同时，“第三代老友”正逐一亮相。
三代老友
新的时代将造就新的英雄，他们会是与“一代老友”截然不同的一批人，记者、作家不会在其中占据那么高的比例，更不可能有路易·艾黎那样总是以一位纯朴勤劳的老农民形象出现的人物。
所谓“第三代老友”，按照笔者的定义，是指那些为国家之间的友谊破冰的人们。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代老友”斯诺同时也兼有“三代老友”的身份，因为他在中美建交的历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除了斯诺之外，还有许多“一代老友”成为为国家关系牵线搭桥的人物。
比如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早在1952年就倡导成立了“新中友好协会”，在政府之间关系尚不存在的时期做了许多工作，使国家之间的联系不断，直至1972年正式建交。
与之类似，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也在1950年发起成立了“英中友好协会”
并长期担任会长。他还与一些志愿相投的学者出版了一种名为《传单》的宣传品，向英国民众介绍中国国内与中外关系上重大问题的客观事实。
1964年7月，在冷战阴影笼罩全球时，李约瑟在西安碑林留下了这样的诗篇——国际风云险恶，危机日盛——人们不知道控制自己的力量。
我希望，我希望，我的中国朋友们，要保持孔夫子对人的信念，正义的信念。
一切为了公平和正直，一切为了仁爱和学问；我祈求，我相信，人们会埋葬弹药，不再挑起战争。
在遥远的将来，公输般的子孙，会做出更多的实验，彼此相互交流，产生许许多多创造发明；考验着人们的肉体和灵魂，甚至会毁灭一切众生。
因此，我们必须求得最终的平衡；水和酒融合在圣餐杯中：“阴”和“阳”完全对称，实现全人类的人道主义精神；不太理性化的理性；不太不合理的信仰。
到那时候，全世界可能依靠中国的传统得救。
“人之初，性本善。”
让中国大声疾呼！人民文化万岁！
百川归海，让友好的精神遍满全球。
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着迷的李约瑟没有想到，他写完这首对中国为世界带来和平、友谊的诗篇后不久，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就陷入了一场巨大的动乱，传统文化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总的来说，由于年龄、经历等种种原因，新时代的舞台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属于那些早在1949年之前就结识中国共产党和们了。
“三代老友”们的形象将更加“衣冠楚楚”，当然，这样的形容没有半点贬义或嘲讽——不得不承认，迥异于革命和内战的年代，在新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环境下，能够为“友谊”发挥更大作用的是那些手中握有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精英人物。
在这群精英人物中，亨利·基辛格无疑是最具知名度，也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后来曾当上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并非生于美国。1923年5月，他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的菲尔特，那是一座只有7万人口的小城，其中有一个数千人构成的犹太人社区，基辛格的家庭正是在这个社区里。他的父亲在一所专为富裕家庭的女孩子开办的女子中学任教，母亲则是家庭主妇，还有一个小基辛格一岁的弟弟，家里有许多藏书和一架钢琴——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
是犹太人的身份和希特勒的暴政将基辛格一家“逼”到了美国。1938年，基辛格和家人一起移居纽约，并于五年后归化成为美国公民。
基辛格从犹太移民成长为美国国务卿的历程，堪称一个典型的“美国梦”案例。
移居美国不久，基辛格成了乔治·华盛顿中学的插班生。这所学校的档案记载说，基辛格同学“有语言上的困难”。按照一位德国出生的朋友的说法，他有“很滑稽的巴伐利亚腔，而不是普鲁士口音”。因为这个问题，基辛格在校期间一直很腼腆，感到孤独。纵使他后来成为流利使用英语的外交家，但这巴伐利亚式的口音一直难以根除。多年以后，他还表示：“对于这一点，我是深有自卑感的。”
好在这并不影响他在美国社会的上升途径。1950年，基辛格以最优异的学业成绩取得了哈佛大学的学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历史的真义-关于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的感想》长达383页。据说，因为这篇论文的篇幅实在是太长了，学校被迫制定了“基辛格规则”，限定未来的本科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长度不得超过基辛格论文长度的1/3。
1952年及1954年，这位聪明的犹太学生又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
毕业那年，基辛格已经在外交学界颇有声名。虽然没能顺利留在哈佛，但他进入了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这个创立于1921年、总部设在纽约的非官方智库在美国几乎人尽皆知，它对政府的 外交政策有着巨大影响力，甚至被称为“真正的国务院”。
对外关系委员会成为基辛格进入美国东部权势集团的起点。几年后，他的着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出版，引发巨大争议，因为他在书中提出：“有限核战争是我们对付核大国或一个能用人力来代替技术的大国的最有效战略。”
这本极其畅销的着作影响了杜勒斯国务卿的外交方针，也令基辛格跃居“战略家”的行列。
显然，基辛格抓住了那个年代的外交核心问题——核威胁笼罩的冷战。
当国际局势在十几年后发生变化时，基辛格再次命中了问题的关键。那时，他已经拥有了一个比智库学者大得多也直接得多的权力。
中美破冰
尽管在场的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二等秘书和译员对斯托塞尔避之唯恐不及，这位“美帝”大使还是成功地追上去喊道：“中国代办先生，我有话对您说。美国对同中国再次会谈十分感兴趣……”
亨利是如何做到的？
这是1974年4月1日出版的《时代》周刊在封面上用大字提出的问题。在那一期的封面上，基辛格化身魔术师，从帽子里变出了一只衔着橄榄枝的和平鸽，毛泽东、勃列日涅夫、萨达特等一帮世界级的领导人坐在台下，充当着顺从的观众角色。
后来，“外交魔术师”成为基辛格的昵称。他的神奇在于，居然能促成共产主义中国和“帝国主义”美国这两个在很长时间内势不两立的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在当年，这件事情的难度也许不亚于将水和油溶在一起。
当然，这个比喻有些夸张。如上文所说，中美建交实际上也是国际关系变幻发展 之中的必然逻辑。在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之前，毛泽东已经对斯诺表态：“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但如果没有基辛格，这段历史会怎样书写，谁也无法想象。
1969年，基辛格成为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本是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的支持者和顾问，但后者没能成为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即便在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基辛格依然对他进行了“极尽挑剔之能事”的品评。但是，基辛格反对尼克松，尼克松却不反对基辛格，这位素来不喜欢犹太人的新总统居然力邀基辛格担任自己的助手。后来，基辛格成为能够与尼克松争权而尼克松又不得不依靠的权力伙伴。
尼克松看重基辛格，自有其原因。“尼克松懂得，他的政府需要一些知识分子在里边。他有的是权势，借用‘教父’的用语来说，他能向基辛格提供基辛格所无法拒绝的东西，现在他能满足基辛格对行动、权势、核心地位的欲望。而在这之前，他可拿不出什么东西能把基辛格这样的人从洛克菲勒那样的人那里拉过来。这是他颇为得意之笔。”当时为总统起草演说稿的威廉·萨菲尔说。
基辛格要为尼克松解决的第一大难题就是越南战争。事实 上，尼克松竞选时的口号就包括“尽快结束越战”。尽管比预计的时间晚了许多，但终究，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中国才得以彻底脱身越战泥潭的。也有人认为，结束越南战争，解决越南问题是中美关系改善的重要基础。
无论如何，越战的形势和苏联的态度，决定了中美两国都开始“芳心暗动”。
1969年2月，尼克松给基辛格写了一个备忘录：“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届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他还检讨说，美国“无视中国这个亚洲的主要国家，是一个错误的政策。”尼克松认为，“苏联是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同年3月，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要两面作战。”不久后，陈毅元帅还向周恩来汇报了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主动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立即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
此前，中国“俘获”了两名来自美国的旅游者，他们因为在香港乘救生艇而误入中国领海。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指示立即释放这两名美国人。
当时，有外国通讯社评述说，这件事是“中美两国心照不宣的一次微妙的对话”。
的确，两个积怨深重、对立已久的大国要想破冰，需要大量“微妙”的“前戏”。释放美国旅游者是一例，毛泽东与斯诺的对话及天安门上的合影是一例，乒乓外交也是一例。
除了释放暗号“暗送秋波”，托人“传口信”也是一种“表达心意”的方法。尼克松联系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请他们代向中国高层传递友好信息。选择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自然是有考虑的：
巴基斯坦是中国的长期好友，双方早在1951年就建交，而罗马尼亚当时则属于社会主义阵营。
“中美两国对骂了20年，相互敌视，互不来往。我想结束这种状况。”
尼克松对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说，“美国绝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
你可以把我的想法在最高一级转达给中国人。”
面对齐奥塞斯库，尼克松则表示，美国反对苏联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是错误的，美国的政策是同中苏两国都建立良好的关系。“我想在我的任期中，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能否请您从中斡旋，向中国人传递我的意愿？”尼克松说。
但这样的口信还不够。后来，基辛格给驻美国波兰大使斯托塞尔拍去电报，指示他在最近的社交场合中努力接触中国外交官。在波兰华沙文化宫举办的一次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斯托塞尔终于发现了中国外交官的身影，尽管在场的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二等秘书和译员对斯托塞尔避之唯恐不及，这位“美帝”大使还是成功地追上去喊道：“中国代办先生，我有话对您说。美国对同中国再次会谈十分感兴趣……”
中国外交官将此事汇报给国内后，毛泽东立即批准恢复中断两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1970年1月20日，美国国务卿发言人麦克洛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中美大使级会谈将在“中国共产党大使馆”举行。
几个小时后，麦克洛斯基又奉白宫的指示，修正自己的说法，称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
小小的差别，背后却有着万千寓意。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官方发言人第一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名称。此后不久，尼克松又在公开场合使用了这个称呼。
这个细节令苏联不安。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要求尼克松作出解释。
尼克松却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回复他说：这能有什么特殊意义呢？难道你们不是把中国叫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外交魔术师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语言风格评价道：“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
漫长的暗示和传口信之后，“外交魔术师”基辛格终于要正式登场了——当然，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幕后做了相当多的工作。
1970年12月9日，担任信使的巴基斯坦方面终于回话了。该国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给尼克松传来信息：“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
第二年7月9日中午，基辛格出现在了北京，周恩来派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等人到机场迎接。
这是中美高层的第一次秘密“幽会”，保密工作做得极好，鲜有人知。
为了躲过无孔不入的媒体，基辛格设了一个小小的计谋。
这位总统助手是打着“访问南越以及其他远东国家”的旗号来到亚洲的——当然，他的确访问了西贡、曼谷、新德里、伊斯兰堡等城市，和那里的官员会谈，交换有关战争和对外政策的各种看法。在印度，他还答应回去要向尼克松总统报告，需增加对印度人的医药和粮食供应。
7月8日，基辛格抵达了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附近的拉瓦尔品第。晚宴时，在伊斯兰堡等候多时的记者们突然得到通知：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的缘故，基辛格的肚子有点不大舒服，要前往巴基斯坦山区的一处僻静休养地休息几 天。那里类似于巴基斯坦的“承德避暑山庄”，是该国高级官员和重要外宾常去的一个风景优美的避暑疗养胜地。
于是，就当全世界都以为可怜的基辛格患了水土不服的毛病需要休养时，他却奔向了机场。第二天凌晨，在巴基斯坦政府提供的最严密的安全保护之下，一位没有暴露身份的旅客和几位助手一起登上了巴基斯坦国家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7飞机，向东北方向飞去，并于中午12时15分抵达中国首都北京的南苑军用机场。
他这次秘密行动的代号为“波罗行动”，意指此行像700年前马可·波罗造访东方一样，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困难和风险。基辛格自诩：如果是马可·波罗发现了中国，那么他就是来发现“和平”的。
《纽约时报》曾赞扬基辛格说，只有他在神秘性方面的才能能够与东方人相比。尼克松的这位密使的所有已经完成的使命中，没有哪一件比同中国人的会谈要求具有更大的谨慎、更多的智慧和谋略了。
到了中国，保密活动自然就简单得多。“中国在控制新闻报道方面是没有丝毫困难的，外国记者们也受到了一定范围的限制。所以，当基辛格一行人游览紫禁城时，就连精明的法新社记者也没能到场。”《基辛格传》作者乔纳森写道。
事实上，基辛格在中国只待了短短48个小时，但这短短两天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显然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毛泽东没有亲自出面，负责与基辛格展开会谈的是周恩来。在基辛格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双方的谈话持续多轮。
周恩来显然是作好了充足的准备，会谈前，他对基辛格的随员一一做了了解，并在见面时指出他们的特点：约翰·霍尔德里奇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理查德·斯迈泽在《外交季刊》上发表过关于日本的论文；温斯顿·洛德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
基辛格当然也是有备而来。他手中握有一份稿子，内容很简短，但却是他和尼克松一起花了近10个小时才写出来的。稿子的核心内容是美国总统希望恢复对话，恢复已经中断了20年的外交关系。
“今天，全球的趋势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一起，现实也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到你们美丽而神秘的国家。”
基辛格说。
周恩来举起手来回应：“不，不，并不神秘，熟悉了就不神秘了。”
其实，对于从事外交研究的基辛格来说，中国当然算不得神秘——要想与之交往，自然要将对方的底细和双方的利害关系研究个透。
基于这种判断，基辛格重点向周恩来介绍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第一，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2/3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余留的军事力量；第二，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得到解决；第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第四，美蒋条约留待历史去解决；第五，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
这场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将基辛格的表态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语言风格评价道：“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
他还指示周恩来说：“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
果然，第二天周恩来遵嘱对基辛格说：“你们要争取中美之间的和平，争取远东的和平、世界的和平，现在和平根本谈不上，战争一直没有停。不说远的，现在东方——中国、朝鲜、印度支那都在打……更不用说中东了。客观世界的发展是大动乱。我们始终是积极防御，准备大乱，准备美国、苏联等国瓜分中国。准备苏联占黄河以北，美国占黄河以南，同时向我们进攻。
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动员、教育下一代。我们进行人民战争，长期抗战，胜利以后可以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基辛格听后赶紧表态：美国要同中国来往，决不会进攻中国，也不会同自己的盟国勾结起来针对中国。
尼克松访华前的演说
由于被中方命名为，尼克松在中国人中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出奇地好。尽管他后来因为非常不光彩的“水门事件”而下台，但中国人依然热情地视之为“老朋友”。
基辛格此番千辛万苦的来访，当然不光是为了和中国高层领导人谈论世界形势，他更重要的任务是与中方敲定尼克松访华事宜。而对于基辛格本人的访问，也需要在公报中说明，因为在媒体、公众那么多双眼睛的注视下，他的秘密“波罗行动”显然没法保密太长时间。
可以想见，这是一份需要双方字斟句酌的公报。当时，基辛格和周恩来对三个细节存在争议。
第一个细节是：尼克松来华访问是谁主动提出的？在中方拟定的原稿中，相关表述是：尼克松要求来访，中方邀请。基辛格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这样写让人看了感觉尼克松“像个旅游者”。周恩来理解基辛格的异议，在他的考虑中，如果说尼克松是主动要求来访，中方才邀请，会让美方觉得面子难看。于是，双方将公报内容改成中方“获悉”尼克松要来访，之后邀请，这样也就避免了何方主动的问题。
第二个细节是：尼克松来华将讨论哪些话题？在原稿“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双方又补充了一个笼统而实用的表述：“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第三个细节是：何时来访？一开始，周恩来曾建议，尼克松可以在1972 年夏天来华访问——他认为，在尼克松访华前，如果能先同苏联领导会晤，可能更慎重些。基辛格则表达了不同意见：还是按照先北京、后莫斯科的顺序来。另外，如果总统夏天来，与当年的美国大选过于接近，有刻意争选票之嫌。
最后，双方敲定：宣布尼克松将在1972年“5月以前”来访，不提及具体日期，以便灵活安排。
此外，周恩来还和尼克松讨论了今后中美建立联系地点的问题，并最终将地点选在了巴黎，美国方面由沃尔特斯将军出面，中方则由驻巴黎大使黄镇接头。
几天后的7月15日，这份经过仔细推敲的简短公报通过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信号传遍了全球。尼克松在播音室内面对众多的照相机和麦克风，发表了7分钟左右的令全世界震惊的演说。
女士们、先生们：
晚上好！我今晚要在这个时间里发表电视演说，是为了宣布我们争取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工作所取得的一项重大进展。
正如过去三年中我曾多次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七亿五千万人民参加，就不可能有稳定和持久的世界和平。因此，我在几个方面采取了主动，以求打开我们两国间更正常关系的大门。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期间去北京，与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了会谈。
我现在宣读的这个公告，在北京和美国同时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到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 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预料公告发表之后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推测，我想尽可能讲明我们的政策背景。
我们谋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关系的这一行动，决不会损害我们的老朋友的利益。这一行动不是针对其他任何国家的。我们谋求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任何国家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而不同时成为任何其他国家的敌人。
我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我深信，缓和紧张局势以及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较好的关系，将对所有的国家有利。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将去中国一行——我深切希望这将成为争取和平的一次旅行，不仅是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和平，而且也是为了我们共有的这个地球上的子孙后代的和平。
谢谢大家，祝你们晚安。
后来，许多政治专家相信，尼克松在1972年的大选中获得连任，实际上是在1971年7月15日这一天就已经被确定了的事情。
显然，尼克松和基辛格都从这石破天惊的消息中所获甚多。基辛格从中国返回伊斯兰堡的时候，行囊里不仅多了一本此番秘密来华访问的影集和一套《毛泽东着作》英文版——那是中方赠予的礼物，更拥有了一份在今后的日子里向更重要的政治地位攀登的傲人资本。甚至有观察者认为，如果不是因为美国总统选举法的限制（非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公民没有资格竞选总统），在德国出生的基辛格很有可能成为美国的头号领袖。
尼克松当然也因为与中国的接触而名垂史册。由于被中方命名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在中国人中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出奇地好。尽管 他后来因为非常不光彩的“水门事件”而下台，但中国人依然热情地视之为“老朋友”。
毫无疑问，他绝对是在中国最具知名度的美国总统之一——特别是在1900至1970年之间出生的中国人当中。
更名迎来西方客
位于天安门广场南侧的“反帝东路”和“反帝西路”恢复了过去的路名——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反帝医院”则改成了“首都医院”；“工农兵大街”也重新以它原来的名字出现——地安门大街。
其实，与斯诺等“一代老友”一样，尼克松、基辛格等“三代老友”所享有的荣誉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在中美两国建交的漫长准备历程中，他们需要做的工作具体琐碎，且不乏难度。
在第一次48小时的访华之旅结束的三个月后，基辛格又一次来到中国，为尼克松的到访作准备——当然，这一次，他不用再以肚子疼为借口进行秘密行动了。
实际上，基辛格的第二次访华“排场”颇大。尼克松将他的总统座机——波音707让给了基辛格使用，包括高级军事助理、通讯处主任等在内的多位白宫要员一同前往。
到中国后，基辛格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作为“党的喉舌”的中国媒体，已经为他的访问做了预热，令他的名字家喻户晓。那段时间，报纸也开始报道美国所取得的成就，同时将基辛格描绘成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混乱的内部斗争和外部瘫痪状态。就在基辛格的两次访问之间，发生了一桩举世震惊的事件——原本被定为“毛主席接班人”
的林彪突然外逃。对于此事，官方说法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篡党夺权阴谋败露后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
林彪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文革”开始后，林彪“接班人”的地位被确立，在各类媒体上，几乎每篇稿件、每次节目都少不了这位“副主席”“副统帅”，少不了他的话和对他的“祝福”。林彪外逃后，媒体被要求立即去掉林彪的名字、习惯用语和题词等，停止刊登和播出一切赞颂林彪的文章、歌曲和节目，相关工作人员顿时被赋予了庞大的工作量。
不过，周恩来总理一再强调，内部纠纷不会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而美方的基辛格也不认为中国的混乱会给尼克松总统即将到来的访问带来什么困难。
他们的判断当然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在当时，要下这样的判断无疑冒着风险。谁知道当一直被中国人仇视的“美帝国主义”总统来到中国时，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那个年代里，连小女孩跳皮筋唱的歌谣都是“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杜鲁门他妈，是个大傻瓜……”
之前，尼克松在访问南美洲时，曾在同属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委内瑞拉遭遇了强烈的抗议。他一出飞机，民众就挥舞着“美帝国主义和尼克松一起滚出去”之类的标语叫喊起来。在乐队演奏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的整个过程中，震耳欲聋的嘘声、叫骂声一直没有中断过，甚至当委内瑞拉国歌奏响时，叫骂依然持续。
这还不算什么，最令尼克松恼火的是，当他穿过机场大楼时，站在阳台上示威的人们就往下吐口水。“唾沫密如雨点，简直无法躲避。”陪同尼克松出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弗农·阿·沃尔特斯后来回忆说，“这帮家伙眼看着我们无力还击，眼看着警察对骚动听之任之而显得极为得意。警察对这一切无动于衷，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对于这段令尼克松不堪回首的经历，基辛格知道得很清楚。被侮辱倒是其次，可怕的是，如果吐口水的人手里拿着一把枪，或许可以轻易命中总统。
出于对中国国内形势的担心，更出于意识形态的戒备，害怕“有某一个狂热的年轻共产党人会做出什么越轨的举动来”，美国方面最终决定，打破“安全问题依靠东道国”的传统，由美国自己负责对元首的保护。这还导 致了双方的小矛盾——在地面交通工具方面，美方要求将自己的防弹车运过来，中方则坚持尼克松坐中方提供的车。最终，是美方作了让步，中方调用了国内仅有的两辆防弹车——这两辆车一辆是毛泽东专用，另一辆则曾经属于几个月前外逃坠机身亡的林彪专用。
当然，事后证明，美国人的担心是多余的。尽管看上去中国正处于全民“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但实际上，政府依然能够强有力地控制住国民。正如后来有人评价的，红卫兵们的造反并不是真的造反，而是“奉旨造反”。
体贴的中国人为了迎接这位后来被称为的美国总统来访，作了事无巨细的准备。比如，在尼克松参观故宫的当天，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是专场接待美国客人，但实际上所有的其他“游客”都是事先组织的。此外，公安部、北京卫戍部队、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卫人员，还同时做了周密的内外安全保卫布置。
更需要花费人力的，是赶在尼克松到来之前，将广泛存在于各处的“打倒美帝国主义及一切走狗”之类反美标语和反美地名进行更改。
在尼克松将要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红卫兵高举刀枪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宣传画被撤下，挂上了齐白石、徐悲鸿的画，以及一些瓷器。
与此同时，北京的很多地方也悄悄在尼克松来访前更换了名字。位于天安门广场南侧的“反帝东路”和“反帝西路”恢复了过去的路名——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反帝医院”则改成了“首都医院”；“工农兵大街”也重新以它原来的名字出现——地安门大街。
上海同样作了如出一辙的准备。在尼克松下榻的锦江饭店，用林风眠、徐悲鸿等国画大师的作品替换了房间里的毛泽东像和毛泽东语录。
跨洋握手
“无非是‘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到帝、修、反，建立社会主义’这些话……但就你个人来说，可能你不在打倒之列。他（基辛格博士）也不在。如果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经过长久的试探与精心的准备，1972年2月21日，两个曾经互相敌视的国家终于迎来了那历史性的握手。
“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呵！”
在北京机场，周恩来对还没完全走下舷梯就伸出双手的尼克松说。
显然，握手的双方都极看重这个简单动作背后的复杂寓意。在政治舞台上长袖善舞的领导人，对握手的学问大多十分了解：是否握手，怎样握手，什么时候伸手，是站在原地不动还是主动迎向前去握，握手的力道是蜻蜓点水还是沉重紧实，握手的时间有多长，如何在拒绝握手的同时保持礼貌和体面等等，门道相当多。
根据尼克松和他的身边人后来的回忆和解释，这位越洋而来的美国总统确实为了这短短几秒钟的握手做了周详的准备。一个细节是在飞机上时，尼克松就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周恩来是否穿了大衣。当他得知肯定的答案后，便也穿了大衣走出飞机。
更重要的是尼克松将这次握手视为一次重要的“修补历史伤口”的机会。
他要修补的伤口，源自1954年。当时，在瑞士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上，苏、美、英、法、中五个国家讨论了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等问题，代表中国出席的是总理周恩来，代表美国出席的则是国务卿杜勒斯。
杜勒斯被不少中国人称为“反共头子”，他对共产主义极为反感，积极倡导对华封锁和遏制政策。在会上，他曾放言“只有在自己的汽车与周恩来的相撞时”才会与周会晤。后来，两人在会场上相遇，周恩来大方地伸出手来准备握手，而杜勒斯却摇摇头，走出了会议室，完全漠视了中国总理的存在。
这段个人尊严和民族尊严被藐视的经历后来成为周恩来的心头之痛，他曾在与斯诺谈话时谈及此事。而基辛格也在《白宫岁月》中说：“周恩来对1954年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的怠慢之举耿耿于怀。”
有鉴于此，尼克松特意设计了自己的动作——还未走下飞机舷梯就要伸出双手，以表示是自己主动要求与中国总理握手，要为杜勒斯的行为“赎罪”。
不过，后来也有人根据在日内瓦会议上担任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的王炳南的回忆推断，认为所谓拒绝握手之说“纯属演绎”。但亦有包括尼克松自己的着作等不少史料说明“杜勒斯拒绝握手，尼克松意图修补”一事确实发生过。
无论如何，从1954年到1972年，中美关系的转变已经天翻地覆，双方为建交竭力表现出诚意。按照常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的最大阵容由151人组成，用来迎接外国首脑，但在1972年迎接尼克松时，仪仗队员的数目竟是这一规模的两倍。
这次已经载入史册的机场迎接后来还发生了一段插曲：在中方发表的所有照片中，周恩来身后的翻译冀朝铸“蒸发”了。在当年，对涉及领导人的照片进行“PS”式的修改经常发生，尽管今天已经很难去弄清楚冀朝铸“被消失”的原委，但从中至少可以一窥当时中国国内复杂、微妙的政治斗争。
抵达北京后，尼克松并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能见到毛泽东，更不知道具体何时能与毛泽东相见。此前，外国新闻界盛传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已经病重。
这样的传闻并非没有依据，从1971年10月到1972年2月的将近五个月时间里，毛泽东只在公开场合中出现过四次。
事实证明，幸运的尼克松收获了始料未及的惊喜。他们到达北京的当天下午两点，毛泽东就让自己的护士长吴旭君通知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要和尼克松谈一谈。
在中南海的毛泽东寓所，握手的场景再次上演并被铭记。这一次，在工作人员搀扶下，毛泽东握着尼克松的手长达一分钟之久。
上世纪90年代，美国解密了这次中美元首会谈的内容——这份文件曾被中美双方均视为绝密资料。
根据解密的文件，尼克松在谈话开始时曾恭维毛泽东为“思想深刻的哲学家”，毛泽东则指着基辛格问：“他是个哲学博士？今天请他做主讲人如何？”
在这样的谈话中，主讲人当然只可能是毛泽东和尼克松。不过基辛格也趁机攀起了“关系”，他说，自己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学生要阅读毛主席的全集。
“我的那些东西没什么。我写的东西里面没什么教育意义。”毛泽东说。
有意思的是，在谈话中，毛泽东称自己的老对头蒋介石为“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当然，并非——并对尼克松说：“我们跟他做朋友的历史比你跟他做朋友的历史长得多。”
尽管毛泽东表示“只讨论哲学问题”，但国际局势仍然是令双方花费了最多时间的话题。“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是我们对世界新的形势有了一个认识。”尼克松一针见血，“我们知道中国并不威胁美国的领土。我想你们也知道，美国对中国的领土没有企图。我们知道中国不想统治美国。我们相信你们也认识到美国不想统治世界。”
“我们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毛泽东回应说。
临近约定的结束时间，毛问周恩来：“你看今天我们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尼克松说：“我想在结束时说，主席先生，我们知道你和总理冒了很大风险邀请我们到这里来。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但是，我读了主席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历时75分钟的会谈中，中美双方就世界局势、中美关系等宏观问题进行了探讨。图为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双方握手长达一分钟。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来华访问。“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对峙20多年的中美关系从此进入了新篇章。《人民画报》1972年第4期详细报道了同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
的一些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个一旦机会来临就能看到的人，也知道你一定要‘只争朝夕’。”他表示，希望和主席进行“坦率的谈话”。
毛泽东指着基辛格自嘲：“‘只争朝夕’的是他。我想，大概像我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建立社会主义’这些话。”
“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匪徒。”尼克松的回答非常“顺从”。
“但就你个人来说，可能你不在打倒之列。他（基辛格博士）也不在。
如果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毛泽东说。
这段有意思的对话是当时中国外交转向的写照——要在宣称“打倒”的对象中挑几个“不在打倒之列”的朋友，并将他们培养成“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后来，尼克松在中国逗留的日子，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当我们握手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尼克松在事后说。
标志着“另一个时代”开端的是中美两国在上海签署的《中美联合公报》。这是第一个指导双边关系的文件，公报不仅终结了中美多年的隔绝局面，而且在正式建交之后的双边关系中也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
熊猫外交
“其实我们心里有数，考虑送熊猫了。虽然那时候因为自然灾害，我们的熊猫已经很少了，但为了美国人民的感情，尤其是儿童的感情，我们还是决定送一对。”
以“好客”闻名的中国人，为了展现自己结交友谊的真诚，往往会送上丰富的礼物，进行周到的接待。作为“三代老友”的最重要代表，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访华时便好好享受了一番超高规格的礼遇。
尼克松的长城之行可以作为一个例证。按照计划，他在2月24日的行程是参观长城。根据当时的中方接待人员回忆，尼克松夫妇非常期待登上长城成为“好汉”，他们此番到访中国，除了政治目的之外，“最看重的是长城”。
然而天公不作美，23日晚，北京开始下大雪。很快，路面上就有了厚厚的积雪，这让接待人员很是担心。然而，第二天一早，“奇迹”发生了：马路上厚厚的大雪居然“消失”了，而路边则能看到高高的雪堆，这让尼克松夫妇顺利按照原计划游览了长城。
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处长的唐龙彬后来得知，周恩来在23日晚上亲自给北京市领导打电话布置扫雪任务。为了让美国朋友们顺利到达长城，北京连夜出动了100多辆洒水车，派出60万到80万人扫雪，从钓鱼台一直扫到烽火台。这让尼克松觉得不可思议，他说：在美国，他根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动员那么多群众。
了解新中国历史的人会明白，为了能让国家结交到来自美国的朋友，勤劳朴实的中国人民有什么无法做到呢？只不过，以美国人的视角来看，中国当然是充满了不可思议，同时也充满了哭笑不得。
当时，为了营造“友好气氛”，展示“国家形象”，中国人向美国政客和记者们表演了许多内容。比如，街道动员家家户户打扫卫生，把胡同打扫得异乎寻常的干净；又比如，记者们被安排参观西单菜市场，结果小贩们摆出的肉，又新鲜又瘦，还叫自己的员工穿上漂亮的衣服排队去买，青菜也是最好的，原价从一块变成了五毛。“结果外宾前脚走，后面新鲜的肉就收到冰箱里去了，青菜也恢复了价格，顾客们买好的肉也放回去了。去儿童医院参观，所有的儿童都换上新衣服，玩具也全换了新的，连院长护士都换上新白褂子。”唐龙彬说。
尼克松在游览长城时，也见识到了中国人的表演。
当时，在零下好几度的天气里，路边却有一些“村民”在下象棋。
“下象棋就下象棋，尼克松夫妇手挽着手经过的时候，至少应该站起来一下嘛！”唐龙彬回忆说。但实际情况是，下棋的“村民”仍低头下棋，对金发碧眼的总统夫妇驾到竟然无动于衷。尼克松自然明白个中奥秘：“这是做给我们看的。”
周恩来得知这些情况后，倒是非常坦诚。他在会谈时对尼克松说：“我们有些做法比较虚假，是形式主义。”
其实，在结交友谊的过程中，“形式主义”的界限很难判断。周恩来一方面批评表演者的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又非常注重各种形式的细节，他甚至亲自过问了送给美国代表团成员的小礼物。
为了确保与美国人的友谊成为板上钉钉的事情，中国人还使出了“绝招”——送大熊猫。
其实，在尼克松访华之前，中美两国就曾商议过赠送熊猫的事情。解密的外交档案显示，1956年至1957年，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稀有鸟类饲养场和美国芝加哥动物园分别致信北京动物园，希望“以货币或动物交换中国 一对大熊猫”。1957年5月17日，北京动物园将交换办法报给对外文化联络局，获得了同意，但对外联络局要求需“双方互派人员到对方动物园访问并领取交换的动物”。由于美国国务院等方面“不同意直接与中国进行动物交换”，此事只得作罢。
十五年后，国际形势让尼克松和毛泽东走到了一起，也让中国的大熊猫有了“留洋”的可能。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访华过程中，尼克松流露出对熊猫的喜爱。他们参观了北京动物园熊猫馆，“左照相，右照相，说要是美国有这样一对熊猫多好啊。”唐龙彬回忆说，“其实我们心里有数，考虑送熊猫了。虽然那时候因为自然灾害，我们的熊猫已经很少了，但为了美国人民的感情，尤其是儿童的感情，我们还是决定送一对。”
不过，出于周全的考虑，这个决定并没有马上和盘托出，因为当时的谈判还没开始，不少问题还没谈拢。
最终的赠送决定是在尼克松离开中国前的晚宴上，由周恩来告知尼克松的。当时，中方在参与宴会的每个人面前都摆放了一盒“熊猫”牌香烟，烟盒上大熊猫形象立即引起了尼克松夫人帕特的注意，她拿起香烟盒赞叹说：
“真是太精美了！我太喜欢大熊猫了！”
“总统夫人，我们送你一些吧。”坐在一旁的周恩来说。
“送我什么？香烟吗？”尼克松夫人问。
“不是，是送你们大熊猫。”周恩来说。
两个月后的4月16日，两只分别名为“兴兴”和“玲玲”的大熊猫以中国人民“友好使者”的身份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在美国国家动物园落户，受到了8000名美国民众的冒雨迎接，尼克松夫人也亲自出席了动物园熊猫馆的揭幕式。两只熊猫公开展示的第一天，就吸引了2万美国人排队参观，城市交通为此堵塞。
后来，1972年还被美国民众称为“熊猫年”。
在此后的30多年中，中国又陆续向美国赠送或出租了十多只大熊猫。这 些可爱、珍稀的中国“国宝”成为了连接两国政府和人民感情的重要纽带。
实际上，“熊猫外交”可以追溯到民国。1941年，宋美龄、宋蔼龄代表民国政府向美国由政府支持的民间机构“救济中国难民联合委员会”赠送了一对大熊猫，对其救济二战中的中国难民表示感谢。新中国建国后，这种政治性赠送的方式继续被运用，中国以政府和人民的名义将大熊猫作为国礼赠予了苏联、朝鲜、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西班牙及墨西哥等九个国家，并与近十个国家开展了“合作研究”——一般为长租十年，期满后归还中国。
正式建交
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引用尼克松的话说：“离任以后，我才发现了谁是真正的朋友。”他还补充道：“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老朋友的。”
《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了，熊猫送出了，国家关系的“破冰”工作算是顺利完成了。作为“破冰者”的尼克松和基辛格，也收获了个人与中国之间的友谊。而在美国国内，他们也收获了许多支持。
以基辛格为例，尽管他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但美国人依然给他以极大的认同。1972年，基辛格在盖洛普民意测验“最受尊重的人”排行榜中名列第四，一年后更是跃居第一。1973年5月，78％的美国人能够认出基辛格，这一极高的比例是除了美国总统、总统候选人以及大牌体育、娱乐明星以外的其他人从未达到过的。的确，在尼克松访华之后，基辛格人生的辉煌也达到顶峰。
然而，中美关系“破冰”之后的彻底“冰消雪融”却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这个过程走走停停，甚至有倒退和反复。新中国和美国的正式建交，是好几年之后的事情了。
之所以进展不畅，与美国当时面临的国际国内政治条件有关。
从国际的角度说，最大的影响因素仍然是苏联。
1973年2月，基辛格再次访华时，毛泽东曾经很坦率地对他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Hand in Hand。”他所言的“需要”，自然是与苏联对抗的需要。一个多月后，毛在与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谈话时说：
“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中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但实际上，当时的美苏关系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二者的矛盾逐渐缓和。1972年5月下旬——也即尼克松访华的三个月后，他访问了苏联，并同苏方签署了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和一个补充议定书，双方冻结了各自可以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艇发射导弹的数目。勃列日涅夫还表示，愿意派高级官员去越南促使越南与美国达成停战协定。这位苏联领导人更是在1973年6月中下旬回访美国，并签署了《美苏防止核战争协定》。
与苏联关系的缓和，便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美国政府对于推进中美关系的紧迫性有所削弱。在美苏中微妙的“三角”关系中，美国暂时处在了有利的地位，对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也就慢了下来。
在国内方面，尼克松的“水门”政治丑闻也牵制了中美关系的“融冰”速度。
1972年，谋求在总统大选中获得连任的尼克松利用职权之便，派CIA退休人员对竞选对手进行窃听。6月17日，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麦科德（James W· McCord， Jr·）为首的5人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尽管尼克松曾经一度竭力掩盖开脱，但当更多的事实被新闻界揭发出来之后，他已无法撇清干系。最终，尼克松于1974年8月8日11时35分致信国务卿基辛格，宣布将于次日辞职，这让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辞职的总统。
尼克松下台后，副总统福特继任。作为过渡性政府的福特政府，政治基础并不坚实，在制定对华策略时受到很多方面的牵制。在1976年的大选年来临之前，福特不会有勇气在颇具争议性的台湾问题上有什么大动作。正如基辛格所分析的，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福特不可能在1976年以前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
事实上，福特政府不仅没能完成与新中国的建交大业，还在一些方面让历史开了“倒车”。例如，1975年，美国就采取了一系列违反《中美联合公报》原则的行动，其中包括在蒋介石去世时，由福特发表声明“深表悲痛”，并派副总统洛克菲勒率团前往台湾参加葬礼。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还继续推行“双轨”政策，一方面继续逐步从台湾撤军，一方面继续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
中国对这一切自然看得很清楚。1975年，基辛格再次访华时，毛泽东曾尖锐地批评美国；“你们就是踏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现在这个肩膀没有用了”。
尼克松曾经承诺，要在其第二个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一期望随着他的下台和继任者福特面临的诸多限制而变成泡影。
不过，这位在美国失势的还是为两国的正式建交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中国方面对他的重视与款待，间接影响了美国国内的选情和对华政策。
1975年12月，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女婿戴维应邀访华，并享受了极高规格的待遇。在中国方面看来，邀请他们是为了给尼克松的再次访华“打前站”。在与朱莉、戴维的对话中，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现出对尼克松的青睐——毛泽东说：“总统先生的腿怎么样了？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把这个话转告总统先生。”当戴维插话说“他已经不是总统了”的时候，毛回应说：“我乐意这么叫他。”
邓小平则对他们说：我们从来不把“水门事件”看得很严重。
而在朱莉夫妇的告别宴会上，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引用尼克松的话说：“离任以后，我才发现了谁是真正的朋友。”他还补充道：“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老朋友的。”
显然，在这里，中国政府希望以“中国人民”的名义传递出用意明显的政治信号。
1976年2月，“老朋友”尼克松果然在第一次访华的四周年之后，再次访问中国——当时距离福特总统访华仅仅过去了两个月，而美国国内也正处于大选前的准备当中。尼克松的这次访问，引发了许多猜测。
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称：“在福特总统正式访问北京之后没有多久，中国人现在就给了这个失去总统职务、而且信誉扫地的人以这样的荣誉”，这“引起了美国各种非常不同的政界人士的伤心和批评”。但是“中国人是无视这种批评的”，因为他们“对过去两年中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缓慢进程感到失望”，“假如尼克松继续执政，本来是会一切顺遂的”。现在美国政府认为，“对华关系归根结底远不如同莫斯科的关系重要”，而“尼克松已表明，他准备顶住俄国人”。因此，“让他继福特总统之后这么快进行议程，显然是表明中国对华盛顿的现行政策感到不悦。”
当年11月，美国大选正式投票，在职总统福特败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有人认为，这与毛泽东破格邀请美国“不光彩的前总统”尼克松访华有关。
卡特果然没有再像福特一样令中国人失望。1978年4月，他公开宣布：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概念，同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在北京和华盛顿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中美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12月31日，台湾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旗帜降落，台湾“大使馆”正式关闭，台湾在美国14个城市的“领事馆”也同时关闭。
后来，吉米·卡特也被称为，只不过，他从中国所得到的友谊没有尼克松和基辛格得到的那样“亲热”。
老友之间的矛盾
“我西哈努克是你们的朋友，而尼克松是你们，也是我们的敌人！”
就在尼克松、基辛格等“三代老友”为国家友谊破冰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桩有意思的小插曲——身为“二代老友”的西哈努克亲王，一度与尼克松较上了劲。
根据曾任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的康矛召回忆，基辛格和尼克松的相继来访，令当时流亡中国的西哈努克亲王感到难以理解——美国是到处侵略的头号帝国主义，中国的朋友都在受它的欺侮，中国自己的领土台湾还驻扎着美国的军队，你们为什么还要接待这个国家的总统？你们还能跟他谈什么？
经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反复说明，西哈努克亲王才逐渐理解了中国为什么要同“美帝”发展关系，为什么要和“美帝”的领导人交朋友。不过，他本人依然视美国政府为“头号敌人”，坚持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不共戴天”。于是，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前九天，西哈努克夫妇以非正式访问的名义去了越南，而宾努夫妇则去了海南、汕头。尼克松刚结束访华行程回到美国，西哈努克亲王便也回到了中国。
西哈努克亲王为什么如此仇恨美国，乃至仇恨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我们可以从他后来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的一段表述中理解他的所思所想。当时，他说：“美国人在50年代到1963年期间，每年向我们提供3000万美元的援助，用于柬埔寨的发展，可这些援助都落入了一些军事领导人、军官的手中，显而易见，他们是想扶持皇家部队以便推翻我，从而改变柬埔寨的政策。
“1970年去苏联之前，我已经和首相朗诺及其他官员有过交谈，他们对我说，先生，您不应该再继续保持中立政策了，因为，共产党很危险，我们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要避免成为共产主义，我们必须站在美国一边，只有美国才能救我们。因为他们都叫我爸爸，我说，孩子们，你们错了，我坚决拒绝改变我的政策。”西哈努克亲王回忆说。
耐人寻味的是，当与尼克松“不共戴天”的西哈努克亲王一回来中国，就要求去上海访问——上海是尼克松访华期间重点访问的城市之一，更是《中美联合公报》的缔结地，西哈努克亲王选择去上海，个中用意十分明显。
于是，在尼克松离开上海后的第五天，康矛召等人陪亲王夫妇来到了这座城市。在上海，有许多小细节生动地说明了，西哈努克亲王在和尼克松暗暗“较劲”。
他所入住的宾馆房间是一个例子。尼克松访华时，锦江饭店曾按照这位美国总统的要求布置了一套总统套房。尼克松走后，对国际形势不够了解的上海方面竟然安排西哈努克亲王再次入住了同样的房间。他们以为，这套房间刚刚接待了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元首，标准自然很高，亲王一定很高兴。但是显然，西哈努克亲王决不会愿意住进按照尼克松的要求布置的房间。
果然，西哈努克亲王听说房间的来由后，连房门都不愿意进。他非常严肃地对负责接待的冯国柱说：“我西哈努克是你们的朋友，而尼克松是你们，也是我们的敌人！”
西哈努克亲王抵达上海后的欢迎宴会是另一个例子。当时，宴会由张春桥主持。席间，西哈努克亲王向张春桥询问：“尼克松到上海时，用的都是些什么菜？”张春桥赶紧回答说：“给尼克松上的菜比给亲王上的菜差远了！”
张春桥以为这样就能搪塞过去，没想到西哈努克亲王并不就此作罢。他继续追问说：“你们能不能给我提供尼克松的菜谱？”这让张春桥支支吾吾，十分尴尬，因为招待两位国家元首的宴席其实是同样的标准。
接待标准的一致还表现在第二天晚上的文艺晚会上，当时演出的同样是 尼克松曾经欣赏过的那套歌舞、杂技。不巧的是，杂技演员在表演时竟六次失手，陪同观看的王洪文赶紧向亲王夫妇道歉：“出现这么多失误，真对不起亲王。”
这一次，西哈努克亲王大度而又揶揄地说：“杂技失手是很正常的事。尼克松来时不也是这套节目吗？是不是也失手这么多呀？”王洪文只好赶快把话岔开，邀请亲王去体育馆打羽毛球。
张春桥和王洪文遭遇的尴尬，根源在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尼克松为代表的“三代老友”将取代以西哈努克亲王为代表的“二代老友”，成为外交舞台上的主角。这两代老友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在当时，他们属于不同的阵营，在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外交政策等方面都有着显着的差异。因此，上演这样一些小插曲便也不足为奇。
尼氏冲击
为什么尼克松访华令日本人如此惊讶，成为他们的心头之痛，乃至奇耻大辱？
尼克松访华的消息远远不止震惊了西哈努克亲王——事实上，它震惊了全世界。那么，在各个国家中，最为该消息所震惊的是哪一个？
得到广泛公认的答案是：日本。这个国家甚至给尼克松访华带来的影响命名为“尼克松冲击”。
严格来说，这是日本人遭遇的两次“尼克松冲击”中的一次。另一次是在1971年8月，这位美国总统在戴维营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放弃金本位，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和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此举导致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日本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几乎是同时，尼克松又带来了政治上的冲击，中美两国关系的变化令日本朝野上下为之哗然，这次冲击甚至成为当政的佐藤荣作政权垮台的原因之一。
这要从日本、美国和中国的三方关系说起。
二战中，日本属于“轴心国”，美国和中国则同属“同盟国”集团，与日本等国为敌。实际上，美军的参战正是因为日本直接“招惹”了美国，偷袭珍珠港，大量美国军舰、飞机、军人被熊熊烈火吞没。不久之后，广岛和长崎则被美军投下的原子弹毁灭。
有意思的是，战后，原本是敌人的两个国家却成了盟友，而原本并肩作战的中美两国，反而迅速成为互相仇视的敌人。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和日本正式建立起了同盟关系。
究其原因，自然应该归结于冷战。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确保在亚洲的势力，美国需要可靠的伙伴，日本成为了最佳的选择。而对于日本来说，这桩合作也是划算的：该国战后的经济、外交等，都是借势美国发展起来的，朝鲜战争的巨大军需促发了日本的战后经济复苏。此后的越南战争期间，作为美军的大兵站，日本又一次大发“战争财”。
然而，战后一直追随美国的日本却对基辛格和尼克松的访华计划毫不知情。1971年7月15日，基辛格秘密访华结束后，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公报宣布尼克松将在1972年访问中国，而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竟然在公报发布前三分钟才得到消息。
这个消息令日本人深深感到：自己被美国抛弃了。
一个更有意思的细节是：根据日本外务省2011年12月底解密的文件，其实在这次“尼克松冲击”前五个月，日本方面就已经得知了中美关系即将变化的消息——不过，这一消息不是来自“盟国”美国，而是来自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中国。
解密文件显示，时任“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会长的日本前外长藤山爱一郎于1971年2月23日、3月3日两次与周恩来会谈，周对藤山说：“美国态度变化很快，在对华关系上，美国走在前面，日本已被甩在后边。”
这次冲击尤其令当政的领导人感到愤怒和难堪。一向在日中关系上持消极态度的首相佐藤荣作，据说在观看尼克松访华的电视实况转播时太阳穴不停地跳，仿佛在做一场恶梦。面对穷追不舍要他谈谈感受的记者们，佐藤还发起了脾气：“他（尼克松）自己不是说了吗？这是本世纪的伟大事业。他自己说了别人还说什么？”
不过，美国人不厚道的举动，倒也给中日关系形成了有利的刺激——对中国不友好的佐藤下台了，将中日关系正常化视为重要工作的田中角荣成为了新首相。日本国内的舆论呼吁说：
像中美恢复交往的过程那样，日本很有必要也推出一位自己的“和式基辛格”。
与此同时，日本政界对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建交的呼声也极为高涨，自民党国会议员古井喜实就曾说：“北京机场首先向美国总统而不是日本首相开放”，“日本必须尽快地与中国恢复邦交”。
古井喜实是日本政坛上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从1959年开始，他就身体力行地从事中日友好事业。后来，他成为周恩来所言的中日关系“掘井人”之一。
与古井一样属于“掘井人”行列的人还有很多，在接下来的几节中，我们会先后认识他们。这些日本人也拥有一个共同的称呼：“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或许超出许多国人想象的是，若从国籍的维度看，在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人当中，日本人最多，达到了111名，排名第二的是美国人，但数量还不到日本人的一半。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网站上，除了列出“人民友好使者”的名单外，还特意列出了62位“中日友好使者”的名单，以示重视。
但同时，倘若以中国政府在外交辞令中经常使用的另一个短语——“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为关键词在数据库中检索就会发现，在“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次数排行榜上，日本、美国两个国家同样是分列前两位。
从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出，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在新中国的外交中是多么重要。我们既对他们“伤害感情”的行为极其敏感，又十分珍视那些为国家友谊做出贡献的人们，不吝给予他们极高的荣誉和款待。
以民促官
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外交的常用语汇——因为它的定语是“中国人民”，是以人民、民间的名义，而非政府、官方的名义。
既然极为重视与日本的关系，那么可以想见，中日两国的接触绝不可能迟至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出来之后才开始——事实正是如此，在此前的一二十年中，中日双方为了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已经做了比恢复中美外交关系多得多的铺垫。
在这漫长的铺垫过程中，“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是中国政府的核心思路——既然官方的政治坚冰难以打破，为何不通过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来起到“曲线救国”的作用？
这种思路是周恩来提出的。上世纪50年代，他曾在与京剧大师梅兰芳的谈话中说：文化和经济交流是外交的“两个翅膀”，是外交的“开路先锋”。文化、经济交流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和促进力，是因为它们不像政治关系那么敏感，艺术与体育交流易于被对方所接受，开展经贸合作对双方都有好处。从文化、经济两翼入手，有助于消除疑虑和隔阂，加深了解和友谊。
这样日积月累下去，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促成政治关系的解冻，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正如周恩来1956年在会见日本外宾时所说的：“我看，就照国民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间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长签字，这也很省事，这是很好的方式。”
在基辛格访华之前上演的“乒乓外交”，实际上就是“以民促官”的一个生动例子。
循着这种外交思路，在周恩来的主持之下，新中国先后成立了各种“民间团体”，其中包括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外交协会等。自然，这些“民间团体”不可能是绝对的“民间”属性，在它们背后站着的依然是政府。不过，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那些政府无法直接参与的场合，可以以这些“民间团体”的名义，邀请和接待世界各国经济贸易、艺术文化、教育科技及朝野政要等各方面人士，请他们认识和了解中国，并将见闻介绍给本国人民。同时，中国的“民间团体”也派出相应人员出国访问，为友好舆论造势，促进官方态度的变化。
这种外交思路，或许也能从一个角度解释为什么
会成为中国外交的常用语汇——因为它的定语是“中国人民”，是以人民、民间的名义，而非政府、官方的名义。尽管说到底背后还是有政府之手，但至少在面上，以人民、民间的名义行事可以灵活、游刃得多，甚至可以为外交形势开辟意想不到的有利局面。
新中国建国后不久，政府支持的民间外交活动就开始了。正如周恩来所说的，民间外交主要包括经济和文化这两条路。
经济方面，简称“贸促会”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是一个核心团体。贸促会成立于1952年，在它的运作之下，中国与许多尚未建交的国家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
例如，1956年和1957年，贸促会两次出面邀请和接待了法国经济代表团访华，周恩来还亲自出面，于1957年9月26日会见了这个代表团，并表示希望通过两国经济和工程技术界的交流合作来弥补两国还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缺陷。1956年，贸促会还以民间团体的名义，代表新中国首次参加了巴黎世博会的展出，并争取到法国总统戈蒂来中国馆参观。
又如，70年代初，贸促会先后邀请了菲律宾商会代表团、泰国经济代 表团参观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并到北京访问。周恩来指示贸促会要接待好两国代表团，力争与两国客人分别达成进出口交易，还亲自出面先后会见了菲律宾和泰国的贸易代表团。为了向这两个国家表示友好，周恩来还决定：以优惠价格售给泰国急需的5万吨轻柴油，这使得菲律宾和泰国派来的“探路团”满意而归，为之后的正式建交做好了铺垫。
这些故事背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很多人害怕共产主义，但几乎没有人害怕金钱。而对于中国来说，当时的政策是：既主张“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也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因此，以经济贸易入手突破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无疑是一招妙棋。
“中国六亿人口的市场很大，同中国发展贸易很有前途，西方国家都懂得这一点。我们跟西方国家改进关系，在政治上是和平，在经济上是贸易。
美国害怕这两点……我们可以根据这两条跟一些西方国家结成统一战线。”
周恩来说。
而在文化交流方面，同样是避免了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依靠那些共同属于全人类的文化载体，在两国民众之间搭起精神交往的桥梁。有谁会说文学是“共产主义”的？乒乓球是“资本主义”的？这些文化上的交流能够让人意识到，在我们分别是“共产主义国家公民”或“资本主义国家公民”之前，我们首先都是人，因此对话和交流便成为可能。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文化两方面的交往中，出现了许多具体参与“穿针引线”的个人，他们后来都被称为。
和平种子
“很多中国人受了伤，请日本医生动手术，病了请日本女护士看护，很信任他们。在工厂中，中国人信任日本工程师，一同把机器转动起来。在科学院，中国的科学工作者相信日本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这是友谊，可以说是真正的友谊，可靠的友谊。”
在“以民促官”的实践中，日本是一个极佳的范例。
今天，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或许会问：为什么中国要与曾经侵略我们、犯下累累罪行的日本建交？简单来说，因为中日友好符合中国的利益。
事实上，关于日本侵华与中日友好之间的关系，周恩来曾有一段既视野开阔，又浅显易懂的论述，他在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日本学术文化访华团谈话时说：“从中日关系的历史来看，我们两千多年来是和平共处的。
你们国家在海上，几千年都是独立的。如果说历史上中国有一个民族侵略过日本，那是元朝的蒙古族上层。但是，他们打了败仗回来了。六十年来，中日关系是不好的，但这已经过去。我们应该让它过去。历史不要再重演。我想这能够做到，因为在中日两国人民中存在着友谊。同几千年的历史比较，六十年算不了什么。
“不幸的是，我们在座的人就处在这六十年的时期中。但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应该受这种影响。我们不能受外来的挑拨，彼此间不应该不和睦。
我们要从我们自己中间找到真正‘共存共荣’的和平种子。”
为了证明“和平种子”的存在，周恩来还举了一个例子——1945年8月15 日之后，日本军队放下了武器。在那一天以前，中日两国打了十五年的仗，可是一旦放下武器，日本人就跟中国人友好起来，中国人也把日本人当作朋友，并没有记仇。在东北，有许多日军放下武器之后并没有回国，而是和一部分日本侨民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在医院当医生、护士，有的在工厂当工程师，有的在学校当教员。昨天还在打仗，今天就成了朋友。
“中国人民相信他们，没有记仇。大多数的日本朋友，工作很好，帮助了我们，我们很感谢他们。”周恩来说，“他们完全是自愿来的，不是我们把他们俘虏了强制他们来的。去年大多数都被送回国了，有两万六千多人。
你们不信，可以回去问问他们。很多中国人受了伤，请日本医生动手术，病了请日本女护士看护，很信任他们。在工厂中，中国人信任日本工程师，一同把机器转动起来。在科学院，中国的科学工作者相信日本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这是友谊，可以说是真正的友谊，可靠的友谊。”
但即便中日双方都有意让和平的种子发芽生长，美国人也不会坐视不管。尽管美国在《对日和约》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日本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台湾国民党当局建交，但它实际上出于反共的需要，极力要求日本政府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和约，并向日本施加了很大压力。1952年4月28日，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日台条约”，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和日本过去在中国的财产所有权。同年8月5日，日台建立所谓“外交关系”。
无法建立官方外交关系，民间的经济和文化往来便成为突破口。
同样是在1952年，中日两国开启了正常贸易往来。此前三年，由于政治环境的险恶和贸易协定的缺失，中日双方贸易额从5900万美元下降到1540万美元，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也从4·9%下降到0·8%。
转机发生在1952年6月。当时，日本爆发了经济危机，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此背景下，中国贸促会主席南汉宸与日本出席国际经济会议代表高良富签订了一份贸易协议。协议规定，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互相购入与售出金额3000万英镑的商品。
从那时一直到1957年5月，中日双方签订了三次民间贸易协定。其中，第 三次协定由于得到了鸠山内阁总理大臣的支持和赞助，执行情况最好，第一年完成协定进出口总额的67·2％，1956年5月4日期满后，延长一年，又完成了77·7％。日方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55年到1957年，中日贸易额连续三年超过1亿美元，其中1956年达到1·5亿美元，创下了上世纪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额的最高纪录。
根据这第三次贸易协定，1955年10月，日本还首次在东京晴海举办了中国商品展览会，有近70万人观看了展览；第二年10月，北京也举办了日本商品展览会，参观者达到125万人。
周恩来相信，双方不断的访问将带来“滚雪球”式的连锁效应，几个日本人来一趟中国，回国以后就可能影响一大批人。事实果然如此，比如，曾于上世纪60年代初先后访华的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和前通产相高奇达之助，就分别于1960年和1961年在《世界》《中央公论》杂志发表文章，叙述了访华时与周恩来会见时的情形，并阐释了周恩来对中日关系的主张和见解。
文化方面的交流也在启动。1955年11月，当时已经卸任的日本前内阁首相片山哲率领“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代表团来华访问，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签订了第一个文化交流协定。回国不久，日本代表又成立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片山哲担任会长。
后来，在70年代的《人民日报》报道中，片山哲获得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称号。
日版“白毛女”
早在1955年，《白毛女》的故事就在我们的东瀛邻国被搬上了舞台。
文化、艺术、体育的交流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激发双方的共同语言，且容易在大众中传为佳话。如果说中美之间是以“乒乓外交”闻名的，那么中日建交前最着名的民间接触则是“芭蕾外交”。
承载这一特殊外交形式的主要是一家位于日本东京的芭蕾舞团。这家创建于1948年的松山芭蕾舞团，得名于创始人之一松山树子的名字。松山树子是日本着名的女芭蕾舞演员，她的丈夫清水正夫毕业于东京大学工学系建筑专业，是一级建筑师，但他与松山结婚后，放弃了建筑师职业，一心运营舞团，创编舞剧。
自然，清水夫妇后来都被称为，松山芭蕾舞团也一直维持了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在中国改革开放前，这个舞团的访华演出次数多达八次，这在众多来华演出的外国文艺团体中极为罕见，即便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能与其比肩者也不多。今天看似简单平常的互访演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不 是一件容易事，毕竟，“赤色团体”是一个人人避之不及的称号。
但清水夫妇并不畏惧这一称号。开启他们与中国之间友谊的是那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白毛女》。
今天，很多人知道《白毛女》曾在中国被改编为歌剧、舞剧、影视剧等各种形式的艺术作品，但实际上，早在1955年，这个故事就在我们的东瀛邻国被搬上了舞台——其创编者，正是清水夫妇。
事情要从1952年说起。上文提及，当年中日双方签订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贸往来文件：《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在经贸外交之余，周恩来总理不忘为文化外交开拓道路——他将《白毛女》电影拷贝赠送给日本国会议员帆足计。后来，日中友好协会的宫崎世民等在日本各地作访华报告的同时，策划了电影《白毛女》在各地的轮流上映。
《白毛女》是一个拥有强烈戏剧冲突、易于传颂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政治色彩强烈的故事。
它所讲述的“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主题，表达的对“旧”的憎恨和对“新”的期盼，都十分成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用文艺服务政治的杰作。
周恩来赠送这部影片，无疑具备文化与政治的双重深意。
是年秋天，已经创建了松山芭蕾舞团的清水正夫在东京江东区的一家小礼堂看到了这日本松山芭蕾舞团，于1971年9月25日至12月2日先后在我国北京、西安、武汉、韶山、上海、广州等地进行了访问演出，受到了我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这是松山芭蕾舞团的朋友们和中国演员在一起。
部电影，并深受震撼。后来，他又叫上了夫人松山树子一同观看，两人一发不可收拾，跟着放映路线看了一路，并萌生了将之改变为芭蕾舞剧的想法。
几十年后，清水正夫回忆说：“编演芭蕾舞《白毛女》，不仅是用传统的艺术形式表现现代生活的一次尝试，更重要的是对当时日本的妇女解放运动有重要意义。特别是通过白毛女的遭遇，可以使日本人民了解中国的社会，了解中国为什么会发生一场革命。”
不论《白毛女》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意味着什么，可以肯定的是，后来，在清水夫妇等人的努力下，这个故事成为了日本人接触中国、了解中国的渠道。
为了改编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故事，手头没有任何资料的清水夫妇给中国戏剧家协会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们提供有关《白毛女》的资料。1953年底，他们收到了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的田汉先生的回信，信中附上了歌剧版《白毛女》的剧本和乐谱，以及舞台剧照。
这些资料为清水夫妇的创作提供了极好的参照，不过，他们也进行了许多针对性的修改，以使其更加适合芭蕾舞的舞台。比如，为了令演员的身姿在台上得到更好的表现，松山专门为喜儿设计了银白色的头发，代替灰白色的头发，并对服装进行了更换，抛弃了臃肿的棉裤，制作了用银灰色布料缝制的贴身舞台装，并剪出毛边来表现衣衫褴褛的效果。后来，中国芭蕾舞剧《白毛女》也采用了这一造型。
“日版”的喜儿由松山亲自担纲主演。历经艰辛之后，这出由日本人出演中国故事的舞剧终于登上了东京日比谷公园会堂的舞台。“那天天气非常冷，但是观众人山人海，连补座都没有。看上去，大部分的观众都是大学生和工人等年轻人。”清水后来曾如此回忆。
如果仅仅在日本演出，松山芭蕾舞团绝不会有今天这样大的名气——令它走上历史舞台的，是几次访华演出经历。
清水夫妇和他们的舞团是被历史选择的，这样的选择自然有运气因素在其中，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亲近，令他们成为无出其右的最佳选择。
在周恩来的亲自关照下，1958年3月3日，松山芭蕾舞团离开横滨港，驶向中国。十天后，日版喜儿在北京舞台首度亮相，赢得赞誉。后来，松山树子被称为芭蕾“白毛女”的“祖奶奶”。
等到“祖奶奶”跳不动的时候，她的儿媳接了班。在这个芭蕾家庭中，清水夫妇的儿子清水哲太郎曾在北京舞蹈学校学习，后来担任了松山芭蕾舞团的总代表；儿媳森下洋子则更是芭蕾舞明星，在国际大赛上多次获奖，也曾在北京学习过。上世纪70年代，小两口成为日版芭蕾舞剧《白毛女》的第二代主角。
在几十年里，这两代人先后多次来到中国，他们见到了党和国家的几代领导人，成为中国的常客与贵宾。
当然，外交总是有来有往。后来，中国也派出了上海芭蕾舞团赴日本访问演出。这样的民间交往，背后都有最高层领导的关注，同时也不免受到各种政治势力的影响。1972年中日关系恢复正常化之前，上海芭蕾舞团在日本演出时收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恐吓信。为防不测，清水哲太郎甚至专门准备了湿毛毯，以防右翼势力扔来燃烧物。
好在一切都顺利进行。为政治起到了穿针引线作用的芭蕾艺术，最终也获得了来自中日双方的政治礼遇。
颇为传奇的是，2011年，松山芭蕾舞团再次来华巡演，时年63岁的森下洋子亲自登台演出，扮演喜儿。而她穿戴的红戏装和发饰等，还是1971年周恩来总理送给她的。
来自日本的生意人
冈崎嘉平太去世后，他的家属按照其遗愿，将一张周恩来的照片放进了灵柩。据说，他晚年一直将那张照片视为至宝，带在身边。
《白毛女》为中日两国关系牵线的故事，被传为佳话，载入史册。不过，对于意欲发展关系却又遭诸多因素掣肘的两个国家来说，光是芭蕾跳得好还远远不够，最需要的往往是生意上的往来——在周恩来等领导人为中日民间外交定下的策略中，经贸往来正是扮演着“唱主角”的任务。
“唱主角”自然风光，可是如果没有企业家的支持，只能是镜花水月。
当时的中日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客观上决定了民间经贸外交要依托日本企业家们的倾力投入。
所以，我们可以在第三代“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名单上，看到大量日本企业家的名字。其中，最耀眼的一个，当属冈崎嘉平太。这位日本企业家生前曾访华百次之多，在从创刊至2011年的中央党报《人民日报》上，他共被以的名义提及22次，仅次于新西兰人路易·艾黎。
冈崎嘉平太曾任日本航空公司全 日本许多知名人士和友好团体为日中关系的恢复与日本许多知名人士和友好团体为日中关系的恢复与日空的第二任社长，他的事业是在城市之间架设“空中桥梁”，但不管他将企业运营得多么成功，在中国人眼中，这些贡献都比不上他为中日两国架设的飞越海峡的桥梁。
与大多数“三代好友”不同，冈崎嘉平太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1938年3月，他被日本银行派驻上海工作，后来又曾担任日本驻华大使馆上海事务所参赞，先后在这座中国的最大城市生活了七年之久。
这段中国生活的经历为他后发展作出了贡献。日本友人冈崎嘉平太在其一生中来的中日关系“掘井人”身份做好曾100次访华，为两国间的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做了铺垫。冈崎嘉平太自称“老上了大量工作。图为冈崎嘉平太于1989年5月第100次防华时，邓颖超同志赠与“百寿图”，祝贺他健康海”，是“真正喜欢中国的人”。
长寿和100次访华。
摄影：刘建国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告诉自己的儿子：现在日本政府正在干着“煮豆燃豆箕”那样的事，这是错误的，中日人民应当像兄弟一样友好相处。
据说，在上海期间，有一次他的儿子冈崎彬在玩气枪时不小心吓哭了一个中国孩子。得知此事后，冈崎嘉平太带着儿子到中国人居住区挨家挨户访问，终于找到了那个中国小孩的家，并让儿子跪下向中国小孩道歉。
冈崎嘉平太的中国情缘与上海的七年经历息息相关，同时也与一位中国领导人有关，那就是周恩来总理。
从年龄上说，冈崎嘉平太比周恩来年长一岁，但他每次见到周恩来时，总是执弟子礼。按照他的说法：“周恩来总理对我来说是人生之师。他大概是我奉之为师的最后一个人”。他甚至称赞周恩来是“圣人”。
曾长期参与对日工作，先后任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中国日本友好协会秘书长等职的孙平化生前透露：冈崎嘉平太与本国人畅谈中日关系时，只要谈到周恩来，总要“眼含热泪地讲起周恩来早年在军用飞机处于迫降的危险状态时，脱下身上的救生衣让给同机的老战友叶挺女儿叶眉的往事，认为这是崇高人格的体现”。
周恩来逝世后，冈崎嘉平太又听说：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关心着他人。他感慨：“人类有史以来，曾有几多帝王、霸主、伟人、英雄生生死死，但除了周总理之外，又有谁曾在临死之前对人说过‘我这里已经没什么事了，请到别处帮忙’的话呢？周总理是一位真正的人，直到死他都在为别人着想”。
冈崎嘉平太与周恩来的特殊情谊是在几十年中的一次次交往中建立起来的。他本人是日本赴华经济代表团的重要成员，后来中日双方签署“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他又担任了经济方面的联络人。无论两国国内政治环境如何风云变幻，冈崎嘉平太都雷打不动地年年率团来北京，举行备忘录贸易定期的年度谈判。
这位心系中国的日本企业家不仅是在与中国人做生意而已——在中日两国交往从民间一步步走向官方的过程中，冈崎嘉平太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64年，中日双方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互设贸易办事处和交换常驻记者的备忘录。同年夏秋，“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和“高崎办事处驻北京联络处”先后设立，双方各有八九名记者常驻对方首都。这意味着，从那时开始，中日两国各自在对方国家有了半官方的常设机构和常驻记者，这无疑是从“民间交往”推向“官方交往”的重要一步。在这份备忘录的签署中和签署后，冈崎嘉平太都做了大量工作，他甚至为担任中方驻东京办事处首席代表的孙平化提供了暗地里的保护。在日本官方提出孙平化“在日本不搞政治活动”的无理要求时，他做了大量的疏通工作，最终促使问题顺利解决。
可以想见，冈崎嘉平太的作为赢得了中方的绝对信任。他与中国的关系有多“铁”？我们无须去数他见过多少领导人，只需从一件事就可以作出判断——1989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迎来70周年校庆，本该热热闹闹、大张旗鼓地庆贺一番，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使然，这场校庆几乎是在静悄悄中度过的，基本没有邀请外地校友，更不用提外国人。然而，冈崎嘉平太却受邀参加校庆，并为南开捐资建造了周恩来总理的雕像。
可惜的是，在总理像揭幕前半个月，冈崎老人驾鹤仙逝，没能亲自到南开大学目睹总理像的英姿。
冈崎嘉平太去世后，他的家属按照其遗愿，将一张由意大利人焦尔焦·珞蒂拍摄的周恩来照片放进了灵柩。据说，他晚年一直将那张照片视为至宝，带在身边。
和平斗士
宇都宫德马还和早期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革命人士拥有类似的经历——被捕入狱。1929年，因发表了批判天皇制的论文，他被以“不敬罪”的名义被捕入狱，并遭到警察的严刑拷打。
“你为什么喜欢中国？”
“如果喜欢日本，那一定会喜欢它的邻居和邻国，不是吗？”
这是日本人宇都宫德马与记者的一次问答。不了解宇都宫德马的人，或许会认为这种回答只不过是在耍嘴皮子；但如果你对他的思想有所知晓，你就会明白他的这句回答朴素而真实。
事实上，宇都宫德马不仅是一个宣扬爱邻居、爱邻国的人，更是一个为爱世界、爱人类的理念而奋斗终生的人。他是日本着名的和平主义者，或曰反战人士、鸽派人士。在他所着的《暴兵损民》和《禁止扩军》两本书中，宇都宫德马指出了扩军备战的四大罪恶：一是诱发战争，二是损害世界经济，三是消耗世界有限资源，四是导致政治腐败。
有意思的是，宇都宫德马的父亲宇都宫太郎是日本陆军大将。在小时候，他就被父亲送进陆军幼年学校，被寄望子承父业，成为一名军人。后来发生的事情恰好相反，他不仅从陆军幼年学校退学，还成了一名坚定的反战者，大声呼吁裁军。
这是理解宇都宫德马为中日友好而奔走的第一个维度。他不愿再看到两个邻国之间爆发残忍的、罪恶的战争。
理解他亲近中国的第二个维度是，他是着名的左翼人士。青少年时期的宇都宫德马就已接触并信仰共产主义，在京都大学经济部求学期间，还加入了共产党，从事左翼学生运动。
宇都宫德马还和早期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革命人士拥有类似的经历——被捕入狱。1929年，因发表了批判天皇制的论文，他被以“不敬罪”的名义被捕入狱，并遭到警察的严刑拷打。不过，像那些遭遇过迫害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们一样，宇都宫德马也并没有因为这样的经历而放弃信仰，这份信仰反而变得更加坚定。
出狱后的宇都宫德马先是兴办实业，后又跨入政界。在日本的民主制度下，这样的路线是明智的选择——创办并运营“米脑法眼”制药厂获得的利润成为他从政的资金来源。从1952年开始，他连续十次当选众议员。1955年，他加入了日本自民党，成为了这个保守的政党当中最激进的左派。
在政坛上，宇都宫德马始终秉承“和平共处，恢复日苏、日中、日朝邦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北京中南海会见日本参议院议员、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一行。会见时，宇都宫德马把自己的着作《世界和平与裁军》赠送给李鹏总理。
交”的外交主张，是党内的“堂吉诃德式”人物，几十年如一日地为中日友好奔走呼号。在与他观念一致的首相上台时，他便成为重要的辅佐者；而当与他观念相左的首相上台后，他便成为最忠实的反对派。
在自民党内，这位知名的左翼还创建了名为“亚非问题研究会”的组织，并使之成为鸽派的据点。
可以想见，宇都宫德马为中日关系作出的贡献巨大——具体而言，1954年，他就穿越重重障碍访问了中国，并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五周年的庆典活动。其后，他又推动成立超越党派的议员组织“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这个组织与“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中经济协会”“日中协会”和“日中友好会馆”等在日本专门从事与中国交流活动的非官方团体一起，被并称为“日中七团体”。
在中日两国缔结民间贸易协定的工作中，横跨企业界和政界的宇都宫德马也做了许多推动工作。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曾为两国友谊破冰的宇都宫德马将大部分精力投身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和平事业之上。1980年，他在国会发起成立了“促进国际裁军议员联盟”，随后又创办了月刊《裁军问题资料》。自那以后，这份杂志成为日本左翼人士发表政见的一块阵地。
《裁军问题资料》每期的社论，都由宇都宫德马亲自执笔，他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自卫队海外派兵、修改和平宪法等行径和动向进行批判。
从经济上来看，这份杂志绝对是一桩烧钱的事情。由于对日本现今的主流思潮持批判态度，杂志的广告寥寥无几，而其发行量最高也仅有3万份。为了维持杂志的运营，他甚至分批变卖了自己在神奈川县大和市的庭院。
遗憾的是，宇都宫德马最终还是因为资金的压力而选择了退出政坛。
2004年，《裁军问题资料》的发行量降至7000份，并于当年宣布停刊，日本唯一的反战刊物就此消失。
贵族左翼
在1941年3月，西园寺公一以外务省嘱托的身份随同外相松冈洋右访问苏联，和斯大林会见时，松冈是如此介绍西园寺公一的：“他是我们日本贵族中的布尔什维克。”
在序列中，有另外一位日本人与宇都宫德马同岁，经常与他同时被人提起，并和他拥有颇多相似之处——这位日本人名叫西园寺公一。
和宇都宫德马一样，西园寺公一也是左翼人士，反对战争，后来步入政坛，成为中日关系的掘井人之一。
西园寺公一的家庭出身比宇都宫德马更加显赫。他身为“红色贵族”，祖父西园寺公望曾先后两次担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辅弼明治、大正、昭和三朝。1912年，他获得元老称号，是日本政治势力最强、参政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广的元老。西园寺公一的父亲西园寺八郎也曾袭得公爵爵位。
作为西园寺家的长孙，西园寺公一自幼继承公爵爵位，他的小学是在专收皇室、贵族的“学习院初等科”读的。不过他对这种世袭教育感到厌倦，主动报考普通中学读书，后来又留洋海外，进入英国牛津大学政治系读书。
1931年，西园寺公一回到日本，先后担任了外务省嘱托（顾问）、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主事、国际问题调查会会长、近卫文麿内阁嘱托等要职。
近卫文麿是法西斯独裁政治的推行者，七七事变时的日本首相；是侵华战争的重要罪魁之一，二战甲级战犯。虽然在近卫文麿内阁任职，但西园寺公一的思想却逐渐走上了与军国主义截然相反的道路——随着日本侵华战争逐步升级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成为了一名反对战争、希冀和平的政治人物，思想日趋左倾。他的政见如此明确，以至于1941年3月，西园寺公一以外务省嘱托的身份随同外相松冈洋右访问苏联，和斯大林会见时，松冈是如此介绍西园寺公一的：“他是我们日本贵族中的布尔什维克。”
令许多人感到震惊的是：一年之后，这位贵族左翼被日本军部逮捕入狱，因为他卷入了一桩间谍案。
这桩被称为“佐尔格事件”的间谍案，后来曾被拍成电影《间谍佐尔格》。简单来说，德国人理查德·佐尔格是一名双重间谍，他一方面向德国政府透露日本军事政变的内幕，另一方面还向苏联传达德军和日本的军事情报。
在日本，佐尔格主要从共产党员、《朝日新闻》记者尾崎秀实那里获取情报，而尾崎的主要情报来源之一正是西园寺公一。
在法庭上，他对向尾崎提供情报的事实直言不讳，但坚持认为，他和尾崎同为内阁嘱托，他提供的情报属于内阁嘱托之间的“正常交换看法”。最终，佐尔格和尾崎秀实都被绞死，而西园寺公一则被判刑一年零六个月，但实际上只被关押五个月就获释了。
战后，西园寺公一复出政坛，构筑永恒的亚洲和平、世界和平成为他所追求的重要目标。
这位贵族左翼与新中国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1952年12月的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举办地。时任参议员的西园寺公一与中国代表团名誉团长宋庆龄、团长郭沫若以及廖承志等人初次会晤。他甚至在中国代表团举办的宴会上，向中国人致歉：日本由于发动了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到巨大的不幸；今天我能有机会向各位表示由衷的歉意，感到高兴；日本人决心不再重复昔日的过错；我相信在各位的激励和帮助下，日本人民也能担负起保卫世界和平的任务。
“我的讲话一结束，郭沫若先生立即和我握手、拥抱。”西园寺公一后来回忆说，“这次即席讲话是我第一次向新中国表达敬意。现在想起来，我此后的生涯就像是为了实践这次讲话的内容而展开了。”
的确，其后的几十年间，西园寺公一不仅为中日之间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倾注了许多心血，甚至在1958年举家迁居中国，担任驻华的“民间特使”。
虽然名为民间，但其背后显然有政府背景——他的此举得到了执政的自民党实力人物河野一郎的支持，目的是把中国战后的变化、中国的对日方针等信 息及时转告给日本政治家，为两国之间的关系牵线搭桥。
本来，西园寺公一只准备在北京生活三年，没想到由于时局的变化，“三年内恢复两国邦交”的任务受到了阻碍，导致他在中国一住就是十二年零八个月。在华期间，这位“三代老友”在中国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多次见面，并受到了中国政府的热情款待。
按照儿子西园寺一晃的说法，他们一家得到了周恩来总理无微不至的关怀——周特意嘱咐有关部门为他们配备了翻译、汉语教师、厨师和服务员，为全家人装修了和式住房，准备了榻榻米，并解决了一晃和弟弟的上学问题。
另一个表明西园寺公一地位的细节是：出于对他的感谢和尊敬，中国领导人往往称其为“西公”。
“西公在北京的十二年，不断有人去他家里探讨中日关系。很多时候周恩来总理、廖承志接见日本外宾时，一定要西公作陪。”曾经给周总理担任过翻译的王效贤回忆说。
当时主要承担中日关系工作的廖承志是西公一家的常客。据说，他经常半认真半开玩笑地称这位日本红色贵族为“殿样”，也即大老爷。后来，西公就此向周恩来提出抱怨，周回复说：“廖先生也是殿样呀。问题不在于出身，而在于站在什么立场。”——廖承志出身国民党元老之名门，父母亲分别是廖仲恺、何香凝。
西公是在中日恢复邦交前的1970年离开中国的——他的离开并不是因为圆满完成了任务，而是中国的国内形势使然。当时，中国陷入“文革”动乱之中，王府井大街上还出现过大字报，称西园寺公一是“日本特务”。不过，在周恩来的保护之下，他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
但形势的发展最终逼迫西公离开。1970年，周恩来总理约见他说：“现在情况很复杂。我保护不了您了。请您考虑，可先回国去。到情况好转时，请您再回来。”
其后，作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西公基本每一年都会回一次中国。他的儿子从北京大学毕业，返回日本工作后，成为日本知名的“知华派”人士。
首相老友
彼时，日本以“大日本帝国”为国号，但石桥湛山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概念：“小日本主义”。他希望用这种理念来反对日本军部的对外扩张路线。
上文提到，西园寺公一原计划在中国工作生活三年，因为当时日本政界高层曾经乐观地预计：在三年之内，即可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然而实际上，十二年后，西园寺公一离开北京时，中日两国还没有正式建交。
这其中的波折自然有来自国内和国外的许多原因，但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是日本一届届的执政者，对中日关系采取了各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左的态度。
中国方面对不同态度的首相自然报以各不相同的回应方式，对不友好的，冷淡处之；对友好的，则报以积极的回应。如此一来，便带来一个现象：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日本首相，有很大几率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从1972年到1996年，共有14人担任过此职，其中10人都获此称谓。
而在1972年之前，由于尚无官方层面的往来，所以理论上说，并不具备让首相成为老友的机会。
不过有一个人是例外，那就是在1956年12月出任首相的石桥湛山。虽然他仅仅在这一职位上工作了65天时间，就于1957年2月突然因病辞职，成为日本历史上迄今第二短命的首相；但他却在卸任后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并最终成为“三代老友”之一。
出生于1884年的石桥湛山，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以报人、评论家的身份介入了政治。彼时，日本以“大日本帝国”为国号，但石桥湛山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概念：“小日本主义”。他希望用这种理念来反对日本军部的对外扩张路线。
石桥湛山的主要阵地是《东洋经济新报》。1913年4月15日开始的两个月间，这份报刊连续六期刊登了题为《大日本主义乎？小日本主义乎？》的长篇论文，指出：“大日本主义是依靠领土扩张和保护政策，把军事力量和武力征服放在首位的军国主义、专制主义、国家主义；小日本主义则是通过改革内政，促进个人自由和活力，立足于产业主义、个人主义，以达到国利民福之目的。”
石桥湛山在一篇社论中写道：“一些人相信武力万能，甚至对种族问题也想用武力解决。然而，用战争解决一切问题的结果，无非是使世界被武力征服，统一于一个国家、一个种族之下，强者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用战争压服弱者，其欲望永无尽时。由于此种征服欲望经常受到对方的阻止，在世界完全被征服之前，战争就不可能停止。”
在其他几篇文章中，他还反复呼吁：绝对不能领有青岛，日本应放弃殖民地。
其后的历史证明，石桥湛山的理念并没有被日本主流社会接受，他所反对的战争和侵略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并实实在在地给他国，也给本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二战结束后，石桥湛山步入政坛，并在1956年的激烈竞争中胜出，当选首相。从政的石桥湛山依然坚持反战、对华友好的观点，甫一上台，他就提出要改善对华关系，尽快恢复中日邦交。
可惜的是，他还没有来得及践行自己的主张，就因病匆匆告别了首相 的位置。更不巧的是，接替他任首相的岸信介正是一位奉行“大东亚主义”
的政治人物。这位新首相在任内与美国签订了新的日美安全条约，对中国则采取敌视态度，甚至以“反对共产主义威胁”为名，公然鼓吹“中国威胁论”，并在台湾会见蒋介石时支持其“反攻大陆”：“中国大陆现在处于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下，它对日本的渗透比来自苏联的更可怕！如果能收复大陆，我认为是非常好的。”
岸信介执政期间，还发生了震惊两国的“长崎国旗事件”——1958年4月30日，日中友好协会长崎支部在市内滨屋百货公司举办介绍中国产品展览会，会场上悬挂了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国旗。当天下午，两名日本人闯入会场，将中国国旗扯下撕毁，被当场抓住，扭送至长崎市警察局。面对此事，岸信介内阁的反应却是以“国内法”为借口，坚持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因而也就不承认国旗的立场，拒绝对这两名日本人进行惩处，并很快将他们释放。
从友好到敌视，政治风向的迅速逆转，导致原本被看好的中日关系陷入低潮，民间交往一度中断，这也是西园寺公一被迫多在中国滞留了近十年的直接原因。
在1959年夏天主动打破僵局的，正是前首相石桥湛山——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要求访问中国，并于同年9月成为战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日本前首相。
“我访华的目的，一句话，就是要通过日中两国的合作，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的工作。”当时，石桥湛山这样向记者解释。
在中国，他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最高领导人。在回国前，石桥湛山还和周恩来发表了会谈公报，称“中日两国人民应该携起手来，为远东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为早日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而进行合作”。
虽然再也没有回到政坛的中心，但石桥湛山依然以卸任首相的身份为中日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做了许多铺路工作，并深深影响了当时日本的一批政治人物。
“他的思想通过石田博英、宇都宫德马、三木武夫（原首相）等鸽派 继承了下来，并对池田勇人（原首相）、宫泽喜一（原首相）等人产生了影响。”朝日新闻社专栏作家、政治研究者若宫启文说。
岸信介卸任后，先后继任的几位首相再次令中日关系坐上了“过山车”——池田勇人对华积极，这一时期，中日之间的经贸往来进入了半官半民阶段，在两国政府的支持下，有了备忘录贸易的开展。但这些有利进展，却很快又被接替池田上台的佐藤荣作破坏了——佐藤政府紧跟美国，军国主义意识也有所发展，对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则百般阻挠。
好在，下一位继任的首相又重新采取了友好积极的对华方针，并最终在任内促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假扮特使访华
严格来说，竹入义胜并不能被称为“和式基辛格”，因为他并非田中首相派出的特使。
历史将基辛格和尼克松推上了中美建交的舞台，让他们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几乎是同时，竹入义胜和田中角荣也成为了中日建交的主角，前者被称为“和式基辛格”——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么田中角荣就是日本的尼克松了。
正如上文曾经提及的，当时的美日两国之间，刚刚由于尼克松访华一事发生了巨大的不快，日本人感到深深的震惊和被抛弃感。可以说，日本基辛格、尼克松的出现，正是因为美国的基辛格、尼克松做出了惊动世人的举动。在此之后，对中国不友好的佐藤下台了，接替他的田中角荣，上台即宣告：在外交方面，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在激荡的世界形势中，强力推进和平外交。
日本首相再次换人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面对田中角荣释放出的善意，毛泽东提出：“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加紧。”这句话似乎透露出毛泽东对短期内真正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似 乎并不抱太大希望。
事情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料。
田中角荣上台仅仅十八天后，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就以田中特使的名义来到了中国，将带上的“20条”
方案交予中方，甚至拟就了日中联合声明的草案。
在中国，竹入义胜三次与周恩来总理见面，累计交谈了约十个小时。谈话中，周恩来提出了中方的建交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中日两国永远友好；理解邦交正常化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日中的战争状态以共同声明方式宣告终了；废除日台条约；承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认和平解决纠纷问题；不谋求霸权；放弃战争赔款；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在此之前先缔结通商航海条约、航空协定等；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日本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解放台湾后，中国对日本的团体和个人在台湾的投资和经营的企业，当予以适当照顾。
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位“和式基辛格”如此迅速的来访，实际上是一次极为胆大的假扮行为。
这一事实是竹入义胜自己承认的。在周恩来总理去世后的一次访华中，他向邓颖超致歉：“我并没有打算欺骗周总理……”
原来，当年竹入义胜去找田中角荣时，后者称自己的内阁刚刚成立，且内部反对中日友好的力量很强硬，因此没精力、也无心去处理中日建交问题。
无奈之下，竹入义胜便和同党正木良朋一起私自拼凑了“20条”，并冒充田中角荣派出的特使身份访华，堂而皇之地为首相访华打了前站。
由此可见，严格来说，竹入义胜并不能被称为“和式基辛格”，因为他并非田中首相派出的特使。
好在最后的结局皆大欢喜。田中听了返回日本的竹入义胜向他汇报访华详情后，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他选择了“假戏真做”：如果竹入义胜所言非虚，那么他“肯定去中国”。
从国际形势来看，田中角荣作出这样的决定，也在情理之中——当中美建交已经迫在眉睫，选择尽快实现中日建交，符合日本利益。但田中首相的决定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冒着一定的风险做出的，因为当时日本国内的反对声音还很大，甚至有右翼分子威胁他：如果你去中国，我们要干掉你。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田中没有带上自己的女儿田中真纪子。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率领着两百多人的庞大代表团抵达北京，周恩来到机场迎接。
在中方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田中角荣在致答词时说：“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反省之意。”
这句不得体的表述给双方的交往增添了一丝不快——毕竟，日军侵华战争是中国人心头之痛。周总理严肃地向田中角荣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您只说“添麻烦”就了事了？用“添麻烦”一词作为对过去的道歉，中国人民是不能接受的。
田中赶紧解释：从日文角度讲，“添麻烦”确有谢罪之意。后来，经过双方的多轮会谈和磋商，最后在双方的联合声明中，相关历史是这样表述的：“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尽管有些小插曲，但大体一切顺利。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告两国邦交正常化。
田中角荣的此次访华确定了自己的身份——这更多是“时势造朋友”。后来，这位首相曾经轻描淡写地表示，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两国人民的愿望。中国人当时经常讲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我呢，只不过是在这个时候拍板，然后执行而已。”
联合声明签订当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斋内接见了田中角荣一行。之前，他曾在那里接见过尼克松和基辛格。毛在与田中的交谈中没有谈论政治问题，只是谈个人，谈“孝道”——这照例是典型的毛泽东风格。
回国后，田中对中国领导人有这样的评价：“毛泽东是位哲人、思想家，周恩来是位美男子、实干家。周恩来和我很投缘。和周总理见面，说第一句话之后我就感觉到，和这个人合作一定能把事情办好。如果周总理不符合我的想象的话，我很可能就干脆回日本了。”
“周总理因战争时期受过伤，右臂有残疾。我看到周总理右手的样子，心想这是和日本打仗时受的伤。总之，与周恩来的结识非常有好感。（我们）很快就建立了一种信任关系。毛泽东也是位很了不起的哲人，然而周恩来非常务实，非常周到。周总理无论是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人，都是出类拔萃的。”
自然，在两国的“交友”过程中，有一样东西是不能少的——大熊猫。1972年11月4日，原来生活在北京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康康和兰兰开始“留洋”，定居东京上野公园。
中国政府有“熊猫外交”，相应的，日本政府则有“樱花外交”——当时，日本从北海道远轻町选出1000棵樱树苗，由田中角荣赠送给中国。有800株樱花树留在了北京，其中，如今以 樱花闻名的玉渊潭公园分到了180株，北京植物园拥有100株。在运往外地的樱花树中，周恩来曾居住过的南京梅园新村分到100株，武汉大学也获赠50棵。
此后，日本友人不断赠送樱花树种给武汉大学，这使得武大成为中国着名的“樱花之园”。每年春天，武大的校园都会被赏樱的人群淹没。
西欧三强
外交政策从来都是竞选中的重要部分，抓住了与中国建交的机遇赢得选民的信任，合情合理。但“在长城上搞竞选活动”并不能确保在选战中的胜利，仅仅能确保在中国获得“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待遇而已。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漫长时间里，在“以民促官”的外交策略下，涌现出的被称为的日本人还有很多。
比如作家池田大作，就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倡导人之一。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他就曾坚决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反对侵华战争。1968年9月8日，为督促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池田大作发表了着名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基于他为两国友谊作出的贡献，1974年，池田大作访华时，已经患病住院的周恩来总理还亲切接见了他。后来，他又曾分别与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见面，并从中国收获了许多荣誉。
比如热爱中国、推崇中国文化的美术史学者和美术评论家宫川寅雄，也是之一。他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筹备发起人之一，并在1979年担任该协会的理事长一职。
比如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他的名字在中国享有广泛的知名度——因为他是鲁迅的挚友，时常在鲁迅的笔下出现。新中国成立后，内山完造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1950年参加创建日中友好协会。1952年声明反对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相互承认，1954年参加接待新中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1959年，内山完造以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身份访华期间，因脑溢血在北京病逝，并依生前愿望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
比如日本实业家、前通商产业大臣高碕达之助，他积极促进中日贸易，并作为日方代表签订了发展两国民间贸易的《中日综合贸易备忘录》。而担任高碕达之助秘书的小西甚右卫门，也进入了“三代老友”序列。
再比如1972年在田中角荣内阁担任官房长官的二阶堂金，和担任外相的太平正芳，作为田中访华时的主要陪同人员，也没有悬念地收获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称号。
关于这些老友们，在此不再详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按图索骥，了解他们的故事。
上文曾述及，日本和美国是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最大“出产国”。而紧随其后的国家则是西欧三强：英国、法国、德国。
这三个国家也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轮“建交潮”中与中国建交的。英法德三国的具体建交日期分别为1972年3月13日、1964年1月27日、1972年10月11日。自然，促成建交的重要人物同样亦会被冠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称号。
英国的主要“三代老友”是爱德华·希思。在这位前首相任内，中英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他后来曾经回忆说：“当时，我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像西方国家在19世纪那样遏制中国的发展，二是让中国处于平等地位和我们打交道。那时我就认为，欧洲国家应该与中国平等相处，并鼓励它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发挥作用。当时尼克松也得出和我相同的结论。”
这样一段表述显然经过了外交修辞，但它的核心含义非常重要。希思在任内遇到了国际时局的剧烈变化，他必须在是否同中国建交的问题上做 出抉择。而最终，他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虽然希思从未以首相的身份访华，但他自从1974年卸任后便先后二十六次来到中国，到访了包括拉萨在内的几乎所有重要城市。
他显然以与中国的友谊而自豪。在希思的家中，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合影被摆放在显着的位置。“和中国三代领导人都有交往的，在英国只有我一个，在世界上也不多。中国人把我叫作老朋友，我为此称呼感到骄傲。”希思曾对中国前驻英国大使马振岗说。
希思还与1997年的香港回归有关，详细情况将在下一章中述及。
而在法国，“三代老友”的代表则是世界闻名的戴高乐将军。这位政治家的出牌方式与其他西方国家有些不同，他主张东西方的“缓和与合作”，主动出访苏联和东欧国家，开始与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1964年，在他治下，法国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
感佩于戴高乐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中国人曾流传一些“戴高乐仰慕中国”的故事。比如，据说，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戴高乐就对自己的子女们说：“我们怎么能忽略这个比历史本身还要古老的民族呢？”他把中国当作“真正的国度，真正古老的国家”，而中国人则是“真正的人，自豪的人”。
不管这样的传说是否属实，我们都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读戴高乐的对华政策。战后的法国在欧洲并不风光，政局混乱，非洲殖民帝国瓦解，尤其是对阿尔及利亚统治权的丧失，极大损害了法兰西的民族自尊心以及戴高乐的个人威信。这时，与需要朋友的中国建交，将是双赢的选择，既有助于塑造法国独特的外交形象，又可以在国内赢得民意。众所周知，上世纪60年代的法国，左翼思潮流行，与红色中国打交道，起码不会是一件坏事。
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因动脉血管破裂猝然辞世，生前未能访华，留下一大遗憾。
德国（更准确地说，是通常被称为“西德”的联邦德国）方面，与中国建交时的领导人是总理施密特，有人称他为“欧洲的基辛格”，中国政府则当然是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当时，在德国曾流传一种说法：“在长城上找不到德国统一的钥匙。”这句话的意思是，对德国来说，中国属于无关紧要的角色。
这种说法在1970年之前也许成立，但在基辛格访华之后，显然已经不再正确。法国人早早走在了前面，日本人、英国人也有了迅速反应，德国人不抓紧与中国恢复友谊是不行的。
在与中国建交前，德国始终没有与台湾建立官方的外交关系，这令双方的谈判少了一个重要的障碍。不过，尽管如此，建交前的谈判还是进行了四十天之久。1972年9月25日，双方达成共识；10月11日，时任外交部长的姬鹏飞与德国外长谢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只有15分钟的签字仪式，双方正式签署了中德建交公报。
中德建交后，有德国人说施密特“在长城上搞竞选活动”。这话并非谬论，但也不应构成对施密特的批评——外交政策从来都是竞选中的重要部分，抓住了与中国建交的机遇赢得选民的信任，合情合理。更何况，“在长城上搞竞选活动”并不能确保在选战中的胜利，仅仅能确保在中国获得“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待遇而已。
进入联合国
为了保住自己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台湾方面也做出了去非洲笼络朋友的努力——国民党政权与美国方面联手策划了一个名为“先锋案”的农技援助非洲计划。
就在中国与原本处于敌对状态的“资本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友谊纷纷破冰之时，另一处坚冰也被成功破除——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这一过程被官方称为新中国“外交战线的重大胜利”。
其实，在这场“重大胜利”之前，“中国”一直都在联合国里面，而且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只不过，代表“中国”的，是“中华民国”，也即台湾国民党当局。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中明文规定：“中华民国、法兰西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及美利坚合众国应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随后，中国爆发了内战。1949年，共产党夺取了政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则退守至台湾岛，与大陆分而治之。
这便造成了“历史遗留问题”：究竟哪一方的政权才能在世界上真正代表“中国”？
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中国与各国建交的核心问题——只有承认“一个中国”，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才可能建立外交关系。
“三代老友”中那些对中国友好的政治人物，都深谙此理。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台海两岸的联合国中国代表权之争就开始了。但无论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事实上都难以左右这场争夺的结果，真正能够发挥巨大影响的力量来自美国。五十年代，美国和台北方面采用了“搁置讨论”的提案，拖延了讨论的时间。
但到了1960年，这一招已经不再管用了，原因很简单——联合国的成员国数量增加了，尤其是非洲国家的数量，更是从1945年时的4个，猛增至1960年时的26个。而正如上文所提及的，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往往是中国人民的“二代老友”，他们毫无疑问会选择赞成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1960年的第15届联大上，表决“搁置讨论”提案时，赞成票数量虽有42票，但弃权和反对票数量却已分别增至22票和34票（另有1国缺席）。
美国人很清楚，再这样下去，“搁置讨论”的提案就要被否决了。于是，一个新的提案出炉了——所谓“重要问题提案”。
这一提案于1961年11月15日由美国、澳大利亚、哥伦比亚、意大利和日本联合发起并获通过，编号为“1668号方案”。其内容是：任何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变更均需要三分之二多数同意方能生效。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政权要想在联合国取台湾国民党政权而代之，难度又增加了不少，以前需要半数支持，现在需要2/3的绝对多数支持。
与此同时，为了保住自己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台湾方面也做出了去非洲笼络朋友的努力——国民党政权与美国方面联手策划了一个名为“先锋案”的农技援助非洲计划，在四年间先后向利比里亚等14个非洲国家派遣了17支技术援助队、214名技术人员。同时，“台湾当局”还邀请非洲国家的官员和农技人员到台湾地区接受农业培训。
显然，台湾当局希望用援助换来“朋友”，换得选票。
不过这一招的作用似乎不够明显，它并未从根本上撼动中国大陆在非洲国家当中的广泛“人缘”。1965年的第20届联大上，投票表决“重要问题提案”时，第一次出现了赞成与反对均为47票的平票局面——其中，大多数非 洲国家都选择了赞成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到了1970年，形势的发展愈发对中国有利，对台湾当局不利。在当年的联大上，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驱逐台湾代表的提案所获得的支持票比反对票多了2票。只不过囿于“重要问题提案”所提出的关于2/3以上支持的限制，中国才没能在当年实现“外交战线的重大胜利”。
这场投票的三天之后，也即1970年11月23日，美国驻香港“总领馆”向尼克松政府提出建议：在注重与台北协调立场的同时，也要重视与北京的长远关系，为兼顾双方的立场而特意模糊主权归属的“一国两席”应该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美国驻香港“总领馆”是国务院搜集中国大陆情报并向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重要部门。
这一建议得到了尼克松政府的采纳。于是，美国开始炮制“双重代表权案”：在联大上给北京和台湾各一张选票，不涉及领土主权问题，规避“两个中国”的提法。简而言之，“一个国家，两张选票”。
美国人认为，这一折中的方案具备可行性，但中国却予以了干脆的拒绝。
1971年5月2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关于中美关系的报告》指出：在中美会谈中，中方应把握的方针之一是，中方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如美方提到联合国问题，中方可明确告知绝不能接受“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安排。
坚持立场，绝不接受折中方案，是因为北京方面有底气。果然，在1971年，们成功将中国“抬进了”联合国。
两阿提案
“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领导人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依靠的是“两阿提案”。
所谓“两阿”，指的是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
阿尔巴尼亚是一个东欧国家，毛泽东曾盛赞其为“社会主义在欧洲的一盏明灯”，“在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中，坚定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红旗”。毛在中国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世界上唯一表示支持的执政党。
中阿两国在1949年11月23日就正式建交。从1954年到1978年，中国向这个人口不过两百万的小国累积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这使得阿尔巴尼亚成为中国对外援助受援国中人均援助额最大的国家。时任驻阿大使耿飚曾回忆说：“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领导人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弟弟要求哥哥勒紧裤腰带提供援助，哥哥依靠弟弟在联合国给予支持便很容易理解。据阿尔巴尼亚驻联合国代表团主要成员马利列的回忆，在联大开会前，他们“研究了问题的方方面面，制定了我们在联大的行动纲领和策略，拟出了提案，设想了其他支持国所应做的工作。”可谓精心准备。
后来，阿尔巴尼亚当局支持中国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支持“文化大革命”，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被称为对中国的“三大支持”。
不过，阿尔巴尼亚人并没有进入名单——这多半是因为中国与美国开始接触之后，中阿两国开始交恶，乃至最后断交。当时，霍查曾将尼克松访华称为“与敌人会谈”，他说：“我们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我们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不会接受已宣布的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
另一个阿国——阿尔及利亚则是一个非洲国家。时任外交部长、后来出任该国总统的布特弗利卡被称为，历任中国领导人在与其会面时，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表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阿尔及利亚政府和老朋友布特弗利卡总统本人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所作的重要贡献，以及在人权、台湾等重大问题上始终给予中国坚定的支持。”
之所以说“历任中国领导人”，是因为布特弗利卡本人的任期实在是太长了。原本该国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届。但为了给布特弗利卡连任扫清障碍，2008年，阿尔及利亚议会两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总统任期限制的宪法修正案，使布特弗利卡得以第三次竞选总统并获得胜利。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中，阿尔及利亚也曾爆发示威，要求布特弗利卡下台，相关情况将在后文详述。
需要指出的是，提出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提案的，不仅仅是两个 阿国，而是一共有23个国家，除两阿之外，还包括：缅甸、锡兰（现斯里兰卡）、古巴、赤道几内亚、几内亚、伊拉克、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泊尔、巴基斯坦、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刚果共和国、罗马尼亚、塞拉里昂、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
该提案的全文如下：
“大会，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考虑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因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兹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台湾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美国方面当然不希望看到这个措辞明确且严厉的提案通过。有外媒报道说，在26届联大召开之前，美国曾派人在数十个国家，用“答应提供援助或者暗示要撤销援助”的方法开展外交活动，“在联合国内外跟100多个国家的代表谈了200多次”。
实际上，当时的美国很矛盾：一方面，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另一方面，又不愿看到北京接替台北在联合国的席位。
最终的事实是：1971年10月25日11时，开始表决“两阿提案”。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代号2758的“两阿提案”通过了。因为“两阿提案”通过，美国设计的“双重代表提案”也自然被否决。
可以看到，除提出提案的23个国家外，还有另外53个国家予以了支持。
在这76个投赞成票的国家中，非洲国家就占了26个之多。
据说，提案通过后，会场内的掌声足足响了两分钟，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竟然在会场上手舞足蹈起来，令一些美国人大为光火。后来，萨利姆也跻身“三代老友”的行列之中。
在提案通过后第一个冲向中国代表表示祝贺的人，则来自一个美洲国家——墨西哥。当时，率领墨西哥代表团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埃切维利亚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呼吁：在国际事务中不能排除中国。他还以墨西哥总统的身份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表示，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排除在联合国组织之外是不可思议的。
埃切维里亚是一位积极倡导“第三世界主义”的政治家，他在任总统期间，竭力推行民族主义政策，主张进步主义，扶植工农运动。
由于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等问题上对中国予以坚决的支持，埃切维里亚也成为中国的“铁友”。在《人民日报》上，他共被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身份提及17次，比基辛格还多1次，在被提及次数的排行榜上名列第七。
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后，外交局面的打开也变得更加顺利。据统计，1971年10月24日前，只有64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当1971年第2758号决议通过后，中国迎来了一波建交高潮。截至2011年7月31日，在联合国的193个成员国中，有172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其中的100多个都是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建交的。
随着迄今为止最后一波建交高潮的到来与结束，为国家友谊破冰的“三代老友”名单也基本被确定下来。新的历史时期，称号将被授予新的“四代老友”。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