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总的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老友辈出的年代，昔日的许多老友也接连与世长辞，还有一小部分老友以不光彩的方式谢幕。
当中国的外交逐渐走向务实，走向国际化，我们或许该跟“老朋友”的时代挥手作别了。
告别之后，更须反思和检讨，们究竟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遗产？
四代老友
就算抛开这些着名的事件不谈，从一条折线的起伏中也可以感觉到，这个饱经苦难的东方古国一定是发生了大变化。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发生了巨变。
一连串密集的历史事件记录下了这一重要的转折点：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1977年7月17日，邓小平第三次复出；1977年冬天，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重新向中国的年轻人开放；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引发大讨论；1978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鲜红手印，实施了“大包干”；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197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经济特区；……其实，就算抛开这些着名的事件不谈，从一条折线的起伏中也可以感觉到，这个饱经苦难的东方古国一定是发生了大变化。
这条折线就是这一称呼在中央党报《人民日报》
上的出现频次。1976年之前，每一年被冠以“老友”名号的人屈指可数，这一数值甚至在1963至1971年间为零。但从1977年开始，数据开始跃升——1977年，15次；1978年，28次；1979年，62次。
无需多言，数字已经说明了一切。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早已不是那个紧闭家门，视许多大国为“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的国家，早已不是那个在联合国大会中没有席位的国家，早已不是那个希望“输出革命”，拥有“解放全世界受苦受难人民”宏愿的国家。
在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创痛之后，中国开始抛弃凌空蹈虚的革命幻想，迈出了脚踏实地的改革步伐。这段从1978年开始延续至今的时期被称为“改革开放”，它的两个关键词也决定了新时期里的面貌与属性。
“改革”主要意味着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尽管这条路主要是靠中国人自己走出来的，但一个客观事实是，浩劫之后百废待兴的中国的确需要世界各国朋友的帮助，一些在经济贸易领域给予了援助和支持。
“开放”则意味着逐步融入世界主流秩序，登上国际舞台。在各类国际组织中，中国将拥有越来越活跃的身影，而一批“老友”则在这个过程中帮了大忙。
如果延续前三章的命名法，那么这一代的，或许可以被称为“四代老友”。
与前三代老友相比，四代老友的数量不多，身份却更为丰富，更难以总结出一些普遍适用的特征描述——这或许也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逐渐重新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表现吧，毕竟，正常人的朋友们都是丰富多彩、性格各异、经历不同的，如果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反倒有那么一点“不正常”了。
外商来了
中国政府对外商们给予了热情的欢迎，白乐威本人就是许多政要的座上宾。他曾经高度评价中国的官员和官员选拔机制：“中国的领导人很棒，中国领导人的产生机制很出色……我认为欧洲和美国产生领导人的体制比较而言就没那么成功，一些莫明其妙的人被推举到国家的顶层。”
“英国企业家到中国投资，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喝中国白酒。”
这是英国人白乐威与中国人做生意三十多年来的重要心得。
老实说，能够和中国人喝上白酒，白乐威已经足够幸运——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他应该还属于“帝国主义敌人”的范畴，想踏上中国的土地都不容易，遑论喝酒。在中国人的“酒文化”中，并非所有人都能成为酒桌上的朋友，而那些能不断在酒桌上喝下去的，则绝对称得上是“老朋友”了。
在来中国之前，白乐威的名字叫戴维·伯（David Brewer）。来中国之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一位朋友帮他起了这个中文名字——当然，他的英文名还在使用，但他对自己的中文名更有认同感，因为他的事业是从中国开始的。
白乐威事业的起始，也是新中国的金融业恢复、考虑引入外资的起始。
1981年2月，戴维·伯作为保险咨询公司达信集团的业务代表来到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他创办了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在华代表处。
白乐威还记得，那时的北京，到处是自行车，人们穿着清一色的中山装；那时的深圳，还在规划和建设中，到处都是工地；而最令作为商人的他感慨万千的，还是那时的上海。“记得当时站在外滩，望着黄浦江，我不得不掐自己几下，才真的相信自己已身处上海，看着江上船只来来往往，我想着上海过去的历史，军事的，贸易的，想到许多优秀商人曾云集在这块土地上，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真的已经身处这个城市了。”
对于已经很长时间难以了解中国、难以往来中国的西方人而言，改革开放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会的确是一件令人不敢相信的事情。
后来，1993年，白乐威为公司争取到了在中国开展保险咨询业务许可证，这是外资金融服务公司进入中国的一个经典案例。
再后来，1994年，白乐威作为欧盟金融委员会成员，参与了中国加入WTO组织的谈判，他的核心立场是要求中国逐步开放银行业和保险业。
2000年，中国加入了WTO，这是一件影响巨大而深远的事情。中国越来越深地被卷入全球市场，而以白乐威为代表的一批外国商人，得以越来越多、越来越顺畅地进入中国市场。
外商们从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尽管他们不得不为此学会喝白酒。
而中国，自然也从中有所得，有所失。
中国政府对外商们给予了热情的欢迎，白乐威本人就是吴仪、薄熙来、戴相龙、刘明康等许多政要的座上宾。他曾经高度评价中国的官员和官员选拔机制：“中国的领导人很棒，中国领导人的产生机制很出色……我认为欧洲和美国产生领导人的体制比较而言就没那么成功，一些莫明其妙的人被推举到国家的顶层。”
由于在经贸领域的开创性工作和对华友好的态度，白乐威被中国官方称为，他或许是“四代老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人——因中国的开放而获得空前的商业机会，并见证了中国走向开放道路上的一个个步伐。直到今日，他依然活跃于中英、中欧贸易合作领域，频繁与中国政要会见，不断发掘新的商业机会。
新时代的老友们已经越来越远离高山流水的知音形象，转为现实利益的结合。
另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是德国人冷格耳，他本人并不是商人，但他的工作核心也是围绕着商业展开——具体而言，他所从事的是对华援助和经济合作。
冷格耳比白乐威早五年来到中国，他也因此得以见证“文革”末期的中国。“这场浩劫给中国留下的萧条景象很像是1945年战后的德国。”
冷格耳说，“不过，中国人民应该感到庆幸的是，中国出了一个伟人——邓小平。”
冷格耳和其他一些德国人对邓小平的推崇还可以从另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看出来。1986年，前联邦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巴伐利亚州总理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曾经委托冷格耳起草一些文件，施特劳斯准备向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建议，给邓小平颁发诺贝尔和平奖。施特劳斯给出的理由是：中国人几乎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是邓小平把中国引上改革开放之路，使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根本改善。
“十几亿的人口有食物，有居所，这难道不是对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最大的贡献吗？”不过后来，由于施特劳斯的去世，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但冷格耳认为，邓小平先生获得这样的荣誉当之无愧。
冷格耳曾经担任德国经济发展合作部国务秘书，主管对中国的发展援助。从1976年开始，他平均每一个半月就要来一次中国。在他第200次访华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还特意在人民大会堂澳门厅为冷格耳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招待会。招待会上，朱镕基向冷格耳亲手赠送了一幅书法作品，上书“中国人民的朋友”。
称冷格耳为老朋友，当属名至实归——他的确给中国和中国人带来了不少帮助。实际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得到了不少国家的援助。冷格耳本人最得意的，则是他在推动中国职业教育方面的作为。
1989年下半年，冷格耳成为第一批重返中国的西方国家政府高官中的一员。
越南大使黄文欢
据说，当时中共领导人一致决定，给黄文欢极高规格的待遇，就当是中共多了一名政治局委员。
上世纪80年代，里多了不少生意人，不过，政治人物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本书第二、三部分都曾提到过一位流亡中国的国外领导人——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因为遭遇政变，亲王流亡至北京，获得款待和支持，其后还因为中国与美国的接触而“闹起了别扭”。
无独有偶，几年之后，又有另一位国外领导人因为在政治斗争中失势而到中国长期生活，他的名字是黄文欢，国籍越南。
黄文欢是一位“老革命”。1926年，也即他21岁的时候，黄文欢参加了领袖胡志明在中国举办的革命训练班，后来又陆续加入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和印度支那共产党。从1928年到1942年，他先后在暹罗和中国从事革命活动，足迹踏遍南京、武汉、昆明、桂林、柳州等许多地方。
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后，黄文欢成为党和政府内的重要成员。他当选了中央委员，曾出任国防部副部长和卫国军全国政治委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邀请黄文欢同志到她家做客，欢度春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邀请黄文欢同志到她家做客，欢度春节。
1950年12月，他成为越南派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大使，同时兼驻朝鲜、蒙古大使。
可以看到，黄文欢与中国的缘分很深，的确可以称得上是“老朋友”，既与中国人一同参与过革命，又在建国后成为维持两国关系的最重要人物。实际上，他一直被视为越共党内的亲中派代表人物，他本人也是个名声在外的“中国通”，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研究，一生还用中文写了不少诗歌、对联。
这样的背景令他在中国受到欢迎，但却令他在越南的政治生涯遭遇了严重的挫折。
黄文欢在政治上的主要对手是黎笋。黄、黎二人在革命中的资历相当，但黎在党内的爬升速度更快。按照黄文欢的说法，“自1965年以后，胡志明主席的健康一天比一天差，黎笋乘机用阴谋手段，一步一步地篡夺党的领导 权，特别是在胡主席逝世后，他和他的同伙就完全控制了党。他们千方百计把自己的亲属和党羽安插在重要职位上；同时规定，在党的各部门和各级党委中，一定要有公安部门的代表担任党委委员，以便监督党委，并对那些不是他们同伙的人进行侦察，捏造罪名，横加陷害……在‘四大’之后，黎笋已成为党的太上皇。”
一位长期研究越南问题的国外学者也曾指出：“有如毛泽东与斯大林一样，黎笋有绝对权力的欲望……为了革命的成功，他必须以任何的代价，排除哪一位不相信以武装斗争赢取胜利的人。”
站在中国利益的角度来看，黎笋显然不是一位友好的领导人。他着手推行所谓“印度支那联邦”计划，一面加紧对老挝的全面控制，一面出兵柬埔寨，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此举一出，中越两国的关系陷入低潮。此后，越南政府大批驱逐在越境内的华人，并且和苏联建立了更为紧密的盟友关系。
在中国和苏联之间，黎笋选择了苏联，而黄文欢则选择了中国。二者之间的激烈斗争在台面上都能看得到：在纪念越共成立四十周年的大会上，黄文欢没有获得在主席台就座的机会；黄文欢以国会常委会副主席身份接见外国大使的时候，消息却无法见报；在另一些场合下，他虽然坐上了主席台，最后刊登出来的新闻照片却没有他——因为摄影师被指使，故意拍摄黄文欢被挡住的镜头。
1977年的越共“四大”之后，黄文欢卸任了党内职务。两年后，趁着去东德治病的机会，黄文欢设法逃脱，流亡到了中国。按照他的说法，他要来中国“继续从事革命”。
对于这样一位“叛逃”而来的越南高官，中国政府自然给予了热烈欢迎。黄文欢抵达中国不久，《人民日报》就刊登了他撰写的公开信，信中，黄文欢指责以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黎笋为首的越南当局奉行亲苏反华政策使得越南丧失了独立性，并批评越南当局侵占柬埔寨，以及控制老挝。
后来的十余年间，黄文欢的名字频繁出现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他经常参加中外记者招待会，与在华定居的越侨谈话——谈话的内容，自然是抨击黎笋的政策，揭露他为人不齿的一面。
黄文欢与中国政府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赢。有人甚至猜测他的逃亡过程有中国人的大力协助，但目前尚没有公开资料支持这种说法。
据说，当时中共领导人一致决定，给他极高规格的待遇，就当是中共多一名政治局委员。这种待遇从一个关于医疗的细节就可看出。在越南时，黄文欢感觉身体不适，河内医院的检查说是肺结核，但却久治不愈。到北京的第三天，他就到为高干提供医疗服务的解放军301医院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他得的是肺癌，长了一个长6厘米、宽5厘米的肿瘤，而且已经接近晚期。
为了挽救黄文欢的生命，301医院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先是进行放射治疗，其后又选用了名贵中药进行中医疗法。短短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后，肿瘤已经缩小为长5厘米、宽4厘米。其后，黄文欢一直保持了较好的健康状态，在中国生活了超过10年。
黄文欢获得的“政治局委员”待遇一直延续至他生命的终点——1991年，黄文欢去世之后，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万里、乔石等领导人悉数参加了告别仪式。
仪式上，他获得的称谓是：“越南老一辈革命家、中国人民尊敬的老朋友”。
香港问题
“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如果中国到时候不把香港主权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
黄文欢“叛逃”至中国，并逝世于此，安葬于此，着实是一桩令国际社会为之惊讶的新闻。不过，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在外交方面经历的最重要事件，还要属中英香港问题谈判。自然，在谈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物，也获得了的称谓。
其中一位英国人实际上之前已经获得了老友之称，他就是促成中英邦交正常化的时任首相爱德华·希思。这位保守党党魁被击败之后，依然活跃在国际舞台之上。
希思对香港问题的关注，在之前中英建交时已经埋下伏笔。他于1974年5月访华时，曾与毛泽东会谈，毛故意对他挑起话题：“很久以前中国怕欧洲，但这些都成了历史了……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
虽然声称“不谈”，但毛泽东还是回头问坐在身旁的周恩来：“还有多少时间？”周恩来的回答迅速而准确：“是1898年租给他们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满，距现在还有23年挂零。”
“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毛泽东说。接着，他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手势，挥挥手，指着坐在不远处的邓小平等人，“是他们的事情了。”
两年后，毛泽东去世了，中英香港问题谈判果然成为邓小平接下来要完 成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希思也为促成谈判发挥了自己的影响力。
随着英国租约的1997年大限将近，英国方面开始不断试探中国的立场，希思来“打前站”——1982年4月，他开始了人生中第五次来华访问，这次访问也标志着原先被搁置的香港问题在解决之路上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
当时，邓小平对希思说：现在是考虑解决香港问题的时候了，如果可能，我们愿意同英国政府正式接触，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如果中国到时候不把香港主权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
几个月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主要商议了原则和程序问题。第二年，双方开始了实质性谈判。然而在谈判前四轮，由于英方仍然坚持1997年后英国继续管治香港，致使谈判陷入了僵局。这一次，出来解决难题的，又是希思。
1983年9月，邓小平再次会见希思。他明确提出：“英国政府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在香港问题上，我希望撒切尔首相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任何干扰，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账。”
在这场会面中，邓小平还留下了那句着名的话：“我们和英国朋友说，我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李鸿章。谁不解决这个问题，都是李鸿章。”
回到英国后，希思向政府传递了邓小平的观点。虽然很难评估希思个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但一个事实是，经过这番往来，双方的谈判僵局被打破，撒切尔夫人实际上放弃了由英国“继续管治香港”的要求，这也标志着中英谈判中的主要障碍被排除。
另一位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英国人叫杰弗里·豪勋爵。一些人认为，他是促使撒切尔夫人改变“主权换治权”想法的关键人物之一，这也最终促成了中英双方协议的出炉。
豪勋爵是谈判的直接参与者——1983年至1989年间，他担任英国外交大臣，是“前线谈判员”，他的“后盾”则是有“铁娘子”之称的撒切尔夫人。
当然，谈判对手的后盾也是一位不轻易动摇的政治强人——邓小平。在两位强人之间充当具体的谈判者，自然需要很高的谈判技巧，不过豪勋爵自己说得倒是很简单：“我只是个谈判者。我要维护英国的利益，但是英国的利益也包括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有一点很重要，在1984年的时候邓小平先生也曾说过‘我们决定相信英国人’。”
豪勋爵认为，中英双方虽然都是两位强人，但他们“互相了解，互相敬重”，“都很希望订出一个可行的方案”。而让撒切尔夫人改变起初强硬态度的，则是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概念：“她第一次听说的时候非常惊讶。但是我们都能看出这是解决这个难题的最佳答案，所以她签署采用一国两制的中英《联合声明》，她相信这是正确的选择。”
豪勋爵本人也是“一国两制”的坚定支持者。在一次宴会上，他甚至突发奇想，将邓小平的这一“四字方针”配上了一个孪生兄弟：“两队一心”。
2011年，温家宝总理访问英国时与一批“老朋友”见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杰弗里·豪勋爵，温家宝称他为“中国人民‘元老级’的朋友”——这一称谓当然恰当，最起码，他见证了中国几代领导人的更迭，并与他们熟识。
融入世界
萨拉斯“生前一贯坚定支持中国的人口政策……当国外少数人恶毒攻击中国‘推行强制堕胎和强迫绝育’政策时，他挺身而出，发表声明，予以驳斥。”
伴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渐渐加快，从1987年开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又增添了一个新群体——国际组织的负责人。
率先与中国人结交友情的国际组织负责人是曾任联合国人口基金（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首任主任的拉斐尔·萨拉斯。《人民日报》报道说，萨拉斯“生前一贯坚定支持中国的人口政策……当国外少数人恶毒攻击中国‘推行强制堕胎和强迫绝育’政策时，他挺身而出，发表声明，予以驳斥。”
事实的确如此，当许多外国人攻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违反人权”
时，萨拉斯始终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的一胎政策说话。1984年，在墨西哥召开的世界人口会议上，萨拉斯曾对记者说：“联合国将有关人权的问题交由各国自行决定。”两年之后，他又在公开场合表示：“对于计划生育的自愿性来说，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看 1994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对中国进行了访问。 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加利秘书长指出，中国在实现男女平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绩。在这样一个国家的首都举行民办妇女大会是很有价值的。
摄影：刘启俊1995年10月21日，为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赠送一件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礼物——“世纪宝鼎”。图为江泽民和加利参加赠送揭幕仪式。
如果您是指中国的情况，我非常确信，中国自己会说，依照他们的文化标准，它们的方式不是强制性。也许依照西方的标准，中国的做法可能是不可接受的，但每个国家必须依照自己的标准。”
作为一名力挺计划生育政策的国际组织负责人，萨拉斯生前曾多次访问中国，受到邓小平等多位中国领导人的接见。
随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前执行主任詹姆斯·格兰特、世界旅游组织前秘书长萨维尼亚克、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也进入了老友序列。这些人与中国结缘，大多是因为他们担任国际组织负责人期间，与中国进行了良好的互动和合作。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就曾在1999年会见加利时说：“在加利博士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中国和联合国进行了很好的合作。加利博士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我们对此表示高度赞赏。”
曾任澳大利亚总理、后来成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之父的鲍勃·霍克也是。他认为“与中国的关系比与亚洲的其他任何国家 作为一名普通北京市民，李智根本想不到会在北京市中心的购物广场遇见萨马兰奇，并从此开始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友谊。2005年4月27日，位于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区内的一栋小楼比往日热闹许多，李智一家三口在这里拜会了他们的老朋友——萨马兰奇先生。
的关系都要重要”，积极参与了中国的教育、环保、奥运等各种活动。在首倡APEC时，他特别提出：一定要有中国的参与，否则这一组织就不能称为真正的“亚太经合组织”。霍克还推动了博鳌论坛的成立。
当然，在国际组织的老朋友中，最知名的还要数曾长期担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的西班牙人萨马兰奇。
在这位曾经的商人、银行家任内，他成功推动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商业化，进行制度改革，挽救了国际奥委会经济危机，并将奥林匹克的品牌和理念成功进行了超越意识形态的推广。有人曾说，萨马兰奇接手的是一个19世纪的国际奥委会，他则将奥委会直接带进了21世纪。因为种种功绩，萨马兰奇被誉为国际奥委会历史上“第二位重要人物”——他在任21年，仅仅比现代奥运之父、法国人顾拜旦少了8年。
但在许多中国人眼中，萨马兰奇是超越顾拜旦的重要人物，因为他曾经大力支持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发挥作用，更曾力挺中国申奥，帮助中国人实现“百年梦想”——正是在他卸任的三天前，北京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这让一些媒体发出感慨：一切仿佛早已注定，萨马兰奇终于陪伴中国实2000年8月28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瑞士洛桑宣布北京获得2008夏季奥运会申办资格。这是萨马兰奇和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戈斯珀（右）在新闻发布会上。
的确，萨马兰奇与中国的关系充满巧合。他于1980年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那正是中国开始融入世界的初期，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中国，正一步一步寻求恢复在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席位，其中自然包括国际奥委会。
“我那时想不通一个有着10亿人口的大国，居然不是国际奥委会的成员国。”萨马兰奇后来回忆说，“那时中国想成为国际组织成员，成为中国在国际上的唯一代表，这就意味着台湾必须退出国际组织，像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但是你们的领导对台湾非常大度，因此台湾青年才能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义参加奥运会，用中国台北奥委会会旗及会歌。这个决定实在是太奇妙了，因为我们向世界证明，奥林匹克运动是面向全世界的青年的。”
1984年，萨马兰奇访华时见到了邓小平。邓小平邀请他和他的妻子参观毛主席纪念堂，他们是当时唯一受邀参观纪念堂的西方人。
也是在那一年，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摘下了该届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那也是中国在奥运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领奖台上，萨马兰奇亲自把金牌挂在了许海峰胸前——这是他在赛事开始前就对中国代表团做出的许诺：要为中国颁发第一枚金牌。
当然，大多数中国人印象最深的，还是萨马兰奇为他最喜爱的运动员——中国乒乓女皇邓亚萍颁发金牌时的场景。邓亚萍退役后，在萨马兰奇的推荐下，成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她也是第一位进入国际奥委会的中国运动员。
中国申奥也与萨马兰奇的鼓励有关。他对当时已经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何振梁说，中国应该开始考虑申办2000年奥运会了。尽管后来中国以两票之差输给了悉尼，但他坚持认为北京不应该放弃继续申办。“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21世纪的奥林匹克运动不能没有伟大的中国，奥林匹克大家庭也不能没有13亿中国人民，因为这将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萨马兰奇说。
的确，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与经济飞速发展、国际地位迅速崛起的中 国合作，是国际奥委会再正确不过的选择。2008年，中国贡献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尽管也遭遇了一些“杂音”，但总体而言无疑为国际奥委会和中国政府都带来了双赢的结果。
萨马兰奇本人也从中获益颇多，他自己曾在2008年8月撰文表示：“中国人民是一个拥有超强记忆力的民族，他们懂得珍惜患难之交，不会忘记患难时期与自己站在一边的人。正因为如此，在这次北京奥运会上，我才能享受到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对我的爱，这是很难用言语表达的情感。30年来我29次访问中国。我从中国收获了爱和友谊，也学会了爱与尊重中国人民。”
“我在全世界取得过许多荣誉学位和荣誉称号，但最珍惜的是被称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萨马兰奇说。
海外祝寿
“我妈妈想，你当真每年为我做咸菜，这不会是外交辞令吧？
这么一个国家的总理夫人。而实际情况是我们在北京期间，每年邓颖超都把她亲手做的咸菜装个罐子，再用院子里的树叶作为装饰，送给我妈妈。”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中国人自古信奉的“圣人语录”，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对待老朋友们的方式。简言之，对于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外交等工作帮了大忙的们，中国政府不吝给予高度礼遇。
高级领导人的会见和宴请是一种常见的款待方式。对于外国政要，自然应有相应级别的领导人出面迎接，共叙友情和国是，但即使是导演伊文思、作家韩素音这样不具级别的文化界好友，只要他们与中国人民的友情足够深厚，也能够与上至中共中央总书记级别的领导人聊天、吃饭。
在生命中的最后十年，曾经在抗战年代来到中国，并送出摄像机和胶片的荷兰导演伊文思频繁访问中国，并拍摄了他酝酿已久的、抽象而晦涩的纪录片《风的故事》。他的几乎每一次到来都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接见。1979年的那一次访华，恰逢伊文思的生日，对外文化协会和文化部还分别举行了招待会为其庆祝，邓小平亲自出席了招待会。
当然，结合伊文思的职业特征，中国还用电影回顾展等形式纪念他的工作以及他与中国的友谊。2008年，在伊文思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日，官方还为其举办了名为“尤里斯·伊文思与中国50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其实，对于居住在中国的老友，每年都会有固定的机会见到国家领导人。每年年初，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这一有着浓厚官方色彩的民间团体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迎春招待会，邀请在华友人参加。
对于一些上了年岁的老友，祝寿也是一种维持友谊的例行方式。如果友人住在中国，那么领导人会去看望，并在人民大会堂设宴庆祝，参加宴会者不乏副国级领导，曾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还曾设家宴款待曾经长居中国的日本“三代老友”之一西园寺公一，祝贺他的八十寿辰。
西园寺公一的妻子和儿子也曾经参加过邓颖超招待的家宴。席间，邓颖超告诉他们，桌上的咸菜是她自己做的，如果想吃的话，可以给他们再做一份。“我妈妈想，你当真每年为我做咸菜，这不会是外交辞令吧？这么一个国家的总理夫人。”西园寺一晃回忆说，“而实际情况是我们在北京期间，每年邓颖超都把她亲手做的咸菜装个罐子，再用院子里的树叶作为装饰，送给我妈妈。”
和作为“一代好友”核心连接点的宋庆龄一样，邓颖超也是20世纪中国的伟大女性。由于特殊的身份，她曾在团结国际友人，尤其是日本友人的工作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这与周恩来总理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周恩来生前曾经向日本朋友不止一次地谈起自己1919年留学日本的往事，他说，京都岚山樱花盛开的美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希望等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之后，在樱花盛开的春天再到日本看一看。可惜的是，这一愿望没有能够在他生前实现。
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第二年春天，日本各方的朋友就推动日本方面以国会众、参两院的名义邀请邓颖超访日。在日本，她与田中角荣、西园寺公一等见了面。
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知道周恩来的日本樱花的情结，特地请着名老艺人把樱花图案烧制在日本传统工艺品“七宝烧”（类似景泰蓝）彩绘挂盘上，赠送给邓颖超和代表团全体成员。回国后，邓颖超一直将其摆在西花 厅的会客室内。
实际上，上世纪70年代至今，国家领导人出访维护友谊是常见的做法。
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访问新西兰时，特地与贝特兰见面谈话。本书第一部分曾述及，贝特兰在抗战年间受毛泽东邀请来到延安，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报道，是和斯诺等人同时代的重要“外宣”力量。
在与贝特兰会面时，胡耀邦邀请他再到中国看一看。第二年，他果然再次访华，参加了西安事变50周年纪念活动，与新中国领导人中的老朋友重新聚首。
如果有不住在中国的友人过重要的生日，那么一般还会有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或类似级别的领导人赴海外祝寿。国家领导人王震就曾以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的名义赴日为日本友人冈崎嘉平太祝寿，还转交了邓颖超赠送的“寿”字盘。
外国老友参政议政
“它证明我们国外移民中来的政协委员，也能够真正参与，而且有用。中国人把在组织机构里作为摆设而不起作用的人叫作‘花瓶’。我们已经表明，我们不是外来的附属物。”
有一批在革命年代前来支援革命的留在了中国，加入了中国国籍。改革开放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在这一平台上参政议政。
国际友人进政协，源自马海德医生向胡耀邦提出的建议。
胡、马两人是相识已久的老革命，他们的友谊始于延安，那时胡耀邦还是红小鬼，马海德则是医学博士。1936年，陕北苏区需要医生和记者，于是两个美国人携手穿越封锁来到根据地。后来，这两个美国人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医生是马海德，记者则是斯诺。
作为曾经的八路军总卫生部顾问和毛泽东的保健医生，马海德创造过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历史上的一连串纪录。他让人们知道，原来美国人也可以加入工农红军，西方人也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外国人也可以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1949年，新中国成立，马海德第一时间入籍。随后，他虽然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但却拒绝了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纸的生活，去最脏最苦的基层从事消灭性病和麻风病的工作。
“毛泽东心里头喜欢我父亲，周恩来知道我父亲经过了革命考验，邓小 1980年9月26日，马海德70寿辰时，他向老朋友们表示，要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奋斗终生。左起：印度朋友巴苏华、马海德、王炳南、路易·艾黎、吴桓兴。
平对我父亲太了解了。他当选政协委员，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马海德之子周幼马说。
以马海德的资历，成为政协委员当然不在话下。只是由于他的美国背景，委员的身份来得晚了点，直到国际国内形势巨变，苏联人不再是同志，美国人不再被统统视为敌人、特务，马海德才于1978年进入五届政协。
当选委员之后的马海德，心里头惦记着和他拥有类似经历的一批人：他们本是“洋人”，来到东方，怀着理想，投身革命和建设，并义无反顾地留在这里，成为中国公民。
于是，借着一次向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汇报事情的机会，马海德提出：
可否也让这些人成为政协委员？
马海德没想到，他的话让胡耀邦面露难色。在办公室踱步了一阵子，胡耀邦说：老马啊，您说的这些人还不是中央委员，怎么能进入政治局呢？
原来，他对中国的政治术语使用得还不熟练，把“政协委员”说成了“政治局委员”。
解释清楚自己的口误后，马海德得到了胡耀邦肯定的答复：“没问题，你写一个名单，我来办。”之后，六届政协果然新增了十余名外国血统的委员。马海德和爱泼斯坦还当选了政协常委。
这批人普遍从官方获得了的称呼，还常常被称为“国际主义战士”，但在建国初期和“文革”年间，他们并没有享受“老朋友”的待遇。比如，犹太人爱泼斯坦在1968年5月被投进监狱；李立三的苏裔夫人李莎和萧三的德裔夫人叶华也都经历了长达八年左右的囚徒生活；在50年代末的极左时期，来自奥地利的医生傅莱为保护三个孩子被迫与夫人提出协议离婚，他还被康生视为“希特勒派遣的小集团”嫌疑犯……“‘文革’结束后，他们进入了政协，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们政治上迟来的认可。”周幼马说，“大家感到，中国人民不再把他们当成特务、敌人，不只是容得下他们，而且欢迎他们，给他们很高的政治地位，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认同周幼马的这种判断，他同时认为，既然政协委员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那么的确不应少了这批特殊的代表性人物。革命年代，这些国际友人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支援力量；建设年代，他们大多在外文局、新华社、中央编译局等单位工作，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外国专家”。
尽管加入政协时普遍年事已高，但这批“洋委员”们依然对参政议政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一个例证是2001年初，刚刚病愈出院的傅莱坚持不愿错过当年的政协会议，因为“要讨论‘十五计划’，很重要”。
在连续六届的任期中，出生于纽约的犹太人沙博理一直积极参与着提案和建议工作，他自己解释说：“我过去有些懈怠，而且原谅自己，因为我知道，这些建议几乎没有产生过多少实质性的变化。但是，我不知道我还能在政协待多久。如果说有什么让我念念不忘的事，那么现在是公开讲出来的时候了。”
黄友义对沙博理2002年提出的一项提案印象深刻，当时，这项提案被媒体称为“两会上最为极端的意见”。它的标题是：尼古丁是对人民极其有害的致命毒品，因此种植、生产和销售卷烟都必须予以禁止。
这项十年前的禁烟提案显得过于超前，黄友义认为，这跟沙博理通过各种通讯方式，与国外保持密切联系有关。
“洋委员”们提出的提案大多跟他们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例如马海德提出加强麻风病防治宣传，还建议允许麻风病治愈者结婚，李莎则提出改革中国俄语教学现状，这些提案都得到了相关部委的积极回应。
也有杳无音信的。90年代初，武汉的一处建筑工地曾发生造成11人死亡的事故，沙博理由此提出建议：政府应该要求建筑公司出具保险单。政协收到建议后，将其转给了保险公司，而保险公司说自己无权下达政府条例。之后，沙博里就再也没有听到关于这件事的消息了。“中国必须逐渐树立个人的合法权利的观念，并学习如何实施这些权利的方法。”沙博理后来评论说。
1984年，也即国际友人成批进入政协的次年，沙博理获得了一次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大会发言的机会。当时的发言稿是他和爱泼斯坦、奥地利裔的魏璐诗、加拿大裔的陈必娣共同起草的，他们四人都是政协新闻出版界别的成员。由于沙博理在这四人中普通话讲得最好，还带有北京口音，大家推选他来宣读这份批评中国编辑的外文图书期刊在国外销售不力的发言。
“对这次经历，我感到很好。”
沙博理说，“不只是因为它很难得，而且令人兴奋。它证明我们国外移民中来的政协委员，也能够真正参与，而且有用。中国人把在组织机构里作为摆设而不起作用的人叫作‘花瓶’。我们已经表明，我们不是外来的附属物。”
沙博理（1915年-），生于美国，中国籍犹太人，作家、翻译家。图为1948年，沙博理与凤子在上海成婚。
闭会期间，“洋委员”们也参加了不少调研活动。这些调研让沙博理感到兴奋：“这么走下去比看材料更真实。”
但真实的景象往往有积极也有消极。在视察边远贫困的农村地区时，爱泼斯坦为自己的所见感到震撼，他将这种震撼写在了回忆录中：“现代中国，同时存在着两种事实，一是快速进步，一是需要花大力气和长时间去克服高峰和低谷两个极端之间的差距。”
除了贫富差距外，腐败也是爱泼斯坦和其他几名国际友人关注的话题。
爱老曾在两会上提出建议：所有查实的腐败官员，不论其触犯刑律的贪污数额大小，一律免职，永不启用。
傅莱也认为：“我们国家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我原来不敢相信会出现的，比如腐败。”
“我同意马克思的观点，‘存在决定意识’，现在一些人意志不够 坚强，所以就堕落了。腐败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不抓，将来是要很危险的；但我相信咱们国家能够最终制止腐败，因为我们已经战胜过很多困难。”傅莱曾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这批“洋委员”的普遍特征。“我已入暮年，但始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从一开始，就不断有人宣布它的‘死亡’，但直到现在，它一再地复活，并被奉为实践的指南。”爱泼斯坦在回忆录中说。
在政协工作中，爱老曾多次促请全国人大制定“合作社法”。他认为，尽管人民公社以失败告终，但在运输、销售等行业，合作社仍然很有用处，可以将中间利润留在农村，留给农民，让农民增加收入。
当然，国际友人们在政协中提出最多的建议，还是关于对外宣传的——实际上，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承担了中共最早的外宣工作，可谓公共外交的先驱。
在政协会议上，爱泼斯坦曾提出，外宣英文杂志不能光有漂亮的包装，在内容方面也要提高，要讲求时效性；而沙博理则曾在小组发言上说：“这些年，看外电，看媒体，尤其是美国诬蔑、捏造我们的一些新闻内容，我觉得我们的媒体工作做得很不够，很多事情原来我们可以说得更清楚的，但是没有做。”
“这些问题慢慢都得到了共识，比如中央决定大力推动‘走出去’。”
黄友义说，“这跟国家财力增长有关系，但我觉得跟他们这批国际友人不断的提议也有关系，他们在政协最大的贡献就是呼吁重视外宣。”
告别第一代老友
从1985年开始，《人民日报》有几个时间段曾密集出现友人的讣闻。这也可被视为一种极高的待遇——在中国，只有很少人在去世时能被《人民日报》报道。
1988年10月3日，高鼻子医生马海德在他的第二故乡——中国走完了人生历程，这也标志着全国政协委员里的国际友人群体进入了告别年代。
20多年来，国家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目睹了这批人中的一大部分相继离去。“每年春节的招待宴会上，座次经常在变化。爱泼斯坦曾经是很多年的首席。到了今年，很多受邀的就是遗孀、遗属了。”
在中国的战场上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人们也敌不过时间。
其实，更早一些时候，们就开始了一轮轮的告别潮。从1985年开始，《人民日报》有几个时间段曾密集出现友人的讣闻。这也可被视为一种极高的待遇——在中国，只有很少人在去世时能被《人民日报》报道。
当一些重要的朋友去世时，国家领导亦会发去唁电，而中央党报也毫不吝惜版面，大篇幅刊登去世消息、追悼会消息和纪念文章。之后，逢百年诞辰等纪念日，这些友人的名字还经常出现在报纸上。每次出现，都不会略去这一已经固定化了的称呼。
马海德去世后，新华社播发了一千多字的消息，《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从中我们可以读到：“赵紫阳、邓小平、陈云、彭真、徐向前、聂荣臻、乔石、姚依林、李锡铭、丁关根、薄一波、阎明复、周谷城、陈慕华、王汉斌、宋健、陈俊生、王任重、杨静仁、周培源、赵朴初等向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献了花圈。”此外，王震、田纪云、李铁映、吴学谦、宋平、胡耀邦、秦基伟、宋任穷、芮杏文、温家宝、伍修权、刘澜涛、耿飚、姬鹏飞、黄华、程子华、习仲勋、彭冲、廖汉生、陈希同、方毅、康克清、吕正操等领导人也悉数参加了告别仪式。
根据马海德的遗愿，他的遗体献给医学事业。他的骨灰一部分安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一部分撒在延河里，还有一部分由马海德的国外亲属带回美国家乡。
爱泼斯坦也获得了类似的待遇。2005年，他去世后，遗体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根据新华社的报道，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王刚、顾秀莲、热地、华建敏、刘延东、郝建秀和黄华、丁关根、迟浩田、宋健、胡启立等领导人参加了告别仪式。
马海德和爱泼斯坦之所以能够获得哀荣备至的告别仪式，与他们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有关。
相比之下，另一些生活在国外、没有入中国籍、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虽然也有可能获得国家领导人发出的唁电，在规格和数量上要相差不少。比如，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1995年逝世时，发唁电致哀的中国领导人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卢嘉锡，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等人。卢嘉锡在唁电中说，李约瑟的逝世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他对中国科学尤其是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作出了伟大贡献。
用“巨大损失”来形容这批老友的离去，并不为过。在中共的党史和新中国的历史上，这批在特殊时间来到中国的特殊人物，都是空前绝后、不可多得的一批人。
在老朋友们生前生命危急的时刻，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也伸出了援手。
比如印度的巴苏医生。本书第一部分中记录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印 度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援助抗战的经历。回国后，他依然致力于印中友好事业。1985年，救治的双方发生了逆转，身患重病的他应对外友协的邀请来北京协和医院治病。
不过遗憾的是，中国方面的救治也没能将巴苏医生的生命延长很多。
1986年12月，他在印度病逝。根据巴苏医生生前留下的遗嘱，他的骨灰一半留在印度，一半送来中国。而他的纪念碑，则树立在河北省石家庄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右侧正是同样在战争年代援华的柯棣华大夫的陵墓。
老友后代
依靠与老友后代们“叙旧”，既代表了中国政府对这些老友的重视，也是一种能产生积极影响的“暖春”之策。
随着老朋友们陆续挥手作别人世，他们的后代便成为接受中国政府问候的对象。
2008年5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前往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在此之前，中日两国十年之内都没有实现元首互访。当时，受东海油气田开发、“毒饺子”事件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中日关系面临波折，因此，胡锦涛的这次访问也被外界赋予“暖春之旅”的称呼。
在这趟“暖春之旅”中，胡锦涛选择了与许多位曾经在“破冰”时期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贡献的“三代老友”的后代们见面。这不失为一种高明的外交策略，依靠与老友后代们“叙旧”，既代表了中国政府对这些老友的重视，也是一种能产生积极影响的“暖春”之策。
胡锦涛抵达日本之后的第一次正式活动，就是会见西园寺公一、宇都宫德马、冈崎嘉平太和松村谦三等四位老友的后代，足见他对此项策略的重视。
老朋友们的后代也都积极参加了会见，他们的阵容颇为庞大。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松村谦三的次女小堀治子身着和服，和弟弟松村进带着第二代、第三代家庭成员一同前来；西园寺公一的长子西园寺一晃用中文向胡锦涛表达问候，两人愉快地聊起之前在北京和贵州的会面；宇都宫德马的长子宇都宫恭三坐着轮椅来参加会见；冈崎嘉平太的三子冈崎真更是一家四代都赶到 会见现场，包括一个刚刚出生两个月、还在襁褓中的婴儿，场面十分热闹。
在胡锦涛的“暖春之旅”中拥有一席之地的，当然还少不了那几位“首相老友”的后代们。田中角荣的女儿田中真纪子，大平正芳的儿子大平裕和，以及前外相园田直的夫人园田天光光和儿子园田博之都携家人与胡锦涛会面。
实际上，这几位日本的“首相老友”在告别政治舞台之后，依然在通过各种途径为中日友好出力。比如，田中角荣财团基金会为西安交通大学等三所院校的学生提供了资助；大平正芳纪念财团则资助了150名专家学者从事中日关系方面的研究，还与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研究中心开展定期交流活动；而已经年逾九旬的园田天光光仍在积极推动中日两国青少年书法交流。
当然，中国领导人们也没有忘记被传为佳话的“芭蕾外交”推动者：松山芭蕾舞团。
这家芭蕾舞团的创始人清水正夫和夫人松山树子，是目前在世的仅有两位受到中国三代领导人接见的外国艺术家。2011年，胡锦涛访问日本时也来到了松山芭蕾舞团，新华社的报道颇为煽情：“胡锦涛深情的话语，让白发苍苍的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激动万分，围坐在地板上的演员们不时发出喜悦的欢呼，许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激动的热泪，勾勒出一幅令人难忘的动人画卷。”
如果回想几十年前破冰的艰难，这些“激动的热泪”或许并不虚妄。这些老朋友和他们的后代，无疑是实现和维持中日友好的一笔财富。
尽管由于国际国内的许多因素，不少老朋友的后代都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过着各不相同的生活，甚至与中国甚少发生关联。但也有少数老朋友的后代，留在了中国，比如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
周幼马是一个出生在延安窑洞的混血儿，与许多红色后代相熟，他本人也被一些人称为“西方红二代”。当年，他和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一起，一个骡子两个筐从延安到的北京。宋庆龄去世前十年，他还担任了宋的私人摄影师。
现在，周幼马“接过”了父亲那一辈人的身份。2008年，他出现在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名单上。“我的政协委员身份是根据我父亲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做的贡献，给予我的地位。”和父亲一样拥有标志性浓眉的周幼马说。
在政协的参政议政平台上，他所做的更多是父亲生前工作的一种延续。
例如，他和母亲苏菲成立的马海德基金会，专注于麻风病人的救助，他曾提出关于支持基金会的提案，得到了民政部的优惠政策。
马海德生前对儿子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遗憾的是，直到他去世三年后，这一愿望才得以实现——1991年，周幼马也成为了一名党员。“我没有第二条路。”周幼马说，因为共产主义是他的父母坚持一生的信念。
外国遗老
为了避免自己的感情变成“资本主义的”，阳和平拒绝投资股市，也没有在跨国公司工作，因为那样会让他觉得“可能会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这在良心上是不被允许的。
和马海德一家一样，阳春、寒早以及他们的儿子阳和平也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一家人的许多观点甚至称得上“保守”。改革开放之后，他们的思想理念仍然活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在1978年开始的转向，让阳和平产生了颇多困惑：市场经济是到底什么东西？
对于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阳和平一开始觉得这话是对的，但脑子深处“马列主义的东西和主流经济思想老打架，特别混乱”。二十年以后，阳和平觉得自己才弄懂“有些东西为什么是错的”。
尽管血统是美国人，但阳和平始终认同“美帝国主义”的说法。伊拉克战争让他非常失望：“明明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却还像伸张正义似的……美国人自己不太会教育自己，第三世界国家把帝国主义打败了打痛了，才能教育美国人民。”
不过，在今日的中国，他也不太能找到知音。为了避免自己的感情变成“资本主义的”，阳和平拒绝投资股市，也没有在跨国公司工作，因为那样会让他觉得“可能会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这在良心上是不被允许的。
阳和平只能在“研究毛泽东时代政治和经济”的课题中找到寄托。他曾自嘲是四不像：“我既不是中国人，又不是美国人，又不是知识分子，又不是工人。”
阳和平的父母和他拥有相同的世界观。寒春认为，“帝国主义”是当代战争威胁的根本原因，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布什“坏得不能再坏了”。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寒春把选票投给奥巴马。“她对奥巴马并不怎么了解，主要是为了反对共和党政府。”阳和平解释说。
“世贸组织是被美国操纵的，那是个陷阱，中国一定要警惕，不然会发生十分糟糕的后果。”对于中国加入WTO，阳和平的父亲阳早这样评论，“美国有一篇报道，说克林顿游说国会时讲‘我们与中国签订协议，好比我的桌子上放着两张纸，我们给中国的那张纸是一张白纸，而另一张纸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是中国给美国的！’”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这一家人成为独特的“外国遗老”——他们的思想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了，但他们的信念绝对纯洁、忠诚。
寒春的哥哥韩丁也是“遗老”一名。出版了着名的《翻身》之后，韩丁又写作了多本关于中国的着作，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深翻》。这本书的写作方式与《翻身》类似——1971年，韩丁再度回到他的“第二故乡”张庄，对张庄组织农村集体化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在这本书中，韩丁表达了他作为左派的观察和思考。他力图通过翔实的记录和分析，为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名。“今天，把这场运动否定为‘过失、极左、历史性的错误’的说法是很时髦的……还有一种时髦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农业合作化是长官通过武力，或者是通过命令把合作化强加给了全中国的农民……我认为，通过阅读《深翻》会彻底推翻以上两种说法。”
他对毛泽东之后的中国走向心存疑虑。在《深翻》的前言中，他尖锐地表达了这种疑虑：“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特别熟练精心安排和计划的战役，它要做的正是它公开宣传不做的事，每一个阶段都以选择社会主义政策或制度中一些小的、难以反驳的弱的关节，作为攻击的对象开始，再掩盖和取消与这个关节相连的整个结构的联系。他们搞的时间越长，这一点就越清楚。
他们要做的根本不是‘摸’，而是要不屈不挠地展开一个宏伟的蓝图，把中 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牢牢地拴在一起，使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完整体系中的一个部分。通过什么办法呢？通过把中国改变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落后的内地，使中国再一次陷入新殖民主义的剥削。”
显然，韩丁始终怀念着毛泽东时代，他甚至将“文化大革命”称为“毛的伟大战略计划”。1993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茶话会上，时年74岁的韩丁激动地跳到舞台上，与表演者一起演唱《南泥湾》。
有意思的是，韩丁那个从小在中国长大的女儿卡玛却与他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这从卡玛拍摄的反思“文革”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就可以看出来，她的另一部反映中国重要历史事件的电影也广为流传。
卡玛说自己不愿意受一种思想体系的束缚：“我们家从我祖母到我父亲到我都是无神论者，我们都是信自己心里的一种原则。对于真正的宗教精神，比方说，对人类的博大关怀、爱心，对个人的道德约束我们都相信，但是对于具体的宗教教条，对于那些自称能够解释世界一切的封闭的宗教体系，我们都不相信。”
但她认为，父亲韩丁相信马克思主义之后，“也进入了一种封闭的体系。”
穆巴拉克的确是，他曾被《人民日报》
十度以老友相称。但与网上盛传的说法不同，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从未以的身份出现在官方话语中。
2011年春天，这一称谓忽然在网络上流行了起来——而且，是一种被赋予贬义的流行。
这种流行的源头是“阿拉伯之春”。在这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国际巨变中，不少曾经的独裁者被赶下了台，最着名的两个人是穆巴拉克和卡扎菲。
不过，需要澄清的是，穆巴拉克的确是，他曾被《人民日报》十度以老友相称。但与网上盛传的说法不同，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从未以的身份出现在官方话语中。
穆巴拉克与中国人民的“友谊”
来源于他的对华友好态度，所以，他大约可以被纳入“三代好友”的行列之中。穆巴拉克本人曾经十余次访华，先后会见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早在1976年，穆巴拉克就以埃及副总统的身份来到中国，见到了毛泽 东、朱德和华国锋。1983年，他成为总统，在与邓小平会见时，邓说：“你是第一位来我国访问的埃及总统，我们热烈欢迎你。”
穆巴拉克从中国获得的不只是“老朋友”称谓，1999年4月，他还被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授予“名誉博士”的称号。
不过，能够以埃及领导人的身份与多代中国领导人维持关系，也不能不说是一件荒谬的事情。这位独裁者统治了埃及30年之久，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结果在仅仅18天的时间里就被抗议的民众赶下了台。有西方学者估计，穆巴拉克和他家庭的个人财富在400亿美元至700亿美元之间，但这位末路总统已经无福享受这些财富，等待他的将是司法审判。
比穆巴拉克下场更悲惨的是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但这位统治利比亚长达42年的上校并不是。
理由很简单，卡扎菲在任期间的行为并不符合中国的核心利益，他更像是“台湾人民的老朋友”。1971年，卡扎菲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却告诉台湾当局：“中华民国大使馆”不必撤离。也就是说，他在事实上实施了“两个中国”政策。直到1978年8月，利比亚才与台湾当局断交。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卡扎菲和台湾当局一直保持着“眉来眼去”的暧昧关系。
2006年5月10日，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的专机在由中南美洲“邦交国”返回台湾的途中，经停“非邦交国”利比亚。据台湾媒体报道，陈水扁在利比亚停留了4个小时。一些台湾媒体还称，卡扎菲亲自会见了陈水扁。
此外，中国在利比亚基本上没有投资，因为卡扎菲将他的石油权益都给了西方国家，并不容许中国投资他的油气领域。2003年之后，卡扎菲还再三指责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阻止很多非洲国家的元首出席2006年在北京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首脑会议——当时非洲共有53个国家，除了与台湾建交的5国（布基纳法索、斯威士兰、马拉维、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其余48国都派了代表团来华。其中，有43国来的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利比亚代表团团长则只是副部长级别。
如此种种对华不友好的行为积累起来，难怪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卢沙野在 接受法国《青年非洲》记者采访时会说：“卡扎菲不是中国的朋友，相反他是很多西方领导人的座上宾，关系好着呢。”
不过，阿拉伯地区的中国人民老朋友也并非只有穆巴拉克一个人，最起码，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布特弗利卡也是老友中的一个。前文已经述及，本来，阿国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届，但为了给布特弗利卡连任扫清障碍，2008年，阿尔及利亚议会两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总统任期限制的宪法修正案，使布特弗利卡得以第三次竞选总统并获得胜利。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卡扎菲在逃亡途中曾向阿尔及利亚申请避难，但却遭到了布特弗利卡总统的拒绝。这一举动颇不寻常——要知道，两年前，在卡扎菲庆祝革命40周年的盛大庆典上，布特弗利卡曾经是他的座上宾。有人分析认为，布特弗利卡此次拒绝给卡扎菲关照，甚至还威胁要把他移交国际刑事法庭，可能是担心来势汹汹的“阿拉伯之春”引火烧身。
倒霉的老友不止阿拉伯国家的这几个，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也是其中一位。2011年12月15日，法国一家法庭裁定，希拉克挪用公款和损害公信力罪名成立，判处两年监禁，缓期执行。希拉克也由此成为自1945年前法国领导人贝当被判犯有叛国罪之后，第一位被定罪的法国前国家元首。
此前，希拉克曾多次被称为。他在任内积极主张解除对华的军售限制，推动法中双边交流。有分析人士认为，希拉克的对华友好，一方面是出于后冷战时期彰显法国大国形象的考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尤其是经济地位提高，使得法国可以在对华的经贸往来当中获得更多实惠。
后老友时代
未来，新的老友或许还会偶尔出现，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跟之前的这一批批老友截然不同。
无论是否愿意承认，的时代都已经进入了尾声。
我们可以从数据上窥见端倪——自2003年开始，虽然《人民日报》几经扩版，容量增加了一倍，但这一短语在这张中央党报上出现的频次却骤减，从每年50次左右降低至20次左右，2008年虽然又出现了一个小波峰，但也仅有30次。
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清敏看来，老友之称使用的减少反映了外交策略的调整。“随着中国外交不断走向务实和国际化，越来越符合外交规律，用感情代替利益的现象逐渐减少，‘老朋友’这种称呼的意义也就逐渐淡化了。”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则坦率地指出，国际上的一些“老朋友”的态度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中国的‘朋友遍天下’，但目前在国际会议中，一些‘老朋友’不再像以前那样给中国鼓掌，甚至提出一些尖锐问题，比如西藏问题、人权问题等。”李小林说。“因为你强大了。由于近些年经济实力的提升，无形中，中国被推到了大国的位置上来，而且是‘负责任的大国’。一些国家认为，中国的发展是‘掠夺性’的发展。”
李小林还举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墨西哥的“老朋友”埃切维里亚总统 曾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坚定支持者，但墨西哥却是最后一个为中国加入WTO签字的国家。埃切维里亚曾对李小林说：“是我们‘抬轿子’把你们‘抬’进联合国的。现在不能光讲钱，也要讲情义。”
几十年来的特殊外交形势下，我们拥有了一批批的老朋友，但时过境迁，四代老友们的历史都不可能再复制。
一代老友，是在20世纪的上半段，怀着理想主义投身中国革命，或通过各种形式为中国革命、为中国共产党出力的人们。现在，中国早已告别了革命的年代，不会再有这样一批老朋友的出现。
二代老友，是在建国之初的特殊外交形势下，与中国保持“盟友”关系的政治家们。现在，国际形势不再是两大阵营分庭抗礼的冷战，中国的外交策略也不再是倒向某一方，“美帝”之类的词早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类老朋友自然也不会再出现。
三代老友，是为国家友谊破冰的那些人，尤其是为中日、中美、中英、中法、中德关系作出卓越贡献的人们。今天的中国，已经和这些国家保持了几十年的友好关系，虽然在个别时候还要借助看望老朋友们的后代进行“暖春”，但那些破冰的老友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四代老友，是最“杂”，也最没有形成规模的一批。他们中的一些人，帮助中国和世界建立了经贸往来，另一些人，则在中国融入各类世界组织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国，这些老友们的使命似乎也已经完结。
当然，那些尚未离开人世的老朋友，有时候还可以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中，发挥“余热”。最典型的例子，是2011年基辛格对重庆的访问。这位在首次访华40年之后再次来到中国的美国政客，被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邀请到山城访问。
在重庆，基辛格参观了公租房，到访了规模庞大的笔记本电脑基地，甚至还参加了“红歌会”。重庆方面为了迎接基辛格，特意在红歌会上安排了一首美国歌曲：《雪绒花》。
“我过去听到过这些革命歌曲。在我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就陪同我观看了革命歌舞演出《红色娘子军》。今天的演唱极为出色和美妙。我非常喜欢这些歌曲。这是中国人民的文化、中国人民的根和中国人民的历史。唱红歌表明重庆人民对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念。”基辛格说。
基辛格还被要求对“普世价值”和“中国模式”之争发表看法。着名“新左派”学者，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张旭东问基辛格：
“您刚才谈到美国与中国应该在文化上相互学习。但是总有美国人认为他们的价值是普世的价值。如果这样，美国的价值体系是排外的，不是包容的。”
根据媒体的报道，基辛格的回答是：“大多数美国人相信，全世界人都应该照搬美国的价值体系；美国人还相信，全世界多数人都可以改变，去信仰美国的价值观。大多数美国人不相信世界上有文化的差异。但是，在国际政治中，我们必须尊重别国的价值和文化。”
不过，随着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基辛格在重庆所发出的声音，很快就被人们淡忘；但他在40年前所做的一切，将会永远留存在新中国的历史当中。
告别之后，我们将要迎来的下一个时代是什么？
也许是“公共外交”，也许是其他。但无论如何，那些曾经的老朋友们，尤其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义无反顾投入中国革命的一代老友们，值得中国人记取，他们为今天新的外交策略提供了丰富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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