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字的本义，指俯首屈从的男性奴隶。《说文》曰：臣，事君者也。

    中国古代政治权力构架呈金字塔形状，皇帝高高在上，处于最高层，大臣次之，位置要逊于皇帝，他是为皇帝做事的。

    大臣不过是皇帝手中的一枚棋子，走到什么位置，开辟何种天地，都不能无视皇帝的意见。

    “臣”字的字形在甲骨文中，颇像一只竖立的眼睛。人在俯首贴耳时，眼睛是竖立的。“臣”字的本义，即指俯首屈从的男性奴隶。《说文》曰：臣，事君者也。《国语·晋语》则说，事君不贰是谓臣。中国古代的政治权力构架呈金字塔形状，皇帝高高在上，处于最高层，大臣次之，位置要逊于皇帝，是为皇帝做事的。换句话说，大臣不过是皇帝手中的一枚棋子，走到什么位置，开辟何种天地，都不能无视皇帝的意见。

    素常，听到某个冤案源自某人，常觉不可思议：以某人权力之狭小，岂敢制造惊天冤狱？比如，武则天统治时期，酷吏猖狂，不少大臣被害，人们便骂周兴，骂来俊臣，认为冤案是他们制造的。实际上，来俊臣等酷吏不过是武则天强化自己统治的小小道具，没有她的支持，来俊臣们能做什么？过了一段时间，来俊臣们被武则天弃之不用了，不少人觉得女皇圣明。来俊臣于697年6月3日被公开处决，其肉立被仇家咬尽，眼珠被挖出，面皮被剥去，心肝被取出。当时，遭受过来俊臣迫害的人很多，因此争食其肉的人也很多。朝廷见人们对来某恨之入骨，便称他“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朝廷还是那个朝廷，皇帝仍是那个皇帝，来俊臣的行为也未见改变，前后命运却判若云泥，不怪皇帝而归责于来某，能顶什么用呢？

    凡皇帝，不论贤明还是平庸，抑或暴虐变态，他们在台上时，人们一概视之为圣明。他身边的臣子，不论枭雄还是奸佞，一律听命于他。因此，明朝的阉人之祸即使很厉害，皇帝也没有费什么事，就把他们解决掉了。中国历史上那些嚣张跋扈、玩弄君主于股掌之上的权臣，在皇权面前其实弱小得很，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也不得不死。即使对皇帝、对国事忠心耿耿的名臣，脑袋是否总在两肩之上，也要看皇帝的喜怒哀乐。庸臣和佞臣，自不必说了，虽然他们的生存空间比较广阔，何时关闭空间，那要看皇帝的意思。

    总之，臣子是相对皇帝和草民而言的，处于皇帝之下、草民之上的地位。秦灭六国后，皇帝一直是权力核心，臣子不能僭位。

    然而，僭位的现象还是不时地发生。做皇帝太有利可图了，只要有可能，想试一把的人不少。不过，僭位的臣子不承认僭位，而是使用“禅让”一词，在这块招牌下，以“平和的暴力”夺取政权，而且可劲宣传自己的合法性。所以，不论是平民百姓，还是豪门贵胄，坐上皇椅之后，如何防止夺权马上提到议事日程。

    控制言论，戕害身体是历朝历代通用的手段。控制言论好明白，就是不许人随便张口说话。不过也不要误会，遭到控制的，并不是所有言论，而是那些有损统治者光辉形象的部分。赞美之词，歌颂之语，似乎不在控制之列。至于损伤身体，就是用皇权的力量在你身体上施行武力，使你的身体受伤，思想变得封闭迟钝。南汉的时候，爱琢磨奇怪问题的皇帝刘，常有奇特的想法，如，为什么群臣不能尽忠而太监可以尽忠？他找到了答案：因为群臣有家有室有子孙，牵挂很多，而太监则什么也没有，焉能对皇帝不尽忠。于是采取措施：凡是想捞得一官半职的人，先要自己阉割了，朝廷再授予官职。即使和尚道士，凡是想与刘谈禅论道的，也要先阉割了再说。这下，朝堂空了吧？你想错了，一点也不空。有些人，居然自己割了阳具，以求进用。那么多的进士状元，不怕断子绝孙，忍痛自宫，以图进仕。据《通鉴纲目》说，当时南汉“宦者近二万人”，遍及了社会上层。一个人数不多的小朝廷居然有如此庞大的太监队伍，令人瞠目。

    世上有两种东西可以使人发疯，一个是钱，一个是官职。俯首就阉的人，显然是把乌纱帽看得比性器官更加重要。南汉一朝，文武百官几乎人人被阉，这些没有阳具的忠臣良将，忠实履行保卫江山社稷的任务。

    南汉大宝十四年（971年），宋兵攻占广州城。这些肉体上阉割了的文武百官，向宋廷屈膝乞降，南汉灭亡了。

    皇权之下的官吏集团，是与皇权缠绕在一起的既得利益者，为了利益，一些人什么事都敢做。马克思曾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其实，何止资本家如此？

    腹诽

    明清时代的的文字狱历来为人诟病，那种鸡蛋里挑骨头的做法，不仅使人不敢讲真话，甚至连溜须拍马都需战战兢兢。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有个叫安能敬的穷秀才入场应试，在试卷上凑成了一首诗：“浑庞俗渐远，焕采在此朝。满怀皆节义，人世大文垂。思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顺天学政认为，此诗有看皇上笑话之意，于是一面具折上奏，一面抓人、抄家。但安氏为本分读书人，并无违禁字迹。在审讯时，安能敬供称：“原要竭力称颂，无奈说不上，忙急之时，随手写了‘排难’两个字，并无别意”。乾隆皇帝批复道：“览其诗是不通，尚无别故，不必斥革，钦此。”于是，安氏的小命得以保全。这个案子，在乾隆一朝的文字狱中，可能是处理最轻的，我们从此案中可以清楚感觉到，子民说话作文所以慎之又慎是有原因的，并非中国人乐意如此。同时觉得，清朝文字狱虽然酷烈，可喜的是，乾隆帝没有使用“腹诽”这个罪名，否则安能敬就说不清了。

    腹诽，也叫“腹非”。即嘴上不说，心里却叽里咕噜，认为不对。先秦时，还没有这罪名，那时谁有意见就可以说，高层即便不高兴听，也不会治罪。不过，也不是完全如此。周厉王的时候，说话就很危险，专门派人盯梢，谁指责他就杀掉谁，老百姓吓得在路上见面都不敢用嘴巴打招呼，使一下眼色就拉倒。到了秦王朝，特别重视舆论一律，乱说也不行，“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但是，如果“不语”，好像不算犯罪，没人治你的罪。

    西汉建立后，刘邦的子孙汉武帝设立了这个罪名。雄才大略之人，做起这类事来也相当别致，比他的祖宗强多了。据《史记·平准书》所载，颜异早年为济南亭长，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村保主任之类。这个颜异为人耿直为官清廉，一路升迁，最后做到了九卿位置。在一次币制改革中，皇帝及当时的廷尉张汤主张造白鹿皮币，一个单位价值四十万。汉武帝询问颜异的意见，颜异认为如此一来这白鹿皮与它本身的价值差的太多了。说：“如今王侯朝贺，不过以白玉为礼品，其价值也不过是数千钱，而放置礼品的皮币，价值却要四十万，太不相称了！”皇帝听了很不高兴。不久，有人因别的事情告发颜异，汉武帝让张汤办理此案。张汤本来就和颜异有点小摩擦，趁此正好治一治颜某。审理案子时，有个情节：曾有个客人和颜异谈起币制改革，谈到不便处，颜异听后没有说话，只是稍微动了动嘴唇。张汤不愧酷吏，作出的结论是：“不入言而腹诽，论死。”也就是说：颜异虽然口头没有反对这个政策，可他肚子里是反对朝廷的，所以当斩！结果，当然就斩了。“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怎么“谄谀取容”，史家虽未写出来，估计不外是不管皇上说什么做什么，臣子一面叩头如捣蒜，一面声情并茂地高呼“陛下圣明”。我们常常以为汉王朝不如清朝那样钳制人口，因为司马迁还敢于把历史写到眼下，以颜异的遭际看，这样的想法太幼稚。我们也常常责备天下奴才太多，不敢讲真话，其实动一动嘴唇都可以惹祸的环境哪里会有真话？能够在沉默中不被疑为“腹诽”就不错了。

    郭嵩焘：试图直立行走的猴子

    在晚清的官员中，郭嵩焘无疑是思想先进的一位，是和传统之爱国者有些不同的一位。换句话讲，他的思维方法，看待问题的视角，都与常人有异，是思想解放队伍中的先驱之一。然而，朝廷内外，皆有人把他视为“汉奸”。

    郭嵩焘是清末外交官，字伯琛，号筠仙。出生于1818年，卒于1891年。湖南湘阴人。道光进士。光绪元年（1875年）授福建按察使，又任总理衙门大臣。次年首任出使英国大臣。1878年兼驻法国大臣，次年以病辞归。

    “以病辞”，多数时候是政治操作。1909年1月2日，摄政王载沣将袁世凯开缺回籍，清廷的诏书谓“其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实际上，是惧怕袁世凯的权力威胁到皇权。摄政王本想杀掉袁某，因张之洞极力反对才作罢，只令他回乡养病。

    与袁世凯“足疾”有一点不同的是，郭嵩焘之“病辞”，并非清廷官方单方面行为，也有郭嵩焘自己不能不如此的原因，也就是他自己“托病”辞职。郭嵩焘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铁路，开采矿产，整顿内务，以立富强之基，并极其关注西方的议会制度。这在古老的中国是不得了的言论，遭到顽固派的猛烈攻击是必然的。

    郭嵩焘当大使期间，处理了很多具体事务，维护了中国的权益，一生与“汉奸”无缘，那么为什么得“汉奸”之名呢？郭氏的副手刘锡鸿对他的举止颇看不惯，向朝廷参劾了郭嵩焘，指出郭嵩焘有三大罪：

    （一）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二）见巴西国王，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三）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在刘锡鸿看来，这三件事都是大伤国体的，是“媚外”的行为。在那个年代，清廷是“天朝上国”，郭嵩焘的行为与此相悖，还不是有失国体？刘锡鸿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汉奸”二字，但其义自现。其实，郭嵩焘“汉奸”之名并非走出国门之后才有的。

    郭嵩焘出使的直接起因是“马嘉理案”。马嘉理案又称“云南事件”或“滇案”。1874年，英国陆军上校柏郎率领一支近200人的武装探路队探测从缅甸到我国云南的陆路交通，英国驻华使馆派遣翻译官马嘉理前往滇缅边境迎接。1875年2月，马嘉理引领柏郎一行未经知会云南地方官进入中国境内，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马嘉理首先开枪打伤一名群众，愤怒的群众将马嘉理及其数名中国随员杀死，柏郎一行也因此受阻，退回缅境。事后，中英双方经过一年多的交涉，先后签订了《烟台条约》和《烟台条约续增专条》。

    “马嘉理案”发生后，清政府手足无措，只得答应英国的种种要求，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清廷决定派一向以懂洋务著称的郭嵩焘担此重任。消息甫一传出，舆论大哗。人们或替郭嵩焘惋惜，或劝他千万不要干这种丢人的事。郭嵩焘的家乡湖南听说他要出使外国，群情激愤。1876年10月4日参加乡试的考生在玉泉山集会，声讨郭嵩焘，并扬言要砸郭嵩焘家。郭嵩焘原来“激昂慷慨，本不以远游自阻”，但这次实在招架不住了，他一再向朝廷告病假，并想回湖南养病。慈禧太后于1876年3月4日、9月6日两次召见郭嵩焘。郭嵩焘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后一次召见：“问：‘汝病势如何？’答：‘臣本多病。今年近六十，头昏心忡，日觉不支，其势不能出洋，自以受恩深重不敢辞。及见滇案反复多端，臣亦病势日深，恐徒使任过，孤（辜）负天恩，不敢不先辞。’慈禧说：‘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又谕云：‘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何能复开边衅？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谕：‘这出洋本是极苦差事，却是别人都不能任。况是已前派定，此时若换别人，又恐招出洋人多少议论。你须是为国家任此一番艰难。’慈安太后亦云：‘这艰苦须是你任。’”最后，郭嵩焘成行了。

    郭嵩焘生活的年代，清王朝已经远离了“盛世”光景，列强觊觎之志日逞。但在清政府的骨子里依然以“天朝上邦大国”自居，强调“夷夏之防”，自大情结一如从前。郭嵩焘到了国外之后，对那里的制度、风俗所作的介绍，打破了人们牢固的“夷夏”观念，比如《使西纪程》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多所赞扬；推崇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认为西洋“是非则一付之公论”。总之西洋是君民兼主，而中国专制政体“随声附和，并为一谈，则弊滋多”。

    《使西纪程》经总理衙门刊印后，朝廷内外议论纷纷，口诛笔伐者大有人在。李慈铭斥其“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清廷立即下令毁版，禁止流行。1877年12月15日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上奏，请朝廷将郭嵩焘撤职调回，原因是“其《纪程》之作，谬轾滋多”，“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清廷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替换郭嵩焘，才使他免于立即被召回之辱。最后郭嵩焘在任期未满的情况下，奏请因病销差，清廷立即诏允并以曾纪泽接任。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溘然长逝。8月26日，直隶总督李鸿章上奏：“伏念该侍郎服官中外，历着勤能，圣朝轸念前劳，自有恩恤之典。至其政绩学术，卓绝可传，应请旨宣付国史馆立传，并饬下湖南巡抚录其所著书，咨送史馆，以垂不朽……可否特予褒嘉，以劝学行，出自逾格恩施，非臣所敢擅请。”8月29日，清廷回答：“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认识上的差距，实质出自观念。不仅仅是某个人的思想意识，更是朝廷乃至整个社会的思想。在弥漫着“自大”观念的氛围内，唯一不受指责的行为就是与固有的一切保持一致，人云亦云。郭嵩焘不知掩饰地宣讲西方比中国强，忘记了“夷夏之防”的祖训。在虚假充斥的世界，人们挂在嘴边的是虚言假语，真语实言只能藏在肚子里。郭嵩焘虽然是官员，但本质上还是文人的成分多一些，讲话不知避讳。

    当然，在封闭环境生活久了的人，会表现出某种软弱，郭嵩焘也是如此。他从不主张“拒夷”，总是把挨打的责任归于中国的落后与愚昧。实际上“挨打”的因素是复杂的，制度落后会挨打，这不假；然而我们不能认为制度落后就该挨打，“会”与“该”，不是同一个概念。封闭之国的人民初出国门，内心难免脆弱，其思想作风也难脱此途，以后就会不治而愈。

    对外开放，不是轻松嘻笑的话题，初期总是伴随着种种无奈和不如意，郭嵩焘正是如此，我们后人不能用眼下的思维方式对前驱求全责备。其实，他的思想比起同时代的人来，要深刻得多。郭嵩焘较早地看透了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强调学习西方应从科学技术上升到政治制度、人心风俗的层面上来，仅此一点就高于“中体西用”的文化取舍模式。

    “爱国”是内涵确定外延却极其丰富的一个概念。在“爱国”思想的统率下，其行为因行业和方式的不同可以有多种，诸如教育爱国，工业爱国，杀敌爱国，革新爱国等等。郭嵩焘具有强烈的爱国民族意识，只是他的“爱”与盲目附和统治者不同，也不是那种“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的思想。郭嵩焘主张通过对外开放，吸纳西方物质上的“长技”、“朝廷政教”和“人心风俗”，以期完善封建专制政体与封建纲常伦理。郭嵩焘的思想显然太超前了，以至于他的爱国心不被理解，成了“汉奸”。实际上，他的心比任何一个骂他为“汉奸”的人，更盼望中国富强。

    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说，猴子为什么终于是猴子呢？就因为猴子不肯变化。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脚走路，但许多猴子不许它站立，把它咬死了。郭嵩焘的命运，比起那只试用两只脚走路的猴子来要好，清政府虽然对他不满意，至少没有杀掉他。至于不被人理解，先驱的命运大体都如此。

    考课与民众之音

    考核官员政绩、品德的制度在中国历史很悠久，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像模像样了。虽然那个时候考核的内容侧重于治绩而轻忽德行，不是很全面，但对官员到底有激励作用，对奖优罚劣、褒善罚恶，促进官僚队伍的活力和效率，有积极效果。中国古代皇权政治虽然多次为战乱所寇扰，然而延续了几千年，其中必有能够绵延不断的道理。王东洋先生在《魏晋南北朝考课制度研究》中说，中国古代官僚政治能够长期存在，有着其自身内在的逻辑和诸多制度上的支撑，如选举制度、考课制度、监察制度、致仕制度等。

    的确，同一性质的统治，得以存续几千年，其中必有超人之处。有意或无奈地学习前人的经验，汲取以往的教训，是方法之一。虽然有时这种学习伴随着流血和牺牲，但对皇权的稳固起到良好的作用。一个不思进取、不想改变的社会，只能固步自封，裹足不前，陶醉在自刮的暖风之中。世人常云，中国容纳百川的胸怀，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内外交汇，中西交融，不仅使中华壮大了，而且发展了。“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先生所言，似乎与“海纳百川”的说法不相契合，实际上这段话道出了“吸纳”其他文明的艰难及高昂的代价，也道出了改革的“动力”。魏晋时期重视民意，就有“鞭子”的影子——皇权有了豪门世族这个对手。

    两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不复秦汉时期大一统的格局，而是分裂状态严重，皇权相对弱小，门阀制度空前发展，朝廷不得不改变了秦汉时期的诸多做法，比如考课制度较以往更加重视民众对官员的评价。

    朝廷在考核官员的时候，注意倾听民意，听取人们对官员德行的议论，在魏晋之前就有，也是考课的一个环节。譬如九品中正组织对在职官员进行制度化的考课。但那时由乡党、部民对官员的评价，并没有制度化，因此民众评价对官员升降的影响并不大。到了魏晋时期，民众之音的作用才大起来。自然，这种民众评价在多数情况下由地方大姓操控，反映的是地方大姓的意愿，但其中也包含着普通民众的一些意愿。王东洋说，普通百姓的议论可能为大姓豪强所裹挟，影响和左右普通民众的意愿，因此当时的“乡论”，门阀大族居于主导地位。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在《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论曰：“六朝贵族的阶级地位是以乡论为基础而形成的，而且正是这种乡论才是他们得以超越王朝权力而获得自立的社会地位的根基。”门阀制度下考课所以那么看重民众的声音，重要因素是那个时代皇权力量相对弱一点，而豪族势力又太强大。不过，无论大族势力如何强大，也大不过皇权，国家经常强有力引导和制约民众对官员的议论。

    但一定程度的重视总比不重视要好。能够如实歌颂功德俱佳的人，谴责无政绩或无德行者，不论对社会还是对老百姓都是一桩好事。民众对好官和劣官有所评价，社会才会更快地前进，钳制其口，耳畔倒是一片安静，却于事无补。陈后主时，有个章大宝“出为丰州刺史，在州贪纵，百姓怨酷，后主以太仆卿李晕代之”。陈后主亡国，与让人讲话没有关系，相反，倒是皇权之下满坑满谷的虚言假语害了他。后主骄奢，根本不体谅百姓，可所谓民众议论却从不敢及于帝王之身，可见魏晋时期的“民意”是多么轻浅！皇权下的“民意”又是多么微弱！

    不管历史上哪个王朝，皇权都显得十分强大，社会上没有哪一种力量能与之抗衡。从本质上说，考课制度是皇权政治的一环，是皇权有效运行的一种表征，是国家运用政权的力量统率官员的行为。而所谓民众评议地方官吏，充其量是豪族操控的一种行为，不能与朝廷之音相比，朝廷看重它，乃时代使然，即不得不耳！然而朝廷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和作用，并整顿官僚队伍，无论如何是进步之举。统治者心里有民众，总要好于根本没有。

    宋恕为何事“胆怯”

    宋恕，1862年生，浙江平阳人。初名存礼，字燕生，号谨斋；后更名恕，字平子，号六斋；再改名衡，以名宋衡终。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宋恕多次使用“胆怯”、“畏弹射”之类的词语。

    比如，1899年9月23日《致饮冰子书》云：“以处窄天地之中实无可奈何，不能不胆怯也。”1906年给贾佩卿的信中一再说明，自己的著作大都没有出版，“皆以其中甚多反对当代贵人之论，畏弹射而不敢出版。”宋恕为什么使用诸如此类的词呢？唯一的解释是戊戌政变之后学术政治化的环境，使他的生活受到影响，情绪变得惶惑低迷，不敢发出声音。查其文字，戊戌之前，这样悲观、畏惧的言辞是少见的，只是经过戊戌政治大变动以后，惧怕遭受横祸，他才产生了彷徨无奈、小心翼翼的心理。

    关于宋恕的思想，他生前在学术界虽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由于去世时半百不到，著作多未刊行，故后人知者不多。又加之其著作搜集不易，这位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的名气似乎在康有为等人之下。实际上，在晚清社会大变局中，宋恕的思想有相当的独特性，有学者甚至说，宋恕是上海变法志士中的思想库，是清末变法思想的发信源，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后来的立宪运动都可以看成是他变法构想的展开。

    内忧外患的沉重现实，使中国的先进者认识到，只有学习西方文化才能富国强民。但在如何对待中西文化上，则派别纷呈，粗略而言就有洋务派、中体西用派、维新派。但宋恕对康梁发动的变法运动并不赞成。他认为新兴力量太薄弱，他对康有为为了改制，把孔子说成是一个托古的人物也不赞成。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廿三日，始见《改制考》”，“始知更生（康有为）能行污身救世之行，而前疑尽释。”“见《请开制度局、十二局、民政局》一长折，则益信更生真刻不忘民。”但实质上，宋、康二人理论根基上的学术差异并没有消失，宋恕痛斥法家思想，对叔孙通、董仲舒等深恶痛绝，而康氏将神州长夜之罪，归于刘歆。

    宋恕的理论并没有进入清廷视野，他本人也并非康党，不赞成激进的改革，仅是思想上与康有为存在某些相通之处，后来对“勤王”、解救光绪帝的行动也不支持。然而，戊戌政变之后，清廷开始大肆镇压一切与变法有牵连的人，气氛恐怖。政变发生后一个月多一点，宋恕辞掉崇正、安澜的授课之职，真正的原因就是清廷对维新派的镇压，害怕因讲授的内容“取怒伪党”，遭到“诬控”。1901年，他在给内弟孙仲凯的信中说：“弟自戊戌八月后立即辞时务讲席……盖知其必起大狱也。吁！生今之世，并尊召大义亦大犯忌讳，其数百年所无者矣！”

    恐怖与株连相缠绵，株连又与兴风作浪者得利有关。宋恕的好友陈虬、陈黻宸就因“康党”罪名险受迫害。有些人“乃挟‘康党’二字”，欲置人于死地。宋恕用这样的语句说明自己的心情：“畏通政甚于虎狼，本不敢口出一声”。

    政变对宋恕的影响不止于此。1899年，他给俞樾的《又上俞师书》中提到：“京外所谓新旧党领袖多与受业水火，以此不得达九重，然亦以此免祸。今后不敢复谈治术，专师老子，恐数年后暮气逼人……”对汪康年邀请他加入正气会，婉拒，不敢列名。他和内弟孙仲凯说：“吾恐其将得大祸；即不得祸，亦决不能兴旺也”。内侄孙公权阅读《江苏杂志》、《浙江潮》，便嘱咐妻子加以提醒，谓“《江苏杂志》、《浙江潮》等皆为大逆之报，明反皇朝，可嘱曙（孙公权）不可买阅。”

    我们可能觉得宋恕不够英武，缺少舍身为国之气。其实生活中的知识分子，有谭嗣同那种以自己的血来唤醒民众的人，更多的则是做着启蒙工作，为国家强盛默默前行的人。风云激荡的岁月，对后者相当不利，因为生活的长刺会不知怜惜地刺伤他们。宋恕，可以归入后者。

    戊戌之后，宋恕企图在“学术”上有所作为。在宋恕看来，晚清新旧两党都不懂得国粹，“两党相诟，病源相同”。旧党持虚骄之气，中国屡败而赔款后其气稍衰，而“今之所谓新党者，又往往以不学之躯，鼓虚骄之旧气，增欧化之阻力，而适以固欧侮之基础矣”。

    早在1896年，宋恕就对守旧、师新两派进行了批评，他说“今之言治者，约分两党，一主守旧，一主师新，然以臣观之：彼主守旧者，不知守唐虞三代之旧，不知守皇朝祖宗之旧，而唯知守帖括之旧，乃守之议论之似是而非者也。”对于师新者他又言“不知师欧洲诸国之新，不知师东方邻国之新，而唯知师市井之新，乃师新议论之似是而非者也。”

    从宋恕一生的所言所行看，他是推崇孔孟之义的。他得出结论说，我国汉朝以后的儒学实为“阳儒阴法”之学，儒家的宗旨，一言以蔽之就是“抑强扶弱”；法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弱扶强”。但他对儒家典籍并不尊重。对于文王、周王等古“圣人”，宋恕批判道：“家宇之弊，及于姬周，发旦抑民，殆甚殷夏。”把周看成黑暗时代，认为周武王、周公对人民的压制比桀纣更厉害。宋恕又言：“儒家宗旨有二：尊尧舜以明君之宜公举也，称汤武以明臣之可以废君也。”肯定汤武“革命”的正义性，表达改革社会的真实意图。

    宋恕主张做事情要“设身处地，实事求是”，主张著书专代世界苦人立言，穷至民情；不附和数千年来偏私相承之论，不作伤风败俗、导淫助虐之词。忠恕之道，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忠恕是一体之两面。在形上层面上，忠为体，恕为用；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恕为行，以显忠。在仁与忠、恕之间的关系上，与忠相比，恕更接近于仁。作为一位近代启蒙思想家，宋恕对儒家践仁行仁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与价值。

    1907年，一个女子因放足而被家人药死。宋恕听到此事后，颇有感慨：“怪哉乃以遵王死，世界恒沙尽一惊！谁道神州是专制，舅姑威重辟威轻。”这里，宋恕深刻认识到，专制体制是文化体系中的一环。皇帝是制度与人事的中心，当这个皇帝处于有位无权的位置，制度与人事才可以各得其所，而当这个皇帝掌控了所有权力，成为权源的时候，人事就会变成法术，制度也无落实之处。

    在晚清改良派中，宋恕态度之激烈，思想之独特，颇为时人所知。史学家熊月之指出：宋恕主张设议院、行西律、办西学、易西服，批判“夫为妻纲”，宣传妇女解放，并一度鼓吹“废官制”、“无政府”，这当中，其大胆激进之程度，非但王韬、郑观应，即便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望其项背。

    初时，宋恕希望通过登取仕途搞维新，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壮大祖国；后来他发现这条路太艰难，行不通，转而寻找传统文化对维新的理论支持。面对晚清大变局，他主张“融国粹、欧化于一炉”，抨击专制而又歌颂“国朝”，提倡维新而又反对变法。传统知识分子在中西思想交流的过程中，紧张情绪从宋恕身上充分体现出来。

    这是一个内涵深厚的人物，可惜，天不假年，1910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宋恕与世长辞，卒年48岁。

    裴矩的心态

    怎样做，一个人才可以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除非品德特别高尚又是宁折不弯者，不少人会选择随大流的生存方式，就是明知对方错误，也加以附和，决不讲出自己的真心话。从根本上讲，他们虽然难说是好人，但他们却也是环境所迫，是复杂的形势和自我生存状态相互搏击产生的怪胎。

    我每次读到裴矩“佞于隋忠于唐”的事迹，便要发出上述感慨。在隋炀帝手下为官时，裴矩虽然还不能站在祸国殃民的队列中，但也出了不少坏点子，比如大业六年（610年），裴矩为杨广谋划了不少劳民伤财的点子，让万八千人一起演奏，“执丝竹者，声闻数十里”。隋朝未亡之时，裴大人使用了许多如此这般的“治国”方略。

    裴矩先后在北周、隋、唐三个王朝中任职，阅人多矣，丰厚的政治经验使他个性全敛，养成“迎合”君主的生存策略。他不是个庸才，更不是只会点头的蠢才。《资治通鉴》云：“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帝（指隋炀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远略，商胡至者，矩诱访诸国山川风俗，王及庶人仪形服饰，撰西域图记三卷，合四十四国，入朝奏之。”这指的是公元607年的事情，现在此书虽已失传，想来内容翔实，否则杨广也不会亲自召见，详细询问西域情况，并对裴矩的功绩给予赞赏和嘉奖。奖励，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人们的价值取向，它会使天平失去平衡，垂向一个方向。裴矩能在皇帝面前出馊主意，主要还是帝王赏识，有利于自己升官发财，有利于自己生存。果然，如此一来，隋炀帝称赞裴矩之能，对群臣说：“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未发之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尽心，孰能若是！”隋炀帝一朝，大臣多有谄媚者，考其行状，与裴矩相似者不少。

    到了李氏唐朝，唐太宗总结前朝的亡国教训，主张大臣开口讲真话，君主虚怀纳谏，裴矩原来的那一套没了市场，他便一改在隋朝为官时的作风，顺应了潮流。《大唐新语》载，唐太宗听说有的官吏忒爱受贿，暗地试验一下，果然有人受绢一匹，李世民大怒，要杀那个人，民部尚书裴矩说：“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最后李世民放过了那个人。司马光大有感慨：“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现在我们读了这些话，除感叹古人才智令今人无话可说外，不免想起一句老话：正人先正己。与其责备裴矩，不如改变环境，让人尝试新的生存体验，否则说一千道一万，裴矩也改变不了。裴矩是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

    黄遵宪与美国式民主

    黄遵宪不赞成中国实行美国式民主，读《人境庐诗草》，我们会强烈感受到这一点。诗中云：

    彼党讦此党：党魁乃下流。少作无赖贼，曾闻盗人牛。人闻挟某妓，好作狭邪游。聚赌叶子戏，巧术妙窃钩。面目如鬼蜮，衣冠如沐猴。隐慝数不尽，汝众能知不？是谁承馀窍，竟欲粪佛头。颜甲十重铁，亦恐难遮羞。

    诗歌记录的是1884年美国大选的景况，当时在任总统是争取连任的共和党人切斯特·阿瑟，竞争对手是民主党人格罗弗·克利夫兰，结果是后者获胜。那种场面，与今日大选约略相同，不消说当时的情景给黄遵宪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虽然在诗歌中也歌颂了华盛顿的丰功伟绩，但对美国民主的这种选举形式是有微词的。1904年7月4日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提及这一问题时说：“既留美三载，乃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而是以往，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于今未改。”可见他对美国式民主的见解，始终未作改变。黄氏为什么持这种观点？究其实，这关涉到文化模式选择。

    黄遵宪（1848—1905），近代诗人，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出任过驻日使馆参赞，做过新加坡总领事。光绪八年（1882年），黄遵宪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繁广的成长经历，既使我们看到了黄遵宪眼界开阔的一面，也让我们看到了其思想基底中传统的一面。文化有差异也有整合，对外来文化的消化和吸收永无停止。不过所整合的对象是有选择的，与传播和接触极有关系。就黄遵宪而言，他接触的日本文化较欧美文化多。中国大门被别人的枪炮轰开，日本虽然不能居于第一位，可日本带给人的精神挤压却使人刻骨铭心。一衣带水的近邻却以袭击中国为乐事，究竟是什么原因，中国早醒的知识者们一直进行研究。

    1877年10月，黄遵宪随何如璋赴日本。据《黄遵宪年谱》记载，“是时日本民权之说正盛，先生初闻颇惊怪，继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严峻的社会现实往往与文人纸上的描画不同，虽然黄遵宪早就具有了改革思想，但异国的明治维新运动仍然引起了他的极大震撼。1880年日本八万多名自由民权运动参加者选出代表在大阪开会，正式成立“同盟会”。运动中，代表中下层资产阶级利益的党派与团体纷纷建立，其中影响最大的自由党，宣布为开设国会、减轻地税与修改不平等条约、争取“平民的自由与权利”而奋斗。它还公然用炮火向蛮横的专制政府示威，1882年，福岛县自由党人把反迫害斗争与农民起义斗争结合起来，发展为大规模的暴动。1884年，群马县自由党人聚众数千人高呼“不流血不能建立自由的基础”，生俘政府官员，占领警察分署，向兵营进攻。

    面对如火如荼的社会形势，初入日本的黄遵宪感到不适应，对当时的“民权之说”，开始惊怪、犹疑，后来才逐渐发展为肯定、接受并在《日本杂事诗》中作了初步的介绍与阐扬。对于黄遵宪来说，现实的日本虽然异于固有的观念，引起他初时的猜疑和不解，接受起来毕竟不算特别困难，相近的地域，文化也往往相通。可美国的民主共和制是与君主立宪制毫不相同的制度，对中国而言是完全异质的，黄遵宪难以索解，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清朝知识分子了解外国的途径极其狭窄，往往是通过书报的翻译，不论是魏源还是徐继畲，都没有亲炙外国风土人情、社会制度的经历。黄遵宪是有幸亲历的少数者之一，也正是亲历校正了纸上得来的印象，他认为，美国“民智已开”，“泱泱大国”，选举总统尚且如此混乱纷扰，中国民风“蔽塞”，万不能实行民主共和制。他不是否定民主制度，而是认为本国民众的素质不适于实行这种民主。

    今日回视黄遵宪对美国式民主的印象和见解，觉得这种观点颇具代表性，在传统专制社会浸泡久了的人发出这种声音不能算不正常，能够如他那样已经不错了。

    清朝文字狱与名著

    当我们把清王朝酷烈的文字狱和那些光芒万丈的小说（比如《红楼梦》）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心头总有一种困惑之情涌动不止。直白而言，我不知道如何把文字狱的惨烈与那些辉煌的创作成就和谐地统一起来。按照世上俗理而论，在文字狱烈火遍及各个角落的年代，人们应该噤若寒蝉才对，斯文扫地，研究枯败，创作凋零才是应有的风貌，怎么会有如云佳作出现？

    文字狱，就是因文字的缘故所构成的罪案。清朝文字狱规模之大堪称中国古代文字狱之最。自鲁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齐大臣崔杼因太史据实记载“崔杼弑其君”而杀史臣起，直到明朝，以文字获罪者不知凡几，比如北宋与南宋的几桩“诗案”，明代初年各地学臣因表笺而罹祸的“表笺祸”，都是令人汗毛孔大冒冷气的案例。但把文字狱之火燃烧得最旺的当属清王朝。

    据学者研究，顺治二年就有了文字狱。那一年，清王朝举行了第一次乡试，在河南省中举者的试卷中发现有人将“皇叔父”多尔衮，误写为“王叔父”，于是被指为不敬，主考官被革职，交与刑部议罪。

    在清朝立国的二百六十八年里，发生了160余起文字狱，平均一年半一次。不过，这160多起文字狱并不是平均分布在每个时期，每个皇帝兴起文字狱的目的不同，每个皇帝处理案件时掌握的分寸也不一致。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文字狱不仅较少，同时更多是因为政治目的。譬如，顺治朝的几桩文字狱都关涉到政治；康熙统治中国六十一年形成的近10起文字狱和雍正朝近20起文字狱大抵如此。康熙五十二年发生的戴名世《南山集》一案，是清初最著名的文字狱之一，株连300余人，但康熙帝仅将戴名世一人处死，没有酿成更大的灾难；雍正6年，湖南士人曾静、张熙策动手握兵权的岳钟琪谋反。曾静被捕后，供称他的反清思想来源于死了快五十年的吕留良。雍正帝认为“曾静之反清，惟吕留良是问”，同时他也敏锐地感觉到，曾、吕一案不单是一个湖南人受吕氏思想的影响而去策动别人造反的偶然事件，它关系到清朝对中国的统治是否有理论根据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经过周密准备，这位皇帝终于在雍正七年五月亲自发动了这起集中打击吕留良的文字狱。雍正十年（1732年）十二月这件文字狱才告结束，吕留良锉尸枭示，吕留良长子吕葆中及学生严鸿逵戮尸，吕的另一子吕毅中及学生沈在宽斩决，其他被株连的人也受到极其严厉的惩处。雍正皇帝则命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乾隆即位以后，复又把曾静、张熙逮捕起来，凌迟处死。

    乾隆在位六十年，文字狱在130起以上，不过乾隆即位后的前16个年头，后期的8个年头，文字狱几乎绝迹。猜测其因，可能是乾隆帝本人对雍正朝竣急的统治方针带来的弊病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故而放松了对文化思想的严密禁锢。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相对缓和的政治形势下，初政的乾隆要一改乃父的政策，于是全国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气氛。可惜好景不长，到了中期，即十六年（1751年）至四十八年（1783年）间，他便大搞文字狱了。他比乃祖乃父残酷，除了指摘诗句，杀人立威之外，还专挑文章著作中未曾避讳的毛病，即使写诗作文者是精神病人也不罢手。

    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狱高峰突兀而起，直至四十一年（1776年），在二十五年中间，见于记载的文字狱有70起上下。这个高峰的起点就是轰动一时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十六年六月伪孙嘉淦奏稿流传到云南时被乾隆帝发现了，开始了在全国范围的追查伪稿作者的活动。

    乾隆朝文字狱的第二个高峰出现在四十二年（1777年）至四十八年。在这短短的七年中间，见于记载的文字狱多达五十几起。乾隆四十二年起文字狱激增的直接原因是在全国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查办禁书运动。查毁某一种或几种所谓禁书从清初就时有发生，但历时近二十年之久，动员整个社会，则是乾隆帝的独创。文字狱在当时被称为“书祸”，它除了带有通常所见到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性质外，还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这是乾隆朝第二个高峰时期的文字狱异于一般文字狱的独特之处。

    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去世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康熙十八年《聊斋志异》初步成书。这个时期清朝的文字狱正是特别注目于民族矛盾的时期，特别关注政治的时期。而《聊斋志异》的取材和叙述方式，使书中的思想意识深深埋藏起来，很少有人把它和政治关联在一起，并且“终著者之世，竟未刻，至乾隆末始刊于严州”（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蒲松龄没有受到文字狱的威胁。康熙帝的后代虽也禁止这本书的流传，但清统治者对待人情风俗作品与政治作品不同，蒲松龄及《聊斋志异》也就安然无恙。

    《红楼梦》成书大体在乾隆甲戌19年，当时文字狱极为酷烈，但聪明如曹雪芹，不会硬着头颅朝文字狱风口上撞。《红楼梦》甲戌本凡例声明：“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谓其不备。”作者自己把书和政治是非隔离开来。在今日看来，这些话说与不说区别不大，但在当时却是异常明智的举动，万不可不说。有学者认为，陷入文字狱的，是些小文人。此话也许偏颇，却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我有一位对《红楼梦》有所研究的朋友，他说《红楼梦》后四十回不是传借丢了，而是曹雪芹见文字狱挺厉害，压根儿没敢外传。红学家没这种观点，但我觉得合乎情理。

    乾隆以后，嘉庆、道光等朝的文字狱极为罕见，1903年，发生了著名的《苏报》案，但这时的清王朝已经风雨飘摇，有心无力了。

    与查禁史籍、文集一类的图书不同，清人对小说的查禁，主要是书贾与租书铺，虽然也很严厉，终究还有一点温和劲儿。据王彬先生研究，其措施往往是“将已刷陈本，及末印板片，一律赴局呈缴。由局汇齐，分别给价。”同时严禁书差“借端滋扰”各个书肆。康熙五十一年（1714）四月颁布上谕，礼部议覆后规定：“私行造卖刷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卖者杖一百，徙三年。买者杖一百，看者杖一百。”对于查禁不利的官员，“若该管官不行查出，一次者罚俸六个月，二次者罚俸一年，三次者降一级调用。”这一处罚举措，为雍正继承下来，也被乾隆继承下来，《大清律例》对禁毁小说的处罚描述几乎与这段文字相同。

    看着清人所禁黜的小说，较为著名有《龙图公案》、《品花宝鉴》、《隋炀艳史》、《禅真逸史》、《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绿牡丹》、《反唐》、《子不语》等，其中《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遭受的禁黜最烈，禁斥的理由或为“诲淫”，或为“诲盗”。禁毁的具体手法，就是沿着外力与内力两条路径用力。处罚措施属于外力范畴，对作者精神造成压力则属于内力范畴。清朝禁毁小说特别注重社会舆论的诱导与使用。查禁图书，理由是为了弘扬淳朴的民风。这是所有统治者共同的禁毁理论，然而清统治者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以舆论为手段，作为查禁小说的背景。清人毛庆臻说：“乾隆八旬盛典后，京板《红楼梦》流行江、浙，每部数十金。至翻印日多，低者不及二两。其书较《金瓶梅》愈奇愈熟，巧于不露，士大夫爱玩鼓掌。传入闺阁，毫无避忌。作俑者曹雪芹，汉军举人也。由是《后梦》、《续梦》、《复梦》、《翻梦》，新书叠出，诗牌酒令，斗胜一时。然入阴界者，每传地狱治雪芹甚苦，人亦不恤，盖其诱坏身心性命者，业力甚大，与佛经之升天堂，正作反对。嘉庆癸酉，以林清逆案，牵都司曹某，凌迟覆族，乃汉军雪芹家也。余始惊其叛逆隐情，乃天报以阴律耳。伤风教者，罪安逃哉！”不但把作者陷入地狱，而且要株及子孙，覆家灭种。正是这种因素的配合，才使得清人对小说的禁斥不是流于具文，而是多少带有主动色彩地对小说进行查禁。

    如果要说查禁的效果如何好，恐怕也不全是事实。《劝戒四录》载玉麟语云：“我做安徽学政时，曾经出示严禁，而力量不能及远，徒唤奈何。有一庠士颇擅才笔，私撰《红楼梦节要》一书，已付书坊剞劂，经我访出，曾褫其衿，焚其板，一时观听，颇为肃然，惜他处无有仿而行之者。”从他的无奈之状推测，各地查禁的严宽程度是不一样的，严弛急缓多有不同。总而言之，《红楼梦》在当时并未形成一个具体的案件，只是泛泛而禁。

    我觉得，文字狱对小说家的打击，要比史学研究轻得多。朝廷禁毁小说之令，虽不是具文，但清王朝的皇帝们没有对撰写者下黑手，这在客观上使小说作者得到喘息。曹雪芹东藏西躲，都是在清朝禁毁小说这一大背景下才能实施的行为，倘若真如查禁史籍那样严酷，连死去几十年的人都要鞭尸、戮尸，哪还有活人的生路？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何处能躲哪里能藏呢！换句话说，清王朝查禁小说，一面靠威权，另一面靠人的思想（具体说是因果报应的思想）。这给作者施加了双重压力，即外在的求生压力和内在的情感煎熬。《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不怕因果报应，可能曲折反映了当时社会舆论。

    清朝的乾、嘉时期，考据学独盛，成为清代学术思潮的主流，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如社会安宁，国力充实，有识者厌弃空谈等等，但文字狱的影响不可低估。与学术研究一样，清朝（不仅仅是清朝）流传下来的名著，其取材基本不脱浪漫主义的影子，也就是不尽说人间事。《聊斋志异》说狐道鬼，《红楼梦》半人半仙，《镜花缘》虚无缥缈，《儒林外史》虽说了人间事，但都是异朝的酸文人，这些都不值得统治者多虑。今日谁都知道作者不是无话可说，而是不敢直说，只能指桑骂槐，说狐道鬼，文字狱阴影下的创作就是如此吧。作者缺少直面现实的勇气，不是好事，可也不全是坏处，至少小说写得精细，委婉，作者练就了一身好功夫，特别耐读。好像现在也没有人比他们内功更深厚。

    清朝的文字狱，一方面是残酷，是无道，另一方面，因为统治者特殊的思维走向，客观上也使名著小说取得生存的毫发之隙缝，虽然统治者并不是有意而为。比如特定的钳制言论策略，恐怕是不能忽视的原因，哪怕是极其微小的因素。倘若清王朝对写书、印书、售书的人一网打尽，结果可能就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假如举国皆玉麟者流，那时的文坛又另是一番景象。

    南宋15条的处境

    南宋15条，指的是南宋政府对官吏考核的规定。15条都是什么内容呢？（一）奉行皇帝的“手诏”有无违背乖戾之处；（二）任内有哪些“兴利除害”的措施；（三）是否有朝廷省司将本路过失“上簿”的记录以及尚未责罚处理完毕的过犯；（四）受理诉讼及指挥州县处理公事有无稽滞不当；（五）是否曾经通过受理吏民词讼，而纠正州郡结断不当的事件；（六）任内各类职事有无废弛，措置施行有无不当；（七）奏请及上报朝廷省司的文字有无卤莽乖谬；（八）对于所部官犯赃流以上罪者，是否及时予以按察，按察结果是否确当；（九）荐举所部官有无不当；（十）“劝课农桑”效果如何；（十一）“招流亡、增户口”是否见效；（十二）应该巡历哪些州县、自何月日出发至某处、何月日还本司，是否有分巡未到之处；（十三）逐年应合上供的钱物是否曾经超期违欠；（十四）所部刑狱有无平反及驳正冤滥，是否淹延稽滞；（十五）防范、缉拿贼盗，已获未获各若干。

    第一条是关于政治的，要求官员必须与皇帝保持一致，以下诸条，都与实绩相关。然而，即使有这些非常具体的实施条文，朝廷最终还是难以了解官员的实际品行、才能与实绩。考核成了形式主义泛滥的一种。

    官吏考核的制度和方法，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据《周礼》记载，西周时期小宰、太宰、史官和司士执行监察职能。小宰和太宰主持官吏的考核，分别从行政能力和行政规范两个方面考察官员，具体内容有六项之多：“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尚书》对考核的时间也有记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后来各朝大都采取了3年考绩的办法。从汉代至唐宋，大抵一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汉代考核的结果，最好的称最，差的称殿。唐代官吏考核分为三等九级，即上、中、下三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级别。

    官吏考核方式方法虽然不一定很完满，但能作为一种制度延续下来，自有可取之处，对官员的管理肯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凡事都有吊诡之时，实行既久的官吏考核也是如此。到了唐代中后期，监督、制约机制的不完善，官僚体制的各种弊端表现得较以前突出，考绩在很大程度上逐渐流于形式，将被考核的官员一律定为“中上考”的情形越来越多。某些人因身份地位，基本是未考核已定级。所谓的“考”，实际是花费人力、物力，把形式认认真真演诵一遍，然后堂而皇之地在上考中再区分为上中下三等。

    熙宁、元丰年间，对于各级地方官员的考核，政府出台了比较系统的法规，不再局限于“礼义兴行”“清白而有治声”这类抽象字眼，而是颁布了比较明确细致的条文，力求做到“凡职皆有课，凡课皆责实”。可最后却难免走入疲软之境，原因何在？

    首先在于专制的统治。朝廷的主导思想变化无常，“一朝天子一朝臣”，即使政令条文俱在，各个时期对它的理解并不一致，又如何认真执行？其次在于主管部门玩忽职守，执行检查不力，使得制度法规形同虚设。南宋高宗绍兴六年，殿中侍御史周秘曾经上言说：“国家规定以十五项条目考核监司，以四善四最法考核守令，考核保奏有一定期限，考核不实者有罪。而五六年间，唯有成都潼川路奏报一次，其余诸路课绩一概不曾申奏。结果法令废弛，善恶能否无从辨别。”邓小南教授讲过一个例子：宋仁宗天圣年间，有个名叫李应几的人，已经官至工部侍郎，忽然被揭发出以前做兖州知州时贪暴不法，因而被撤职查办。仁宗大惑不解，问身边大臣：“李应几既然这么贪婪，怎么会升到如此高官呢？”宰臣们回答说：“他确实一贯不够清廉，然而监司并未检举他的过失，所以逐级上升，到了这个位置。”何止这位皇帝不解，我们同样不理解。

    到了清代，考绩仍未摆脱走过场的尴尬局面。《晚清官场规则研究》记述晚清的考核制度云：“内阁汉侍读仅2缺，另称‘正副阁长’，例均保列一等。旗人侍读14缺，必须兼诰敕者才能保为一等。翰林院自侍读至检讨，必须在南书房、上书房入值，在清秘堂、国史馆任提调以及办院事、协办院事者，可保列为一等。”同过往的朝代一样，官员的特殊群体仍然享受特殊待遇。体制不变，监督机制不变，考绩就难免沦入严重形式化，唐宗宋祖都如此。

    考绩走过遥远的路途之后，形成了意味深长的情势，一面是高层千方百计堵塞漏洞，另一面则是在具体的操作中日益流于形式，严重程式化。考核的标准和内容，从先秦到清再到国民党政府虽有很大差别，但性质基本相同，大多是对官吏自身的道德要求，和具体的业务能力。也就是荀子提出的“德以叙位，能以授官。”其实，专制之下，德哪里靠得住呢！初始有德，终末无德，甚至始终无德的现象都与专制制度相伴相随。

    1930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整饬官常令》，称“首崇廉洁，严禁贪污。”1946年又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条例的规定极其严厉，“对于违背职务之行为，要求期约或收受贿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足见，条例对贪污的惩处是很严厉的。从1927年到1949年，国民党南京政府，颁布了数以百计的各类监察法规，但政府大大小小官员均把这些法规视为具文，依然贪墨不止。国民党的倒台，不是一种因素造成的，但重形式不重实效，使律条成为一纸空文，肯定是原因之一。

    颟顸

    鸦片战争呈现了复杂的世相。其中，我们最熟悉的一组群像，恐怕是由林则徐、魏源、徐继畲、冯桂芬、夏燮、姚莹等一批有识之士所组成的阵营。对他们以外的群体，后人则有点模糊。确实，林则徐等一班先进分子，在这次战争中的表现，为后人提供了不少养料。

    不过，一个社会的走向，不是由一部分人决定的，而是决定于这个社会各个集团相互作用形成的强大合力。尤其合力之中那些重权在握人物，起到的作用常常是巨大的。对清王朝来说，社会的主要色彩不是由林则徐一班人描绘的，而与另外的一组群像大有关系，那就是愚昧、保守的势力。否则鸦片战争的结局可能不是现在这样。这组群像的材料公诸于众的虽不多，但报面上偶尔也有一些。

    1841年2月英军陷虎门，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人壮烈牺牲。3月，大臣杨芳抵达广州。杨芳也算是清朝名将了，可他到那里后却是令人“广收马桶，排列沿河”，然后视桶口为炮口，去攻打英军。杨氏坚信，英人必有“邪术”相助，中国以邪制邪的传统厌胜术才能对付他们，结果可想而知。英军围攻广州一役，靖逆将军奕山等大臣给道光皇帝的会奏中编造观音菩萨显灵故事欺骗他。道光皇帝居然听信了奕山等人的谎言。仅凭这些事，当然不能就断言杨芳、奕山等一无是处，但此时此地的行为，是可以展现领导层知识水平和思想观念的。

    1841年7月20日南方刮起了台风，靖逆将军奕山产生了自我陶醉的侥幸心理，他们没有利用这一时机重整旗鼓，反而自欺欺人，大唱喜歌。奕山在给皇帝的信中说台风肆虐，击碎夷匪船只，淹死夷匪汉奸无数，此皆皇上至诚感神，海灵助师，云云。道光接到奏报后，又一次信以为真。读完这些文字后，你不由深深觉得，鸦片战争的失败，只用军事力量不如人来解释，太失于表面化了。对这场战争，朝廷之内的人有如此奇特的行为，那么朝廷之外有怎样的表现呢？据清人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鸦片战争期间，扬州官绅一听到英船入境，竟然“持手版跪于象山足下，迎接夷船，呈送牛羊金币，以为犒赏”，一副奴颜婢膝的丑态。

    从有形的战斗进入到人的思想领域中，一些人面对世界的能力不足，可做起妄自尊大、故步自封的事来却驾轻就熟。客观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瀛环志略》一书不见容于一般的士大夫，“甫一付梓，即腾谤议。”大部分人认为作者徐继畲张大外夷，有损天朝大国的形象。

    1860年之后，洋务运动已经开始，大臣倭仁仍然觉得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学习西方，只要发挥固有的文化，就可以在战争中获胜。中国与外国的战争接连失败，不是武器不如人，而是道德没有发挥作用。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看，一个民族的强大，不仅表现在物质方面，更表现在精神方面，一百多年之后全方位看这场战争，后人得到的启示应更多。

    清代社会的经济落后，是导致战争失败的一个主要因素，大臣和皇帝的迷信腐败，愚昧无知，不能不说是另外一个因素。中华民族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把人培养成麻木愚昧，仰“权”鼻息，进而仰“力”鼻息的群体，进入得过且过、胆小怕事的境界。在这种背景下，有见识的人不一定有好的结局，浑浑噩噩的人未必就没有光明的前景。有这样的决策者，有这样的下属，如何不败？后人汲取教训时如果只说当时经济如何如何，先辈的血就算没有完全唤醒后来者。

    王世充求言

    讲真话难。这样的慨叹老早就有，不算鲜言新语。真话难讲，在于有人不愿听真话，搞“直如弦，死道边”那一套。不过，也有人从本心来讲，愿意多听听别人的话，不是摆一摆喜听真话的架势让人看，但听了一阵却中途而止，就像立志修行的人，打坐了几天，便半途回了家。

    《资治通鉴》中有一段涉及王世充求言的文字，云：“世充于阙下及玄武门等数处皆设榻，坐无常所，亲受章表……又令西朝堂纳冤抑，东朝堂纳直谏。于是献策上书者日有数百，条流既烦，省览难遍，数日后，不复更出。”想来，王世充这样的人，初时可能真想听听别人的建议，否则没必要“坐无常所”。他曾把自己和过去的皇帝放在一起比较，得出结论说：“昔时天子深居九重，在下事情无由闻彻。今世充非贪天位，但欲救恤时危，正如一州刺史，亲览庶务，当与士庶共评朝政，尚恐门有禁限，今于门外设坐听朝，宜各尽情。”这段话除了表白自己不贪恋皇位是假，其余都有一点真意。历史总在改朝换代，前朝帝王之失，后人不可能不思考，王世充抓住天子居深宫之内，下情无法上达这一点算是眼光不错，开的药方也算对症。但他“数日而止”，虎头蛇尾，不仅让人惋惜也叫人深思。

    说来好笑，王世充求言“数日而止”的原因竟是公文“日有数百，条流既烦，省览难遍”，也就是说广开言路给他增加了工作负担，使他难以应付。也可以说，对开言路之后工作要增加这一点他估计不足。好多求言者初时轰轰烈烈，不几日便偃旗息鼓，其原因之一恐怕也在于此。

    求言，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不可能“求”也如此，“不求”也如此。只要不是旨在“引蛇出洞”，两耳所听的势必有多种声音，有的还会很刺耳，与禁言时流行的狐言媚语大相径庭，因此求言者要有心理准备，明了开言路后必听到过去听不到的声音，不要听了“怒从心头起”，更不要“恶从胆边生”，要大度一点，能容纳不同的声音。从讲话人的角度看，讲刺耳的话没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只是希望事情更好，不确切地说就像胡屠户为范进抻抻皱了的衣角，只有好心，没什么坏心眼儿。至于言路大开以后工作负担比以前重了，那是情理中的事，不可能求言之后反而更轻松了。

    王世充求言“数日而止”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即求不求言只在于他，不求言也照样做他的人上人。明朝有几个皇帝整日待在深宫不见大臣，人们也奈何他不得。

    求言不增加工作负担且求言者听着顺耳的时候也有，如进言者说：“我给您老提个意见，为了革命事业，您要保重身体，不该没白天没黑夜的工作。”这自然也是一种“意见”，不过已经变味，陷入谄媚之中了。

    语境

    在坊间觅得《清朝文字狱》一书，读后颇有所感。比如被一些人屡加赞扬的乾隆帝，搞起文字狱来大刀阔斧，思维正常的人要杀，精神病人也要杀，只要他自己认为妨碍了统治，就要施放腾腾杀气。乾隆一生写了不少诗，理解文字到底有多大作用，知道该如何写诗作文。即位之初，他曾说：“与人临文，原无避讳，诚以言取足志。一存避讳之心，则必辗转嗫嚅，辞不达意。嗣后一切章疏，以及考试诗文，务期各展心思，独抒杼轴，从前避忌之习，一概扫除。”可惜，暂时的明白最终还是被残忍取代了，他治下的盛世，流淌着浓浓的人血。书载，钦定逆犯丁文彬本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妄想富贵女色，痴心日炽，结为幻影，牢不可破，辄肆其枭獍之心，狼号狗吠，无所不至”，但乾隆不饶他，于乾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正午，照谋反大逆律被当众凌迟处死，与此相关者受到株连。

    什么是谋大逆罪？谋大逆是十恶中第二大重罪，这种犯罪通常是用暴力的形式危害最高统治者的生命财产进而危及到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严重的犯罪行为。在封建时代，凡一切触犯去世和当今皇帝的思想和行为都可罗织成谋大逆。当文字狱盛行时，只要文字作品被认定为对清朝或皇帝有所触犯，多照谋大逆定罪。凡定为谋大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并株连祖孙﹑父子﹑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异同﹐男年16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

    在清朝立国的二百六十八年里，乾隆朝文字狱案最多，在130起以上，精神病患者偶因文字不慎构成的罪案也特别多，丁文彬案只是其中一例。据不完全统计，这类案子至少有二十一起。这些疯子根本谈不到有什么政治见解，乱写的那些文字，既没有意义也无法解释，结果却照大逆律论罪，不仅本人凌迟处死，亲属还要跟着连坐。

    于是便常常想到鲁迅先生的至理名言，觉得知人论世，非看全集不可，只看一点不及其余，就会自己蒙了自己的眼睛，就不能全面认识一个人，了解一段事。一件同样的事情，具体环境不同，话语往往大异其趣。比如一个人没有官帽时，他很可能义正词严地指责上司专断，缺乏民主意识；可一旦弄个一官半职，则可能反过来抱怨老百姓不听话，是刁民。分析他做官前后的话，如果弄不清楚具体语境，堕入五里雾中是必然的事。

    武断而言，目下好多书不太讲究语境，比如李世民做了皇帝以后比较体恤百姓，也较其他封建君主尊重人的生命，查阅史书，他在这方面发表的言论不少。可我们不要忘了，玄武门之变，他的屠刀上沾满了亲人的血。彼时之行为，断乎不能用此时之言论来解释。此时与彼时混淆不得。

    人的言行是有具体语境的，环境变了，言行就会迥异。我们经常看到，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帝王们做事比较严谨，比较体恤百姓，时间一长，就为非作歹，按照个人好恶行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果以为某特定时期的言论，能概括一生的行为那就错了。

    孙嘉淦的衰变

    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国陷入一片恐慌之中，一心想改变雍正皇帝峻急统治的乾隆大帝，兴起了他当政以来的第一场文字狱——“孙嘉淦伪稿案”。这也就是历史上所指的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一年（1751－1776）的文字狱高峰。

    在雍正执政的十三年间，文字狱有近20起，令士人屡遭挫辱，然而仍有不怕死的硬骨头，比如唐孙镐上书，坚决反对对吕留良的处理，刀锯鼎镬在所不惧。不过总的讲，已是彻底粉碎了士人的精神气节和社会责任感，使士人变成了视皇权为马首的奴才，甘心充当御用者。乾隆朝的文字狱，进一步扼杀了残存在士人心里的忧国忧民精神，以皇帝是非为是非，不敢多说一句话，低眉俯首，做了十足的应声虫。大学士梁诗正总结出为官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

    士人远离政治与现实，单单从某种角度看，这也许谈不到不好，关键是这种研究路向不是士人自己愿意选择的，而是生存发生严重危机之后无奈的抉择。闭口不谈政治、身心远离现实，成为当时士人求生的行为。把士人、官员培养训练成奴才，在国家无事的太平年景，无所谓好与不好，可一旦国家需要真知灼见的时候，只会歌功颂德、磕头如捣蒜的人物，能贡献什么呢？

    可想而知，孙嘉淦，这个以“敢于犯颜直谏”闻名的人物，在这种环境下命运会多么令人沉思。

    孙嘉淦（1683—1753），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康熙五十二年中进士，点翰林。雍正帝即位后，孙嘉淦上书：“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令雍正十分生气，对诸大臣宣示说：“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大学士朱轼对曰：“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雍正说：“朕亦且服其胆。”

    （《清史稿·孙嘉淦传》）以后，孙嘉淦仍不识相，遇事每每有所陈奏，雍正很不高兴。雍正十年（1732年）抓他个过失，革职拿问。刑部拟斩，雍正帝特加恩免死，对大学士们说：“孙嘉淦性气不好，但不要钱，可著在银库行走。”

    乾隆即位，孙嘉淦被擢用。“被擢用”的孙嘉淦，针对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病，上了著名的“三习一弊疏”。“三习”为“耳习”、“目习”、“心习”。大意是君主往往开始听得进逆耳忠言，也能做到礼贤下士，可在高位的时间一长，颂扬话听多了，臣工敬畏的样子看惯了，就容易生出自傲辱人的心理。“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曾文正在《鸣原堂论》中说，“三习一弊，凡中智以上，大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觉。”

    这不仅是清王朝统治者的脚下的泥沼，而且是一切统治者容易堕入的深潭。

    此疏的语气，与上疏雍正的时候大不相同，所用辞藻少了几分锋利、增加了相当程度的舒缓，可意见仍然是尖锐的，仍具有过去的锋芒。孙嘉淦仍然在履行着知识分子和人臣肩负的责任。

    孙嘉淦的这些精辟的见解，受到了乾隆皇帝的赞扬，并将孙嘉淦的上疏当朝作了宣示。这更使孙嘉淦“声名日隆”，更令朝野正直之士大为仰慕。

    不过，孙嘉淦这种直谏的勇气并没有坚持多久，最终在皇权的打击与恐吓之下蜕变了。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七月，江西千总卢鲁生与守备刘时达合谋，假托素有政声的孙嘉淦之名，撰成以指责乾隆帝“五不解十大过”为主要内容的奏稿，意图制造舆论，以阻止乾隆帝劳民伤财的首次南巡。“伪奏稿”在全国各地暗中流传开来。乾隆十六年六月，“伪奏稿”流传到云南时被乾隆帝发现了，由此他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至十六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即查获传抄伪稿犯二百八十余人，而湖广、江西更多于四川。在追查的过程中，“情伪百出，有挟仇诬扳者，有受嘱开脱者，有畏刑妄承者，甚至教供串供，附会迁就，株连扰累”，暴露出吏治的种种弊端。十八年二月经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奏，卢鲁生、刘时达凌迟处死，鲁生之子锡龄、锡荣斩立决，亲属照律缘坐。至此，历时一年又八个月之久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方告结束。

    此案对孙嘉淦的影响很大。这位在封建官场“扑腾”了几十年的大臣，从中了进士以后，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看到了太多的文字狱，他熟识的、不熟识的许多人都因文字丢了命。

    事实上，孙嘉淦对文字也是很注意的。经过多次坎坷之后，他对文字比以前要慎重许多。他喜欢著书，做翰林时写了一本《春秋义》，刊行后被雍正帝训斥了一顿，后来他不仅把《春秋义》连同书板烧了，其他著作《诗删》、《南华通》也付之一炬。此后，孙嘉淦居官更加谨慎，他仍然上疏建言，但谈的多是如何禁酒，怎样治河，并为自己搞了个“八约”以自戒。“八约”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从史家为孙嘉淦所作的传记中窥知一二：“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收。”到了晚年，孙嘉淦更善于逢迎帝旨。

    但无论他如何谨慎小心，置身于专制的环境之中，不可避免要因言获罪，更不可避免遭受牵连。在追查伪稿期间，孙嘉淦被吓得心惊肉跳，面对着围在身边哭泣的妻儿，对以前所作所为深表后悔。他说，过去雍正皇帝和现今皇上屡戒我好名，伪稿纵然与我无关，但奸徒为什么假托我的名字而不假托别人的名字？乾隆十八年，他在追查伪稿的政治风涛中惊惧而亡。

    由直谏到舒缓再到悔恨当初，孙嘉淦变了，变得如同奴才。他的仕途生涯，是清代士风发生历史性转变的一个缩影，说明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已经把士人的气节芟夷殆尽。传统的读书做官变成了读书做官做奴才。做了官之后，顶戴花翎下的头颅，不再具有任何思想深度，相反倒往往成了庸俗猥琐的遮掩物，士人只剩下追名逐利一条路了。

    《康乾盛世历史报告》有段沁人骨髓的话：没有思想表达的自由，创造性的思想火花就可能随时熄灭，而起不到传播思想和激发人的思想的作用。而没有思想的积累，就谈不上思想的进步。因为我们不能总是重复古人已经有过的思想。所以，禁书和文字狱对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危害，更多的还是存在于无形之中。这可以解释：清朝退出历史舞台好几百年了，为什么人们仍然奴性十足？其实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缺乏智慧，也不是不懂思想自由之可贵，而是历史遗留的痕迹太深刻，人的灵魂被历史那件巨枷压在中间。世人多有哂笑我中华缺乏思想巨人者，实是知晓其一不知其二。产生思想巨人，不仅需要个人具有强烈愿望，更需要土壤和深厚的背景，假若缺乏后者，前者也就不复存在，孙嘉淦就是显例。

    唐朝建国前的三百多日

    唐朝是李渊建立的。这位隋炀帝的姨表兄，本是隋朝的太原留守，属于高级干部。但那个隋炀帝杨广特别看重自己的享受，虽然对各级官员也不错，却根本不想老百姓。临死前杨广对宇文化及等人说：“我实负百姓；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这是实话。但是否改朝换代，官员的待遇并不起作用。李渊早有“取而代之”的大志，乘社会纷乱时机，他便在太原起兵，建立了唐朝。就这样一个简单、清楚的事实，无论是《旧唐书》、《新唐书》还是《资治通鉴》，记述起来都把李渊写成平庸之辈，而只有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里的李渊是一个沉稳、老练的政治家。温氏为何独具只眼？

    温大雅，唐初并州祁人。大业十三年五月，李渊起兵太原，温大雅即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门掌管义军的文书起草等机要工作。唐武德元年（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称帝时的礼仪皆由大雅等人制定。就在这一年，李渊招升大雅为黄门侍郎，旋又升迁为陕东道大行台、工部尚书等职。后来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争夺帝位的斗争，愈演愈烈。温大雅追随和支持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登临帝位，温大雅官至礼部尚书，受爵黎国公。不久病逝。出自温氏之手的《大唐创业起居注》，记录了李渊太原起兵反隋至正式称唐帝为止共357日的史实。这种亲历风云变幻的经历，比别的史家多有不同，发言撰文自有个性，其言论也颇值得后人参考。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三记载李世民和李渊在起兵前一次谈话，李世民说：“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李渊听后大吃一惊：“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李世民又缓缓地说：“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故敢发言；必欲执告，不敢辞死！”李渊说：“吾岂忍告汝，汝慎勿出口！”第二天，李世民又劝说李渊，李渊很无奈，叹口气说：“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至《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司马光直截了当地说：“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宋人欧阳修等撰的《新唐书》也说：“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李世民俨然唐王朝的缔造者，李渊只是一个庸碌无比的人。

    温大雅对太原起兵也有详细的记述。实际上，在大业12年，李渊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时，就怀有政治野心，当他转为太原留守率兵前去镇压农民起义军时“私窃甚喜”，并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他还直言不讳地对李世民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此言此行，非庸碌者所能为。王夫之不随俗见，曰：“人谓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来苏，故能折笔以御枭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王氏不愧为有卓见的评论家。可惜，在众口贬低李渊的环境里，这类睿智之音难入主流之列。

    温大雅行文属字未必是百分之百的实录，但他对李渊、李建成、李世民的关系还谈不到复杂。他做这个记录时，距李氏兄弟争权夺位还有八九年的时间，没有必要偏向哪一方。后人著史，已经没有了温氏“得诸闻见”的撰史条件，失去了那份从容与超脱，只能依据前代遗存的有限文献资料来编纂。以《旧唐书》而论，他们编纂李唐王朝创建历史所依据的资料乃是经过贞观史臣房玄龄、许敬宗、敬播等删改后的“国史”和“实录”。同时，删除什么，留下什么，房玄龄等人也没有权力，而是依照唐太宗所定的调子去做的。凭此写出的史书，无论如何也不会讲李世民“不”字。

    “实录”一直为史家所心仪，自《史记》在汉代被誉为“实录”之后，事实上“实录”已经成为史家运用史料、评价历史和文字表述等各方面最基本的标准。然而真正做起来，难之又难。最根本的，撰史者也有所属，很难超然于世。既有所属，就有倾向性，那是没有法子的事。不同者，只在倾向性的多与少，表达技巧的娴熟与憨直。如果再加上材料的限制，“实录”云云，只能是人们心向往之的事情。

    唐太宗还是不错的，他也不算很霸道的皇帝，虽然对待历史上与自己有瓜葛的事情，也容易犯常人犯过的错误，比如检查史官作的《起居注》等等。然而，他没有把不利于自己的书都烧掉，否则我们就没有机会读到《大唐创业起居注》了。没有这本小册子，李渊在太原起兵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后人只能猜测了。仅从这一点说，李世民就高于嬴政。后人常说，正史要与野史相参考，确实如此。不过，当帝王疯狂地把一切于己不利的书都烧掉之后，拿什么来参考呢？

    李斯的两次上书

    李斯，名斯，字通古，战国末楚国上蔡（今属河南）人。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生于何年何月，今日人们已不清楚了，卒年则有史可查，即被腰斩之日。

    李斯是个很有思想，文笔也非常漂亮的政治家。初为秦相吕不韦舍人，后被秦王拜为客卿。秦并六国后，为丞相。定郡县制，建议焚毁诗书，变籀文为小篆。秦始皇巡幸的时候死于外地，李斯与赵高合谋，矫诏杀秦始皇长子扶苏，立少子胡亥为帝。后来赵高诬蔑他谋反，于是公元前208年被“腰斩于咸阳市”。

    三五句话难以概括李斯复杂的一生，司马迁那样的殊才且那样惜墨如金的人，描述李斯就用了不少文字。检视《史记》中关于李斯的文字，李斯为最高统治者谋划的策略，给人的印象最深刻。比如焚书之议，比如《谏逐客书》，比如进“督责术”。公元前237年，那时秦还没有统一六国，韩国苦于秦国征伐，乃使水工郑国说服秦国开凿水渠，企图耗费秦国人力而不能攻韩。事被发觉，秦王下令把一切来自外国的客卿都驱逐出境，李斯楚国人，当然也在被逐之列，因此他写了《谏逐客书》，劝阻秦王。李斯说：“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秦王终于同意了李斯的意见。

    这次上书很有一点气势，他敢于直陈己见的胆略、勇气和艺术使人称道。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李斯之止逐客”，“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这回提意见，托出了李斯目光远大的政治家形象。可是我们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还看到了他另一次上书。

    秦始皇死后，残暴昏庸的胡亥即皇帝位，“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李斯所处的环境已经与过去迥然不同，他自己也觉得是处于危难之中，所得的一切面临着失去的危险。这时他上书劝二世行“督责之术”，“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指出不能实行督责之术的君主，白白劳神伤身。我们把李斯的两次奏疏加以对照，就会发现二者的意旨大不相同，李斯见风使舵的本领竟这样高强，令人吃惊。但吃惊之余，我们也不能不思索其中的各种原因，只怪李斯卑劣无节，至多只能泄泄恨情，于事无补。

    秦二世处理政务的方法与他父亲是不同的，对待下臣也不相同。秦始皇虽然残暴，有时却能听取下属的意见；二世则不同，只信任赵高一个人，诛杀了无数旧臣，搞得人心浮动，社会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形下，李斯也想劝谏，但“二世不许”并且让李斯提出人君既能随心所欲，又能永远保住天下的办法，于是就有了后面那封意见书。那封奏疏虽然也出于李斯之手，却很难说是李斯本人的治世思想，与秦二世的所思所想倒是完全一致。这期间李斯进行了怎样的思想斗争，我们不得而知，推想起来他很痛苦，因为二世乐意听的那些话与他的思想不同，但为了保住现有的权势，他却不能不强作欢颜说这些违心的话。即便如此，后来李斯还是被腰斩于市，“夷三族”。环境之恶劣，于此可知，也可作为他风派行为的一个注脚。

    谈到老百姓和统治者的关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句话被引用的频率很高。其实，它只说明了水的一个特性，而且覆舟之举不是一种常态，总要舟把水激荡得无法再平静的时候才会实现。相比之下，另一句“盂方水方，盂圆水圆”则更可形象地道出大多时候水的特性，水和盂的关系。

    这句话出自韩非的文章中，他说：“为人君者，犹盂也，民犹水也。盂方水方，盂圆水圆。”（《诸子集成·韩非子集解》）读李斯的两次上书，多少应了韩非的这几句话。

    人有很多弱点，好生恶死即其一。不怕死的人是可佩服的，但要求所有的人都这样处世却不现实。避免产生李斯这样行为的有效方法不是声色俱厉的声讨，而是应该先使社会环境好起来，使秦二世自己端正起来，舍此怕是不行。

    “吮咀”谈

    对吴起为士兵吸吮毒疮这件事，人们是有过一点异议的。一本挺著名的杂志上就曾发表一文，认为吴某人此举“实为以善行而买人心”。这既深刻，也使人心惊。因为如此分析，世上就没有几件事是不具谋术性质的单纯善事了。如吃饭不单为填饱肚子，目的也是使生命延以时日；过年的时候过去放鞭炮也不是人们觉得“噼里啪啦”的声音好听，而是为了驱逐恶魔，同时也为增添喜庆气氛，统治者施仁政为的是自己的统治长治久安。可以说，这世界没有多少不具有目的的事情，就是植物这样生长而不那样生长都是为了更好地生存。

    实际而言，不论怎样说，吴起为兵卒吸吮毒疮也是善行，比对百姓的疾苦不闻不问的上司要好得多。问题倒是，吴起的这种善举能保持多久。

    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看，吴氏的“吮疽”举动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战国，其实就是各国互相争斗，混战不止。春秋时的一百多个诸侯国到那个阶段见于文献的约有十几个了，最为强大的只有秦、楚、齐、魏、赵、韩、燕七国。这期间大小战争不知经过了多少次，更无法统计死了多少人。以秦国为例，自公元前331年到公元前225年周初亡，所屠杀或掳去的六国民众达139.8万人（据周谷城《中国通史》）。这样的社会环境，一方面使人产生人生无常之感，贱视生命，另一方面人心向背比任何时候都要敏感和重要。把吴起的“吮疽”之举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我们既可以看到吴起这位政治家超越常人之处，也可以品味出急迫形势对领导者的要求，又可以见出士卒受了关心之后“战不旋踵”的表现。这一切都可为吴起的举动做注脚，因为从根本上说他是受益者。不过，我们转换一下视角，最直接的受益者还是士兵。《史记》说：“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试想，如果吴起这样的将帅多起来，下层群众不是要活得好些吗？进一步说，战争时代结束步入和平年代，吴起们仍能这样和群众打成一片的话，群众不是很幸运吗？怕就怕非常年代过去之后，吴起们不再关心、爱护士兵，任其生死，任其苦熬，或为自己一时的快乐任意驱使他们。出现这种情况相当可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时，大夫文种为其治国，勾践也十分尊重他的意见。灭了强吴，雪了国耻之后，却疑其作乱，将其赐死，这正应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那句话，呈现出只可共苦不可同甘的市侩嘴脸。吴起死时还是战国时期，不会改变他的政策，但真的社会太平了，纷乱的日子过去了，他是否也会有所改变？有一类人看待形势目光很短浅，只把亡国破家之类看成是非常时期。这时，他们十分看重民心，但和平以后甚或形势稍有好转就会不自觉地轻视民众。宋朝时金人犯边，上面便多次下诏求取直言，以明得失。形势稍微缓解就暗地阻止群众的意见，人们讥之为“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言路开闭与形势可笑地联系在一起。吴起是不是也这样势利，因为他去世得早，我们无从知晓，当然也就不便乱猜。

    与奸恶无关

    北宋的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宦海浮沉多年，最后死在贬所。

    《宋史》将章惇收入“奸臣传”中，称：“惇豪俊，博学善文。进士登名，耻出侄衡下，委敕而出。再举甲科，调商洛令。与苏轼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横木其上，惇揖轼书壁，轼惧不敢书。惇平步过之，垂索挽树，摄衣而下，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曰：‘苏轼、章惇来。’既还，神彩不动，轼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杀人。’惇曰：‘何也？’轼曰：‘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惇大笑。”这涉及两件后人常提起的趣事。

    其一，嘉祐二年（1057年），章惇同侄子章衡一起考取进士，但他的侄子考中首名，而章惇名在其下，所以当年不受敕，后来又考，终于考取进士甲科。其二，章、苏年轻时同去旅游。《高斋漫录》云，章惇与苏轼同游仙游潭，深涧之上只有一条横木为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苏轼不敢过，章惇却平步而过，荡起一根藤索，从容在石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来”。苏轼拍着章惇的肩膀说：“子厚必能杀人！”

    言：“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从这些趣事来看，章惇的确有胆有识。

    以科举进身的章惇，历任商洛县令、雄武军（秦州）节度推官等地方官。后来，章惇受到欧阳修的赏识，推荐召试馆职。这次考试虽然合格了，但未能出任馆职，改任武进知县。

    倘若止于此，章惇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自古及今，大小官员多如牛毛，随着时光的流动，很快就会淡出人们的脑海。偏偏章惇赶上了提倡变法的年代，又受到王安石的重用，并且因为勘乱有功，得到宋神宗赏识。从此，这位有胆有识的人，便在宦海多次浮沉，啮人也被人啮，刻画出供人深思的轨迹。

    章惇的仕途，与改革相关，更与党争相伴。宋代在熙宁变法前，行政、军政、财政执掌于中书、枢密院、三司三个机关，缺乏通盘考虑，兵、财、民三权脱节。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主张变法改革的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副相），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由中书和枢密院长官兼领，掌管新法的制订和颁布。章惇任编修三司条例官，成为改革派的重要成员。

    王安石实行新法，引起了当时士大夫的纷争，于是也就有持支持态度和持反对态度的两党。以王安石为魁首的变法图强一派为新党，反对变法革新的一派为旧党，司马光是代表。熙宁七年四月，旧党借旱灾肆虐劝谏神宗放弃变法主张，宋神宗第一次解除王安石宰相职务。熙宁八年二月，神宗皇帝又重新启用王安石。复相之后的王安石，所面对的政治局面更加复杂，举步维艰，终于在熙宁九年春向神宗再次提出辞职。罢相后，王安石寄居江宁，直到死去。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属人之常情，倘只施与日常小事，没有指责的必要；若对国计民生的大事也感情用事，互相倾轧，必定延误时机。北宋顽固的党争，并未因王安石的罢相而结束，作为新党一员的章惇，仍然要承受跌宕起伏的日日夜夜。章惇在熙宁二年二月进入三司后，又担任过许多职务，在神宗去世之前，仕途基本是坦荡的。元丰二年苏轼被卷入“乌台诗案”，宰相王珪以苏诗中有“世间唯有蛰龙知”，欲加重罪。时任翰林学士的章惇，曾施以援手，认为“龙者，非独人君，人臣具可以言龙也”。这极难得。人间多的是锦上添花，很少有雪中送炭；惯见的是落井下石，难见从井救人。节骨眼上的一句话，可以杀人，也可以使人活。神宗同意章惇的看法，认为不足以此加重苏轼之罪，“遂薄其罪，以黄州（今属湖北）团练副使安置”。

    元丰八年二月，宋神宗病危。已任参知政事的章惇与宰相王珪等人一起决议立神宗长子、年幼的赵煦为皇太子，由章惇写在纸上，王珪拿给已不能说话的宋神宗看，神宗点头同意；又请神宗母、皇太后垂帘听政，神宗也点头同意了。这个大事，章惇他们事前没有和皇太后高氏、皇后向氏商议，日后为章惇埋下了祸根。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死去，年幼的哲宗即位，神宗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即同文彦博、吕公着一起建立了旧党的统治体系，政府的重要机构很快被旧党所掌握。占据优势的旧党，全力打击新党，他们认为王安石不遵守礼制，专用个人私见，应该立即废除一切变法内容；认为新党以非为是，兴害除利，害民误国。攻击章惇“语涉轻侮”太后，“用心不忠”，是一个奸臣。

    旧党执政后，新法大多被废除了。新党的重要成员，如吕惠卿、章惇、蔡确等，都遭到排挤和打击。元祐元年闰二月，章惇罢政闲居。元祐四年，旧党将蔡确《游车盖亭诗》加以引申，指斥为诬蔑高太后，将蔡确发配至新州而亡。之后，旧党把较为出名的新党成员大约八九十人的名字分别归附于王安石、吕惠卿、蔡确名下，称为“亲党”，张榜于朝堂之上，使他们永世不得为官。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改年号为绍圣。政局开始朝着对新党有利的方向变化。绍圣元年，哲宗启用章惇为左相，此后，章惇一直担任相职，直至哲宗去世。政治纷争与复仇心理左右着章惇，左右着新党，也左右着旧党。那时开科取士，以能诋毁元祐之政为准绳，否则不能金榜题名；擢升官职，亦须有反对元祐之政的履历，否则不为当政者所接纳。不过复行的新法对元祐法令有所采纳，并没有一概否定。哲宗曾问：“元祐亦有可取乎？”章惇答曰：“取其善者”。哲宗死，徽宗即位。章惇遭到罢斥，新政第二次被废除。罢相后，章惇改任越州知州，在赴任途中即被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后来再贬往岭南为雷州司户参军。崇宁元年（1102年），又改为舒州团练副使、睦州居住；两年后，又移来移去，先到越州，后又湖州。崇宁四年去世，享年71岁。

    党争，历朝历代都存在，不单单一个宋朝如此，但宋朝应该算比较厉害的。围绕变法与否，王安石、司马光新旧两党斗争延续了几十年，影响极为深远。今日我们回望此处，除了需要实事求是剖析两派各自的见解，还要看到党争对理性的遮蔽，对人性的扼杀，对历史脚步的羁缠。以章惇为例，他本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人，但因先被王安石重用，便卷进党争不可自拔。初时，新党打击旧党尚有坚持改革的宋神宗掌握大局，还不至于太出格；但后来的党争，基本是由最高统治者主持的，旧党无情打击新党，也是因为有巨大的后台。熙宁变法断断续续，历时十几年，与高层变动大有关系。

    新党、旧党之争此起彼伏，对国家，对个人都是一种损害。以章惇、苏轼的关系来说吧，他们本是朋友，但章惇属于王安石变法派的骨干，苏轼则被归为元祐党人，两个人便决裂了。新党旧党彼此借鉴整人的招数，不失时机进行报复。比如，元祐中旧党罗织成“车盖亭诗案”，新党则也相应地制造了“同文馆之狱”；元祐旧党将新党八九十人的名字“榜之朝堂”，谓之“亲党”；绍圣初，新党亦籍定元祐党数十人，蔡京为相时更有“崇宁党禁”、“元祐奸党碑”。

    宋代的治国理念，与前后朝代相比虽有好多不同之处，但并未突破兴亡的窠臼。以党争来看，那种怪圈周而复始，没有寻求到一种使人正常表达思想的途径。从个人的人格来看，不论新党还是旧党，好多人是值得尊敬的，然而这不是个人德行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制度、体制问题。参与党争的人，摆出公允的架势，以道德为棍棒，丑化他人美化自己，无疑把道德看成了关键。

    章惇，不过是党争的牺牲品，哪里谈得上“奸”？在非彼即此的背景下，在强调“祖宗之法”的环境里，“奸”也好“忠”也罢，不过是一种帮派标签。

    良史的界域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公元前607年，作恶颇多的晋灵公对主政大臣赵盾的屡次劝谏极为不满，派人刺杀赵盾。赵盾被迫逃亡。就在赵盾出逃期间，其族人赵穿将灵公杀死。赵穿弑君后，赵盾才回来。晋国史官董狐在史册上记为“赵盾弑其君”。赵盾当面否认“弑君”之说，辩解灵公之死与自己无关。董狐解释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董狐认为，赵盾虽没有亲自杀死晋灵公，但他是“正卿”，逃亡时还没有越出国境（仍然承担防止国君被杀的责任），回到都城后又没有追查凶手，因此应负“弑君”的责任，记录为“赵盾弑其君”是合情合理的。董狐说明理由后，赵盾不再争论。因此直到现在，史策上记载的此事，仍是当初董狐先生的“赵盾弑其君”。孔子评论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即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左传·宣公二年》）从孔子对董狐及赵盾的赞赏看，他对良史和良大夫是很推崇的。然而，不论良史还是良臣，皆不易得。

    再举个比“赵盾事件”早发生了50年的事情。还是《左传》中的例子。《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庄公与国相崔杼之妻棠姜私通，崔杼于齐庄公五年（前548年）组织人杀死了齐庄公，然后立齐庄公之弟姜杵臼为国君（史称齐景公），自己担任右相，独揽齐国大权。崔杼想在历史记录中做点手脚，把人为的灾祸说成自然现象，希望太史伯将此事记录为齐庄公病死。太史伯“花岗岩”脑袋，如实记录为“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杀死太史伯。继任的太史仲依然照实记录，又被崔杼杀死。继任的太史叔还是如实记录，也被杀害。继任的太史季仍坚持如实记录。崔杼无奈，只得作罢。这个时候，齐国的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因为如实记录，死了三个记录者，觉得太史季的结局也不可乐观，准备接替太史季继续如实记录。太史伯等四兄弟和南史氏追求历史真实的精神，几千年来一直感召着人们。

    何谓良史？不媚俗不媚权，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追求真实就是良史。我觉得，不易的所在即在于此。换句话说，做良史不是宣誓一下那样简单，而是和得失紧密联系，要有所失，甚至是牺牲生命的“大失”。有失，就意味着不易。具体说，社会政治环境，治史者本人的德行都会起制约作用。其一，史家要有相对的独立人格，不因某一人与当权者的龃龉或乖顺而成为与权力关系的范例，或者成为最高统治者塑造史家的模式。比如，崔杼杀了太史伯后，他的几个弟弟仍然照实直录，并没有以为太史伯的命运就是所有史官的命运。在这里，崔杼仅仅是干涉史家记录的一个特例；崔杼杀掉太史叔以后，也没有气急败坏的从朝中撤掉太史一职，而是仍然让太史季参与其事，同时也没有一直杀个不停。设若史官没有独立性，所谓直录只能是幻想。

    当然，崔杼也许未必不想将史官全部杀死，未必不想用强制力量撤掉史官一职，但环境不让他任意作为。“赵盾弑其君”的年代，正是思想多元化的春秋时代，百家争鸣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并不是标榜思想自由的幌子，当权者在这种环境之下，对史料的裁剪不会以自己的观点为是非。《左传》记述晋灵公时并未隐其恶，也没有颂其善，而是详列其荒诞暴虐之事。可见其褒善砭恶实事求是，不因身分高低贵贱给予不公正的评价。董狐们固然值得称赞，但他们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刘知几认为，董狐擅名今古，有赵盾成其良直，如果不是赵盾“为法受屈”，董狐不仅做不成“良史”，弄不好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司马迁作《史记》时，虽然已经不是董狐时代了，但仍然敢对当朝帝王汉武帝说三道四，不能不说那时的环境中依然存在些许《左传》时代的流风余韵。

    秦汉时期王朝的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君主通过垄断言论视听，可以获取更尊贵的地位。但周王朝以及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却并不是这种专制政权。众多小国及邦族势力，使权力者不得不取联合的姿态，以互相合作、互相依靠获得生存、延续及发展的资格及权利。因此，君主对于这些小国和氏族，并不能随意施加荣辱行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为文的禁忌就少了许多，史官最为赞赏和推崇的政体，也是一种以君主为中心的群臣谏议政体。《国语·楚语上》中，楚左史倚相曾对这种政体作过描述：九十五岁高龄的卫武公告诫国人，从卿以下到大夫和众士，只要在朝中做事，不要认为国君老了就不提意见，哪怕只有一两句谏言，也要转达给高层。于是史官不停地书写，把意见和建议毫无保留的贡献出来。这种政体，既非君主专制，亦非贵族共和，更非民众民主，而是一种既有君主为主导和中心，又充分发挥了群臣乃至一般士人智慧的谏议政体。春秋战国已降，史官的地位低了又低，降了又降。司马迁就说过，那时的朝廷对史官“倡优畜之”。到了后来，史官的命运比司马迁说的还惨。清初因修史，而数兴文字狱，不少史学俊彦掉了脑袋。仅庄廷鑨《明史》一案，就有七十人同时被凌迟、重辟、处绞，其中多是江浙地区的文人名士、国家的贤才，比如其中的史家吴炎、潘柽章。没有思想表达的自由，传播思想和激发他人的思想，就是一句空话，创造性的思想火花就会随时熄灭。而缺乏思想的社会，只能不断重复古人已经有过的思想，根本谈不上思想的进步。禁书和文字狱是反文化的，最终会戕害社会文化的发展。清代文字狱，极大挫阻了近代史学的发展，在无形之中影响一世学者研究路向。

    其二，借用唐儒刘知几的话说，做史、论史的人必须具有史才、史学与史识，才可称为良史。史才，大抵指文才、文采，也即“辞章之学”，但又不以文害意，反被文采所驾驭。使用简捷的文字，表达出深邃、隽永的思想，是史家最高的境界。史学，是指专业知识。史识，则是识见，义理。三才之中，以“史识”最重要。有才有学而无识，只能是“书橱”类人物，不足以成为优秀的史家。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清代的章学诚在刘知几的“三长”之外，又加上了一个“史德”。何谓“史德”？“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史家的心术有两类：一为史家心术之邪正，二为史家心术之修养程度。史家著史要忠于客观史实，秉笔直书的学术品德，就是章学诚所强调的“史德”。

    随便举个例子吧。东晋时桓温专权，海西公太和四年（369年），他率兵五万北伐前燕，结果晋军大败，死伤三万余人。参军孙盛在《晋阳秋》一书中如实记录了桓温吃败仗的经过。桓温大怒，威胁孙盛的儿子孙潜说，如果这部史书得以流传，将关系到你孙氏一门的存亡。孙潜连忙叩头谢罪，说一定请父亲删改。但是，孙盛不畏权贵，不接受儿子的请求。儿子只得瞒着父亲，偷偷删改了当权者忌讳之处。桓温如愿以偿地掩盖了那段历史。后来东晋孝武帝广求异闻，得到了这部书稿的原本，那段历史也就有了重现人世的机会。还有，前秦苻坚之母苟太后年轻寡居，与将军李威私通。史官记下了苟太后的风流韵事。苻坚下令将这些记录和史稿全部焚毁，并且要拿史官治罪。因负责编修史稿的赵泉、车敬等人已死，才未造成一场屠杀。当然，做良史之不易，并非只涉及环境和史德这两个因素，比如说，坚持公正、客观原则的董狐，他所记录的历史，其真实性也还是有问题的，但他为什么被视为良史呢？这与当时社会所信奉的道德观、思想观有关系，与后世的封建统治者良苦用心有关。历代统治者，在坐稳了江山之后，都会希望自己的统治从一世、二世一直延续到百世、万世，所以，对符合政治秩序的价值观，必然予以充分肯定和宣扬。从这一角度讲，董狐被万代传颂也就不奇怪了。可见，良史的界域是会受许多因素牵扯的。

    然而，在专制制度之下，“威逼”和“利诱”如两把锋利的钢刀，始终高悬于史官的头顶之上。不少人因直笔写史而人头落地，也有不少人因奴颜婢膝而分得一杯羹。权力与权利，如罂粟花一般施展着娇艳魅力和销骨吸髓于无形的魔力，史官的品德和职业道德，无时无刻不受到磨洗、锤炼和锻造。

    刘瑾必有替人

    刘瑾本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姓谈，生于兴平（今陕西兴平县），自幼净身，做了镇守太监刘顺的义子，因此改姓刘。明英宗天顺（1457―1464）初年刘瑾入宫。虽然后人找不到记述这位小太监生活的史料，但我们可以猜想，那时的他是多么卑微、多么战战兢兢。不过，低眉垂眼的刘瑾有一个好榜样，即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权势威震朝野的宦官王振。刘瑾对王振很仰慕，从做派到手段，刘瑾都深受王振的影响。

    王振是明代宦官擅权的第一位太监。《明史》说，明朝宦官干政“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关于王振的出身，史籍所载不尽一致。查继佐《罪惟录》认为王振为净身教官：“王振，大同人，始由儒士为教官，九年无功，当谪戍。诏有子者许净身入内，振遂自宫以进，授宫人书，宫人呼‘王先生’。宣德中，使侍太子讲读，太子雅敬惮之。”正统十年（1445年）英宗给王振的一道敕谕则说：“尔振性资忠厚，度量宏深。昔在皇曾祖时，特以内臣选拔，侍我皇祖，深见眷爱。教以诗书，玉成令器。委用既隆，勤诚益至。”按敕文所言，王振永乐时已入宫，并先后侍奉仁宗、英宗于东宫。《明史》曰宦官“少选入内书堂”，这从英宗敕文倒是可以看出这一点。

    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去世，九岁的太子朱祁镇成为皇帝，即明英宗。英宗即皇帝位后，王振便青云直上，被提拔为司礼监太监。司礼监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权势地位最高者，明代历朝擅政的宦官均为司礼监太监，位之高、权之重几同宰相。司礼监的主要任务有三项：替皇帝管理各种章奏、文件，传达谕旨；总管有关宦官事务；兼顾其他重要官职，如东厂提督等。自此，明王朝开始上演宦官干政的老剧目。

    王振先摘掉了朱元璋所立的限制太监干政的那块铁牌，然后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贪赃受贿。总之，历史上那些政客宦官所做的事，王太监一点不丢的都做了。《明史》载：“振权日益积重，公侯勋戚呼曰翁父。”王振擅权七年，没人敢说什么，直到做了最轰轰烈烈的一件事，才被部众的铁锤砸得脑浆崩裂。那件事就是怂恿明英宗征讨瓦剌，致使英宗被俘，明朝五十万精锐部队全部被歼，从征的一百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死于战场。可以说，历史上的土木之变，与王振的关系极大。

    猜想起来，刘瑾对王振崇拜的原因有下面几条：一是出身基本相同，都不是高门大户，虽进了宫，身份却很低贱，任人驱使。二是有掌控朝廷的可能。天下是皇帝的，朝廷是皇帝的，只要和皇帝搞好关系，一切皆有可能。假如天下的事众人说了算，刘瑾就不会在内心树立王振这个榜样了。三是一旦干政成功，朝臣就会一边倒。权力这东西，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

    机会说来就来，弘治五年（1492年）三月，刘瑾成为皇太子朱厚照的侍臣，他抓住了这次机会，处处小心谨慎，想方设法取得太子的欢心。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明孝宗去世，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朱厚照继承皇位时才十四岁，玩性十足，无心去处理政事，于是让掌管司礼监的刘瑾代替自己“批红”。

    “批红”是个什么东西？直白说就是用红笔在大臣的奏章上作出批示。明朝官员呈给皇帝的奏章，先要经过内阁“票拟”，就是在奏章上附上一票签，阁臣把拟好的初步处理意见写在上面，然后交给皇帝裁决，皇帝或看一下内容或只看“票拟”，红笔一挥，在上面作出批示，如“知道了”等等。一般来说，“批红”这件事是皇权的体现形式，别人代替不得，因为这是决断军国大事的最后一笔，关系朱家王朝的生死存亡。刘瑾这个司礼监太监不仅了解武宗，也很得王振精髓。为使自己增加处理朝政的机会，刘瑾除挖空心思引诱武宗游玩，而且专门在武宗玩得高兴之时，递上奏章请武宗批示。这时的武宗往往不耐烦地说：“总拿这些奏章来烦我，要你干什么用？”如此一来，刘瑾就成了实际上的皇帝。刘瑾结党营私，培植自己的势力，好像比他的前辈王振更容易。他不仅把内阁、六部的执掌者全部换上自己的亲信，并且让心腹宦官担任镇守等要职。仅借大同御敌之事，刘瑾一次就“迁擢官校一千五百六十余人，又传旨授锦衣官数百员”。当时的京城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

    正德五年（1510年）秋八月，刘瑾因为“谋反”大罪下狱。他的罪状有十好几条，但武宗还是想把刘瑾送到凤阳谪居。在明武宗看来，自己待刘瑾不薄，直到看了刘瑾平时使用的扇子里，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才感到事情很严重，始大怒曰：“奴果反。”传旨锦衣卫迅速查办，刘瑾最后被处以磔刑。《明史》曰：“狱具，诏磔于市，枭其首，榜狱词处决图示天下。”

    武宗驾崩之后，嘉靖皇帝对宦官很警惕，明代嘉靖一朝，宦官擅权问题确实比以前小许多。然而，“半个男人”干政的问题小了，那个完整的男人严嵩专权问题却大了。宦官干政、权臣售奸，粗看有异，其实两者都出于共同的原因——专制的皇权。只要专制的皇权存在，只要坚守专制主义的皇帝制度依旧，宦官擅权问题便难以真正解决，权奸就会有存在的土壤。刘瑾之后，魏忠贤依然会出现，并且其手段一如刘瑾，然而他作恶的时间更长、危害更大。天启皇帝死后，崇祯皇帝除掉了魏忠贤，但后来他对宦官的信任，不亚于其兄、其祖。

    通常，人们一方面咒骂擅权的宦官，一方面强调君主要自律，公平而言这两者都有作用，但不能估价太高。用为君之道提醒君主，就如门上的一把简易锁，有用，但作用有限。直白说，对明君圣主是有用的，对暴君、昏君、庸君则是无用的。然而无论君主如何，臣民都无选择的权力，因此借鉴也好，严惩也罢，作用只会显于一时，卷土重来是一种必然趋势。除掉一个刘瑾容易，遏制所有的“刘瑾”，就不能只靠皇权，更不能只靠政治操作技巧，而要靠民主制度。

    制约君主大臣就会亡国吗？朱家就会失去天下吗？肯定不会。倒是由着性子胡折腾，可以亡国破家。这恐怕是惯于吃喝玩乐的明武宗们没有想过的。

    说“鲧”

    时下，大禹的名气远在鲧之上。为什么会这样？隐秘的原因我们不清楚，就工作的成就而言，鲧是治水失败者，而禹却成功了。成功者的名字，在公众的心里永远和“伟大”连在一起，失败者则很快被人遗忘。社会就是如此势利，谁也没有办法。

    鲧乃颛顼之子，大禹之父，奉尧命治水，九年水患不息，被天帝殛于羽山。《国语》云：“鲧障洪水而殛死。”《史记·夏本纪》也说：“舜……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因此人们多认为鲧之死，原因在于他没有遏制住滔滔洪水。其实仔细想想，鲧治水九年，即使没有完全平息水患，也做了不少工作，过不当死，最终却以此殒命，可见我们不少人的骨子里，对罪与过的认定并不太清楚，容忍失误的气度也称不上有多大。

    按史书的记载，帝尧当时并不同意让鲧去治水，因四岳极力推荐才点了头。《史记·五帝本纪》对这一情节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帝尧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都回答鲧可以担此大任。帝尧认为：“鲧负命毁族，不可。”通俗讲，帝尧这句话的大意，可能是说鲧自视甚高，脾气暴躁，性情耿直。四岳则说：试试吧，不行的话再撤掉也不迟。尧于是听从了四岳的意见启用鲧，“九岁，功用不成。”

    鲧的治水方法，主要是“堙塞”，在“堵”而不在“疏”，修堤筑坝，拦截洪水。这一方法的积极之处，现在似乎已被大禹的疏导之法掩盖了，实际并不是没有作用，在科技非常发达的今天，它不是照样具有生命力吗？治水与筑坝虽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但那紧密程度可算打断骨头连着筋，治水而不修坝，倒是不可想象的。难怪时下有人提出，鲧被杀，另有隐秘的原因。

    退而言之，即便鲧的治理方法有疏漏，九年的功绩也不宜一笔抹杀，更何况仅是“功用不成”，并不是什么效果也没有。《太平广记》对鲧的命运进行了另外一种描述，卷四百六十六云：“尧命夏鲧治水，九载无绩。鲧自沉于羽渊，化为玄鱼。时植振鳞横游波上，见者谓为河精，羽渊与河海通源也。上古之人于羽山之下修立鲧庙，四时以致祭祀。”老百姓修庙祭祀，可能有惧怕之意，但也有崇敬、乞求的含义。这未必不是对他治水功绩的肯定。今日想来，鲧的理水之法，对禹是极好的启示，促使他寻找一种更为合理的制服水患措施。成功的经验对后人来说是财富，失败的教训也同样给世人以有益的启迪。

    鲧死之后，禹接替父职去治水，实行的策略已不单纯是堙塞，而是在总结前人实践成败的基础上，变单一的筑坝拦水为疏浚河道。《国语》有禹“厘改制量”等语，称其壮举曰：“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泊九川，陂障有泽，丰殖九薮，汩越九源，宅居九隩，合通四海。”由于采用了合理有效的治理方法，加之勤勉努力，洪水的危害终于被消除了，生产力得到发展，民众的生活开始走向安定，大禹成为治水英雄，受到膜拜。禹治水十三载，三过家门而不入，敬业精神千古流芳。唐代的司马贞颂赞禹曰：“尧遭鸿水，黎人阻饥。禹勤沟洫，手足胼胝。”宋代陆游在《禹庙赋》中亦赞“禹手胼而足胝，宫卑而食菲”。禹以后各朝各代人都看到了其“疏浚”之法和挣脱个人享受，敬业奉公的精神，对鲧奠定的基础则往往忽视了，对鲧曲折的命运也缺少具体的分析。目光如炬的司马迁说“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屈原虽为鲧叫过屈，但总是使人先想起他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悲剧，鲧本身的是是非非倒被冲淡了。

    这并不是说鲧完全无可挑剔，更不是说他的功绩在禹之上，而是觉得人们不能完全宽容他的失误。鲧治水九年，殚精竭虑，勤奋忘我，无论在工程上还是精神上，都建造了比较良好的基础。对一切苛责，追求完美，最终就会遏制创新。实际而言，后人的一切工作都是在前人基础上完成的，后人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眺望未来。设若没有鲧在前，禹能不能顺利完成治水任务还可能是未知数。

    明朝的穿靴戴帽

    以前读《儒林外史》，见两个戴方巾的秀才痛打王义安的场面，觉得那是小说家言，当不得真。最近知道，明朝确实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法令。王义安有钱但不是读书人，硬充儒生戴了一顶方巾，那是不合规定的，两个秀才见了先是喝斥他“胡闹”，继而怒从胆边生，“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劈脸就是一个大嘴巴”。

    当时朝廷对各色人等的穿着打扮有明确规定，那两个秀才正是由于关心国家大事才有那样的过激行为。这事如果发生在当下，两个读书人大概就克制约束自己了。大凡读书人，决不是认识几个字就算称职，更不是朝廷说什么就跟着喊叫什么，他要自己思考。但那时大多数读书人放弃了思索，上面说什么是什么，根本不考虑皇帝说的对不对。当然，皇权也不允许别人思考。顾炎武发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的时候，往往不是新朝站稳脚跟之时。此处说句题外话，影视中曾有三国人物喊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音，太“影视”了，此话最早出自顾炎武的《日知录》，三国人士怎么会提前说出后代的语句？

    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颁布的一些法令良莠不齐，常呈现出狭隘的思想。比如那些有关巾帽的禁令。禁令规定，所有文武官员，除了本等纱帽外，遇到雨天，可以戴雨帽。公差外出，允许戴帽子，入城则不许。将军、力士、校尉、旗军平常只能戴头巾。官下舍人、儒生、吏员及老百姓，平时则只能戴本等的头巾。至于乡村的农夫，可以戴斗笠、蒲笠，并出入市井，而不从事农业的市井小民则不在允许之列。（据《飘摇的传统》）洪武二十五年，朝廷又申明穿靴禁令。规定只有文武百官并同籍父兄、伯叔、弟侄、子婿，及儒士、生员、吏典、知印、承差、钦天监文生、太医院医生、瑜伽僧人、正一教道士、将军、散骑舍人、带刀之人、正伍马军并马军总小旗、教读《大诰》师生等，可以穿靴，但不可以用红色扇面、黑色下桩，以免与内官内使的靴混同。因为一些地区天气寒冷，比如山西、山东、陕西、河南及南直隶的徐州，允许百姓穿牛皮直缝靴。校尉力士和乐工，当承应差使时可以穿靴，出外则不许。其他庶民百姓，一律不许穿靴，违犯者，处以极刑。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把靴子式样改变以后招摇过市的人不少，如南京五城兵马司就曾查获、严惩过违禁的人员，有一次捉住了38个人，这些人故意更改了靴筒子的样式，做成半截靴、短靿靴，靴里与靴靿一般长，还安上抹口。（《南京刑部志》卷3）封建社会结束以后，曾一度出现以衣着打扮推断政治身份的可笑行为，说到底仍是朱元璋策略的翻版。有个外国人写过一部书探讨中国历史，他有个问题始终弄不清楚：中国社会历朝历代总是出现至高无上的皇权，为什么没有结构与原先不同的替代品？他这一问，真让人无话可说。几千年前，还是一个小农民的刘邦看见秦始皇出游，羡慕地说：“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则说：“彼可取而代之也。”以后的人虽然没有这样直白地说出来，想法和做法却和他们出乎意料的一致，其中就有朱元璋。

    皇帝影响全国人民，全国人民都有浓烈的皇帝情结，皇权一茬接一茬也就不新鲜，很自然老百姓也就有意无意以皇帝是非为是非。《儒林外史》里的王义安也就很自然被打。

    贾似道专权之根

    谈及南宋的贾似道时，人们常常在其名字前面加上“贪酷”、“荒淫”

    等词语，并且严厉抨击他的专权。其实，贾似道能做大官，与德才关系不是太大，其德其才说不上多么好但也不是多么差，他的得势，裙带关系起了相当的作用。世间把贾氏说成一个毫无才干的人，未必事实。

    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天台人，其同父异母的姐姐是宋理宗的宠妃，也就是说贾氏具有当朝国舅的身份。这个身份很有价值，不仅就业不成问题，1238年理宗还破例召见了他。“廷对”后，贾似道得到越级提拔，为太常丞、军器监。不过贾似道不懂低调做人，反而更加放纵享乐。最后，连理宗都觉得有点过分，指派临安知府史岩之专程去告诫贾似道，希望他检点其放荡行为。交谈中，史岩之发现贾似道很有政治才能，就向理宗汇报说：“贾似道虽然有少年风流习气，但有经邦治国之才，可以大用”。于是，理宗任命他知湖南灃州。

    贾似道政绩不错，1245年，提任沿江制置副使、江西安抚使，知江州，正式成为一路最高军政长官。一年之内，又提升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1250年，年仅30岁的贾似道由湖北调往淮南，担任淮南东西两路安抚制置大使。3年以后，加同知枢密院事、临海郡开国公，位至执政，“威权日盛”，名望日重。随后，理宗又给贾似道升官，为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

    1259年，蒙军三路攻宋，理宗任命贾似道为右丞相，总诸路兵马。贾似道虽握有重兵，却表示愿向蒙古称臣纳币。最后，忽必烈与贾似道密订和约。和约约定：宋、蒙划长江为界，南宋每年向蒙古奉银20万两，绢20万匹。忽必烈为争夺汗位，无心恋战，主动撤军北还。贾似道向朝廷隐瞒了私自同蒙古达成和议的真相，称鄂州江面蒙军已被肃清。理宗大喜，以为贾似道使“宗社危而复安”，称赞他是“股肱之臣”，有“再造宋室”的丰功伟绩，亲率百官出郊远迎贾似道凯旋归朝。不久又封他为少师、卫国公。自此，贾氏一下子成为南宋最有权势的朝廷重臣。

    景定五年（1264年），宋理宗病死，赵禥继位，即宋度宗。宋度宗为贾似道所拥立，称贾氏为“师臣”，封其为太师，特授平章军国重事。咸淳十年（1274年）七月，度宗病死。贾似道拥立全后的四岁幼子为帝，即宋恭帝，理宗的皇后谢道清以太皇太后身份临朝听政。贾似道依然擅专朝政。

    《宋史·贾似道传》云：“贾似道虽深居，凡台谏弹劾、诸司荐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关白不敢行。李芾、文天祥、陈文龙、陆达、杜渊、张仲微、谢章辈，小忤意辄斥，重则摒弃之，终身不录。一时正人端士，为似道破坏殆尽。吏争纳赂求美职，其求为师阃、监司、郡守者，贡献不可胜计。赵溍辈争献宝玉，陈弈至以兄事似道之玉工陈振民以求进，一时贪风大肆。五年，复称疾求去。帝泣涕留之，不从，令六日一朝，一月两赴经筵。六年，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继又令十日一入朝。”如果我们忽略贾氏的家庭背景和升迁轨迹，仅仅对这一段文字加以分析，贾似道擅专朝政之举的确令人气愤，可你熟悉了他的升官图之后，了解了贾似道声言离职，度宗便“泣涕留之”的情势后，就知道贾氏缘何如此了。

    别看贾似道坍台以后声讨他的人很多，在他掌权的岁月，朝官都称贾氏为“周公”，高层也没有一个人弹劾过他。根据文献记载，度宗一朝18名台谏官在度宗在位的10年里，很少有人弹劾过贾似道专权误国，大都受贾似道指使弹劾别人，甚至把弹劾稿本先送交贾似道审阅。那时，台谏成了贾似道排斥异己的工具。

    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是皇帝—丞相（宰相）制，到了明代，朱元璋才无比坚定地撤销了丞相一职。当然，这种高层统治术的微变，对老百姓来讲没有什么作用。理宗晚年倦怠政事，一心享乐，度宗更甚，大小事情都依靠贾似道。在毫无监督的情况下，不要说贾似道，任何人都可能陷入绝对的专制之中。当然，不管怎么说，天下是皇帝的，宰相充其量是个经营者。因此说，贾似道专权也罢，贪酷也罢，荒淫也罢，都是在皇帝的庇护下进行的。

    咸淳十年（1274年）九月，忽必烈大举灭宋，南宋兵败，贾似道溃逃。一些大臣及台谏、太学生上书，请斩贾似道。谢太后却只罢贾似道官职，贬到循州（广东龙川）安置。押解贾似道的会稽县尉郑虎臣激于义愤，在押解途中把贾似道杀死于福建漳州木棉庵。你看，对误国几十年的贾似道，谢太后连处死他的心思都没有，倘若郑虎臣是个正义和激情都湮没无迹的人，贾似道或许还能官复原职或者寿终正寝。

    不管贾似道怎样位极人臣，但他总在一人之下——皇帝之下。他的作恶，是在皇帝制造的大环境之下进行的。没有皇帝这棵大树，贾似道这只鸟未必有做巢之处。即使做巢，也不一定如此长久，更不一定如此坚固。

    “清官”这个概念

    “清官”这个词的内涵，可能比我们理解的宽广，有官职上的“清官”，也有政治道德方面的“清官”。魏晋以后，以区别官职清浊为标志的流品之制逐渐兴起来，大凡士族做的官就是清官，寒人做的官就是浊官。清官不仅悠闲，而且俸禄丰厚，同时很容易得到升迁；浊官则正好相反，事繁禄寡权轻，地位卑微，晋升非常不易。所以在魏晋时期，一个人乡品的上下，与士庶、寒族的区分是对应的，做官之后，官职的清浊也基本相当，分别属于清流和浊流两大任官体系。就官职说，此处与“清官”对应的是“浊官”而不是“贪官”，不论清浊，和贪廉都没有关系；政治道德上的“清官”一词，很可能是明朝的事情。二十四史没有清官类别，只有“循吏”“良吏”“酷吏”之分。包拯在正史中也没有被列为“清官”，而是作为“直臣”出现在《宋史》大臣列传中。“清官”，是民间的叫法，正史不那样称呼。这几年讨厌清官的情绪一直时有所见。实际上，不少观点早就有了。明朝的李贽认为，清官之害大于贪官之害。20世纪60年代，“清官”颇受唾弃。人们甚至认为清官比贪官更坏，因为清官的欺骗性比贪官要大，能起到贪官难以起到的作用，巩固了封建统治。好家伙，照此推演下去，包拯、海瑞之流，不仅应该口诛笔伐，而且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不过，为文的人好作惊人之语，即使咒骂清官，心里未必不敬仰为官清廉之人，更骂不掉民间崇拜的心理。因为体制就这么个体制，小百姓岂是想改动就改动的？老百姓说了不算，盼望遇到一个不坑民不害民的清官，比希望更换体制更现实。官员少贪一分，百姓就可以多喘一口气。明代严世蕃籍没时，有一份财产目录，其中贪污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余万两，其他珍宝、服玩所值，又数百万，仅纯金器皿一项，就有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万一千余两，玉器共八百五十七件，耳环耳坠共二百六十七双，布缎绫罗纱绒共一万四千三百余段，扇柄二万七千三百余把，南昌和分宜的第宅房店共三千三百间。名相张居正的家产，连万历皇帝都瞠目结舌。清官虽然有这缺点那毛病，但不贪图别人和国家的金钱，不徇私枉法，能伸张正义。这一点，哪一个贪官能比？

    不过，也不要忘记，清官是道德自律的产物，而不是制度的产物。清官只是帝王棋盘上的一颗子，靠不住。最本质的过好日子，不能靠清官，要靠制度。按理，官员不该有清廉污浊之分，在强大的制度面前，所有官员都该尽职尽责。然而，每个朝代都有“不准”、“不能”之类，到最后却“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看来建立完善的制度也不是一昼夜的事。

    人们不忘记好官，除了现实使其不得已，还有一点就是他们不抽象，不是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中的矮子。包拯一流人物，不识字的老妇幼子尽知，不论话本还是小说，包青天都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原因之一就是他说人话办人事。无权无势的秦香莲能打赢官司，要没老包行吗？中国古代的清官，其清正廉洁，绝大多数是通过断案表现出来的，他们执法如山、秉公而断、不徇私情、不畏权势的操守，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得以充分展示。诚如《贪官清官传》所云：“百姓的认可是历史上鉴别清官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清官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能够在某一方面或某地区实实在在地为百姓做几件实事、好事，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因此，人民赞颂清官，推崇清官，爱戴清官，欢迎清官。”一位官员的所作所为，他的上司和下属也许被欺蒙而无所知，周围百姓却有切身的感受，是任何美饰的言辞都遮挡不住的。

    包拯一生做的事不论大小，都体现他刚直不阿，不畏权贵，为民伸冤的性格特点。这一点，与那些运筹帷幄，热情参与政治谋变的另一类清官截然不同。就本质而言，政治政策的取向莫不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政治的任何变化，或多或少，直接间接会影响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应该说，只要是清官，对政局的稳定，对老百姓安居乐业都是有好处的。但就贴近普通百姓而言，包拯式的清廉之士显然更有机会为底层老百姓所了解，更有机会把最上层的方针政策落实到最基层。元代不到20种公案戏中，写包公审案断狱的就达11种，如关汉卿的《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京剧剧目中，包公戏有34出，比如《铡美案》、《赤桑镇》、《铡包勉》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剧目，时至今日，仍然常演不衰。

    能从古代一直演到现代，靠单纯的行政命令断乎不能如此长久，而是剧目在感情上对民众有很强的亲和能力，观众对剧目有持续不断的认可力量。这自然说明剧作家在选材和人物塑造上慧眼独具，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观剧者，另一方面何尝不在无时无刻昭示人们：官员素质是多么重要！老百姓靠什么体会政策的优劣？一是借传播工具的传递，这在发达的现代社会不必多说，在古代，在欠发达的地区则不具有这方面的优势；另一个就是老百姓身边那些官员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行为，决不仅仅代表他们个人，政策的好坏，乃至政府的优缺点，老百姓都是从身边的官员身上体会出来的，古代如此，现代依旧不会改变。古代优秀的政治家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唐太宗思考谁到下面任职合适时，非常慎重，总是左思右想。他认为：“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资治通鉴》）剔去封建君主以天下为自己私器的作风，仅存其理，这句话今日仍然可以作为参考。

    告诉老百姓依靠清官不行，要依靠制度。这是必说的第一句话。告诉老百姓制度完善以后，就没有清官贪官之分了。这是必说的第二句话。

    告诉老百姓，完善的制度不能靠等。这是必说的第三句话。除此，不说也罢。

    朱氏子孙的奢靡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后，禁止一切奢华，穿戴、饮食皆如此。早晚膳食很简单，必有的是一道家常豆腐，日用也极其一般，毫不奢侈。但政权稳固后，朱元璋这种俭朴生活有了根本改变。台湾的邱仲麟先生，在明人笔记中发现了洪武十七年（1384年）六月某天午餐的一份菜单，由这份菜单的内容可知，坐稳了龙椅的朱元璋已经不再节俭了。菜单曰：“胡椒醋鲜虾、烧鹅、燌羊头蹄、鹅肉巴子、咸鼓芥末羊肚盘、蒜醋白血汤、五味蒸鸡、元汁羊骨头、糊辣醋腰子、蒸鲜鱼、五味蒸面筋、羊肉水晶角儿、丝鹅粉汤、三鲜汤、绿豆棋子面、椒末羊肉、香米饭、蒜酪、豆汤、泡茶。”这哪里还谈得上俭朴？

    成化以后，宫廷饮食更加奢华。宫廷中虽然依然保持着吃豆腐的习惯，不过那时的豆腐已经不是由黄豆制成，而是用百鸟脑酿成，一盘豆腐，需花费近千只鸟脑。正德皇帝特别嗜好饮酒，常常随身携带酒杯，终日颠倒迷乱。他还开设了“豹房”，终日取乐。

    奢风由皇宫浸淫开来，城市饮食生活逐渐变得奢靡。在酒宴上，鸽子、斑鸠之类的山珍野味并不鲜见。鹅，一般家庭不轻易食用，但那时有人请一次客，杀鹅达30余只。《明实录》对当时的风气多有提及之处。如所说的“屠宰之类，动及千数；肥鲜之味，恒致百品”，就是明中期以后城市饮食生活的写照。饮食器皿也打破了原来的规定。士庶之家，初登仕途，就购置犀玉酒器，象牙、玉杯已习以为常。宴会的费用也日渐增长，一般一席需花银一两，多者达数十两。

    皇帝的饮食，已经完全不同于明初了，所吃食品或为名贵品种，或为民间的普通食物。如明世宗信奉道教，追求长生不老，平常所吃，有“麒麟脯”、“五色芝”。明熹宗喜食什锦海味杂烩，用炙蛤、鲜虾、燕窝、鲨鱼翅等海味十余种，“共烩一处食之”。隆庆皇帝有时喜食驴肠，有时喜食果饼，由尚膳监、甜食房到东长安大街勾栏胡同采买。东宫皇后喜吃“市畅”，去崇文街坊采买。每当遇到斋戒时，皇帝干脆食素，减节饮食。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即使皇帝素食，其制作方法也不是老百姓能想象到的。如崇祯帝每月要持十斋，但又嫌素膳无味。于是，尚膳监就将生鹅褪毛，从后穴取出内脏，再将蔬菜放进鹅肚，煮一沸，取出，用酒洗净，另外用麻油烹煮成菜肴。明宫饮食，原料多为贡品，但也有采办自民间的，再由尚膳监的膳夫烹调而成。在这当中，就出了不少独家所创的食品。仅以赐筵食品为例，品种已让人眼花缭乱，分别有：宝装茶食、响糖、缠碗、大银锭、小银锭、大馒头、小馒头、肉汤、粉汤、像生小花果子油酥、花头鸳鸯饭、马牛猪羊肉饭、棒子骨、羊背皮、黑白饼、甘露饼、大油饼、小点心、凤鸡、凤鸭等几十种。陈宝良、王熹先生的《中国风俗通史：明代卷》这方面的史料很丰富。帝王、缙绅的生活，这般靡费，至于一般的士子秀才，城市贫穷人家，断不如此。据《如梦录》记载，在开封府，秀才参加乡试时，吃的不过是大米饭、细粉汤。当时有一首《煮粥诗》云：“煮饭何如煮粥强，好同儿女细商量。一升可作三升用，两日堪为六日粮。有客只须添水火，无钱不必问羹汤。莫言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长。”奢华下的贫穷生活，一如这般。

    明代的皇帝和任何封建王朝的皇帝一样，取得政权初期勤俭治国，崇儒重道，勤于政事；一旦站稳脚跟，就要比享受，就要视民如草芥，为所欲为。宵衣旰食的朱元璋，只能代表初握权柄的一代帝王，他的子孙怎样作为，他丝毫也代表不得。

    贪官的底蕴

    十多年前，读过一篇从经济学角度探索反腐的文章。文章提到了西奥博尔德的六种反腐败方式：一次性清洗运动，常设反腐败机构，非政治化手段如军管，道德建设，建设官僚队伍，缩小腐败行为的机会。文章认为，前三种基本无效，比如常设反腐败机构，虽然拥有受训的专门反腐人员，但是它最终依赖于掌权者的良好愿望。它只能对付小贪官，在大官面前作用甚微。文章说，腐败存在的基础是政府控制的权力过大，因此第六种方式，即下放权力，走向小政府大社会，把更多事情交给“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出路之一。

    此论是耶？非耶？不谙经济学的人无力置评，但文章在世人都发表反腐高见之时，站在不同视角观察人类社会，令人获益甚多。可见学术问题非得各类观点相切相磋，才谈得上深入研究；倘视别人为异端，只有自己才全盘正确，以邻为壑，细说起来仍是陷于妄自尊大的“天朝”思维不能自拔。学术发展须有宽松的环境，一是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二是不深文周纳，不做无端演绎。

    这些都是旧语陈言，就此打住吧。不能不令人思忖的是，文章所指出的那种怪状：一些反腐措施“只能对付小贪官，在大官面前作用甚微”，为什么具有生存空间？西奥博尔德是外国人，他观察到的现象，居然中国也存在。显然，在人性方面，地不分南北，人不讲东西，“国情”后面站着“世情”。

    自古及今，权力持有者一直寻找反腐的有效手段，反腐措施也日益周全、细密。然而，仍然贪污腐败相随属，缺乏对大贪官有效约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何为有效？在现实中而不是在理论上，不仅能够制伏甲，而且能制伏乙、丙、丁，即任何人不论官阶高低，都必须在规则之下行使自己的权力，调整自己的言行。倘若只有小百姓、小衙役、小官员遵守游戏规则，大官大吏却可以视规则为无物，玩弄于股掌之上，那种规则其实是毫无约束力的，是无效的。“民主”、“监督”等等，只有在法律规则之内运行，才会发生实际作用。

    晚清出使英国的郭嵩焘写信对李鸿章说：船坚炮利是最微末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监督之类虽不属于物质范畴，但只借来几个概念，而忽视其发挥效力的环境，未必不弄个猪八戒照镜子。当社会上只有空洞概念的时候，无论这个概念多么华丽，最终也只能沦为“国妖”“国贼”的玩物。世人常云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与这种原因相关。

    贪官是如何长成的？不管他多么贪，也有个从小到大的过程，由小贪官孵化而成。不论小贪大贪，他们身边的律令条文都会很多，怎么还能不断孵化，无休无止呢？其实这就是缺乏法律环境造成的。比如，一个坐在台上的大官，可以指着台下的人大讲特讲“拒腐蚀永不沾”的道理，他自己却不包括在内，也就是一切规则都是为别人设计的，他自己则可以任意而为。在一切规则充满随意性的社会，实际比无规则好不到哪里去。素常我们以为，贪官毫无本领，只会溜须拍马取悦当权者，而当权者只知敛财，毫无能力。实际上这是泄愤，是不公平导致的愤怒。荀子就曾说过，口言善，身行恶，是国妖。然而几千年来，满嘴“仁义道德”者仍然如鱼得水，手段拙劣、陈旧的贪腐者仍然屡战屡胜，其中原因何在？

    据记载：和珅做了大学士以后，“贵位无不仰其鼻息，视之如泰山之安”，或“恃为奥援”极力攀附之。对一些官员而言，不论古今，终极目标就是做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攀援上和珅之后，整个统治集团有恃无恐，或索贿，或搜刮民脂民膏，或监守自盗。乾隆前期贪污案少与后期贪污案多，实际都是随意性极强的法律结出的果子。法条不确定性，可以使果实硕大，也可以使果实僵小，一切以乾隆的好恶而定。这不是只凭个人的道德操守就能解决的问题。

    “奸臣”之奸不在包子

    脱脱的《宋史》中有蔡京传。不过，这位元朝的都总裁官，毫不客气地将蔡京打入“奸臣”之列。

    称蔡京为奸臣是否合理，不容易用一句话讲清楚。好在本文所关注的焦点是蔡京之贪，而不涉及蔡京之“奸”，可以不必顾及怎样是奸，奸与环境的关系，等等。

    提起蔡京之贪，人们在感情上恨恨不已。确实，一个人，倘贪、奸占据一方，就已经失却了道德品格，“人将不人”了，应该受到全国人民的口诛笔伐。蔡氏竟然既奸又贪，岂有不被唾骂之理？然而，我们倘若再追问一句：蔡京贪了多少？人们未必能回答出来。称严嵩贪污受贿，官方有严嵩被抄家时的家产名录，说和珅为巨贪，有一份《查抄和珅家产清单》。可是，我们仅知道蔡京贪，至于贪多少，如何贪的，毫无所知。也就是，只有结论，没有证据。谁了解证据？是皇帝还是监察部门？天知道！总之平民百姓不清楚。当年陈东指斥蔡京为“六贼”之首，并不是完全因为蔡京贪墨，与国家危殆的形势大有关系。皇帝将蔡氏贬出京城，也不完全因其贪贿，同时皇帝并未抄其家没收其财产。

    这给鉴别清浊出了一道难题。说到底，牵扯到谁能知情的问题。对一些问题，在当局允许议论的情势下，老百姓可能议论纷纷，但因不知情，极容易捕风捉影，情感宣泄代替理性分析。这不能怪老百姓缺乏理性。因为信息流向是背向平民的，除了神仙或谍报人员，谁能了解真凭实据？只有同僚和帝王比较清楚蔡京的所作所为，可在党争激烈的朝堂，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极其明显，宋神宗当朝是一伙大臣，宋哲宗当朝又是一伙大臣，轮到宋徽宗的时候，本想平息党争，走不偏不倚之路，特意改元为建中靖国。可是积重难返，经过数十年党争的薰染，朝臣或多或少存有党争的痕迹，最后，宋徽宗时期的党争激烈程度与前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蔡京上下盘桓，徽宗时期最厉害。

    如此环境，蔡京便像得水之鱼，十分活泼。蔡京是什么样的人呢？

    《宋史》曰：蔡京“天资凶谲，舞智御人”。就是说，这个蔡京，聪明能干，工于心计，善于玩弄权术。

    人的品质是重要的，除了战争时代曹操之类提出过“唯才是举”，建立了稳固政权后的帝王，一般把“德才兼备”置于更重要的地位。不过，一个官员最后究竟成为什么样子，和是否“工于心计”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起作用的因素很多。一句话，个人品格不是永远靠得住的。

    蔡京未登官场之时，定无劣迹，否则科举的资格审查这一关也难通过。事实上，做了官以后也是无什么瑕疵的，一直到宋神宗去世，蔡京都是一个有能力又称职的官员。以木兰陂水利工程为例，没有蔡京的努力，筑成也难。虽然《宋史》说：蔡京“托言灌田而决水，以符兴化之谶。”元代林亨的《螺江风物赋》却赞美此事：“丞相为陂，千顷之神渊跃龙。”一事兴起，仁智各见，是正常状态，关键在于老百姓是否获得了利益。当时蔡京只是钱塘的县尉，林亨称“丞相为陂”，大概与后人述某人贫贱时旧事却呼其显贵后之名，同一理。

    蔡京展现投机取巧、无孔不入的钻营手段，是宋神宗去世、旧党还朝以后。此时他已在官场历练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尤其对北宋王朝的党争，不仅适应，而且积极投身其中。他是变法派，不停地整人，也不停被别人整。然而，他为官几十年，人们不知道他究竟贪污了多少，宋王朝也没有衡量清浊的标准。当然有考绩之类，但那些官员皆为蔡京所选任，能奈他何？

    于是人们至今也不知道他是贪墨还是清廉。于是人们至今还在乱猜。于是人们更不知道蔡京何时变得贪贿了。于是人们常觉得蔡京从来不怎么样。于是人们慨叹：用人要“德才兼备”。却对本有德，因疏于监督变成无德现象懒得研究。于是人们常引用的是《鹤林玉露》中的文字：“有士大夫于京师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辞以不能。诘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对曰：‘妾乃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

    噫嘻吁！真奢侈得可以。然而，这与贪污毕竟不是一回事。

    传染

    在中国古代史上，触目惊心的贪腐案件有好多，比如明朝的空印案、郭桓案；清朝的云贵总督李侍尧贪纵营私案、甘肃捐监冒赈案、山东巡抚国泰贪污案、和珅案等。喜好总结历史教训者常常提醒人们：一个王朝到了末期，往往纲纪废弛，腐败丛生。其实，不管在哪种时期，贪污腐败总是跃跃欲试，只要居于金字塔之上者眼光不再如炬，腐败就会直驱而前。明朝的空印案、郭桓案都发生在朱元璋统治时期，离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的时间还很远，但与财产接触的大臣同样要变着方法贪污。至于清朝的一些大案，都与所谓的“盛世”有关。国家经济欠佳时容易诱人贪污，进入“盛世”，衣食相对富足，国库的金银、民间的钱财，仍旧会放射出光芒，导引人伸出贪婪的手。

    我们常以为，贪污是封建社会遗留的影响，尤其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引诱的结果。这样算账，不仅缩短了人类贪污的历史，也使一些问题陷入无头绪之中。比如，奴隶社会也有贪污受贿。周穆王时编修的刑法《吕刑》提醒执法官员要防止“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所谓“官”，指官位，“反”，指回报人的恩情，“内”指有内亲关系，“货”指送财物，“来”指请托。而且指出，触犯这“五过”的贪赃枉法者，与在案的罪犯同罪。如果奴隶社会没有贪腐，《吕刑》设立“五过”不是无的放矢吗？余下的说法，也不全面。为避冗就简，在下就不唠叨了。

    不过，贪腐确实与别人的影响有关系。我们先抛开贪污腐败这个比较沉重的话题，说几句明朝穿衣的事。明初崇尚敦朴，衣服的颜色和款式，完全合乎太祖朱元璋规定的形制。稍微华美的服饰，也不过是薄缣纱制成的衣服。奢侈之习的流布，与高层大有关系。赫赫有名的张居正，穿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于是士大夫便“侈饰相尚”，庶民百姓也起而仿效。时间一长，奢侈的城市风尚便形成了。贪腐的漫延，与穿衣风气的转变是一个道理。朱洪武执政时败露的“空印案”与“郭桓案”，共杀了八万人，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可想而知。尤其“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处死”，朱元璋与其子孙的不同，完全显示出来了。

    朱元璋的后代则不如此。明中后期的皇帝，大都贪利十分厉害。“惟利是图，视金钱珠玉为命脉”的明神宗，为满足自己的贪欲，多次向太仓库、光禄寺库和太仆寺库索取帑金。万历六年，他以采办大婚珠宝为名，令户部太仓库增进二十万两给宫廷内库，万历十二年八月，谕兵部取“太仆寺马价银十万两应用”。东厂太监张鲸因作恶多端被朝臣弹劾，张鲸便用大量财宝贿赂神宗，结果张鲸不但未受到惩处，而且仍掌东厂。给事中李沂大为不满，再次弹劾张鲸，并将神宗受贿枉法的丑闻全盘揭了出来，结果受杖责并革职为民。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评论明神宗之贪曰：“帝王之奇贪，从古无若帝者。”（孟森《明清史讲义》）我们素知清代的慈禧挪用海军军费建颐和园，其实明朝的万历早就如此了，只不过吞噬国家财物的手笔不如慈禧而已。皇帝如此，吏治自然很糟糕。明世宗的内阁首辅严嵩，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贪污受贿。早在任礼部尚书期间，严嵩就利用考选学生的权力，向考生索取贿赂，发了一笔大财。永寿恭和王朱秉欓死后，王位本应由其嫡孙承袭，但其庶子朱惟燱以白银三千两贿赂严嵩，抢得了王位继承权。为此事，御史叶经曾弹劾严嵩，但嘉靖皇帝张开了庇护的大伞，严某人便毫发无损。严嵩后来卖官鬻爵的胆子越来越大，做了首辅，更是变本加厉。明代嘉靖年间几乎无官不贪，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说：“盖有贪者矣，然犹宵行畏人，而今则张胆明目而无忌”。除了严嵩，徐阶、张居正、高拱都有贪污劣迹。仅以徐阶而言，他的财产恐怕要远远超过严嵩，仅土地就有二十四万亩。

    《严嵩评传》一书比较客观地剖析了这位名重一时的大人物，称：“在贪污受贿这一问题上，很大程度上严嵩是在替严世蕃担受骂名。”确实，严嵩之子严世蕃鲸吞国库民财的胆子比他父亲大得多。然而，贪污受贿这件事，有时比较复杂。一个有权力的人，行进在贪腐道路上时，呈现的形式是各种各样的，有的让老婆孩子出面，有的让亲朋故旧出面，他自己则没事人一般，并且可以拿出一大堆理由推脱责任。以严嵩官位之高，即使严世蕃自身无官无职，贿赂者也会千方百计接近他、讨好他，何况他父子在朝廷掌管要害部门呢！严嵩不出面，从根本上来说不能证明什么。不过《评传》科学的说，“严嵩为世蕃提供了为非作歹的客观条件”，罪责是无法推卸的，只是担当不了“贪墨受贿之魁”之名。

    一个社会飘荡着贪污受贿的浊气，原因不在于底层，而是高层。从皇帝到大臣都贪腐了，小臣、胥吏焉能不贪？万历年间，三吴地区发生灾荒，朝廷派人携内帑万余金前往救济，但“民不沾实惠，却被有司里长乾没了”。地方官吏，为贪赃受贿，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一面加重赋税，一面巧取豪夺。明代中后期，社会充斥着戾气，邪恶之风何来？当一个社会只靠皇权维持统治时，君王自身的素质起着决定作用。明朝中后期的皇帝是否劣于或胜于乃祖，只言片语说不清楚，但贪图逸乐这一点，远远超过朱元璋，打击监督者的能力也远胜其祖。在一个毫无约束的专制社会，统治者必有绝对权力，而统治集团又只知吃喝玩乐时，贪污受贿的恶行便自然横行于天下，久而久之，邪恶之气便积聚起来。监督和公开，虽不是万能的，却是可以对专制起一点阻遏作用的。当然，建立监督机制关系到体制，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表面上，中国古代也有监督，但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呢？

    山东孟庙的碑刻中，有清代山东巡抚国泰所立的石碑，上面刻有一首诗，云：“余谬守是邦抚齐鲁，每逢役过瞻拜明栓，常怀报国无劳乏术，俯仰数初自愧何人？”意思是说，我治理齐鲁大地，深感未能报答国家。言辞很感人，可惜国泰是一个大贪污犯。御史钱沣弹劾他，但他有通天的关系网，当着钱沣的面大骂道：“汝何物，敢劾我耶？”在这样的体制下，监督价值几何？

    计算方法

    后人一直说，明朝官员的俸禄太低了。这话的背后究竟潜藏着什么深意，我们不是很清楚。联系到明朝后期，官员大肆贪污受贿，似乎在告诉人们：薪俸低，会导致贪污。

    缤纷的社会现象，真让我们不懂经济的人看得眼花缭乱。比如宋朝给官员的俸禄那么多，也有人贪贿；明朝一直被后人视为“薄俸”，明太祖时代廉洁的人却很多，但明太祖不满足，他要建立一个没有贪占的完美社会，贪一点就杀无赦。他去世之后，朱家子孙似乎坚守着老祖宗的规矩，实际却只是名义上的，各种条文松动了许多，可是贪污者也随着多了起来。俸禄与贪污究竟是什么关系，真是一道复杂题目。

    薪俸是如何确定的？是不是皇帝吃完饭打个饱嗝说，正一品官员每月支米87石吧。其实不这样简单，一个社会的俸禄是微薄还是丰厚，并不是个孤立的数字，而是与社会收入相关。虽然顾炎武说“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但他并没有把俸禄薄视作明朝贪风之炽的单一原因。顾炎武认为，刑法太轻与官俸太薄结合在一起，才导致明代官场贪婪和无耻之风弥漫。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也多次提到明朝的俸禄，提到腐败。不过他没有专门慨叹于此，倒是也指出当时社会资源匮乏这一现实。薄俸必致贪渎之说，俨然已是一些学者的结论。

    古代学人和今日研究者的计算方法，在朱元璋眼里，可能匪夷所思，然而可能更理性，更科学，于后人更有益。素来，看清内里，需要后退几步，反思过往，不能只简单颂扬。不过，看看朱元璋为什么这样制定俸禄，是有好处的。对一些信息，你可以不同意，但没必要隐匿不彰，这对后人没有益处。朱元璋认为，他给官员的俸禄并不薄，正一品官员的俸禄是每月支米87石，一年就是1044石。加工1044石米需要2620石稻谷，要生产2620石的稻谷，则需873亩田。按一头牛耕地50亩计算，需用17头牛耕种，按一个人种田15亩计算，需要57个人耕作。收割之后，农夫要走很多路将未脱粒的稻禾挑回去。为了正一品官员每月87石米，老百姓不知要花费多少劳力和辛苦。朱元璋的视角，也许有点滑稽可笑，但它却蕴含着一个天大的道理：官员的一切都是老百姓提供的，俸禄的薄与厚，不能脱离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朱元璋时期老百姓的生活更苦，因此老朱本人不仅觉得俸禄不薄，相反，挺优厚。朱元璋说，“为官者既受朝廷重禄，尚无餍足，不肯为民造福，专一贪赃坏法，亡家果可怨乎？”

    俸禄薄与厚，是个复杂问题，一句话不好说清楚，要把好多因素考虑在内。白居易说：“古者因人而置官，量赋而制禄，故官之省置必稽人户之众寡，禄之厚薄必称赋入之少多，俾乎官足以理人（民），人（民）足以奉吏。吏有常禄，财有常征，财赋吏员，必参相得者也。”（《中国古代人事制度》）如果一味比较数字，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大国与小国，穷国与富国，肯定差别很大，凭此便自傲自大或自轻自贱，太肤浅、太不科学了，比来比去，有什么意思？

    俸禄薄厚只能相对而言，不可一概而论。明朝俸禄低还是不低，各有各的计算方法，不多提也罢。但有三点不吐不快：其一，不同的计算方法，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计算者要扪心自问：你的方法是否科学。比如甲团体有20人，乙团体有10人。甲团队每人有1元钱，乙团队每人有2元钱，当然甲乙两个团体都有20元钱，于是甲队自豪地说，我们和乙队队员一样阔！或者乙队头头说，甲队今非昔比，真阔气了，应该承担和我们一样的义务都是不对的。其二，薄俸致贪是个伪命题。任何社会，俸禄再薄，也决不会薄得让人活不下去。如果偏要用人类的俸禄过神仙的日子，今天包“二奶”，明天包“三奶”，整天嚷嚷薪水太薄，要“高薪”才能廉，那是为贪污找借口。贪腐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因素，是体制问题。有清一代，官员的俸禄银之外还有“养廉银”，且“养廉银”是俸禄银的成十上百倍，但官员仍贪墨不止，“廉”没有一点踪影。其三，权力者制定规则要想到老百姓，具有话语权的人也要想到老百姓。俸禄高还是低，要看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要眼观富国，然后说几句梦呓般的话。

    生计问题

    提到《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我们常说某某人是逼上梁山的。一个“逼”字，首先让人觉得物质极其匮乏，难以果腹，只能铤而走险。实际而言，起来造反的，不见得必是缺吃少衣的人。你看那些梁山好汉，有几个是吃不上饭的？或许《水浒传》是文艺作品，不能以它为据作论点的注脚，其实此类事情历史上也很不少。

    唐朝末年，盐贩子出身的黄巢，既不缺吃，也不少喝，根本谈不上贫苦，可他举旗造反了。他的起事，与当时统治集团奢侈无度大有关系。世界上财富就这么多，官吏占据多了，其他人必然就要吃苦受罪。因此，一些政治家告诫官吏千万不要与民争利。客观说，黄巢起事，与乱纷纷的环境有直接关系；主观说，黄巢其人乐意做官。做官的路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拉起大旗造反，然后以此为筹码和朝廷讨价还价。

    与朝廷交涉有个过程，这期间那些上了“梁山”的人，怎样解决生计呢？黄巢血洗泉州劫杀了不少富商，此后几次攻城略地，获得财宝无数。不过，黄巢的这种政权，不事稼穑，不事贾贸，与工农业生产无关，终究会有供给匮绌之日。唐僖宗中和三年，黄巢率军围攻陈州，军粮缺乏。于是便“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旧唐书》）这段文字，描摹出了黄巢式的起义如何做事。虽然仅仅是一角，却可以叫人思考许多。史式教授论述太平天国时说，在打下南京之前，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所到之处，财货取之不尽，领袖们从不为经济问题操心。也就是，当农民起义的队伍作为一个非正式的政权存在之时，他们可以“打富救贫”，实行军事共产制度。但当他们正式建立一个政权，需要发展经济时，打江山时的老办法就会此路不通。

    促成农民起义的因素恐怕只有三个，一个是天灾，一个是人祸，另一个是政治黑暗。天灾使人们的生命毫无保障，这时的灾民最容易发生暴动等事件。如果官府能够及时慰平民众脆弱的身心，不一定就会引发农民起义。就老百姓而言，只要能够有口饭吃，就会山呼万岁。中国的老百姓，在强权之下生活了几千年，尤其如此。但在政治黑暗的时代，在有食物果腹的情景下，老百姓中的一部分人也会起事，此为“乘势而起”。梁山好汉就是这般。

    大宋的好多制度在宋徽宗时代已经露出破绽——比如“梁山好汉”中好多人物是赵宋王朝公职人员，尤其不少人曾在大宋的司法系统工作，他们平时的行为破坏了公正。就拿插翅虎雷横来说，他本是郓城县尉司管下的步兵都头，本职工作为“擒拿贼盗”，但他却拿着纳税人的银子，为非作歹，靠“开张碓房，杀牛放赌”赚外快，还结交黑道分子。雷横这样的人，在大宋王朝司法界肯定属于少数，为十个手指中的一个，否则大宋也不会存活几百年。问题在于这是一个信号，说明社会机器运转出了问题。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宋徽宗，应该见微知著，可惜他没有做到这一点。

    扯得远了，打住。其实说一千道一万，不能用夺取政权时的路数解决当政后的生计问题，不管是统治者自己的，还是涉及老百姓的。我觉得，一直主张“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梁山好汉，如果真的坐了龙廷，对民生问题的解决不一定超越宋徽宗，甚至未必好于宋徽宗。他们不是谋求新方法治理社会，而是走老路，“掀翻天地重扶起，戳破苍穹再补完”，自己做皇帝。一旦变成统治者，便也有了原先竭力打击的那种嘴脸。

    第三章一言难尽的士人古代的“士”，种类很多，文武皆有。一度，士是有土地的，是宗法土地贵族系列中最末一个级别。春秋中后期，士中的文化人多起来，也就是，像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增加了。直到现在，人们仍不时把今日的知识分子，与古代的士相提并论。

    士的历史，铸造了士的两个品格：家国情怀和御用心态。

    这两种品格并非笃定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何时显现，也依赖于社会现实。士的爱国，是出于真心。有土地的士自不必说，没有国家，他们哪里会有土地这种财富？爱国，实际上与爱家、爱自身捆绑在一起，这不是迫不得已，而是出于自愿。当然，不是所有的士都有土地，也有贫士、穷士。那时户籍制度并不严格，士可以去各国贩卖自己的观点，不依附于固定的人主。

    士，以自己的思想与国君交往，见风使舵，也可以说他们辅助国君治国。如果他们的思想达到预想的效果，原来贫穷的士人便可骤然富贵。冯谖、苏秦即为例。春秋战国时期，国君争取士人的方法，就是厚其爵禄以尽贤能。

    为取悦当权者，士人并没有固定的思想，而是看国君之所好。商鞅初见秦孝公，大讲“帝道”，秦孝公昏昏欲睡；第二次见秦孝公，大讲“王道”，秦孝公不耐烦；第三次见秦孝公，大讲“霸道”，秦孝公开始兴奋了；第四次见秦孝公，大讲“强国之术”，于是秦孝公认定商鞅是个人才。后来商鞅被封，富贵到极致。

    未仕之士，与各国统治者的联系也是很紧密的。孟子周游列国，所到之国，多有馈赠。韩非子说：“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国的概念，在未仕之士眼里，与有土地自养的士可能不同，他们的胸怀更加宽广，不局限于求得某一国家的安稳，而希望自己的知识对每个国家都有用，希望每个国君都能采纳他们的主张。因为，他们的基本利益与国君是捆绑在一起的，他们学说的出发点也在于使国君更好地维护统治，而不是着眼于老百姓。

    但他们时常提到“民”。这非常值得人思考。在他们看来，诸种问题中，如何对待“民”是极其重要的，统治者对民的态度与政策，关系到社会的安危。不过，这个“民”未必是草民。古时，草根小民，对统治政权的撼动几乎不存在。周厉王被国人赶走，那些“国人”，不属于草根阶层。

    但无论如何，家国情怀已经在士人心田深深扎根。

    同时，士人欲把自己的思想植于权势者的观念，犹如蔓生的野草，无拘无束地发展。寻求御用，在小国林立的时候为了生存，不得不尔，大一统的专制政权建立以后，就不仅仅如此了。

    中国古代的“士”，时下吃香得很，其形象基本是为国为民，满腔正义，人格独立。人们现在习惯把当代知识分子与古代的士相提并论，不仅着眼于知识分子发展的历史，似乎也在于对时下知识分子的犬儒化多所不满。不过，士的含义十分广泛，种类也较多。顾颉刚先生说，我国古代的士，都是武士。此论颇受质疑，士种类之多及他们的主要任务，于此可见。

    西周那会，士属于土地贵族系列，是分封制中的一个等级。春秋中后期以后，士式微了，已经难成一个等级了，后来私学兴起，文士渐多。他们凭借自己的思想和社会交换，获取生活资料。国君求士，豪门养士，“士之仕也，犹农之耕也。”士人入仕，得到了上下认同。吕不韦曾问他父亲：“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又问：“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又问：“立主定国之赢几倍？”曰：“无数”。入了仕，富就不请自来，藉此获得高官厚禄的士人，十分活跃。那时，社会的主流文化，不是某位统治者划定的，而是出之于文人阶层，但这个文人阶层的领导者是士大夫集团。

    未仕之士，虽没有被养的名分，与各国统治者的关系也很密切。孟子到各国游说，诸侯馈赠的礼品极其厚重。孟子到齐国，“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五十镒而受。”孟子到处受赠，生活质量很不错。

    嬴政建立大一统的秦帝国后，士人的思想完全统一于秦始皇个人的思想，士人过去享有的权利，包括相对独立的人格丧失殆尽，士人被御用的色彩日益浓厚。

    刘邦的出身本来极其平常，但一些人对这位汉朝的开国皇帝进行了“全方位”论述，查出其父其母的真名实姓。东汉学者王符，说刘邦的父亲叫“刘煓”，魏晋时的皇甫谧在《帝王世纪》里则说刘邦的父亲名“刘执嘉”，刘邦的母亲姓王。也有人认为刘邦的母亲不是姓王，而是姓温。有一部书还给刘邦的母亲查证出个非常雅致的名字：“含始”。

    学者们不仅为刘邦的父母“考查”出了名字，还为刘邦“考查”出了高贵的血统——刘邦是远古时代唐尧的后裔。

    谁做的这些事？文人，或者叫知识分子。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国朝士风之敝，浸淫于正统，而糜溃于成化。”这就是说，在以前，士风还说得过去。明代士人不仅向皇帝、权臣进献媚药、房中术，甚至“谏诤风纪之臣争谈秽媟”，以更加无耻的方式求宠。明代君主用特务来监视和迫害士人，用廷杖凌辱大臣，整个社会当然也就无道德可言，无羞无耻自然代替独立的操守。

    不过，知识分子也有不少人继承了自身的传统，视品格如生命。如方孝孺，至死不为朱棣写登位诏书。问题是，仅仅一个朝代还好办，明朝之前之后都有这个问题。

    方孝孺的死

    方孝孺的事迹，现在讲述的人很多，再加赘说，难免有“炒冷饭”之嫌。但我一直问自己：他的死值得不值得呢？还真不好说。以自保一面看，当然是飞蛾扑火，一点也不值得；可从操守角度讲，舍生取义，不好吗！在传统价值观的框架内，方先生可以感天地泣鬼神，这关系不到应做还是不应做。一个社会，如果每做一件事都以实用主义加以衡量，那就太世俗了，太无未来了。

    然而，方孝孺的死，除了使我们看到专制皇权暴虐之外，究竟使社会获得了多少益处？仔细检视一下，一点也没有。虽然方先生激烈反对朱棣做皇帝，被灭“十族”，可朱棣还是做了，初时谁也不敢谈论方孝孺的事，甚至连收其骸骨的人都加以屠戮。一百多年之后，明神宗却表扬他，给他彻底平反。这回，皇权又发挥了作用，朱明王朝在道德上又站在制高点上了。

    实际上，方孝孺争执的是朱允炆当皇帝，还是朱棣当皇帝的问题。他认为朱允炆处于正统地位，朱棣则是篡权。篡权的人，当然应该讨伐，因此朱棣让他起草即位诏书时，他披麻戴孝，大骂不止。很明显，他对是非的判断，具有奇特的逻辑，虽然他没有成为有利就上的庸俗者，没有堕落为“有奶便是娘”式的御用文人，却也成了朱允炆的御用者。中国历史上的不少守节者，其实多如方先生。统治者一面鼓励士人成为方先生那样的人，一面又大开杀戒，如此这般，方孝孺类的士人，岂会减少？

    方孝孺是为朱允炆尽忠的臣子，他的死，对社会的进步毫无意义。社会即使有再多的方孝孺，顶多让朱棣杀得手乏。朱棣完结，再来什么什么皇帝，杀来杀去，依然如故，社会没有多大进步，不过换了杀人的人，换了被杀的人。可叹的是，士人偏偏高调赞颂方孝孺，替皇帝赞美方孝孺。实际上，那种选人制度，不论方孝孺痛骂朱棣，还是后来的皇帝表彰其忠，都于事无补。

    过去读过资中筠先生论述方孝孺及布鲁诺的文章，其中说，在抽象的个人道德上，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为捍卫自己认定的“死理”宁死不屈，但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确实，布鲁诺坚持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是科学，任何权力也无法改变，这种先进的科学思想会造福于社会。方孝孺维护的则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另一个儿子当皇帝，这于国于民没有意义。从秦统一中国开始，一代一代的中国士大夫为这类事，耗尽聪明才智，对历史进步有何意义呢？

    都出“国”了

    在春秋战国之时，秦国为强者之一，所谓“战国七雄”中的“七雄”就有秦国。但其强大，不是从来如此，翦伯赞先生在《中国史纲要》中说，秦孝公时，秦国是“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楚国和魏国则常在战争中取得胜利。那时秦国在外交上地位颇低，不能参与中原各国之盟会。

    在严峻形势的逼迫下，秦孝公力图振兴，下令求贤，修德行武，进行了一场重大改革，商鞅就是在这个时候跑到秦国去的。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的“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横而斗诸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都是这次改革的结果。杜佑《通典·田制》说：

    秦孝公任用商鞅改革，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杜佑所言，侧重的是经济改革，实际上，秦能吞并六国，是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最成功之处，恐怕还在于握有权柄的人在观念上把人才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尽可能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

    洪迈的《容斋随笔》有《秦用他国人》一节，其中说，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但六国所用之相，都是它的宗族及国人，独独秦国不然，建立霸业之初就重用外国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洪迈是否夸大其词，姑且不谈，因为“听之不疑”之类的话太满。秦国一度曾想全部驱逐“诸侯人来事秦者”。但不管怎么说，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离不开人才的，这一点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因古今和中外而有区别，也不因战争与和平而存悖异。战国时达官贵族大规模养士、三国时曹孟德的“唯才是举”，都属于重视人才的行为。只就战国时代来说，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各养士数千人。当然，人们不能不看到其中蕴藏的现实原因。周谷城先生在《中国通史》中分析说，六国为要对付强秦，不惜用“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至于四君子养士，为“入则可以威胁所在国的国君，使迁就自己的意思；出则可以威胁邻国的国君，使迁就自己的意思”。假如形势变了，和平取代了战争，统一代替了分裂，四君子们是否还会如此对待人才呢？假设历史是荒唐的，但似乎也不是毫无意义。倘若以为四君子们、曹操们一度重视过人才，就认为我们有倚重人才的历史进而陶醉起来，那才真正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呢！

    然而，什么样的人算是人才，是很模糊的，李世民认为“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李世民的大臣封德彝却觉得“于今未有奇才耳”。历史上很多皇帝任用小人，实际他们并不觉得那些人是小人，“小人”云云，是后代总结教训时得出的结论。任用“小人”的皇帝，没准儿以为自己任用的是纯而又纯的人才。《世说新语》载，汉元帝与大臣京房讨论历史，说到周幽王、周厉王亡国的原因，元帝认为“其任人不忠”，京房问：“知不忠而任之，何邪？”这时元帝说了句令人深思的话：“亡国之君，各贤其臣，岂知不忠而任之？”元帝所说的是实话，天下没有一个人会故意任用“小人”。最后却出现天大的误差，根本原因在于标准不一致，人们使用的词汇虽然一样，所指的含义却截然不同。就如今日一些人口喊选拔人才，最后选择的却是庸才，却是口言善身行恶之人。出现这一结果，除了有人故意如此，不少人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人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云：“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此处涉及的“才”与“德”之论极是，历代君主也把《资治通鉴》作为治国的参考书，然而我们的古圣贤之书太偏于讲解道理，真正操作起来却缥缈得很，让人发怔。然而历史不等人，就在你发愣的时候，大好时光已经逝去。可以说，如何把理论用于实际，是一个古老但一直没有解决好的课题。

    张謇之见

    现在看起来是常识性的东西，如果倒退往回看，当时的弄潮儿就没有我们这样轻松。因为那个时候并没有现在这么多现成的知识，一切只能靠他们自己去感悟，去摸索，去实践。

    比如教育这件事，自孔子时代起，它的社会作用和功能就获得了比较深刻的论述，《论语·子路》云：人口众多之后就要设法使人民富足，富足之后就要使他们受教育。我们姑且不论教育和经济繁荣的关系究竟何者为先，只从孔子把富裕和教育紧密结合的思想而言，足以让后人思绪万千。然而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各种原因，人们几乎没有机会把这种深奥思想付诸实际。到张謇时代，教育与经济繁荣的关系，仍然困扰着无数人。

    困扰，对庸人、懒人来说正好是偷懒的借口，就贤者、勇者而言却正是探索的动力。无论康有为的变法，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还是张謇的发展实业，都是为了从贫弱中把中国拯救出来。“拯救”这个词语，说一说是相当容易的，实行起来却颇难，不仅可能伴随着血和泪，而且需要有舍生忘死的精神。即使见不到血污，踏实肯做的作风、细致创新的观念，也是孜孜不倦工作的底色。张謇一生不懈兴办实业，关注教育，与他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做法分不开。在我们历史上纯粹讲求理论的人不少，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人却不多，张謇一生的活动都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杜绝了空洞的理论说教。吴良镛先生曾在文章中说：“张謇规划建设思想的形成根植于他的哲学思想与方法论。他治学处事主张理论实践相结合……”张謇自己认为，学问兼理论与阅历乃成，一面研究，一面践履，正求学问补不足之法。

    张謇，南通人，1894年考中状元，成为翰林院修撰。当时甲午战争，中国败绩，国事日颓。“实业救国”的思想在张謇脑中萌芽、茁壮开来，自1895年起他陆续创办了南通的第一个近代工厂——大生纱厂（后改名大生一厂），大生二厂，大生三厂，大生副厂。并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之后，张謇又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兴建了天生港口和发电厂，在城镇之间开通了公路。南通因此也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述说张謇这些人人尽知的业绩，其实是想复述他实事求是，兴办实业的独特思想。

    同时，张謇也十分重视教育，重视教育看似是人之常情，实际好多人手中有了几个钱之后，最容易遗忘的就是教育。大概教育是难以立杆见影的事物，只知眼前利益而无宽阔胸怀和长远见识的人，不能明晓其中深意。张謇“父教育，母实业”的思想，突破了我们熟知的“治贫先治愚还是治愚先治贫”的思索套路。他在兴办实业的同时，没有忘记文化教育事业。1902年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师范学校——民立通州师范学校，1905年创建了我国第一座民办博物苑，1907年创办了农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1912年创办了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后来，农、医，纺三所学校合并成为南通学院。还兴办了各种中、初级职业学校，短期讲习班和特殊教育事业。如商业学校，银行专修科、测绘专修科、工商补习学校，镀镍传习所、蚕桑讲习所，女工传习所，伶工学社，盲哑学校等。（据《南通档案局（馆）·南通名人·史海先贤》）取得这些功绩，固然在于这位先贤辩证理解实业和教育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他不断向外国学习，不断实际操作的产物。1903年，张謇考察了日本，参观了35个教育机构和30个农工商单位。他发现，两国有许多共同面临的问题，在日本解决得很好，在中国却是障碍重重，或者根本解决不了。主因在于两国政治不同，第一，日本没有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力；第二，在日本权力受到广泛的制约。中国落后的病根，是封建专制统治阻碍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进步。只寄希望于宫廷斗争，光绪皇帝重掌大权，或者仅仅依靠思想开明的地方督抚来推行新政，都不是根本办法，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立宪运动。五大臣出洋考察回到上海时，张謇专程前来与载泽、端方、戴鸿慈等商谈，并发起商、学两界公宴为他们洗尘。可惜，宪政最终惨不忍睹，徒有虚名。

    张謇不是把政治与经济联系起来的第一人，这位体制内的人物，对皇权没有批判之意，只是为国家好，那时朝廷内的立宪派多是如此。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教育和实业。他说：“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不广实业，则学又不昌”，认为实业和教育事业是相辅相成的，“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强，知识之本，基于教育”。这些话，如果出自今日，并不新奇，但在二十世纪初叶，就相当的振聋发聩。正因为这一坚定的理念，一个个工厂，一座座学校才得以诞生。更难得的是，张謇不忘中国实际发展水平，主张立学须从小学开始，坚持从基础做起，认为有些人主张办学应从大学办起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指出：“凡事须由根本作起，未设小学，先设大学是谓无本。”人到了急迫的时候，最易浮躁，最易忘掉基础。张謇却冷静客观分析实际情况，这不仅在那时难得，现在做到这一点也不是易事。

    远见，可以是别人永远也没有的见识，也可以是别人当时没有后来却有的见识，更可以是人人都懂却没有办法落实的见识，张謇把三者几乎全包了。只说抓基础教育这一项，后人中能有几个可以脸不红去见他？

    一种无声无息的悲剧

    在古代文化界，有几位女性颇有声望，比如后汉的班昭，又比如唐代的宋若莘。（《旧唐书》作宋若华）这两位的名字，很多国民并不知晓，其实她们对古代妇女地位的认可和规范，比吕后和武则天有着更为广大的影响。

    《后汉书·列女传》曰：班昭，一名姬，字惠班，是班彪的女儿，《汉书》著者班固的妹妹，扶风曹世叔的妻子，博学高才。曹世叔去世得早，班昭很有德行。其兄班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完成就去世了，汉和帝命班昭续完这部著作。班昭多次被召入宫，为皇后贵人讲学，又给刘向的《列女传》作注，号曰曹大家。

    史册对她帮助其兄续成《汉书》一事多所称道，孰不知她的《女诫》对后世的影响远大于此。班昭生于光武帝建武年间，当时，豪族地主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族权、父权和夫权的力量也有极大加强。为了使即将出嫁的女儿们少遭受些挫折，班昭把自己做媳妇的经验和对生活的理解写出来，成为《女诫》，并用它来教导自己的女儿。

    可能《女诫》适应社会的需要吧，问世不久，就走出了私人教科书的狭小天地，成了通用的女子课本。明末清初儒者王相把班昭的《女诫》、唐代女学士宋若莘的《女论语》、明成祖徐皇后的《内训》、自己母亲刘氏的《女范捷录》（又称《女范》），合称为“女四书”。

    《女诫》是我国第一部以儒家正统思想阐述女性教育的专著，共1600字，全书从卑弱、夫妇、敬顺、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个方面阐述了女性应遵循的封建伦理。今日人们常常提起的“德言容功”，就出在《妇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专心第五》则云：“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

    此类文字，历史上的男性撰著常常乐此不疲，但从一位才貌兼备、有地位的妇女口中亲自说出，则是第一次。女性素来为男性瞧不起，圣人孔丘把女人和小人并列。西哲亚里士多德认为女性本身的痛苦是由其性质决定的。古代男性皇帝后宫佳丽动辄成千上万，女皇帝武则天讨了几个面首，就被世人举为奇淫的典范。男权控制的世界，男性对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决定大权，女性无参与的权力。没有权力参与，便低眉顺首，便忍气吞声，便默默忍受，只能使持权者更加猖狂，女性的悲剧程度更加深刻。在男权社会，男人会把无数的网罩在女性身上，如果女性自己始终不作挣脱的努力，作茧自缚，只能悲上加悲。《女诫》以女性自我束缚认同、适应男性社会，结果只能越来越失望。

    17世纪女性主义者普兰·德·巴雷说：“所有男人写关于女人的书都应加以怀疑，因为男人的身份有如在讼案中，是法官又是诉讼人。”这可算是阅读的一个经验。然而一本书如果出自女性之手，也就是女人写给女人看的书，读者并不作如是观。由于作者本身是女人，那内容就多了一份诱惑。在女性读者看来，完全可以放下警惕性，全盘地接受。所以以此看来，中国女性的附庸地位，一方面是男性社会决定的，就其程度来说则与女性本身也有关系。这一点似乎与觉醒者不同。法国的西蒙·波娃是一位女性作家，写了许多关于女人的书。她不是凭借作家的话语权力宣扬女人应如何做，而是告诉世界女人是什么。这需要异乎寻常的勇气，是班昭等人所没有的勇气。一个人，没有这种勇气是很难对自身作出客观评价的，只能依附于他人。

    班昭凭家庭背景、知识才干，登上高位成为既得利益者后，不是检讨社会，却使男人奴役女人的世道更加合理化。即使她当初撰写《女诫》的目的在于教育女儿，后人也会抱有微词——因为后来的统治者使《女诫》变成锁住女人灵魂的枷镣。她属文的心理对她个人而言虽然很正常，但无论如何也是女人本身的一种悲剧。唐朝的宋若莘也可作如是观。宋若莘是宋廷棻的女儿，入宫后谈经论史俱能称旨，博得皇帝的称赞，与班昭颇有相似之处。入宫后著《女论语》十二章，全为男性社会下如何做女人的准则。她们的举动，与五代时窅娘缠足跳舞迎合男人是无异的。一部中国史，是女性的被奴役史，是男人的发展史。史如何作成现在这个样子，所有女性都该思考。这个思考不仅包括咒骂男人，还应该包括对自身的检视。只有如此才是自身发展壮大的正途。

    当然，在社会文化结构不发生突变，即在族权、父权、夫权不除的氛围下，《女诫》思想很难连根拔掉。但反思不反思，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否则做了悲剧人物还不自知。

    “红杏尚书”的奋斗观

    宋祁既是北宋的官员又是词人，名气很大。最为后人熟知的《玉楼春》有“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颇得人激赏，流传至今，为他挣得了大名，人称“红杏尚书”。王国维《人间词话》云：“‘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

    不过，才气、智慧等等，终究不能代表他的全面。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载，宋祁经常在府邸大开筵席，“外设重幕，内列宝炬，歌舞相继”，宾客们在里面饮酒歌舞，直到第二天凌晨。又据宋·钱世昭《钱氏私志》记载，宋庠宋祁兄弟两人元夜各自消遣。宋庠在书院读《周易》，小宋则点华灯拥歌妓醉饮。翌日，大宋谕令所亲诮让云：“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斋饭时否？”学士笑曰：“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吃斋饭，是为甚底？”宋庠乃宋祁之兄，天圣初，兄弟二人同举进士，人称宋庠为大宋，宋祁为小宋。

    大宋、小宋提及的吃斋饭，当指苦读时的事情。《尘史》云，宋氏兄弟“就学安陆，居贫”，没有钱过冬至节，只有把祖传宝剑上的银饰拿去换钱。这个就是宋祁所说的“冬至吃剑鞘，年节当吃剑耳”那段日子。登上高位的小宋奢侈享乐，在过去是不算什么的，因为整个社会的思想就是如此，也可以说，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宋祁的思想占据着很大的空间，其兄责备他，着眼点也不是这种生活方式本身，而是嫌他忘记了过去，过于放纵自己。宋庠在书院苦读，更多体现为一种个人生存特色，不是道德发挥力量的结果，当然更不是法律的功效。假如大宋也和小宋的爱好一样，宋祁就不会受到丝毫责怪。

    数年前，有学者对唐朝白居易的个人生活颇有微词，从治学的角度说这也许有点以今析古，不足效法，但站在社会心理、个人生活与反省和监督的关系看，却是有意义的。无论个人的素养多么深厚，人格多么伟大，他对事物的判断永远与社会现实、社会意识紧密相连，也就是，个人的行为和社会价值标准是有因果关系的。通常说来，个人的大多数是以社会是非为是非的，少数个人某些超越常轨的行为不一定得到认可，虽然说没有个人就无从谈及社会，但当众多个体组成社会之后，却陡然生出一种散居的个体从来也没有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到这时候，个人不得不按照社会的意志确定自己的行为准则。宋庠也好，宋祁也罢，都离不开社会早已给他们准备好了的行为范本。

    历史上同一行为，常常因为朝代不同而会得到不同的评价，赵匡胤遇事不嗜武力，有人赞叹，也有人咒骂；荆轲有英雄之称，也被目为流氓。同一个人，因所处的社会环境不一样，社会奉行的价值观迥异，行为就有差异。大宋与小宋乃同胞兄弟，大宋所言真切，小宋回答坦诚，没有扑朔迷离的词汇，我们后人也就容易看到他们反省的力度究竟多大。实际上，在无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大宋自大宋，小宋自小宋，不可过高估计其效能。但话又说回来，如没有反省，大宋也会滑到一边。制度建设和自我反省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小宋的奋斗观初看是他个人的，实际是社会的。改变个人的观念虽然也不容易，相较而言，比改变社会的观念容易得多。社会的观念变了，小宋必然会改变。

    臣子的品德

    戏曲中，包拯刀铡陈世美，并不是按封建社会法律办事的结果，而主要是老包的个人品德。实际而论，开始包拯也不想要陈驸马的命，只想用金钱息事宁人，可香莲这个人不一般，并不见钱眼开，也不是“讨个说法”就拉倒，对包公处理问题的方法不满意，说了一句大实话——官官相护有牵连。听秦香莲这么一说，老包不仅没有怪罪于她，反而自责，于是宁可不做官了也要铡了陈驸马。

    刀铡陈世美，是戏曲家言，信不得真，但由此可以看出民间对清廉正直好官的态度，对包拯个人道德品质的赞颂。历史上的包拯不一定如戏曲演绎的那样具有戏剧性，但他廉洁严正，敢于直谏，从不趋炎附势是有事实为据的。为包拯写过《墓志铭》的吴奎认为，其人具有“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的性格特点。读他临终前留下的遗训，会觉出他的确是道德高尚的人。历史上的家训多了，可没几个人能够对后辈说：“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敢说这话，说明他先前的所作所为不是表面文章，不是投人所好以邀其颂。

    不过，我们不能把包拯的行为只看作是他个人的行为。一个臣子，在皇权之下究竟有多少行动的自由，不是这个臣子个人想要多少是多少，而是皇帝给多少你就有多少。一句话，是皇帝培养臣子的性情和品德，而不是相反。没有宋仁宗，断乎没有包拯这样的臣子。人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人类社会又为一个个具体的人所组成，某个人如何，很难说就是那个人自己的事情，与他的上司、同事、朋友相联系，与他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文化修养有关。解释某个臣子的行为，除了在他自身找原因，他的上级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据说后来的包拯就不如从前，按仁宗话讲：“包拯，非昔之包拯矣。”这并不奇怪，臣子的行为内里蕴藏着帝王的好恶，如果包拯有变化，究竟为什么变了，仁宗要问问自己和官场。封建社会也有法律，但那法律是对付老百姓的，告状的人在统治者眼里是不可理喻的刁民，这种埋藏在骨髓里的意识包大人不会没有，但他品质好，于是秦香莲成功了。如果遇到眼睛里没有百姓的官员，说你“不敬”，指责你妨碍公务，你也只能哑巴吃黄连。说句有点武断的话，那种境地，大部分律条不变成具文也难。告御状云云，成功的概率究竟能有多少呢？

    不可孤立看待遴才方式

    科举制度在清朝末年被取消了。为什么实行了一千多年的人才选拔方式，在那个时候寿终正寝了？我们得到的回答大体是：科举制度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这个回答十分正确但过于概括。其实，任何一件事，兴盛和衰落都是合理的，科举制消退，原因在于时代越来越开放，而这种选拔制度本身却弊端丛生，与时代越来越隔膜。

    获得人才，是每个统治者的愿望，客观上也会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金诤先生在《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中说，周代已经由“乡老”（族长）等选拔本乡土的贤能之士，经过地方长官的层层上贡，直达中央。这时选择的人才武功是很重要的，与后世重用文才不同。春秋时期，各封建领主为争夺土地和人口而战争不已。为了加强实力、争取人才，一些原来不是贵族的下层人士得到破格任用，通过举荐、考核而选拔登进人才的情况越来越多。后来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都是与大局势有关的。

    不过，那些选拔人才的方式，当局者的随意性很大，常常着眼于当前利益。科举制则是常态社会发展的先进选人制度，突破了门阀的拘囿，一切以知识为标准，使统治层知识化，同时增加了上层的亲和力。然而，这种选拔制度的确立，需要一位睿智统治者的出现。任何时代，能够发展、完善一项制度的人都是那些见识深广，体察社会的人。金诤先生坚定地认为“科举不始于隋，隋君臣之嫉贤妒能”，也正是分析隋文帝、隋炀帝父子及隋朝社会现实得出的结论。从严格意义上讲，以考试为主的科举制度产生于唐代，到北宋，弥封、誊录、回避等科举立法全面完备，清除了举荐制残余，一切以考试为准，科举制度成熟定型，而文官治国体制也正是在北宋彻底地、稳定地建立起来。科举制度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一，“投牒自应”，读书人不论其出身、地位、财产如何，均可自行报名参加考试，不必由官吏举荐；二，考试定期举行，不必等候皇帝下达诏令；三，严格考试，录取与否完全决定于考场文章优劣。隋代选官制度则并不具备上述三个特点，参加选官考试的士人仍然必须先得到州县等地方官员的举荐，制度上并没给予他们“投牒自应”的权利。隋代分科选举共三次（开皇十八年，大业三年、大业五年），都是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并无定期举行的制度。

    科举由盛至衰，到清末已经毫无优势可言，消亡了。好多书籍谈到科举的弊端，往往提到《聊斋志异》的作者如何贡献大，又如何仕途无情，被科举制度挡在大门之外。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例子作为否定科举的论据太过轻飘。通过科举考试登上高位，并且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的人，未必比蒲松龄们少。每一项制度，都有纰漏，某些事后证明出类拔萃的人才也可能不被当时的制度认可，这一点就是现在恐怕也不能避免。倒是金诤先生书中所举的事例，使人不得不思。据说，清末科举废八股改策论后，有考官出题比较中西史事，题曰《项羽拿破仑论》，八股士子们皆不知拿破仑为何物，有文章云：“夫以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安有一破轮而不能拿哉！”底下说：“夫车轮已破，其量必轻，一匹夫亦能拿之，安用项羽？以项羽而拿破轮，是大材小用，其力难施，其效不著，非知人善任之举也！”科举对人思想的束缚于此倒是十分明白了。清王朝一连串的失败，与人才取向大有关系。假如没有一片连成一片的屈辱史，科举仍旧会如日中天。

    对诸多遴选人才的方式方法，从其本身着眼看不出什么，非与局势连接起来才会弄清它的真正面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与外界接触越繁，制定的政策越具有先进性，竞争力越强大。察举制如此，科举制也如此。科举在内容上最后已经完全腐朽不堪，是它自身拒绝与外界接触的结果。有一首《刺时文》诗道：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味道？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叫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以这样的教育制度，要想培养出大量对社会进步有用的人才来，显然是根本不可能的。

    18世纪中后期，中国编纂了《四库全书》，法国在这个时间段也出版了《百科全书》。一中一西的两部书，清楚地显示了中西文化在发展趋势和整体上的差异。《四库全书》于乾隆朝1773年正式纂修，1787年全部完成。法国的《百科全书》于1751年（法国大革命前），由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组织同道开始编撰，1772年正式出版，1780年又出版补编和索引。就编纂目的而言，清朝政府编撰《四库全书》，根本目的服务于“文治”目标，着眼点自然也就与新思想无涉，仅仅是收集、保存前人已经撰写的书籍，总结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在文献上下了极大工夫。同时，对书籍的收录和评论，严格按照正统儒学的标准，删书挖补毁版都是常有的事情。《四库全书》共收书3500多种，几乎囊括了清乾隆以前的中国古代最主要的文献典籍。据说如果把全书的230万张书页拆开后逐页相接的话，其长度可以绕地球赤道一又三分之一周。但是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也是禁书毁书的过程，凡统治者认为“悖逆”的著作，全部禁毁。《四库全书》共收书3500多种，同时毁书也达到3100多种。

    《百科全书》的作者则不受封建朝廷约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它的评价标准是普通的人性和理性。书中鼓吹民主、自由，主张天赋人权，反对封建专制，是新时代的呼唤者。着眼点超出《四库全书》之远，难以道里计，虽然也对过去的知识进行全面深入的总结，但不重学术考据，而主要致力于思想阐发。因此有“18世纪法国的一面镜子”之称。但是，多年的专制统治，我们无法期望科举制自动更新，最后只能在风云激荡的岁月退出历史舞台。不过，清末的退出与唐宋时期的成长、发展，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人们不能不思。

    雅贿

    有些事，再精干的人也难料到。明代万历《新会县志》有几句话颇有意思。曰：正德、嘉靖以前，做官的人两袖清风而归者，宫里相慰劳，啧啧赞颂；反之，则不理他们。嘉靖、隆庆以后，“仕之归也，不问人品，第问怀金多寡为轻重”。社会风气竟然变得如此，明朝的创建者朱元璋怎么也想不到。

    朱元璋建国后的改革力度不小，不仅一下子把奉行了1600年的丞相制度打破了，而且监察、惩治违纪的措施也比他前面的皇帝细密、严酷。在他的统治时期，“重典治吏”的色彩一直不减，换来的当然也是官员的“洁己爱民”。

    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有许多条件，之一就是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朱元璋及其子孙，在监督方面是如何改革的呢？简而言之就是加强中央和地方监督。一是建立都察院，行使中央监察机构的职能；二是加强地方监察制度，全国分为十三道，设置监察御史110人。除此，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监督机构——“厂卫”系统。“厂卫”其实是特务组织，发挥着特殊监察作用。“厂卫”是明代锦衣卫和东厂、西厂、内行厂的简称。锦衣卫初建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成祖时又进行了一些革新，增置了专治诏狱的北镇抚司，把旧镇抚司改为南镇抚司，专理军匠。成化年间诏狱从锦衣卫独立出去。锦衣卫专事侦缉“盗贼奸宄”的职责，可秘密逮捕、审讯、关押刑罚臣民。

    东厂、西厂、内行厂则是宦官控制的特务组织。东厂设立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权力很大，甚至可以监察锦衣卫。西厂设立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其职能与东厂相同，但权力超过东厂。内行厂设立于武宗时，其地位又凌驾于东西厂之上，可以对东西厂进行监督。

    机构健全了，设立的法条也相当严厉。穷苦人出身的朱元璋对官吏有自己的认识，主张治乱世用重典。他认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而庸鄙者次之”。他敕谕刑部：“官吏受赃者，并罪通贿之人，徙其家于边。”同时对贪污罪有非常详细的惩罚措施。比如官吏贪污“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受财枉法者一贯以下杖七十，每五贯加一等，至八十贯绞，受财不枉法者，一贯以下杖六十，每五贯加一等，至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三千里”。就连因公乘坐官畜车船附载私物重量，也有规定，超过了要处刑。如乘官畜者，“除随身衣杖外，私驮物不得过十斤，违者五斤笞一十，每十斤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乘官船车者，“私载物不得过三十斤，违者十斤笞一十，每二十斤加一等，罪止杖七十”。我们常常觉得过去的法条太粗疏，动辄某罪判多少年至多少年。朱元璋在这点上则有独到之处。可惜，让社会飘拂腥风血雨终归不是常态。朱元璋去世以后，他制定的许多法律名存实亡。

    天衣无缝的机构设置，再辅以细密、严厉乃至残酷的刑惩，大明江山表面坚固如铁桶。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朱元璋的子孙遇到了不留痕迹的腐败现象——“雅贿”。

    所谓“雅贿”，猜测起来，可能不以黄白之物往来，而代之以古玩。

    《天水冰山录》是严嵩被抄家时家产的登记簿，其家产之多足以使人目瞪口呆。田产、金银财宝、绫罗绸缎、钟鼎彝器，不必说了，并有“古今名画手卷册页，共计三千二百零一轴卷册”。其中有吴道子的《南岳图》、王维的《圆光小景》、宋徽宗的《秋鹰》、宋高宗的《题王仲珪梅》、苏东坡的《墨竹》、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

    严嵩在明代嘉靖年间曾任内阁首辅，世宗对其多有褒奖，如赐严嵩“忠勤敏达”的银印，赐其藏书楼曰“琼翰流辉”，奉玄之阁曰“延恩堂”，赐字幅曰“忠弼”等。严嵩最后落入凄凉的下场，这个责任一在于严某自己，一在于严某所处的环境。人们不能只看到严嵩的下场，更应该看到那个专制的环境。

    朱洪武时代，正是乱世转入治世的时代，可谓百废待兴。那时严刑峻法也好，皇帝谨身节用也罢，都是通用的手段。朱元璋最大的贡献不在于铁腕治贪，而是他对官员队伍有一丝怀疑，这种怀疑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源于实际，源于元末官民关系，而且这种情绪一直伴随他的一生。他所以调用一切手段预防、惩办官员的贪污腐败，可以认为是怀疑之后采取的措施。那些措施，在只须对君主负责的专制时代是奏效的，尤其在经济不太发达的专制时代效果会更加明显。然而，当皇权的威严程度减弱，或者国家的经济有了好转之后，如果他的后人还是一如既往实行过去的政策，就会捉襟见肘，漏洞百出。最明显一点，朱元璋制定的刑律中，找不到以古玩受贿这一条。赏古玩，弄奇石，是与富庶相连的，朱元璋时代，哪里能够预见这些？

    但，雅贿也是贿。正如来源不明的财产，也是用贪腐换来的。浙江总督胡宗宪花费数百两银子购得《越王宫殿图》、《文会图》，进献严嵩，还不是要得到好处。以收藏文物的名义受贿，对朱元璋的子孙而言，也未必识其“贪”的实质。明中晚期权贵青睐古玩，既能说明社会经济发展了，也能说明法条已经滞后，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尤其专制社会，官员的行为只要对皇帝负责就行了，拙于了解实际的皇帝，很可能悠哉游哉，感觉很不错。

    字画既然可以用作求取官位的“敲门砖”，价格也就陡然上涨。王世贞说：“若使用事大臣无所嗜好，此价当自平也。”理自固然，可惜只是空洞的假想，丝毫没有脱出寄希望于个人品行的套路。杜绝雅贿，扩展开来说，杜绝贪腐，靠这种抽象的希望，能行吗？没准那些官员一面向皇帝表白自己如何清廉，一面张开血盆大口，吞进社会财物。

    啰嗦这么多废话，归结为一句就是：朱元璋的经验只会在专制社会起作用，除了他对官员的怀疑态度，都与民主社会无关。在专制的前提下，朱元璋可以把国家治理得有条不紊。因为那时，不管是君是臣是民，都长久浸泡在专制氛围内，一切都会十分奏效。然而随着岁月流动，他的措施未必适合于以后的王朝。对非专制的体制而言，他的经验更起不了什么作用。

    难忘宋应星

    在我们传统文化名人中，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比钟情于诗赋者要少得多，古代诗词歌赋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与文化人一代又一代孜孜矻矻的研究有很深的关系。甘吃苦头，用尽精力编纂科学书籍的人不说是凤毛麟角，也是十不足一。因此英国学者李约瑟把《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称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国的狄德罗”。

    阿格里科拉（1494—1555），1526年获医学博士学位，曾长时期在当时欧洲主要的采冶中心城市担任医生，对于矿物的形成及分类等方面有很多独到的见解，花20年之功用拉丁文写成详细叙述金属冶炼生产过程的《论冶金》一书，被誉为矿物学之父；狄德罗则是法国百科全书派学者、哲学家、文学家，也是法国启蒙运动卓越的领袖人物之一。他一生中最卓著的事业，是担任《百科全书》的主编。这部书旨在“改变一般人的思维方式”，超越了工具书的范畴。李约瑟用这两个辉煌的名字比拟宋应星，意味是很深长的，目的决不仅仅是夸赞。最少，阿格里科拉和狄德罗在科学的道路上，所选择的路向并不完全一样，比如很难说狄德罗是自然科学家，阿格里科拉却是。但他们对社会进步作出的贡献却都同样重要。

    一个社会，只有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发展，是不完全的。与此相关，只有吟诗作赋、皓首穷经之人，这个社会也算不得和谐与完美。然而如何使它们均衡发展呢？社会的提倡是一个方面，使那些投身研究的人获得社会的尊重和实利则是另一方面，而且是很重要的方面。昔者，唐太宗在金殿端门看到新进士鱼贯而出的盛况，便喜上眉梢，情不自禁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李世民的自信，自然有对人性贴合实际把握的成分，同时又是对科举巨大诱惑力的肯定。宋真宗在《劝学篇》中十分露骨地说：“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常向窗前读。”科举制度下，教育的目的就是考试，考试就是为做官，做官的目的就是搞特权。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估算，明代中期文官约有两万人，其中京官约占十分之一。这些文官辅佐皇帝进行统治，不论是爱是恨，皇帝的眼珠子始终在他们身上瞟来瞟去。对皇帝而言，那些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往往不具有稳固其统治的现实作用，因此我们古代历史上很少有皇帝颁旨表彰某个自然科学家的庄严场景。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人。明朝万历十五年出生，大约清康熙五年那一年去世。1637年（崇祯十年），51岁的宋应星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天工开物》。宋应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专门科学技术角度，把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领域中的技术知识放在一起予以研究的科学家。《天工开物》共18卷，计有《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咸》、《甘嗜》、《陶埏》、《冶铸》、《舟车》、《锤锻》、《燔石》、《膏液》、《杀青》、《五金》、《佳兵》、《丹青》、《曲蘖》及《珠玉》等，所叙述的内容涉及农业及工业近30个生产部门的技术，涉及到农业和手工业的各个方面，堪称为技术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引述的历史典故及叙事材料很丰富，涉及经、史、子书二十多种，引用达七十多次，《诗》、《书》、《易》、《周礼》、《左传》、《史记》、《汉书》、《晋书》、《齐民要术》、《岭表录异》、《墨谱》、《糖霜谱》、《本草纲目》等都为征引对象。

    《天工开物》是我国科学史上首次对古代农业和工业生产技术进行的系统而全面的总结。此书出版后，很快刊行第二版，成为当时许多学者的参考书。从清初康熙到清末光绪的一百多年间，《天工开物》不断地被一些著作所引用。清初官修的《古今图书集成》有很多地方取自《天工开物》。这是《天工开物》入清后第一次被大规模引用。17世纪末，《天工开物》传入日本，从此成为江户时代日本各界广为重视的读物，刺激了“开物之学”的兴起。20世纪时，此书又被译成现代日语，至今畅销。

    虽然这本书的价值很高，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看样子这本书的刊刻并没有给宋应星带来经济利益。未付梓之时，宋应星对书的考证似乎已不太满意，他说：“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而乏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赝真，而缺陈思之馆。随其孤陋见闻，藏诸方寸而写之，岂有当哉？”到刻印的时候，他仍没有摆脱“乏洛下之资”的情态，书的刊刻得益于友人涂伯聚的帮助。刊刻以后经济状况又是如何呢？市面现有的研究资料提到这一点的很少，我们不便主观推测。不过《宋氏宗谱》中的《宋应星行略》还有下列记载：“应星：祖承庆，父国霖。字长庚，行平二，邑庠生。明万历乙卯（1616年）科第三名举人。任分宜县教谕、福建汀州府推官、江南亳州知州、滁和道、南瑞兵巡道。著有《天工开物》、《画音归正》、《卮言十种》、《美利笺》等书行世。生殁未详。葬戴家园祖茔侧。”对图书刊刻后的经济状况同样只字未提。或许古人视言利为末道，不值一提。可对政治得失尤其赞美之辞，则绝对不会缄口不语。顺治《亳州志》卷九《职官志》知州项下记载：“宋应星，江西举人。视知亳州，值兵变之后，官署悉被寇毁。公捐橐更新，招集流亡。又买城南薛家阁，将建立书院于其所，惜志未就而去亳。”这些文字虽然是地方志所载，但也是官方文件，不仅如此，如果知州因一部书曾受到过上一级政府嘉奖，地方政府在记录中即使不大张旗鼓地美化、宣传，也断乎不会闭口不提。看古代皇帝谕旨，政府所表彰的往往不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自然科学只是能工巧匠手造出来的“奇技淫巧”，不入官府视野。实际上，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只是凭自己的兴趣爱好，他们自己就不会奢望什么。宋应星在《天工开物》的序言中表示，书的出版与仕途没有任何关系，话语中虽有沉痛之气，却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客观写照。

    研究任何学问都不当以私利为马首，作为研究者的个人必须坚持这一点。但从政府的角度讲，应该给研究者必要的回报，如此，研究才会成为一种风气，才会弥漫开来，才会发扬光大。一个民族缺乏研究的动力，并不是这个民族的素质有问题，而是社会的价值取向所致。科举能在中国延续1300年，与科举制度对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有关系，和科举给个人带来的益处也分不开。假如自然科学的研究者们也受到如此礼遇，那就不会有科学只有“术”，而无“学”的状态。这一点，古今一理。

    蔡伦的光荣与悲剧

    媒体说，美国《时代》周刊公布了2007年各领域的最佳发明，也同时公布了有史以来的最佳发明家，中国的蔡伦榜上有名。介绍文字云：“蔡伦是中国古代一名太监，他曾在昂贵的丝绸和竹板上书写过，但是，他发明了造纸术，用树皮、渔网和竹子等压制成纸。”这个说法在性质方面肯定没有错误，也是比较科学的，但时间上似乎不尽完满。实际上，造纸术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发明了，换句话说，蔡伦之前就已经有了造纸术，西汉初年人们就已经用废旧麻绳头和破布为原料制造麻类植物纤维纸了。

    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新疆、甘肃等地先后发掘出西汉时期制造的纸。不过那时制造的纸纤维松散，工艺复杂，产量也不高，不利于书写。蔡伦发明“造纸术”以前，竹简和丝绸是制作书籍“纸页”的主要原料。竹简笨重，而丝绸价格昂贵，实用性都很差。西方国家在纸张未引进之前，大多数书是用牛皮纸和羊皮纸构成，希腊人、罗马人和埃及人则喜欢用纸莎草纸。牛羊皮纸和纸莎草纸都是稀罕之物，造价很高。

    到了东汉，蔡伦改革了工艺，纸的品质和产量大幅度提高，人们称这种纸为“蔡侯纸”。2世纪，纸张的应用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后来，中国人就向亚洲其他地区出口纸张。751年，中国的造纸工人当了阿拉伯俘虏，不久，造纸业就在撒马尔罕和巴格达发展起来。12世纪，欧洲人从阿拉伯国家把造纸技术学习到手。可惜，世界上知道蔡伦名字的人并不多。

    蔡伦，字敬仲，东汉桂阳（今湖南耒阳县）人，汉明帝永平末年入宫给事，只是一个小宦官。永平十八年（75年）秋，汉明帝驾崩，年仅19岁的刘炟继位，是为汉章帝，改元“建初”。汉章帝的皇后是东汉初大将窦融的曾孙女。据说窦氏不仅天生丽质，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入宫后，汉章帝很喜欢她，也深受马太后赏识。马太后病逝以后，宫内权力最大的莫过于窦后。但章帝在喜欢窦后的同时，还喜欢梁贵人姐妹及宋贵人姐妹。

    窦皇后虽然有势力却没有生儿子，宋贵人的儿子被立为当朝太子，窦皇后生怕日后宫内一把手的地位被宋贵人取代，于是策划了一起“巫蛊”案诬陷宋贵人。主审此案的蔡伦对宋贵人姐妹严刑拷打，终于让她们认了罪，最终宋氏姐妹在牢里服毒自尽。章和二年（88年），章帝驾崩，年仅10岁的刘肇继位当了皇帝，窦皇后此时也就成了窦太后。由于皇帝年幼，朝中一切大权尽归入窦太后手中。蔡伦因有功于太后而升为中常侍。

    中常侍是东汉地位较高的宦官，负有传达皇帝诏令和掌管文书之责。当时，负责制造皇宫御用器物的宫署尚方，尚方令一职空缺，汉和帝就任命蔡伦兼任。尚方的技术条件和资金支持都是一流的。具有聪明才智又喜欢搞些发明创造的蔡伦，到任后改进和监制了各种器械、刀剑，“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汉和帝的皇后邓绥，喜欢舞文弄墨，但缺少便于书写的材料。这给蔡伦改进造纸术，生产出精美纸张提供了动力。蔡伦总结以往人们的造纸经验，革新造纸工艺，终于制成了精美的纸张，元兴元年（105年）奏报朝廷，受到和帝称赞。

    汉和帝死后，邓后选了个出生才一百多天的殇帝继位，但称帝不久这位婴儿皇帝就夭亡了。邓后再立13岁皇侄刘祜继位，即安帝。安帝履登大位的初期，邓太后自己仍然把持朝政，蔡伦继续受到重用，被封为“龙亭侯”。建光元年（121年）邓太后卒，安帝亲政。蔡伦因为当初受窦后指使参与迫害安帝祖母宋贵人致死、剥夺刘庆的皇位继承权而被审讯查办。为免遭侮辱，蔡伦自尽而亡。蔡伦的人生轨迹，后人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加以思考，倘仅从科学发明的方面来看，发明、创新等等实在不是用嘴说说就可以奏效的，权力的支持，政府的关怀是必不可少的因素。素来，人们乐意把聪颖、勤奋和刻苦作为科学发明的首要因素，这一点不假。凡是取得一点成绩的人，没有一个是智商低下的，也没有一个是懒惰的。蔡伦取得成绩，与他没有一门心思追求官位大有关系，因为只有如此才会把时间和精力用于制造器物上，才有可能学习、改进生产技术。然而大的发明非有官方的支持不可。聪慧、勤奋等等只能是取得成功的“通用件”。

    蔡伦获得支援的方式在我们看来是有低俗成分的。不过平心静气想一想，封建专制社会一个宦官获得上层支援的方法，除了和掌握大权的统治者搞好关系外，实在不可能存在更好的方式。尤其，当权力持有者视科学技术为无物、为玩物的时候，要获得支持更充满无奈和辛酸。

    屈指数一数历史上的发明创造，出于为民众生活便利的发明，有，但不多，特别在专制的环境下更是如此。发明的目的主要在于最高层，下传到达官宦显贵层次，传来传去，最后到老百姓那里。既然发明者的命运，发明需要的资金和其他条件都由专制者决定，蔡伦们只能取悦当权者。奴隶乃至奴才，都是统治者凭此制造的。

    宦官是什么？是宫廷的仆人，是皇帝的奴才，他们的发迹和没落都与皇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绕过皇权随心所欲地自由发展根本不可能。蔡伦投靠主子，目的可能很复杂，未必非要创造出一种新产品，但他体内蕴藏的发明家的素质便立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获得了一定物质支持以后，创造、革新等等，便获得了萌芽的机会。南朝范晔在《后汉书·宦者列传》中称“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汉代有些时候，科技有较大的发展，与侍弄科技的人得到“善其能”的赞誉有些关系。当然，蔡伦后来被封侯，不能看成与他的发明创造有根本的逻辑关系，是专制政权塑造的政治环境使然也说不定。蔡伦一生在内廷为官，身居列侯，位尊九卿，最后却以惨死告终，这既是他个人的路向问题，也是社会环境使然。

    科学创造无国界，但同时科学创造无法脱离政治，这已被人类发展史所证明。可是，为了获得创新空间，用尽畸形的手段、施展浑身解数，“公事私办”，无论如何也是社会的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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