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愚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木心《从前慢》
搬家，旧物件不难处理，该扔的都扔了。唯一让我犯愁的，是一大摞旧信。
每次挪窝，都会随手撕碎一些信件。面目全非、交情已绝的，就这样逐一整肃完毕。剩下的，便是某一段时光的见证物，不愿再丢弃。
回想前通讯时代，写信，发信，收信，读信，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家人，女友，同学……一个人的私关系体现在一封封信里。
邮递员在那时可是天使的角色，他带给人们各种消息。收信人随之生出各种喜怒哀乐，信来信往滋生出人世间诸多悲欢离合。《读者》杂志前不久出版了一本好看的故事集——《灵魂的马车驶上高坡》，里面收有一则邮递员的故事：美国有个其貌不扬的年轻邮差，因嫉妒一对恋爱中的可人儿，将男主角从中国云南抗战前线发回的信私藏起来，盼信的淑女一天天憔悴，终至忧伤而死。临终时，这个作恶者才将自己的罪孽和盘托出，期望得到上帝的饶恕。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故事，我们的命运有时就攥在卑微而疯狂的人手里。
班级收发员、单位门房，都是我们曾经巴结的对象。你可以不谄媚上司，但不能不对掌握你信息源的人奉上笑脸。我当年在工人出版社工作时，转业军人出身的瘦黑收发员，对一干领导低眉顺眼：“您的信。”对一般员工则亲切地扯开嗓子喊一声：“×××，取信喽……”我甚少与此人来往，而我的信件又多，自然不会让他高兴，所以我的邮件总是慢半拍到手。
那时，掐指头算信的走动时间。比如，给父母的昨天该到了，回信路上走一周，下周这个时间当能知道家里情况；女友的信今晚回，明天一大早付邮，航空件，三四天即可到达；寄给某报社的稿件已经十多天了，怎么还没有被采用的消息？偶尔有一封海外的信飘来，谁知道在打开之前，已经有多少人仔细地审查过了。
读信是最令人愉悦的。握着写有“内详”、盖有邮戳的宝贝，独自躺在床上，急切扫视一遍，再逐字品味，于想象中完成与伊人的交流。彼时，汉字是甜蜜的，芳香滋润着渴望的心田。
堆在角落里的这摞信，跟随我已有二十多年了。信封发黄，里面皆为旧日消息。不舍得丢弃，是因为亲朋故旧仍可如此聚在一起。
“六点多从浴室走出来，迎面是棕榈树丛中的灯光，路上只有几个人，虽是傍晚，却很宁静，我的情绪一下非常好。我感到北方的他在凝视着我，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我至今仍在回味那首‘一只青苹果游过事物之河/红你枝头’，越想越美妙。”（1987年）这是女友信里的话语，彼时，思念到不能自已，便奋不顾身赶到北京火车站，一路站到上海北站，那时特快也需要十几个小时。她后来成为我的妻子。
散文作家苇岸在写给我的信里这样赞美贱内：“她温柔无比，是你的幸福之源。”大约是1992年初夏，他邀请我们去昌平乡村游玩——赏麦浪，骑自行车，谛听鸟鸣。素食，清洁，执着于文字……这是他留在我记忆里的印象。海子自杀后，苇岸为传播海子的诗歌四处奔波。他死于癌症，其描写人类与大自然关系的文字别具一格。
常年在渭河电厂工地施工的同桌T写道：“别忘了在蓝天之下、荒野之中，还有这样一位不起眼的故友在时刻惦记着你……让我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建设美好的祖国而努力！”（1991年）一场感情纠葛使他精神失常，从此进入妄想世界，被关在绛帐镇上的精神病院。几年前去探望他，见他一支烟接一支烟地吸，神情超逸，称联合国主席授权他组阁。
山西小学教师刘红庆写道：“十一月去太原，《上升——当代中国新生代散文选》和《再见，二十世纪——当代中国大陆学院诗选》都刚上市，问问行情，还不坏。我索性各买了一册。”（1992年）这两本书皆为我编选的“21世纪人丛书系列”。他后来入京，靠一支笔步入文坛，热衷于讲授、传播晋中民间音乐。
四川姑娘阿溶在一张日本明信片上写道：“我喜欢使自己简洁一些，在看简洁的书，并写哲味重一点的诗歌。”（1992年）我出版了她的通信集《阿溶的新感觉》。她开过画廊，后来上了作家班，再后来为房地产商做文案，安静地生活在沪上。
父亲在信里说：“夏收刚结束，现正忙于嫁接苹果树。你母亲身体就是老样子，血压不稳，稍高就发昏。其他一切都好。”（1993年）土地名义上在农户手里，种什么却由乡村干部说了算：忽而洋葱，忽而果树，折腾了一溜够，官员们自上而下获得了推销种子、树苗等的提成，庄稼汉大多白忙活一场。母亲走了快两年了，坟头青草正高。父亲后来响应号召开厂，旋即又被深套其中。好在老人家想得开，总算渡过了难关，今年七十有三，鹤发童颜。
幺弟信中云：“荒草一般长大了，却茫然无措。惧怕高考，准备参军练就一副好身体。”（1994年）幺弟跟父亲在造纸厂忙活过一阵，后来进京觅活，从给人开车到独当一面，现在已经是一家公司的经理了。
正是这些旧日的信件，让我觉悟：时间是假的。
信来信往，人人心里有一个盼头，焦灼又甜蜜。一笔一画地写，一字一句地读。朋友去英国读书，我的梦里充满了翻卷的海水，竟乘坐一架飞船抵达他的校园。隔绝导致无穷的思念，友情、爱情、亲情往往会因澎湃的想象而发酵升华。如今的孩子恐怕想象不出那么一个漫长的时代了。
仍想把这些渐渐发黄的东西放在一起，无聊时随手捡一封读一读，它们或可给予我前行的勇气。
电报上的小团圆
南在南方
电报像个很老的老人，正在慢慢退出舞台。当然，它有过纵横四海的青壮年，嘀嘀响上几声，一张电报纸就分娩出人间的悲欢离合。
我没有发过电报，经常在一些文章中看到电报的事情。胡适黄侃这两位学者，都拿电报说事儿。
胡适极力推崇白话文，而黄侃至爱文言文。这般，黄侃就在课堂上讲了，这白话文与文言文谁好谁坏，其实不用多费口舌，比如胡适老婆死了，得发电报通知他。文言文说：妻丧速归。四个字解决问题，用白话文得说：你老婆死了赶快回来。啰唆不说，关键是电报费贵一半。
胡适也拿电报做例子，说是有一回有个学校请他当教授，因为他对那专业不熟，于是要回一封电报，他让学生帮着想怎么用文言文来回，最简单的回法是：才疏学浅，不能胜任。于是，胡适就说了自己的回法，干不了，谢谢。他总结说，有人认为白话文打电报费钱，不是同样省钱吗？也算是回应了黄侃，从而留下一段美谈，读来令人莞尔。不过，这二位学者也只是说说而已。
据说中国最早的一封白话文电报，是张兆和发给沈从文的：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由此开始他们一生的夫唱妇随。沈先生念念不忘，写过这样的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这样难以言说的喜悦，不管过多久，依然让人沉吟让人微笑，总能让人想起点什么，佳话常常有这样的效用。而有些电报带给人的却是苦闷，惆怅，比如鲁迅先生收到的电报。
鲁迅那时在日本，26岁了。朱安比他长3岁，已是大龄青年，母亲不时写信让他回国成婚，他不想回。直到收到一封电报，就四个宇：母病速回。他只得回来，家里已经张灯结彩了，他也就明白要他回来做新郎。他没有后退的余地了。“两人一副古装打扮，在周家新台门拜堂，在亲戚和邻居的簇拥下，进了洞房。”据说，婚后第二天晚上，他在母亲房里磨蹭，后来干脆睡在书房里。婚后没几天，带着二弟去日本了。那个母亲送给他的“礼物”一直陪伴母亲，就是死也陪着……
这是一场悲剧，于鲁迅是，于朱安更是。
生活是一幕大戏，悲欢离合似乎早已打下伏笔，而电报有时只不过是个道具。有喜，有悲，更有五味杂陈的，分不清是喜是悲。
比如陆小曼和徐志摩，这二人在北平高调相爱，掀起轩然大波。梁启超先生批评过得意门生徐诗人，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那时陆小曼还是人妇，她的丈夫王赓和徐还是好友。可那时徐像一个战士，他说：“在茫茫人海中，访我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最后演变成了桃色新闻，徐志摩也顶不住了，远走欧洲。那时王赓在南京，在军队中任职，权倾一时。他没有来硬的，没逼迫妻子，让她自己做主。这样，陆小曼拍三封电报给徐志摩，要他回来，一个人承受不来。王赓和陆小曼离婚后，据说当着徐志摩说了这样一席话：“你此后对她务必始终如一，如果你三心两意，给我知道，我定会以激烈手段相对的。”这话令人动容。
徐陆结婚了，过了一段神仙日子，矛盾就来了。他在北平，她在上海，她不肯北上，他只有往返，钱是个问题。徐给陆的信中说：“钱的问题，我是焦急得睡不着。现在第一盼望节前发薪……钱是真可恶，来时不易，去时太易。我自阳历三月起，自用不算，路费等等不算，单就付银行及你的家用，已有二千零五十元……我想想，我们夫妻俩真是醒起才是。”据说，陆花钱花得慷慨。
徐志摩飞机失事的11月，陆小曼发了十余封电报催他回上海。回来之后，据说夫妻又争吵不止，再返北平时遇难，一位天才诗人陨落了。总是不断有人替诗人惋惜，如果他没有遇到陆小曼，如果陆小曼不拍那么多电报……
人生里没有如果，总是环环相扣，不过是“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罢了。
前些日子我看见一个幽默说，有个男人出远门几年，没回家，有年冬天那女人给男人寄了床被子。男人收到后给女人发了一封电报，三个字：由甲申。妻子想不会吧，莫非几年不见，他个子长啦？竟说被子短了；盖了脚，盖不了头。盖了头，盖不了脚。盖了中间，头脚都露在外面……那则幽默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想着，也许她丈夫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他想她想得睡不着，在床上翻腾，一会儿在这边，一会儿在那边，一会儿又睡在中间啦。
可能我有点自作多情。我只是想着一个人给一个人拍电报，总是因为隔得远，这一拍一收中，也是一回小团圆。
明信片：心灵之卡片
陈雅珺
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人们通过邮寄明信片向留在家里的人兴高采烈地挥手，向许多人表示“我一直没有忘记你”。如今，我们不带iphone或笔记本电脑就没法出门，当你可以快速把一张在夏威夷海滩拍的照片配以“希望你也在这里”的信息发给同事的时候，谁还需要寄卡片呢？
其实，小小的明信片是经过了长达百年的“孕育”才降临于世的。早在18世纪中叶，扑克就被引入英国。当时的扑克牌色彩鲜艳，精美考究，背面还饰有花边图案。有人灵机一动，将扑克“一牌二用”：他们别出心裁地在扑克的正面写上了自己的大名，带着它四处探亲访友。接着，纸牌上的花边图案被更为引人入胜的风景图片所取代。人们在串门时如果扑了空，便可在这种“扑克名片”上写几句留言塞进门缝。这就是明信片的雏形。
19世纪初叶，随着交通工具的日新月异，欧洲人开始了距离更为遥远的旅行。小店老板常向旅游者出售一种印有当地名胜古迹的信笺——只要简单地写上三言两语塞入信封，便可向亲友们寄发，只是信封和信纸都设计得比现在的小得多，以免超重。1865年10月的一天，有位德国画家在硬卡纸上画了一幅极为精美的画，准备寄给他的朋友作为结婚纪念品。但是他到邮局邮寄时，邮局出售的信封没有一个能将画片装下。画家正为难时，一位邮局职员建议他将收件人地址、姓名等一起写在画片背面寄出，结果，这没有信封的“画片”如同信函一样寄到了朋友手里。这样，世界上第一张自制“明信片”就悄然诞生了。从这一点来说，明信片是艺术家和邮政职员的共同发明。
同年11月30日，在德意志邮政联合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有人提议，为了写信方便，可以使用一种不需要套封的信件——明信。但因代表们意见不一，此提议未被采纳。又过了4年，奥地利医生荷曼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并主张卡片的大小应和信封一致，留下的空白处应足以写上20个词。开明的奥地利政府马上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1869年10月1日，历史上第一张明信片正式面世了，但当时官方称之为“通信卡”而不叫明信片。据悉这种“通信卡”颜色浅黄，既无照片也无图案，显得十分朴素，正面用于写收信人地址，反面才用以写信。“通信卡”发行的第一个月就售出了300万张，奥地利政府大受其惠。但是，“通信卡”的词义似乎未能表现出明信片的“明信”特征，因为这种“通信卡”也可以写上信文装在信封内套寄，所以，“通信”与“明信”的概念，显然有所区别。
紧跟着，英国于1870年首发了“邮政卡”，即在卡片的标头注名为“PostCard”，回避了“通信”与“明信”概念的区别，更注重于对发行机关功能权威性的诠释。1872年，俄国首发邮资片，标头的俄文译成汉语是“公开的信”，在表述明信片的特征上较之通信卡、邮政卡更为准确，但却失去了“卡片”的意思，按中国人的思路仍感词义不够完整。所以，“明信片”一词其实是中国特有的，尽管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邮政卡上仍然印着“PostCard”，但是中国人习惯称它们为明信片。
一开始很多“上等人”对明信片十分反感，他们认为仆人就此可堂而皇之地偷看到主人收到的信件的内容。而且对收信人来说，接到一封邮资仅仅半便士的信件无异于是对收件人的“轻慢”。不过，平头百姓倒是对这一“新生事物”表示了极大热情。再后来，欧洲各国纷纷相继发行各自的明信片，但仅限国内邮寄，本国发行的明信片不能在他国使用。
正当欧洲各国竞相发行自己的明信片时，德国人又想出了新花样——他们开始将小幅的风景画印在一些价格较高的明信片上，大旅社的老板则把自家旅社的照片和当地的名胜印在明信片上招揽顾客。由此明信片开始和广告业挂钩。1875年，欧洲各国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一国发行的明信片也可寄往国外。
明信片绝非仅是一张快照、一段文字那么简单，在研究重大事件时，报纸是无价之宝，而明信片的价值却胜在平淡无奇。它的图片诉说着平凡，所以它在叙述日常生活时就是不可或缺的材料。“看着这群女孩儿真养眼，”1910年5月一个名叫威利的小伙子在俄罗斯的叶卡特琳堡写道，“但只是欣赏，我真正想见的人是你。”他的未婚妻叫莱娜，住在英国的北希尔兹。她会等到他回来娶她吗？这个活泼的小伙子挺过了惨烈的索姆河之战吗？
“我们这儿的人都一个样。”一个在布莱顿海边度假的人抱怨道。这些平凡的话语中也有诗意，甚至能为人们提供灵感。“下周五的课改在7∶20，如能如期光临，本特利夫人将不胜感激。”这是一位音乐老师写的卡片，比打通电话来得正式。明信片不仅反映着人们丰富多姿的生活，它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进程。“二战”期间，德国曾印制了大量明信片寄往世界各地，以此扩大法西斯政权的影响。
到19世纪90年代，英国出现了明信片热，人们不仅乐于使用明信片，而且开始竞相收藏各种明信片，明信片俱乐部也应运而生。同好的人们在俱乐部里交流收藏经验，并交换各自珍藏的宝物。连高贵的维多利亚女王也收藏了几百张精美的明信片。不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明信片热才开始风靡全球，据英国一名“明信片大王”统计，全世界约有明信片收藏者7000万人，在北非、西亚、东南亚和中国，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收藏家。也许没有人能够精确说出究竟已有多少种明信片问世，但美国一名专家断言已不下1000万种。
明信片的题材也越来越五花八门，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人生感悟，花香鸟语，几乎无所不包。巴黎有人收集了1914年之前各国发行的1500多种“愚人节明信片”，奥地利有人专门收集了以墓碑为主题的明信片300多种。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还喜欢收集那些以“挤不进史册”的新闻为题材的明信片，比如有张明信片是关于1900年在布列塔尼举行的“婴孩选美赛”的。英国作家沃特霍斯说得好：明信片记载了平凡生活的历史。
现代人要以怎样的心情欣赏这些老旧明信片呢？也许有人喜欢这些明信片图像中特有的美感，一种消逝的、不复见的情怀，但又好像与儿时记忆有些纠葛；有些人特别喜爱使用过的老明信片，数十年前的某人在明信片上留下一些私人讯息，让后代有种窥探当年生活的乐趣；又或者有些人是为了学术研究的目的，想在老明信片的图中找到蛛丝马迹，探索无言的前尘旧事。不管怎样，明信片是种无名的艺术，是某个时代、某些人的集体记忆，它有选择地记录着每个时期的风华容颜。
«喀秋莎»：一首歌与一场战争
张达明
1939年，苏联著名诗人伊萨科夫斯基创作了《喀秋莎》，而后由作曲家勃兰切尔谱成曲子。这是一首爱情歌曲，描绘了俄罗斯春回大地时的美丽景色和一个名叫喀秋莎的姑娘对离家在外的情郎的思念。歌曲没有一般情歌的委婉、缠绵，而是节奏明快、简捷，旋律朴实、流畅。
1941年6月22日，战争狂人希特勒撕毁了与苏联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闪电般地向苏联发动了全面进攻。不到一个月，德军中央集团军的近百万大军就击溃了苏联红军，进而长驱直入，直逼首都莫斯科！
苏联全国军民紧急行动起来，男人几乎全部奔赴前线，留守的女人匆忙搬迁到后方的工厂中制造坦克、飞机、大炮和枪支，用纤细的手把一件件武器送往流水线。所有人都懂得，如果家园被侵略者占领，就意味着从此将被奴役。那时，除了死亡，不会再有任何事情发生。
1941年7月的一个黄昏，在莫斯科城里，新编的红军近卫军第三师即将开赴第聂伯河前线。士兵都是生平第一次穿上军装，甚至连给家人写一封告别信的时间也没有，就要匆忙上路，市民们倾城而出为他们送行。送行的人群里有一群妙龄少女，她们是莫斯科一所工业学校的女学生。此时，她们站在路边，看着行进中的同龄人，忽然唱起了一首歌——“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漂着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姑娘唱着美妙的歌曲，她在歌唱草原的雄鹰，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喀秋莎爱情永远属于他。啊，这歌声，姑娘的歌声，跟着光明的太阳飞去吧，去向远方边疆的战士，把喀秋莎的问候传达。驻守边疆年轻的战士，心中怀念遥远的姑娘，勇敢战斗保卫祖国，喀秋莎爱情永远属于他……”正在行进中的近卫军第三师全体官兵情不自禁地放慢了脚步，人人眼里含着激动的泪水，齐刷刷地向姑娘们行了个庄严的军礼。在姑娘们歌声的感染下，市民们也都高声唱起了«喀秋莎»。在歌声的陪伴中，年轻的近卫军第三师全体官兵雄纠纠地走向了保家卫国的前线……
随后，在第聂伯河阻击德军最精锐的古德里安装甲部队的战役中，虽然战斗极为惨烈，但近卫军第三师全体官兵却高唱着《喀秋莎》，一次次冲向敌人，让德军不由得胆战心惊。阻击任务完成后，全体官兵几乎全部阵亡。他们英勇顽强的阻击，给了不可一世的德军以迎头痛击，更为红军建立保卫莫斯科的最后防线赢得了宝贵时间。
从听到《喀秋莎》开始，近卫军第三师全体官兵的生命只持续了短短一个月，但他们英勇杀敌的事迹，却很快传遍了全苏联。伴随着他们事迹的，还有歌曲《喀秋莎》。从此，《喀秋莎》便流传开来，北到列宁格勒，南到基辅市，整个苏联到处都在传唱着《喀秋莎》。随着战争的深入，《喀秋莎》也被传唱到了东欧一些国家。波兰人民曾将《喀秋莎》作为战斗号令，而保加利亚的游击队员还将这首歌曲作为联络信号。更让人意外的是，就连许多德国士兵也喜欢上了《喀秋莎》。
一次战斗间隙，在苏联红军一个步兵连的战壕里，正在休息的战士们突然听到随风飘来的熟悉歌声：“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开始，战士们还以为是自己的部队在唱歌。仔细一听，那歌声竟来自对面的德军阵地。红军连长拿起望远镜一看，发现在对面的德军阵地上，一伙德军正围着一架留声机忘情地欣赏《喀秋莎》。连长顿时怒不可遏，战士们也被激怒了。在没有请示上级的情况下，连长就带领战士们向敌军阵地发起了攻击。当他们攻进德军阵地找到那架留声机时，留声机依然在转动，在歌唱……连长上前取出了唱片，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失声痛哭。战士们也都跟着跪了下去，人人泪流满面。
这场为了从法西斯魔爪中夺回《喀秋莎》唱片而没有请示的战斗，使八名红军士兵献出了宝贵生命。这一事件惊动了军法部门，他们指示立即派人对此事进行调查。那位连长所在团的团长对上级调查的人说：“要处分我来承担。如果当时我看见《喀秋莎》被一群法西斯豺狼包围蹂躏，我甚至比他们的反应更为激烈！”
团长的话，让军法处的同志深为震撼，调查再也没了下文。
1942年年初，一种速射的自行火箭炮，在苏联乌拉尔的兵工厂以惊人的速度被大批量生产出来，并很快装备到红军部队。这种火箭炮斜置在卡车上，不仅能并排发射火箭，而且移动方便，火力凶猛，战士们都非常热爱这种武器。火箭炮的发射架上标着兵工厂的标记字母“K”，操纵火箭炮的红军战士根据这个字母，把大炮命名为“喀秋莎”。这个美丽高雅的名字，迅速在红军中传播开来。“喀秋莎”发射时的火焰和独特的呼啸声，加上动听的《喀秋莎》歌声，使纳粹士兵心惊肉跳，无形中加速了纳粹德国灭亡的进程。
1945年春，正是梨花盛开的季节。苏联红军200多万人突破波德边境，攻入德国本土，包围了纳粹帝国的巢穴柏林。4月16日，红军开始了对柏林的进攻。
前进中，红军战士高唱着《喀秋莎》，而为这歌声伴奏的，是2000多门“喀秋莎”火箭炮的呼啸声。一位随军记者当时激动地写道：“天哪，这是怎么了，简直就是《喀秋莎》的歌声在向柏林进攻。”
战争胜利后，苏联政府为表彰《喀秋莎》这首歌在战争中所起到的巨大鼓舞作用，专门在莫斯科为《喀秋莎》建立了一座纪念馆。这在人类的战争史和音乐史上，都是史元前例的，也让《喀秋莎》的生命获得了永恒。
故意印错的杂志
蒋光宇
有一天，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来到华盛顿的大街上，身后跟随着几个着便装的卫兵。当时还没有电视等媒体的传播，他只要稍加装扮就不会被人认出来，于是，他在街上很舒心地逛了好一阵子。忽然，他看到在一家名为《智慧》的杂志社门前围了一大群人，不知道在干什么。他耐不住好奇，马上凑了过去。结果发现，在华丽的墙壁上竟钻了一个小洞，洞旁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不许向里看！但好奇心还是驱使人们争先恐后地向里观望。林肯也顺着小洞向里看，原来里面是用五彩缤纷的霓虹灯组成的《智慧》杂志的广告。
林肯大笑起来。
他觉得这家杂志的广告很有创意，于是就吩咐秘书为自己订了一份。《智慧》杂志果然很独特，不论内容、版式、装帧、封面设计，还是印刷质量都称得上一流。于是，林肯便总是抽出时间来阅读。一天，林肯处理完当天的公务，又拿起一份新到的《智慧》杂志翻阅起来。翻着翻着，他突然发现，在这份杂志中间有几页没有被裁开。林肯顿时很扫兴，顺手就将杂志放到了一边。晚上，林肯躺在床上时，突然不经意地想起这本杂志的事情，这本杂志既然是一本风靡各地的杂志，在管理方面应该是十分严格的，怎么会出现这种连页现象呢？他由此联想到杂志社曾在墙壁上钻小洞做广告的事，难道这回又有什么新花样？
他翻身下床，找到这本杂志小心翼翼地用小刀裁开了书的连页。裁开之后，发现连页中的一节内容被纸糊住了。林肯想，被糊住的地方大概是印错了。但印错的内容又是什么呢？好奇心驱使林肯又用小刀一点点地撬起了糊着的纸。
最后，他发现下面竟写着这样几行字：
恭喜您！您用您的好奇心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获得了本刊1万美元的奖金，请将杂志退还本刊，我们将负责调换并给您寄去奖金。
«智慧»编辑部
林肯对编辑部这种启发读者智慧和好奇心的做法极其欣赏，便提笔写了一封信，附上了自己的一些建议。不久，林肯便接到了新调换的杂志和编辑部的一封回信：总统先生，在我们这次故意印错的300本杂志中，只有8个人从中获得了奖金，绝大多数人则只是采取了将杂志寄回杂志社重新调换的做法。看来您的确是真正的智者。根据您来信的建议，我们决定将杂志改名。
这本改名后的杂志，就是至今风靡世界的《读者文摘》。
«十万个为什么»：风靡了半世纪的科普传奇
李响
鸟为什么会飞，鱼为什么能在水中游，天空为什么有彩虹，浪花为什么是白色的……这些天真而不乏诗意和哲理的问题，很多人小时候都曾经问过，并且都在一套百科全书中得到亲切活泼的解答。这套书就是《十万个为什么》。
自1961年出版以来，这套单纯的儿童科普书，经历了科技发展最为迅猛的50年，也经历了中国政治与文化风云变幻的50年。书中的“为什么”几经增删、修改，既随科技发展而成长演变，也打上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烙印。编写它的科普作家和编辑们，命运也因这部书发生了几次转折……
书名来源于英国诗歌
«十万个为什么»前几版诞生的年代决定了当时的盛况今天不可能复制。
1949年11月，文化部设立了科学普及局，新中国迎来第一个科普高峰。195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1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科普积极分子。参与科普创作成了一种“时尚”，更是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与工农相结合的进步表现。
当时出版社无论大小，几乎都参与了科普读物的出版，但出版的主要是给工人农民看的实用技术类科普书，少儿科普书则严重短缺。
时任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第三编辑室主任的王国忠回忆：“1957年的‘反右’运动，知识分子不愿动笔，怕自找麻烦。1958年‘大跃进’之风，出版社也刮起浮夸风，出的都是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书，我自己也干过三天编一套书的蠢事。不少违背科学规律的事情让我醒悟……觉得还是得脚踏实地对少年儿童宣传、传达最基础的科学知识。”
说干就干，上海少儿出版社决心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这套书，赶在1959年10月前出版，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
第一个问题就是要确定一个叫得响、传得开的书名，编辑们经过几天讨论，淘汰了“你知道吗？”、“知识的海洋”等本土标题，一致同意借用苏联作家伊林写的一本经典科普读物的名字：«十万个为什么»。伊林这本书出版于1929年，在苏联广受欢迎，在我国也大为流行，到1949年3月，开明书店已将此书再版了9次。
“十万个为什么”也并非伊林的原创，而是来源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诗人约瑟夫·吉卜林诗歌中的一句：“一百万个怎么样，两百万个在哪里，七百万个为什么！”这首诗翻译成俄文后却变成了“十万个为什么”。据懂俄语的科普作家叶永烈分析，这是不同语言的数字表达习惯造成的，在俄语中，“十万”形容数量很多。
这一书名在几十年的实践当中被证实大获成功。很多读者回忆，小时候真的仔细数过目录，根本没有十万个“为什么”，只有几千个。
叶永烈用它做提亲礼物
第一批作者是上海一所师范学校的7位老师，他们花去将近一年的时间辛辛苦苦完成6万字初稿，但写得跟教科书差不多，根本不适合儿童阅读。
年轻编辑洪祖年业余时间担任两所小学的课外辅导员，他突发奇想，向孩子们征集问题！有了好问题才有好答案。
这个想法立刻得到赞同。编辑室印制1万份问卷，散发到几十所中小学、少年宫、少年科技指导站。
“人是不是猴子变的？现在猴子还能不能变成人？有的小孩为什么会长白头发？路边大树的下半截为什么要刷成白色？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问卷回收后编辑们惊喜万分，大人熟视无睹的问题，只有孩子的眼睛才能发现。
有了第一次组稿的教训，编辑们认为应该不拘一格起用作者。
编辑曹燕芳想到，她当时手头还编着另外一本书，叫《碳的一家》，文字生动活泼，作者是北大化学系大二的学生叶永烈。曹燕芳打算让这个年轻人写几个“为什么”试试看。
叶永烈自幼爱好文学，考上北大不久，父亲和哥哥都被打成“右派”。为了完成学业并分担父母压力，他利用课余时间写科普散文赚稿费。他写的几篇“为什么”样稿令编辑非常满意。叶当时才20岁，给比自己小几岁的读者写文章很有感觉，而且他从小就是苏联《十万个为什么》作者伊林的忠实读者，模拟“偶像作家”写作，自然手到擒来。
曹燕芳索性把“化学”分册大部分题目都交给叶永烈写，天文气象、生理卫生等分册也慕名而来。1961年出版的5个分册，共947个“为什么”，叶永烈写了326个，他是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写作量最大的作者，获得了可观的收入——一个“为什么”稿费5元，在当时，1600多元绝对是一笔巨款。
对于当时的叶永烈来说，《十万个为什么》带来的收入尚在其次，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他从一个普通大学生一跃成为科普作家。1962年，叶永烈回老家，认识了年轻俄文教师杨惠芬，情投意合，他上门提亲时送的礼物就是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少年才气尽在这套轰动全国的“大部头里”显露，杨家深为赞许。一年后，叶与杨结婚。
胡耀邦倡议全国团员学习讨论
«十万个为什么»从1959年开始筹备，1961年4月至10月出版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农业和生理卫生五个分册，一上市就引起抢购热潮。本是为少年儿童写的书，却吸引老中青几代传看。应读者要求，1962年又增编3本分册：地质矿物、动物和数学。8册一共收录问题1484个，总计100万字。
到1964年4月，«十万个为什么»发行了584万册（73万套），其中还供应印尼华侨2万套。1964年，全国具有小学文化程度（包括小学文化）以上的人口有2.4亿，相当于每40个识字的中国人就有一册“为什么”。
1962年召开的全国团干部会议上，在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倡议下，与会者人手一套《十万个为什么》，胡耀邦说：“每个人要从中学点知识。”会后，全国团支部开展活动，组织团员一起阅读和讨论“为什么”。
1964—1965年间，根据读者来信提到的问题，编辑室把丛书作了全面修订，出版了第二版。在审稿人名单上有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李四光、竺可桢、华罗庚、茅以升、钱崇澍、苏步青……
1970年9月，第三版（俗称“文革版”）开始陆续出版，计划出23册，后因“文革”结束，最后两本没有出。“文革版”被迫添加了很多政治因素。比如每个问题的回答都要首先引用毛主席语录和马恩著作。
就是这样一套远不如前两版精彩的“文革版”，在书籍极度匮乏的时代，出版发行多达3700万册。编辑曹燕芳回忆，20世纪80年代初，她碰上过好几位大学毕业生，说都是靠着读《十万个为什么》，在恢复高考时考上了大学。
全国人民读一本书的时代过去了
“文革”结束，中国迎来“科学的春天”，上海少儿出版社恢复重建，马上就收到大批读者来信，要求修订再版《十万个为什么》。曾经年轻有为的编辑们，经过十年浩劫，分散在各个岗位，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大不如前。但他们纷纷回到少儿社三编室，在“文革”前版本的基础上，推出了第四版。仍然是黑色的封皮，但内在细节有许多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每个“为什么”后面都注明了作者的名字，以表达新时代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第四版卖出了3000万册，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遭遇科普退潮。下海经商潮冲击着科普读物，“盗版”也开始流行起来。时隔近20年后，1999年，上海少儿社才推出了第五版：“新世纪（002280）版”。这一版不再像以往单册陆续推出，而是装在精美的盒子里整套售卖，对于这时的大多数家长来说，为独生子女买下整套精装丛书已不是难事。据出版社统计，新世纪版迄今售出721万册。
新世纪十年，科技发展速度比过去几十年要快不知几倍，如今，第六版创作团队吸收了“科学松鼠会”成员，这批80后作者认为，要尽可能讲述一个问题的研究进展和来龙去脉，一题不限一答，让孩子自己去分析和辨别，引起他们思考。
“全国人民读一本书的时代过去了。”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李远涛说。今天恐怕已经不可能有任何一本书再创《十万个为什么》初版的奇迹。
京白
萧乾
20世纪50年代为了听点儿纯粹的北京话，我常出前门去赶相声大会，还邀请过叶圣陶老先生和老友严文井。现在除了说老段子，一般都用普通话了。虽然未免觉得可惜，可我估摸着他们也是不得已。您想，现今北京城扩大了多少倍！两湖两广陕甘宁，真正的老北京早就成“少数民族”了。要是把话说纯了，多少人能听懂！印成书还能加个注，台上演的，台下要是不懂，没人乐，那不就砸锅啦！所以我这篇小文也不能用纯京白写下去啦，我得花搭着来——“花搭”这个词儿，作兴就会有人不懂。它跟“清一色”正相反：就是京白和普通话掺着来。
京白最讲究分寸。前些日子从南方来了位愣小伙子来看我，忽然间他问我“你几岁了”？我听了好不是滋味儿。瞅见怀里抱着的，手里拉着的娃娃才那么问哪，稍微大一点儿，上学的，就得问：“十几了”？问成人“多大年纪”。有时中年人也问：“贵庚”，问老年人“高寿”，可那是客套了，我赞成朴素点儿。北京话里，三十“来”岁跟三十“几”岁可不是一码事。三十“来”岁是指二十七八，快三十了，三十“几”岁就是三十出头了。
就是夸起什么来，也有分寸，起码有三档。“挺”好和“顶”好发音近似，其实还差着一档。“挺”相当于文言的“颇”，褒语最低的一档是“不赖”，就是现在常说的“还可以”。代名词“我们”和“咱们”在用法上也有讲究，“咱们”一般包括对方，“我们”有时候不包括，如“你们是上海人，我们是北京人，咱们是中国人”。
京白最大的特点是委婉。常听人抱怨如今的售货员说话生硬——可那总比带理不理强哪。从前，你只要往柜台前头一站，柜台里头的就会跑出来问：“您来点儿什么”？“哪件可您的心意”？看出你不想买，就打消顾虑说：“您随便儿看，买不买没关系。”
委婉还表现在使用导语上。现在讲究直来直去，倒是省力气，有好处，可有时候猛孤丁来一句，会吓人一跳。导语就是在说正话之前，先来上半句话打个招呼。比方说，知道你想见一个人，可他走了，开头先说：“您猜怎么着——”，要是由闲话转入正题，先说声：“喂，说正格的——”，就是希望你严肃对待他底下的这段话。
委婉还表现在口气和角度上。现在骑车的要让行人让路，不是按铃，就是硬闯，最客气的才说声“靠边儿”。我年轻那时，最起码也得说声“借光”，会说话的，在“借光”之外，再加上句“溅身泥”，这就替行人着想了，怕脏了您的衣服，这种对行人的体贴往往比光喊一声“借光”来得有效。
京白里有些词儿用得妙。现在夸朋友的女儿貌美，大概都说：“长得多漂亮啊！”京白可比那花哨。先来一声“哟”，表示惊讶，然后才说：“瞧您这闺女模样儿出落得多水灵啊！”相形之下，“长得”死板了点儿，“出落”就带有“发展中”的含义，以后还会更美，而“水灵”这个词儿除了静的形态（五官端正）之外，还包含着雅、娇、甜、嫩等素质。
名物词后边加“儿”字是京白最显著的特征，也是说得地道不地道的试金石。已故文学翻译家傅雷是语言大师。五十年代我经手过他的稿子，译文既严谨又流畅，连每个标点符号都经过周详的仔细斟酌，真是无懈可击。然而他有个特点：上海人可偏偏喜欢用京白译书。有人说他的稿子不许别人动一个字，我就在稿中“儿”字用法上提过些意见，他都十分虚心地照改了。
正像英语里冠词的用法，这“儿”字也有点儿捉摸不定。大体上说，“儿”字有“小”意，因而也往往有爱昵之意。小孩加“儿”字，大人后头就不能加，除非是挖苦一个佯装成人老气横秋的后生，说：“嗬，你成了小大人儿啦。”反之，一切庞然大物都不得加“儿”字，比如学校、工厂、鼓楼或衙门。马路不加，可“走小道儿”、“转个弯儿”就加了。当然，小时候也听人管太阳叫“老爷儿”，那是表示亲热，把它人格化了，问老人“您身子骨儿可硬朗啊”，就比“身体好啊”亲切委婉多了。
我的秦腔记忆
陈忠实
在我最久远的童年记忆里顶快活的事，当数跟着父亲到原上原下的村庄去看戏。
父亲是个戏迷，自年轻时就和村子里几个戏迷搭帮结伙去看戏，直到年过七旬仍然乐此不疲。我童年跟着父亲所看的戏，都是乡村那些具有演唱天赋的农民演出的戏。开阔平坦的白鹿原上和原下的灞河川道里，只有那些物力雄厚而且人才济济的大村庄，不仅能凑足演戏的不小开销，还能凑齐生、旦、净、末、丑的各种角色。我们这个不足40户人家的村子，演戏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我和父亲就只有到原上和原下的那些大村庄去看戏了。
不单在白鹿原，整个关中和渭北高原，乡村演戏集中在一年里的两个时段，是农历的正月二月和伏天的六月七月。正月初五过后直到清明，庆祝新年佳节和筹备农事为主题的各种庙会，隔三岔五都有演出，二月二是传统习惯里的龙抬头日，形成演出高潮，原上某个村子演戏的乐声刚刚偃息，原下灞河边一个村子演戏的锣鼓梆子又敲响了，常常发生这个村和那个村同时演出的对台戏。再是每年夏收夏播结束之后相对空闲的一个多月里，原上原下的大村小寨都要过一个各自约定的“忙罢会”。顾名思义，就是累得人脱皮掉肉的收麦种秋的活儿忙完了，该当歇息松弛一下，约定一个吉祥日子，亲朋好友聚会一番，庆祝一年的好收成。这个时节演戏的热闹，甚至比新年正月还红火，尤其是风调雨顺小麦丰收家家仓满囤溢的年份。
我已记不得从几岁开始跟父亲去看戏，却可以断定是上学以前的事。我记着一个细节，在人头攒动的戏台下，父亲把我架在他的肩上，还从这个肩头换到那个肩头，让我看那些我弄不清人物关系也听不懂唱词的古装戏。可以断定不过五六岁或六七岁，再大他就扛架不起了。我坐在父亲的肩头，在自己都感觉腰腿很不自在的时候，就溜下来，到场外去逛一圈。及至上学念书的寒暑假里，我仍然跟着父亲去看戏，不过不好意思坐父亲的肩膀了。
同样记不得跟父亲在原上原下看过多少场戏了，却可以断定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看的戏种叫秦腔。知道秦腔这个剧种称谓，应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离开家乡进西安城念中学以后，我13岁。看了那么多戏，却不知道自己所看的戏是秦腔，似乎于情于理说不通。其实很正常，包括父亲在内的家乡人只说看戏，没有谁会标出剧种秦腔。原上原下固定建筑的戏楼和临时搭建的戏台，只演秦腔，没有秦腔之外的任何一个剧种能登台亮彩，看戏就是看秦腔，戏只有一种秦腔，自然也就不需要累赘地标明剧种了。这种地域性的集体无意识就留给我一个空白，在不知晓秦腔剧种的时候，已经接受秦腔独有的旋律的熏陶了，而且注定终生都难能取代的顽固心理。
在瓦沟里的残雪尚未融尽的古戏楼前，拥集着几乎一律黑色棉袄棉裤的老年壮年和青年男人，还有如我一样不知子丑寅卯的男孩，也是穿过一个冬天开缝露絮的黑色棉袄棉裤，旱烟的气味弥漫不散；伏天“忙罢会”的戏台前，一片或新或旧的草帽遮挡着灼人的阳光，却遮不住一幢幢淌着汗的紫黑色裸膀，汗腥味儿和旱烟味弥漫到村巷里。我在这里接受音乐的熏陶，是震天轰响的大铜锣和酥脆的小铜锣截然迥异的响声，是间接许久才响一声的沉闷的鼓声，更有作为乐团指挥角色的扁鼓密不透风干散利爽的敲击声，板胡是秦腔音乐独有的个性化乐器，二胡永远都是作为板胡的柔软性配乐，恰如夫妻。我起初似乎对这些敲击类和弦索类的乐器的音响没有感觉，跟着父亲看戏不过是逛热闹。记不得是哪一年哪一岁，我跟父亲走到白鹿原顶，听到远处树丛笼罩着的那个村子传来大铜锣和小铜锣的声音，还有板胡和梆子以及扁鼓相间相错的声响，竟然一阵心跳，脚步不自觉地加快了，一种渴盼锣鼓梆子扁鼓板胡二胡交织的旋律冲击的欲望潮起了。自然还有唱腔，花脸和黑脸那种能传到二里外的吼唱（无麦克风设备），曾经震得我捂住耳朵，这时也有接受得颇为急切的需要了；白须老生的苍凉和黑须须生的激昂悲壮，在我太浅的阅世情感上铭刻下音符；小生和花旦的洋溢着阳光和花香的唱腔，是我最容易发生共鸣的妙音；还有丑角里的丑汉和丑婆婆，把关中话里最逗人的语言作最恰当的表述，从出台到退场都被满场子的哄笑迎来送走……我后来才意识到，大约就从那一回的那一刻起，秦腔旋律在我并不特殊敏感的乐感神经里，铸成终生难以改易更难替代的戏曲欣赏倾向。
我记不得看过多少回秦腔戏了。有几次看戏的经历竟终生难忘。上学到初中三年级，学校在西安东郊的纺织工业重镇边上，住宿的宿舍在工人住宅区内。晚自习上完，我和同伴回宿舍的路上，听到锣鼓梆子响，隐隐传来男女对唱，循声找到一个露天剧场，是西安一家专业剧团为工人演出，而且有一位在关中几乎家喻户晓的须生名角。戏已演过大半，门卫已经不查票了，我和同学三四个人就走进去，直到曲终人散。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比乡村戏台上那些农民的演出好得远了，我竟兴奋得好久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走进学校大门，教导主任和值勤教师站在当面，把我叫住，指令站在旁边。那儿已经站着两个人，我一看就明白了，都是昨晚和我看戏的同伴——有人给学校打小报告了。教导主任是以严厉而著名的。他黑煞着脸，狠声冷气地训斥我和看戏的同伙。这是我学生生活中唯一的一次处罚……
20多年后的1980年，我被任命为区文化局副局长的同时，新任局长就是训斥并罚我站的教导主任。我和他握手的那一刻，真是感慨“人生何处不相逢”灵验了。从和他握手直到我离开这个单位，始终都不曾提及此事。他肯定不记得这件事了，他训斥过可能就置诸脑后了，又忙着训导另一位违纪的学生去了。不过，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半老，依然严厉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微笑，大笑的时候很爽朗。一张棱角严厉的脸无论畅怀大笑还是微笑，尤其生动感人，甚为可爱。
还有一次难泯的记忆。这是“四人帮”倒台不久的事。西安城里那些专业秦腔剧团大约还在观望揣摩文艺政策能放宽到何种程度的时候，关中那些县管的也属专业的秦腔剧团破门一拥而出了，几乎是一种潮涌之势。他们先在本县演出，又到西安城里城外的工厂演出，几乎全是被禁演多年的古装戏。西安郊区的农民赶到周边县城或工厂去看戏，骑自行车看戏的人到傍晚时拥满了道路。我陪着妻子赶过20里外的戏场子。我的父亲和村里那几个老戏友又搭帮结伙去看戏了。到处都能听到这样一句痛快的观感：“这才是戏！”更有幽默表述的感慨：“秦腔到底又姓秦了！”这种痛快的感慨发自一个地域性群体的心怀。“文革”禁绝所有传统剧目的同时，推广10个京剧“样板戏”，关中的专业剧团和乡村的业余演出班子，把京剧“样板戏”改编移植成秦腔演出，我看过，却总觉得不过瘾，多了点什么又缺失了点什么。民间语言表达总是比我生动比我准确：“这是拿关中话唱京剧哩嘛！”还有“秦腔不姓秦了”的调侃。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经济状况初得改善，便买了电视机，不料竟收不到任何节目，行家说我居住的原坡根下的位置，正好是电视信号传递的阴影区域。我不甘心把电视机当收音机用，又破费买了放像机，买回来一厚摞秦腔名家演出的录像带，不仅我把包括已经谢世的老艺术家的拿手好戏看了个够，我的村子里的老少乡党也都过足了戏瘾，常常要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才能满足越拥越多的乡党。我后来又买了录音机和秦腔名角经典唱段的磁带，这不仅更方便，重要的是那些经典唱段百听不厌。大约在我写作《白鹿原》的四年间，写得累了需要歇缓一会儿，我便端着茶杯坐到小院里，打开录音机听一段两段，从头到脚、从外到内都是一种无以言说的舒悦。久而久之，连我家东隔壁小卖部的掌柜老太婆都听上了戏瘾，某一天该当放录音机的时候，也许我一时写得兴起忘了时间，老太太隔墙大呼小叫我的名字，问我“今日咋还不放戏？”我便收住笔，赶紧打开录音机。老太太哈哈笑着说她的耳朵每天到这个时候就痒痒了，非听戏不行了……在诸多评说包括批评《白鹿原》的文章里，不止一位评家说到《白鹿原》的语言，似可感受到一缕秦腔弦音。如果这话不是调侃，是真实感受，却是我听秦腔之时完全没有预料得到的潜效能。
我看过、听过不少秦腔名家的演出剧目和唱段，却算不得铁杆戏迷。不说那些追着秦腔名角倾心倾情胜过待爹娘老子的戏迷，即使像父亲入迷的那样程度，我也自觉不及。我比父亲活得好多了，有机会看那些名家的演出，那些蜚声省内外的老名家和跃上秦腔舞台的耀眼新星，我都有机缘欣赏过他们的独禀的风彩。然而，在我久居的日渐繁荣的城市里，有时在梦境，有时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眼前会幻化出旧时储存的一幅幅图景，在刚刚割罢麦子的麦茬地里，一个光着膀子握着鞭子扶着犁把儿吆牛翻耕土地的关中汉子，尽着嗓门吼着秦腔，那声响融进刚刚翻耕过的湿土，也融进正待翻耕的被太阳晒得亮闪闪的麦茬子，融进田边沿坡坎上荆棘杂草丛中，也融进已搭着原顶的太阳的霞光里。还有一幅幻象，一个坐在车辕上赶着骡马往城里送菜的车把式，旁若无人地唱着戏，嗓门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甚至拉起很难掌握的“彩腔”，在乡村大道上朝城市一路唱过去……
秦人创造了自己的腔儿。
这腔儿无疑最适合秦人的襟怀展示。
黄土在，秦人在，这腔儿便不会息声。
云想衣裳花想容
——电影之衣难忘
洪堃
有时是因为一袭美丽的衣裙会回想起这部片子，眼前仿佛有欲开放的花苞把香甜的记忆如流水般引出，流进心田，流入平淡时光，辉煌留于银幕，点点灿烂闪烁在我们平凡的人生，泛出惊喜泛出迷离的向往，这样，已是欣慰……
纯真之白
«乱世佳人»的第一场戏，少女斯佳丽穿着白纱裙，那硕大的白色裙摆如波浪般层层起伏，此刻的斯佳丽俏皮、张扬，骄傲却非常单纯，两位少年在裙摆旁忙着献殷勤。她搞得定男人但搞不定爱情，她最爱的阿希礼不爱她，最爱她的瑞特她不爱，因为她的心被阿希礼占得满满的，当一个人把爱情上升到了一种信仰，对方所有的缺点就被弱化，人如入了谜局而不可自拔，当她终于懂得爱时，一切已成昨日黄花。
脱下这件白纱裙，斯佳丽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宣告结束，战争中她经历的苦难使她坚强、能干，貌似霸道实则善良及顾全大局的品性展露无疑，这是一个打不垮的女性，并不是只会出风头或耍些小媚招的花瓶。
影片中最出名的是配得上斯佳丽绿色眸子的参加12橡树舞会时的绿裙子，白裙子只是我的个人喜好，衣柜里，真丝、棉麻、蕾丝、薄纱……各种白裙，一应俱全。而白色仿佛容不得一丝灰败，每年都会买很多，同时也要清理很多，这一刻很让人惆怅，对穿过的衣服总有一些依依不舍的情结，许是汇集了一些小故事，许是汇集了一些动人的场景，许是一去不复返的时光。
活泼之圆点
奥地利的美丽风光，那一袭袭鲜亮华服，那活泼俏丽的银幕形象——茜茜，可爱女子的化身。翻开她的传记，与影片描写的瑰丽浪漫还是大有出入，她有着作为一名妻子不该有的任性、骄傲，但始终恪守身体与感情的清白；有着追求自由个性的洒脱也有与上流社会流行的糜烂、浮华、虚荣格格不入的失落；她与皇帝弗兰茨的爱情并不美妙，这是一位忧伤的皇后。
影片中茜茜的发型、服饰考证了当时她的照片与大量的油画，她的美貌与那一头长长的金发在当时的整个欧洲闻名遐迩。这件小圆点礼服突出茜茜纯洁活泼的性格，不同于正式礼服的繁复。酷爱这件圆点裙，女孩的天真被衬托得清丽脱俗，我们所说的如公主般，这便是。
看着茜茜有时充满忧怨目光的照片让人觉得美丽的女子总有哀愁如影随形，为人们带来心目中不朽的茜茜得益于她的饰演者——罗密·施奈德，而施奈德又何尝不是位屡遭情感波折的忧伤女子？
永远的茜茜！永远的罗密·施奈德！
脆弱之绿
女主角塞西莉亚一袭翠绿丝质长裙出现在家宴上，高贵迷人，美艳如一只开屏的孔雀。那一夜与男主角罗比·特纳的感情也发展到最炽热的高潮，一切似完美到极致。而往往，事物发展到顶峰状态便如一根抛物线最终会垂落低处，由于塞西莉亚胞妹的诬证，罗比·特纳作为强奸犯被警察带走了。塞西莉亚站在风中，那翠绿的裙子在迷茫的夜色中颜色发暗，包裹在敏感、脆弱、美丽的塞西莉亚身上，那飘在风中的牵挂无助而失落，这一人物命运发生转折的重要场景，若没有这袭裙子烘托，就不会给人以如此深刻的印象。
人，不能撒谎，哪怕年纪尚幼，因为，给别人带来一生不幸的罪，不是想赎就可赎。
«赎罪»，近年来难得的细腻考究的好片。
旗袍之花样
层层递进节奏的小提琴旋律，幽暗的灯光，人物间欲语还休，拥挤逼仄的生活空间，凌乱如坏了的录像带不得不顺着倒着看的片断式情节，造成各人对故事的不同看法及猜测，唯有这旗袍无论哪种款都非常贴切应合了当时的场景。历数华语电影的服装，«花样年华»是一部占着至高地位的片子之一。张曼玉演绎角色也演绎旗袍的婀娜雅致，旗袍该感激此片为它的普及起到功不可没的作用，所以现在看到不少人穿着它，只是，能穿得出那种古典气韵的属凤毛麟角，一则，这料子这花型这做工细腻得难寻；二则，服装与时代是融为一体的语汇，过了，便不是那个味道。其实，很多时候要学会舍弃，穿不了别把希望寄托在改良之类的事儿上。
花样年华终要付水东流，月样精神却长驻在心。
典雅之黑
天还蒙蒙亮，那女子一袭颀长黑衣在纽约蒂凡妮珠宝店橱窗前看着珠宝，影片《蒂凡妮早餐》风格亦如这条长裙，娓娓毫无冗余展示人物冲破种种障碍、抛却一切，恢复人性中最质朴金贵的需求——爱。奥黛丽·赫本，全世界影迷都爱她，赫本在许多影片中的服饰、发型会成为当时的时尚，这袭黑裙由她的服装师纪梵希为她设计，简约不失典雅的款式将赫本修饰得越发高贵窈窕落落大方。这件戏服在2006年以80万美金拍出，用于慈善事业。
赫本晚年投身于慈善事业，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的代表，足迹遍及亚非拉等许多国家。她看着那些受着苦难的儿童的目光，悲怆深邃，年少的她动人，年老布满皱纹的她更美。如果真的有天使在人间，那么赫本就是，没有比这再恰当的比喻可以形容她了。
盛开之永恒
没有刻意用一个定格很唯美缓缓地展示她风吹裙摆的模样，不过是一个女孩觉得天太热了迎候着地铁开过时带来的一阵凉爽的风，风旋开她的长裙如一朵盛开的凌霄花，女孩惬意地笑着，那两条玉腿流露春光乍现的一刹那却被她按住了裙裾，也许正是这种不经意与自然，这一吹一按成为电影史上最经典的镜头之一，不知有多少人穿着有皱褶的V领挂脖白色礼服模仿她的动作，让摄影师按下快门。
这是玛丽莲·梦露在《七年之痒》中创造的奇迹。在这部情节简单亦如当时简单生活的轻喜剧中，梦露一如既往演一位“白痴美人”，单纯性感，很容易诱惑到男人但也会轻易为男人动情的这么个角色。如果不是这个镜头，此片也在影海片浪中被淹没了。当时的梦露远不及现在名气大，女一号的戏码不多，这是她流传至今比较完整的片子之一。
这是一条世界级的裙子，芳华未尽的梦露早早地走了，留在记忆中的永远是她年轻的容颜，性感美人不曾迟暮许是幸事，只是，西风独自凉——谁念？
梨花之白
«时光倒流70年»的穿越显得有渊源而深情，女主角艾丝是一位戏剧演员，一袭优雅的低胸蕾丝绣珠片白色长裙，鬓边一朵白色绢花，白色的羽扇，在舞台上梨花一枝，纯洁动人，古典的韵味很难用语言去形容。她看到观众席上的男主角瑞查，情不自禁地篡改了台词，变成了向他表达爱意的内心独白。回到后台摄影师为她照相，起初她有点不耐烦，可一发觉瑞查也来到了后台，她慢慢转过头去，凝神望着他目光开始变得温柔似水，笑容缓缓舒展，这一绝美瞬间成为永恒。70年后瑞查看到这张照片，他的魂魄很明显地受到了她的感召，所以他无论如何要回到那个年代。这是一张神奇的照片，在我看来，无论谁看了都觉得她含情脉脉地在凝视着你，仿佛在向你诉说着什么，从眼里一直看到心里。这袭白衣见证了她与瑞查最美好的一刻，所以艾丝一直将它完好保留直至生命逝去。
初相识时她问：“是你吗？”“是我。”他答。
一见钟情不需要时间，相爱不需要理由。
为了那朵洁白的山茶花我赤足追到悬崖边，它凝神片刻渐渐飘向那深蓝的夜空，我想将它捧在手心纵身一跃却醒了，脚微微地痛……有时我分不清究竟是在梦中还是在现实……电影，于我，如一场华丽的梦。
奥斯卡45秒，你会说些什么
刘畅
现在我宣布，本届奥斯卡最佳男（女）主角奖的得主是……你！对，就是你，这不是做梦。不要想和所有的人拥抱，你在台上的时间也只有45秒，当心，别被绊倒了。
OK，你已经顺利走到了台上，和大家分享你的喜悦吧，只有45秒。什么？时间太短？拜托，难道你想把从小到大帮助过你的人的名字都一一念出来感谢吗？哦，天啊，你难道没听过罗伯特·德尼罗的感言吗？——感谢我的父母生了我，还要感谢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生了他们。瞧，多么简洁。
什么？你激动得不想说话？那就来点儿有个性的，比如像导演斯皮尔伯格在2000年获奖时那样，来一段诗朗诵。
好吧，我知道这对你有些为难，那我们来看一下往届奥斯卡获奖者的那些有趣的感言吧。
1942年，负责颁发最佳作曲奖的欧文·伯林也是竞争该项奖的被提名者之一，当他拆开信封时，发现获奖者正是自己。他十分风趣地宣布：“此奖颁给了一个好小伙子，我从小就非常熟悉他，他的名字就是欧文·伯林！”
1948年，简·怀曼得到了奥斯卡奖。由于她在得奖影片中扮演了一名聋哑母亲，于是她在台上说：“我因在影片中一言未发而获奖，我想我最好还是再次保持沉默。”
1952年，奥斯卡奖最佳女主角奖得主雪莉·布思在上台时差点儿摔倒，她巧妙地致辞：“我经历了漫长的艰苦跋涉，才到达事业的高峰。”
1957年，尤尔·伯连纳因主演《我和国王》而获最佳男主角奖，他开玩笑说：“我希望这个奖没有搞错。如果错了，我也不会还给你们的。”
1958年，最佳作曲奖得主弗里德里克·洛伊刚动过心脏手术，他说：“我从我那颗有点儿破碎的心的深处感谢大家。”
1971年，最佳男配角奖得主本·约翰逊像煞有介事地宣布：“我的话也许会在全国引起震动，也许全世界每个人都会把我的话牢记心中。”他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再没有比我更合适的获奖者了。”
1984年，音乐片《莫扎特》荣获8项大奖，得奖者莫里说：“我今天之所以获奖，是因为莫扎特本人没有参加角逐。”
2000年，最佳男配角奖得主迈克·凯恩得奖后很激动，真诚地对竞争对手汤姆·克鲁斯说：“如果你得了这个奖，你的薪酬很快就会下降。你知道配角的薪酬有多低吗？”
2003年，亚德林·布洛迪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上台时感言道：“我没写获奖感言，因为每次我提前写好的时候，我都不能获奖。”
怎么样，这些精彩的获奖感言对你有所帮助吗？天啊！你已经开始滔滔不绝了，等一下，千万别忘记，只有45秒……
再多海水，也无法淹没
李小刀
“就是上帝亲自来，他也弄不沉这艘船”，带着这样的自信，“泰坦尼克号”启航了。它耗资7500万英镑，从龙骨到4个大烟囱的顶端有175英尺，高度相当于11层楼。它有5.9万匹马力，排水量达到了规模空前的6.6万吨。值得一提的是，全船分为16个水密舱，连接各舱的水密门可通过电开关统一关闭，良好的防水措施使得它在任何4个水密舱进水的情况下都不会沉没。
后来发生的事情让这艘船的故事家喻户晓，特别是一部电影让这艘船在中国有了非常高的知名度。即便在多年以后“旧瓶装新酒”，照样能在中国掀起票房高潮。
有人看到了爱情，有人看到了壮观，有人看到了灾难，有人在等着船头飞翔的浪漫一刻……宏大工业成果的象征、财富的风光与幻灭、种种传说的附着与演绎……一艘船就这样沉了百年之后依旧劈波斩浪。
但在这其中，最让人为之百味杂陈的，还是在灾难到来时，这艘船上所闪烁出的人性的光彩。在经过了百年之后，我们仍旧能够从那慢慢深入冰冷海水中的船上，发现那永恒不灭的人性的光。
在船的左舷，救生艇只载妇女和儿童；在右舷，则在妇女优先逃生之后允许男性登艇。一支8人乐队在指挥华莱士·哈特利的带领下，站在救生艇入口的阶梯附近为撤离“泰坦尼克号”的乘客继续演奏轻快的爵士乐和庄严的圣歌《上帝与我们同在》，直到最后一刻。
在这其中，让我最为感念的，是那种真正的“绅士”：世界著名管道大亨本杰明·古根海姆穿上了最华丽的晚礼服，说：“我要死得体面，像一个绅士。”他给太太留下纸条，“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因为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留在甲板上。我不会死得像一个畜生，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亿万富翁约翰·雅各布·阿斯德询问负责救生艇的船员他可否陪同正怀着身孕的妻子马德琳上艇，船员说了一句“妇孺先上”之后，他就回到甲板上，安静地坐在那里，直到轮船沉没，倒下的大烟囱把他砸进了大西洋中；美国“梅西百货公司”创始人斯特劳斯和夫人当时也在船上。当有人向67岁的斯特劳斯先生提出，“我保证不会有人反对像您这样的老先生上小艇……”斯特劳斯坚定地回答：“我绝不会在别的男人之前上救生艇。”而63岁的斯特劳斯夫人刚上8号救生艇，又马上改变主意，回来和斯特劳斯先生待在一起。“这么多年来我们都生活在一起，你要去的地方，我也去！”她把自己在艇里的位置让给了一个年轻的女佣，并把自己的皮毛大衣甩给她，说：“我再也用不着它了！”
要说有钱，人家是真有钱。像阿斯特四世，就是当时著名的房地产大亨。灾难中他把已有5个月身孕的妻子送上救生艇，因为他是影响股市的关键人物，也曾被命令上救生艇，但他愤怒地拒绝，“我喜欢最初的说法（保护弱者的古老守则）”，把位子让给了三等舱的一个爱尔兰妇女。
在对“泰坦尼克号”的研究中，昆士兰理工大学行为经济学家大卫·萨维奇发现，很多英国乘客为了保持绅士风度，排队等候救生艇，结果失去最后的机会而葬身大海。他总结，爱德华七世时代是社会上推崇绅士风度的巅峰时代。即使在最后关头，史密斯船长还大声提醒英国男人：“男人们，别忘了我们是英国人！”
什么是“贵族”，什么是“绅士”，什么是“男人”，从一艘叫作“泰坦尼克”的船上得到了如此震撼人心的回答。即便穿越百年之后，当我们回头审视身边层出不穷的“当众撒钱”、“富二代炫富”、“富二代飙车撞死人”、“‘跑车男’当街殴打环卫女工”之类的新闻时，怎不让人心中百转千回，百味杂陈！
电影《泰坦尼克号》中躺在正在入水的套房床上相互拥抱的老年夫妇原型正是上面提到的美国“梅西百货公司”的创始人斯特劳斯和他太太罗莎莉。在纽约市，矗立着为这对夫妇修建的纪念碑，上面写的是“再多再多的海水都不能淹没的爱”。
是的，虽然有种种的失误、混乱，有男扮女装爬上救生艇逃生的日本铁道院副参事细野正文（回到日本后被解职，受到媒体公开指责，在忏悔与耻辱里过了10年后死去）……但正如再强大的黑夜也抵挡不了清晨的一缕微光一样，总有能够穿越时空的、永恒的、属于人类内心世界的光芒照亮那茫茫的冰冷海面，即便再多海水，也无法淹没。
光影流年中的电影院
花生与子宁
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在位于巴黎卡普辛路14号的咖啡馆内，用“活动电影机”将自己拍摄的«工厂大门»放映至银幕上。虽然影片时长仅一分钟，但此举却被认为是叩开电影艺术之门的最初尝试。
百余年后，电影产业飞速发展，如今纵观全球电影业，各类商业大片争相亮相，各路影帝影后争奇斗艳。
然而真正的经典，往往禁得起时间的磨砺，耐得住人心的反复。今天，就让我们抛开繁杂，静心来细数那些在光影流年中历久弥新的电影院吧。
在自己的影院放自选电影
从巴黎圣米歇地铁站出来，沿着圣安得艺术街向西南行，我们便来到了法国著名电影街——香波隆街。大约60年前，法国电影人特吕弗、戈达尔和夏布洛就是在这条200米长的小巷子里，掀起了法国电影新浪潮之路。栖身于此的圣安得艺术电影院始终是各国电影导演及影迷最爱的去所之一。
1971年，一个为了看部老电影可以跑遍整个巴黎的男子侯杰·迪曼提，为实现自己开家电影院的理想，他租下了圣安得艺术街上的一间纸板仓库，并将其改建成一家两厅电影院。影院的开幕影片是瑞士导演阿兰·塔内的《火之精灵》，这部独家放映的片子在票房和口碑上均获好评，在此上映长达一年之久。3年后，他决定买下这家电影院，并顺势取得隔壁街道另一家电影院集拉克影棚。1979年，迪曼提将影棚更名为“圣安得艺术电影院第三厅”。
法国的艺术影院是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电影经营体制，一群充满理想的小电影院经理把那些被人们称作“作者电影”或“艺术电影”的高品位影片与其他影片加以区别，并在自己的影院给予特别支持。
高举“电影研究”旗帜的圣安得艺术电影院成功经营出一批喜爱“作者电影”的忠诚观众，并赋予这座电影院独特的活力与个性。尽管这种品味独特的选片方式会承受票房压力，但是，可以在自己的电影院为观众放映自己所选择的电影，大概也是一种幸福吧。
拒绝明星与浮华的电影院
与法兰克福、慕尼黑相比，德国首都柏林充满了工业建筑、令人匪夷所思的胡乱涂鸦以及不那么光明磊落的“地下文化”。但让当地人深感自豪的是，这里坐落着全欧洲最好的，被称作“胜似十个电影高校”的“军火库”电影院。
成立了50年的“军火库”电影院藏身于柏林最古老的建筑物之一——德国电影博物馆地下。这座建造于1695年至1730年的巴洛克式建筑，最初是用来展示从勃兰登堡州和普鲁士运来的军火。
20世纪60年代中期，蜚声海外的柏林电影节陷入疲态，政治变革及冲突在电影节所放映的电影中难有体现，一些小型电影节却在充分地反映和讨论着当时的社会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著名电影人乌希·格里高尔与同人们携手成立了德国电影爱好者协会，并创办了“军火库”电影院。
尽管德国艺术科学院为他们提供了放映场地，由于没有其他任何经济来源，他们只好在家里办公，整家影院也只有两个专职人员，一个负责放映，一个担任会计。
格里高尔认为，电影院是文化交流和政治讨论的场所，“军火库”影院专门放映实验先锋电影，拒绝明星和浮华。他们一直在努力不让德国电影因“生活安逸，视角狭隘”而变得没有厚度，显然，他们做到了。
如今，这个收费会员制的影院已拥有会员近5000人，并成为许多欧洲电影节的合作伙伴。
好莱坞的中国风
对于电影爱好者来说，美国洛杉矶是寻梦的地方。位于好莱坞大道上的洛杉矶中国剧院（2013年更名为荷里活TCL中国大剧院）是全美最著名的影院。在过去的近70年中，很多好莱坞巨片曾在这里举行首映式，这里也不止一次举办过奥斯卡颁奖仪式。
1927年，美国电影院开发商希德·格劳曼准备创建一座世界上最华丽的电影院。出于对神秘东方文化的热爱，他选择将电影院设计成“中国主题”，这里有从中国运来的寺钟和宝塔，在影院入口处，还有一条身高90英尺（约合27米）的巨大手工雕龙在守卫。
剧院每年约有400万人次的观众和游客前来观摩演出或参观。在剧院的“影城中心”区，你可以亲身体验著名影片中的经典场面：乘船进入侏罗纪公园，在古代雨林中接触不同种群的恐龙生态；乘坐木乃伊主题室内过山车，时而进入阴森坟墓，时而进入昆虫洞穴；在“未来水世界”观赏电影真人表演，演员们充满激情的表演和逼真的爆破场面，会让你感觉真的穿越到电影世界。
70年历史的同声翻译影院
始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享有“远东第一影院”的盛名。这个坐落在上海人民广场文化圈内的亚洲首座宽银幕、立体声影院，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曾亲自为大光明电影院开张剪彩。
在建成初期，它以恢宏的布局、优雅的环境而名扬海内外，尤其是由匈牙利著名建筑师乌达克设计的，具有西方现代派风格的奶黄色外立面、圆弧形顶部大厅和荷花形三层屋顶，更是让影院成为上海的经典性建筑。
很多人知道“大光明”是中国第一家四星级电影院，却不知道它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硬件上领了风气之先。早年的大光明影院主要放映美国八大公司出品的影片，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里根主演的《卿何薄命》和《一夜风流》、《翡翠谷》等多部奥斯卡获奖影片。为了让观众能够更好地欣赏这些电影，1939年11月，大光明电影院在全国率先引进了同声翻译耳机设备，在每个座椅背后都安装了一个小方匣，里面有电线与发音机相连。观众多付一毛钱，就可以租借耳机连上小方匣，听到翻译小姐们纯正的同声翻译。
2009年，大光明影院完成了历时一年多的修复，影院保留了放映大厅的原有格局，更换了座椅、音响及通风设备等，还在顶楼建造了一个“露天花园”，让观众在欣赏电影之余，还可以饱览上海滩经典景致。
我是印第安人，我不懂
王开岭
走吧，人间的孩子！
与一个精灵手拉着手，
走向荒野和河流。
这世界哭声太多，
你不懂。
——叶芝《偷走的孩子》
一
很久了，主流世界由三种强人组成：追随人格神（比如耶稣、佛祖、孔圣人）的人，不信奉任何神的人（比如唯物论者），什么都不信的人（虚无主义者）。
很久了，我们渐渐忘了世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讴歌自然神，他们是大地的信徒，他们拥有最古老和神秘的品质——“清晨”的品质；其精神气质近乎儿童，目光清澈，性情烂漫，行为富有诗意……
他们被称为某土著或某部落。
因为小、弱，因为没有征服的念头，于是被征服了。
甚至像山谷里的歌声一样，永远消逝了。
我不是其中一员，但一想起神秘、丰富、美好、天真这些词，就忍不住怀念他们。
我称之为“清晨的人”如今很少很少。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恳求同胞：把爱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生灵及整个大自然吧”。有一群人，他们一开始就这么想，就这么做。
他们奉大地为生父，视万物为兄弟；他们通晓草木、溪流、虫豸的灵性，俯下身去与之交谈；他们从不傲慢，不追求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物种的特殊化；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采摘、捕鱼，但他们小心翼翼，怀着爱、感激和歉意；他们坚信大地不屈于人，而人属于大地；他们认为鹿、马、鹰、草茎和人同属一家。与崇拜某一事物的族群不同，他们爱的是全部，是大自然的全体成员和全部元素。
因火一样的肤色和赤裸的胸膛，他们自称“红人”。
历史上，他们被叫作印第安人。
二
公元1851年，美国政府欲以金钱交换印第安人的土地。为求得和平，他们接受了。在华盛顿州布格海湾，前来签约的一位叫西雅图的酋长，面对城市和白人，发表了这样的演说：“在我们的记忆里，在我们的生命里，每一块晶亮的松板，每一片沙滩，每一缕幽林里的气息，每一种引人自省的，鸣叫的昆虫都是神圣的。你我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印第安人的眼睛见到你们的城市就觉疼痛。你们没有安静，听不见春天里树叶绽开的声音、昆虫振翅的声音，听不到池塘边青蛙在争论。你们的噪音羞辱我的双耳。这种生活，算活着？我是印第安人，我不懂。”
我是印第安人，我不懂。
后来，美国的一个大城市以这位酋长的名字命名——西雅图。
有一个当代故事：一个常年住在山里的印第安人，受纽约人邀请到城里做客。出机场穿越马路时，他突然喊：“你听到蟋蟀声了吗？”纽约人笑道：“您大概坐飞机太久了，产生了幻听。”走了两步，印第安人又停下，说：“真的有蟋蟀，我听到了。”纽约人乐不可支：“瞧，那儿正在施工打洞呢，您说的不会是它吧？”印第安人默默地走到斑马线外的草地上，翻开了一段枯树干，果真，那儿趴着两只蟋蟀。
城市人的失聪，是因为他的器官只向某类事物打开，比如金钱、键盘、电话、证券、计算器等。印第安人的听力不是“好”，而是正常和清澈——未被污染和干扰的正常，没有积垢和淤塞的清澈。印第安人耳朵里常年居住的，都是纯净而纤细的东西，所以只要那些东西一闪现，他就会收听到。
作为忠告，作为签约的条件，西雅图酋长请求白人：“记得并教育你们的孩子，河川是我们的兄弟，也是你们的，以后，请你们以手足之情对待它们，请你们把地上的野兽当兄弟。我听说，成千上万的野牛尸体躺在草原上，是白人从火车中射杀了它们！我们只为生存才去捕猎，若没了野兽，人又算是什么呢？若兽类尽失，人类亦将寂寞而死。发生在野兽身上的，必将回到人类身上，若继续弄脏你的床铺，你必会在自己的污秽中窒息。”
可惜，这些因火车和枪弹而自负的工业主义者，并未被插着羽毛的忠告给吓住。他们不怕，他们什么都不怕！
清晨之人的声音，傍晚之人怎能听得进去呢？
犹太作家辛格说：“就人类对其他生物的行为而言，人人都是纳粹。”
北美大陆的野牛最盛时有4亿至5亿头，19世纪中叶尚有4000万头，但随着白人的进入，50年后，仅剩数百头。
随之，人也跟着遭了殃。1874年，印第安人的领地上发现了金矿，白人断然撕毁和平协议，带着炸药、地图和酒瓶出发了。很快，野牛的血泊变成了人的血泊。
三
印第安人的“清晨”陨落了，只剩下星条旗的黄昏和庆功的焰火。
李奥帕德说：“许多供我们打造出美国的各种野地已经消失了。”
美利坚，是基于北美的广袤与童年基因而诞生的，是流亡欧洲几个世纪的自由精神遇到辽阔大陆的结果。而它功成之日，却蹂躏了赋予它最大美德和恩泽的母腹——野地。由此，它再也无法复制古希腊的神话，只能以现代的名义去铸造一个以理性、逻辑和法律见长，而非以美丽著称的国家。
我常想，印第安人的挽歌，是不是人类童年的丧钟？世间没有了孩子，还有诗意的未来吗？
西雅图的话，像黎明遥挂天际：“我是印第安人，我不懂。”
是啊，清晨的人怎么能懂得黄昏的事呢？
如果能够选择，我也想做一个印第安人——那些如今很少很少的人，哪怕清晨开始，清晨死去。
湮灭的燕事
王开岭
1
每逢“雀巢奶粉”、“雀巢咖啡”，总念及失散多年的燕窝。
我最近一次遇见它，约8年前，在北京白塔寺附近，电视剧《四世同堂》曾拍摄于此。途经一门楼时，忽闻一缕怯怯的叽喳声，像从雾里钻出来的。至今，那声犹在耳畔，难以名状，却是对“呢喃”的最好注释。循着那声，我瞅见了久违的燕窝，在门楼内侧的横梁上。
我笑了，是一簇嗷嗷待哺的雏燕。
朱门虚掩，有副对联：翩翩双飞燕，颉颃舞春风。
横批：非亲似亲。
好一户知书达理、其乐融融的人家！在那盆燕窝下，我翘望了半天，舍不得走。分手时，想起一首儿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想必，这家小主人也是天天唱的吧？
燕窝最堪称“呕心沥血”。
它是点点滴滴吐唾的结晶。其址选于檐下或梁上，雌雄双燕含辛茹苦衔来泥粒、草茎，以唾液凝成碗状，内垫软物，一个家便落成了。让人垂涎的名肴“燕窝”，乃燕族中金丝燕和雨燕的家，据说采摘时，常见巢畔咯血滴红，甚有亡燕陈尸，皆劳累所致。燕之心血、津唾、爱巢，经人的腹欲幻变，竟成了美味、珍馐。
一个半世纪前，欧洲战乱，因营养不良，婴儿夭折率很高。一位叫亨利的瑞士男子心急如焚，他将鲜牛奶和谷米粥混合，发明了一种雏儿饮品，无数饥饿的童年被拯救。不久，亨利创办了一家食品公司，冠名“雀巢”。此后经年，公司越来越大，屡有人提议更名，皆被亨利家族拒绝。
何以对小小雀巢如此钟情呢？我想，大概因意象之美吧。巢，总是触发人们对“家”、“哺乳”、“温情”、“安全”、“信任”等的联想。
巢，一个高浓度的爱词。
3年前一个冬日，再过白塔寺，我大吃一惊，旧街拆迁，一片狼藉。
那栋曾让我眷恋的门楼也不见了，只剩歪倒的石礅。
心里一阵惘然，试想，数月后某个春日，当南徙的旧燕如约归来，这儿将上演怎样的情景……
古时候，人常把山河羁旅、家国破碎的黍离之情与燕事连在一起，像什么“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满地芦花伴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而燕的心境，却少有人揣度。面对故园颓毁、梁栋无踪，那寻寻觅觅的徘徊、声声断断的哀鸣、空空怅怅的彷徨，又寄与谁呢？
我不敢想象归燕的神情了。它还蒙在鼓里，不知千里外的变故。愿它迷了路另投他乡吧，转念一想，不对，燕子记忆力极好，且天性忠诚。
“燕子归来衔绣幕，旧巢无觅处。”这一幕注定要上演。
2
鸟族中，与人关系最密的当属燕，尤其家燕。
它用近在咫尺、同宿共眠的依依亲昵——证明了人间原来并不可怕。
它以登堂入室、梁上君子的落落大方——证明了市井的慷慨与温情。
“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陶渊明）
“自喜蜗牛舍，兼容燕子巢。”（李商隐）
燕身俊长，背羽蓝黑，故称玄鸟。尤其它翅尖尾叉，开合似剪，欧洲“燕尾服”就汲此灵感。唐人李峤，淋漓刻画了其形神：“天女伺辰至，玄衣澹碧空。差池沐时雨，颉颃舞春风。”古诗文中，燕几乎是被歌咏最多的，“燕”字被召入名氏的频率也最高。
师从物性，向自然学习，乃古人惯常的精神功课。燕的貌态和习性，不仅给人带来审美愉悦和灵感，更在思想与伦理上刺激和提携着人心，成为一支重要的人文资源。这一点，从其称呼中即可显现：春燕、征燕、归燕、新燕、旧燕、喜燕、劳燕、双燕……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白居易）
“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戴叔伦）
相传，燕于春天社日北迁，秋天社日南徙，所以，它便成了惜时的最佳情物。
南来北往的疾行之色，给燕披上了一抹吉普赛气质，你可感伤为游民的动荡与飘沛，亦可领会成人生的诗意与辽阔。尤其于现代国人，这种天高任鸟飞的流畅，这种免户籍之扰的自由，招人羡慕。
看来鸟事比人事简单、自然比人际宽容啊。
燕的归去来兮、巢空巢满，更从行为和心灵美学上，渲染了人世的悲欢离合。早在《诗经》年代，人即以燕事比喻送嫁，“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邶风·燕燕》）。尤其燕的万里识途和履约而至，更让人生出欣慰和暖意，正像杜甫《归燕》所赞：
“春色岂相访，众雏还识机。故巢傥未毁，会傍主人飞。”
在恋旧、忠诚、守诺等情操上，燕比犬执着，比人可信。
而且，燕的归来，以千山万水为脚力成本，更让人感动。
人对燕的宠幸，还有一大缘由：情爱审美。
鸟族中，燕是出了名的勤勉，除筑巢之累，更体现在哺雏之劳上。
“片片仙云来渡水，双双燕子共衔泥。”（张谔）
“晴丝千尺挽韶光，百舌无声燕子忙。”（范成大）
白居易的《燕诗示刘叟》描绘更详：“梁上有双燕，翩翩雄与雌。衔泥两椽间，一巢生四儿……须臾十来往，犹恐巢中饥。辛勤三十日，母瘦雏渐肥。喃喃教言语，一一刷毛衣。”
而且，这份伟大的家务，离不开一个字：双。一夫一妻制的燕子，素以恩爱著称，视觉上的颉颃翩跹、出双入对，经人的情感镜片，即成了相濡以沫的伉俪之美。
这种生儿育女、如胶似漆的情态，怎不撩人心呢？
“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动物伦理，就这样深深鼓舞并提携着人的伦理。
祥鸟、瑞鸟、爱情鸟的地位，就这样定了。
3
“燕藏春衔向谁家。”
几千年里，人一直把燕访视为大吉，欢天喜地恭迎，小心翼翼伺奉，不仅宅第开放，檐梁裸呈，甚至夜不闭户。一方面民风敦厚，治安环境好；一方面燕子勤早，方便其外出。
在闽南乡下，见民居两耳有高高翘起的飞檐，颇有“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之象，一打听，原来叫“双飞燕”，真是形神兼备。我想，模仿即热爱吧。
“莺莺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风风韵韵。”
在人类栖息史上，喃语绕梁、人燕同居——堪称最大的佳话与传奇。在我眼里，甚至是比“风水”更高的自然成就和美学理想，乃天人合一、安居乐业之象征。
然而，随着院落平舍被取缔、高楼大厦之崛起，一个颠覆性的居住时代降临了。开放变成了幽闭，亲蔼变成了严厉，盛情变成了冷漠，慷慨变成了吝啬……
这注定了做一只当代燕子的悲剧。
这远非“旧家燕子傍谁飞”的问题了，而是无梁可依、无檐可遮、无台可歇、无舍可入。
杜牧在《村舍燕》中道：“汉宫一百四十五，多下珠帘闭琐窗。何处营巢夏将半，茅檐烟里语双双。”是啊，既然殿堂紧闭，那就改宿乡墟吧，野舍虽简，却不失温暖。可对一只现代燕子来说，即没这幸运了，无论城乡，皆为冷酷的户窗和铁蒺藜的防盗网。
人在囚禁自己的同时，也羞辱了燕子的认亲。
燕和贼，面对一样的难题，陷入相似的境遇。
人居的封闭式格局，意味着燕巢的覆没。
“卷帘燕子穿人去，洗砚鱼儿触手来。”流传几千年的燕事，真要与人烟诀别了吗？若此，于人又有何损失呢？
多是务虚的失落，比如风物景致、美学意境上的，比如少了端详燕容的机会，少了托物寄情的对象……总之，不外乎诗意的减损，于极端务实和糙鲁之心，当然不算什么。
不知人祖是否与燕族有过长相守的誓盟？
炊烟的升起、茅舍的诞生，孕育了人燕厮磨的俗习，如今却闭门谢客，这算不算背信弃义和严重毁约呢？
是人类不忠，还是人在背叛自己？背叛自己的童年和发小？
4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最近一次邂逅，是初春的郊野，稀稀拉拉，像几粒黑柳叶，随电线一起飘忽……在我眼里，那影子是忧伤、茫然的，是失魂落魄的。
世界究竟怎么了？
它不会懂。它所能做的，只有修改自己。
它要修篡上万年的家族遗传，改变栖息习性，学会风餐露宿……并用几千年的光阴去调教子肆，将骨子里与人为邻的基因一点点剔除、涤净，恢复远古的流浪，恢复它在猿祖裹树叶、住山洞那会儿的天性。
呜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燕士俱欢颜？
史上最美味的大学食堂
林怀青
1925年秋天，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发现了一件怪事：自己的学生不在学校好好吃饭，老往对门的清华大学跑，而北京城的车夫也发现这一段时间往城外清华大学跑的人特别多，清华大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么吸引人呢？也许有人会说，这一年清华大学不是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吗？还请了著名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那些人大概都是去听四位大师上课的吧？
答案是：否。
慕名到清华大学来的人慕的不是那几位大师的名，而是慕饭店“小桥食社”的名，他们是来吃饭的！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中国没有一个人不愿意给好吃的捧场，但没有多少人愿意给学术大师捧场。
这个小饭店这样火，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想一想倒是也没啥，不过有一点是世上所有的饭店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它的创办人是赵元任夫人杨步伟。
如果我们知道了杨步伟女士有多厉害，就会知道她开的饭店为什么想不火都不行了。
杨步伟的特殊性在于，她是一个以奇妙的方式，把各式各样的民国大人物串联起来的人。民国的大人物像中了魔法似的，都在她的生命中亮过相。
首先，她的祖父——杨仁山，是金陵刻经处的创办人，中国佛教协会的创始人，谭嗣同、张勋等人都是他的门生，因为这些关系，杨步伟到哪里都有人另眼相看。
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是她父亲的把兄弟和曾经的下属，杨步伟小时候，黎元洪在杨家住，经常被杨步伟捉弄——被窝里时不时就会发现她放的大冰疙瘩。因为这个，黎元洪一直记得这个淘气的小姑娘，直到杨步伟成年，他当了大总统，还童心大发，会见时，会在背后捂住杨步伟的眼睛玩“猜猜我是谁”的游戏，每当这时，杨步伟总是能从他的湖北黄陂口音中听出那人是她的“黎叔叔”。
柏文蔚，对小姑娘杨步伟似乎有些朦朦胧胧的爱，还没等杨步伟中学毕业就请她做了军队中学的校长，而杨步伟也不负所托，把这所学校搞得有声有色，最后，连柏文蔚的老父亲都对她敬佩得五体投地了。
张作霖本来是和杨步伟没啥关系的人，但有一天，杨步伟从日本回国，坐火车经过奉天车站，迷迷糊糊中听见车下有军乐队大声喧哗，她撩开窗帘一看，有一个矮矮的、弱弱的、文人模样的人正在送一位客人上车，她信口问了一句同车的人是谁，人家告诉她：张作霖。历史就是这么爱和杨步伟逗趣，似乎刻意要让她见上这位大名人一面。
赵元任就更不用说了，是她的丈夫，但是他们结婚前的经历是很奇特的，杨步伟本来想把赵元任和自己的女友李贯中撮合在一起，但没想到赵元任偷偷爱上了自己，而她也发现自己爱上了赵元任，就这样，他们结婚了。
这个单子如果一直列下去，就是一部民国史，但是言归正传，接着说杨步伟在清华园做的“好事”。
杨步伟《一个女人的自传》：
清华本校里有两间大厨房，到轮流请客时，总是那几样菜，所以我们最怕人家请吃饭，自己家厨子也不好用，几天元任就觉得厌了，所以从做中国菜的厨子到做西餐的厨子，从北边的厨子到南边的厨子，常换来换去的。我就又来出主意了，和几个太太商量，我们何不共请几个好厨子——做点心的、做菜的，我们还可以教他们做各省不同的菜和点心，这样岂不有很多不同的东西来吃，家里又省了用厨子的麻烦，价钱除了本钱以外只加出三间小屋的租钱和厨子的工钱就是了，轮流托一位太太管，大家都赞成。
但是一起了头，就人多主意多了，有的赞成开正式馆子赚钱，有的要出股，有的想管这个管那个，有的主张要北方厨子，有的主张要南方厨子，大家一点不一致。我知道又找了麻烦，便提议让我先拿出400块钱来做，好的话再扩充，不好就算玩玩好了。到北平找了三个五芳斋的厨子，一个做菜的，一个做麻糕的，一个做汤包和点心的，要了学校大门外小桥过去的三间小屋子起头修理，不过只做一个公共的厨房而已。岂知被学生知道了，不知写了多少信要求来吃，而那些亲自来要求的，一天给大门都要跑破了。我说学校里的规矩，学生都归学校包饭，不能出来吃的，并且学校大门又须六点关闭，不便留学生吃饭，并且点菜花钱太多也不好，而赵先生在评议会，不能破这个规矩。他们说他们自己请求学校当局去，我想一定不准的，我何不做个空头人情呢，就回他们：“若是学校准我就答应。”可是包饭的人数不能超过30人。没有料到开评议会时，他们真去请愿去了，校长和评议会的人一口答应，并且对元任说：“你太太要开馆子了！”元任气得不得了，跑回来和我大闹，说我：“坐在家里不耐烦，又来出花样！快快停止，不然不知要多少麻烦来。”我说不要你多事麻烦，全归我，你有好菜吃就是了。
他知道我的脾气，我要干总是要干的，绝对不会中止，只好任我去闹，我们两个人就是如此地过了四十多年，我是处处要找麻烦，元任是处处要省事。学生们的要求虽然答应了，可是我对他们说了，第一我们是大家闹着玩的，只当是一个公共的厨房，并不是做生意，第二我只拿了400元本钱，可不够你们大家欠账来吃，要吃只可以定人数包饭，每月先付后吃才可以，因为对学生要欠起账来真是一个麻烦事，以30人为限，而他们都答应了，一下午就交了450元来（15元一个人），再来的只得向隅而叹了，学校改了十点关门，我就让学生须六点来吃，九点一定要回校。（我想现在还记得当日吃饭的人是陈之迈、孙碧琦、王慎名等，因为他们都是在馆内常坐之客，并且我学的做菜也是那时才起头注意的。）
本定了第一天的第一跑堂的是郝更生先生，管账的是孔敏中太太，帮忙拿菜的是何林一太太、马约翰太太、刘廷藩太太和我，一共六个人，第一个定菜的是王文显家，不过都是大家好玩而已。头一天又进城买菜，鲜的、干的买了不少，最可笑的是王文显太太洋车后挂的十只活鸡一路叫，她吓得只叫洋车夫停下来，一停鸡又不叫了，一走又叫起来，就一路走走停停。（我现在写到这儿，还和元任两人对桌子笑得不止呢。）
买了一百多元的菜以为可以用好多天了，没料到第一天各家来订菜，和学生来吃的竟有二百多人，这个桌上来要的菜，那个桌上的人拿去了，我们只希望吃完了的人，快走，也没想到问他们要钱，孔太太大叫“没给钱”，“第一名”跑堂的郝更生先生也不愿干了，买的菜吃得光光的，而钱没收回来，学校到十一点才关门，吴公之先生要两样菜等了真是半天也拿不出来。第二天他就送了一副对子：“小桥流水三间屋，食社春风满座人”。第二天我只好请他两位吃饭，如此一来大家都送起对子来了。更可笑的事就是本来头几天各家都要一两样菜，没有想到临时那样忙都拿不到菜，教职员和学生每天都去二百多人，过后忙不开给我们三四家的用人都叫去做事了，连去吃饭和看热闹的人都得站起来帮做跑堂的，每天一直到晚上十一点钟还未吃完，每天都是百元以上的材料加进去还不够，忙到半夜才能回来。元任说：“如何喉咙都哑了？自讨苦吃！”我只好笑笑，但是第二天一早又得办货，不能让它开几天就关门啊，只得一天一天地忙下去。
还有一个最外行的事，就是用五芳斋的菜单，来的人总是点不同的菜，如何能办那么多的材料呢，所以赶快改主意，把菜样减少、分量加多，好弄点。以后连燕京的人都来了，我想，忙不过来就拒绝他们，洪威廉（煨莲）太太自己来还两面生了大气得罪好些人。因为这是西直门外第一家正式有厨子做菜的馆子，厨子可找得真不错，以后连城里的人都来叫酒席，例如李济之先生老太爷的生日，周寄梅先生请客都会来几桌，闹得到处都知道，好些朋友安心和我起哄。特地去叫菜，弄得加人加开支，厨子还嫌我限制生意，我也实在麻烦了就把买卖让给他们去做了，本钱也多半自己吃了，在他们接管以后学生中就有欠的了，所以我自己写了一副对子说，“生意茂盛，本钱干尽”。
杨步伟本来是一个有名的西医大夫——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几个女大夫。但从此和烹饪有了不解之缘，后来到了美国，竟然写了一本《中国食谱》，这本书的英文翻译过来是“在中国怎么做饭和吃饭”。杨步伟不过是写着玩玩而已，没想到连续重印了几十次，她一下子成了美食名人，闹得全美国都请她去演讲。这个因缘就是当年的“小桥食社”开启的。
菜谱的畅销让杨步伟在自己的丈夫面前有了永远的玩笑话题：丈夫赵元任写了几十本书，但加起来卖的数量还没有她一本书卖得多。不过，厨艺的精进也让杨步伟越来越离不开厨房了——他们到达美国后，经常有学生、故友来她家蹭饭吃，赵家成了有名的美食中心。其中一个朋友、后来的著名语言学家王士元曾经回忆说，当他去赵元任家访问的时候，谈了好久，需要借用一下洗手间，赵太太告诉他洗手间在二楼。王士元到了二楼，但洗手间电灯的开关怎么也找不着，情急之下只好黑着灯进去用。就在王士元方便的时候，突然在黑暗中听到洗手间里哗啦哗啦的水声，他大吃一惊，赶紧整理好衣服，四处摸索了一阵后才找到了电灯开关，当灯光大亮的时候，他发现了此中秘密——原来，洗手间的大浴缸里养了好几条硕大的鲤鱼！鲤鱼还在浴缸里快乐地翻水花呢！
王士元这个令人惊奇的发现也许道出了杨步伟式的中国菜烹饪秘诀——一定要新鲜。正因为如此，才不得不拿浴缸来养鱼，这样才能保证随时做出地道的中国菜给客人吃。
和上帝一起流浪
——犹太人哈尔滨避难记
阿成
很多人知道犹太人曾是一个四处流浪没有家园的民族，也有不少人知道宋朝时就有犹太人来中国定居，他们最后悄无声息地融入了这片善于包容的土地，再也无从分辨。更有人知道“二战”时期上海的犹太人虽无生命之忧却命运惨淡。但是，恐怕少有人知道，“二战”时期中国最寒冷的边城——哈尔滨，却被犹太人认为是最温暖的地方。
老擦鞋匠的爱情
哈尔滨，说它寒冷也好，曾是沼泽地也好，但毕竟那里是一个相对祥和、安全，同时又颇为富庶的土地。所以，“二战”期间，到哈尔滨居住的并不全是来自欧洲的流亡者，以及他们在这里“创造”出来的漂亮的、妙不可言的混血儿，其中还有不少来自长城以南的中国同胞。
在流亡者社区涅克拉索夫大街上擦皮鞋的老头儿，是从山东青岛过来的。
青岛地势起伏跌宕，濒临大海。这种海洋性气候和自然景观，成了许多德国人流连忘返的地方。德国风格的建筑也四处开花，不少德国女孩在日记中写道：在这里生活几乎跟在德国一样……德国人最喜欢穿长筒皮靴。有位洋作家在一篇小说中写过这样的话：“德国人的到来，使街头充满了浓厚的皮鞋油味。”这句话，特别适用于“二战”期间的青岛。
擦鞋匠从山东农村流亡到青岛后，立刻选择了擦皮鞋这个行业，而且一干就是二十年。他几乎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全都扑在擦皮鞋上了。对皮靴的认识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他主动和那些洋顾客聊天当中，了解了不少世界各地的皮鞋知识及趣闻，而且不知不觉地还学会了一些德语的日常对话。这对他提高皮鞋的鉴别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哪国的皮鞋，只要他瞟上一眼，就立刻能分辨出那是什么牌子的皮鞋，哪个厂家，是第几代产品。并且，他还能说出这双皮鞋出自哪国的哪位设计师之手。用的是什么面料，是什么品种的牛皮，是中年、少年，还是老年牛的牛皮，这牛是哪儿产的，在哪个国家的哪个牧区，以及这头牛是冬天杀的还是秋天杀的，等等。你只要在他那儿擦皮鞋，你就等于免费获得了一次有关皮鞋方面的有趣知识。
在一个暮春时节的好天里，老擦皮鞋匠给流亡社区里的基兰德医生擦皮鞋。他干得非常认真，仿佛他面对的是一件了不起的艺术品似的。于是，基兰德医生多付给了他几个钱，但却遭到了老擦皮鞋匠的拒绝。
老擦皮鞋匠非常诚恳地说：“先生，不要您的钱，能亲手擦这双不平凡的皮靴是我的荣幸。记得，我在青岛的时候，曾为一个德国人擦过一双同样牌子的皮靴。当时我并不懂得这双皮靴是怎样的高贵，只觉得它不同寻常。后来，是那个德国人告诉我，这个牌子的皮鞋在全世界只有六双……”说着，老皮鞋匠激动得眼睛都潮湿了：“先生，您真幸运，您知道，这双皮鞋是出自谁的手艺吗？是伯尔，他是一个伟大的鞋匠。”说完，老皮鞋匠伏下身子，轻轻地吻了这双不同寻常的皮鞋。
这一切，都被在一旁等候擦皮鞋的犹太女人看在眼里。基兰德医生离开老擦鞋匠之后，由于异常兴奋，两条腿僵硬得几乎不会走路了。犹太女人鄙夷地看着他醉汉似的背影远去。
这个从德国流亡来的女人有四十多岁了，是个助产士，长得居然有点像乌克兰人，黑头发，脸色苍白，两只眼睛像圣母一样充满了忧郁的神色。她是一个寡妇。在战争年代，犹太寡妇真是多如牛毛啊。
那天，德国助产士也穿着一双很不错的靴子。当这双靴子踏在擦鞋匠的箱子上的时候，擦鞋匠彻底惊呆了，他抬头尊敬地看着靴子的主人，显得异常激动：“夫人，您这是一双德国靴子。”
“您说得很对！擦吧。”
“而且是战前货。”
“是的。现在部分地区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呢。”
“它产在德国的慕尼黑。”
“是的。您去过……”
“是一九××年十月慕尼黑啤酒节上奖励给啤酒小姐的奖品之一。”
“是的……”
“它是全德国最好的手艺人做的，只有一双。它的妙处在于赛前就已知道了啤酒小姐脚的尺码……”
德国女人终于吃惊了，她问道：“您怎么知道？”
擦皮鞋匠抬起头，一脸诚恳地说：“我虽然厌恶纳粹，但我热爱德国，热爱德国的皮鞋。”
这种突如其来的爱，很容易让身处异乡的德国女人动情……
在一个优美的哈尔滨之夜，擦皮鞋匠来到了这个犹太女人的住所。他们在一起彬彬有礼地喝茶。后来又喝了酒，畅谈了德国，这是这个德国犹太女人流亡到哈尔滨之后讲话最多的一个夜晚……
这的确是一个适合谈情说爱的美妙之夜。
老胡木匠和犹太女人
混血儿小胡木匠，是犹太流亡者社区最具艺术眼光的木匠了。坦率地说，在哈尔滨干木匠活儿，没有点艺术眼光是不行的。
小胡木匠是一个非常自负的年轻人。他干活儿的时候，处处喜欢挑剔，对材料、染料、零七八碎的小五金等，要求得都很严格。他几乎无处不在地表现自己的聪明。干活的过程中，对别人的建议，他理都不理。有时候还会挖苦对方几句，让对方自讨没趣。但不管怎么说，你必须得承认，小胡木匠的手艺在哈尔滨的确是最好的。他的住宅也是犹太流亡者社区中最优美的建筑之一。
小胡木匠的母亲是犹太人。她的老家在莫斯科，出身贵族，有很好的教养，会美术，会演奏一些乐器，歌也唱得不错，并且她坚持每天写日记。她会拉丁文和法文。她是一个亡命哈尔滨的寡妇。到哈尔滨之后，她很快嫁给了一个姓胡的中国木匠。
在小胡木匠长到十岁的时候，老胡木匠突然不辞而别。不久，哈尔滨的流亡者们知道，老胡木匠在他的山东老家还有一个老婆和两个儿子，而且他的两个儿子都很大了。从关里闯关东的男人在关东找一个女人“结婚”，组成一个临时的家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要知道，闯荡江湖的人生命意识是很强的。对他们“规定”一生中应当有几个女人的做法是很蠢的。世界上总会有一些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的人。
老胡木匠突然不辞而别以后，小胡木匠的母亲几乎每天的清晨和傍晚，都要去哈尔滨那条通往外地的大路口张望。这个犹太贵族女人希望那个老实的中国人还能回来。而且她坚信，他一定能够回来的！无论下大雪，刮大风，她都一如既往。如果下大雨，她还会另外带上一件雨衣。她对小胡木匠说，万一他的父亲就在这一天回来呢？难道让爸爸妈妈共同穿一件雨衣吗？
小胡木匠笑着摇头，表现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他想起了那个英国绅士说的话：女人如果被爱情俘虏了，就没有理性可言了。他的母亲也是女人啊。
家里用餐的时候，她总要给老胡木匠留一个座位，摆上刀叉，斟上一小杯葡萄酒，说：“吃吧，老爷子。我爱你！”
小胡木匠都听习惯了，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了。
小胡木匠的母亲非常爱这个中国老人。这个中国老人从不酗酒，也不吸烟，她对他提出的任何要求，他都会默默无声地去做，而且没有一点怨言。她觉得自己在这个中国老人面前特别充实。而且，这个中国老人非常体贴她。这样的好男人在全俄罗斯也找不出一个来。每当犹太人和俄国混血儿到她这里来聚会的时候，这个中国老人就会默默地躲在厨房里，为他们煮茶，做点心，或者默不作声地给壁炉添柴火，像一个忠实的老仆人。
她也常想，这个厚道的中国老人回自己的老家去看望原配，就说明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她就更加坚信，那个中国老人也一定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当然，这需要时间。只要人活着，时间总是够用的，她想。
哈尔滨的冬天很快又来了。夜里下过一场大雪，足有半米厚。清晨伊始，犹太流亡者社区里人声鼎沸，每家每户都出来扫雪了，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早晨。
扫雪的人们发现，小胡木匠的母亲正挽着一个老人，从大路口那儿向这边走来，这些扫雪的流亡者，都停止了手中的活儿看着。几个年岁大的人，终于认出来了，那个老人就是小胡木匠的父亲。当他们夫妻从流亡者当中走过的时候，人们鼓起掌来。每一个人都过去亲吻这个老人和他的女人。
“谢谢，谢谢。”他们夫妻这样说着……
小胡木匠也正在清除自家栅栏院外的积雪。他看见母亲搀扶着一个老人向自己走来时，不由得呆住了。内心的一个真实的声音在告诉他：“这是父亲！”小胡木匠在这一刻，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这个老人由母亲搀扶着来到他的面前，小胡木匠按着中国人的风俗，扑通一声跪在了雪地上。
老人扶起了儿子说：“孩子，你受苦啦……”
小胡木匠的母亲，这个高贵的犹太女人，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考布切夫
早期的哈尔滨，是一座洋文化味道很浓的城市。
在辛亥革命之后，哈尔滨光电影院就有好几家，像杰克坦斯影院，像建于1908年的敖连特电影院（现在的和平电影院，它是我国最早的电影院），像“巨人”电影院、“水都”电影院、托尔斯泰电影院、马迭尔电影院等。而且，当时哈尔滨的铁路俱乐部还经常举办露天音乐会。早在1925年，哈尔滨就有了格位诺夫高等音乐学校，1930年时就有了犹太人安德列耶娃的芭蕾舞学校，以及犹太人的艺术沙龙“荷花”画室等。除此之外，还有无线电广播、报纸刊物、冰上运动、选美活动、帆船竞赛等。纯中国味的有京剧、评戏、武术、书法、国画，包括走街串巷的民间乐队等。中西杂处，各得其乐。
俄国的随军记者、摄影师考布切夫（犹太人）随着军队到哈尔滨来之后不久，干了一件让他一举成名的大事。1909年11月26日，作为摄影记者，考布切夫随着俄国财政大臣戈果甫佐夫，去哈尔滨火车站迎接日本枢密院议长、前首相伊藤博文。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竟“意外”地拍摄下了朝鲜志士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的全过程。
事后，考布切夫把它制成一部纪录影片《伊藤博文在哈遇刺身亡》，在全世界公映，从而使他一举成名。
巨大的成功使考布切夫备受鼓舞，他立即着手创办了“考布切夫”电影院。在他的电影院里播放的，全部是他亲自拍摄的纪录片，如《1901年哈尔滨自行车比赛》、《1911年哈尔滨飞行表演》、《1911年哈尔滨流行鼠疫》、《1932年哈尔滨特大洪水纪实》等。他的影院播放《伊藤博文在哈遇刺身亡》时，电影院几乎场场爆满。
考布切夫几乎生来就酷爱摄影。他经常说，他是神派来的摄影使者，是神让他把人间的一切拍摄下来，让神的子民弃恶扬善。
然而，考布切夫却不是一个能经营电影院的人，就像一个小说家、画家不大可能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或者成熟的首长一样。加上他的电影院只播放他本人拍的片子，再加上他本人又患有肺结核病，身体十分虚弱，再加上许多军队的工作让他无法脱身，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嘛。他的电影院终于倒闭了。
在倒闭之前，他的影院连续放映了三天免费电影。当时的场面热闹空前。考布切夫把这一切也都拍摄下来留作纪念。要知道，时光是不能倒流的，只有胶片才会记录下这一切。而且，人们永远活在胶片上。
柯达带走了胶片时代
李斐然
131年前，美国人乔治·伊斯曼打算让每个人都能轻松留下自己的影像。为此，他创办了后来影响了全世界的柯达公司，他所发明的操作简单、携带方便的“傻瓜相机”飞向千家万户，柯达胶卷也出现在20世纪路边随处可见的胶片冲印店里。
那卷放在黄色长方形方盒里的胶卷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甚至还出现了“柯达一刻”这个词，专门指代生命中美好的时刻。直到现在，很多人还能哼唱出柯达广告歌曲的轻快旋律：“就让每一刻，掌握在你手中，别让它溜走。”
可惜，“镌刻美好一刻”的柯达没能留住自己。柯达官方网站于2012年1月3日发布公告称，由于柯达股价连续30个交易日低于1美元，纽约证券交易所已经向其发出了退市警告。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如果柯达公司出售数码专利的计划失败，他们已经准备好在数周内申请破产保护。
柯达败落，像一个壮汉猝死，像一个勇士牺牲
从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里盯着柯达一路下跌股价的工作人员，到遍布世界的胶片摄影爱好者，还有曾经用柯达胶卷留下过“柯达一刻”的人们，全世界都在关心这个始建于1881年的老公司的新变化。
听到的大多不是好消息。根据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布的数据，从2011年1月11日到2012年1月5日，柯达的股价跌去了93.7%。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和惠誉此前均将柯达公司的债券评级下调至“垃圾级”，去年12月的美国《财富》杂志甚至将它评为“美国500强10大烂股”第三名。
如果把时钟拨回20世纪，没有人会把柯达公司跟“不景气”这个词挂上钩。那时的柯达就像如今的苹果公司或谷歌公司一样势不可当。在巅峰时期，柯达公司的员工人数多达14.5万。来自全世界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都乐意举家搬到柯达公司所在的纽约州罗切斯特市。
64岁的罗伯特·沙恩布鲁克从1967年开始为柯达工作。在他的记忆里，那时候柯达人才济济。吃午饭的时候，人们不是去礼堂看电影，就是去篮球场打球，“我们给自己灌输这样的意识，我们能做任何事，我们不可战胜”。
“到柯达工作是我的梦想，就算在柯达扫地我也愿意。”82岁的保罗·吉尔曼说。负责研发乳化液的他在柯达工作了33年，柯达超过1.1万项专利中也有他的努力。
柯达创始人伊斯曼还专门为员工创立了“工资奖金日”。每到这一天，柯达就会根据企业业绩向全体员工发放奖金，这笔钱足以让柯达员工买一辆好车，或者去高级餐厅大吃一顿。
“干这么有趣的事情还能拿薪水，这让我有负罪感。”回想起年轻时的样子，吉尔曼依然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那时候，工程师和科学家们都希望在发明上有所突破。”
但从2005年开始，柯达几乎年年亏损，不得不一次次裁员。时至今日，柯达公司的全球员工人数已锐减到1.88万。就在1月10日，柯达再次宣布将重组并简化业务，削减开支。
“像一个壮汉猝死，像一个勇士牺牲。”作家章诒和这样形容柯达的败落，“无数家庭的团聚，无数老人的面容，无数女人的倩影，无数孩子的成长，都和柯达联系在一起。咋说垮就垮了？”
你负责按下快门，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
尽显颓势的柯达公司一度风光无限。美国《福布斯》杂志将柯达公司形容为“极富传奇色彩的美国摄影公司”。在历史上，柯达定格了无数传奇的瞬间。
但是在柯达创始人伊斯曼24岁之前，他的人生轨迹都跟“摄影”毫无关系。由于家境贫寒，伊斯曼高中辍学，他在保险公司打过杂，在银行当过会计。直到他打算去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圣多明各旅行，同事建议他带上一台相机，记录下这次难得的旅行。
那是1878年，当时照相机像微波炉一样大，还要用调制好的特殊制剂涂在干净的玻璃上当底片。要命的是，这种底片必须马上使用，干了以后就不再感光。
这样一来，伊斯曼的旅行不仅要带上随身衣物，还要扛上笨重的相机、厚重的玻璃板、三脚架、一瓶又一瓶的药水以及满满一壶水。
伊斯曼最不能接受的是，这些笨重的家伙还不算完，要想拍照，他还要自己多掏5美元，来学习如何使用这么一堆复杂的设备。
最后，伊斯曼没有去旅行，而是留在家里反思：如何让照相变得像拿铅笔写字一样简单？
白天他在银行上班，晚上回家后他就钻进母亲的厨房搞胶片成像实验。有时候，当母亲起床到厨房准备早餐的时候，会发现疲惫的伊斯曼和衣躺在厨房灶台旁边的毯子上呼呼大睡，水池里则是他一直在鼓捣的瓶瓶罐罐。
1888年，这个满脑子发明念头的美国小伙所创办的伊斯曼干版公司，利用涂布机将感光乳剂涂在透明的软片片基上，世界上诞生了第一卷胶卷。为了让照相变得更容易，伊斯曼还研制了一个长得像方方正正小箱子的相机，里面装载着100张胶片，人们只要用完后把胶片送回伊斯曼公司冲洗就行了。
再也不必花钱学习复杂的胶片冲洗技术，再也不必扛着笨重的行李去照相，伊斯曼的公司骄傲地打出宣传语：“你负责按下快门，剩下的事情我们来做！”
为了让每个人都能照相，伊斯曼公司将相机定价很低，甚至开创了“买胶卷赠相机”的先河。伊斯曼不断将一代又一代操作简易的“傻瓜相机”送到普通人的眼前——价格低廉，无须手动测距对光，轻便易携，可以随手放进口袋里。摄影从一小部分人的“特权”变成了美国街头每个人都能享受的“开心一刻”。
生意越做越大的伊斯曼决定给自己的发明取一个新名字。虽然坊间有关于这段取名经历的传说，但该公司的官方传记写道，一切其实很简单，只是一些字母的排列组合。
“我一直非常喜欢K这个字母，它充满力量，尖锐犀利。新名字需要用K开头，用K结束，剩下的事情只是需要填满这中间的空白，让它形成一个发音朗朗上口的词语。”伊斯曼解释说，“就这样，‘柯达’（Kodak）诞生了。”
亲儿子整死了好爸爸
印有柯达黄色标志的胶卷曾经风靡全世界，如今人们唏嘘的同时也满怀疑问。美国《大西洋月刊》用它的文章标题问道：“是谁杀死了柯达？”
人们的答案各不相同，但大多数人都把矛头指向同一个敌人——当下最热门的数码摄影。
讽刺的是，发明全世界第一台数码相机的正是如今被它逼入绝境的柯达公司。言辞犀利的评论者将这个事实形容为“亲儿子整死了好爸爸”。
1975年，时任柯达应用电子研究中心工程师的史蒂夫·塞尚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照相机”——重8.5磅，由16节AA电池驱动，照片记录在磁带里。
这就是柯达公司的“未来相机”项目。跟热爱发明的创始人伊斯曼一样，柯达公司从不缺乏创新。如今数码相机所使用的许多技术，都是柯达工程师的专利——CCD图像传感器、OLED显示器、全世界第一个摄像头、第一个35毫米彩色胶卷、全世界第一台数码单反相机……
柯达公司并非对未来没有考虑，他们在“未来相机”项目报告里如是写道：“随着技术的进步，摄影系统必将对未来的拍照方式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未来相机的照片将存储在一种稳定性极佳的存储器里，可从相机内取下以进行播放。照片将保存在胶卷、磁带或视频光盘上，并且相机存储介质将可重复使用。”
拖住这个摄影王者前进脚步的，竟然恰恰是它的成功。虽然掌握最先进的技术，但作为传统胶卷领域不二的霸主，柯达不敢贸然迈入当时尚不明朗的数码市场，谨慎地观望着市场。
起初，举棋不定的柯达并没有太大损失。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世界上绝大多数照片仍采用胶片感光技术拍摄，美国传统胶卷市场的销售增长速度曾高达14%。柯达彩印店在中国的数量达到8000多家，这个数字是肯德基门店的10倍，麦当劳的18倍。这些不仅带给柯达丰厚的收益，也更加坚定了它继续保守观望的市场策略。
2000年，柯达公司靠每台相机亏损60美元为代价，占据美国数码相机市场第二大份额，可是从那时起，市场的胶卷需求开始停滞，公司陷入困境，开始大量裁员，缩减开支。
曾在柯达的数字部门担任产品经理的麦考伊说，在他看来，柯达的衰落绝非不求创新。“早在2000年，我们就知道拍照手机会主导市场。”麦考伊说。他和同事开发过许多无线产品，甚至还开发过一款平板电脑原型机。
但是，似乎每一次转型关头，柯达公司都押错了宝。2002年，当竞争对手富士公司的产品数字化率已经高达60%的时候，柯达还不足25%。柯达公司大举削减相机业务预算，把钱投入喷墨打印机，以期靠它在市场上大翻身。
可惜，柯达输了。生于胶片，死于数码，这个一路遥遥领先的发明大王，被挡在终点线前销售利润的围栏上，狠狠地摔倒。«大西洋月刊»评价道：“柯达善于发明，却不善于将这些发明转换成商业利润。”
如果没有柯达，世界将会怎样
如果坏消息继续从柯达公司的财务部门传出，也许这个名字很快将成为历史。回顾历史，倘若把柯达从20世纪的历史里抽出来，眼前的世界可能变成完全不同的景象。
且不必说人们可能还要继续跟笨重而复杂的老式相机打交道，旅行也不会有太多的照片留念。更何况，没有柯达，就没有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相机。
不过，另一件事可能更为重要。对于很多热爱电影的影迷来说，如果历史抹去了柯达，也许我们就要跟看电影说拜拜了。
1892年，美国发明大王爱迪生找到了伊斯曼，这对携手合作的发明家将40毫米的库存胶片修剪到35毫米，然后，爱迪生将这种胶片每四帧穿孔，创造了一项发明专利——电影放映机。虽然这项专利被当时法院的法官宣判无效，但爱迪生的35毫米胶片和活动电影放映机却在日后催生出电影乃至整个电影工业。
“因为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拥有130多年历史的美国柯达公司面临破产。这个不幸的消息意味着胶片时代的终结，也意味着《温故一九四二》将是本人使用胶片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著名导演冯小刚不禁在微博上感叹，“一个时代翻篇了，挥之不去的是胶片留在心里的味道”。
柯达用它的胶卷定格了人类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
——你所看到的第一张来自太空的地球照片，是由月球探测器上的柯达胶片拍下的。为了拍摄登上月球的阿姆斯特朗，柯达公司专门为阿波罗11号生产了专门的相机。
——世界上第一张X射线拍摄的照片显示的是伦琴妻子的手，这张胶片也是柯达生产的。随着彩色胶片的出现，柯达胶片还可以检测参与“曼哈顿计划”的核物理科学家受了多少辐射。
——“二战”期间，柯达微型胶卷技术把英军的37个“胜利邮件”压缩到一个。
亲爱的朋友们，我的工作已经做完，还等在这里做什么呢
对于热爱柯达的粉丝来说，柯达的离开并非意外。当柯达公司在2009年宣布停产旗下最有名的胶卷Kodachrome的时候，这款风靡全球74年的胶卷就给所有摄影迷打了一剂预防针——胶片帝王要离开我们了。
当这款胶卷在1935推出的时候，«泰晤士报»甚至专门发表了一片文章，赞美这卷神奇的胶卷：“它有五层色彩涂布，这使其颜色浓艳无比，但不要以为它是化学家捣鼓出来的玩意儿，发明者是两个音乐家。”
作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专用胶片，Kodachrome的成像被摄影师们形容为“充满诗意，优雅动人”，“数码相机的照片还需要后期修片，而当你把Kodachrome取出相机的时候，照片就已经开始熠熠闪光了”。
可是，到了2011年年底，美国唯一一家能够冲洗这种胶片的小店——位于堪萨斯州的杜威恩摄影店宣布不再收件，柯达胶卷的神话就此告终。
柯达公司将最后一卷Kodachrome送给了美国摄影记者史蒂夫·麦克里。1985年他用Kodachrome拍摄的阿富汗女孩，成为《国家地理》封面。在他40多年的记者生涯里，他用这款神奇的胶卷拍摄了80万张照片。
为了给Kodachrome拍出最有意义的最后一张照片，麦克里来到了美国帕克森墓地，逝去的美国内战退伍军人埋葬在这里。他举起相机，对准了墓地里的雕像，按下了快门。雕像上恰好摆着红色和黄色的花朵，和柯达胶卷盒子上的画面一模一样。
“这名士兵的雕像望向远方，他好像是在回顾过去，又像是在展望未来。”已经60多岁的麦克里说，“Kodachrome，一个胶片时代结束了，就像是短暂的生命，它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在纽约罗切斯特大学的校园里，柯达之父伊斯曼的雕像也保持着望向远方的姿势。虽然他一手建立起的柯达公司给许多人的生活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伊斯曼却终生郁郁寡欢。5岁丧父的他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终生未婚。他甚至感叹说，自己在40岁之前从来没有笑过。
晚年时，他建立了一栋3.5万坪的豪宅，有37个房间，13个卫生间，9个壁炉，还有5个花房和1个菜园。家里有一个大型图书馆，每天还有专人为他演奏管风琴。即便如此，晚年的伊斯曼并不快乐，他饱受孤独和疾病折磨。
1932年，伊斯曼邀请朋友到家里做客，向他们宣布遗嘱：所有财产赠予罗切斯特大学，豪宅也送给罗切斯特大学校长，他可以随时居住，这栋豪宅后来成了柯达博物馆。
随后，他起身送走了朋友们，回到书房，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心脏。刺耳的枪声过后，冲进房间的仆人只看到血泊中的柯达之父。
这位柯达之父留下了一张纸条：“亲爱的朋友们，我的工作已经做完，还等在这里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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