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和青草里的痛-母亲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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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秋天,我妹妹三个月大了,就在这时,母亲病了。不是伤风感冒这类病。山里人不把伤风感冒叫病,头痛腰痛肚子痛,都不叫病。是否叫病,以能否下床、能否出工为标准。这意思是说,我母亲病得很重,只能躺在床上。但她究竟得的什么病,却无从知晓。得病初期,父亲要请赤脚医生来给她弄药,她坚决不许。她的节俭跟她的能干和打孩子一样出名。那时候,到下半年仓里还挂着腊肉的,全村只有我们家。并不是我们家杀的猪很肥、很大,而是母亲根本就不拿出来吃。她只把肉用来招待客人。她生性好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她是个争豪气的人,绝不能让客人离去后,说某人家里竟然没有肉吃。这种名声和脸面是必要的,她有四个儿子,名声差了,脸面败了,将来就找不到媳妇。

    母亲在床上一躺,就躺了四十多天。她几次想强撑起来,但下床就倒。父亲平生第一次不再听母亲的,找来一个医生。这人叫罗建银,是父亲的好友,我们叫他银爸。银爸虽是医生,却是个兽医,他看了母亲的脸色,摸了母亲的脉搏,对我父亲说:“看来不行了,往街上送吧。”

    父亲着了急。母亲不行,就意味着这个家不行。他立即请几个年轻力壮的乡邻,砍竹子扎滑竿。其时,已是很稠的黄昏,竹子砍来,天就黑如锅底;城里人说黑夜,只是相对于白天的时间概念,真正的黑夜是见不到的,真正的黑夜,能用手摸到黑夜厚实的脊背。若干年后,妻子跟我一同回去,初次见到这样的黑夜,吓得哭,她半夜醒来,啥也看不见,就以为自己的眼睛瞎了。那天夜里,大哥把油灯点到院坝,破竹,捆扎。一风吹来,油灯熄了。这不是普通的风,院外的大树枝叶倾覆,怒涛般吼叫。紧跟着,疾雨如注。本来很闷热的天,几分钟内就冷得人打抖。

    父亲生上火,让扎滑竿的人和前来探望病人的乡邻进屋烤火。

    母亲在里屋叫父亲,说她要起来。连自己翻身都难的人,怎么能起来呢?父亲去扶她,却没费任何力气就把她扶到了火塘边。这是四十多天来她第一次走出那间阴暗潮湿的卧室。她是那样精神,嘻哈打笑地跟人摆龙门阵,还和平辈妇人开玩笑。她一点不像个病人。

    但她的身体在变沉。我舅舅的女儿,还有我们院坝的李二娘,各抻一条腿到她背后,让她靠住。父亲独自站在门口,观察着。突然,他快步走过去,抱住母亲的头哭。母亲没有反应。母亲死了。

    雨并没有下多长时间。可母亲断了那口气,雨就停了,风也停了。大哥背着母亲,将她放到堂屋里临时搭成的灵床上。从她去世的屋子到堂屋,要从院坝里过。死人见不得天日,因此有人在母亲头上举着一把大黑伞。大哥个子不高,母亲的脚把湿漉漉的地板刮得卟卟响。

    一切乱套。火炮没有。香蜡纸钱没有。寿衣寿鞋没有。棺材没有。办丧事的粮食没有。猪肉没有……家里上上下下忙成一团,而死者是需要看守的,怕猫从她身上越过。听说猫越过死人,死人就会变成僵尸,直杠杠地站起来,横冲直撞。

    只有我去守母亲。堂屋靠北,中间横着两间空屋,我单独地跟母亲面对。大哥为我生了堆火,但柴很快燃尽,只有明明灭灭的火星。横躺着的母亲成为巨大的阴影,放得很平整的脚朝向我。夜晚像开不动的船,在漩涡里徘徊。我死死地盯住母亲,注意一丝一毫的动静,眼里老是有猫的身影。它们身手敏捷,在母亲腰腹的位置,跳过来,又跳过去。到后半夜,大哥进来看过我一次,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其实我是怕的。我怕猫让母亲变成僵尸,还怕像黑夜一样深的未来。

    母亲的去世,我首先感觉到的不是悲伤,而是恐惧。

    次日早上,弟弟蹦蹦跳跳地来到堂屋,拿筷子打母亲的脸,奶声奶气地说:“妈,起来吃饭。”父亲见状,怄得蹲在地上。他后来对幺儿多有娇惯,与这副场景是分不开的。做道场的时候,弟弟也和我们一起,穿着孝衣,戴着孝帕,在阴阳先生的指令下,绕棺,磕头,父亲更是不忍目睹。

    三天之后,母亲下葬。我舅舅帮了大忙,他把为自己准备的棺材借给了他的妹妹。

    舅舅比母亲矮,棺材短,母亲进不去,褐色的木腔里发出骨头折叠的声音。

    客人走了,帮忙的散了,家里清净了,现实的问题就出来了。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我妹妹。她饿,要奶吃。没有奶吃就哭,白天哭,晚上也哭。父亲和哥哥姐姐,通夜通夜地轮流抱着她,哦哦地哄她,熬米汤喂她。可米是珍贵的,垆缸已经空了,一只老鼠都喂不活。只好去村里找奶。那些生产不久的妇人,营养不良,脸呈菜色,乳房干瘪,自己的娃娃也吊不住,但她们还是把皱巴巴的奶头塞到了我妹妹的嘴里。我看到妹妹带着泪痕,吃着别人的奶水,就像我自己在一点一点地变饱。我知道她吃上几口,就能管上一会儿,在这“一会儿”的时间里,她不会死,她又能活。

    尽管我的故乡人通常自私而武劣,尽管母亲刚刚下葬,就有兄弟数人,举着斧子,来拆了我们家的房,说这里原属他家的地基,让我们在露天坝睡了许多个夜晚,淋了许多场秋雨,尽管还有人想把我们赶出罗家坡。但这些事,我从不往心里记——村里妇人撩衣喂我妹妹的情景,足以把我照亮。

    妹妹长到半岁的时候,再养活她已经非常艰难,终于在大姨的主持下,把她抱养给了二郎滩一户马姓人家。二郎滩就是大姨的婆家所在地,离关门岩不远,生存条件比罗家坡优越。那家人对我妹妹很好,妹妹后来长到跟母亲差不多高,且能干如母亲,性格开朗如母亲。

    但在送她走的时候,却见不到她的未来。那天正午,躬腰驼背的大姨领人来背她走。父亲拒不见面,我们石头般沉默。她走了,下了杏树、檬子树、黄檩树,然后下了几层梯田,进入了岩坎之下的林子,我们望不见她了……她在家时,一哭就让全家惊慌失措,现在听不到她的哭声了……

    我的主要工作,变成了割牛草。村里孩子割牛草,爱结伴而行,当父母的也希望这样,怕摔岩,怕蜂叮,怕蛇咬,怕狼吃(那时候山里有狼和狐狸,我们把它们统称毛狗),但我总是一个人。

    母亲去世很久,我也觉得那不是真实的,从她坟边经过,看到那个越来越旧的土堆,我也觉得她会从里面出来,朝我笑,给我诉说她的辛酸,指书上的字让我认。我常常梦见她,她穿着去世前父亲披在她身上的花棉袄。每次梦见,她都把我吓哭。按山里的说法,死人吓活人,是因为活人把死人思念过度的缘故。我割牛草并不走得太远,就在后山的林子里。有一天,东院比我大两天的那个女孩,跟他哥哥一起,被她母亲带着,朝寨梁上走,边走边说话,发出快乐的笑声,我才不得不承认:他们有母亲,而我没有了。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空气坚硬,卡在我的喉咙。

    那些日子,天一个劲儿地蓝着。蓝天下野风蛇行,树叶颤动之声,从远处响到近处,又从近处响开。我躺在阳光斑驳的落叶上,听这声音,听大地深处的低鸣。每一丝天籁都与母亲有关。这差不多成了我的一种病,即使现在,我回到故乡,也必然会找个时间,独进山林,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躺下来,听一听,下雪天也不例外。幼年丧母的伤痛,对我影响至巨。我把它写进了作品,但我自己并没注意,有次陈思和先生评论我的小说,指出我好几个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幼年丧母的,我才意识到。

    完成了割草的任务,我往往还要在山里待很长时间,陷入不可救药的玄想。

    我想的是自己将来要成个大人物,给阴郁的家带去希望。

    榜样是有的,白岩寨下的罗思举就是(他死后也葬在那里,“文革”中被开坟抛尸)。罗思举的双亲以乞讨为生,他却统辖一方,威震西南。然而,想来想去,他并没给我任何榜样的力量。据老辈人说,罗思举出生时,漆黑的山洞陡然亮堂起来,如朗月当空,他父亲说:“这娃娃将来要做老爷!”疲惫的母亲浅笑着回答:“做啥老爷哟,莫当讨口子就好了!”罗思举领受了父母对他的封赐,先做讨口子,中年后修成正果。但他不是普通的讨口子,乞讨之外,又偷又抢,被抓住后,五花大绑扔到毒日头下去晒油,把他扔到哪里,一朵阴云就罩向哪里,凉风就吹向哪里。他还能变马、变猫、变成一棵树。而这样的异秉,我完全没有。翻过白岩寨,下游不足十公里处,是川东游击军领袖、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的故居,我想以王维舟为榜样,可他同样有许多飞檐走壁上天入地的传说。

    不管是罗思举还是王维舟,都没给我希望,只让我绝望。

    于是我望着山下的河:清溪河。从八百米高处望下去,清溪河细瘦一握,曲曲弯弯,凝然不动。但我知道它在涌流。母亲带我去街上看汽车时,要沿河边沙地朝上游走十里路。“河水向东流”已成习语,但我们那里的河是向西流的;清溪河如其名,洪水到来前,宽仅五六丈,水清得能看见水的影子,拍岸之声却强劲有力,它固执地在山弯里找出路,永不回头。难道山外还有一个世界?

    我们家养的那头牛,体形硕大,浑身雪白,人呼白儿。柳宗元说,耕种时有牛的身影,收获时也有牛的身影,可谓“物无逾者”,而白儿,又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牛。

    它饿得肚子打晃,渴得鼻子喷火,也不悲鸣,更不撞圈。它好像知道主人家遭遇了变故,现在负责经管它的,只是一个孩子。耕田耙地,白儿步子不快(我醒世时,它已经老了),却从不迟疑。耕田回来,气没喘匀,往往又被人拉去碾米磨面。它太温驯,我们家的牛棚离碾盆磨盆又那么近,铸就了它一生的苦命。它拖着沉重的石碾,嘴角流出的涎子,一路滴滴答答。米碾出来,碾道就淋湿了。

    在别人根本看不到有草的地方,我也能割满一大花篮,这是我了不起的本事。我现在回乡,依然敢跟那些小家伙比试割牛草;我和妻子在成都街头散步,走到小区外的磨底河,看到河岸蔓生的野草,我会手一指:“这种草牛最肯吃!”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就是白儿。当年,白儿以它沉默的方式,填补着我内心的空缺。它见我背着草走进巷子,会立即站起来,我把草丢进木槽,它再饿也不马上就吃,而是用头蹭我的手。

    吃完草,我拉它到堰塘喝水。去堰塘要从母亲坟旁经过。当它把肚子喝得硬如绷鼓,天就黑了。我领它回到母亲坟旁,停下来,我坐着,它站着。因土崖遮挡,村子在视线之外。晴朗的夜晚,山野盛大而肃穆,星星多得天都装不下,流星倏然划过,礼花一样绚烂和寂灭;有些星星悠闲自在地在星群间游逛,一点不害怕撞了额头,也不害怕被礼花烧着,或许它是天上的蜜蜂,只不过采的是流星之蜜。这时候我不孤单,母亲和白儿陪着我,还有头顶的星星。白儿也会望天吗?我不知道,我想它会。

    很长时间过去,我才起身,拍一拍它,说:“白儿,我们回家。”逼仄的田埂上,响起白儿和我的脚步声。我的脚步声并不比白儿的轻多少。我的心里装着母亲。我把母亲装在心里带回家了。

    没过两年,白儿就老垮了,也可能是累垮的。它瘫在圈里,四条腿直直地架住,再也起不来。牛到这种程度,命运已经注定。牛棚太小,牛粪太稀,不好就地杀它,是在队长的指挥下,十多个男人举着木杠,喊着号子,像操块石头那样,把它操到黄檩树下去杀的。杀了分肉。那时的牛都属公家,只是分配给不同的人饲养。那天,我发了疯似的哭叫,已伤痕累累的白儿也流了眼泪。

    但它没有哀鸣。牛见了屠刀,都会拼尽全力哀鸣一声。白儿到死也是那样沉默。

    法国诗人雅姆曾向天主祈祷,希望将来他能把他的驴子带进天堂,如果我也可以这样祈祷,那么,让我的白儿也进天堂去吧。虽然,白儿并不归我所有,但世间之物,谁真心爱它,它才归谁所有。

    有段时间,外婆帮助我割牛草。外婆来吊了她二女的丧,就没回去。

    反正家里只她一个人,我外公在一九五O年就死了。

    外婆是一个青色的老太婆,青色的衣裤,青色的鞋子,满头白发也用青色的发网罩住。她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儿子跟她住隔壁,三个女儿的归宿,算我母亲最差。如前所述,大姨出嫁的二郎滩,条件比罗家坡好;幺姨出嫁的庹家坝,条件更好。从一个“坝”字就能看出来。这且不说,大姨父是木匠,能在公分的口粮之外找到额外的饭吃;幺姨父年轻时做纤夫,后来进了区合作社,成了吃国家粮的人。因这缘故,外婆最疼爱她的二女。然而,她最疼爱的人,只活了四十多岁就死了。

    外婆割牛草不进山,都是在田边地角,割一路湿一路。是她的泪水。

    我母亲死后一个月左右,外婆的眼睛就半瞎了。在这之前,她是可以穿针的。

    眼睛成了这个样子,外婆要求回去。父亲为什么放她走,内情我并不十分清楚,我只是觉得不应该让她回去。她回去的日子很难过。舅舅问她:“你去罗家坡时眼睛好好的,整成瞎子就回来了?”舅舅又对她说:“你不是为你二女吗,现在咋不去为她呢?”对刚刚送走黑发人的外婆,这些话是可以砸碎骨头的。但她一声不吭。到老年,外婆就怕舅舅;她只有一个儿子,她怕儿子不养她。

    没过多久,外婆全瞎了。她不放心我们,想上山来看我们,但她再也走不来了。我们就去看她。大人走不开,经常去的是我和二姐。从陡坡下到河底,即刻被怒生的芭茅吞没,绵延十里,芭茅林才把姐弟俩吐出来。我们要从那里过河。那个春夏秋冬都戴着布帽的艄公,早就认识我们,还能听出我们的声音。只要朝断岸之上的小屋喊两声:“过河!过河!”人没出来,应答就会出来:“来了,来了,又去看外婆呀?”有时候,两分钱的摆渡钱他也不收。二姐对他说声劳慰,拉着我的手跳上对岸。

    直到这时候,我们都是愉快的。过了那道石门,往浅岗上爬,心情才变得沉重起来。

    我们也怕舅舅。每次去,都要被舅舅骂。他说母亲用了他的棺材,但父亲已想办法还给他了。他还说:“我去你们家,你们看不起老子,一满盘不上桌!”——舅舅的女儿也嫁到了罗家坡,住在西院。母亲在时,他来看女儿,都到我们家,母亲去世后,他有时来,多数时候不来,但只要听说,我们都会去请他来家吃饭。吃饭时只让父亲陪,小孩不准上桌,是母亲的教育,舅舅是知道的,他为什么这样说话呢?我们是多么希望上餐桌,跟客人一道吃些油荤稍重的好菜!

    走进拥挤着猪屎牛粪味的巷道,我跟二姐就如昼行的老鼠,听到上方院坝有人声,就躲在茅厕旮旯不敢动,等人声不再,才蹑手蹑脚蹬上七八级石梯。外婆常常不在家,双扇门锁着。一把形状古怪的大铁锁。但我们知道她在哪里,就去找她。她在外公的坟边干活,那里是她的自留地。她啥也看不见了,但她不仅下地,还去村外提水,并且奇迹般地没有摔倒过。我怀疑,外婆一直是凭气味生活的。她守寡数十年,村子的兴衰荣辱,她与别人一样经历,但她跟别人有着不一样的夜晚。在漫长的黑夜里,她灵灵醒醒地嗅着村子,每个角落里的气味,就长在她的身体上,成为她的眼睛。

    见到我们,确切地说是听到我们、闻到我们,外婆立即回屋,煮饭给我们吃。

    她的碗柜里始终有几个碗天天洗,是天天等着我们来。取碗的声音细微,柔和,温暖……直到今天,我取碗时听到那声音,就会想起我的外婆,就会把眼睛闭好一会儿,有时还忍不住呻唤几声。

    天再热,外婆煮饭也把门关上;饭熟了,把锅儿罐子提到卧室后的虚楼上吃——是怕舅舅看见。可她跟舅舅只一壁之隔,舅舅纵然看不见,也听得见,一旦知道我们来了,他就开骂。他为啥这么恨我们呢,仅仅因为外婆对母亲好些?好像不是。当年,因为外公外婆有许多田产,害得他这个当儿子的也成了成分人,挨了斗,吃了苦,心里憋屈,要找地方发泄。我们成了最佳发泄渠道。母亲在世那阵,他不敢这样。别看母亲境遇最差,在她兄妹间却享有最高威性,现在母亲死了,就另当别论了。

    要是舅舅觉得隔着板壁骂不过瘾,就来撞外婆的门。

    有次正要吃饭,他把门撞开了,吓得老的小的直哆嗦。他知道祖孙三人是由母亲联系起来的,就对母亲破口大骂。我和二姐哭了,外婆也哭了,外婆对我们说:“娃娃也,你们回去,再也不要来了。”

    我跟二姐一直哭拢家门。我们只知道自己伤心,没去想过外婆。

    罐子里精贵的白米饭,她是煮给外孙的,外孙没吃一口就哭着回去了……

    从那以后,我就多年没去。上初中二年级那年暑假,才跟两个哥哥一同去了。

    外婆已不能行动,像床烂棉絮躬在床上。大哥摸出熟鸡蛋,在床沿磕破,剥给她吃,只剥了一半,外婆就一手抓过去,往嘴里塞。她一口气吃了五个。在她床头,放着一只空碗,碗壁的饭碴干得起壳,有苍蝇在飞。吃饱了,她就不停地说,说母亲小时候的事,我们小时候的事。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年年月月,她咀嚼的就是这些事。而我们,却越来越稀少地去看她。

    外婆又活了两年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知道自己没有任何资格指责舅舅。外婆瘫了,他还让她活了那么长时间。不管是以怎样的方式在活,毕竟活着。

    舅舅晚年很不幸,上六十岁后,就疯疯癫癫的了。他爬到罗家坡下面的石岩上,喊他女儿,喊应了,他说:“谷子该割就割哟。”说了这句,立马回转。快割谷子的季节,太阳毒辣,他过一道河,走二十里路,就为说这么一句话,像他做了几十年庄稼人的女儿不知农时。表姐去追他,可他早已下山。后来疯得更厉害,不知从哪里搜罗一大群癞疤癞壳缺耳少腿的狗,不再归家,赶着狗沿河流浪。狗咬了人,他就被打。他脸上随时有伤。他去世的时候,我在外地读书,没能去参加他的葬礼。愿他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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