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话的时候，他们心想过两天就会下的。出太阳是老天爷的职责，下雨也是老天爷的职责。
天上又不是没有乌云。
然而，乌云都是在夜里生成，一觉睡醒，乌云不见了，天空光光趟趟的像是磨过。
秧田彻底干涸，牛粪、土地和水生物化合出的腥气，在火苗似的阳光里浮荡。当秧田裂开口子，农民着了急，去堰塘舀水灌田。堰塘仅半亩大、两米深，能灌多少田？附近几个小田喝了两天水，就没了；田里的水没了，堰塘里的水也没了。多少年来，妇人都去堰塘洗衣，小孩都去堰塘游泳，耕牛都去堰塘饮水，可而今的堰塘被挖了眼珠，成一个空洞，一个死坑。尺厚的泡泥只坚持了半天，就干硬如铁，几斤重的蚌壳和团鱼，无助地被阳光暴晒。村里展开了一场大战：抢那些蚌壳和团鱼。塘里盛水的时候，大家知道它是公家的，现在水干了，队长也没说明要把里面的东西拿来分，于是抢。
事实上，塘水还剩半米深时，就开始抢鱼了，草棒和鲤鱼，大的草棒有两尺长，鲤鱼的尾巴红如花朵。抢到了的高高兴兴回家煮吃，没抢到的就骂，骂得喉咙出血，甚至拿了红布，去寨梁那边的鞍子寺，把红布搭在如来佛的头上，恭恭敬敬跪在菩萨面前，诅咒那些吃了鱼的人全都烂屁眼。
但这是村子仅存的活力了。无工可出，所有人都窝在村里，碰面说话，无不和雨有关。数百公里外下了雨，也能闻到雨气，也被他们传说。可在罗家坡，夜里的乌云也懒得照面，老天爷铁了心，要割断人们最后一丝念想。老君山多松柏和青枫，都是耐旱的，但六七月份，却遍山黄叶。田里的裂口，能不吐骨头地吞掉一个人。秧苗始终是秧苗，本该是谷物黄熟时节，秧苗还只有两三卡深，枯槁纤瘦，着火即燃。孩子们把牛赶进田里，让它们吃。那时候白儿还在，我也把白儿赶进田里。但牛吃草的兴趣也没有，淡心无肠地用舌头撩进几口，就停下来，忧郁地望着烈日，望着村子之外。
最先逼过来的是缺水喝。村里只有一口井，在西院外，井不大，但山泉丰沛，井水漫溢。现在可不行，泉如眼泪，把人等老，也舀不满一桶。井旁排了很长的队，白天排了晚上排，整日整夜没断过人。中院和东院挑水回家，要经过一丛坟林，坟林上挤密的慈竹，差不多成为整个村落唯一的绿色。有天后半夜，中院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挑大半担水，小心翼翼走在笋箨路上，坟林里突然响声大作，伴随着呜哩哇啦的怪叫。汉子扔下水桶，朝屋飞奔，边飞奔边呼喊：“打鬼哟——打鬼哟——”绝望的喊声把全村人都吵醒了。我和弟弟跟父亲睡一床，钻到父亲的腋下，抖缩成一团。
自此，东院和中院就没人敢在夜里去挑水。
不过，十来天后，敢去也无水可挑。大山的眼泪干了，泉水断了。
所有人都奔向三里外的大河沟。大河沟在白岩寨东侧，由山顶的雪水冲刷而成，寨下积一小潭，暑天也凛冽刺骨。往年的夏季，常有彩虹横天而来，弯下花花绿绿的粗壮脖子在大河沟喝水，听说彩虹喝水能把人和牛都吸进去，因此我们对那里心存畏惧。今年堰塘里没水了，再害怕也得往大河沟去，我就天天领着白儿去。但很快，就不准牛去了，因为人要去挑水喝，牲畜只能喝人用过的溲水。
大河沟维持了不足半月，就干得一只螃蟹也养不住，抬头一望，悬垂的大沟乱石累累。
只剩一条河了。整架老君山人都往清溪河扑。力气好的，挑满满一担上山，摘片树叶放在桶面，水就不会荡出来。可力气再好，那么高的山，中途总得歇口气，偏偏就没一个地方能把桶放平。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用尿素口袋去背。罗家坡倾巢出动，下河背水，只有遇鬼的那家，才是女人独来独往，儿女太小，背不动，男人被吓得灵魂出窍，躺在床上，等他的魂回来。他等了差不多半年才把魂等回来。多年以后，西院一个家伙才笑嘻嘻地对他说，那回闹鬼，是他搞的，他不想中院和东院人去挑水，就选个月夜躲进坟林去吓，也没想专门吓谁，碰到谁吓谁，用刀背敲打竹身，发出怪叫；为做得逼真，他还披了件烂蓑衣，用锅灰涂了脸。幸好那人没转过头看，否则，很可能当场就被吓死了。
挑水没闹出人命，背水却闹出了人命。比罗家坡高四百米的白花寨，有个孤老太婆，早上下山，天黑才背回一袋，将花篮放在凳上，没放稳，倒了，袋子炸开，水漫流一地。她在湿地上坐了一会儿，站起身，进里屋穿上她所有的衣服，把最好的穿在外面，走到街檐下，冲向梁柱，一头撞死。
前面说过，那年月家家无积粮，人们的胃是随季节走的，但这一年，季节成为毫无内容、毫无意义的空壳，该出小麦时不见小麦，该出稻谷时不见稻谷，说无积粮还不够，是无隔宿之粮。但总得吃点儿啥，人不吃饭就要饿死。喝水可以找清溪河，吃饭还得指望大山。
到处是挖野粮的人群。野粮无非是灰灰菜、马兰头、菊花脑，加上一些植物的根块，经不住挖的。然后开始剥树皮。不管是苦是辣，都剥。好些树就被剥死了。
人们经历的一切苦难，土地首先经历。我的故乡很贫瘠，但又并不贫瘠，梭罗说，养不活鹧鸪和野兔的田野是贫瘠的田野，我的故乡不仅养活了我们，还养活了野兔、毛狗和锦鸡。锦鸡是我幼年最华丽的回忆，那些彩身修尾的灵物，总是跟太阳一同起床，周身托着光芒，欢鸣着在林莽间穿梭。环境那么恶劣，日子那么艰难，它们依然活跃——是生活彻底好转之后，它们才逐渐消失的。
到而今，老君山不仅很少看到锦鸡和毛狗，连蛇也少见了。前年我回乡，先没回老家，直接住进了清溪河下游一个小镇，发现镇子背后开着好几家野味馆，卖蛇肉、麂子肉、锦鸡肉，还卖娃娃鱼，县里的有钱人周末乘快艇去吃；镇政府来了上级，也带去吃。尽管我乃一介小民，若见此不言，与食客同罪。我去县里找领导，说都开会去了，回成都后，我给县委书记写了封长信，书记回了，满口的公文腔。去年我回乡，听说当地人现今给领导送礼，都时兴送那几样野味的腌制品；再去小镇，见那几家馆子比先前更加红火，且正碰上背了死物来卖的猎人。我的眼睛自始至终没敢去面对那些死物，也不敢去想象它们临死前侧耳听风的美丽和惊恐。我内心的耻辱比天高，比海深。
土地和饥饿，构成我作品的重要主题。我有一部长篇就叫《饥饿百年》。陈建功先生在评价这部小说时说：“用极致化的叙事手段，对苦难进行审美表达……这些苦难更多来自于人性的溃败和欲望的滋生……”我常常为自己生而为人感到庆幸，因为只有人才会回望内心。人也必须回望内心。尊严是靠自己塑造的，如果我们的灵魂不能在苦难丛集又生生不息的大地上变得丰饶，不能与世间万物荣辱与共，就始终处于饥饿的状态。身体的饥饿能够感知，对精神的匮乏，往往缺乏基本的敏感和警觉，我们的精神分明面黄肌瘦，却可能认为比谁都吃得饱，也吃得好。单纯的经济时代，不能称为时代，更不能称为繁荣；真正的繁荣，是经济、情感和思想的共同繁荣。
那年，我大姐二姐辍了学。大姐的成绩很好的，二姐的成绩倒是不好，好与不好都得辍学。与生存相比，读书实在算不了啥。我已经发蒙，我们那里把发蒙叫“穿牛鼻眼”，像牛穿上鼻绳那样被管束起来了。学校就在鞍子寺，这座古老的寺庙，五十年代变成了学校，除后墙洞穴中安了如来佛，操场左右两侧各有一名无头战将，别的菩萨都被请走了。上学和下学的路上，我老是吐，饿的，吐的是酸水；如果某天运气好，父亲和哥哥姐姐找回的野粮足够多，我也吐，胀的，吐的是粮食。
这时候，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有亲戚相助。比我大两天的那个女孩一家，就常常享受这样的幸福，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个满脸胡子的男人给他们送洋芋来。女孩的母亲说，这是她小时候抱养出去的弟弟，住在黄金公社。黄金公社位于我们所在的普光公社上游，相距四十公里。若干年后，他们才道出实情：那人与女孩一家原本素不相识，文革初年挨整，某天深夜跑到这山上躲命，女孩的父亲起夜，碰见了他，他讲了自己的处境，女孩的父亲就把他收留了，白天黑夜将他关在红苕坑里，一关就是几个月，直到整他的人被人整了，他才回去。这件事，当初罗家坡无一人知晓。
我们家偶尔也有这样的幸福。主要来自我二爹。二爹住在罗文公社，离我们有百多里路，差不多出了县境；而且他不姓罗，姓王。这是因为，父亲四岁就死了爹娘，二爹那时刚满两岁，房子又被人占了，兄弟俩成了野人。“回去”这个词是我们常用的，但到了无家可回的时候，才知道这个词有多重。两人食野果，饮山泉，然后四方流浪，并因此走散。父亲给这家当几天儿子，又给那家当几天儿子（其实是打短工），每到一家，就改一次姓——难怪有人跟我父母吵架，要我们滚出罗家，说我们本来姓王。一九五五年，父亲被派往罗文修公路，休息时跟人说起他的身世，一个当地农民赶场回来，坐在旁边歇气，听父亲说了一阵，扑过来就叫哥哥。没有谁会怀疑他认错了人，两兄弟长得太像了。天旱这年，实在没办法可想的时候，父亲就上一趟罗文，每次都背回好几个南瓜。
其次来自我二嫂。当然那时候还不是我二嫂。母亲在时，就给二哥定了亲，典型的娃娃亲。二嫂住在老君山顶的曹家堰，人很响快，很亲热，她有时下来，给我们带些“猪根子”；那是一种植物的根块，直接煮来吃很苦，磨成粉熬糊糊，就分外细腻，好吃极了。
在困难的日子里，父亲表现出的韧性将教养我一生。幼年丧母，中年丧妻，都是人生的大不幸，而我父亲幼年不仅丧母，还丧父。他名叫罗建吉，我母亲去世后，山里的好心人摆着脑壳：“那家里是一包针，建吉咋带得大哟！”可他最终把我们带大了。父亲的确没别的本事，但他善良、尽本分。在朝鲜战场，有天遭遇空袭，人进了战壕，几十匹马却拴在外面，拴马的松树炸成粉，父亲冒死冲出，将马一匹一匹地拉进战壕里去，为此他立了二等功。他没想到会立功，只是觉得那些马“叫得可怜”。对来自各方的欺辱，父亲隐忍不发，就像对待灾荒，他不骂天，不骂地，也没骂过人，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默默地承受。去山里找粮，饿得腿脚打晃，曾三次摔下高崖，断了好几根肋骨，却说自己不饿，把食物让给儿女们吃。夜里，我们按着肚子，在床上滚来滚去叫饿，父亲一声不吭，儿女实在扛不住，他就默默起身，去泡菜坛里摸出一块用于养盐水的老酸萝卜（没有新的菜蔬放进去了），给我们一人撕一绺。我们睡过去了，而他是怎样在忍饥挨饿，辗转反侧，我们是不知道的。
父亲写得一手好字，至今能背诵《孟子》里的许多篇章。他给某家财东当儿子时，财东送他进过私塾；遗憾的是，这家财东后来被泥石流埋了，不然他会读更多的书。读书并没给他带来什么，但他懂得了书的力量，就特别重视孩子读书。在罗家坡，找不出第二个像他那样重视读书。
别的人家，即使勉强送子弟上几年学，也只送儿子，不送女儿，有首古老的民谣：“妹不知，爹娘不送妹读书，爹娘不送妹读课，无有文章无有名。”山里女子历来就这个命。然而，我大姐成绩好却无法继续学业，让父亲很伤感。我二哥成绩更好，全区有名，特别是语文，大家都在认认真真编造虚假的好人好事时（城里孩子扶老太婆过马路，农村孩子帮老太婆背猪草），他却关注着别样的事物，能写出“大地在沉睡，昆虫在长鸣”这样的句子，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学生。二哥初中毕业后，没钱给校长送礼，进不了高中（当年是推荐升学），就回家务农了。后来，准许中考和高考，父亲又让二哥去上学，二哥不去，说老都老了，还上啥学！父亲和大哥推着他去。二哥上了半年多，乡里招考教师，他去应考，被头名录取。这对我们家而言，是件大好事，但父亲并不乐意，还是希望他去考学。
我读小学三年级时，中院一位老哥来对我父亲说，他去白花寨买牛，看到一个女孩在路边割草，女孩长得很体面，草也割得很利索，是不是说来给伟章做小妹儿（未婚妻）？父亲摇头。那老哥来提说多回，父亲都摇头，说我伟章要读书。外人可能觉得父亲做得理所当然，可只要对罗家坡稍有了解，就不会那样想了。罗家坡盛产光棍。罗家坡的媳妇，大多来自老君山更高处，上面的出产比罗家坡好，只因一年有半年积雪，才愿意下嫁；要是男方家境差了，人家就宁愿一辈子在雪堆里打滚。我们家不是差，是破败，能早早地订下一个“小妹儿”，是非常必要的；尽管订下了也可能毁约（老君山说毁婚约就一个字：灰），但有和没有，心境不同，家里的气象也不一样。
我大哥没能及时订婚，就差点成了光棍，接近三十岁才找到大嫂。大嫂比大哥小八岁，住在白花寨附近的陈家湾，人好，勤劳，顾大局。这样的运气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接近三十岁，基本上就是铁定的光棍人选了。大哥有这样的运气，与他自己的努力分不开。母亲去世后，他成为父亲最重要的帮手，父亲不擅交往，出头露面的事就由大哥去做，他周旋在复杂的人事之间，不仅当上了队里的记工员，还当上了大队的民兵连长，经常组织民兵在大队的两所学校举行篮球比赛；比赛那天，老远的人都跑去观看，成为大山里的节日。我读中学那阵，每过些日子，大哥就半夜三更起床，给我送米送粮。我二哥和姐弟结婚，也主要由他操办。兄弟姊妹之间，作为老大，他付出最多。
那年年底和次年春粮出来之前，政府发放救济粮，从东北调运玉米。不少麻布口袋上，都写着这么一句：“送给四川懒汉。”衷心感谢东北人民，但说真的，四川缺粮，真不是懒造成的。
罗家坡痛定思痛，男女老少总动员，日战加夜战，在大河沟上方挖了个盛水十万立方的水库，石堰自上而下，自西向东，延伸到鞍子寺。寨梁上那座沉淀着历史烟云的古碉堡，此前完好无损，修渠时将其拆毁，碎成片石，而今只剩残墙了。
尽管如此，饥饿依然延续。我饿晕死的经历，有好几次。有一次我去街上卖谷糠，卖了谷糠买盐，买火柴，回程途中，下午三四点钟爬到泪潮湾上面的密林里，又饿晕了。天快黑时，成员大公赶场回来，发现了倒在路上的我，把他买的一整瓶醋给我灌下去，我才醒过来。我的中学时代，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饥饿中度过的，我穿着破衣破鞋，大姐二姐千针万线给我扎的新鞋，勾的线衣，我几角钱就卖给人家，为的是填肚子。大哥来学校看我，总让我酸楚，我没钱给他买顿饭吃，尽管他说自己不饿；同时我也不希望亲人看到我的窘迫相。有一次父亲带着弟弟来看我，我借来饭票，给他们一人买了三两，没钱买菜，就吃净饭，弟弟两三口就刨下了肚，说饿，还要吃，父亲把自己碗里的刨给他，他吃得比刨得快，结果弄得父亲几乎连米粒也没沾到。
直到我读高三下期，才把饭吃饱。第一次吃饱饭的那天我印象深刻，美丽的晚霞漫天铺开，我端着碗去食堂，打了三两饭，吃了，感觉比没吃还饿，又打了六两，吃了，肚子还是瘪瘪的，心里隐隐着慌，见旁边窗口卖挂面，又打了三两挂面吃下去，这一下饱了！离上晚自习还有四十多分钟，我独自走出校门，去到河边，坐在遍生的车轴草上。学校在身后，县城在身后，面前的河水，波光潋滟，细浪追逐。我禁不住痛哭流涕。感谢老天，我终于知道肚子吃饱是啥滋味了！
（特邀编辑：王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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