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与昼三部曲-道德与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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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饭时已是13:00。

    武部长一行送成哲上了六楼,直到房门口。

    “中午好好休息一下,晚上就由王静小姐陪你吃饭,下午我知道老同学见面总勉不了一叙,那就不陪了。怎么呢,回老家了,一定要玩好、吃好、睡好、工作干好。好了不打扰了”。说完与成哲李达一一握手而去。

    “中午要么冲个凉体息一伙!”李达道。

    “好的,你先冲吧,洗浴间用品一应俱全。”

    成哲随手从货架上取了两包麦氏速溶咖啡冲了一杯,点了一根烟,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仰着头,幽幽地吐着烟卷。

    李达晃着身子走了出来。一年未见,李达身子明显发福,啤酒肚像有了六月的身孕。

    成哲打开床头写字台上的音乐开关,一股低沉悦耳,幽远深邃地歌声从墙壁里传了出来。

    “去冲个凉吧,解酒的。”李达朝成哲建议道。

    “免了。嫂子好吧?”成哲问道。

    “说好也好,不好也不好。这年头,媳妇丑了自己不舒服,美了又不放心。干点事情又冷了人,守在家里也会腻,总之,步入婚姻生活求得就是一种安稳,钱钟书在《围城》里头不是说,婚姻是一座城堡,外面的人想进去,进去的人想出来,这话翻译一下,应该是活着进去死着出来,安稳也让人烦腻,”李达伤感地说。

    “不会这么恐怖吧!”成哲睁大着眼。

    “以前,我觉得你嫂子既漂亮又贤慧还能干挺会理解人,以为是我惟一的爱,现在呢?我看着都市女性那种新潮的思想个性,洒脱地劲儿,总觉得自己生活不完美,总有种去拥有的冲动,这种‘存在’是不是合理?你是搞哲学的,能否解释一下?”李达一双手不停用毛巾抽打着湿头发,然后坐在成哲的对面。

    “从奥古斯丁的‘我怀疑,我存在’与笛卡尔的‘我思考,我存在’哲学思维来看,那当然是合理的。

    但我们生活的现实社会往往是以有话语权并代表主流的既有道德伦理去判断的。人们永远在开拓性地进取中与保守性地责任、道义这一矛盾体中选择道路,而选择哪一条道路,上路能走多远,就看这个人对生活理解与个人意志以及不可捉摸的命运有很大关联。

    从某种意义上讲,开拓进取有着更大更多的道义支撑。以现在晚生代的人生观点,合则聚,不合则散,并非是以个人对内心快乐与否的体验为标准而较少考虑到其他世俗的评论,而往往是以利益功名来衡量爱的质量与分合选择。如果是前者,你可以说他是不负责,可以说他自私,但你不可以说他没有良心,没有道德。因为他们的道德秉持互相成就;在一起是互相爱慕互相成就,而有时候分手就是一种互相成就。不要带着恨,而是带着满心的祝福。后者,则是一种精神的物化蜕变过程。是实用主义对爱情价值的诱导,将人的精神生命推入黑暗。

    事实上,每个人从生到死有如宇宙天体、自然四季、粒子螺旋循环都是生命的因果轮回运动轨迹。相遇的偶然在更高层面就是一种必然。万物之间互为因果。任何局部都包含有宇宙整体的信息。唯有善意的互相成就,克服内心的私恶与仇恨,相聚与分手都是撞击美的生活,都是彼此精神生命的跃迁提升。

    人们追求爱情走入婚姻,为的就是共同的快乐与彼此精神成长,也就是人们理解的幸福生活。缺乏精神的快乐,肉体的欢愉是空洞的;停留于肌体生理的快乐,丧失了精神引导提升,快乐就会变得廉价平庸。心灵的境界,永远决定了个体对爱情的理解与感受。精神的层次性恰如天体与地球的结构,无处不存在。以乐他而乐,是圣人之乐;以乐他乐己,是贤德之乐;以损他乐己,是丧德之乐;以损他损己之乐,是佯狂之乐。道德作为一种世俗文化,应该关注人们的生活是否普遍深入地享受形而上与形而下辩证合一的完整的快乐,如果仅仅是为食古不化的道德而道德,而不能创新赋予新的内涵,不加分辩地置诸于一切事物之上,这种懒惰就会形成一种恶习而扼制人们对真的美的更大的善的追求。”

    成哲用手势在空中比划着,语气那么坚定,就像是这个时代的批判者与新道德立世的思想代言人。

    “可是,夫妻间有了孩子怎么办?情感再次组合会不利于孩子的发展,大人们为了追求自己的快乐幸福,可否考虑对孩子们成长的不利?”

    李达有点急促,像是一个他长期不得获解的问题,拴在心头郁积成疾一样,语气有点激动。

    “你提的这个问题,可以作为一个社科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就我个人的理解是,人有追求快乐幸福的天赋,这是人享有幸福权利的具体体现。但同时,人也有避免伤害他人快乐幸福的责任与义务,表现为道德。两者均衡良性互补运动这是东方中国伦理道德的核心精神。与此相反,西方伦理道德精神,则崇尚个性解放,自由放纵对个体快乐体验的极端追求。不知道偏执的不顾一切不惜伤害他人的追求快乐幸福,就是丧德,这种恶性循环的可怕情感,他只会将人们的精神生命引向地狱深渊。偏偏人们如果不相信精神生命的存在,那么,更加肆无忌惮的陷入人类自我物化的片面深渊中。则任何法治都不能约束之。于是,权利成为了人们自甘堕落最好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按西方人文观点,幸福权利是属于不可侵犯的自然法权,是受社会尊重法津保护的。但西方的自然法权其逻辑价值前提基础,是认定个人私利至上的,而无视利他所具有的同等的至上性。法律之外的私利张扬,乃至血腥无以形容,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因此,从文化根基上而言,西方的权利意识是一种大起大落状态的消极平衡恶性循环。它为聪明的足可以规避法律的人们,对于躲在立法背后的遥控者,以及善于组织团队以民族国家的面孔跳出自有的法律体系,寻求对外扩张来说,恰恰提供了世界犯罪的庇护所。这样的人权是为其谋求私利的最大化张目,这样的局部的道德,是文化与精神传统持续分裂的表现,是对人类心智与自诩煌煌文明的嘲弄。”

    “嗯,真乃大道理,”李达边思索边点头。

    “道德,这种精神文化是维系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公共的精神自律准则,而人权则是社会发展的奠基石,是受现代法权保护的。两者共同维持社会的秩序。关键在于人类要从西方片面的道德与人权理解中跳跃出来,学会从中华本土文化天道宇宙智慧中,树立完整的道德与人权观,实现彼此逻辑与价值的圆融统一。否则,人们永远是鳄鱼饱食弱者后的眼泪,永远是精神分裂症充斥的可怕世界。”

    成哲咳了一下,饮了一口咖啡,咂咂嘴,显得意犹未尽。李达听得更是心动,甚至后悔当初没有选修哲学这门课程,自己懂得通俗意义上的哲学语言也有限于正统部分,毫无对现实生活有指导可言。

    “接着讲,深刻,有见地,”李达有力的点头说道。

    “作为成年人,自己的离、再婚行为必须考虑给子女的负面影响,这体现了成年人固有的对弱者的责任感,是正确的。不知你看过《楚天都市报》关于河南某市一女副市长枪杀情人后自杀的报道没有。这种例子在我们生活当中时常可见。

    这种悲剧地诞生其实是心灵道德危机的展现,人们的内心无从获得正确的价值认知与精神跃迁,而停留在悲观无助相对封闭的旧意识中,现有的人文心智水准与道德储备已经不能为大转型时代的人们提供构建和谐心灵与和谐世界的服务,在旧的封建意识与西方片面的人权观念之中,人们刚好全部接收了恶的一面。无法解脱的后果,就是不顾一切偏执的葬送他者也同时葬送了自己,至于彼此亟待扶住的老幼亲友们,已经不是他们的心力与智慧能够承担,时代呼唤新的站立在东西方道德与权力观基础上的更为圆满的内涵。

    一言以蔽之,根源出在,我们欠缺新的社会理性与人文精神内涵。”

    “客观上,一种新的事物出现,会经过一个博弈过程,传统与进步两股力量相推相荡的过程。智者可以使之均衡互补,实现互赢的格局。就像有许多哲人乃至毛主席老人家也说过,万有事物是呈螺漩型状态发展的一样,更准确点讲是:宇宙事物一方面按分工与合作方向不断地朝更高的联合状态发展,同时也是不断回归内敛,彼此循环往复。”

    成哲突然打住,似乎陷入了新的思考。

    “咱们还是谈点别的吧!”成哲说。

    “不,兄弟,我现在不仅在事业上跌跟头,情感上也失意呀!我急需要你的高论,也许能救你兄一把。你嫂子跟我的轿车司机,一个二十八岁的大专生私奔了。妈的!”李达愤怒地站起身来,焦急地来回踱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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