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谋县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盆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配合成昆铁路的勘察设计，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几位地质学家深入元谋县考察第四纪地质情况。
剑齿虎犬齿化石县城东南的上那蚌村附近盛产哺乳动物化石，有“十龙口”之称，这一现象引起了考察队的注意，他们来到村西北的一个小山坡附近进行勘察，在山下更新世早期地层中发现了大量动物化石。为了搞清这些化石的详细种类和准确数量，工作人员继续用工具仔细寻找，突然他们惊喜地发现在这些化石中居然有两颗是人类的牙齿，牙齿之间相距约10厘米左右，一颗牙齿半露于地表，齿根埋在土中，另一颗则大部分埋于土中。这一重要发现鼓舞了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他们小心翼翼地将牙齿化石采集出来，请当时的中国地质博物馆专家进行了鉴定，结果显示这两颗均为猿人牙齿化石，同属一个男性成年个体，牙齿的基本形态与北京猿人同类牙齿特征相似。后经古地磁方法测定，证明这两颗牙齿化石距今170万年，并依此确立了“直立人元谋新亚种”这一新的人种。简称“元谋人”。
元谋人的发现很快轰动了世界，在以后的时间里，中国科学院、中国地质科学院、北京自然博物馆等多家专业机构在元谋人地点开展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并相继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发现了石器、炭屑、烧骨和大量哺乳动物化石，为全面认识元谋人的生活状态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目前，关于元谋人最重要的发现仍然是最早被确认的两颗人类牙齿，它们分别为上颌的左右内侧门齿，均呈浅灰白色，石化程度很深，由于长期的埋藏，牙齿表面遍布裂纹。裂纹内填充了褐色的黏土。元谋人的牙齿个头儿要比现代人的牙齿大，也粗壮得多，齿冠如铲形，基部收缩成柱状，齿冠末端较基部有所扩展，使得齿冠整体略呈三角形。齿冠唇面比较平坦，舌面的模式则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原始性质，牙齿的基部有非常显著的底结节，从底结节向齿冠的边缘有三条长短粗细不同的指状突。由于没有头部骨骼的资料可以比对，所以这两颗牙齿就成为推断元谋人体质特征的主要依据。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元谋人一方面接近纤细南方古猿特征，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与现代猿类的接近之处，所以他们是从纤细南方古猿向直立人过渡的一种类型，年代要大大早于北京猿人。
元谋人的文化遗物有石制品、带有人工痕迹的动物骨片以及可能为人工用火的遗迹等。
石制品包括地层中出土的和地表上采集的两部分。地层中出土的石制品7件，原料选用脉石英，种类有石核和刮削器等，石器表面人工痕迹清楚，多数器形不大。这些石器和人类的牙齿虽然不在同一水平面上，但层位大致相同，且距离又不远，所以应是元谋人制作和使用的工具。在地表上采集的具有明显人工痕迹的石制品10件，也基本分为尖状器、石核及石片等，这10件石制品与人牙化石出土点水平距离不远，器物上附着的土质和器身棱角磨蚀程度，与地层内出土的石制品接近。说明它们很可能也是元谋人制作的，但后来因自然或人类活动扰动到了地表。
元谋人的石器是目前我国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与原始人伴生的石器。它们与北京人、蓝田人的石器，从原料、制作方法上都有相似之处，根据已发现的细石器材料，其中有很多凹口深的刮削器，它们被认为是用来加工箭杆、骨针之类器具的，这证明当时人类的狩猎活动已很发达。
在元谋人化石地层中，还发现大量炭屑，长径一般在4—8毫米之间，最大的达15毫米，小的有1毫米左右。这些炭屑大多分布在粘土和粉砂质粘土中，少量夹在砾石透镜体内。最密集的有两处，分布的上、下界约3米，大致可分三层，层与层之间相隔30—50厘米。耐人寻味的是，凡有炭屑的地方总是伴随有动物化石。其中找到几块颜色发黑的骨头，部分骨头经鉴定可能为烧骨。研究者普遍认为，这些是当时人类用火的痕迹，据此推断元谋人可能已经在生存过程中掌握了利用火来加工食物的技术，这就有可能把人类用火的历史大大推前一步。
与元谋人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数量也比较多，以食草类动物为主，有泥河湾剑齿虎、桑氏鬣狗、云南马、爪蹄兽、中国犀、山西轴鹿等近30个物种，绝种动物几乎占总数量的100％，其中上新世和早更新世的占38．8％，这表明元谋人的生存时代不会晚于早更新世。有些骨片的两端有清楚的切削痕迹，可能是古人准备用来制作骨器的材料。遗址地层内的植物孢粉成分分析显示，松属植物占33．3％，桤木属植物占13％，而草本植物所占比例最大，达40％，包括禾本科、藜科和艾属等草甸植物。根据孢粉组合及动物化石等特点可以看出元谋人当时生存的气候比现在更凉爽，自然环境呈现森林一草原景观，比较适合古代人类的居住与生活。
元谋人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化石是迄今所知中国境内年代最早的直立人，我国及一些国家已将此发现写进了教科书。元谋人化石的发现与研究，将我国人类历史提前了100多万年，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早期类型直立人的代表，证明云南地区也是人类早期活动的地区之一，是人类童年的摇篮。
周口店北京猿人
1 9世纪中叶，世界上掀起了一股寻找人类祖先的热潮，古老东方的中国也逐渐开始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北京猿人遗址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被挖掘出来的，是世界古人类考古中的一个重大发现。
遗址位于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东边有一条小河，北、西、南均为群山环绕，东北京猿人南是广大的平原。1921年，当时的中国政府矿政顾问、瑞典学者安特生在龙骨山北坡找到一处丰富的化石产地——周口店第1地点。在这里先后发掘出三颗人类牙齿，命名为“北京中国猿人”，俗称“北京猿人”，属直立人的一个亚种，距今70万—20万年左右。1929年，中国学者裴文中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随后又发现了石器和用火遗迹。震惊了国际学术界。从1927年到1937年十年间，研究人员相继在这里发现猿人头盖骨5个及大量头骨碎片、面骨、下颌骨、股骨、肱骨、锁骨、月骨等，还有牙齿140余颗。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周口店发掘工作被迫中断。当时已发现的这些珍贵标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由美国人运出北京，从此下落不明。有消息说落到了日本人手里，在装船运送回国时遇到海难沉到了海底。还有一个说法是运回日本国内秘藏在民间。也有传说还留在中国并埋藏于地下等等，总之关于北京猿人最早一批国宝资料的下落迄今还是谜案。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猿人的发掘工作得到恢复，又发现了人类头盖骨1个和若干牙齿、下颌骨、上臂骨和胫骨化石，加上解放前的资料，合计头盖骨6个、头骨碎片12个、下颌骨15个、牙齿157颗及断裂的股骨、胫骨等，分属40多个男女老幼个体。同时，发现了10万多件石制品以及丰富的骨器、角器和用火遗迹。在世界上已知的同一阶段人类遗址的材料中，是最丰富也是最系统的，为研究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及其文化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北京猿人头骨的最宽处在左右耳孔稍上处，向上逐渐变窄，剖面呈抛物线形。这与现代人头骨的最宽处上移到脑颅的中部不同。北京猿人头盖骨低平，额向后倾，虽已比猿类增高，但低于现代人。眉嵴粗壮，向前突出，左右互相连接。颅顶正中有明显的矢状嵴，头骨后部有发达的枕骨圆枕。头盖骨比现代人约厚一倍，成人脑量达1 000多毫升，介于猿和现代人之间。
北京猿人面部较短，吻部前伸，没有下颏，有扁而宽的鼻骨和颧骨，颧骨面朝前，宽鼻子，面孔低而扁平。下颌骨的内面靠前部有明显的下颌圆枕，牙齿无论齿冠或齿根都比猿类弱小，齿冠的纹理也简单，但比现代人粗大、复杂得多。另外，犬齿和上内侧门齿的舌面，有由底结节伸向切缘的指状突，上内侧和外侧门齿的舌面为明显的铲形。门齿形态与面部结构等具有明显的现代蒙古人种特征。
北京猿人的身高约为1．56—1．57米。下肢骨髓腔较小，管壁较厚，股骨的髓腔只占骨干最小直径的三分之一，在尺寸、形状、比例和肌肉附着点等方面都和现代人相似，表明他们已经善于直立行走。北京猿人的上肢骨除了髓腔较小管壁较厚外，与现代人已十分接近，说明他们的上肢已能进行与现代人十分相似的活动。
北京猿人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骨角器和用火遗迹。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石核石器较少，且多为小型。原料有脉石英、砂岩、石英岩、燧石等砾石，石器有砍斫器、刮削器、雕刻器、石锤和石砧等多种类型。砍斫器尺寸较大，选用扁圆的砂岩或石英砾石，从一面或两面打出刃口制成。刮削器系用大小不同的石片加工而成，有盘状、直刃、凸刃、凹刃、多边刃等形状，是石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尖状器和雕刻器数量不多，但制作比较精致，尺寸小巧，有的只有一节手指大小，制作程序和打制方法比较固定，反映出一定的技术水平。
北京猿人遗址化石堆积厚30多米，自上而下可分为13层，主要由洞内崩塌的石灰岩碎块和流水带入洞内的粘土、粉砂等沉积物构成，还有用火后留下的灰烬。较大的灰烬层有4个，最厚处达6米多。灰烬层中发现猿人头盖骨许多被烧过的石头、骨头和朴树籽。灰烬有的成堆，像是长期使用，说明当时人类已能很好地管理火。虽然目前还无法证明北京猿人是否已能人工取火，但他们显然学会了保存火种的方法。洞穴堆积中有许多破碎的兽骨，有些可能是北京猿人制作和使用过的骨器，如用截断的鹿角制作的锤子和掘土工具，用鹿头骨加工成的头盖式的水瓢，用肢骨劈开制成的尖形或刀形骨片等。
北京猿人在这里居住的时期，气候和自然环境屡经变化。对人类的生活影响也很显著。居住的早期偏冷，可能处于气候的间冰期初期，动物化石中不少是喜冷的动物如狼獾、洞熊、扁角大角鹿、披毛犀等，中、晚期相对温暖，喜暖的动物如竹鼠、硕猕猴、德氏水牛、无颈鬃豪猪等占优势。这里也有过干旱时期，安氏鸵鸟和巨副驼等动物化石证实出现过草原甚至沙漠。而水獭、居氏巨河狸、河狸等喜水栖动物的发现，又表明这里也曾存在过大面积的水域。季节变化、自然灾害、猛兽侵袭、疾病困扰，无一不给北京猿人带来巨大的威胁。在严峻的自然条件下，北京猿人依靠群体的力量进行着艰难的生存斗争。北京猿人穴居，从事狩猎和采集，在灰烬中发现敲破的烧骨，表明他们已经知道熟食，并能捕猎大型野生动物。但当时的生活条件还是相当恶劣，人类的死亡率极高，大多数个体寿命在14—15岁之间，超过50岁的不足二十分之一。
北京猿人是人类进化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在世界人类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周口店遗址也因为北京猿人的发现而蜚声世界，吸引着海内外无数游客。成为一个展示中华民族远古灿烂文化的窗口。
新石器的先驱者——万年仙人洞
“匡庐奇秀，赣水奔流”，位于华南地区的江西以这样的词句来描绘自己的秀山丽水。在赣东北部的怀玉山区、鄱阳湖东岸万年县大源镇小河山脚下，有一处石灰岩洞，干百年来，人们一直传说这里是仙人栖息的地方，故名“仙人洞”。在这个洞穴内，发现了距今大约1万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被称为仙人洞文化。
万年县一带地质上属于喀斯特地形，高低起伏的石灰岩峰峦环绕着一块狭长的小盆地。这里有许多发育良好的溶洞，仙人洞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处，它洞口呈岩厦状，剖而弧形，深40米，最高处近6米，宽约19米，是一处比较理想的天然栖息之所。洞穴可分成多个支穴，出土各类文化遗物90¨0余件，还发现数个灰坑和20余处烧火遗迹。堆积内包含有石器、蚌器、骨器、陶片、烧土、炭屑，还有大量的碎兽骨、螺蛳壳、蚌壳等遗物。骨器磨制光亮，蚌器和骨器上普遍钻有圆孔，粗砂红陶片上施篮纹或粗绳纹等装饰。
洞内堆积分上下两层，分别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末期与新石器时代早期，年代上有早晚，特征上既有差别又有联系。下层旧石器时代末期堆积中出土了较多生产工具，以打制石器居多，磨制石器较少。打制石器一般仅打出刃部即使用，很少进行第二步加工修整。常见的工具类型有砍砸器、刮削器、盘状器等。磨制石器制作比较粗糙，器类十分简单，主要有扁圆形穿孔石锤、两端尖的石矛以及少量石凿。遗物中还发现许多针、锥、凿、镞、鱼镖等骨角器和尚保留外壳的穿孔蚌器。生产工具普遍制作简单，显示出从旧石器时代刚刚进入新石器时代不久的性状。陶器都已破碎。从残片观察，器型大多是手工捏制而成的圜噱罐，器壁凹凸不平，厚薄不匀，胎质粗劣，有些还掺和了蚌末、石英粒。均为手制，在器壁上尚能看到手指痕迹。由于烧造温度较低，烧成气氛掌握不好，所以器物陶色很不稳定，表里颜色不一，有的在同一块陶片上呈现红、灰、黑三色。器形简单，目前仅复原罐一种，纹饰以绳纹为主，内壁和外壁均饰粗绳纹。这些都显示制陶技术尚处于原始阶段，可能采用平地堆烧的方法烧造陶器。
上层新石器时代早期堆积中生产工具也是打制与磨制石器共存，并仍有较多的骨角器和蚌器，还有一部分石器则是经过磨制的，如钻孔器、凿、铲等，磨制得也比较粗糙。器形与较早阶段的大都相近，但新出现了磨光的扁平石锛、骨矛和带梃的蚌镞。陶器质量比下层的有明显进步，由过去质地粗糙、内壁凸凹不平的夹砂红色陶器演变成制作较好的夹砂红陶、夹蚌壳粉红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等多种质地的罐、豆、壶等。骨器有鱼镖、凿、针、笄等。鱼镖上刻有倒刺，戳鱼的功能较强，凿用于加工木器，针用于缝制衣服，笄上刻有条纹，以便束发时不易滑脱。蚌器多数穿孔，孔一般是对钻或敲凿而成，敲凿的孔四周很不规整。
石器在仙人洞堆积内，上、下层都发现了多处火堆遗迹，同时含有大量野生动物和螺蚌壳，其中较多的是鹿、猿、虎、野猪、麂、猪獾、小灵猫、果子狸、猕猴、龟、鳖、螃蟹等野生动物的碎骨，但并没有发现家畜的骸骨，表明当时的经济生活主要依靠狩猎、捕捞和采集，还没有稳定的定居生活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
在堆积内发现属于四个个体的人骨化石，成年男女各1人，8岁和1岁的儿童各1人，像是一个四口之家，但当时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阶段，距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诞生为期尚远，这时人们依然过着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
稻作起源多年来是国际考古学界和农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稻作起源于何时何处？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争论不休。在仙人洞遗址堆积层内出土了大量野生稻和栽培稻植硅石，并且发现了二者在不同时期地层样品中不同的分布规律，说明在距今1万多年前，人们在采集野生稻的同时，已经开始人工种植水稻，并由以采集野生稻为主逐渐向依赖于栽培稻生存方式转化。这是世界上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栽培稻遗存，将中国稻作历史提前了近5 000年。
在新石器时代，采集、渔猎活动已退居次要地位，农耕和家畜饲养等逐渐成为主要社会部门。仙人洞遗址是我国首次发现的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人类活动文化遗迹，因此表现出更多的原始性。这时期氏族的迁徙性较强，缺乏稳定的定居生活和农业经济，采集和渔猎经济居于主导地位等。遗址中出土的生产工具和其他文化遗物也说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先民们将兽皮缝缀衣服以避寒，将蚌壳钻孔后串连起来挂在胸前作装饰品，在山洞里燃起火堆烧煮食物和取暖、防御野兽的侵袭，陶器烧制粗糙简单等。这与仙人洞人所处的地理环境也是有关系的，从野生动物的生活环境分析，今天的万年一带在当年还是森林、湖沼地区，自然条件充足，人类不必完全依赖农业生产，以从自然中获取现成的资源就可以维持生存的基本需要。仙人洞完整地层序列及文化内涵向人们清晰地展示了这一过渡时期的演进过程，因此成为了华南全新世洞穴堆积标准剖面的代表。
仙人洞遗址下层堆积中出土的夹粗砂绳纹陶被认定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陶器，年代测定都在1万年以前，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陶器之一。它与古代人类定居生活和农业生产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仙人洞遗址粗劣的人工陶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处于刚刚萌芽的状态，不可能在社会中占太大的比重。仙人洞距今1万年以上的栽培稻，是现今世界上已知年代最早的栽培稻遗存之一，表明长江流域也是探讨稻作农业起源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地区。伴随着原始稻作农业的出现，人类烧制出最初的陶器，促进了长期定居村落的形成，也为家畜饲养和手工业等社会分工形成创造了条件。仙人洞以其时代领先、内涵丰富、过渡特征明显成为中国新石器早期文化的杰出代表，因此被誉为新石器的先驱。
开创粮食加工的裴李岗石磨
裴李岗遗址是华北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址，位于河南省新郑县，它所代表的古代遗存称为裴李岗文化，距今8 000—7 000年左右。
裴李岗文化有独立的居住址、窖穴、陶窑和公共墓地。居址均为半地穴式，有圆形和方形两种，面积都较小，直径3米左右，屋内有灶址，硬土居住面边缘紧靠坑壁处均匀地分布着几个柱洞，一般在南壁或西南壁设斜坡形或台阶形的门道以供出入。窖穴有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多种，少数为圆形小口袋状窖穴，制作十分考究。陶窑结构属于横穴窑，圆形窑室，带有简单的火道。氏族墓地分布比较密集，墓坑均为长方形的浅竖穴，基本上都是南北向，均为单人葬，葬式仰身直肢，头向南。一般都有随葬品，少则一两件，多则十几件，主要是陶器，少量石器，最常见的有双耳壶和三足钵。
制陶业已经具有一定规模。陶器有红褐色砂质和泥质两种，多采用泥条盘筑法制成，器形有杯、碗、盘、三足钵、双耳壶、三足壶、深腹罐、鼎、豆、勺和器盖等，其中以三足钵和双耳壶最有代表性。由于以手工制成；加上烧成温度较低，因此陶质疏松，表皮容易剥落，器壁也厚薄不匀。陶胎中掺以细砂或蚌壳末，陶器多素面，有的略加磨光。部分陶器表面装饰有篦点纹、弧线篦纹、划纹、指甲纹和乳钉纹等，个别还发现过很浅的细绳纹。还发现有陶塑人头、猪头和羊头等艺术品。
裴李岗文化已经进入锄耕农业阶段，处于以原始农业、手工业为主，以家庭饲养和渔猎业为辅的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它的社会经济中农业是重要的生产部门，作物有粟，就是通常所说的谷子，还饲养猪、狗、鸡及牛等家畜。狩猎是重要的生产活动，人们以木制的弓和骨制的箭镞进行狩猎，发现有燧石打制的刮削器和骨镞等工具。裴李岗时期人们已经能够种植人工栽培的粟，并且取得了比较规模化的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与农业生产相适应，裴李岗人发明了不少进行耕作的农具，有磨制石镰、长条形两端弧刃或舌形一端刃的扁平石铲等，其中最独特的产品就是条形的石磨盘及柱形的石磨棒等。这些石磨盘用整块的砂岩石琢制而成，两端头圆弧形，平面呈鞋底状，一般长70厘米左右，最长者可达1米，宽度一般为20—30厘米，石磨盘底部大都有四个圆柱状的矮足，高3—6厘米。与石磨盘配套使用的是石磨棒，呈圆柱状，长度一般约30—40厘米，直径6厘米左右。由于长期的使用，石磨盘的正面多被石磨棒磨成明显的凹陷。
石磨盘最初的发现都比较偶然，有的被大雨冲刷出来，有的是农民犁地时从地下翻出来的，再有就是农民平整土地取土时挖出来的。人们对于这些形状奇特的石磨盘、石磨棒究竟是何物，为什么地里会生出这些奇怪的东西来，多是不可理解，更没有人想到过，这是一个消失的伟大文明遗留下来的文化精髓，于是就把这些远古的遗物搬回家中充当捶布石、洗衣板或者垫猪圈、垒院墙。直到大规模平整土地时，石磨盘、石磨棒大量成批出现，有的石磨盘、石磨棒组合多达数十套，人们才开始对它的存在时代产生兴趣，进而关心它们的具体用途。
研究结果表明磨盘与磨棒均为史前人类给谷物脱皮的生产工具，它与那些磨制石镰、扁平石铲等工具都是当时进行农业生产的必要器具。石铲用于播种前对土地进行深翻，以利于作物种子的生长。石镰则是庄稼成熟以后的收割工具，为了更便于收割，人们把石镰的刃部加工成锯齿状，以弥补刃口锋利程度上的不足。最后就是用石磨盘和石磨棒对收割回来的植物种子进行加工，主要是用碾压的方法，将种子摊开在磨盘上，用磨棒在粮食表面反复进行滚动，目的是为了能将种子上的皮壳脱掉，留下可食用部分，这样粮食口感更好，也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对于提高粮食利用率、改善人类饮食状况和增强人体素质等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在7 000年之前如此遥远的时代，人类就能够用整块的石板琢磨出可供谷物脱壳的加工工具，真是不可思议，它的发现给中国的远古文明涂抹上一层神奇莫测的独特风采。一
石磨盘与石磨棒不但是当时进行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之一，而且也是反映当时人类思想意识的重要物证。在裴李岗遗址发现许多墓葬中利用石磨盘和石磨棒进行随葬的现象，如一个墓中出土石磨盘、石磨棒各一件，石磨盘侧立在墓主人的骨架旁，石磨棒置于石磨盘的两个腿上。在另一座墓中同时随葬两件石磨盘，均平放在墓室中，但没有发现一件石磨棒。还有的墓中只有石磨盘一件，侧立在墓室一旁，石磨棒则搁置一边，紧挨磨盘还放着一个陶罐，罐内盛满大大小小的“鹅卵石”。这些现象透露出许多重要信息，一方面表明当时人的想法是一个氏族的人活着在一起生活，死后在另一个世界仍在一起生活，而且是人活着使用什么生产或生活工具，死后在另一世界仍使用这些工具。另一方面，男女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分工，男子随葬品多为石制的生产工具，女性多为粮食加工工具和生活用具。女性随葬品普遍多于男性，说明女性社会地位高，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更重要的是当时人以磨盘和磨棒这些生活中常用的石器在墓中随葬，并且不是随随便便地放在墓里。而是刻意按照一定的形式进行摆放，或有或无、或多或少、或平或立，但似乎都在以器具之间各种不同组合关系来表达不同的含义，有祭祀的性质。
在裴李岗文化中利用石磨盘、石磨棒工具进行农业生产和墓内随葬的现象非常多见，表明了当时这种工具应用的普遍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黄河流域是世界农业的发祥地之一，裴李岗属于新石器早期文化，正是农业萌芽阶段，其谷物加工工具形式独特，数量众多，并有祭祀特征的器物组合，为探讨原始社会生产生活形式及古人精神世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音乐始祖——贾湖骨笛
贾湖遗址是裴李岗文化的重要遗址，距今9 000—8 000年，位于河南省舞阳县，这里气候湿润、地势低平、河流密布，是比较适合人类生息繁衍的理想环境。在纵横的河流之间有一片小湖泊，即是贾湖，遗址就分布在湖泊北岸。20世纪70年代，在修建滞洪区的过程中遗址被发现，平面呈不规则的圆形，总面积5．5万平方米，发现房基50余座，陶窑10多座，窖穴近400座，墓葬300多座，出土陶、石、骨等各类遗物数干件。
贾湖遗址是一座保存比较完好的古村落，环境学研究结果显示史前时期的沟坎和断崖边上生长着矮矮的灌木丛，附近的冈丘和山坡上，有着稀疏的栗、栎、胡桃、榛等植物组成的落叶阔叶林，林中常有野猪、麋鹿出没。在聚落以外有广阔的大草原，貉、梅花鹿、野兔等动物自由自在地追逐奔跑，构成天然的狩猎场。湖沼旁边，栖息着大量的飞禽走兽，不时传来声声啼鸣。聚落周围是先民种植的稻田，间或可以听到阵阵悠扬的笛声。
贾湖先民的居住条件十分简陋，房屋面积一般都很小，多在几平方米到十几平方米。房屋的平面以椭圆形为主，兼有圆形、方形和不规则形等。建筑形式基本上为半地穴式，另外还有少量依次扩建的半地穴式多间房，还有个别地面建筑和干栏式建筑。门道多为台阶式，也有少数为斜坡式。半地穴式房屋是贾湖聚落的主体建筑，在地面上挖浅坑，地面一般都是选择纯净的黄土铺垫而成，而且经过夯打。房屋周围挖柱洞，再用木柱围成墙体，用藤条和竹篾捆扎，用草拌泥进行里外填充，形成木骨泥墙。墙顶上支撑圆锥形屋顶，用茅草进行覆盖。房屋内一般都有灶塘，大都砌在房屋中央，也有的砌在门道一侧，灶塘的周围通常摆放着盛水的罐、壶和烧饭用的陶鼎等陶器。
陶器以红陶为主，烧制火候较低，容易破碎。遗址内有很多陶窑，所以这些陶器也都是在当地烧造的。贾湖陶制品制作工艺处于泥片贴筑法向泥条盘筑法过渡的历史阶段，且后者逐渐代替了前者，并有明显的发展规律，为研究这两种成型工艺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烧陶方法是窑烧与露天烧并存。炊器以鼎、罐为主，汲水主要是小口壶，以盆、钵、碗为主要盛食器，可能已具备了煮、蒸、烧、烤等几种基本的食品加工工艺。
贾湖人石器制作工艺已达到了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程度，整个新石器时代的主要工艺均已具备。石铲等石制工具、精致且锋利，装饰品上隧道孔的出现更是这种工艺的最早实例。制骨工艺发达，骨器种类繁多，制作精巧而规整，有些箭头可与后代的金属箭头媲美。
史前安谧稳定的生活环境造就了贾湖人灵巧的心思与古朴乐观的生活情趔，遗址内除了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器具以外，还出土了不少难得一见的特殊种类器物，包括带有锲刻符号的龟甲和石器，制作精致、保存完好的骨笛和细心琢制而成的石磨盘与石磨棒等。贾湖人之中流行原始巫术与宗教信仰，墓葬中随葬腹内装石子的成组龟甲、权形骨器等原始宗教用具，存在着龟灵崇拜、祖先崇拜、犬牲和用龟占卜的现象。龟甲、骨、石、陶器上均发现形状、大小不同的锲刻符号，其中个别符号与商代甲骨文有相似之处，与原始文字有关。从龟腹内石子可以看出，贾湖人已有百以上的正整数概念，并认识了正整数的奇偶规律，掌握了正整数的运算法则。
骨笛更是旷世难求的奇珍异宝，共有20多支，采用禽类的翅骨制成，管长25厘米左右。它们分属于贾湖遗址的早、中、晚各期，分为五孔、六孔、七孔和八孔多种形式，不少骨笛保存得相当完好，直到今天还能吹奏出动听的音乐。据研究最早期的骨笛实物距今9 000多年，笛上开有5—6个孔。能奏出四声音阶和完备的五声音阶。中期的骨笛距今8 600年左右，骨笛上开有7孔，能奏出六声和七声音阶。晚期阶段的骨笛距今8 200年左右，能奏出完整的七声音阶以及七声音阶以外的一些变化音。贾湖遗址的骨笛多数有7个音孔，音孔旁钻有调音的小孔，有的还刻画等分符号，表明此时期的骨笛制作与演奏技法应该已经非常成熟了。它们已具有音阶结构，并出现了平均律和纯律的萌芽，可吹奏旋律，且发音准，音质好，尤其是五声音阶骨笛，其音的准确度至今还使人们感到惊异，难以想象是近万年前人类的发明。
贾湖遗址出土了大量炭化稻和稻壳印痕以及大批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加工工具，说明这个时期稻作农业是重要的社会生产部门，主要栽培原始状态的粳稻。入骨中碳十三成分研究也表明贾湖人以食用稻米为主，而非粟、黍类植物。这里的气候环境适合耕种，因此成为水稻的初始起源地之一，是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出土陶器上附着物进行研究还发现9 000年前贾湖人已经掌握了酒的酿造方法，有世界上最早的酿酒坊。
贾湖遗址的诸多重大发现，向世人展示了八九千年以前人类社会的绚丽画卷，再现了淮河上游地区史前的辉煌，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为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提供了一批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其中的石磨盘、骨笛、陶器、锲刻符号以及碳化的稻粒、陶器中的残留物等，对研究我国及世界的农业史、文学史、音乐史、酿造史和了解当时的生活习俗、状态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乐器——骨笛，是世界上同时期遗存中最为完整、丰富、音乐性能最好的音乐实物，是中国竖吹管乐器的祖型，为研究中国音乐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标本。它的发现彻底打破了先秦只有五声音阶的结论，把我国七声音阶的历史提到八千年前，改写了世界音乐史，推翻了“中国笛子西来说”和“七声音阶外来说”等错误认识，对后世中国音乐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乃至世界音乐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古老村落——兴隆洼遗址
兴隆洼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属于一处重要的史前居住址。以往的考古发现显示黄河流域古代文化发达，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摇篮，而兴隆洼大型聚落遗址的发现表明中原以外地区也同样存在着发达的早期文化，从而为中国文明多中心起源的观点增加了新论据。
兴隆洼遗址分布于大凌河支流牤牛河上游右岸东西向的低丘冈地上，地势平缓、水源充足，成为古代人类理想的居住址和生存的首选地。这里是一处保存非常完整的史前环壕聚落遗址，内有房址、墓葬，外有大型壕沟，聚落内遗迹遍布，并出土大量精美器物。遗址年代距今8 000—7 300年，持续了700多年的居住时间。
兴隆洼的聚落形式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它的黄金时期曾经营造了极具代表性的村落。这个时期村民们居住的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建筑，一般在地上挖一个浅浅的土坑，并对坑壁和坑底进行一定的处理，然后在坑顶部加一些木质或茅草材料做成屋顶来遮风挡雨，这就是所谓的半地穴。由于这些房址有一半深入地下，地表所能露出来的只是一部分，降低了高度，所以在冬季有效地防止了北方风沙的侵袭，同时又在炎炎夏日避免了由于阳光辐射而产生的高温，形成冬暖夏凉的小环境，其原理有些类似于现在黄土高原仍在沿用的窑洞。
兴隆洼的房址平面近圆角方形，有的略呈长方形。地面系将地穴的生土底用工具砸实，形成一个硬面。房址的中央一般有灶，平面呈圆形，个别灶的底部还铺垫石块。屋内的中间及四周墙壁有立木用于支撑屋顶，形成相对开阔、稳固的空间。中原地区半地穴式的房址一般都带有一个斜坡形的门道方便人进出，在兴隆洼村落里，这样的门道却没有发现，这个特点一度曾是未解之谜。后来人们在史书里找到了答案，书中记载东北的少数民族善于筑城穴居，他们的房址外形似土堆，在屋顶上开一个出口，屋内有木梯连接出口以便于人们出入房屋，兴隆洼人们可能也是这种出入方式。
兴隆洼的房址沿西北一东南方向成行分布，井然有序，共有8排，每排10—13座。由于排列整齐，所以在遗址地表留下了一个个成行排列的灰土圈。房址面积一般为每间50—80平方米，相当于现代的一居或两居室大小，最大的两间则并排位于村落的中心部位，面积达140平方米。居住区外侧环绕宽约2米的椭圆形壕沟，直径160—180米，将所有房址都包围在壕沟以内，形成一个非常封闭的聚落，只在西北侧留有出入口，不但用壕沟保护了村落内部的安全，而且用房屋之间的纵横排列区别了聚落内人们的远近亲疏，这样完整的聚落形式是考古发现中不多见的。
除了聚落形式别具一格以外，兴隆洼遗址内的一些特殊习俗也是史前独有的。有的房址内地面上摆放成组的兽头，有的在房址内发现了墓葬。这些墓葬一般一个房址内只埋葬一个，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单人葬，仰身直肢，头向朝北，墓内随葬小型器物，有陶、石、玉、骨、蚌器，集中放在墓主的头周围或佩戴在主人身上，在一些随葬品较丰富的墓葬里不但出土了这些物品，而且最为特殊的是在墓主的身旁葬了两头肥猪，一雌一雄，均仰卧放置，占据墓穴底部一半的位置。这样的葬俗在国内考古发现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兴隆洼时代的人们为了生活方便发明了很多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用品，这些物品虽然简单，却非常实用。他们用手捏制成陶器，用泥圈套接的方法接合成形，再加以烧造。由于烧制的火候较低，所以质地疏松，颜色斑驳，很大程度上显示出技术上的原始性。因为水平较低，所以陶器器形比较单一，只能制作直筒罐与平底钵等简单器物，但器表装饰的图案却很有特色，用工具按压出成排的“之”字纹、网格纹或席纹等。
与陶器的原始性相区别，兴隆洼的石器制作却非常成熟，特别善于制作大型打制石器，种类有锄、铲、磨盘和磨棒等，这些工具多数与农业生产有关，可能是农具一类的东西，表明这时农业在兴隆洼人的生活中已经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这时期的生产并不限于农业，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鹿、猪、狍、熊、鱼等动物骨头表明，此时渔猎也是人们日常活动之一，兴隆洼人用动物骨骼制成刀、锥、针、匕、鱼镖等工具，制作十分精致。也都经过磨光，骨鱼镖还由小石片嵌于骨梗之内，尤其富有特色。
遗址内还发现了少量的玉器，器物虽小，但种类却很丰富，有块、匕、斧、锛和凿等。玉器色泽鲜艳，制作精美，抛光、钻孔等技术成熟，对器物形式的把握准确到位，并且不少玉器没有使用痕迹，可能非实用器，与原始的祭祀活动有关。
兴隆洼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新石器时代住地遗迹整体保存最好、年代最早的史前聚落遗址，它的多排横列式房址、聚落外围用壕沟环绕的布局形式，既与同时代的聚落有共同点。又具有自身的特色。其聚落中间的大房址建筑规模巨大，工艺水平高，表明了特殊的社会功能，或许是氏族会议的场所，或者可能兼作聚落首长的住所，其地位是十分突出的。室内埋葬的习俗表明了死者生前地位相当特殊，甚至可能被作为原始崇拜的对象。至于整猪同穴并列埋葬的葬俗则表明了人们对于猪的重视，具有图腾崇拜的意义，联系到红山文化大量以“猪龙”为题材的玉器装饰，可以推断兴隆洼文化是红山文化玉器的源头。
仰韶村遗址的发掘
在河南省渑池县城北，有一处三面临水的小村庄，因北望高耸的韶山，故称仰韶。20世纪20年代，仰韶村发生了一件人类文化史上的大事，这就是仰韶遗址的发现。
最先揭开仰韶遗址神秘面纱的是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1921年，他带领一支发掘队来到仰韶村，寻找中华远古文化的遗存。经过30多天的挖掘，获得了一大批珍贵文物及人骨标本，他撰写了《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详细报道了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成果，并按照考古学的惯例，将这批以彩陶为主要标志的远古文化命名为“仰韶文化”，又称彩陶文化。仰韶文化的发现。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研究和原始社会史研究的第一页。中国近代考古学由此开端，仰韶村也从此驰名中外，成为史学界、考古学界向往的古文化圣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仰韶遗址又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再次获得了大批文化遗存，澄清了遗址的文化内涵，同时修正了安特生的一些错误认识，为研究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研究表明，仰韶遗址长900余米、宽300余米，面积30万平方米。
仰韶中期彩陶盆仰韶遗址所代表的仰韶文化年代距今约7 000—5 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期，是黄河流域势力最为强大的史前文化，也是中国同时期各类新石器文化中分布范围最广泛的一支，共发现遗址1 000多处，主要分布区以陕、晋、豫为中心，西达河西走廊，东至鲁西，北达冀中和内蒙古河套一带，南至汉水流域。
以仰韶村等重要遗址的发掘为基础，综合地域和时代所造成的文化面貌上的差异，可以将仰韶文化分为三个主要地区、七种类型、三个发展阶段。其中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是仰韶文化的发展中心，可分为北首岭、半坡、庙底沟和西王村等类型，代表了这一地区仰韶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在豫中地区可分为庙底沟、大河村类型；在豫北冀南一带，则可分为后冈、大司空类型。各类型之间在文化面貌上各自有地域特色。
仰韶文化向人们展现了中国母系氏族由繁荣至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当时人们过着定居生活，有比较稳定的村落。人们从事锄耕农业生产，种植粟、黍、稻谷等作物，饲养猪、狗、羊和马等家畜，采集榛子、栗子、松子和朴树子等果实及水生物等。彩陶盆内多见鱼纹和网纹等形象，是当时渔猎活动的真实写照。
仰韶文化的房子有圆形和方形半地穴式、圆形和方形地面式，晚期还出现了方形地面连间式，始终以半地穴式房子最为流行。屋内正对门向的中心设一火塘，有些灶坑内嵌有保存火种的夹砂陶罐。有的在门内两侧筑有低矮的小墙，有的在门道与居室之间有浅方坑形的门坎。屋内居住面和壁面都涂抹草拌泥土并修整得光滑平整，部分经过烘烤，十分坚硬。圆形房屋周壁墙中有密集的壁柱，室内中间有多根主柱以支撑屋顶，复原起来似现在的蒙古包形式。方形房子结构与圆形房子大体相同，也在坑壁和室内挖有柱洞，复原起来呈四角攒尖的方锥体。
埋葬制度多样，有单人葬、多人葬、单人一次葬和集体二次葬，葬式有仰身直肢葬、俯身葬、屈肢葬，个别的实行同性合葬，还有瓮棺葬形式。成人都有成片的公共墓地，同一氏族的成员比较集中地埋葬在一起，随葬品一般比较平均，看不出太明显的贫富差别。儿童瓮棺则成群或零星地分布在居住区的房屋旁边，以瓮、罐、钵、盆为葬具。
仰韶文化的制陶技术已相当成熟，最能代表当时的工艺水平。仰韶人有专门烧陶的窑场，有横穴窑和竖穴窑两种形式。陶窑由火膛、火道、窑算和窑室等部分组成，陶坯置于窑室底部多孔的窑箅之上。火焰经过底部的火道、火孔进入窑室，烧造出精美的红陶。一般都用泥条盘筑法制成，普遍采用慢轮进行修整，虽然以手工方法制成，但器形规整、色泽光润、构思巧妙。在陶器表面还施加各种纹饰，其中装饰作用最强的是彩陶花纹，这是当时最有成就的一种原始艺术。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构图精巧合理，与优美的器物造型相结合，达到了相当完美的境地，成为中国原始艺术创作的范例。半坡类型的彩陶纹饰，以红地黑花为主，也有原地红花或加白衣饰黑、红两色花的，主要有人面形纹、鱼纹、鹿纹等动物形象和象征草木、谷物的植物花纹。神话化的人面纹图像，头上和嘴角都有化妆式的装饰，似含有某种巫觋性质。鱼纹占主导地位，数量多、变化大、形象也逼真，其组合有单体和复体两种形式，不少图案是两条以上的鱼纹相重叠或相连形成一组纹饰，非常生动。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纹饰进入了成熟发展期。以弧线、弧边三角、曲线、圆点和半圆形、鸟纹装饰等元素，采用二方连续的装饰方法，构成整组花纹环绕器壁，显得绚丽多彩，还出现了多彩纹饰，白地或红地自边，紫红彩、白彩相间，更显得富丽堂皇。
仰韶文化还有一定数量的刻画符号，目前主要发现在圜底钵口沿的黑彩宽带纹上，有50多种。这些符号多是在陶器烧成后刻画上去的，最多的是一道竖划，其次是二道竖划、X形、Z形、正钩形、倒钩形、T字形等形状，也有的像植物形，还有其他多种形式。一般认为是起源阶段的简单文字或者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
在长达2 000多年的历史行程中，仰韶文化不断吸收周边文化因素，又给周围文化以不同程度的影响，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核心部分，共同为中华民族文化机体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仰韶遗址的发掘，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中国的远古文化，在撩开史前文化面纱、触摸中华文明起源的同时，也拉开了中国田野考古的序幕，在当时起到了科学认识本民族发展历史，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的作用，同时也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在历史上创造的辉煌，它一经发现，立刻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标志，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基础。
庙底沟彩陶花纹
中国古代称“华夏”，汉族也曾自称“华夏族”，此外，中华、华山、华县、华表等，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遇到很多与“华”有关的词语。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用“华”来表述事物，甚至指代自己？长期以来，不断有人从历史学、民族学和民间传说中寻求解释，但总是难以尽如人意，直到庙底沟遗址的揭露，人们才终于从考古学中找到满意的答案。
庙底沟位于河南省陕县境内，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遗址，由此确立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年代距今6 000年左右。庙底沟遗址之所以重要除了因为在这里发现了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证据、展示了新石器晚期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外。更因为它扑面而来的花团锦簇般的陶器装饰特色。
庙底沟遗址有制作考究的方形半地穴式房子，并出土有制作彩陶的磨石及颜料块。遗存中绝大多数为陶器，而陶器中又有90％为红陶，器类有曲腹的钵和盆、小口的尖底瓶和平底瓶、夹砂罐、圜底釜、灶等。装饰于器物表面的纹饰就是精美的彩陶花纹，除了少量蛙纹和鸟纹外，大量的是以黑色的圆点、钩叶、弧边三角及曲线组成的带状纹饰，还有垂幛、豆荚、花瓣、网格等纹样，衬的还带有红、白底色。由于图案母纹都属于曲线元素，因此构成的完整纹饰也是以柔美为基本特征，有行云流水、滚滚而来、无穷无尽的意境。彩陶花纹发现以后，人们努力尝试用各种恰当的词语来表述它：弧边三角纹、回旋勾连纹、凸弧纹……可每一种命名似乎都不能很准确地概括这些纹饰，无法完全展示这些纹饰的构成特色。最后，人们终于看出那些所谓的黑彩三角、勾连纹和凸弧纹等其实不过是“绿叶”，真正的“红花”却是它们之间所围成的一片片空白区域，这些区域在一瞬间突然魔术般地变成了一支支争相绽放的绚丽花朵：红地的是红花、白衣彩陶罐的是白花、纯洁的花瓣、整齐的花蕊、重重叠叠、相互交织、掩映于黑彩的绿叶之间，共同簇拥着通体磨光的盆、罐器物。于是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所有精心绘制的彩色都是在为形成最终的花朵做准备，无论黑彩形式怎样变化多端，其实都是花朵以外的陪衬，花朵才是核心、是灵魂、是庙底沟人心中的梦想！
庙底沟人是如此的爱花，以至于与他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陶器上几乎除了花朵形的装饰以外，其他的图像极其罕见，可以看出花不但统一了陶器、统一了艺术，而且也统一了人们的思想，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花以外的其他事物，一门心思就是想着怎么能够变着法地将心中喜爱的各种花朵艺术地表现在自己喜欢的生活用具上，从而能够朝思暮想、日夜相伴、直至死后也要带在自己的身旁，永远不分开。花在庙底沟人的生活中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寻常花朵，而应是一种寄托、一种标志，甚至是一种崇拜，是庙底沟人的精神支柱。花本来是自然界常见的，可是在庙底沟人心中自然的花被赋予了特殊的社会概念。
花的艺术水平与精神魅力如此巨大，不是单独一个庙底沟遗址所能够辐射完成的。庙底沟遗址发现以后，又有大批的同类遗址被发掘出来，也使庙底沟的文化面貌越来越清晰。考古发现证明，庙底沟类型的影响力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要超越与之同时、或早、或晚的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空前绝后、一统天下，它的分布区北达内蒙古南部、西到甘肃陇东一带、南及汉水流域、东越河南中部，它的文化因素的传播则更远达数百、上千里之外。正因为庙底沟类型有着这样的影响力，所以现代人都情不自禁地要把它与古史传说中的英雄时代拉近，伏羲、女娲、黄帝、炎帝等，还有人将其与文献记载中的华胥古国联系起来，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反映出今人迫切想要将这种英雄的历史归功于英雄人物创造的复杂思绪。
在中国古汉语里，“花”与“华（華）”是同一个字，本义都是指花。仔细品味庙底沟人的花卉大观园，虽然千姿百态，但也有自己最爱的两个种类，一种是卷曲的玫瑰形，另一种是盘状的菊科形式，以前者最为显著。玫瑰的花季是春季，预告春耕，菊科的花季在秋季，预告收获，庙底沟人选取与其生活最密切的花朵作为装饰，要表达的则是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望。可以想象在庙底沟人的周围，房前屋后、聚落内外、从村边到河边、从平原到山冈，必定生长着漫山遍野的鲜花，庙底沟人在享受这种美好生活的同时，还不忘以花来命名身边的许多事物：盛开鲜花的群山称为“花山”，自己的部族称为“花族”，对自己的称呼也就成了“花人”，这些名称经过数千年的演变，最后就变成了今天的华山、华县、华阴、华族、华人等称谓。
华山可能是华族最初所居之地，它的得名源自其百花繁盛，因此考古学家指出：庙底沟类型的分布中心必在华山附近，这正和传说里华族的发生及其最初形成阶段的活动与分布情形非常相像。所以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人们的遗存，它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之名由来的依据，而“华山玫瑰”也成了庙底沟类型彩陶图案及庙底沟类型本身的最贴切指代。至于华族与华夏族的关系，有人认为是华族与夏族融合以后的合称并沿用下来的称谓，也有人说是华族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的不同阶段的名称等。可见“花”与“华”由史前时期开始就形成了超乎人想象的复杂关系并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人类爱花是共性，但爱花爱到庙底沟人这样的程度，是绝无仅有的，称中国人为华人是再恰当不过了，有其历史的必然。庙底沟是首个被揭露出来的典型遗址，填补了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诸多空白，找到了解开长期以来困扰人们关于华夏族由来诸多疑问的金钥匙，学术意义重大。它以崭新的文化面貌刷新了人们的视线，也透射出许多不为人知的历秘密，吸引着今人不断探求关于远古人类生产生活情况的细节，从而丰富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
古代氏族——大汶口文化
巍巍山，五岳独尊，悠悠汶水，源远流长——这几句山水感怀比较贴切地道出了泰山与大汶河在自然和历史文化中的突出地位。这两者之所以被相提并论，缘于泰山南部、大汶河畔著名的大汶口遗址以及曾经遍布今天山东境内、辐射豫、皖、苏三省的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距今6 000年左右，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山东龙山文化的前身。作为一支势力强大的新石器文化代表，大汶口文化有自己的文化专利，它有一批特点鲜明的精美陶器、发达的手工业加工技术以及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奇特习俗。
陶器是大汶口文化内涵的主要标志物，除常见的红、灰、黑陶外，还有白陶，非常与众不同。陶器上经常饰镂孔、划纹、鼻钮等，并有绚丽的彩陶和简单的朱绘陶。可能是为了适应生活中的实际需要或者遵循某历史传统，这里的三足器、圈足器非常发达，多见各种形式的鼎和帮——釜形鼎、钵形鼎、罐形鼎、实足鬻、袋足鬻，在大汶口人的理想中似乎要把所有器物都装上腿（足），这种现象成为该文化的一种特色。此外，漏缸、豆、背壶、觚形杯、大口尊等也带有浓厚的地域性特征，与鼎、鬻等共同构成了大汶口文化完整的陶器群体。
大汶口文化的手工业非常发达，这时期显然出现了专业的工匠。从陶制的日常生活器皿到生产用的工具，直到显然非实用器的各种原始礼制用品，都从大汶口人灵巧的双手中创造出来，其技术的精湛程度一点也不逊于后世。大汶口人在陶器制作过程中开始使用轮制技术，这时所烧制的薄胎磨光黑陶高柄杯，代表了这一时期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被后来的山东龙山文化继承并发展，制造出精美绝伦的蛋壳黑陶，令世人惊叹不已。大汶口文化还有仿动物造型的陶器，反映出工艺技术的纯熟和制陶业的兴旺发达，如猪、狗和龟形的容器，其中的兽形提梁鬻堪称工艺美术史上的珍品。
大汶口文化的玉石制作业也比较发达，较多地使用穿孔技术，通常选用高硬度的蛋白石、流纹岩等石料，石器造型规整，器类丰富，在一些墓中常见随葬成套的大、中、小型石器，还出现了精致的玉质工具及大量的玉、石装饰品等。
大汶口人的制骨工艺十分出色。墓中经常出土精巧的小件骨雕品，如雕花骨珠、猪头纹样的牙质饰物、器柄刻有纤细花纹的獐牙钩形器等，剔透雕技术和镶嵌技术比较成熟，其中的透雕象牙梳、花瓣纹象牙筒和镶嵌绿松石骨雕筒等，都代表着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骨工艺的最高水平。
彩陶豆大汶口文化的居民有一些独特的习俗。原始人中盛行枕骨人工变形和青春期拔齿习俗，一般拔除一对上颌侧门齿。他们平时嘴里还喜欢含着小石球或小陶球，每天在嘴里滚来滚去，由于长期含着这些小物件，所以有人的臼齿外侧已经严重磨损甚至内缩，颌骨也跟着异常变形，不但模样奇特而且充满神秘感。此外，死者随葬獐牙、獐牙钩形器及龟甲等物品，在其他新石器文化中非常少见。
大汶口人的经济以原始农业为主，主要种植粟。在遗址内窖穴形式的粮仓中出土了成立方米的腐朽粟粒，表明这时粮食已有了相当可观的产量。大汶口人也有石器制作的工具，铲、斧、刀、锛、凿等器具数量众多，另外还有骨镰、蚌镰以及加工谷物的石杵和石磨棒等。其中的有肩石铲、有段石锛、石镐头和鹿角锄等工具标志农业生产规模化程度提高。大汶口人的家畜饲养也比较发达，遗址里出土猪、狗、牛、鸡等家畜家禽的骨骼，而且用猪下颌骨、猪头、半只猪甚至整猪随葬的风俗非常盛行，墓地中用猪随葬的墓占三分之一以上，随葬猪下颌骨最多的达30多个一方面说明这时猪的饲养已十分普遍，同时也表明大汶口人对猪情有独钟，生前死后都离不开猪的陪伴。有很强的宗教意义。大汶口人也捕食大量的獐、斑鹿、狸和麋鹿等野味，还有扬子鳄、鱼、龟、鳖、蚌等大量水生动物。
大汶口文化的聚落发展得比较成熟，除了简陋的小型单间建筑外，也能建造规模宏大的连排多间建筑。在大型聚落里，外有围壕环绕，宽二三十米，深五六米。聚落内部广场、房址、兽坑、祭祀坑等密布。房址均围绕遗址中心而建，以2间、4间或5间为一排分列。房址为浅地穴式，由主墙、隔墙、门、居住面、室内平台和室内柱构成，一般面积为10平方米，大者近30平方米。墙体为木骨泥墙，与地面同时经烧烤，墙面光滑，有的抹有一层白灰面。门向朝南，设有单门或双门。
大汶口文化墓葬多为土坑墓，少数墓圹不清。墓地往往沿用很久，有的地区墓葬层层叠压近十层，年代至少在千年上下。墓的规模、葬具、随葬品方面显示出贫富差别，有的墓简陋狭小，随葬品很少或空无一物，而有的墓却十分宽大，有结构复杂的葬具，死者佩戴精致的玉石饰物，随葬玉铲、象牙器和百余件精美陶器，还有兽骨、猪头和可能是“鳄鱼皮鼓”残留下来的成堆鳄鱼鳞板。葬式一般为单人仰身直肢，也有俯身葬、屈肢葬和二次葬。还发现有折头葬，死者系骨盆内有胎儿骨殖的女性，像是因难产而死的孕妇。还有把死者双臂双腿盘折于胸前的葬式，可能是对凶死者的处理方法。还有一些大墓无墓主、墓主身首分离或尸体无头部却随葬品相当丰富，可能是对在部落战争中为本氏族利益牺牲的首领或成员的一种厚葬。合葬墓分一次合葬和多人二次合葬墓两种形式，多为同性合葬，最多的合葬人数多达20多人。
大汶口文化早期贫富分化不十分明显，有多人合葬墓，氏族成员之间血缘关系纽带比较牢固，大致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末期，到了晚期，手工业脱离农业而独立发展，出现明显的贫富差距。私有制也逐渐形成，父权制已确立，完全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它的发现及其与山东龙山文化传承关系的确定，证明当时山东、苏北一带。是一个以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为主体的自成系统的文化区，是中国古代文明多元中心起源中的一元。
河姆渡干栏式建筑
河姆渡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浙江余姚河姆渡村而得名，距今7000——5 300年。河姆渡村位于风景如画的宁绍平原，杭州湾南侧，四明山北麓，流经平原的姚江把村庄一分为二，主要的考古发现也集中在江畔一带。
河姆渡遗址的重要发现非常丰富，有房屋、水井、农具、稻种和大量原始艺术品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干栏式建筑。干栏式建筑是一种下部架空的住宅，主要为防潮湿而建，是江南地区的特色建筑形式之一。它的屋顶是长脊短檐式的，以适应多雨地区的需要，建筑底部不是房基，而是许多成排埋在地里的竖立木桩，木桩顶部用横梁连接，构成高出地面的木质底架，在底架上铺设木板形成平面，再于木板上构屋建房。河姆渡文化中干栏式建筑已非常盛行，技术也相当成熟，所以留下遗物甚多。遗址中发现了与建筑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若干件，其中不少构件的端部带有榫头与卯孔等结构，有的还相当复杂，如双层榫头、燕尾榫、企口板等，表现了建筑材料之间接合方式的新奇创意。最完整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有200多根，整齐的排列成互相平行的4行，长约23米，宽约7米，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建筑的室内可分隔成若干小房间，并且带有廊道等设施，显然不是一般的房屋，不是公共住宅，就是氏族举行大型活动的场所。这样的干栏式建筑，河姆渡遗址内还有好多处，形式、大小各不相同，往往是集中在一起连成片状，有明显的布局，呈现聚居的状态。在建筑遗迹范围内，还出土有芦席残片、陶片以及人们食用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证明人们在这些建筑里居住生活的时间相当长久。
在河姆渡遗址出土了最早的木质结构水井，井口呈方形，边长约2米，井内紧靠四壁栽立几十根排桩，内侧用一个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顶。以防倾倒。排桩上端平放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井口外围有28根栅栏桩。排列成一个直径约6米的圆圈。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和芦席残片等，这些是与井上建筑有关的材料。由此可见井上还应当有井亭建筑。
骨耜河姆渡居民的农业已相当发达，在遗址中普遍发现有稻作遗存。主要栽培晚稻型籼稻。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1米多厚的堆积层，据资料统计总量达到150吨之多。由于长期埋藏于土壤之内，与空气隔绝，遗物出土时色泽光润、外形完整、有的稻壳上陛脉、稃毛仍然非常清晰。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在一件陶盆上还印有稻穗的图案，弯弯的稻穗使人能够想象出河姆渡时期的人们对于水稻有多么深的情结。连制作陶器时也没有忘了将它们的形象刻画上去。为了更好的耕作，河姆渡人发明了很多农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骨耜，仅在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了上百件。它们采用鹿、水牛等动物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向的孔，或者是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两侧各凿一孔。柄用分杈的树枝和鹿角加工而成，呈曲尺形，杈头部分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下端嵌入槽内，横孔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这些农具的发现表明，河姆渡人的耜耕农业是非常先进的耕作形态。
除农业生活以外，河姆渡人还兼营采集、畜牧和渔猎。遗址中出土许多植物遗存，如橡子、菱角、桃子、酸枣、葫芦、薏仁米、菌米与藻类植物遗存，都是人们从自然界中采集回来食用的。这时期已有家畜，主要有猪、狗、牛，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有较多的水牛骨头。野生动物骨骼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绝大多数是鹿科动物，仅鹿角就发现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等温热带动物遗骸。发现数量较多的骨哨，可能是狩猎时用以诱捕动物。大量骨镞和鱼骨表明渔猎活动在人们的生活中也很重要。
河姆渡遗址内出土了大量夹碳黑陶，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陶器的胎泥纯净。但以大量的稻壳及稻茎、叶碎末为掺和料。工艺技术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画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器形多为平底器和圜底器，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支脚、宽沿浅盘、垂囊式盉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人的主要炊器。
原始艺术中也有不少精品，象牙制品中有刻画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与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木器中有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一层朱红色生漆涂料，虽历经几千载，仍微显光泽，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此外，还有憨态可掬的陶猪雕塑、刻画于陶钵上的猪纹和稻穗纹等图像，表现了河姆渡人乐观的心态。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学的重大突破。大量干栏式建筑和人工栽培稻谷及农具的发现不但显示了河姆渡人稳固的定居生活与先进的农耕技术，而且以最具说服力的实物标本表明长江流域史前文化的繁荣，它的发现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家窑文化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甘肃又是黄河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新石器时代的甘肃以丰富的彩陶为特征，形成了一部完整的彩陶发展史。尤其是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达到了这项艺术的巅峰。是中国彩陶艺术成就的杰出代表。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以陇西平原为中心，东起陇东山地，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东北部，北达甘肃北部和宁夏南部，南抵甘南山地和四川北部。它是仰韶文化晚期的一个地方分支，又称“甘肃仰韶文化”。它上承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下接齐家文化，距今约5300—4000年。
彩陶发达是马家窑文化显著的特点。尤其内彩特别发达，图案的时代特征十分鲜明。在我国已发现的所有彩陶文化中，马家窑文化彩陶比例是最高的，一般在整个陶器中占20％—50％，墓葬随葬品中彩陶比例有时可多达80％以上。马家窑文化制陶业非常先进，其彩陶花纹继承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爽朗的作风，并表现得更为精细，形成了绚丽而又典雅的艺术风格，比庙底沟类型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艺术成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陶器主要采用泥条盘筑和捏塑法制作，陶质呈橙黄色，器表打磨得非常细腻，流光溢彩。已开始使用慢轮修整，并利用转轮绘制同心圆纹、弦纹和平行线等纹饰，表现出娴熟的绘画技巧。此外，马家窑文化中还常有人形或动物形陶塑及陶制房屋模型。还出土过舞蹈纹彩陶盆，花纹描绘5人一组携手起舞，腰带为之飘动。这些都是人们实际生活的一种艺术再现。
马家窑文化经历了1 000多年的发展，文化特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般把它分为马家窑、半山和马厂三个类型，并分别代表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
早期：马家窑类型。因马家窑遗址而得名，分布于陇东山地、陇西平原、宁夏南部和青海西北部，西至甘肃武威，年代距今5 300—4 900年。它的彩陶以纯黑彩绘花纹为主，漆黑发亮，画彩的器物主要是钵、盆、瓶、罐。花纹繁缛，多用等粗的线条构成，均匀对称，浑然一体。其中动物花纹有鸟纹、鱼纹、蛙纹和蝌蚪纹，几何花纹则有垂幛纹、漩涡纹、水波纹、圆圈纹、多层三角纹、桃形纹和草叶纹等。纹饰以旋纹和弧线纹为主题，线条粗健古朴。瓶多为喇叭口，罐为敞口，盆的口沿外卷，钵为圆唇。无彩陶主要是罐、瓮、甑J砂锅等，其中泥质陶多为素面，有的打磨光滑，夹砂陶多饰绳纹和附加堆纹。不少陶器的形制和花纹都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相似或接近，显然是从庙底沟类型脱胎发展起来的。马家窑类型的晚期，彩陶花纹多用较粗的笔道，小口高领罐的形制及其所饰的大漩涡纹、大锯齿纹等，都表现出向半山类型过渡的倾向。
中期：半山类型。因半山遗址而得名，分布于陇西河谷和盆地、河西走廊以及青人头彩陶壶海东北部。同马家窑类型分布区大部分重合而稍偏西。年代距今4700—4400年。其特征表现在彩陶上主要是用红、黑两色相间的锯齿纹构成各种图案，诸如漩涡纹、水波纹、葫芦纹、菱形纹和平行带纹，也有变体蛙纹和棋盘格纹。彩陶器形以小口鼓腹瓮、单把壶、双耳罐和钵为主，瓶口沿向外翻转，颈部变长，罐的颈部变短，纹饰以弧形并列条纹为主，线条均匀细密，活泼流畅。夹砂陶则多系各种罐类，肩部饰较细的附加堆纹。有些夹砂罐为白陶。
晚期：马厂类型。因马厂遗址而得名，分布与半山类型相仿，只是西部更向西伸展到酒泉、玉门一带，年代距今4400—4000年。其彩陶带有红衣，多以黑、红二彩并用绘制花纹，陶器数量最多，陶质较粗，主要器形有盆、钵、碗、壶、瓶、罐等，色彩也发生变化，出现了白彩，多为辅助装饰，纹饰简化、潦草，以旋纹、平行条纹为主。色彩清淡，黑白分明，对比强烈是突出特点。早段用很宽的黑边紫红条带构成圆圈纹、螺旋纹、变体蛙纹和波折纹等；晚段则用单色线条，以黑色为主，有时单用红色构成波折纹、菱形纹、编织纹和变体蛙纹等。器形大部分脱胎于半山类型，新器形主要是单把筒形杯。夹砂陶器也多饰附加堆纹，只是条带较粗而已。马厂类型晚期的双耳罐耳部加长，彩纹用单色，以菱形纹和编织纹为主要母题，都已很接近于齐家文化，应当是齐家文化发生的前驱。
彩陶的大量生产，说明这一时期制陶的社会分工早已专业化，出现了专门的制陶工匠。马家窑文化许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窑场和陶窑、颜料以及研磨颜料用的石板、分格的调色陶碟等描画彩陶花纹的工具，表明该文化所使用的大批陶器及绚丽花纹都是马家窑人自己在本地制作加工的。制陶窑场很大，最多的窑场发现有五组12座陶窑，每组陶窑共用一个烧火坑，各窑的窑门都朝向中心。窑场中有一个备料坑，内有制造陶器的熟料和余料，其中的红胶泥条正与马家窑文化陶器多用泥条盘筑而成的情况相印证，充分显示了在原始公社制度下有组织地进行劳动生产的场景。马家窑人生产的陶器，不仅能够满足公社内部的需要，而且应该有相当一部分转入同其他外部公社之间的交换，在一些墓葬中，都曾发现有海贝和石质、骨质的仿贝制品。贝类在史前时期即是一种货币，它本身是从遥远的地方交换得来的，仿贝类制品也是为了交换的需要，可见马家窑文化的晚期已经有了商业交换的萌芽。
过去有一种错误说法，认为仰韶文化的彩陶是从中亚、西亚等地经新疆和甘肃河西走廊传到中原的。今天大量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则表明，包括彩陶在内的整个仰韶文化，是在黄河流域独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本土文化，并非由外部传入，并且马家窑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马家窑文化本身的分期、各期遗存的分布及其来龙去脉也表明它是继承仰韶文化而逐渐向西扩展的一支，只是在扩展的过程中可能同当地的土著文化相结合而发生变异，这些事实表明，中国西部地区的彩陶源于中原，进一步证明中国的彩陶文化是独立发展的。
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是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的一支新石器文化，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关于红山文化的认识历经曲折，最初发现时只不过当做一种普通的地域文化，以彩陶“之”字形纹陶、细石器和石质掘土工具为基本特征，没有什么太突出的看点。时间步入20世纪80年代，在北起西辽河流域，南到大凌河流域、渤海湾北岸，并延伸到燕山以南的区域内都发现了许多红山文化的典型遗址，也涌现出了大量区别于以往普通遗存的重要发现——女神庙、积石冢、祭坛及大量随葬的精美玉器，从而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于红山文化性质与地位的认识，大家开始把目光集中于红山文化，关注它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构成和发达的史前文明。
红山文化的重要发现都与原始宗教有关，最能反映当时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发展程度。在辽西凌源牛河梁和喀左东山嘴遗址，与原始宗教相关的设施层出不穷，非常有代表性。牛河梁遗址绵延10余公里的多道黄土山梁上，有规律地分布着女神庙、积石冢群和祭坛等大型遗迹，并由它们组成一个规模宏大的宗教祭祀群，其场面之大、设施之全、等级之高，在史前时期是不多见的。
玉龟女神庙位于牛河梁主梁的北山丘顶部南侧的一处平缓坡地上，平面为“亚”字形，面积75平方米，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构成，半地穴式的土木结构。多室建筑南北总长18．4米，东西宽在7米以上，结构比较复杂，包含一个主室和几个相连的侧室和前后室等。单室建筑长6米，宽3米左右，结构比多室简单。在女神庙内发现了红陶彩绘的壁画和祭器残块以及泥塑的熊爪、鹰爪和鸟翅等，并出土了具有绝高艺术性的泥塑人物群像，皆为女性。已发现的人像残块有头部、肩部、胸部、手臂、腿部以及鼻和耳等，分属6个不同的个体，与真人大小接近，位于主室中心的大鼻、大耳竟为真人的三倍大小。特别是这里出土了一尊与真人大小相当的彩色头像，高22．5厘米，出土时呈鲜红色，眼眶、面颊尤其鲜艳，唇部涂朱。头像虽然缺了半边耳朵，但造型依旧十分传神，嘴角微微上翘，脸颊随着上下唇的翘张而微显笑态，流露出一种神秘感。眼球的处理更为精妙，在凹陷的眼窝里嵌入两个淡青色的圆玉片，使日艮睛显得炯炯有神。头像眉骨、颧骨很高，具有典型的东亚蒙古人种特征，应是依据蒙古人种女性艺术夸张神化而产生的女神形象。
积石冢环绕女神庙而建，散布于各个山头，分为多个把点，多选择在高度适中的岗丘顶部，一般是一个山冈一处石冢，积石冢平而形状分为圆形、方形两种，以石板搭建成坟墓，墓室、墓盖、墓底、墓界均为石板，边缘垒砌规整。每一处积石冢群均是小墓围绕中心大墓，四周又砌筑石墙以为框界，一个家内一般只有一个中心大墓，均居于冢的中心部位，与小墓之间形成明显的主从关系。大墓上积石封土，形成高耸的山头，在山岗之巅层层迭起，具有后世帝王陵般的气势。大墓墓主皆为男性，其随葬品亦明显多于周边小墓。除了玉器以外，一般不随葬其他的物品。陶器多摆放在冢上，是一种红色的筒形器，不是实用器，都没有底部，被成排地竖立放置在冢周围的一圈台阶上，与丧葬仪式或墓上祭祀活动有关。
祭坛是积石冢的附属设施，在牛河梁遗址祭坛是积石冢内由石桩围成叠起的圆坛，形成三圈三层的结构。在东山嘴遗址，祭坛坐北朝南，南北长60米，东西宽40米，南端为空旷的场坪，中央为卵石铺砌的圆台，北侧为一方形的祭坛，分内外两重，内置许多密排立置的长条列石相聚成组。祭坛遗址内出土有残破陶祭器、女性裸体陶塑像、石器、玉器等，并发现大片红烧土面，是一处由祭场、祭台、祭坛组成的大型露天式宗教礼仪活动场所。
红山文化的另一独特之处是有大量精美的玉器。首先是墓中只随葬玉器，这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普遍随葬有陶器迥然不同；其次是玉器在墓葬中的位置比较固定，同种器物常成对出现，左右对称，充分反映出浓厚的宗教祭祀色彩。墓葬玉器除常见的玉镯、玉箍、玉璧等之外，还有玉龟、玉蚕、玉凤等动物造型，勾云形玉佩是其代表性的玉器种类，而最为夺目的亮点，则是玉龙。玉龙大体可分两类，一类半圆形，体形细瘦，长鬃飘飞，形似英文字母“C”，称“C形龙”，另一类呈环形，环体肥厚，形象似猪，头部肥大，双耳饱满，嘴和鼻梁上有活灵活现的皱纹，两只圆圆的大眼睛微微突起，称“玉猪龙”。玉猪龙也是中国龙文化最早的形象起源。在红山文化中极其罕见，在一些大墓中也只有一两件，且置于墓主的胸前，显得非常珍视，不应是一般人所有，也不是一种简单的装饰品，而更像一种图腾物，可能是红山文化先民们的族徽。
红山文化女神庙是中国最早的神殿，其规模和组合形式表明它不会是一个民族或部落所能拥有，而只能是为整个文化共同体所共有。牛河梁又正处于红山文化分布区内四通八达的中心地带，它应是该文化一处高层次的聚落中心。女神庙里的女神像，以真人为依据塑造而成，比例适中又极富表情，供奉的可能是一位代表生殖繁衍的“母性之神”。更有人认为她就是红山人的女祖。
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起源历程中精彩的前奏，其玉器不仅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同时也反映了以玉为佩、以玉为祭、以玉为葬等哲学观念，因此，红山文化又被称为“远古玉器中心”。
良渚文化
良渚位于浙江省余杭市，是太湖平原上一个风景秀丽的小镇。20世纪30年代，在这里发现了属于新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存，良渚文化因此而得名，距今约5300—4000年。
良渚文化的许多高等级宗教设施和大墓通常位于覆斗状土墩顶部，所以不少遗址地名都与山有关，如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等，这些特征成为搜寻其文化踪迹的明显标志物。在余杭境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良渚文化遗址50余处，包括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其中莫角山为大型建筑基址，反山、瑶山、汇观山等为高台土冢
与祭坛遗址相复合、以大量殉葬精美玉礼器为特征的贵族专用墓地。
莫角山处于良渚文化遗址群的中心，高10多米．面积30万平方米，为自然高岗并经人工修筑。山顶中心部位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和成排柱洞，面积在2万平方米以上，夯土基址周围还分布有三个小岗略成鼎立之势，将建筑基址环绕。这样的大型的建筑基址应是为公共事务而兴建的，是贵族行使权力，举行活动的场所。
反山墓地高5米，人工堆筑，总面积2700平方米，发现大墓11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墓，长3米、宽2米左右，盛行玉敛葬，共出土琮、璧、钺、环、三叉形器、冠状饰等玉器1200多件，是良渚文化中数量最多的。玉器上花纹纤细之极，一毫米宽度内可有四五根线。成套的玉器往往玉色一致。玉器上雕刻神人兽面纹形式的神徽，表明反山是一处贵族专用墓地，被誉为良渚王陵。
瑶山祭坛高35米，有多重阶梯状石墈及护坡，平面呈方形，由红土台、灰土围沟和砾石面组成，共有大墓12座，出土玉器700余件，但却没有发现一件玉璧，据此判断墓中埋葬的应是身份特殊的祭司。
良渚文化所处的太湖地区是我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之一，遗址中普遍发现较多的石制农具，农业已由耜耕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制陶、制玉、纺织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尤其是精致的制玉工艺，代表了当时手工业发展的最高水平。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变革，社会已经分化成不同的等级阶层，在墓葬遗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贵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台，墓穴宽大、葬具精致，随葬大批精美玉器。而小型平民墓葬，则不具备专门的营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围，墓穴狭小，随葬的只是简陋的陶器及少量的小型玉饰件，整个社会已在激烈的冲突中显现出等级差别。
良渚时期已经产生凌驾于氏族社会之上的某种社会权力。大型墓台的营建工程量巨大，特别是莫角山顶部非当时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大型建筑基址，显示了良渚人非凡的营建能力。如此大规模的工程，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来加以保证，而建立这种社会秩序，又是与当时社会等级差别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良渚文化时期，氏族和部落里应该出现了具有很高权威的领袖人物，有着组织大量劳动力进行这类大规模营建工程的社会权力。
玉器的加工是一个复杂的多工序的劳动过程，因此，玉器是手工业专门化以后的产物。良渚文化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的产生。埋葬于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贵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种类达20余种，主要有琮、璧、钺、锥形器、三又形器、冠形器、璜、纺轮、圆牌饰等。而在所谓平民墓中，随葬的只有小件玉器，绝无贵族墓中所见的玉器种类。贵族墓之间、贵族墓与平民墓之间随葬玉器的种类、组合差异，以及平民墓中有无玉器随葬的差异，构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级差别。一些制作精致的蟠螭埭或鸟禽纹图案的陶器，也均出自贵族墓，是等级制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除玉器加工外，良渚文化居民的日常生活丰富多彩。农业生产是主要部门，种植水稻作物，有粳稻和籼稻两种，此外在一些遗址中还发现有花生、芝麻、蚕豆、甜瓜等植物种子，类别相当多样。
制陶普遍采用轮制，器形规整，造型优美。陶器中引人注目的是黑皮陶，有的陶鼎上刻有漩涡勾连纹和曲折纹图案，有的贯耳壶上刻有简化鸟纹和曲折纹，或以圆涡和双线构成的编织纹。这些纹饰，线条精细，繁杂而富于变化，是陶器中的佳作。部分器物上刻有陶文，透露了当时社会文化进步的信息。
良渚文化时期的人们已经会加工纺织品，如家蚕丝织成的绢和苎麻织成的麻布等。竹器的编织比较发达，竹篾多数经刮光，编织方法多样，成品有竹席、篓、篮、箩、箕、箅等，广泛用于生产和生活各个方面。此外，良渚文化还有桨、槽、盆、杵锤等木器。木桨的使用说明生活在河道纵横地区的原始居民，已有了舟楫作为交通工具。
良渚文化居民过着比较稳固的定居生活。有干栏式建筑，木桩密集排列，正中有一根长木檩脊，盖有几层竹席和芦席。有水井，井底遗落不少陶器和石斧等，有些井还有用弧形木板连接而成的木构井圈。
良渚文化处在一个由新石器文化向青铜文化过渡的历史时期，因此成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关键阶段和热点地区。象征至高无上地位的人工高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埋葬于祭坛之上的大型墓葬以及充斥于死者周围的成组玉器等现象折射出良渚文化内部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有国家的雏形。以用玉制度为主要特征的礼制的产生，是社会发生质变的表现，标志艮渚社会已从荒蛮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社会的门坎。
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最初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因首先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而得名，距今约4 500—4 000年，主要分布于今天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考古学研究表明，所谓的龙山文化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文化概念而成为一个时代的代名词，它的内部文化系统和来源各不相同，根据文化面貌之间的差异，可以分为不同的地方文化。如山东龙山文化，称为典型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地区；河南龙山文化，又分为王湾三期、后冈二期和造律台三个类型，主要分布在豫西、豫北和豫东一带；陕西龙山文化或称客省庄二期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泾河、渭河流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晋西南地区。
不同地区的龙山文化各有特色，但也有共性，这就是黑陶。黑陶是龙山文化的突出特征，也是龙山文化区别于仰韶文化的根本特点。与仰韶文化初现时称为“彩陶文化”的称谓相对，龙山文化刚发现时也被称为“黑陶文化”，可见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龙山文化黑陶是继仰韶文化彩陶之后兴起的一种优秀制陶技术。由于利用快轮轮制技术，所以陶胎极薄、胎骨紧密、通体磨光：又由于在烧制过程中采用了封窑烟熏的渗炭方法，所以器表呈现出深黑色光泽，甚是精美。它不以装饰取胜，而以造型见长，纹饰仅有少数弦纹、划纹或镂孔等，但却具备了黑、薄、光、细四大特点。而这些黑陶艺术的集中代表则是被称为典型龙山文化的山东龙山文化。
山东龙山文化是黄河下游地区的一支新石器晚期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中部、东部和江苏省的淮北地区。它上承大汶文化，下续岳石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诸文化中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和独特的成就。它是最早被发现的一种龙山文化，研究也相当深入。
黑陶罐与所有的龙山文化相似，山东龙山文化也是以黑色陶器群为显著特征。陶器普遍采用轮制，壁薄而均匀，造型规整。器表多素面磨光，常见纹饰有划纹、弦纹、竹节纹、镂孔，并盛行盲鼻、乳钉等附件，篮纹少见。袋足器、三足器、圈足器比较发达，但未见斝和鬲等三足器。典型器物有袋足鬻、岙、觑、罐形鼎、盆形鼎、三足盘、高圈足豆、折腹盆、罐形杯、筒形杯、高柄杯、折肩罍、大口深腹瓮等。其中，鬻、盉类为黄色或白色的薄胎细砂质陶，也有的是白衣红陶，无论陶形和器形，均异常突出。大量使用陶鼎，罐形鼎多为砂质，鼎足多作铲式，盆形鼎多为泥质，鼎足多作“鬼脸”式。特别是高颈陶鬻和“鬼脸”式足的鼎，特征鲜明，并给相邻地区以强烈影响。在山东龙山文化分布区的偏西部分，由于与河南龙山文化交流较多，所以文化面貌稍有不同，灰陶比例略高于东部地区，出现了少量带绳纹、方格纹的大口深腹罐，陶鬻多为子母口短颈大袋足，罐形鼎的鼎足多作侧三角式，大口深腹瓮多为灰陶并常在器腹上安有宽横把手或拍饰篮纹，筒形杯数量较罐形杯多等，还发现过有灼无钻的卜骨。这些属于地区性的变异，表明山东龙山文化本身也存在地域性差别。
山东龙山文化在陶器制作方面有自己值得骄傲的精湛绝技，最值得一提的首推它蛋壳黑陶制作技艺。蛋壳黑陶是中国古代陶器中特别与众不同的一个群体，它仅见于山东境内龙山文化的早中期遗址中，是在此地独有的陶土材质和独特的制陶方法基础上产生的，也是当地人生活习俗和审美观念的反映，代表着黑陶技术的最高成就，它的标志型器物是蛋壳高柄杯。
高柄杯是蛋壳黑陶中仅有的一种器形。陶杯经轮制而成，杯壁厚度均匀，薄如蛋壳，最薄处仅为0．2—0．3毫米，应是用刃口极锋利的刮刀类的工具，边旋转边刮修坯泥，当器壁达到极薄时，再进行磨光，并在杯身上加刻镂孔和纤细的划纹作为装饰。蛋壳陶之所以光亮无比，是因为用磨光石对胎体表面做长时间打磨，导致胎体中的石英、云母、绢云母等反光物质的颗粒顺着一个方向排列，对光线由漫反射变为平行反射，才使得器表熠熠发光。这种成型技艺费工耗时，且要耐心细致，稍有疏忽，将前功尽弃，因此就是在技术非常发达的今天进行仿制也不是件易事，它的制作工艺达到了中国古代制陶史上的顶峰。虽然陶杯胎体极薄，但质地却极为细腻坚硬。有人称赞它们“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硬如瓷，掂之飘忽若无，敲击铮铮有声”，被世界各国考古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
蛋壳黑陶高柄杯可分为粗柄与细柄两种形式。粗柄杯有的杯体和柄部分别制成，再套接在一起；细柄杯联体制成，上面是个敞口深腹的小杯，中间是倒置花蕾形、透雕中空的柄腹，下面是覆盆状底座，由一根细长管连成统一的整体，形态纤巧秀致。有一种动人的节奏感和韵律美。蛋壳黑陶杯仅出土于少数大、中型墓葬之中，是一种高贵用品，非常人可以享用，应是一种显示身份的礼器。
山东龙山文化有自己的氏族公共墓地，同一基地上的墓葬方向一致，但各墓地之间则不尽相同，有木椁、石椁等葬具，均为单人葬，流行仰身直肢葬式，个别为屈肢和俯身二次葬。多无随葬品。少数大墓随葬品十分丰富，除高柄杯、白陶鬶、三足盘、鼎以外，还有罕见的玉器装饰品等。部分墓葬中，死者手持獐牙或随葬猪、狗的下颌骨。
山东龙山文化在其分布区内文化面貌相当一致。从渤海海峡的岛屿到苏北、鲁中南地区，各地都出土有精致的蛋壳高柄杯及其他薄胎磨光黑陶器，造型及制法十分接近，反映出社会经济的活跃和产品交换的发达。制陶业、制玉业的成就，已超出了通常原始经济所能达到的水平。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多处城址，发现了与城址有关的祭祀坑、大型基址、大墓等重要发现，贫富的悬殊与贵贱的对立表现得非常明显，意味着社会上已产生阶级分化，即将进入史前文明。
青海喇家遗址
青海省民和县官亭盆地，范围约20平方公里，以黄河的三级阶地为主体，周围是海拔2 000米以上的山地。盆地内有新石器与青铜时代遗址数十处，是理想的人类聚居地。
喇家遗址，就位于盆地的中部，距今4000年左右，面积20万平方米。遗址区的田间和沟渠里，甚至泥墙上都可以发现大量陶、石、玉器的碎片，令人置身其间，仿佛进入几千年前的世界。在时空隧道中穿行。
遗址内不但出土了丰富的遗物，而且探寻到宽大的围村壕沟、中心广场和几十座窑洞式建筑以及烤制食物的壁式烤炉与面条等地域性文化遗存，此外还有大量的窖穴及奠基坑、杀祭坑、墓葬等。广场位于遗址的一片民居中间，地面平整、宽阔，有明显的长期踩踏痕迹，在它的周围发现腿骨被折断的人骨及大量燃烧过的灰烬，表明这里还是当时人们进行祭祀活劫的一个重要场所，是聚落的中心。喇家遗址还出土了被誉为“黄河磬王”大石磬，长近1米，宽60多厘米，厚4厘米，与传统所见的弓背形或曲尺形石磬不同，它的形状仿制齐家文化流行的石刀。呈长方形，边缘还有象征性的刃部，称刀形石磐。磬上有琢制的穿孔，以便于悬挂，是同时代最大的石磬。石磬是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礼乐器，喇家遗址出土的大石磬，形式构成符合黄金律，有较强的美感。按照古代礼制的标准，这样大型的磬应称为“特磬”，是特权阶层专用的乐器，只有王室和诸侯才能使用。喇家遗址出土了带有祭祀特征的广场和高等级的特磬，表明它已经不是原来所认定的普通原始村寨，而是一个中心聚落乃至一个古国城堡。
喇家遗址最突出的看点是遗址东北部高地上发掘出来的数座房址。它们在形式上都是齐家文化中比较平常的居址，、白灰面半地穴式建筑，保存有不太高的墙壁，但与众不同的是，在这些残破的房址内却发现大量的人类遗骸。特别是4号房址内，在面积只有14平方米的室内，发现人骨多达14具。人骨呈不规则姿态一组组地分布在居住面上，有的匍匐在地，有的侧卧一旁，有的相拥而死。中心灶址处有一个成年人两手高举过头顶，双腿为弓步，死亡时身体还未完全着地，像是要托起即将倒塌的房顶的样子。西南部有5人集中死在一处，其中4个是年少的儿童，另外一个年长的成年人似在用双手护卫着身下的4人，5人或坐或倚或侧。头颅聚拢在一起。在7号房址内。室内西侧还发现一个成年个体的下肢骨，而上肢骨骼在门道内。在室内中部还有一副儿童骨架，也俯卧于地面上，骨架被向下压平。室内东壁和西北角都保存了大量本为完整的陶器，皆被压成了碎片。
最让人震惊的是几座房址中几对“母子”形象。3号房址中的一对“母子”在房址的东墙边，母亲双膝跪地，用双手搂抱着幼儿，幼儿依偎其怀中，双手也紧搂着母亲腰部，显示出十分恐惧的样子。母亲脸部向上，颔部前伸，像是在向苍天祈求生路。4号房址内的母亲屈膝倚墙坐在地上。怀中紧紧抱着孩子，脸颊紧紧贴着孩子的头，孩子同样用双手紧紧抱着母亲的腰。7号房址中，也发现一对“母子”，位于靠近门道的地方，俯身于地，骨骼因受压而紧贴地面，成人骨架折曲成V字形，儿童骨架位于成年人身体与手臂下面，像是大人护着小孩向屋外逃脱不及而死于室内。
经过鉴定，在房址内抱着孩子的长者都是女性，年龄都在30岁上下。最小的孩子只有2岁。3、4号房址的16人中男性只有3人，其中2人都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只有1人年过40，属于典型的幼弱妇孺群体。然而人骨DNA的鉴定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其中两对成年人与儿童却并非母子关系！
这么多未成年人，显然不是出自同一个家庭。是临时集中到了这些房子里，而从人骨呈现的不规则姿态上看，都是意外死亡。可见当时确实发生了某种大的灾难，使得这些寻求避难的人们终于在劫难逃。
究竟是什么灾难在4000年前的某一天降临到了这里呢？研究人员通过遗骸上覆盖的棕红色黏土找到了初步的答案。这些黏土形成于流水作用，都夹有较多的细小波状沙质条带，具有“漫洪沉积”的特征，与当地河流泛滥时洪水带来的堆积性质相近，是黄河泛滥的产物，由此可推断是洪水泛滥时，汹涌的洪峰冲上河边台地，也涌进了当时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筑里，用泥沙淹埋了滞留在房子中的全部妇女儿童。因此黄河异常洪水是喇家遗址毁灭的主要原因。
然而接下来的研究却表明，情况却不这么简单，简直是祸不单行，因为在洪水之前还发生了强烈地震以及山洪暴发等自然灾害。在喇家遗址附近，地裂缝、沙管和地面变形等古地震遗迹分布特别多，地裂缝有数十处，最大的一条宽0．5米，深1．5—2米，长约40米。覆盖人骨的棕红色黏土中也发现了大小不等的棕黄色粉沙团块，也属于地震造成的房屋倒塌迹象。根据这些地裂缝，沙管、沙堆的形状和分布特征及粉沙团块形成特点，可以肯定在洪水到来之前的几个小时到一天的时间里地震已经将喇家人的房屋建筑全部摧毁了，把村里人都埋在里面。而且在地势较低的遗址南部土层里，研究人员还找到很多沙质“透镜体”，包含齐家文化的陶、骨和玉器等残片，属于古山洪堆积，表明在地震之后、洪水来临之前山洪又冲毁了部分村落。因此关于喇家遗址史前灾难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就是：首先遭受地震攻击，房倒屋塌，然后受山洪侵袭，最终到黄河异常涨水、漫上台地，将整个遗址完全淹没。
喇家遗址的史前灾难遗迹，在中国尚属首次发现，在国外也很少见于报道，是震惊世界的考古重大发现，被誉为“东方的庞贝古城”。它有世界末日般的压抑气氛，但更多的是透射出无比高尚的真情和爱心，体现了灾难来临之时，人们护佑幼小、相互友爱的情景，彰显了一种原始的人性美。它是一幕封存了4000多年的人类悲剧。也是历史发展的精确定格，对于探讨西北地区古代文化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夏，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开天辟地，承前启后；二里头，中国地名海洋中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名字，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很难与什么天下大事联系在一起。然而就是在二里头附近的小村庄里，人们找到了第一王朝的都城，寻觅到夏代的踪迹，从而以铁的事实将这两个似乎看起来并不相当的个体联系起来，打破了之前关于夏代是否存在的种种疑问，重写了夏代历史，延伸了文明的起点。
华夏第一都——偃师二里头遗址位于陶酒器河南省偃师县，地处伊、洛二水之间，东西长约2．5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距今3 800—3 500年。在这里发现了二里头文化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手工业作坊址、一般居住址和墓葬等，并出土了大批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是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遗址中心区位于东南部，地势略高，分布着宫城、铸铜作坊和大型墓葬等重要遗存，西部地势略低，为普通居住活动区。
二里头宫城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370米。东西宽近300米，面积11万平方米左右。宫城外围有夯土筑成的宫墙，墙宽约2米，墙高0．1—0．75米左右。宫殿区初建时没有围墙，在中期才开始夯建，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末期。宫城墙外有环城大路，宽10—20米左右，纵横交错呈“井”字形，构成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主要道路网。宫殿区内有多条小型道路，有若干夯土基址和卵石活动面及大面积的路土遗迹。
二里头大型宫殿基址是这一时期建筑水平的典型代表。早期宫殿基址有两座，分别为3号与5号基址，位于宫殿区东中部，东西并列，其间有宽约3米的通道相隔，路土下有长逾百米的木结构排水暗渠。3号基址系大型多院落建筑，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主体部分至少由3重庭院组成，长度150余米，宽度在50米左右。基址中主殿夯土台基宽6米多，上有连间房屋和前廊遗迹。5号基址东部边缘也有大型柱础和墙槽遗迹。
二里头晚期宫殿基址数量较多，分别以1号和2号为中心。1号基址为庭院形式，整体略呈方形，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高0．8米，面积约1万平方米。殿堂位于基址北部正中，为一座略高起的长方形台基，四周有檐柱洞，东西长30米，南北宽11米，面阔8间，进深3间，屋顶为“四阿重屋式”，类似后代皇宫大殿的庑殿顶构造。是至尊的形式。殿堂前是平坦的庭院，殿堂与庭院的四周是廊庑建筑，南廊正中是宏大的门楼。2号基址位于1号东北，南北长73米，东西宽58米。殿堂位于基址北部的长方形台基上，面阔3间、进深1间，带有回廊。围绕殿堂和庭院有北墙、东墙、东廊、西墙、西廊，南廊中部有宽阔的门道。两侧为门房。2号基址前、后分别有4号、6号基址。4号基址长40米、宽12米，与2号同时兴建。6号基址略晚于2号，应为2号基址使用一段时期后增修的建筑。它们大体同时，且有共同的建筑中轴线。应属同一建筑组群。
二里头不同的埋葬方式，说明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存在等级差别。二里头遗址的墓葬，皆为长方形土坑墓。大型墓多位于宫城内，长5米，宽4米，深约6米，有生土二层台。中型墓葬长2米，宽1米，部分有二层台或腰坑，墓底铺朱砂，有漆棺，随葬有铜爵、戈、戚、玉璋、钺、圭、绿松石饰及陶器、骨珠、海贝等。小型墓长不及2米，宽仅0．6一0．7米，随葬品只有少量陶器。此外在灰坑或灰层中，还散见人骨架，有的捆绑双手，有的身首异处，有的和兽骨埋在一起，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
二里头遗址出土遗物丰富。柄形玉饰上雕琢有规整的兽面纹，形式与后代铜器上常见的纹样一致，是已知年代较早的兽面纹样。有年代最早的铜爵，还有兽面铜牌，用数百块绿松石镶嵌而成，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二里头已经有了陶铃、铜铃等乐器。一些大口陶尊的口、肩部有20多种刻画符号。其中有的可能就是原始文字。此外，还见有卜骨，大多采用猪、牛等动物的肩胛骨，上有灼痕。这些遗物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奴隶主贵族的精神生活。
宫城附近还有不少重要的遗迹。在宫城南墙外发现了当时制造贵族奢侈品——绿松石器的作坊和一处废料坑，废料坑内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绿松石块粒，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琢磨的痕迹，还见有因钻孔不正而报废的石珠。在宫殿区南侧大路的早期路土之间，还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辙沟呈凹槽状，两辙间的距离约为1米。这两条车辙的发现，将我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提早了约200年，为探索我国古代车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在3号基址南院内一座贵族墓中还发现了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十分罕见。该墓葬属于二里头文化早期，距今至少3 700年。龙形器被放置在成年男性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髋骨处。龙身长64．5厘米，总长70．2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头宽身窄，呈曲线形，巨头蜷尾，色彩绚丽，器身起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龙头为扁圆形，置于梯形托座上，鼻眼则以白玉和绿松石填充，在距绿松石龙形器尾端不远处，还发现一件绿松石条形饰，与龙体近于垂直。这件绿松石龙形器被命名为“中国龙”。它是在夏代都城遗址宫殿区贵族墓中发现的非常完整和高规格的龙形象遗存，意义非同寻常，说明早在夏代，夏王朝已经把龙作为自己的图腾，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二里头遗址有中国最大型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等，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一页。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应是文献记载中的夏都“斟寻”，也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它早晚两个时期的建筑格局随时代不断发生显著变化，逐渐由一体化的多重院落布局演变为多个单体建筑纵向排列，其形制开中国宫殿建筑之先河，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和都城建设等重大问题都有参考价值。
大甸子遗址
夏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逐渐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核心，历史上称为“三代”。三代是青铜文明最繁盛的时期，创造了难以胜数的青铜器精品，成为中华五千年文化宝库中绚丽多彩的艺术珍藏。与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繁盛相似，周边地域里也存在着先进的青铜文明，与中原地区同步发展并相互借鉴，共同推动了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进程。夏家店下层文化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它属于北方青铜文化的早期阶段，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夏末早商这个时期。长期以来，关于这种文化典型墓地的情况一直悬而未决，直到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墓地的发现才为这个问题画上圆满的句号，从而为了解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埋葬制度及礼制找到了答案。
彩绘陶鬲大甸子墓地里发掘了800多座墓葬，在不到1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排列得密密麻麻，但是却井然有序，绝少有墓与墓之间重叠的现象，构成墓区分布上的奇观。在墓地的中间偏南偏北各有一条空白地带，将墓地分为北、中、南三个部分。墓坑均为长方形土圹，幼童小墓长1米左右，成人墓长2米左右，少数随葬丰厚、礼遇隆重的墓长达3米，甚至4米。一般成人男女都是单人葬。死者头均向北，男性面朝西，女性面朝东，显示了奇特的葬俗。
墓中出土的遗物种类丰富，陶、玉、石、骨、角、蚌、贝、漆器、金属器等，五花八门，还见一些仿铜器造型的陶器。女性墓有不少用大理石、绿松石、红玛瑙制成的珠子串成的头饰、耳饰、项链等，还有玉质的璧、环、璜、璇玑等坠饰。男性墓中则出土动物骨角制成的镞、匕等。大量的蚌器、贝器放置于墓内的壁龛内或作为衣物上的装饰，有些彩绘陶器的口沿上也镶嵌着贝类。青铜器有斧柄和杖的饰件、装饰品等。还出土了漆木器。是一个完整的觚形器和8件同类器的痕迹，是我国北方现存最早的漆器。彩绘陶器是随葬物中最突出的亮点，不但类别涵盖鬲、鬻、岙、簋、爵、鼎、尊、壶、盂、钵十多种，而且与一般的彩陶器不同，它们的彩绘是陶器烧制以后再绘到陶器表面上的，极容易脱落，陶胎本身烧制的火候也很低，不像实用器，应该是专为随葬目的而制作的冥器。彩绘的纹样有饕餮纹、夔纹、兽面纹、徽帜纹及各种以卷曲勾回的线条构成的连续图案，纹样种类近200种。
大甸子墓地不同墓之间在埋葬制度上有一定的区别，并因此代表不同的等级和规格。以随葬陶器为标志，普通的成人墓通常只有一组鬲、罐、尊等器物组合，而一些大墓墓圹本身宽阔，随葬品也更丰富，随葬的鬲、罐、尊组合器有两组或三组，表现了不同的礼遇。仿铜器特征的陶鬻、爵和盉等酒器只存在于全部墓地中的十几座内，在大多数墓中根本不见，显然是作为一种奢侈品与地位身份的标志。它们与中原地区的铜器除了质料以外在形式上没有任何区别，表明中原文化对北方地区的强烈影响。
彩绘纹饰都是用红、白两色绘于烧制完成的陶器表面，红色颜料为朱砂和氧化铁，白色颜料为碳酸钙，可能是用毛笔绘制。陶器底色均为黑色，多数是先画白色主纹，再以红色勾勒或填涂余地，红白两色间留出均匀线状的黑底色，衬托得红白两色分外鲜明，具有浓烈的时代特色。纹饰均依据器物的不同部位分为主要画面与边缘画面，主要画面施中心纹样，边缘画面用辅助纹样。为适应画面特殊形状有的也作方形的单元结构，纹样的基本元素是“C”形和“S”形的卷云纹。以此构成各种不同的单元内容，多数为二方连续的构图。有少数单独设计的兽面纹图案，双目对称，形似青铜器上的饕餮纹。
这些彩色图案是夏家店墓中最精彩的部分。虽然是绘制在陶器表面。但由于色彩搭配合理，构图精巧，手法熟练，所以器物整体看起来非常大气，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是当之无愧的礼器。令人称奇的是这些纹饰与比它略晚的商代青铜器表面常用的夔纹、兽面纹和饕餮纹等在形式和构图原理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以青铜器本身的地位而言，施用这样的纹饰并不奇怪，而在陶器表面作这样的处理却实属罕见，更耐人寻味的是大甸子本身的时代要早于商代青铜器使用这些纹饰的年代，可见不是这些陶器仿铜器花纹，而是晚期的青铜器模仿这些陶器装饰。这些情况说明中国青铜器极盛时期的施纹程式和某些图案结构早在商代以前就已经出现并达到了成熟的地步。以大甸子为代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对商代青铜器制作工艺影响是相当大的，这种彩色花纹也就成为了商代铜器花纹的先驱。
大甸子墓地不是孤立存在，在它的西南还保留了一处南北长350米、东西宽200米的圆角长方形夯土城址，面积约7万平方米，城外围绕宽10多米的护城壕沟，是一处由土筑城墙、环壕聚落和墓地组成的大型低台地遗址。类似的遗址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还很普遍，在赤峰附近英金河沿岸和敖汉旗、辽宁阜新等地都发现了许多砌有石围墙的城址遗址。它们多分布在依山傍水、视野开阔的河边台地上，大小不一，从一两万到十几万平方米不等，不仅有城墙，而且挖有城壕。在一定区域内小型多，中型少，大型的只有一两处，形成带有普遍规律性的聚落形式。大甸子遗址从各种情况上分析应是该文化的一处中心聚落，对于探索我国北方地区由氏族部落向早期都邑酋邦制国家转变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郑州商城
商灭夏以后，在中原地区开始了它长达600多年的王朝统治。虽然都城屡迁，在各地留下了不少相关的遗迹，但从考古发现来看，还是以它最早建都的地点影响力最大，商人称其为“亳都”，也就是今天的郑州商城——它北临黄河。西依嵩山，东南面向广阔的黄淮平原，占尽了地利上的优势。3 600年前，一个伟大的王朝就从这里起步，迈向历史的深处。3600年后的今天，这里成了后人朝圣历史的必经之地。
因为完全被现代郑州市区所叠压，所以对于郑州商城的了解有一个较长的过程。首先只是在市区东南郊一个名叫二里岗的高地上发现了属于商代早期的陶器和石器，获得了一个比安阳殷墟时代更早、范围更大的商代遗址，并因此命名了二里岗文化，成为早商文化的代表。郑州商城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不过这时人们对它的了解程度还仅限于它是一处较大的遗址而已。
接下来的发现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惊，人们在这片本以为是普通遗址的地下又发现了一座商代城址。探查出完整的内城城垣与南部一段郭城。内城呈长方形，城垣周长约7公里，其中南墙与东墙各长约1．7公里，西墙长约1．87公里，北墙长约1．69公里，面积3平方公里。墙基最宽处达32米，地面上残留最高约5米左右。城垣上共有缺口11个。可能是城门。城墙采用分段版筑法逐段夯筑而成，每段长3．8米左右，夯层薄，夯窝密，相当坚固，并且在城墙内侧或内外两侧发现夯土结构的护城坡。
随着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郑州商城的完整结构认识得更加全面了。人们找到了它的外郭城、护城壕，对城址的具体筑造方法也有了新的认识。城址面积达25平方公里。内城外侧有郭城。其南面、西面均是坚实的夯土墙，长达6公里。郭城外侧为护城壕，与城墙走向平行，中间有10米左右的过渡地带。护城壕断面呈倒梯形，上宽下窄，内坡向下斜直。在内城东部与郭城之间有一处湖泊，深13米以上，与护城壕内的水域连通。它与郭城、护城壕共同组成完整的防御体系。虽然都是夯土结构，但内城与郭城的建筑方法不尽相同。郭城的筑法是先在城墙位置的地表挖一个口部略宽于底部的基础槽，深1米一1．8米。基槽内以夯土打底起筑，待夯到地面高度时再夯筑城墙地上部分的墙体，内城四面城墙则是没有基槽平地起建的，说明郭城兴建时所考虑的坚固程度要远远大于内城。内城专门为保护宫殿设施而建，所以设计得比较规整，城区方正。墙体笔直。郭城的走向围绕内城，并且依照地势而设计，因此形状虽然不十分规整但防御的性质十分明显。这是中国古代最早而且是最大的一座王都，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建有城垣的王都，它拥有城墙、宫殿、手工作坊、祭祀窖藏、青铜礼器、防御设施和配套的供排蓄水系统，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有开创性的地位。至此对于城址本身的认识终于达到全面。
近年来，在郑州商城西北的小双桥，又发现了年代相当于郑州商城晚期的王室祭祀遗址，出土了大型夯土建筑、青铜建筑构件、丛葬坑和大量人骨架以及埋有牛头或牛角的祭祀坑等。有人认为它是郑州商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那么郑州商城的规模应更为巨大，面积估计70多平方公里。
在郑州商城内北部和东北部有近40万平方米的较高地带，发现有大、中型夯土台基建筑遗存多处，应是商代大贵族居住的宫殿区，宫殿区东部还有蓄水池和石板砌筑的输水管道等贮水设施。城内有房基、水井等各种遗迹，但当时的居民区、手工业作坊以及中、小型墓地则主要分布在内城墙外。以铸造青铜工具为主的作坊在南墙外，烧制陶器的件坊在西墙外。制造骨器和以铸造青铜兵器为主的作坊则位于北城墙外。小型墓的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中型墓多随葬青铜礼器、玉石器及象牙器，一座墓中有殉人。遗址中还出土原始瓷器和刻辞卜骨等。
关于郑州商城还有一点特殊之处是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精美窖藏青铜器，其中大量是商王的礼器。1974年，人们在西北段城墙外挖防空洞时发现了一处窖藏，共埋藏有12件铜器，包括大方鼎4件，爵和戈各2件，簋和钺各1件，方鼎中有2件套放在一起，其余较小的铜器也都放在方鼎内。1982年，一个食品厂在基建过程中，在城墙东南角外发现了第二处窖藏，埋藏铜器13件，其中有大方鼎2件，大圆鼎1件，小圆鼎、樽和觚各2件，罍、卣、盂和盘各1件。1996年，一家公司在施工时于西城墙南段外侧发现了第三处窖藏。这个窖藏中只有2件东西并列放置的大方鼎，最大的1件竟高达100厘米。这三批铜器器类齐全，包括了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兵器：同时，铜器形体高大雄伟，铸造精美，纹饰讲究。铜器都被埋在城外距城墙很近的高地上，放置有一定规律，窖藏内的地面经过加工，有的还铺有木板和朱砂，有的窖藏附近还发现埋有牛骨架的灰坑，因而推测这些窖藏具有祭扫坑的性质。但也有人认为这些铜器是因商王朝内部发生动乱而临时埋藏起来的，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再次取出使用。
商人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建都有其政治上的考虑，也有历史因素，此外可能还有地理及经济方面的原因。自从将都城定在亳都以后，商文化的影响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展与提高，这个时期从北方地区到长江以南，从甘青地区到东部海滨，在极其广阔的范围内都出现了青铜文化。这些考古资料都与郑州商城内出土的遗迹和遗物完全相同或大体相近，因而可以认为以郑州商城为中心的青铜文明曾大规模地向四周传播。这一先进文明的强有力扩展，不仅使得中原商王朝的疆域前所未有地扩大了，而且让更为广阔的地区从此迈进了青铜时代。它的影响力与殷墟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郑州商城是一座拥有宫城、内城、郭城和护城壕的规模庞大的城址，也是第一座具有一定规划布局的都城遗址，对于研究商代历史和古代城市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它是极盛时期商代的都城，对于解析当时的历史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殷墟妇好墓
在中国历史上，商朝“喜欢”迁都是出了名的，它在前期曾经五迁都城，直到商王盘庚时期定都在今天河南安阳殷墟附近才稳定下来。殷墟考古重要发现不胜枚举，甲骨文、青铜器和贵族大墓，每一项都显示了商王朝强大的国力。
商朝第23王武丁时期，商的国力最为强盛，它通过一系列战争，打败了周围二十多个方国，将王朝的版图扩大了数倍。但是武丁本人并不出战，代替他东征西讨的却是他的王后妇好。妇好是武丁的夫人，同时也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女将军。据说她领兵作战一次就带13 000多人，全国几乎一半以上的军队都交给她指挥，她为商王朝的江山社稷立下了汗马功劳。妇好不但能带兵打仗，而且还是国家的主要祭司，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先祖、祭神泉等各类祭典，除此之外又任占卜之官。商朝是个迷信很重的国家。人们认为所谓国家大事一个是战争，另一个就是祭祀。妇好既会打仗，又掌握了祭祀与占卜的权力，地位非常显赫。
玉象妇好的事迹在甲骨卜辞中多有记载，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1976年考古工作人员在殷墟发现了这位英雄的墓葬，墓的形制规模及随葬物品的精致程度再一次让人们从实物上感受到了这位英雄的与众不同。墓中出土龙纹大铜钺和虎纹大铜钺各一抽，上面刻有“妇好”字样，可以断定是其生前曾使用过的武器。这两件武器一件重8．5公斤，另一件重9公斤。妇好能使用这么重的兵器，足见其力大过人，武艺超群，名不虚传。
妇好墓呈长方形。南北长5.6米，东西宽4米，深达8米。墓室上部还有一座用于祭祀的夯土建筑，墓里面有专为陈放大量随葬品而设置的二层台、腰坑、东西壁龛等设施，葬具表面还附有一层麻布和一层薄绢用于装饰。墓内殉人16个，分布于椁顶上部、椁内棺外、壁龛和腰坑等处。另外还殉葬狗6只，分别位于椁顶上部和腰坑当中。
墓内共出铜器、玉器、骨器、象牙器、陶器、蚌器等各类随葬品1 928件。此外，还有6 800余枚贝，分别放在棺椁内和填土中。填土中有陶爵、石磬、象牙杯、玉臼、石牛、骨笄、箭镞等，椁内放置大量青铜礼器，棺内则主要放置玉器、贝等饰物。
铜器共460余件，分为礼器、炊器、食器、酒器、水器、武器、杂器、工具、乐器等十多个门类，铜器有些两两成对，有些数件成套。有些礼器可能是墓主生前宴享或祭祀时使用的，而两件铜钺等兵器则是她拥有至高军权的象征。礼器数量最多，有200多件。有不少是前所未见或少见的重器，其中三联觑由长方形六足觑架和3件大甑组成，在甗架和甑内壁及耳下分别铸有“妇好”铭文；带盖偶方彝，上部形似殿堂屋顶，器底铸有“妇好”铭文；“司母辛”大铜方鼎、鹗尊和“司母辛”四足觥等都是很少见的珍品。铜器上大多铸有铭文，如“妇好”、“好”、“司母辛”、“亚其”等，表明铜器的归属。“母辛”是子辈对其母的称谓，即妇好。妇好是她在世时人们对她的称谓。“辛”是她死后的庙号。
另外，墓中还出土铜镜4面，镜面平薄，背部有桥形纽，饰叶脉纹或弦纹兼密布的竖直短道，它们的出土证明，最迟在武丁时代中国已使用铜镜。
墓中出土玉器750余件，均为软玉。大部分是新疆玉，少量为岫岩玉、独山玉等。其中有礼器或装饰用的琮、圭、壁、环、璜及各种佩饰等，有用作仪仗的戈、矛、戚、钺、大刀及斧等，还有生活用具及杂器。这些玉器均为浮雕和圆雕制品，许多器物雕刻相当精致，特别是雕成人像和各种动物形象的装饰品，造型多样，线条流畅，堪称商代玉器的精品，显示出当时造型艺术与琢玉技术所达到的高度水平。其中腰插宽柄器的跽坐玉人高7厘米，盘辫戴冠，着交领衣，长袖窄口，腰柬宽带，神态倨傲，似为奴隶主；头顶梳小辫的跽坐玉人高8．5厘米，着衣，赤脚，可能是女奴的形象。这些玉器不仅是研究商人衣冠发式的珍贵资料，而且对研究当时不同阶级的人物形象以及商代的人种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动物形象的玉雕中有龙、虎、熊、象、马、牛、凤、鹅等二十几种，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皆是罕见的珍品。
石器共出土63件，以大理岩、石灰岩等为原料。器类有豆、盂、觯、壶、瓿、罐、磬、动物雕刻等。此外，还有玛瑙、绿松石、孔雀石以及绿晶等质料的宝石器。器形有虎、鸽、龟、蛙、蝉等形象，雕刻也较精细，可与玉雕媲美。
骨器共560多件，有勺、匕、梳、镞、笄及虎、蛙、人形骨雕等，以笄的数量最多。其中的3件象牙杯是罕见的瑰宝，杯身用中空的象牙根段制成，分别雕成夔鋬杯和虎錾杯，通体雕刻鸟纹、饕餮纹、雷纹和夔纹，并镶以绿松石片，技艺非常精湛。
武丁时期，对周围侵扰商朝的各诸侯国、方国展开了一系列的征讨，在带来了国家稳定的同时，也给人民创造了比较安定的生活空间，商王朝从此开始了良性发展的历史，物阜人丰，国富民强，有“武丁中兴”的赞誉。妇好由于战功卓著、地位尊贵，加之赶上了王朝强盛时期，所以去世以后，受到了商王朝等级极高的厚葬，她的墓葬规格与王墓相比都丝毫不逊色，反映了武丁时期在文化艺术上的杰出成就，对于研究商朝的社会经济有重要参考价值。
盘龙城遗址
盘龙城位于湖北省武汉市北郊，因盘龙湖环抱而得名。古城坐北朝南，紧邻市区，遗址面积7．5平方公里。它是3 500年前，长江流域孕育的一座商代古城。
城址位于府河北岸高地偏东南部。平面略呈方形，南北长约290米。东西宽约260米，北偏东200米。四面城墙中部各有一个城门，南墙、西墙及北墙西端还保存有高出地面1—3米的夯土残垣。夯层厚10厘米左右。城墙内侧坡度较缓，有支撑夯筑城垣主体时使用模板的斜行夯土，并形成斜坡以便登临，城墙外侧较陡可以有效地御敌。城垣外侧有宽约10米、深约4米的护城壕，壕沟内侧边略高出外侧边。在壕沟底部发现桥桩的柱穴，说明壕沟上当时架有桥梁，以利城内外的交通。
城内东北部高地上有宫殿基址，是一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下层宫殿建在生土上，营建上层宫殿群时，地表经平整，大型夯土台基南北长约100米、东西宽约60米，高1米左右，再在上面修筑宫殿，有3座前后并列、坐北朝南的大型宫殿基址。
l号基址长39．8米，宽12．3米，有高出地面0．2米的夯土台基，台基表面已遭破坏，仅保留建筑物的柱洞与墙基。台基四周的外沿各有一排大檐柱洞，东、西两侧各5个，南边20个，北边17个。前后并不对称，可能是在柱头架檐檩，檐柱直径半米左右，埋在深0．7米的地下，底有大石块柱础。房顶出檐，檐柱前部两侧有直径较小、埋得较浅的挑檐柱穴。整个建筑面宽38．2米，进深11米。中心为四间横列的居室，面宽33．9米，进深6—6．4米。中间二室面宽略大，各室南面各有一正门，中间二室北壁又有后门，四壁都是木骨泥墙。在四室与檐柱之间，形成一周宽敞的外廊。屋顶为四阿重屋式，顶部覆盖茅草。2号基址不如1号保存完整。位于1号基址南部，相距13米，建筑技法与1号基址相同，但檐柱前后左右对称，顶上的梁架结构更加整齐。以古代前朝后寝的宫廷建筑制度考虑，采用的是“前朝后寝”的格局，2号基址可能是只有一个大厅的前朝部分，其北面的1号基址则是后寝部分。在这个基址的西侧还发现有陶管相接的排水设施。宫殿区四周分布着居民手工作坊遗址和小型墓地。
在城址的四周都有商代的文化堆积，但不见大型建筑基址，当为一般居民区和手工业区。另外在城址的东、西、北部还有商代贵族的墓葬。大型墓葬长宽都在3米左右，有精致的雕花木椁，外壁阴刻餮餮纹和云雷纹，阴线内涂朱，余者涂黑。椁内有棺，底有腰坑，殉人或殉狗。雕花木椁之外也有殉人。墓主的随葬品有鼎、簋、甗、鬲、圈足盘、小盘、晷、盉、斝、觚、爵等青铜礼器，还有钺、戈、矛、刀等青铜武器和戈、笄等玉器，陶器有鬲、罐及印纹硬陶的尊、瓮等。普通贵族墓墓圹长2米、宽1米左右，皆有棺、椁和腰坑，腰坑内殉狗一只。随葬品为青铜的鼎、斝、觚、爵、鬲等，但每个死者只用其中的一种或几种。另外往往有戈、镞、斧、锛等青铜武器、工具，石镰等农具，鬲、缸等陶器和尊、瓮等原始瓷器随葬。平民墓墓圹窄小，往往宽仅0．4米，长2米左右，有棺无椁。但有殉狗的腰坑。随葬品主要是很少的陶器，有时也有1件小型青铜礼器，如爵。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种类繁多、造型独特、花纹绮丽，是中国青铜时代一个缩影。其数量占整个商代前期出土青铜器的三分之一，是我国迄今发现商代前期最多的一组铜器群，数量及种类都超过了当时的王都——郑州商城。
盘龙城青铜器在器类、纹饰、铸造等诸多方面有特殊的地位。有中国最早的青铜大圆鼎、精美的雕花钺形器、钩刀等皆为精品，其中一件青铜钺长41厘米，实为罕见。墓葬中出土的提梁卣，造型、装饰乃至铸造极其精致，是已知的我国最早用分铸法铸成的实用器。盘龙城出土的一批先进的青铜农具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金属工具之一。玉器是商朝身份、权利和财富的象征。出土的一件长达94厘米而厚只有0．5厘米的大玉戈，在商代玉器中非常难得，是中国古代的“玉戈之王”，显示出商王朝当时在南方的军事实力。在墓葬中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木雕艺术品，雕刻着由饕餮纹和云雷纹组成的花纹，出土时色彩十分鲜艳。盘龙城的制陶业很发达，已收集的陶片标本数以万计，已复原陶器2 000余件，其中不少是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器，把我国古代烧造瓷器的历史提前到公元前1500年。这里出土的一个大陶缸，直径约50厘米，高达100厘米以上，是迄今商代陶缸中最大的。
盘龙城内仅有宫殿建筑，具有宫城性质；城外则是居民区和手工业区，反映这一古城尚属早期城市的形态。盘龙城遗址在城墙的夯筑技术、埋葬习俗、陶器特征、青铜工艺、玉器风格等方面，均同黄河中游的郑州商城二里岗上层文化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而宫殿的营建手法则同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安阳小屯宫殿基址的建筑技术属于同一个传统，证明商代中期时商文化确已分布到长江流域。同处长江中游的不少同时期的遗存，虽曾直接或间接受到中原地区二里岗上层文化的强烈影响，但遗址中的大量灰白陶和印纹陶，均系本地原有早期文化因素的继续。盘龙城遗址的内涵，则基本为二里岗上层文化因素，属商文化系统，仅红陶缸的比例远远大于黄河中游，说明仍具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此地大概是商人在长江之滨建立的一个重要方国。
盘龙城是中国唯一一座基本未受到破坏的商代早期城市遗址，其灿烂的青铜文化、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完备的城邑形态和功能，对研究城市文明发展史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它的城址规模不大，但“五脏俱全”，宫殿区、手工作坊区、生活区、墓葬区分布明显，开辟了我国前朝后寝等的宫殿建筑的格局形式，其基本布局与商朝王都郑州商城相仿，但却保存了比郑州商城更原始的城市历史形态，因此被誉为研究我国早期城市和国家形态的一只“麻雀”。
新干大洋洲商墓
新干县位于江西省中部、赣江中游，自古为赣粤交通要道上的重地。20世纪60年代，在县境内大洋洲乡赣江东岸的沙丘上，发现了一座东西长8．22米、南北宽6．6米、带有二层台的一棺一椁形式的商代晚期大墓，墓内随葬品异常丰富，青铜器数量达480余件，是江南地区商代青铜器的一次重大发现，也是国内目前在同一遗迹单位内出土商代青铜器最多的一次。
大洋洲商墓所出土的青铜器，工艺精美，品种兽面纹虎耳鼎繁多。礼器有鼎、鬲、觑、簋、豆、匕，酒器有罍、瓿、卣、壶、瓒、勺；乐器有镩、大铙；兵器有胄、钺、戈、戟、矛、长刀、短剑、铡；用器有杖首、炭箕、厨刀；工具有斧、钻、凿、刻刀；农具有耜、臿、犁、镰等。此外还有许多饰件和青铜杂器。大洋洲商墓的青铜器多成组成套。如夔形足扁足鼎，有大小不同30多件。与鼎配合使用的匕也有多件，重叠放置。有的器类有几种形制，如工具中有形状、尺寸都有差异的钻，有平刃、斜刃的刻刀等。
商代的青铜农具出土极少，原因在于农具作为生产活动中的实用器，在破损后无法修复而只能回炉重铸，很难得以留存；二是在商周时期，青铜制品还很珍贵，青铜主要用来铸造礼器和兵器，首先满足祭祀与战争这样的国家大事，农具仍以石、木等质料的器具为主；三是中原一般不用农具来随葬，目前所见的一些农具也主要是出自遗址和窖藏。大洋洲商墓农具众多，堪称农业考古上的重大发现，更是同时期其他青铜文化中少见的。其中镰的形制，是后来流行于长江下游镰的前身。青铜犁也是时代较早的器类。农具中的臿，也有不同的造型。铜耒是目前出土的商代青铜耒中唯一的一件，也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青铜耒。
大洋洲商墓青铜器中有不少大型器物。其中的大方鼎形制宏伟，通高97厘米，重49．2千克，方腹平底，鼎耳上各铸一卧虎。方腹的四面都饰有兽面纹和乳钉纹，四足饰羊角兽面纹。大觑通高110厘米，重78千克，上部为大口盆形的甑，下部为鬲，两部分合为一体，四个袋足。除耳上双鹿以外，整个器物一次浑铸成形，纹饰精美，堪称“中华觑王”。方卣，通高29厘米，细颈方腹，提梁贴靠颈侧，梁端为龙首形，盖纽与梁间有蛇形绊链，饰饕餮纹，圈足饰镂空云纹，腹面有孔，内部有十字形管道，底部也是双层，便于用炭火或沸水加温。饕餮纹小方鼎，底部也是双层，两底间的腹面设一小门，可以向上揭开，将炭火置入加热。青铜器的装饰工艺也很发达，戈与大钺上分别有嵌绿松石和嵌红铜的花纹，铜器表面装饰富有地方特色的燕尾纹、编织纹、变体兽面纹、阴刻云雷纹和立体圆雕虎等动物形象。
大洋洲商墓的青铜器许多与中原商文化的器物相同或类似，但又有不少明显的地域特征。如在礼器的组合上，绝大多数是食器，酒器只占了很小的比例，并且只有盛酒器与注酒器，而缺少饮酒器，一般常见的尊、觚、爵、角、斝等器类组合都不多见，与中原地区青铜器中酒器占大部分的情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即使是形制和中原类同的器物，不少也有特别的装饰或花纹，如器耳上多附加虎、鹿一类动物形饰，纹饰间多有燕尾纹、阔口的牛首纹等。食器中扁足鼎尤为多见，有大小不同的几十件。鼎耳上都饰立虎，扁足作浮雕状的夔形，个别还有扁足作鱼形的，更为特异，不见于中原地方。乐器中的大铙，在商代是南方特有的器种，三件铙纹饰彼此不同，有的饰有云纹、联珠纹、有的饰勾连雷纹，是前所未见的精品。青铜礼器表达了对虎的崇拜，以虎的形象为主题图案是大洋洲青铜器独有的装饰特点。虎或以立体的形式出现于青铜容器的耳部，或简化为虎头兽面纹饰于器物腹部，或变形为虎足支撑铜鼎。其中一只双尾虎是新干商代大墓的象征性器物，它长近一米，高约半米，虎背上伏着一只小鸟，看上去更像一只大猫，不仅不凶恶，还十分可爱，而且这只老虎还有两条平行并列的尾巴。
兵器的特色更多。墓中有一些象征统治者权威的器物，如象征兵刑权力的大钺等。戈均系直援无胡，有方内、曲内两大类。其中曲内戈。内作无角兽首形，显示利齿。长刀形状狭长，前端钩卷，背上有插入书必内的片状环。戟为浑铸，以直援的戈与长刀合为一体。兵器中的短剑尤其值得重视，这种短剑的剑身下端平直，有短茎，比西南地区出土的早期柳叶形剑、周初的柳叶形剑更近于东周流行的剑的形制。这种短剑的发现，为东周剑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线索。个别兵器上铸有符号，类似于当地陶文，可能是文字。
在大洋洲商墓中还出土不少形式特殊的礼器。一件青铜人面高60厘米，作两面相同的人面形，中间有管上下通贯，可插入木质杆状物。人面顶上有双角，角上饰云纹，双目圆睁，尖耳阔鼻，张口，露出牙齿，有一对卷弯的獠牙，可能与当时的祭祀崇拜有关。还有瓒，前部形如粗矮的觚。后有长柄，系举行隆重的裸（guan）礼时所用，甚为罕见。每当盛大的祭祀时，君主用瓒从罍等大型贮酒器中舀取鬯（chang）酒，然后缓缓地将酒注于地上，以祭享自己的祖先，称为裸礼。这样的墓主一般身份很高。
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大墓是目前已知商代遗迹大规模分布的最南端标志性实物，填补了关于江南商代遗迹分布研究史的一大空白，其惊人的发现可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相媲美。青铜器数量之多、造型之奇特、纹饰之精美，堪称中国南方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并有“北有妇好、南有新干”的美誉。新干大墓出土青铜器不仅融合土著与多元文化因素为一体，而且呈现出了“多、奇、精、美”等特征。充分说明了墓主强大的势力和显赫的地位，可能是商王朝江南的一个方国。它的发现，弥合了江南文明史的断层，成为揭开3 000多年前长江流域文化之谜的重大依据，它融合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土著等诸多文化因素，成为探索华夏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重要物证。
三星堆遗址
一提起蜀国，马上会令人想到李白“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那么在如此难行的蜀道终端古代蜀国又是什么样子呢，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让人们真切地感受了一番那些曾经有过的灿烂与辉煌。
在四川广汉市东南约三公里，有三座突兀在平原上的黄土堆，三星堆因此而得名。这里是商代的一座城址，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曾多次发现埋放玉石器和青铜器的祭祀坑，80年代中期两座年代相当于商末周初的大型祭祀坑惊现于世，出土有大量金器、青铜器、玉石器、象牙、海贝、陶器等共1 700多件。金器中有制作精美的杖、面罩、虎形装饰。青铜器除罍、尊、盘等容器外，还有大小人头像、立人像、跪坐人像、人面像、人面具、兽面、眼形器、眼泡、太阳形器、神树、神坛和神殿等前所未见的新奇造型。玉器也是主要发现之一，有600多件，造型有璋、琮、瑗、璧、斧、戈等。此外，还有象牙80多根，海贝4 000多枚。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绝大多数是祭祀用品，带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和浓厚的神话色彩。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主要特点。三星堆器物的一个奇特之处。是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青铜面具。面具几乎全是粗眉毛、大眼睛、高鼻梁、阔扁嘴，两只耳朵上各有一个小孔，表情似笑非笑，似怒非怒，极具威严。
2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立人像，重180多公斤，是青铜铸成的一尊细而高的人像，连底座高2．62米，人像净高1．7米，这样高大的青铜铸像在商代青铜器中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世界上现存最高的古代青铜像。其相貌直鼻大眼，方颐大耳，头戴兽面形高冠，身着左衽衣服，分为三层，最外层衣服近似“燕尾服”式的袍子，佩脚镯，光着脚，站在一个高高的底座上。铜人两臂平抬。两手一高一低，呈持握状，似乎在执物奉献祭祀。推测是一个出现在祭祀场合中的巫师或神，不是平常人。
与铜人像同出的大型兽面具宽1．38米，重80多公斤，造型极度夸张，方形的脸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角尺形的大耳高耸，长长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狰狞、怪诞，可谓青铜艺术中的极品。
青铜神树高3．8米，共三层，分为九枝，每个枝头上站立一只鸟，枝下硕果钩垂，树干旁有一条龙援树而下，十分生动，内容反映的应是《山海经》中太阳在扶桑树里洗澡的神话故事，树上停的可能就是代表太阳的“金鸟”。
三星堆遗址中表现眼睛的遗物数量众多。如大面具，眼球极度夸张，瞳孔部分呈圆柱状向前凸出。长达16．5厘米：凸目铜面具，双目凸出的圆柱长9厘米。此外，还有数十对眼形铜饰件，包括菱形、勾云形、圆泡形等十多种形式，周边均有榫孔，可以组装或单独悬挂、举奉，表现了三星堆人对眼睛特有的重视。眼睛纹常常作为主题花纹出现在重要图案的中心部分，如大立人像头顶花冠的两侧、身披法衣的凸目铜面具双肩中心等。这些实例证明，崇拜眼睛是三星堆人信仰观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崇拜的社会内涵和精神实质，可能是对以纵目为特征的蜀人始祖之神“蚕丛氏”的崇拜。“纵目”就是眼睛凸出。有人研究认为蜀王蚕丛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甲亢病患者，生前眼睛格外凸出，而他的后人在塑造蚕丛神像时，抓住了这一特点并进一步“神化”。铜面具眼睛瞳孔部分一定要作圆柱状凸出。正是符合了古代蜀王蚕丛的形象特征。
三星堆器物中还特别强化了对人手的夸大和神化。大型立人像就有一双超过正常比例一倍以上的大手。平举在正前方视线焦点的显著位置。神坛上成排的小人像、神树基座上跪祭人像也都有一双超比例的大手。在大神树巨龙身上，长有一只平伸的巨大人手。大铜人身披的法衣上面飞龙的前后爪也都呈现为握作空拳的人手。一件玉璋之上，有八只巨大的人手，从天而降，握成空拳，拇指按在神山的外侧。这些手势的重复出现，说明它们已经成为一种与神交往的形体语言，而从天降下的大手和人兽合体上面的人手。则证明人手已升华为神手，并在后来形成以手纹等为主体的巴蜀符号，逐渐具有了神圣的宗教符号的意义。巨大的人手又主要出现在具有巫祭身份的青铜人像、刻画人像上，突显了神职人员的特殊法力和半人半神的社会地位。
对鸟的崇拜在当时也十分盛行。最突出的是神树上的立鸟，最多的有9只，均作展翅欲飞状，爪下为成组的仙果和象征太阳的光焰状圆环，有的呈现为人首鸟身的精灵形象。这些立鸟可能具有神的使者、太阳负载者和氏族图腾等多方面的文化内涵。在神坛方型顶部的四个立面正中，也有一只双翅展开的人首鸟身像，它应是神坛上的一位主神。金杖长1．42米，有两只相向的鸟，两背相对的鱼，同时有充满神秘笑容的人头像，一只羽箭将鸟和鱼组合在一起，刻画于象征王者的头像之上，显然是一种图腾。它们所代表的正是古代蜀国统治集团“鱼凫氏”的族徽。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美学等诸领域的重要空白，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令人重新认识巴蜀文化，表明在夏商时期甚至更早的阶段，这里都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并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强烈的本地特征，可能受到来自西亚、近东、欧洲等异域文化的影响。祭祀坑出土的象牙、海贝等表明古蜀国与周边国家甚至更远的地区已有了广泛的商品交流。
三星堆祭祀坑中的大部分器物都是蜀国王室的宗庙重器，大多被事先破坏或烧焦，可能是遭遇改朝换代，新王朝将前代王室的宗庙重器全部焚毁，在举行祭祀仪式后埋入坑中。也有人认为就是祭祀坑，是蜀人祭祀天地山川诸自然神祗的遗迹。青铜的人头像、人面像和商具代表被祭祀的祖先神灵，青铜的立人像和跪坐人像则代表祭祀祈祷者和主持祭祀的人，眼睛向前凸出的青铜兽面具和扁平的青铜兽面等可能是蜀人崇拜的自然神祗等，这是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
北赵晋侯墓地
据司马迁的《史记·晋世家》记载，叔虞是周武王的儿子，成王的弟弟，年幼时经常与成王在一起玩耍。有一次，成王把一片桐叶削成玉圭的形状对叔虞说：“以此封若”。不久。史官就请成王选择吉日举行分封叔虞的仪式。成王说：“吾与之戏耳。”史官说：“天子无戏言。”于是。成王便封叔虞于唐国故墟。到叔虞的儿子燮时，因其境内有一条著名的河流晋水，便改国号为“晋”。
是否因一句戏言，成王封弟于唐，已无从考证。但分封是事实，而且在西周初年的大分封中，晋国确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封国。然而，叔虞始封地——唐，究竟在何处？司马迁在《史记》中只记载“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虽然汉代以后的学者都认为唐在今山西省境内，但关于其具体地点，说法颇多，莫衷一是。可见，有些问题仅依靠文献是无法解决的，这就需要借助考古学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寻找晋文化的考古工作在晋南展开。1962年考古工作者在晋南发现天马一曲村遗址。位于山西曲沃和翼城两县的交界处，遗址面积近11平方公里，包括各类居址、作坊区、墓葬区。1963年首次发掘，1979年起连续发掘至今。研究者多认为天马一曲村遗址就是西周初年叔虞所封之唐。在位于北赵村的多座大墓连续被盗的情况下，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在1992—1994年，对该墓葬区先后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清理了8组17座大墓，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证明它们是晋侯及其夫人墓。2000—2001年。又清理了1组2座晋侯及其夫人墓。总的算来，目前清理的晋侯及其夫人墓共9组19座，按坑位可分作南北三排。北排自东向西依次是13号、9号、6号、7号、33号、32号、93号、102号墓；南排自东向西依次是1号、2号、8号、31号、64号、62号、63号墓；在南北两排中间偏西处夹有91号、92号墓，在偏东处夹有114号、113号墓。除64号、62号、63号墓为3座墓东西并列成为1组外，其余均为2座墓东西并列成为1组，为夫妇并穴合葬墓。
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1条或2条墓道。个别墓无墓道。葬具为木质的棺椁，为一重椁一重棺，或一重椁二重棺。棺椁周围多填塞青膏泥、积石、积炭以防潮。有些墓殉葬有车、狗等。值得一提的是，114号墓北侧二层台下发现1个坑，坑内有人骨1具，为一个殉葬的年轻女性。墓中有殉葬人在晋侯墓地仅见此一例。
随葬品有金、铜、玉、石、牙、骨、陶器等。其中铜器最多，有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以容器和乐器最重要。很多铜器上都有重要铭文，内容涉及晋侯的活动，多有晋侯之名。8号墓出土的晋侯苏钟具有重要意义。这套编钟共两堵16件，其中14件被盗而流散境外，后由上海博物馆购回。钟上有长篇铭文，详细记载了王33年，晋侯苏率兵随周王巡省疆土，并受命伐夙夷立功受赏之事。铭文对西周铜器断代、西周历法及方国史的研究都具有极高的价值。64号墓出土的8件一套编钟，铭文内容与楚公逆有关。史载晋、楚两国交往的最早时间不超过春秋早、中期之际，然而楚公逆所处的时代相当于西周晚期宣王之世，在晋侯墓中出土楚公逆的编钟，至少将晋、楚交往的历史提早至西周晚期。晋侯墓还出土了一批造型奇特的青铜器，其中很多为青铜器中首见。如8号墓出土的3件兔尊，以兔为尊，在青铜器中尚属首例。63号墓出土的简形器。盖上有立鸟为纽，盖和口沿各有一对贯耳，下有方座。四面各有一裸体人形足，方座内挂两只小铃。这种铜器造型前所未见，其功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晋侯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包括璧、璜、琮、圭、戈、环、块、玉人、组玉佩、缀玉覆面等。比较重要的是组玉佩和缀玉覆面。63号墓出土的一组玉佩饰，由玉璜、玉珩、玉管、料珠、玛瑙管组成，共204件，其中最大的璜，长达15．8厘米。纹样多用双勾技法雕刻，工艺精湛。组玉佩下端有两件玉雁，形象活泼。缀玉覆面是盖在墓主脸部的，其中62号墓所出的缀玉覆面为晋侯墓地最精彩的一组，由48件形状多样的玉片缝缀在布帛上组成人面形。眉、眼以碧玉制作。玉片多雕刻有纹饰，制作精细。最具特色的是。在63号墓出土的一件铜盒内装满了各类玉质小件器物，有玉人、熊、牛、马、鹰、龟等多种造型，其中大部分是商代的典型玉器。这些玉器墓主是如何得来的，仍是个谜。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玉器被单独放在一处并用来随葬，它们应是墓主生前钟爱之物。
晋侯墓中出土陶器不多，也没有玉器和铜器精美，但对考古学断定年代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陶鬲，使用时间长，形式变化多样，是周代考古断代的标准器。其中7号墓出土的一件陶鬲，卷沿，深腹。连裆较高，三足呈锥形，鬲身加有三个小扉棱，是西周中期较为典型的连裆鬲。对晋侯墓出土陶鬲进行早晚顺序的排定，为一些没有纪年材料出土的墓葬的断代提供了重要参考。
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晋自叔虞始封于“唐”至文侯共历十一侯，文侯以后，晋国迁都新田，又在新都附近另辟公族墓地。晋侯墓地起止年代大体是从西周早中期之际至春秋初年。研究者多认为墓主为唐叔虞或晋侯燮、武侯、成侯、厉侯、靖侯、厘侯、献侯、穆侯、文侯这9代晋侯及其夫人。
晋侯墓地无疑是20世纪西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为研究晋国考古乃至整个周代考古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具有重大意义。晋国迁都新田以前的都邑所在一直是学术界广为关注的问题，这次晋侯墓地的发掘，以确凿的实物资料证明，晋国始封地——唐，应在晋侯墓地附近。新的发掘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为什么出土铜器铭文中的晋侯之名多数与文献所记晋侯之名不符？晋国早期都城的城墙、宫殿在哪？这些谜底的揭穿，还要靠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深入的研究来逐步解决，这种探索永无止境。这就是考古的魅力，也是科学的魅力。
三门峡虢国墓地
春秋时期，晋献公想吞并虢国，以夺取函谷关等军事要地，于是他向虢国的邻国——虞国国君借道。有了虞国的帮助，晋国很快就消灭了虢国。但在回国途中晋军却发动突然袭击，俘虏了虞国公，又顺利地灭了虞国。创造了一石二鸟的经典战役，同时也留下了“假途灭虢、唇亡齿寒”的千古遗训。这个虢国就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三门峡市。
虢国不复存在，然而故事却并没有结束。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在三门峡上村岭等地发现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虢国贵族墓地和虢国都城上阳城遗址，从而再次把虢国推上了历史的前台，向人们展示了西周春秋之际虢国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提供了古代诸侯王墓葬制度的重要资料，成为20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之一。
虢国墓地是一处排列有序、等级分明且保存完好的大型邦国公墓。墓向均朝北，个别墓有腰坑或壁龛，腰坑内埋狗，也有殉狗但不挖坑。大型墓重棺单椁，中型墓单棺单椁，个别墓有棺无椁或无棺椁。有的椁内外有铜椁饰。装饰品多放在棺内，而青铜礼器及武器、车马器等都放在棺椁之间，二层台上放置陶器。墓地总面积32万平方米，国君与一般平民同处在一个墓地内，沿袭了古代族葬制的传统，但二者以界沟相隔，以示尊卑之别。因此墓地被分为南北两区，高等级的墓葬都位于北区。发现了两座国君墓、一座国君夫人墓、两座太子墓在内的250余座贵族墓葬，出土各类珍品2万多件。墓葬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国君虢仲与虢季的大墓。
虢仲墓为土坑竖穴墓，墓口长5．6米，东西宽4．4米。墓底略大于墓口，南北长6米，东西宽4．62—4．92米，深19．3米。墓穴四壁以淡绿色颜料进行涂抹。葬具为重棺单椁，外加大型棺罩，内外棺之间填塞不少丝织物。随葬品异常丰富，主要是青铜器与玉器，层层叠叠堆满整个墓室，依其用途的不同，分别放置于棺椁之间、棺罩及其周围、外棺盖上、内棺盖上、内棺内等五处。
棺椁之间：主要放置铜礼乐器及铜兵器、工具、车马器等。礼器有鼎、簋、鬲、盈、匝、方壶、圆壶、盘、盉、甗、方彝、尊、觚、爵、觯等，仅鼎就有29件。簋与鬲均为6件，分别为形制、纹样、大小均相同的列簋与组鬲。簋上铸有铭文。盈有4件，均铸有“虢仲作虢妃宝盨，子子孙孙永宝用”的铭文，器形巨大，保存完好，是同类器物中最大的。乐器铜编钟，有甬钟与钮钟各1套，均为8件，是考古发掘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两套编钟，钮钟有铭文，最长的60多字。另外还有石编磬2套16件，铜钲1件。
棺罩：有铜铃、铜鱼、石贝、陶珠等，均带穿孔，原有细绳以悬于棺罩之上。棺罩上还覆盖带有图案的丝织品与麻布制成的荒帷。
外棺盖：器物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器物主要为铜器，放在素色粗麻布与丝织物之上，有铜棺饰、铜车马器軎、辖、衔、镳以及作为兵器饰件的铜锡等。下层器物多为玉器，也有少量木器。器物下面铺有数层麻布，有玉戈、匕、柄形器等。个别上面有墨书文字，写送葬者的姓名及所送物品的名称。
内棺盖：放置玉器，数量很多，有戈、戚、璧、璜等礼器与龙、虎、龟、鱼、凤、鸟等动物形玉饰。
内棺内：由上至下可分为殓衣衾上、殓衣衾中、人身上与人身下4层。分别放置不同种类的玉器。殓衣衾上主要放置动物形玉雕；殓衣衾中主要放置礼器；人身上放置一组六璜联珠组玉佩动物形玉雕。头部有玉发饰、口内有玉贝和玉珠。头部有幎（mi）目缀玉，颈部有项饰，手部有握玉，脚下有踏玉，脚趾之间有夹玉。胸、腹、股骨间放置多件玉戈、玉璧；人骨架下面放置玉璧、戈、玉鱼等。
玉器分白、青、黄、碧等玉种，大部分为新疆和田玉，其玉质之好、数量之大、工艺之精、串联方式之复杂，在周代考古中是比较罕见的。其中的，龙纹玉璧，双面饰抽象变形云龙纹，整器圆度规整，纹饰流畅大方，富有动感。青色饕餮纹玉斧，羊脂白玉钻等，无任何使用痕迹，是作为一种标志礼玉在特定场合使用。两件玉握最为典型：右手为和田青玉，呈圆管状，周身饰旋转龙纹，是西周时期的典型器物；左手为和田青白玉，呈圆角方管状，周身饰8周弦纹，两端分别饰4只蝉纹，为商代遗物。仿生动物玉雕最为传神，有神秘莫测的玉龙，凶猛咆哮的玉虎，展翅欲飞的玉鹰，活泼可爱的玉兔，造型各异的玉鹿以及玉鼠、玉牛、玉蛇、玉羊、玉喉、玉蜘蛛、玉蜻蜓等，种类几乎囊括了我国北方地区全部常见动物。此外，玉册上有用毛笔书写的“南仲”字样，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毛笔字迹。
铁刃铜器也是重要发现，为铜铁组合器，有铜内铁援戈、铜铁叶矛、铜銎铁锛和铜柄铁削，其中一件为人工冶铁。其余三件均为陨铁制品。墓中还出土了陶、木、竹、蚌、麻、象牙等器物，有皮革制成的马甲与人的铠甲，特别是出土了一套完整的麻织品衣物，也是我国考古发现中最早的纺织品成衣。
虢季也是虢国的国君之一，他的墓葬形制与虢仲基本相同，也有自己的特色。它的随葬品总数近5 300件，仅青铜器就有2 487件，礼器有鼎、觑、鬲、簋、盨、圆壶、方壶、盘等，基本组合为7鼎6簋8鬲，还有两组乐器，即铜编钟一组8件，石编钟一组10件及铜钲1件。墓主头上有精美的缀玉面罩，人身上放置有一组七璜联珠组玉佩。它的车马坑是墓地中最大的，车有16辆，马有70多匹。墓葬中还出土了铜柄铁剑，被称为“中华第一剑”，是我国目前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
虢国墓地的发现是国内同时期墓葬中首屈一指的，尤其是多组成套的铜礼器和大量的玉石器更是无与伦比，对后世的葬玉风俗影响极深。周代是严格讲究等级礼仪的社会，不同身份死者的墓在深度、规模、棺椁数量、随葬品的多少、尤其是列鼎数量方面有极大区别。虢仲生前曾任周朝的宰相，辅佐周王治理天下，权倾朝野、地位显赫，所以他的墓葬是一座等级仅次于周天子的高级贵族墓，死后墓中可以随葬7鼎6簋，是诸侯王的待遇。周代的虢国墓地严格遵守埋葬制度，是当时社会等级关系进一步制度化的反映。
曾侯乙墓
在秦统一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列国林立，其中著名的大国是“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而有些小国却失载于文献，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幸运的是，一些湮没于地下的遗存被考古工作者发现，从而惊悉一个曾经存在于战国时期的神秘王国——曾国。这个惊世发现在1978年，湖北省博物馆对位于湖北随州市西郊擂鼓墩附近的一座墓葬进行了发掘，发现这竟然是一座规模前所未见且保存非常完好的战国时期的诸侯大墓。
该墓为岩坑竖穴木椁墓，开凿在红色砂砾岩的小山丘上，墓上的封土早已被夷为平地。墓坑规模非常大，平面呈多边形，面积达220平方米。由171根长条劈木垒成的巨大木椁置于墓坑底部，共用木料约380立方米。木椁四周及椁顶填充木炭逾6万公斤，木炭之上为厚10—30厘米的青膏泥和厚约2．5米的夯土，夯土之上铺一层石板。石板之上的封土均经夯打。椁室分东、北、中、西4个室。主棺置于东室，为漆绘的内、外两重木棺。外棺外镶有青铜框架，棺盖四周有12个铜纽，棺底部有10个蹄形铜足。经鉴定，墓主为男性，45岁左右。与墓主相伴的殉葬人共21个，均为年轻女性，皆有木棺作为葬具，其中东室置8具，西室置13具。此外，主棺近旁还有木棺1具，素面无漆，内有狗骨1具。
墓中出土的大量精美的随葬品，主要放置于中室、北室和东室，西室仅有一些玉器、木梳、木篦等小件物品。东室主要放置琴、瑟、彩绘衣箱等漆木乐器和用具及少量兵器、马具，另外在墓主周围还散落有许多玉器、骨器、角器和小件金器。北室俨然是一个武器库，放置大量兵器、车马器、皮甲胄，还有一对青铜大尊缶和竹简。中室摆满礼乐器，有悬挂在立架上的编钟和编磬以及瑟、笙等乐器，还有鼎、簋等青铜礼器，均分类陈放，井然有序，生动地再现了这位古代诸侯“钟鸣鼎食”的奢华生活。
墓中出土的随葬品达15 400多件，仅青铜器一项就有6 000余件。这些铜器采用浑铸、分铸及浑分结合、焊接等多种方法铸造，个别的还采用失蜡法铸造。器物造型新颖、奇特，花纹繁复、绮丽，普遍使用浮雕、镂空和镶嵌绿松石、错金等技法来加以装饰，图案包括大量的动物纹样和几何图案。大型尊缶、联禁大壶和镬鼎器形庞大，堪称国之重器。由方鉴与方尊缶组合而成的冰鉴，设计精巧，分合自如，器身满饰精细花纹。尊缶内可盛酒，鉴、缶之间放置冰块用以冰酒。这件冰鉴集实用性、科学性和艺术性于一体，堪称盖世佳品。尊盘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整件器物由众多部件分别铸出后焊接而成，其玲珑剔透的口沿附饰系用失蜡法制作，巧夺天工，表明早在战国时期，工匠们就已熟练掌握了失蜡法这种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
墓中出土的大量、成套的乐器，有编钟、编磬、鼓、瑟、琴、笙、排箫、篪，既有管弦乐器，又有打击乐器，不少乐器前所未见，是音乐史上的一次空前大发现，其中以保存完好的整套编钟最为珍贵。编钟大小共65枚，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153．4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一件通高20．4厘米，重2．4公斤。整套编钟总重达2 500多公斤。规模巨大，铸造精良，保存完好，在考古发现上是绝无仅有的，被称为我国古代“编钟之王”。钟面均浮雕精美花纹，有的还镶嵌红铜。全部编钟分三层悬挂在高大的曲尺形铜木结构的钟架上。钟架由六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铜圆柱承托。钟架旁还有6个“T”字形彩绘漆木锤和两根彩绘漆木棒，是用来敲击编钟的。钟上均有铭文，绝大多数为错金文字，共2 800余字，内容是关于音乐方面的，可分为标音铭文与乐律铭文两类。将标音铭文与实际测音相对照发现，编钟音律准确。每个钟都能敲出两个乐音。整套编钟的音阶结构与现今国际通用的C大调七声音阶属同一音列，总音域包括5个八度，中心音峨12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这套编钟音域宽广，音色优美，至今仍能演奏古今中外多种乐曲。乐律铭文中记有乐律名称50多个，其中多数是过去所不知道的，这些珍贵的文字资料对研究先秦音乐史具有极高的价值。墓中出土的竹管排箫、铜座建鼓、十弦琴、五弦琴等也都是首次发现。篪在已出土的同类乐器中年代最早。
墓中还出土较多精雕细刻的彩绘漆木器，如头插真鹿角的木雕盘鹿与彩绘梅花鹿，头部能转动自如的彩绘鸳鸯形漆盒，以及浮雕盘龙与蟠螭纹的盖豆等。这些造型生动、雕工精细的艺术珍品，反映了战国时期木雕和漆艺的完美结合。在一件漆木衣箱上还有一幅写有“二十八宿”名称、当中绘北斗、两边各绘青龙、白虎的天文图像，对古天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墓中还出土240多枚竹简，内容主要是记载用于葬仪的车马兵器。从简文可知曾国的有些官名与楚国的相同，反映出曾与楚的关系密切。其他随葬品像首次发现的古代铜兵器多戈戟、璀璨夺目的金盏、晶莹剔透的玉雕佩饰等也都是稀世珍品。
墓中所出土的许多青铜器上都有“曾侯乙”铭文，充分说明墓主就是曾侯乙。而根据楚王为曾侯乙制作的镩钟上的铭文，更确知此墓的下葬时间在公元前433年或稍晚。该墓的年代和墓主身份都很明确，为东周考古的分期断代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标尺。根据文献资料，东周时期随州主要为随国据有，不见有曾国的记载。而这座曾侯乙墓的发现，将一个深埋于地下2 400多年的古王国真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加之随州及其邻近地区曾多次出土曾国铜器，表明曾国是一个富庶之国，礼乐典章齐备，青铜冶铸技术高度发达，曾经拥有辉煌灿烂的文化。但曾国是否就是史籍上所载的随国，为一国两名，抑或是另外一国，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是曾侯乙墓给世人留下的一个最大谜团。
战国中山王陵
我们研究历史，就是想把已经失去的世界再找回来。历史犹如大浪淘沙，有些东西冲走了，有些东西留了下来。留下来的历史是文献古籍的记载和湮没于地下的遗存，而两者所提供的信息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有的是文献有载而未见遗存，有的是文献无载而有遗存发现，当然也有的是既有文献记载又有遗存发现，这就是常说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可以相互印证。考古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它能“穿越时空隧道”，将“古”、“今”的距离缩小，让我们重见古代，触摸古代。
根据《左传》、《史记》等文献记载，中山是春秋时期由北方民族建立的一个小国，建国时称为“鲜虞”，以后改国名为时口山。大约在公元前409年，中山国被魏国所灭，但随后中山国又将魏人赶走，收复了自己的国土。大约在公元前296年，中山国再次被赵、齐、燕等国所灭。文献记载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国都灵寿故城在现今的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一带。1974—1978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在此处发现了战国时期中山国的都城灵寿故城，并发掘了1号、3号、4号、5号和6号等战国时期的墓葬及其附属的车马坑和陪葬墓。其中，在灵寿故城以西2公里处的1号墓即是中山国王的陵墓。灵寿故城内西北部的6号墓也是一座中山国王陵，但尚不能确定墓主为哪位国王。
1号墓和6号墓的上部都有夯筑的高大封土，其上再建“享堂”。其中1号墓的封土保存较好，南北长110米，东西宽92米，高约15米，呈三级台龙形玉佩阶状，第1级台阶的内侧有宽约1米多的砾石散水，第2级台阶有壁柱和柱础等遗迹，顶部的第3级台阶则有叠压成鱼鳞状的瓦片堆积，可复原为一座周绕回廊、上覆瓦顶的三层台榭式建筑——“享堂”。两座墓的附近都有陪葬墓和车马坑。1号墓的东侧有陪葬墓2座，北侧有1座，西侧有3座；东南侧有车马坑1座；西侧由东向西依次排列有车马坑、杂殉坑、葬船坑各1座。6号墓的东侧有陪葬墓2座，西侧有1座；南面的两个坑可能为车马坑。
两座墓葬的形制基本相同，平面均呈“中”字形，中间为近方形的墓室，南北为两条墓道。墓壁抹草拌泥并用白粉涂饰。椁室均居墓室中部，平面近方形，其中1号墓的椁室用厚约2米的石块砌成。两座墓的椁室均被扰乱，从残存的痕迹看，1号墓的椁室内有4层套棺。1号墓全长110米，椁室南北长14．9米，东西宽13．5米，深8．2米。6号墓比1号墓规模略小一些。在两座墓的椁室两侧均另设放置随葬品的器物坑，其中1号墓椁室东侧有2个坑，西南侧有1个坑：6号墓椁室东、西侧各有1个坑。
两座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主要放置于椁室两侧的器物坑中，数量惊人，总数竞达19 000多件，包括青铜礼器、乐器、生活用器、雕塑以及玉石器、漆器、陶器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号墓出土的两件铜壶和1件铁足铜鼎，被誉为“中山三器”。这3件铜器上刻有铭文1 099字，主要内容是对嗣王的告诫和嗣子对先王的悼词，以及对中山国军队征伐燕国时所立功勋的赞颂。这些铭文不仅确切地说明了这座墓的主人是中山王，更重要的是记录了中山国的一些史实和中山王的世系等。铭文追述了公元前316年燕王被迫让位的事，谴责燕王哙让位于燕相之子，告诫要警惕类似事件在中山国发生。传世文献只记载当燕国国君让位时，齐国乘机入侵燕国并攻破了燕都，并未提及中山国。但中山国铜器上的铭文却说明，当时中山国的军队也参加了这场攻打燕国的战争，并在战争中立功。铭文记载了六代中山国国王，加上《史记》所载的最后一个中山国国王，我们由此得知七代中山王的世系。
出土遗物中同样令人关注的是，1号墓出土的1件错金银青铜兆域图版，长94、宽48、厚约1厘米，是一幅王陵建筑平面规划图，详细注明了陵园中居中的王堂，两侧等级较低的王后堂、哀后堂、夫人堂，四周的内宫垣、中宫垣等建筑的方位布局和各部位的尺寸。它是中国现知最早的建筑规划图。经推算和实测，规划图与实地情况大体相符。中山国这种以国王墓为中心的葬制与后来的秦始皇陵的布局很接近。
两座墓葬出土的巨大的“山”字形铜器。是前所未见的仪仗性器物，是王权的象征。1号墓出土的5件均高1．19米，6号墓出土的6件均高1．43米，下部銎内都存有木质。有些器物异常精巧，是稀世珍品。如错金银龙凤形铜方案，器足以4只伏卧的小鹿承一圆圈，圆圈之上是蟠绕成半球形的四龙四凤，龙顶又各有一组斗棋上承方案。十五连盏铜灯，高84．5厘米，形似大树，树上攀援着嬉戏的群猴，树下还有二人仰面戏逗。银首人俑铜灯高66．4厘米，男俑头部用白银精心制作，左手握螭蛇连接的两层灯盘，右手高举螭蛇连接的另一灯盘。几件错金银的青铜动物形器座，造型逼真，有错银双翼神兽和牛、犀等形象，其中以虎噬鹿形象最为生动。这些精美的器物，除银首人俑铜灯出自6号墓外，其余均出于1号墓。这些文物充分说明了当时中山国能工巧匠们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另外，1号墓出土的带暗纹的磨光黑陶鼎等，也有一定特色。
关于中山国的历史发展和族属问题，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一般认为，战国中山是春秋鲜虞的延续，是姬姓白狄建立的国家。墓中出土的大量文物，如青铜礼器、陶礼器等都与同时期的赵国、韩国和魏国墓葬出土的文物相近，具有中原文化的特点，但是墓中同时出土了许多反映游牧生活的帐幕构件、巨大的“山”字形青铜饰件和动物造型的错金银青铜饰品。这说明在战国时期，由于不同民族的长期交往和共同生活，原来文化上的差异逐渐缩小，民族融合不断加深。
中山王陵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但中山王陵不可能告诉我们这个古国全部的历史和文化。因为不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遗存，留下来的仅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根据这些资料去寻找回来的历史，需要考古和历史学者将一个个“碎片”整合，向不断接近历史的真实这一目标不断迈进。
秦始皇陵兵马俑
1974年3月29日，陕西省临潼县晏寨乡西杨村最早发现兵马俑材料，临潼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将村民们收集的陶器残片加以拼合，出乎意料的粘对出三座与真人一般大小的陶塑人像。这则消息一经报道后，马上引起了轰动，国家文物局委派陕西省组织始皇陵秦俑坑考古队对兵马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先后发现了4个大型的兵马俑坑，获得陶俑8000余件、大型彩绘铜车马两乘以及数以万计的青铜兵器等。
1979年10月秦始皇马俑博物馆开馆正式对外展出，气势恢弘的中国古代军阵惊现于世，原法国总统希拉克曾赞誉：“世界上曾有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可以说是八大奇迹了，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秦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秦俑由此赢得了“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美誉。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将包括俑坑在内的秦始皇陵列入世界文化遗址。
秦始皇陵园由皇帝陵寝、墓上建筑及众多的陪葬墓和陪葬坑等共同构成，兵马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位于陵园的东侧。由于秦始皇陵的陵寝及其他陵园设施大部分还处于保护状态，因此率先崭露头角的兵马俑自然成为人们了解帝陵神秘构造的一个窗口。
1号坑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深5米，总面积14 260平方米，四周各有五个门道，在四个俑坑中是面积最大的一个。坑内共出土兵马俑6 000余件，大部分是步兵，以步兵、战车相间排列组成联合编队。借助坑道内的夯土隔墙，将坑道分成9个过洞，每个过洞内排列着武士俑纵队4列，共36列，这些武士俑全部面向东方，身披铠甲。手执长兵器，代表了主力部队。在这支队伍的外围，沿坑的四壁还分布着其他武士俑：东长廊内站着三排面向东方的战袍武士俑，每排70件，共210件，手持弓弩，属军阵的前锋部队；南、北两侧边廊内各有两排武士俑，分别面向南、北两侧。应分属军阵的左、右翼；西长廊内有一列面向西的武士俑，手执弓弩等远射兵器，似担任整个军阵的警戒任务，应是后卫部队。
2号坑位于1号坑东端以北，面积6 000平方米。出土陶俑约1 000多件、马500余匹。2号坑是个多兵种混合编列的曲形阵，由车阵、骑兵阵、弩兵阵和车骑及徒手兵混编阵四个小阵组成，分别位于坑内的四个区域，体现了阵中有阵、营中有营的编组方法，既可各自为战，又可发挥多兵种联合作战的威力。另外，2号坑内保存了较多的战车痕迹，泥土中残留了大量清晰的车架印迹和铜质金属构件，展示了当时用车的详细情况，也证明在秦代战车仍然是作战的主要力量。
秦始皇帝像3号坑在2号坑以西、1号坑以北，由车马房、南厢房和北厢房三部分组成，平面呈凹字形，面积520平方米，仅有4马1车和68个陶俑。3号坑的陶俑不以作战队形排列，武士俑所持兵器也不是弓弩、矛、戈、钺、剑等进攻性武器，而只是一种作为仪仗的铜殳，这个坑可能是整个地下军阵的指挥部。
除了军阵队列俑以外，这个时期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彩绘铜车马，它发现于陵园的西侧，形制与真实的车马完全相同，大小相当于原物的二分之一，车马及配件全部为铜制。1号车为“高车”，配备有弩、箭、盾等武器，有保卫的功能。2号车为“安车”，车厢分为御室和乘室，两室之间用车墙加以隔断，赶车的人坐在前御室，主人则坐在后乘室。乘室后面留车门，前面及左右两侧各开一个车窗，门窗都可以灵活开闭，车顶有椭圆形伞状车盖。2号车整车配有1 500余件金银构件和饰物，极显华贵，其精湛的工艺令人叹为观止。铜车马是我国时代最早，驾具最全，级别最高，制作最精的青铜器珍品，为考证秦代冶金技术、车辆结构、工艺造型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兵马俑完全仿造真人真马制作而成，人俑一般身高在1．8米左右，最高可达1．96米，显示了古代工匠准确的模仿技术和非凡的创造力。根据服饰、装备等特征，兵马俑又可分为将军俑、军吏俑、御手俑、武士俑、骑士俑等多种形象，组成一个庞大的军阵编列体系，这也是完全模仿现实世界中人物的身份划分，因此它又是秦王朝强大军队的真实缩影，它所反映的军阵编列方法、军队编制、士兵装备、兵器配备组合等诸多实证，不但对于研究中国战争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于探讨世界军事史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秦俑不只代表军事，它提供给人们的知识范围涉及政治、军事、经济、艺术、科技等众多领域。众多的兵马俑形象有的须髯开张，性格彪悍：有的容颜浑厚，气质纯朴；有的眉清目秀，神态机敏；有的容颜喜悦，性格爽朗。年龄、地位、民族不同，其面容气质亦不相同，后代常用的模、塑、堆、捏、贴、刻、画等雕塑技法在这时都有应用；再如陶马的塑造，造型准确，比例协调。头部的塑造尤其细腻传神，是秦俑艺术中的精品。在当时缺乏起重设备的情况下，怎样把如此高大沉重的兵马俑完整组合、彻底烘干、再平稳地放到窑内烧制，都是耐人寻味的问题，因此陶俑的烧造方法至今还是个谜。再如俑坑里出土的铜剑，虽然在地下深埋了两千多年，可至今仍然光亮夺目，极为锋利，经测定铜剑表面有镀铬的氧化膜起到防锈作用，秦人如何在2 000多年前掌握了如此现代的金属工艺也是未解之谜。
古都长安城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是楚霸王项羽著名的《垓下歌》。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的最后一场战役——垓下之战，项羽兵败于乌江自刎。垓下之战结束了秦末混战的局面，奠定了汉王朝四百年基业。取得胜利的刘邦，在汜水称帝。高祖五年（前202），设置长安县，在秦代兴乐宫的基础上修建了长乐宫；高祖七年，长乐宫建成。刘邦自栎阳迁都于长安。高祖时还兴建了未央宫、武库、北宫。汉惠帝时开始筑长安城墙，并建西市。汉武帝时，扩建上林苑，开凿昆明池，造建章宫、明光宫、桂宫，还扩建了北宫。汉长安城建设在此时达到了顶峰。西汉末年，王莽又在长安城南郊修建了明堂、辟雍、宗庙等礼制建筑。
汉长安城是西汉王朝的首都，作为西汉时代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和文化礼仪活动中心，是西汉王朝的历史缩影，它曾是与西方罗马并称于世的古代著名国际大都会。汉长安城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56年开始对汉长安城遗址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古勘探和重点发掘工作。现已探清了其分布范围，基本明确了城墙、城门、宫城、宗庙、社稷、武库、市场、手工业作坊区以及重要的皇家离宫、苑囿的地望和形制等，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的考古资料。
汉长安城平面近方形，方向基本为正南北。城墙均用黄土夯筑，质地坚硬，夯层一般厚7—8厘米。城墙原来高度均在10米以上，底部宽约16米。东城墙长约6 000米，南城墙长约7 600米，西城墙长约4 900米，北城墙长约7 200米。城内总面积约为36平方公里。东、西城墙较平直；北城墙当时因邻近渭河，与河道走向基本平行，呈西南一东北方向；因迁就先筑的长乐宫、高庙和未央宫。南城墙有多处曲折。城墙外面环绕有城壕，与城墙平行，城壕宽约40—45米，深约3米。城墙与城壕一般相距30米。
汉长安城共有12座城门，每面3座，每座城门均有3个门道，每个门道的宽度均为6米，相当于4个车轨的宽度，即文献记载的所谓“三涂洞开”、“方轨十二”。12座城门中，除霸城门、覆盎门、西安门、章城门因入门不远便是长乐宫和未央宫外，其余8座城门均有1条通入城内的大街。这8条大街宽阔、笔直，或东西向，或南北向，互相交叉、接合，形成一些“丁”字路口和“十”字路口。其中最长的是安门大街，长约5 400米：最短的是洛城门大街，长约800米。各条大街的宽度均在45—56米之间，其间有两条排水沟，将全街分为平行的3股。中股道宽约20米，两侧的道路各宽约12米。据记载，中间的称“驰道”，专供皇帝行走。
长安城中与8座城门连接的8条大街将城内分为11个区，各区的功能不尽相同，建筑内容亦不一致。11个区中，未央宫（包括武库）、长乐宫（包括高庙）、桂宫、北宫、明光宫和东市、西市各占1个区，里居共占4个区。
长乐宫位于汉长安城东南部，面积约6平方公里，为西汉初年高祖刘邦的临时皇宫。惠帝在未央宫当皇帝后，长乐宫成为西汉一代的太后之宫。宫城四面应各设1座宫门，但目前未发现北宫门。宫城中部有1条横贯全宫的东西向干路，向东通至霸城门，向西与直城门大街相连接。长乐宫内的主要宫殿建筑分布在东西向干路的南部。
未央宫位于汉长安城西南角，宫城平面近方形，面积约5平方公里。宫墙夯筑，墙宽约7—8米。宫城四隅各筑有角楼。宫城四面各有1座宫门。宫城之内有干路3条。未央宫中部有主体建筑——前殴基址，后妃宫殿多在前殿以北，后宫首殿椒房殿遗址建筑规模宏大。其他宫殿建筑则多在前殿东西两侧。未央宫北部和西北部还分布着皇室官署如少府以及中央官署等遗址。未央宫北部有皇室的文化性建筑，如天禄阁、石渠阁等。中央官署遗址出土的5万多枚刻字骨签，是研究西汉经济和官制等方面最具权威性的档案资料。
北宫、明光宫和桂宫位于长乐宫和未央宫以北。目前北宫遗址的范围已经确定，平面呈长方形，周长4 660米。明光宫的考古勘察工作正在进行。桂宫平面为长方形，周长5 480米，面积约1．66平方公里。已勘探出南、北、东宫门各1座。在桂宫内发现多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
武库位于长乐宫和未央宫之间，是长安城中的皇家兵器库。武库四周筑围墙，形成平面呈长方形的大院落，东西长710米，南北宽322米，共有7个库房，出土了大量铁兵器。
宗庙、辟雍和社稷等礼制建筑位于长安城南郊。宗庙遗址包括12座建筑，建筑形制均同。传统上认为它是文献记载的“王莽九庙”。辟雍遗址平面外圆内方，主体建筑居中，建于圆形夯土台上。
东市和西市位于汉长安城西北部。东市以商业活动为中心。西市以手工业为中心，西市之内有大面积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已发掘出制陶、冶铸和铸币作坊遗址。
汉长安城的一般居民大多住在城的东北部，少数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的宅邸在未央宫附近。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汉长安城遗址东南隅清理汉墓近500座，说明横亘在汉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原是当时一般居民最主要的墓葬区。
从考古材料看，长安城的排水工程已成系统，设施基本完整。长安城内的排水主要靠街道两边的排水沟。宫殿、官署等的排水设施主要有地漏、陶质的排水管道。
汉长安城西有建章宫和上林苑等离宫和苑囿。建章宫布局形制主要仿自未央宫。其主体建筑为前殿，前殿西北有太液池。东宫门外双阙基址尚存。
汉长安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承上启下的作用。汉长安城布局上所表现出的崇“方”思想、“择中”观念、规整的城门配置制度、棋盘式道路网、 “面朝后市”和“左祖右社”的格局等方面在中国古代都城布局中具有典型意义，对后代的影响非常深远。50多年来，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考古资料成为再现这座古代世界著名大都会的历史素材，使人们看到了一幅丰富多彩、气势庞大的西汉时期的历史画卷。
居延汉简
根据文献记载，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使强弩都尉路德”修筑居延要塞，还大量徙民充实边地。居延之地从此成为汉王朝的重要边防要塞。居延塞作为汉代的战略要地之一，是抵御匈奴侵扰的前哨，不仅有烽火台、障坞墙塞等防御设施，还是作战军队的集结地，广大戍边吏卒，离乡背井，长年累月驻守战斗在戈壁荒漠上，披星戴月，风餐露宿。《木兰诗》有云：“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何等悲壮与凄凉！东汉和帝永元三年（91），汉朝军队就是从居延塞出击，北围匈奴单于于金微山。匈奴战败后离开了蒙古高原。向西远徙。奎东汉末年，匈奴的威胁已经消除，原有的居延要塞也就逐渐被废弃。
居延遗址是汉代张掖郡居延、肩水两都尉所辖边塞上的烽燧和塞墙等遗址。分布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境内，北起居延泽之西，自额济纳河（弱水）两岸，至毛目以南，自东北斜向西南，全长约250公里。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的贝格曼等人到居延遗址进行调查，并在部分地方做过小规模发掘，出土简牍较多的有10个地点，另外还有20个地点也发现少量简牍，共计约10200枚左右，现藏台湾省。1972—1976年，甘肃省居延考古队又对遗址进行了复查，并发掘了甲渠候官治所、甲渠第四燧和肩水金关等3处遗址。其中破城子甲渠候官治所出土简牍7 865枚，甲渠第四燧出土195枚，金关出土11577枚，3处共计19637枚，再加上其他地点零星采集的，总数近2万枚，现藏甘肃省博物馆。1999—2002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博物馆、额济纳旗文物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额济纳旗境内的汉代居延遗址进行了分阶段考古调查，又会同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居延遗址内13处古城和烽燧遗址进行测量，并对其中部分遗址进行了试掘，发现了500多枚汉简，命名为“额济纳汉简”。
汉代张掖郡肩水都尉所属的肩水候官，所辖烽燧塞墙包括金关及其西南地段，候官治所在地湾。居延都尉所辖烽燧塞墙分属3个候官。三十井候官塞自布肯托尼至博罗松治。甲渠候官塞从察汗松治起，候官治所在破城子。殄北候官寨在居延都尉防区最北端，候官治所在宗间阿玛。汉代居延县和居延都尉府是当时的主要屯田区。甲渠候官治所、甲渠第四燧和肩水金关等3处遗址的发掘，使我们对汉代烽燧的形制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
破城子甲渠候官治所的城堡由鄣、坞两部分构成。鄣在西北部，是一个平面23．3米见方的小堡。鄣墙厚4—4．5米，用土坯垒成，现残高4．6米。鄣门在南。鄣南为坞。坞平面近方形（47．5米×45．5米），坞墙厚1．8—2米，夯土筑成。坞门在东墙南端，门外有类似瓮城的曲壁。坞四周3米以内的地带埋有4排尖木桩，高出地面0．33米，应为文献所记的“虎落”。鄣坞内建有房屋、灶和牲畜圈等。出土遗物有弓箭、铜镞、铁甲片等，还有铁农具、工具和各种生活用品。
肩水金关是肩水候官所属的一座烽塞关城，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关门，门洞宽5米；另一部分是鄣坞，在关门内西南方。鄣在坞的西南角上。约13米见方。坞约35米见方。鄣坞的规模比候官治所小。出土遗物很多，有刀、剑、镞等武器。还有大量的丝、麻、毛、革制成的衣物鞋帽残片以及点燃烽火用的草苣。
甲渠第四燧位于甲渠候官南5公里。鄣约8米见艿，残高3．4米，方锥体，夯土筑成。鄣南的坞东西长21米，南北最宽处15．2米。而瓦因托尼的殄北第二亭，鄣仅有6．5米见方，可能是最小的亭鄣。
塞墙一般宽2．5—2．8米，高度可达3米。其构筑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内外两侧都用粗石板垒起，中间填砾石而成；另一种是用砾石压紧柴枝垒筑。
居延汉简的内容绝大部分是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一小部分是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等。最早的纪年简是元朔元年（前128）和元狩四年（前119）等汉武帝中期的。由于各遗址的性质不同，所出土的屯戌档案简册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一般亭隧遗址中出土的档册数量不多．而且仅限于与本亭隧有关的档册。候宫或都尉治所的档册，数量多，内容丰富，包括整个辖区中各亭隧的有关档案。这些档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各种登记和统计簿籍，另一类是各种公文文书。属于簿籍类的有各种名籍，如吏卒名籍、吏卒廪名籍、卒家属名籍、卒家属廪名籍、吏奉赋名籍、秋射赐劳（或夺劳）名籍等；有专门记录吏卒日常工作的“作簿”和“日迹簿”；有专记传递公文信件的“邮书课”；有统计各亭隧军事装备情况的“守御器簿”、“折伤兵簿”和“戌卒被簿”；有记出纳钱财和粮谷的“出人簿”或“食簿”等；有“驿马名籍”和“驿马阅具簿”；在候官治所还有所谓“诣官簿”，即其下属各亭隧士吏诣官办事的登记簿；在关卡遗址中还有吏民出入关的登记簿和过所、符传等。这些簿籍都各有书写格式，按规定的内容填写。各种公文文书中有诏书、檄书、牒书、律令、品约以及劾状、爰书等。这些简册原来都是按类归档的书卷、书案和簿录，但在出土时多已编纶散断，次序零乱，有些已被当做垃圾倒在遗址的一角；也有保持簿册原状的，如查科尔帖出土的“永元器物簿”。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和整理，并根据简册的形制和内容，可以恢复档册的类别和原状。
居延汉简是继敦煌汉简之后发现的最重要的汉代边塞屯戌文书。在内容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敦煌汉简，涉及汉代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法律、哲学、宗教、民族等各个领域，为汉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居延汉代烽燧遗址与简牍的发现与发掘，仿佛使我们又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古战场，烽烟滚滚。战马嘶鸣……
满城汉墓
闻名中外的满城汉墓，位于河北保定满城县西南1.5公里的陵山上。196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在此处施工时偶然发现一座大墓，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发掘，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工作队进行发掘，著名考古专家郭沫若先生莅临指导发掘工作。
在清理这座编号为1号的大墓时，在其北侧又发现了1座大墓，编号为2号墓。根据墓中随葬的铜器、漆器铭文，并结合文献记载，可以判断1号墓主应是第一代中山靖王刘胜。刘胜是汉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刘彻的庶兄，景帝前元三年（前154）立为中山王，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在位42年，是中山王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根据2号墓中随葬的铜器铭文“中山内府”和纪年“卅四年四月”以及出土的封泥“中山祠祀”、死者身着女服等推断。墓主应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根据武帝太初元年改“祠祀”为“庙祀”，可知窦绾埋葬时间应在太初元年（前104）之前。两座墓营建于西汉中期。前后相差不过10年。
这两座墓位于陵山主峰东坡接近山顶处，南北并列，墓门向东，两墓门相距约120米，属夫妇并穴合葬，即所谓的“同坟异藏”。墓室开凿在山岩之中，其营建方式可能是效仿汉文帝霸陵的“因其山，不起坟”。刘胜墓全长51．7米，最宽处37．5米，最高处6．8米。窦绾墓全长40米。最宽处64米，最高处7．9米。两座墓的形制和结构大致相同，均由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六部分构成。中室和后室有石门相隔。墓道口刘胜墓用土坯，窦绾墓用砖砌筑，再以铁水浇灌封门。刘胜墓的甬道、南北耳室和中室以及窦绾墓的中室，原来都建有瓦顶的木构房屋，已腐朽坍塌。两墓的后室，包括放置棺椁的主室和一个象征浴室的小侧室，均系在岩洞中修建的石屋。两座墓内均有排水设施。两座墓各洞室的顶部均为拱形顶或穹隆顶，周壁为弧形，符合力学原理，因而历经2 000多年，墓洞基本保存完好。
刘胜墓南耳室和甬道是车马房，内有安车和猎车等6辆车、16匹马、11只狗、1只鹿。北耳室是贮藏食物、饮料的仓库和磨房，放置大量陶器。其中有装酒的大缸，盛鱼肉、粮食的壶和瓮，还窦绾墓出土鎏金铜“长信宫”灯有鼎、釜、甑、盘、耳杯等炊器和饮食用具。耳室南部有一盘石磨，磨下有承接的铜漏斗，磨旁有一具马骨，系用于推磨的牲畜。中室是一个宽大的客厅，放置大量的铜、陶、铁、金、银、漆器及一些陶、石俑等，在其中部和南部张设两具华丽的帷帐，仅存铜帐构。后室是象征卧室的内室。放置漆木的一棺一椁和许多贵重物品。“金缕玉衣”压在棺椁朽灰和漆皮的堆积下，系用重约1 100克金丝、2 498块玉片编缀而成。通体扁平，头部和手、足已变形，仰身直肢，头西足东。人骨已朽。在象征浴室的小侧室内，配置了盆、基、灯、熏炉等铜器，还有1块搓石和1个石刻男仆俑。
窦绾墓随葬品布置的情况，与刘胜墓相似，所不同者只是随葬器物较少，中室的铜器多为明器，车马置于北耳室，陶器放在南耳室。窦绾墓车马房中有一辆小车和两匹小马，可能是当时贵族妇女在宫廷中骑乘取乐的小马车和驾车的所谓“果下马”。后室西南部放置镶玉漆木棺一具，出土时已坍毁，棺内壁镶嵌192块玉版，棺外壁镶嵌26块玉璧，其中棺盖及左右侧壁各镶8块，前后端均嵌大型玉璧1块，这种内外镶玉的漆棺未见于文献记载，在考古工作中也属首次发现。棺内出土许多随葬品，人骨已朽。“金缕玉衣”保存完好，系用重约700克的金丝、2160块玉片编缀而成。
两座墓的随葬品数量众多。按用途分别存放于各室中。刘胜墓有5000余件，窦绾墓有4000余件，按质料可分为铜、铁、金、银、玉石、陶、漆器和丝织品以及车马、俑、钱币等，大多保存完整。两座墓共出土了10辆马车和29匹拉车用的马。出土数量仅次于陶器和铜器，最具特色。一些铜器上还刻有铭文，记录器名、容量、重量、高度、编号和制作或购买年月等。其中“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错金银鸟篆文壶、鎏金银蟠龙纹壶和鎏金银镶嵌乳丁纹壶等，都是汉代铜器中难得的艺术瑰宝。“长信宫”灯呈宫女跪坐持灯状，通体鎏金。灯盘可以转动，灯罩可以开合，因而能随意调整灯光照射的方向和亮度的大小。宫女体中空，头部和右臂可以拆卸，右臂与烟道相通，烟炱可以通过右臂容纳于体内，从而保持室内的清洁。其设计之精巧，制作工艺水平之高，在汉代铜灯中是首屈一指的。错金博山炉的炉身上部和炉盖铸出层峦叠嶂的群山，山间点缀以猎人和野兽，刻画出一幅生意盎然的狩猎图景。全器饰以流畅的错金花纹，色彩绚丽，是汉代能工巧匠的杰作。
墓中出土的一种三棱状铜镞，表面曾用含铬化合物进行处理，形成一层致密的灰色氧化保护层，使铜镞耐腐、耐磨，至今仍然光洁如新，创造了中国冶金史上的一个奇迹。在经过分析检验的部分铁器中，有一柄刘胜的随身佩剑，是“百炼钢”新工艺的雏形产品；还有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灰口铁铸件和固体脱碳钢制品。
刘胜墓出土的用于针灸的金、银医针是研究中国医学史的重要资料；出土的用于计时的铜漏壶，是研究天文学史的重要资料。刘胜墓还出土了一领铁铠甲，属于早期的“鱼鳞甲”，是现已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西汉铁甲。该墓还出土了两套帷帐的铜帐构，经复原，一具为四角攒尖式顶的方形帐架，一具为四阿式顶的长方形帐架。这是首次发现的成套的汉代帐构。
满城汉墓规模之大，在已发掘的汉墓中是少见的。特别是由于没有被盗掘，完整地保存了极其丰富的随葬物品，为国内外所瞩目。满城汉墓对研究汉代考古和历史具有重要价值。特别是两座墓中出土的两套“金镂玉衣”，是我国考古首次发现的保存完整的玉衣。汉代王侯以玉衣殓尸，是为了实现尸身不朽，可惜的是，考古发现的多座出土玉衣的墓葬中，却未见到不朽的尸身，这个不朽的千秋美梦在今天看来是完全破灭了。
马王堆汉墓
湖南省长沙市东郊地面上原来残存有两个土冢，高10余米，相传为五代十国楚王马殷及其家属的墓地，故称“马王堆”。此处还曾被认为是西汉长沙王刘发葬程、唐二姬的“双女坟”。这个墓地究竟是什么时代的？墓主是谁？其身份地位如何？这些谜团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人们。1972—1974年。湖南省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这个墓地进行了发掘。揭开了谜底，原来马王堆两个土冢下面埋藏的是3座西汉初期的墓葬。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随葬品，而其中的印章、封泥和木牍等文字材料，准确地反映出墓主的姓名、时代、身份等情况。特别是在1号墓中出土的一具女尸，保存完好，年纪约50岁，俗称为“马王堆老太太”，更使马王堆汉墓名闻天下。
马王堆3座墓葬，均为带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1号墓的墓坑最大、最深。3座墓的墓底和椁室周围都塞满木炭和白膏泥，然后层层填土，夯实封固。1号墓和3号墓的棺椁保存都相当完整，结构大体一致，椁室内分棺室和4个边箱。1号墓的椁室最为庞大，内置套棺4层。3号墓椁内置套棺3层，2号墓从残存的痕迹看，椁内置2层棺。
1号墓填塞的白膏泥最厚而且均匀，使深埋地下10多米的椁室封固严密而形成恒温、恒湿环境，从而使埋葬2 100多年的女尸得以保全。女尸放在锦饰内棺中，仰身，脸上覆盖丝织物2件，身着衣、衾被等共20层，从头到脚层层包裹，然后横扎丝带9道，再在其上覆盖2件丝绵袍，出土时浸泡在约80升的无色透明棺液之中。这种棺液具有微弱的抑菌、杀菌作用。女尸身长1．54米。体重34．3千克，与“木乃伊”不同，是与新鲜尸体相似的“湿尸”，身体各部位和内脏器官的外形仍然相当完整，而且结缔组织等细微结构保存也较好，这在世界尸体保存记录中是十分罕见的。病理检查表明，死者生前患有多种疾病，死于胆绞痛引起的冠心病急性发作。
保存较好的1号墓和3号墓，随葬品都放置于棺室周围的4个边箱之中，主要有盛满衣物、食品和药材等的竹笥、漆器、木俑、乐器、竹木器、
陶器以及竹简，均达1 000余件。两座墓均出土彩绘帛画。3号墓还出土帛书和兵器。
1号墓出土帛画1幅，3号墓出土帛画4幅。其中1号墓和3号墓各出土1幅覆盖在内棺上的彩绘“T”字形帛画，二者的形制、构图和内容都相似，均长2米多，下垂的四角有穗，顶端系带以供张举，应是当时葬仪中的旌幡。画面的上、中、下三段分别象征天上、人间、地下。两幅帛画的主要差别在于墓主形象，1号墓为女性，3号墓为男性，这与实际墓主情况相一致。3号墓椁房东、西两壁还各挂有一幅帛画。分别绘车马仪仗和墓主生活场面。3号墓出土的另外一幅帛画《导引图》，上面绘有40多个人物的各种运动姿态，反映了我国古代养生健身运动由来已久。
1号墓和3号墓分别出土了大批保存完好的竹简。其中1号墓出土312枚，内容均为墓中随葬品的记录，传统上称这种竹简为“遣策”。3号墓除出土410枚“遣策”竹简外，还出土医书简200枚。此外，3号墓还出土20多种帛书和3幅地图。帛书内容涉及古代哲学、历史和科学技术许多方面，除《周易》和《老子》有今本传世外，绝大多数是古佚书，这是中国古代典籍资料的一次重大发现。3幅地图为《长沙南部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和园寝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具有相当科学水平的实用彩色地图，在中国地图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丝织品绝大部分放置在竹笥中，种类主要有绢、绮、罗、纱、锦和绣。这批织物年代早，数量大，品种多，保存好，其中最能反映汉代纺织技术发展状况的是素纱和绒圈锦。薄如蝉翼、轻若烟雾的素纱单衣重不到1两，堪称绝世精品，是当时缫丝技术高度发展的标志。用作衣物缘饰的绒圈锦的发现，证明起绒技术最早在中国发明。而印花敷彩纱的发现，表明当时在印染工艺方面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随葬大量流光溢彩的漆器是马王堆汉墓的一大特色。漆器共500余件，多为木胎，少数为夹纻胎。种类有鼎、壶、盒、卮、勺、耳杯、盘、奁、案、匕、几、屏风等。纹饰主要为云气纹。一些漆器上书写有“轶侯家”、“君幸食”、“君幸酒”字样，还有注明器物容量的如“四斗”等。漆器在汉代其珍贵程度远在铜器之上，有“一文杯得铜杯十”的说法。马王堆汉墓出土如此众多的漆器，足见墓主生前生活的奢华。
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一批乐器，1号墓出土二十五弦瑟、二十二管竽和一套竽律。3号墓出土瑟、竽、七弦琴和六孔箫。竽、竽律、琴和箫都是首次发现的西汉实物，二十五弦瑟是目前发现的惟一完整的西汉初期的瑟。
根据考古发现，并参考文献记载，马王堆汉墓墓主的神秘面纱终于被揭开。在马王堆2号墓中发现了“长沙丞相”、“轶侯之印”和“利仓”3颗印章，该墓墓主应为史书所载的第一代轶侯利仓。而1号、3号墓分别是他的妻、子之墓。可见，马王堆并非“马王”堆，而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轶侯利仓一家的墓地。它的发掘，为研究西汉初期社会各方面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沉寂于地下2100多年的古墓打开了，众多珍贵的文物和那具不朽的千年女尸一并陈列在古城长沙，述说着长沙国曾经辉煌的历史与失落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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