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刺疗法的起源

    根据人类学家的考证，人类最直接的祖先中有一种是生活在距今约1400多万年的拉玛古猿。我国云南省的开远县和禄丰县都已发现了它的化石，这说明我国也是人类起源地之一。经过了十分漫长的发展时期，直到距今几百万年古猿才进化成为能够制造工具的猿人，在我国境内陆续发现了“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丁村人”和“山顶洞人”等古代人类生活的遗址。在大量的出土文物中，我们发现了许多与医药有关的实物资料，凭此可以推断当时的医药实践。从先秦的古籍中，也可以看到许多有关古代伏羲氏、神农氏、黄帝等传说中的圣贤发明创造医药，解救世人免受疾病之苦的美丽传说。

    我们的祖先面临着恶劣的自然环境，防治疾病的条件也极差，因此平均寿命极低，这就迫切地需要人们运用各种治疗方法来与疾病进行斗争。

    《庄子·盗跖篇》记载：“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说明了当时生活条件的险恶。

    原始人火是一种自然现象，人类对火的认识、控制和驾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同时，火在治疗疾病方面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火的发现和利用不仅让人类可以吃到熟食，缩短了消化过程，摄取更多的营养，促进身体和脑的发育，人们还通过大量的实践证明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砂土熨烫腹部或关节。腹痛或者关节痛的症状会减轻，这就是后来的热熨等外治疗法的开端。人们在使用火的时候不小心烧伤了身体的某一部分，有时竞使病痛得到减轻或完全消失，经过不断地总结，人们发现用火烧灼局部皮肤，可以治疗牙痛、胃痛等疾病，这又是灸法的雏形。

    传统的针刺疗法起源于砭石。砭石是一种锐利的石块，主要被用来切割痈肿、排脓放血和用它刺激人体的穴位从而达到治病的目的，可以说是最早的医疗工具。对此我国的古书中也有记载，如《内经》说“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说文解字》也说“砭，以石刺病也”。具体说明了砭石是通过刺人体来治病的。

    那么，砭石是怎么会被用来治病的呢？

    在原始社会，人们为了生存往往要与大自然作斗争，常常在较为恶劣的环境中干活。因而会被尖石、树枝、荆棘等划破、撞伤皮肤，甚至会流血；但偶尔也有在碰伤或流血之后，却使原有的疾病减轻或消失了。经过多次重现后，人们自然会认识到刺激人体的某一部位或使之流血，可以治疗部分疾病。于是经过长期的认识、实践与积累，就产生了用砭石治病的方法。

    一般认为用砭石治病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打制、磨制的技术，能够制造较为精细的石器。砭石的形状主要是根据它的用途而定。如用作穿刺的做成剑形、针形，一般称为针石。用作切割的做成刀形，一般称为镌石。这已经从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证，如1963年在内蒙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出土了一枚经过加工的石针，针长为4．6厘米，针身呈四方形，一头呈尖状，一头呈扁平的半圆状，有刃口，既可用来针刺又可用于切割。

    据1963年内蒙古多伦旗头道洼出土的磨制石针考证，砭石的起源时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距今大约有一万四千年或更早，是先民与恶劣的生存空间和疾病作斗争所采用的石制砭具，刺激病身以止痛或放血排脓治愈疾病，根据古代文献、针灸起源的传说与在山东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的人面鸟身图腾针条行医图考证，砭石治疗起源于我国山东一带。《素问·异法方宜论》曰：“砭石者，亦从东方来”，“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山海经》讲到“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召”，出产砭石的高氏之山正在我国东部。山东省微山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中有四幅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针灸行医图。半人半鸟的神物形象。来源于原始时代的图腾崇拜。古代东夷诸族都有鸟图腾崇拜的特点，山东更是最盛行的地区。据考证太吴是原始社会居住于山东一带的东部夷族的一个太嗥族的著名酋长。太嗥族虽然不是鸟图腾崇拜者，而夷族则多有鸟图腾崇拜的习惯，进一步证实了砭石起源于我国山东一带。随着砭石的广泛应用与实践，人们又发明了骨针与竹针。当已经有能力烧制陶器时，又发明了陶针。随着冶金技术的发明，人们又发明创造了铜针、铁针、银针、金针，丰富了针的种类，扩大了针刺治疗的范围。

    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墓穴里发现了九根针具。在《黄帝内经》中针具发展为所谓的“九针”，即九种不同形状，用于不同用途的针具，“九针”即指：镌针、圆针、锝针、锋针、铍针、圆利针、长针、毫针、大针。九针的出现与应用，标志着外刺术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神农与百草

    相传在远古时代，出现过许多神话般的历史人物，后世的创世英雄的传说便由此而生。有钻木取火的火神“燧人氏”亦称为“火师”；有以养牲畜而得名的“庖牺氏”即“伏羲氏”。然而在以农为本的氏族社会，关于神农炎帝的传说尤多，并多与医神联系在一起。

    据说神农居住在姜水（今陕西岐山一带），其长相怪异，牛首人身，在他身上流露出氏族领袖的风范，他带领氏族人们耕作土地，制作各种农具，大兴水利，教大伙儿识别五谷，种植百果，使人类能够世世代代地生存下去。因此，人们称炎帝为神农。

    神农在率领部落寻找裹腹的食物时，见大家靠吃兽肉生水不能长时间的维持生计，于是便带领氏族成员四处寻找可以充饥的植物。由于对各种植物对人体有无毒性不了解，因此常在食用某些植物时引起腹泻、呕吐等不适。与其相反的是当在食用其他食物时，却意外地发现腹泻等不适逐渐减轻或消失。

    神农教会人们耕田种粮食之后，看到人们经常因为乱吃东西而得病，甚至丧命，在疾病面前，人类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只能等死，神农心里很是焦急，他决心要亲自尝遍所有的植物。这样，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可以吃的，什么是不能吃的，什么是有害的，什么是能够治病的。

    下了决心后，神农就做了两只大口袋。一只挂在身子的左边，一只挂在身子的右边。他每尝一样东西，觉得可以吃的，就放在左边的口袋里，将来给人吃；觉得能治病的，就放在右边的口袋里，将来当药用。

    据传说神农极其令人敬仰，在品尝植物的过程中，有时一日便中毒很多次，这就是后世传说的“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据说他的这种精神感动了上天，得到了神灵的帮助，天降种子供他种植，人们在神农的带领之下生活生产，然而正是在生活生产过程中逐渐发现食用植物和药用植物。因此在民间也一直流传着许多神农尝百草的传说。

    相传有一天，神农在采集奇花野草时，一种草叶使他口干舌麻，头晕目眩，于是他放下草袋，背靠一棵大树斜躺休息。一阵风过，似乎闻到有一种清鲜的香气，但不知这清香从何而来。抬头一看，只见树上有几片叶子落下，这叶子绿油油的，他心中好奇，于是信手拾起一片放入口中慢慢咀嚼，感到味虽苦涩，但有清香回甘之味，索性嚼而食之。食后更觉气味清香，舌底生津，精神振奋，且头晕目眩，口干舌麻渐消，好生奇怪。于是再拾几片叶子细看，其叶形、叶脉、叶缘均与一般树木不同，因而又采了些芽叶、花果而归。以后，神农将这种树定名为“茶”，这就是茶的最早发现。据说神农从那以后把茶叶当做一种解毒药。后更传说称神农中毒多次，幸亏事先备好茶来解毒。可是有一次，神农不幸尝到了“断肠草”，这种毒草实在太厉害了。神农还来不及吞“茶”解毒，毒性就发作了，神农临死前还紧紧地抱着他的两口袋药草。人们隆重地安葬了神农，尊他为农耕和医药之祖。

    从传说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远古时期，人们在采集野果寻找食物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知识，经常会误食某些有毒植物，引起各种食物中毒现象，甚至死亡，而当他们在进食一些其他植物时，原有的疾病会减轻甚至消失，有时在食同一种食物，因服食量的不同产生中毒或病情减轻等不同的情况，经过多次这样痛苦的教训。人们就慢慢总结出了这些使病痛减轻的植物了，这就是中医药的起源。《淮南子·修务训》中说到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虽然这些传说有点儿神话般的色彩，但也从侧面说明了远古先民通过尝试认识到药物的实践过程，也标志着中医药的开端。

    天人合一理论

    秋季是万物成熟、喜庆丰收的季节，也是秋风萧瑟、千树落叶、百花凋谢的季节。中国文人大多悲秋，唐代“大诗豪”刘禹锡有首名诗曰：“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朝来人庭树，孤客最先闻。”文学名著《红楼梦》中也有“已觉秋窗愁不尽，那堪秋雨助凄凉”的动人诗句。悲秋凄凉的情怀是文人骚客故弄文笔，无病呻吟吗？不，科学证实，悲秋确有原因，且是多方面因素在人们情绪上的反应。

    中国医学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和天地万物合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体生命活动，内部器官的运动变化，要受整个自然界运动变化的影响和制约。这一观点贯穿了整个中医理论体系，并体现在医疗实践中。这种研究人体、认识疾病的辩证思想和方法，远比那种把人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机械地把人体分成若干独立的部分加以研究的机械论的思想和方法要优越得多。下面我们就具体介绍“天人相应”的理论。

    我国中医早在秦汉时期就提出了“天人相应”的著名论点。“天”代表自然界，“相应”是指自然界的变化必然会引起人体的反应。如果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反常，超过了人体正常的生理调节功能，人就要生病。

    首先，四季气候、昼夜周期会对人体有所影响。大自然春、夏、秋、冬的季节变化是有一定规律的：春天温暖，夏天炎热，秋天凉爽，冬天严寒，而且春季多风，夏季暑湿，秋季干燥，冬季阴冷。这种气候节律的变化，对一切生物都有深刻影响，人也是这样。春夏两季，人体皮肤松弛，血管舒张，气血津掖多流向体表，所以容易出汗而小便少；秋冬两季，人体皮肤致密，血管收缩，气血津液多趋向体内。所以汗少而小便多。一旦气候变迁过于急剧或反常，人体适应不了就容易发生疾病。比如，春季应该温暖反而寒凉，人就容易感受风寒；夏天过于炎热，人就容易受热中暑。除此之外，还可能发生季节性的流行病，春季多麻疹，夏季多肠道疾病，秋季多疟疾，冬季多外感咳嗽等等。

    其次，日夜周期的变化对人体也有很大影响。一般地说，多数病人在早晨和白天病情比较稳定，午后和夜晚病情往往加重。许多病人常常死于半夜前后就是这个道理。

    再次，地理环境对人体也有深刻影响。南方人刚到北方，或者北方人刚到南方，大都感到身体不适，严重的还要生病。对于这种现象，人们通常称作“水土不服”。这是因为由于自然环境不同，人在生理、气血、体形、肤色等方面也都有些差异，骤然改变了素常习惯的自然环境，人体的调节功能一时不能适应，自然就会生病。

    我国医学这种“天人相应”的理论，已经被现代科学的许多发现所证实。比如，近年来有人观察到人体的生命活动，常随昼夜和四季气候的变化而呈周期性改变。如人的体温、心率、血压、血糖、内分泌、基础代谢等，就都有二十四小时的节律波动。而不是像过去人们所认为的人体内有一个“稳定的内环境”。人们还发现人体肝脏的解毒功能和胆汁的分泌功能。一般是夏季低而冬季高。目前，这种研究生物周期性活动规律的科学，称“生物钟学”。大量的实验表明，中医关于四季、昼夜周期对于人体影响的说法基本上是科学的。另外，近年来科学家又发现，太阳黑子周期性活动和人的血液、血红蛋白、血压的周期性起伏有关，和流行病、传染病、心血管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存在一定关系。这种研究天体运行和气候变化对人体影响的科学，叫做“医学气候学”。这一门新科学的发展，也有力地揭示了“天人相应”理论的科学价值。

    “天人相应”理论，作为我国古代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对我国医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强调了疾病的发生并不是什么鬼神作怪的结果，从而启示人们要认真研究自然界运动的规律，自觉地去适应这种规律，同疾病作斗争。正如《内经》所说：“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医道才可以长久存在。”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古代的许多著名医生都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的学者，因而才能够医术精专，甚至能准确地判断生死。

    比如北宋儿科医学家钱乙，他看病就能结合四时气候预知患者的生死。有一次他给一位王公贵人的儿子看病，诊脉察色之后说：“这个孩子不用吃药就能自愈。”恰巧王公贵人的另一个小儿子当时也在场，钱乙却指着那个孩子说，“他倒是要暴病一场的，不过病后三天过了正午就会好的。”王公听了以后很不高兴，以为钱乙是在故弄玄虚，并没有介意。不想，第二天那位原没有生病的孩子果然发起高烧，而且不停地抽搐，病情非常危急。王公只得召请钱乙来治，结果正如前言，过了第三天的正午病就退了。王公感到很奇怪，就问钱乙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钱乙回答说：“我给大人的另一位公子看病的时候。偶然间发现这个孩子面色通红，两眼发直。这是心和肝俱受风邪的征象，所以就大胆预言将要得一场暴病。没想到不幸被言中了。”王公又问：“您为什么说过了正午就会好呢？”钱乙答道：“正午之时阳气最旺，过了午时就阳气渐衰而阴气渐盛。公子的病是心经证候、自然要午时以后得愈。”这个故事出自《宋史》钱乙的本传。它生动地说明了我国古代医家是怎样运用“天人相应”的观点来观察和解释人的病变转归和判断生死的。

    阴阳五行理论

    阴阳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哲学思想。阴阳源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认为万物都有阴阳两个对立面，以阴阳来解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例如天是阳，地是阴；日是阳，月是阴。阴阳的对立和统一，是万物发展的根源。凡是旺盛、运动、强壮、外向、功能性的，均属阳；相反，凡是宁静、寒冷、抑制、内在、物质性的，均属阴。“阳”代表积极进取的一面，“阴”代表消极退守的一面。阴和阳之间的矛盾作用，推动了万事万物的形成和发展，从而产生了干变万化的世界。而且任何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会“物极必反”，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医学家运用这种思想。借以分析、归纳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寻求战胜疾病的诊断、治疗途径，就逐渐发展成了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它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渗透在中医理论体系里，是中医学最精粹的部分之一，用来解释人体生理现象及病理变化的规律。

    简单来说，阴是指人体实质的物质，即体液，包括血液、津液、泪水、鼻水、内分泌液，甚至男性的精液。至于阳，则指人体非实质的物质，即身体的机能和气。

    阴阳协调，则身体健康；阴阳失调，则百病丛生。

    正如《内经·阴阳应象大论》所说：阴阳法则是贯通天地自然的普遍规律。是一切运动变化的根源，是生长衰亡的原因，是人们认识和把握万事万物的根本方法和准绳。所以治病也就必须抓住这个根本。

    《内经》根据阴阳矛盾法则，结合当时我国天文、历法、气象、地理、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最高成就。对医学领域中的许多问题都作了充分的论述，比如：

    从解剖的角度认为：男是阳，女是阴；背是阳，腹是阴；外是阳，内是阴；腑是阳，脏是阴等等。

    从生理的角度认为：气是阳，血是阴；动是阳。静是阴等等。

    在病理上认为：一旦阴阳失去平衡，就会产生疾病。不管疾病怎样复杂，归纳起来不外是阴阳偏胜偏衰两种倾向，就是说阴胜就阳病，阳盛就阴病，阳气胜就热，阴气胜就寒。而且这种偏胜偏衰发展到一定程度，还会出现寒极生热、热极生寒的反常现象。总之，阴阳平衡是人体健康的必要条件。所以《内经·生气通天论》说：阴平阳秘，精气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在诊断上提出了根本原则，就是“察色按脉，先别阴阳”。意思是一定要全面地了解人体各方面的情况，然后抓住阴阳这个纲进行分析，以便判断疾病是表证、热证、实证（阳证），还是里证、寒证、虚证（阴证）。

    在治疗上也提出了阳病治阴，阴病治阳的基本法则。谨慎地诊察病证的阴阳偏胜偏衰，而后加以治疗，使人体达到阴阳平衡。

    总之，阴阳学说讲的不是具体的生理、病理知识，而是用以指导人们研究生理、病理的一种思想方法。

    五行学说和阴阳学说一样，本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古代的五行学说主要是用来说明宇宙间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运动变化规律。医学上一直继承这一学说的合理因素，主要用来说明人体生理和病理现象跟外在环境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以及人体内部各器官之间相互资生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要弄懂五行，首先要懂得“五行归类”。所谓“五行”，原指的是水、木、金、火、土五种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质。由于这五种物质各具有不同属性，后来人们就把凡具有相同属性的事物归于一类。比如，木行的特性是生发、柔和。春季草木萌生，显现了一种生发条畅的气象。因而春在五行中就属木行。同样，由于肝脏性喜条达舒畅，象征着春和木的特性，于是肝在五行中也属于木湖天春色行。又由于中医学上认为肝和胆是表里关系。而肝又开窍于目，所以胆和目在五行中也属于木行。所以，凡是和木的特征相关的春、肝、胆、目等等就都归在本行里。这样扩展开去，万事万物就都可以按五行归为五大类。这里只是举出了五行归类的一小部分，繁衍开去还可以举出许多。五行归类表明，人体各部分之间以及人体和自然之间有复杂的内在联系。

    其次还要懂得五行生克关系。“生”，含有滋生助长的意思，“克”，含有制约、阻抑的意思。以五脏为例，按照五行归类，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相生的关系：火是土之母，土是金之母，金是水之母，水是木之母，木是火之母。相克的关系：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在正常情况下，相生中寓有相克，同时相克中又寓有相生。为此，生和克的相互作用、相互协调，就保证了人体内部器官运动的相对平衡。一旦这种正常的生克关系遭到破坏，一脏有病，就会牵连其他脏器受害。

    应该指出，中医的五行学说是古代医学家在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对于人体和自然环境以及人体内部器官相互关系的一种概括性理解，这种在五行生克思想指导下提出的五脏疾病转变的理论，对后来中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汉代张仲景就根据这种思想提出了“上工治未病”（上工，高明医生的意思）的重要观点，他说：“肝脏有了病变，就要想到肝病可以影响到脾脏，就应当先治脾。”后世的许多医家又在张仲景的基础上充分应用五行生克的道理，创造了许多治疗经验。如现在我们常常听到的“滋肾水以涵肝木”、“壮肾水以制阳光”、“扶土抑木”等治疗原则，这些经验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疑难病症。从这个意义上说，五行学说的运用是我国医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成就。

    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最主要的内容是：启示人们从整体方面去把握整个自然界的运动规律，并从这个高度上去认识人的生命运动规律和它跟自然界运动规律的具体联系，这正是整个中医理论的精髓。中医阴阳五行学说的正确和合理性（这是主要的方面），不仅为几千年中医发展所证明，而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现代思维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显得深刻和丰富。

    藏象经络理论

    近几十年来，各国专家学者对信息论、控制论的研究日益深入。人们发现，我国古代医学理论，尤其是藏象经络学说和控制论的“黑箱理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所谓“黑箱理论”，简单地打比方说，就是在不能打开“黑箱”的情况下要设法知道“黑箱”里藏着什么东西的一种理论。人体就好比一只不能打开的“黑箱”，用什么方法可以了解它的内部情况呢？我国古代医学家在“有诸内必行诸外”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视其外应（指外面表现出来的现象），以知其内藏”的研究方法，认为深藏于人体内部的五脏六腑和头面四肢五官九窍等体表组织都是密切联系的，体内脏腑的各种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完全可以从体表组织、头面四肢、神色形态、舌苔脉象等的变化测知出来，于是总结出一整套的藏象经络学说。

    我国古代，“藏”即象。象，即指表现于外的各种现象。正如明代医家张景岳所说：“由于脏腑深藏在体内，而能够从外在的现象窥测到它们的活动情况，所以称为‘藏象’。”因此藏象学说现在一般也叫“脏象学说”。另外，按照传统的中医理论体系，藏象学说和经络学说原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但是本书为了叙述方便，就把两者放到一起来介绍。

    中医的藏象经络学说，是通过人体外部的征象来研究内部脏腑生理、病理和各个脏器相互关系的学说。因此，中医的脏器概念，不是单纯的解剖学概念，而是一种功能系统的概念。如中医所说的“心”，它不仅包括了解剖学上的心脏，而且还包括了血液循环系统、部分神经系统的功能；中医所说的“脾”，不仅指解剖学上的脾脏，而且还涉及到消化、造血、循环、内分泌、精神意识、肌肉运动和吸收排泄等多系统的功能。弄清楚这一点很重要，否则拿西医的解剖概念去硬套，就永远无法理解中医的藏象经络学说。

    要弄清楚中医的藏象经络学说，首先要了解中医是怎祥认识人体生理结构的。

    为了一目了然，请读下表：

    人

    体体内脏器体表组织通辑生理活动的

    物质经络五脏（心、肝、脾、肺、肾、心包络）六腑（胆、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奇恒之府（脑、髓、骨、脉、子宫）四肢百节筋、骨、皮、肉、毛、发九窍（眼三、鼻二、耳二、口、二阴）营、卫、气、血、精、津液经脉、络脉

    在上表中，五脏是指胸腹腔中的实质脏器，有贮存、分泌和制造精气的功能。六腑是胸腹腔中那些中空有腔的器官。具有传化水谷的功能。所谓奇恒之府，是指那些似脏非脏、似腑非腑的器官。“奇恒”有异乎寻常的意思。这些器官一般在人体比较深隐的部位，它们的功能各有不同。另外，表中所说的营、卫、气、血、精、津液等物质，一方面是构成人体脏腑功能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是脏腑功能活动的产物。至于经络，是运行全身气血、联系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调节人体各部分的通路。经，包括十二正经脉和奇经八脉，像四通八达的大道，共同组成经脉系统。络，是由经脉分出来的呈网状的大小分支，像错综联结的小路所构成的网络，遍布全身组织。其次，还要了解上述脏器、组织是怎样共处于人体之中，又是怎样相互协调、相互制约、共同完成生命运动的。

    五脏的生理功能各有专职：心主血脉，血液的运行有赖于心气的推动；又主神明，统领人的一切意识活动。肝藏血，对周身血液的分布起调节作用；又主疏泄，血液的畅流和水谷的运化都跟肝的疏散宣泄功能有关；又主谋虑，人的意识活动也跟肝的功能有关。肺主气，司呼吸；又有调节体液和通调水道的作用。脾主运化，能消化食物，把饮食的精华运送到全身；又能统摄血液，使血液正常地运行在经脉里。肾藏精，人的一切精气（包括饮食精华和具有生殖功能的精气）都由肾来封藏；又能滋养骨和髓，还能纳气，和呼吸有关。

    同时，各脏的活动又不是各不相关、各自为政，而是按阴阳五行的规律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如心主一身的血，肺主一身的气，两脏的相互配合，保证气血的运行，维持人体各组织的新陈代谢。

    脏和腑分别属于表里关系，于是就构成了肺一大肠、心一小肠、肝一胆、脾一胃、肾一膀胱等五个系统。每个系统中的脏和腑都是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如胃主受纳饮食，有腐熟水谷功能；而脾主运化，有输送营养的功能。两者一表一里，一阴一阳，相互配合，完成食物的消化过程。

    五脏和筋骨皮肉、五官九窍也分别有从属关系。如肝主筋，主爪，开窍于目。肝血充足，筋就会得到濡养，爪甲也会坚韧，眼睛视物就会清晰。其他从属关系如下：心——脉、面、舌脾——肉、四肢、唇、口肺——皮、毛、鼻肾——骨、发、腰、耳、二阴由于脏腑的不断运动，人体内的营、卫、气、血、精、津液等物质，呈现着不断被消耗又不断得到补充的运动状态。如血液，由于气的推动作用流布到全身去营养各个组织，等其中的某些精华消耗后，又及时得到肺送来的清气（就是氧气）和脾运来的饮食精微。又如津液，来自饮食精微，不断得到充实，同时又不断消耗，津有营养滋润各组织器官的作用，液有填精补髓、滑利关节、濡润空窍、滋润皮肤的作用。

    上述脏腑、器官、组织的生理活动“之”所以能有条不紊地进行，是靠经络的联系。经络就如同现代大城市中的公路和电讯线路一样，起着联络和传导的作用。离开了经络，各脏腑、各器官就都成了一个个的孤岛。

    神是人的生命存在与否的关键和象征。神，是指人的神志。神志虽然不是具体的物质，但是它像“蜡烛”和“光”、“刀”和“刃”一样。跟人的精气血津、脏腑功能的盛衰有密切联系。中医常讲“得神者昌，失神者亡”，意思是说：有了神的主宰，人体各个器官的活动就正常，各个器官的活动正常健旺，人的精力就充沛；否则，失去了神的主宰，人就要死亡。

    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的一个整体。由于五脏分别和六腑以及体表各个器官、组织属于表里、从属关系，于是形成了机体内的五个系统。又由于五脏之间又有生克制化关系，因而五个系统之间在功能上得以相互配合，相互制约，构成统一的整体。

    中医的藏象经络学说最突出的特点，是从生理功能的联系上，以五脏为中心，把人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分做五个子系统，进而深入研究了：第一，内部脏腑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在体表组织所反映出来的现象。第二，各个脏腑之间正常的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关系，以及一旦某脏腑发生病理变化所引起的连带反应。第三，同时又把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置于天地自然的大系统中去，深入研究了大自然的变化给予人体内部脏腑的各种影响以及连带反应。这样就为中医在临床上的辨证施治奠定了理论基础。

    尽管人体好比是一只不能打开的“黑箱”，一旦得病，在缺乏现代探测仪器和化验手段的古代，我国中医还是能够运用藏象经络的理论，通过观察病人的眼、耳、口、鼻、舌、形体、脸面和肌肤的色泽以及脉象的变化，来了解内部脏腑的盛衰虚实。同时，还可以根据脏腑传变的规律来推测有关脏腑的受累程度，加以治疗或者预防。

    人体解剖探索

    人体解剖这门学科总是被人们误认为是现代科学的产物，可是当我们仔细去考证这一事实的时候很容易发现其实它在中国的医学史上是很早就有的。它和其他的学科共同发展，并且在同时发展的过程中，它们也共同不断地完善和自我提高。

    中国解剖学的起源很早，“解剖”一词最早提出于《灵枢·经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早在上古时代，传说中的俞跗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解剖专家，据司马迁在《扁鹊仓公列传》中介绍：“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洒，镌石挢引，案兀毒熨，一拔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藏，炼精易形。”看来俞跗是一个手法高明的解剖者。虽然传记具有传奇性，这份记载却条理分明，层次清楚：先是割开皮肉，疏通经筋，按摩神经，接着拉开胸腹膜，抓起大网膜，最后洗浣肠胃，漱涤五脏。虽然这传说很离奇，但是也透露了我国早期的解剖活动。

    据史料记载，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体结构的秘密已吸引着原始人类。他们对人体的一些生理现象常不能理解，而另一些病理现象又使他们感到恐惧。当时，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人类普遍地树立起上帝和神的神秘观念。但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用石刀、石斧剖开动物的体腔，或部落间征战造成残肢断体、开肠剖肚的现象，使当时的人初步了解动物和人体内部的构造。这些对于解剖思想萌芽的出现，是有着重要影响的。

    到了秦汉时期，由于金属刀具的普通使用，解剖学的知识开始丰富起来。《内经·灵枢》上就曾说过：人体的外部形态可由测量得知，而内脏位置可由触诊探索，人死后可以解剖观察……

    产生于战国时期的地理学著作《山海经》中，记载着这样一段传说：“鲸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其意思是：天帝派“鲸”治水不成，将“鲸”治以死罪。不料鲸死后尸体居然三年不烂，天帝感到奇怪，于是给了另一个天神一把宝刀——吴刀，让他去剖鲸。不想手起刀落，却自鲸的体内飞出一条黄龙，腾空而起，降而成“禹”。传说中的治水英雄禹，就是这样剖腹而生的。如果古代人们从未有过用刀打开肚子这一实践，怎能产生这样生动的剖腹传说呢？

    尽管这只是神话传说而已，但考古发掘的实物为我们提供了较为确切的证据。3000年以前刻在甲骨上的象形文字中，有不少与人体医学有关，如儿字，象征小儿头囱未合；孕字为人大腹之形，且有子在腹中：蛊字为肚子里有寄生虫的意思。这些象形文字的创造是以对人体的正确认识为前提的。

    《黄帝内经》开始正式记载人体解剖。2000多年前的中国医人，开创了解剖尸体的先例。《内经》中的《肠胃篇》、《经筋篇》、《骨度篇》、《脉度篇》等，都是记述解剖学的专章。其中对人体骨胳、部位、脏腑、血管等，均有长度、重量、体积、容量的详细记载。书中一些解剖学的名称，主要脏腑的命名，到现代还在运用。

    但是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文化的落后，严重地阻碍了它的发展。那些“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孝之始也”的孝道，触犯了就要遭到杀身之祸。历史上有这样的例子：南朝时，一个叫唐赐的人临死前吐了20多条虫子，他的妻子和儿子按照他临死前的嘱咐，解剖了他的尸体，结果统治者以不孝不道的罪名，将母子斩首于街头。刑律规定不能剖尸验病，把这视为是对死者的伤害。

    如果说在我国医学解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当推清代医学家王清任（1768—1831）。王清任是河北玉田县人，他精于医术，在北京一带颇负盛名。在行医的过程中，他深感解剖知识的重要，“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否则“本源一错，万虑皆失”。他在研究了古代的一些脏腑书籍和图形后，发现里面存在着不少矛盾，于是憾慨地说：“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于是他致力于人体脏腑的研究达42年。

    据王清任自述，他在30岁那年，正在河北滦洲稻地镇行医，当时小儿瘟疫流行。每天都有病儿被夺去生命。在穷人以席代棺的义冢墓地，王清任每天清晨都去观看犬食之余的小儿尸体，十天之中，约看了二三十具完整的儿尸，可惜的是他始终没有见到横隔膜。以后在奉天和北京，他又三次去刑场察看尸体。在没有尸体供解剖研究用时，他就饲养家畜做比较解剖实验。他是我国解剖史上第一个做动物解剖实验的医学家。然而，他还是没有看到人的膈膜形态、位置，很不甘心。有一次，他出诊看病，偶然遇见一个亲眼见过横膈膜的人，王清任大喜过望，虚心求教，终于弄清了横膈膜的位置。公元1830年，王清任根据临床心得编写并绘有脏腑图谱的《医林改错》一书刊行于世。

    对于清代著名的医学家王清任对于人体解剖的大胆实践，一些封建礼教的维护者辱骂其为“教人于赀胳堆中，杀人场上学医道”。凡此种种无不影响我国解剖学的进步。

    综上看来，中国医学的理论在奠基时期就有着解剖实践的基础，虽然这种解剖在今天看来是粗浅的、简单的，但却可以看出古代医学家对科学事业的大胆探索和实践精神。

    六淫七情的病因学说

    枯林孤棹图中国医学认为人体内部各脏腑组织之间，以及人体和外界环境之间，永远处于相对平衡人体和外界环境之间，永远处于相对平衡的矛盾对立状态之下，一旦这种相对平衡遭到破环，人就要生病。然而，都有哪些因素会破坏这种相对平衡呢？

    早在汉代，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提出了“千般疚难，不越三条”的观点。他认为，一是经络受了外邪，传入脏腑，引起内部疾病；二是四肢九窍受邪，血脉壅塞，引起外部疾病；三是纵欲过度，或受了金刃、虫兽的伤害而引起的疾病。到了宋代，陈无择根据张仲景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三因论”，把致病因素分为“外感六淫”、“内伤七情”以及饮食不节、劳倦、外伤等等，形成了中医的病因学说。

    “六淫”，是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自然气候（名叫“六气”）的“异”常变化。在通常情况下，随着季节的变迁，出现上述六种气候特点，本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气候反常，暴寒暴暖，当寒反暖，当热反凉，都容易使人受病。六淫致病，自外而入，称为外因。《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然六淫，天之常气，冒之则先自经络流入，内合于脏腑，为外所因。”

    “七情”，是指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不同的情志变化。如果人在精神上受到过度刺激，喜怒忧思过于强烈，会有害于人的五脏。中医常讲的“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就是这种意思。《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本来体质就弱，再加上父母双亡，寄人篱下，时常嗟叹自己命运不好，忧愁自己和宝玉的婚事无人做主，所以身患肺病，吐血而死。王熙凤贪婪过度，经常耍弄权术，用心太过，喜怒无节，既伤肝又伤脾，所以身患下血淋漓之症，的确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在中医的病因学中，有两个观点非常可贵：

    第一，“邪气伤人，非常则变。”这里的“邪气”是泛指致病因素，意思是气候变化、饮食劳逸、精神活动，如果超越了正常限度，就会引起疾病。

    第二，“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里的“正气”是泛指人体抵抗病邪的能力。意思是正气旺盛，邪气就不易侵犯人体。

    尽管我国古代医家无法逾越时代的局限，对病因学的研究不可能精细到只有在高倍显微镜下才能见到的病菌、病毒、螺旋体、立克次体等的水平，但是他们在精细观察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还是难能可贵地推测到了“从来者微，视之不见。听而不闻”的致病因素的存在。如早在秦汉之际《灵枢·玉版篇》上就曾经预见到痈疽脓血的形成。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由地而生，是积微所造成的。《灵枢·贼风篇》上也说：有的人没有感觉到寒热的变化或精神上的刺激，也找不到明显的诱因而突然发病，是不是鬼神在作怪呢？实际上这是有“故邪”潜留体内，当人的精神情志有轻微的变化，气血运行稍有紊乱的时候，就会导致正邪相搏而病，这种致病因素细微莫测，看不见、听不到，就好像是鬼神在作怪一样。古人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提出“故邪”、“积微”的见解，明确表示了反对鬼神迷信思想，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又如晋代葛洪关于恙虫病的记载也是很了不起的。恙虫病是一种急性传染病，是由于感染了一种叫做立克次体的病原体引起的。不过这种病原体需要一种媒介的帮助，才能够进入人体，这种媒介就是恙虫的幼虫——恙螨。葛洪称恙螨叫做“沙虱”，他在《抱朴子》一书中描述说：“沙虱大小如毛发的尖端，刚爬到人的皮肤上就钻进皮肤里……可以用针把它挑出来，它的颜色像丹砂那样红。”葛洪还在《肘后备急方》一书中描述沙虱进入人体时所引起的症状：“初得病时，皮肤发红，并起大小不等的赤癣，用手抚摸疼得像针扎一样。三天以后人就会感到身体的各个关节剧痛，发冷发热，赤疹变成疱疮。这种虫可以钻进人的骨头里，发病严重的可以致死。经现代研究证明，葛洪对于恙螨（沙虱）的观察和它进入人体后引起的症状的描述是正确的。在他以后，直到公元1810年日本人桥木伯寿才重新发现恙虫病因，但是要比葛洪晚了1000多年。

    到了隋代，我国对于许多微生物、寄生虫引起的传染病有了更多的认识。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中不仅对“沙虱病”做了更加详细的记载，而且对血吸虫病、疥疮、炭疽病、绦虫病也都有所描述。如在《水毒侯》中说：“自三吴以东，及南诸山郡山县，有山谷溪源处，有水毒病。”这种水毒，“冬月蛰在土内”“夏月在水内”，“春秋辄得”。又说：“夏月在水内，人行水上，及以水洗浴，或因大雨潦时，仍逐水便流入人家，或遇道上牛马等迹内即停住。”经现代研究，这些记载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关于血吸虫病的流行地区、传染途径大体上是一致的。

    至于各种病菌、病毒所造成的大规模的传染病，在我国史书或医籍上也有丰富的记载。但是古人把致病因素称为“戾气”、“疫气”、“疠气”，或者“疫疠之气”。

    综上所述，中医对于病因学的研究还是有很大成就的，只是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像今天研究得这样深入罢了。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一部医学理论专著，也是我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第一部冠名中华民族先祖“黄帝”之名的传世巨著。书名首见于《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内经》中引用了古代医书多达20余种，如《上经》、《下经》、《揆度》、《奇恒》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内经》是在其他更古老的医学文献基础上撰写的。

    《黄帝内经》成书于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其博大精深的科学阐述，不仅涉及医学，而且包罗天文学、地理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军事学、数学、生态学等各项人类获得的科学成就。令人颇感惊讶的是，中华先祖们在《黄帝内经》里的一些深奥精辟的阐述，虽然早在2000年前，却揭示了许多现代科学试图证实或将要证实的成就。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大医学家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等均深受《黄帝内经》思想的熏陶和影响，无不刻苦钻研之，深得其精要，而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代名医。

    《黄帝内经》，原书18卷。其中9卷名《素问》；另外9卷无书名，汉晋时被称为《九卷》或《针经》，唐以后被称为《灵枢》，非一人一时之作，主要部分形成于战国至东汉时期。每部分各为81篇，共162篇。《素问》主要论述了自然界变化的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灵枢》的核心内容为脏腑经络学说。内容非常广泛，有生理、病理、解剖、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以及预防医学思想等各个方面。

    《黄帝内经》是一部集医理、医论、医方于一体的综合性著作，它采用了对话的形式，以黄帝和上古著名医学先知岐伯等人，相互问答医学知识的形式阐述了重要的医学理论。这一著作是集多人的力量，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完成的，可以说汇集了当时中医界优秀理论的“百家之言”。其后，《黄帝内经》就被历代医家视作无上的经典。成为从古至今中医学不可背离的“立医之本”。据考证，由于当时的学术风气十分活跃。很多有所见解的人都把自己的观点诉诸文字、著书立说。医学界许多有见地、医理精深的医学家则共同著成了《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旁篇》等著作，这些都是非常完备而且见解高深的医学宝典，其间虽然也受到了儒家、道家、阴阳学家的影响，但是由于医学具有独特的思维方法，并存在着临床实践对于理论的使用和验证，与普通的哲学学派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这些医学典籍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的理论已经基本完善，从此，就形成了自成一体的中医学理论体系。由于历史的原因，今昔对比我们能见到的只有一部《黄帝内经》，另外六部著作已经佚失了，但从其内容和成就来看，的确非同寻常。很难想象，这样丰富的知识含量和完备的理论体系，在当时却只占同等水平的医学理论著作的七分之一，中医学的丰厚底蕴令人惊叹。

    黄帝内经的基本理论——阴阳五行学说。阴先是用来和人体的五脏相配合，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五脏中的一脏和其他四脏的关系，以拟五行中的一行对其他四行的关系。例如肝和心、脾、肺、肾之间的关系。是以木和火、土、金、水之间的关系来比拟的。五行学说认为木火土金水之间有着相互推动的作用，就是所谓“五行相生”；同时也有相互制约的作用，这就是所谓“五行相克”。它在中国古代医学的运用是，在说明人体内部脏器的联系时。当正常的生理状态下，便是有规律的活动；当病理的状态下，便是正常规律性的破坏。从而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凭借，成了论证事物和事物之间有联系的概念，具有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是中国古代医学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

    《黄帝内经》在疾病的认识与治疗上注重整体观念，既强调人体本身是一整体，又强调人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这是《黄帝内经》在论述生命和疾病的各种问题时都贯彻的思想原则，其特点是不重视人体的内在结构性，而强调功能的联系性。具体表现为人与天地自然是统一的；人体自身是统一的；人的身心是统一的；人与社会是统一的。强调精神与社会因素对人体及疾病的影响和预防，反对迷信鬼神。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标志着中国医学发展到理论总结阶段。

    《黄帝内经》对医学成就中还有一点较为突出的是重视脏腑经络。《黄帝内经》认为五脏六腑是维系人生命的重要器官。并将人体的脏腑器官和人的各种功能联系起来。倡导对人体进行解剖。还指出人体每条经脉的循行走向以及所连属脏腑的相关性。这样在分析人的生理、病理和进行诊断治疗所主疾病时。就赋予了特殊重要的意义。《内经》所论述的脏腑经络学说，构成了中医学基本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医辨证论治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黄帝内经》中也涉及到预防医学的思想。在《灵枢·本神篇》中有记载“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应四时而适寒暑……”说的就是有知识的人，他们采取的保健方法，一定是顺着春夏秋冬的季节时令，就可以延长生命而不易衰老了。

    总之，《黄帝内经》全面地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并为后世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它对中医学的致病因素、诊断方法、预防养生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阐述，洋洋洒洒几十万言，可谓中医史上的一大壮举。对于所有学习和研究中医的人来说，它既是初学者必不可少的指路石，又是对中医学家的理论和临床有着重大指导意义的医学宝典。《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进入系统的理论总结阶段，其影响深远，历代著名的医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建树，无一不吸纳了《黄帝内经》的学术思想。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150—219），字机，东汉南阳郡涅阳人（今河南省邓县穰东镇），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亲张宗汉是个读书人，在朝廷做官，由于家庭的特殊条件，使他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典籍。据史书记载，张仲景天资聪颖，从小好学，又有优越的生活、学习条件，能博览群书，阅读各种著作。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产生钦佩。“余每览越人人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叹其才秀也。”这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名医奠定了基础。他从小嗜好医学，年轻时曾跟同郡张伯祖学医，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声名大振，成为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位杰出的医学家，并且其医术远超其师。

    相传张仲景在汉灵帝时，被推荐为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因此后世尊称他为张长沙。他虽然身居要职，但仍然淡薄名利，鄙视荣势，憎恨官场角逐。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极端黑暗，官府横征暴敛，朝廷官员腐败无能，兵祸绵延，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人民生活不安定。又加上民间疫病大流行，仅汉灵帝时，便发生过五次大疫，人民死亡极为严重，真是生灵涂炭，横尸遍野，惨不忍睹。而当时的政府衙门无心关心民生，只一味地争权夺势，这使张仲景更为怜悯百姓，萌发学医救民的愿望。

    张仲景热爱医学，重视医学的临床实践，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攻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学文献，继承《黄帝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广泛借鉴其他各家的治疗方法，结合当时自己多年积累的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并于建安十年（205）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张仲景除审病诊疾之外还经常去野外深山中采药，他注重实践，不畏艰难，爬山越岭为村民治病。相传当张仲景有一天去桐柏山采药时突然遇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这老人请他看病，张仲景很高兴地为他看病，当张伸景为老人切脉时感到十分的惊讶，“为什么你会有兽的脉象呢？”老人笑着说：“我确实不是人。我是深山中的一只老猿。”张仲景并没有因此而远离老人，而送给他一些药物，老猿吃完后果然好转。第二天，老猿依然变成人，为了感谢张仲景，送给他一根万年古桐。相传后来张仲景请琴师用古桐制作了两张琴，一张叫“古猿”，一张叫“万年”。这虽然只是神话，但其充分说明张仲景高超的医术和人民对他的怀念。

    《伤寒杂病论》原为16卷，由于当时战乱失去部分卷数，后来在晋代经王叔和搜集编写成36卷，而成《伤寒论》一书，一直流传至今。论杂病的部分一度失传，到北宋时期，翰林学士王诛才从翰林院的“蠹筒”中找到一部名叫《金匮玉函要方》，据考证这实际上是《伤寒杂病论》的节略本。后人在校订时把《金匮玉函要方》中上卷删掉，保存了中下卷和治疗妇人的部分，并在各科证候之下都列了方剂，编为上中下三卷。此外，还收集了各家方书中仲景治疗杂病的一些良方。所以称此书为《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因此《伤寒杂病论》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分。

    《伤寒杂病论》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张仲景在继承了《黄帝内经》等古代医籍的基本理论。考察了整体外感病的发展过程，根据病邪侵害经络脏腑的程度，患者体内正气的强弱，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外感疾病的发展过程各个阶段出现的各种综合症，概括为六种类型，进一步丰富了《内经》的经络学说和病机学说的内容，在我国医学史上首次提出六经论伤寒。即“六经辨证”。其实质是脏腑经络学说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伤寒杂病论》作为我国第一部完整的临床理论巨著确立了“六经辨证”的原则，它为后世医生的临床辨证施治等方面提供了准则和经验。在《金匮要略》部分中，张仲景对杂病的论治，以整体观念作为指导思想，以脏腑经络学说为基准，主张根据脏腑经络病机进行辨证，开了脏腑辨证的先河。

    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的方剂，《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要略》载方262首，若删去重复的部分，实际载方269首，涉及到的药物多达214种，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后人尊称为“方书之祖”。在《伤寒杂病论》中提出了严谨的方剂组方原则，严格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进行组方，根据病情的变化和出现的一些并发症不同，处方可以适当地加减，同时还创造了多种剂型，在书中记有汤剂、丸剂、散剂等十几种不同类型的剂型。这些剂型在临床上依然较为广泛的应用。为我国后世医学奠定了基础。

    张仲景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有“医圣”和“经方大师”的称号，清代名医喻昌称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他的著作《伤寒杂病论》一直指导着后世医家的临床实践。

    巢元方与《诸病源候论》

    巢元方，隋代著名医家，其生卒年及籍贯缺乏考证，隋大业（605—608）年间，曾任太医博士，后升为太医令。他有丰富的医学实践经验，高深的医学理论。据《开河记》记载，公元609年，主持开凿运河工程的开河都护在宁陵（今河南境内）患风逆病，全身关节疼痛，坐起即头晕作呕，诸医诊治无效，于是隋炀帝命令巢元方前往诊治。巢元方诊后认为是风邪入腠理，病在胸臆，须用肥嫩的羊，蒸熟掺药食下，果然药到病除。

    关于巢元方的生平事迹，除了上述故事之外，在其他史书上记载很少。但是较为幸运的是，他为后人留下了一部著作《诸病源候论》。巢元方在隋大业升为太医博士期间，奉昭主持编撰《诸病源候总论》，简称《诸病源候论》、《巢氐病源》、《病源候论》等，全书共50卷，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口、齿、骨伤等多科病证共计71门，1739篇。详载了各科疾病的病因、症状，并对疾病的诊断和预后作了论述。本书系统地总结了隋以前的医学成就。也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由朝廷组织集体撰写的医学理论著作。

    巢元方通过《诸病源候论》为后人留下了他在医学方面丰富的经验。他对很多疾病病源的认识，很早就有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在不少疾病的临床诊断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本书主要论述了病因症候，书中按病分纲，在每种类型的疾病之下，又分别论述了病症概念、病因、病机和证候，包括病证之理的阐述和对症候的描述，具有较高的水平。同时他还发展了中医病因学理论，提出“乖戾之气”是传染性疾病的致病因素。并提出提前服药以防疫病感染，即现代医学里说的“预防”。在《诸病源候论》中提出疥疮与疥虫侵染有关，这一认识是基于巢氏深入细微的实地考察基础上的，是科学的。较之以前认为疥疮是“湿邪”为患，大大前进了一步。关于夜盲症巢元方发现这种疾病和一种雀类一样，白天看东西很清楚，然而一到晚上却什么也看不见。这一描述已被现在的科学实践证明其完全具有科学性，是正确的。在痢疾病的认识中，列有“痢病诸侯专论”，有赤白痢、脓血痢、热痢、杂痢、休息痢等二十种。在关于肺痨的认识中，不但有类似葛洪对这种病状的看法，还较为具体地给其定了名，如“虚劳”、“骨蒸”等，这些病名在今天的中医学中仍然在使用。在寄生虫的辨别方面也有自己的看法，并能准确地描述其病源。

    《诸病源侯论》还详细且准确地描述恶劣疾病的症候，巢氏通过临床的长期观察，深入了解各种疾病的特异表现。如记载的消渴病与现代医学的糖尿病非常接近。

    《诸病源候论》虽然是探讨病因症候的专著，但在妇产科和外科等其他方面也有记载，在妇产科方面，第一次提出了人工流产的适应症，并提出一些养胎保胎的建议，如“妇人怀孕以后如果瘦弱或有疾病，即不能养胎，而且对孕妇身体有害，就可以考虑将胎儿去掉”。这一论点的提出保护了妇女身体健康，在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时代，无疑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外科方面，有对肠缝合手术的详细记载。这不仅具体地说明了我国医学在1400年前就能施行这样的手术，还说明了巢元方本人在外科方面的成就。

    巢元方在医学上有着很深的造诣，在中医的病因、病理、诊断等方面，有着重大的贡献。这些成就的取得没有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没有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没有献身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也办不到的。其所撰写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论述病源症候学的专著。对隋以后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中国医学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为历代医家所推崇。

    孙思邈与《千金方》

    孙思邈（581—682），又叫孙真人，陕西华原人（今陕西省耀县人）。我国隋唐时期伟大的医学家。孙思邈出身于普通家庭，从小多病，家人为了给他筹汤药费几乎当尽家财。但他自幼聪明过人，7岁开始读书，坚持攻读经史百家和医学等科学知识，有日诵千余言，过目不忘的才能。

    当时，恰逢隋朝的繁盛时期，隋文帝重新统一全国，国家安定，为孙思邈学医提供了较好的客观条件。他一生淡泊名利，隋文帝时曾经召他为国子博士，唐太宗授他爵位，唐高宗让他做谏议大夫，他都一一谢绝了。他的志向是做一名济世救人的医生。在学医过程中，孙思邈除手不释卷地学习著作外，还特别注意向民间寻求经验，广泛搜集民间单验方。他行医、采药，曾先后到陕西的太白山、终南山，山西的太行山，河南的嵩山以及四川的峨眉山等地，走遍了家乡和附近的名山大川。在采完药回来后，亲自将药进行晾晒加工。从药物的采集、炮制到性味的认识，从方药的组合配伍到临床治疗，都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他博览群书，并且特别重视印度医学中“万物皆药”的思想，努力发掘自然界物质的药用价值。

    孙思邈把医学看成头等重要的大事。他认为人类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的价值是干两黄金也不能换得的。因而他把他所总结的中国医学中的一些成就，整理成卷，起名为《千金方》。他认为延续人类生命的首先是妇人和小孩，因此在他的总结中。便把妇幼科放在头等地位。

    《千金方》开首的三卷就是妇人方。他认为妇女既有特殊的生理。也就有特殊的疾病。妇女疾病应该另有系统。他写成了妇人方三卷，还在首页上强调地提出：凡是懂得养生道理的，都得教育子女们学习好这三卷书，通晓其中的道理。没有疾病时，可以保养身体，万一有了疾病，也不会仓皇失措。尤其是已经做了母亲的，更要好好地学习不可，每个做母亲的都应该抄写一本放在身边更好。

    妇人方从求子到调经，包括整个妇人的特殊疾病，的确是一部很好的妇女卫生手册。如关于孕期卫生，他认为：妇人怀孕时，住的地方要简洁安静，尤其是调养性情，节制嗜欲，不使受惊恐。临产时不必忙乱恐慌，旁边的人也要安稳谨慎，不要说生得快了、慢了，更不要露出不安的样子，免得使产妇心里紧张，发生难产。小儿初生下时，先用指头裹棉花，擦去小儿口里和舌头上的瘀血，如果不及时擦抹，小儿一哭，咽下肚里，会引起许多疾病。假如小儿落地后不出声，可用暖水洗浴，或向小儿呵气，或用葱白当做鞭子，轻轻地打小儿的身体，使小儿哭出声来。这些办法从现在的角度来衡量它，也是很合乎科学的。

    孙思邈对小儿较为关注。他说：延续人类的生命，应该以培育幼苗为切要，如果没有小的生命，也就不会有大的生命。由小及大，这是常情，是不能颠倒的。所以他研究医学，总是以妇人小儿为首要，依次才研究大人、老年人，也就是生不忘本的意思。故此，孙思邈反对忽视小儿的保健问题。他说：“有的医生讨厌婴儿的乳臭气味，不肯亲近他，这是莫大的错误”

    孙思邈在小儿卫生和护理方面，都有很合理的见解，他说：“小儿幼弱，肌肤还不太健康，衣服不要穿得过多，过多了反而损害他的皮肤血脉，使其不能抵抗疾病。在晴朗的天气中，最好使小儿多见阳光，乳母和小儿都应该在晴暖无风的阳光下多玩一会儿，使其气血流通，肌肉肥健，能够抵抗风寒，不害疾病。假如少有见阳光，肌肤就脆软，容易生疾病，好比阴湿地方的草木，很少见到阳光，就不容易生长起来一样。”

    药王孙思邈孙思邈还认为给小儿喂奶的次数和奶量，都应当有一定的限制，既不能过饥，也不要过饱：选择乳母，应要求性格和蔼，身体健康，没有疾病的；并要求乳母在喂奶前先把乳房里的宿奶挤去，然后喂饲；也不要让奶汁直射小儿口中。如乳母在睡觉时，最好不要让小儿继续吃奶，免得小儿不知节制，吃得过饱了。

    此外，他还提出要多给小儿洗澡和换衣服，洗澡的水温要适中，时间不要太久。洗澡后在小儿腋窝或阴部涂上细粉，以防湿疹。这些细致观察的主张，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在给病人治病时他非常重视医生的道德修养，强调医生要把病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病人来求治，则不论昼夜寒暑、路途险阻、饥渴疲劳，都要一心赴救。他认为学医是精致的事业，必须刻苦钻研，精勤不倦，才能成为真正的医生。他在给病人治病时不但不收钱，还特意腾出房子给远来的病人住，并亲自为病人熬药。

    他在行医过程中始终坚持做医生的道德品质。告诫人们，要热爱中国医学，他认为中国医学是宝贵的，正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中说：“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

    孙思邈倾尽一生精力，结合自身的临床经验。著有《干金要方》，共30卷，书中对于临床各科的诊治方法、食物疗法及预防、卫生等方面的内容都详加论述。而30年以后成书的《干金翼方》，取义为与前面的著作《千金要方》相互补充，如羽如翼。该书仍是30卷，论述了本草、伤寒、中风、杂病和疮痈等方面的内容，十分详尽。《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简称《千金方》。这两部书对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提供了可用的依据。特别为广义伤寒增加了更具体的内容。他创立了从方证治三方面研究《伤寒杂病论》的方法，开后世以方类证的先河。

    《千金要方》成书于唐高宗永徽三年（652），是我国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理法方药齐全。其内容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典籍资料，一类是民间单方验方。他广泛地吸收各方面之长，雅俗共赏，缓急相宜。《千金方》对方剂发展有巨大贡献。书中收集了从张仲景时代至孙思邈时代的临床经验。时至今日很多内容仍起着指导作用，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干金要方》载方5000多首，书中内容既有诊法、证候等医学理论，又有内、外、妇、儿等临床各科；既涉及解毒、急救、养生、食疗，又涉及针灸、按摩、导引、吐纳，可谓是对唐代以前中医学发展的一次很好的总结。而《千金翼方》载方近3000首，书中内容涉及本草、妇人、伤寒、小儿、养性、补益、中风、杂病、疮痈、色脉以及针灸等各个方面，对《干金要方》作了必要而有益的补充。书中收载的800余种药物当中，有200余种详细介绍了有关药物的采集和炮制等相关知识。

    由于《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的影响极大，因此这两部著作被誉为我国古代的医学百科全书，起到了上承汉魏，下接宋元的历史作用。两书问世后，备受世人瞩目，甚至飘洋过海，广为流传。日本在天宝、万治、天明、嘉永及宽政年间，都曾经出版过《千金要方》，其影响可见一斑。

    《千金要方》在食疗、养生、善志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孙思邈享年100岁，就是因为他在积极倡导食疗、养生、善志方面的理论与其实践相累结合，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法。这些养生理论方法在如今的养生过程中还指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如心态要保持平衡，不要一味地追求名利，饮食应有节制等等。

    金元四大家的医术

    我国医学发展到金元时代，已有良好的基础，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人们思想解放。出现各种学术流派，所谓的“医之门户分于金元”的说法指的就是这一情况。从宋代开始至金元时代研究各种医学分科的专门学术著作问世。

    金元医家学说在理论上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在北方，彼此之间开展了热烈的争论，有力地推动了医学的发展。在这种学术氛围之下，培养了四位著名的医家——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后世称他们为“金元四大家”。刘完素被称为寒凉派，治病以降心火益肾水为主；张子和被称为攻下派，最拿手的是使用汗下吐治病；李东垣被称作补土派，喜用补中升气之方治病，创外伤内感之辨惑法；朱丹溪被称为滋阴派，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治方常以凉润滋阴。虽然，张子和师承刘完素，但他们的医学理论却不同，用药法则也不同。师承关系上，更妙的是，朱丹溪向罗知悌习医，而罗知悌受业于刘完素，且旁通李东恒、张子和等之所长。但使用的方剂与医学理论又不相同，每个人自成一家，都有一套医学理论。

    刘完素（1120一1200），字守真，号通玄处士，金代河间（今河北河间县）人，所以后人尊称他为刘河间。他是当时声名显赫的医家，他和他的弟子组成了“寒凉学派”，是中医历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寒凉派”的创始人。

    刘完素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年轻时母亲身患重病，他四处为母求医，当时的医吏们嫌他俸金微薄不给他母亲治病，最后他母亲病死家中。从此他立志学医，年轻时就刻苦通读了《黄帝内经》。朝勤夕思，废寝忘食，十五年从不间断。相传他的这种做法感动仙人，因此仙人传授医术于他，极似扁鹊。他不爱做官，金章宗完颜景曾三度请他做官，但都被他拒绝。他一直在民间行医，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现在在河间还留有他的遗址。

    刘完素一生著作有《素问玄机原病式》、《宣明论方》、《三消论》、《伤寒标本心法类萃》等，其中《素问玄机原病式》最能代表其学术思想。在他的学术思想中认为各种疾病因火邪致病者居多。因此在治疗上他主要主张使用寒凉的药物，因此为寒凉派的代表人物。

    张子和（1156—1228），名从正，字子和，号戴人，金代睢州考城人（今河南兰考县）。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使用“汗、吐、下”三法之高手。家族三世行医，自其祖母韩氏开始，到张从正这一代已经行医近百年的时间。幼年随父学医，到20岁时就开始四处悬壶出诊。他在继承父业之后又拜刘完素为师。由于勤奋好学，很快就享誉医林。后来经过别人的推荐，在金兴定中期被昭进京做御医。但由于他为人放荡不羁，无威仪，喜好读书喝酒，其高标远旨的攻邪思想又不被当时的医家们接受，最后决定隐居。

    隐居后张子和潜心行医，一生共写了6部著作，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只留下了两部——《儒门事亲》15卷、《张子和心境别集》1卷。《儒门事亲》注重阐发邪实为病的理论，倡导攻下三法治疗诸病。书中以六邪归纳诸病之因，以三法治之，名之为“六门三法”，此即为该书所创立的“攻邪论”的主要思想。在学术思想上，他在继承师傅刘完素的思想的过程中不拘泥于师傅的思想，而具有新的见解，可以说他是一个具有革新思想的医学家。主张“古方不能尽治今病”。他认为疾病的发生是由于各种病邪的外侵，所以必须攻邪外出，不能使它停留体内，否则就进一步加重病情，因此后人称他为“攻邪派”。他强调在治病时应多用催发汗、催呕吐的药物。但他的观点遭到他人的反对，有的人说他是故弄玄虚。这就是他选择退出朝廷隐居的原因。

    李东垣（1180一1251），字明之，名杲，金代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人。他出身于商人兼地主家庭，幼年时母亲身患重病，家人也为他母亲请了很多医生，但因医术不高，母亲医治无效身故。李东垣悲痛之余，深感一个良医的重要性，从此他立志学医。为了求师拜学，他不惜重金拜易州人张元素为师，由于他勤奋学习，其师尽传其术。

    李东垣所处的时代是金元混战年代，民族矛盾极为严重，社会兵连祸结，各种流行性疾病四处传播，人民生活不安定。李东垣看到人民患病大多数是因为饮食没有节制，劳累过度所致。如果在治疗时一味地采用刘完素寒凉攻伐的药物，常常会耽误病情。为此李东垣广泛地推广“内伤学说”，强调“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在治疗上擅长温补脾胃，因此后人称其为“补土派”或者是“温补派”的门人。他的一生著书《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医学发明》等，而其中《脾胃论》即为他的学术思想的代表作。

    朱丹溪（1281—1358），名震亭，字彦修，元代婺州人（今浙江义乌），因家乡有小溪，所以后人尊称他为朱丹溪。丹溪幼年丧父，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幼年好学，对看过的书籍过目不忘，即能成诵。早年习举子业，30岁时有志于医学，36岁时又从许文懿学理学，有“东南大儒”之称。一天，许文懿对朱丹溪说：“吾卧病久，非精于医者不能以起之，子聪明异常人，其肯游艺于医乎。”一提到学医，便引起了他痛苦的回忆，因为在他30岁时，母亲心脾疼痛，当时医生都束手无策，四方求治无效。回想起这一切，他就心胆俱裂，痛不可追。通过老师的开导。他认识到一个人只有精通一门技艺之后才有益于人，就算没做官，也就像做官一样普济天下，从此他便弃举子业，潜心学医。

    元英宗至治三年，他来到杭州求学，得知罗知悌是刘完素的再传弟子，有真才实学，就决意从他学医。但由于罗知悌很难接近，朱丹溪在刚开始时多次吃闭门羹。但他依然心诚志坚，就这样竟然能恭候在门外长达三个月之久。他的这种求学的精神感动了罗知悌，从而授业于他。罗知悌果然名不虚传，不仅为刘完素的再传弟子，还旁通张子和、李东恒之学。朱丹溪虚心向他求教，从学多年，尽得其术而归，回到家中，他一举治愈了师傅的痼疾，因而名扬天下。

    朱丹溪在治疗众多患者的临床实践中。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他提倡滋阴降火，故后世称他为“滋阴派”。

    吴又可创始温病学

    吴又可（1582—1652），名有性，字又可，号淡斋。江苏震泽（今江苏省吴江县）人。一生从事中医传染病学研究，著有《温疫论》一书，阐发了传染病病因学说，为温病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一生以医为业，是明末具有创新精神的著名医家。

    温疫，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讲的传染病，它对人类的危害性极强，在一定的外界环境条件下可以在人群中传播，造成流行。瘟疫流行时，发病迅速，症状剧烈，波及人数多，影响范围大，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

    明末清初，连年战争，灾荒不断，各种传染病不断流行。吴又可59岁那年（1641），江苏、河北、山东、浙江等省，温疫流行甚剧，他的家乡吴县一带也不例外。据《吴江县志》记载：“当时连年瘟疫流行，一巷百余家，无一家幸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幸存者。”当时医家按经典方法治疗，多不见效，死亡颇多。吴又可沉痛而深刻地批判医界泥古不化的害人思想说：“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遵守古代的医法，不切合今天的病情，把今天的疾病去同古代医书对号，根本得不出明确的论断，所以，这样开方给药就不见效。）病愈急，药愈乱。这“干村辟历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凄凉景象，使他感慨不已，愤然冲破习惯势力的桎梏，废弃仕途，不应科举，走上了研究医学的道路。他遇到的当务之急是“流行病”。他刻苦钻研前人及民间有关传染病的治疗经验。不怕传染，不辞辛苦地在病区、病家为患者诊治疫病。经过一段时间的钻研和临床实践，他渐渐体会到以仲景之伤寒学说来论治当时流行的一些疾病，收效甚微，有时甚至事与愿违，遂产生了另创新路，以提高疗效的想法。他推究病源，创立“戾气”说，并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逐渐形成一套温热病的论治方案，提高了疗效。他将这些经验经过整理著成《温疫论》一书。《温疫论》中所载传染病，包括伤寒、感冒、疟疾、痘疹（水痘、天花）、绞肠痧（霍乱）、疙瘩瘟（腺鼠疫）、虾蟆瘟（腮腺炎）、大头瘟、探头瘟、大麻风、鼠痿（颈淋巴结核）、流火丹毒、目赤肿痛（眼结膜炎、砂眼）、病瘅发黄（肝炎、黄疸）、斑疹、咽肿、疮疥疗肿等，内容广泛，是他亲历瘟疫流行，临床经验的总结。自此，不但瘟疫证治，有绳墨可循，而且又将温热与瘟疫，逐步合为一家，充实了中医学关于传染病的内容，为温病学说的创立起了奠基的作用。

    吴氏认为：瘟疫病的发生，既不是由于四时不正之气，也不是因为外感邪气，而是人体感染了一种“戾气”。他说：“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是天地间一种戾气所感。同时还特别强调提出这种戾气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物质的一种形式。”他说：“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肯定了气即是物，物即是气。他反对厚古薄今，墨守古法的医疗作风，在他的医疗著作里指出：“守古法，不合今病。”在这种注重实学观点指导下，吴氏潜心研究温病之病因、病证和传播径路，从而进一步认识到不是所有的温病都是感受一种“戾气”，而是许多种。所以又称之为“杂气”。他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明确区分了伤寒与温病在病因上的不同，他说“伤寒感天地之正气，温病感天地之戾气”。同时指出戾气是可以防治的。吴又可关于瘟疫病病因的认识，最接近现代的微生物致病学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关于疫有九传的论述和对瘟疫病症候的详细观察，说明他充分认识到外感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他使用达原饮力图直捣膜原、驱邪外出的治疗思想，一直影响着后人对于外感热病的认识，至今仍然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吴又可创造性地提出“戾气”通过口鼻侵犯人体，使人感染瘟疫，而是香致病，既与戾气的量、毒力大小有关，也与人体抵抗力强弱有关，科学地预见了传染病的主要传染途径是从“口鼻而入”，突破了前人关于“外邪伤人皆从皮毛而入”的笼统观点。吴又可的勇气，鼓舞了清代的温病学家，他们不仅吸取了外感邪气“从口鼻而入”的观点，而且也大胆地提出了外感热病的不同传变规律的新学说，终于建立起与六经不同的另外的辨证体系，丰富了外感热病的治疗方法。

    吴又可还提出，瘟疫病有强烈的传染性，不论是年老体迈的老人还是身强体壮的年轻人，都很容易感染瘟疫。并且在人和动物之间有着同等的机会感染瘟疫，有些瘟疫病可以在人和动物之间来回的传播。导致这些瘟疫的戾气也是不同的，不同的戾气导致的瘟疫的临床表现也是不一样的。吴又可毕生从事医学，治愈了很多传染病患者，其中有难以治愈的疑难杂症，同时吴又可还往往是出奇制胜。相传有一天，来了一位患者，这位患者被认为是传染病患者，大便不通，脘腹胀满，疼痛难忍，四肢强直不能动，卧如塑，目闭口张，舌强，问话不能答，脉实有力，苔生芒刺。根据证候，是一派实热象，病情危重。据患者儿子代诉，三日来已服承气汤三剂，每剂大黄用至一两左右，病仍不减。一般医家，遇到此况，一定会考虑另立治法的。然而，吴又可则不然，他仔细权衡了患者的脉症，认为“下证悉具，药轻病重也”，不但不改方剂，反而将方中大黄增至一两五钱，连服半月而痊愈。吴氏用药之妙，可见一斑。

    《温疫论》，成书于公元1642年，是吴又可惟一一部传世之作，共二卷。卷一载论文50篇，主要阐发温疫之病因、病机、证候、治疗，并从中参论温疫与伤寒的区别。卷二载论文30篇，着重叙述温疫的各种兼挟证治，还设立了多篇有关温疫的质疑正误及疫疠证治的辨论文章。

    《温疫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代一些著名医家如戴北山、杨栗山、刘松峰、叶天士、吴鞠通等，都或多或少地在《温疫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有所创造。我国历代医家在与传染病斗争的实践中创造了温病学说。温病学说，渊源于《内经》，孕育于《伤寒论》，产生于金元，成熟于明清。在温病学说的发展过程中，《温疫论》作为我国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的贡献是很大的。直至今天，我国应用温病学说的理、法、方、药治疗一些传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痢疾等，取得了很高的疗效。

    清代温病四大家

    温病一词，最早出于《素问》，以后的《伤寒论》、《难经》、《诸病源候论》、《备急干金要方》等皆有记载。明代多次爆发大瘟疫。吴又可通过深入细致的临床体察，明确指出温疫并非伤寒，而创立一套辨证论治的方法，成为辨治外感温热病的新学术流派。清代中期以后，温病学派日趋壮大。叶天士、薛雪、吴鞠通、王孟英等成为该时期的代表人物，并称温病四大家。

    叶天士（1667—1746），名桂，号香岩，别号南阳先生，晚号上津老人，江苏吴县人，清代杰出的医学家，是温病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叶天士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他的祖父、父亲都精通医术，尤其精通儿科。从12岁叶天士就开始跟随父亲学医，14岁时，他父亲辞世，于是拜他父亲的门人朱某为师，学习医术。十年的时间里，叶天士拜了17位老师，因为他懂得融会贯通。所以他的进步突飞猛进，开始以儿科为主，后因师从多人，从而扩展至各科。

    叶天士是清代众多温病学家的代表，被誉为“温热大师”，他创立的温病卫气营血辨证论治纲领，为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治疗杂病方面成绩也很突出，他提出的许多新见地和治法方药，在今天的临床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由他口授、学生顾景文记录整理的《温热论》是为温病学奠定学科基础的重要著作。

    在《温热论》一书中，叶天士首先阐述了温病的致病因素、感邪途径、邪犯部位、传变趋势和治疗方法，他明确提出了导致温病的主要原因是感受了温邪，突破了历代医家“伏寒化温”的认识，从而真正摆脱了热病皆伤寒的束缚，这就从根本上把温病和伤寒区分开来。叶天士把感受温邪的途径概括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他又提出“卫气营血”的辨证论治和“辨舌验齿”等温病独特的诊断方法，从而形成了较完整的温病学理论诊治体系。

    叶天士毕生医案很多，有《温热论》、《临证指南医案》、《叶氏医案存真》、《未刻本叶氏医案》。但都不是他亲笔著述，大都由他的门人整理而成。另外，还有一些著名的医案和著述托名于叶天士，可考的有《景岳全书发挥》、《叶氏医衡》、《医效秘传》、《本事方释义》、《女科症治》等等。

    薛雪（166-1750），字生白，号一瓢、槐云道人、磨剑道人、牧牛老朽，江苏吴县人，与叶天士是同乡且与之齐名，但是二人常相互抨击，所以薛雪称自己的住所为“扫叶山庄”，称自己为“扫叶山人”。

    薛雪自幼好学，很有才气，后来因为母亲多病，从而潜心研究医学，他一生的著作很多，有《医经原旨》、《湿热条辨》、《扫叶庄医案》、《温疟论》及《日讲杂记》等，他对温病中的湿热病症很有研究。在著作中专门对湿热病证的病因病机、辨证治疗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和讨论，特别是对湿热之邪在上、中、下三焦的辨证和治疗进行了系统论述。从而进一步充实、完善了温病学的内容。

    湿热病是外感热病中的一大类型，薛雪总结说：“夫热为天之气，湿为地之气。热得湿而愈炽，湿得热而愈横。湿热两分，其病轻而缓；湿热两合，其病重而速。”

    薛雪突出湿邪与热邪相合为病的特点对湿热病进行研究，抓住了湿热二邪轻重不同的要害，并结合脏腑、三焦、表里等辨证方法，使之融为一体。解决了湿热病的证型辨析，有利于临床应用。在治疗上他不拘泥于固定成方，体现了湿热病治疗的特点，成为后世治疗湿热病的规矩，影响极其深远。

    吴鞠通（1758—1836），名塘，字配珩，江苏淮阴人，清代著名医学家，是温病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吴鞠通从小苦读诗书，想得个功名，所以走了科举之路，但在他19岁时，父亲生病辞世，他觉得父亲病了自己却不能医治是一件遗憾的事，他甚至觉得没有颜面立于天地之间，于是他购买了方书，刻苦研读医书。在读书过程中他受到仲景“外逐荣辱，内忘身命”之言论的启发，于是放弃了科举之路，专攻医学。

    吴鞠通为医谨慎，虽然攻读了十年医书，也颇有心得，但仍不轻易为病人治病，直到1793年，京城流行瘟疫，不计其数的人死在庸医手中，在朋友们的劝说下，吴鞠通才开始诊治病人，他救活了几十个危重病人，从而他的名声开始大振。

    晋唐以来，医家对伤寒的研究较为详尽，但在温病方面的研究却很少，对方剂的应用又很局限。并且重温补，以致温疫流行，而作为医生，有的束手无策，有的误治害人，导致不计其数的无辜者死亡。看到此种情况，吴鞠通又悉心研究花了六年的时间撰成了论述温病的专著——《温病条辨》。此书融会贯通各家学说，提出了“三焦辨证，理论和四时温病的范围禾口种类，为温病病种的划分确立了理论依据，形球了以“卫气营血”和“三焦”为核心的温病辨证论治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标志着温病学已经趋向成熟，从此也形成了一门新的独立学科。吴鞠通在对于温热性疾病的治疗上拓展了经方应用，研制了很多新的方剂，完善了温病治法。

    王孟英（1808—1868），名士雄，自号半痴山人，晚号梦隐，又号潜斋，清代著名医学家，祖籍是浙江海宁，曾祖时迁居钱塘（今浙江杭州）。王孟英出身在一个世代行医白勺家庭，撰写《重庆堂医学随笔》一书的就是他的曾祖父王学权，他的祖父、父亲皆行医，但都不及其曾祖父有名。王孟英家境贫困，14岁时父亲辞世，为了生存，20岁时王孟英至婺州（今金华）佐理盐业，闲暇的时候就钻研医籍。他生活的年代适逢战乱，疫疠流行，他的亲人死于霍乱，所以王孟英决心专研温热病。经过多年的实践，他对温热有了独到的见识。他撰写了我国温病学重要著述之一——《温热经纬》。王孟英著述及评注参订他人的作品也很多。比较著名的有：《温热经纬》、《随息居重订霍乱论》等十几部。

    《温热经纬》是一本收罗广泛、内容全面的温病文献汇编，在解释书名的含义时王孟英这样说：“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叶薛诸家之辨为纬。”意思是说《温热经纬》这本书以《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中有关热性病证的论述为“经”，以后世叶天士、陈平伯、薛雪、余师愚等医家的温病论著内容为“纬”，故称《温热经纬》。

    综上所述，叶天士、薛雪、吴鞠通和王孟英为温病学从《伤寒论》学术体系中独立出来，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学科的建立标志着中医治疗急性外感热病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丰富了热性病的诊治理论和手段，进一步提高了临床治疗温热病的效果。

    中医四诊

    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的中国民间医生扁鹊所总结出来的“四诊法”，完全符合现代科学中的整体方法、系统方法、辨证方法等理论，令人敬佩。

    “四诊法”，即望、闻、问、切诊法。是中医诊察和收集疾病有关资料的基本方法，它是中医诊断疾病的传统方法，这四种诊法至今依然普遍使用，是中医辨证施治的重要依据。

    所谓“望诊”，就是观察病人的神、色、形、态的变化。“神”是精神、神气状态；“色”是五脏气血的外在荣枯色泽的表现；“形”是形体丰实虚弱的征象；“态”是动态的灵活呆滞的表现。这就是对病人面目、口、鼻、齿、舌和苔、四肢、皮肤进行观察，以了解病人的“神”。扁鹊很重视也很善于望诊，把它列为四诊之首。

    所谓“闻诊”，是指听病人说话的声音、呼吸、咳嗽、呕吐、呃逆、嗳气等的声动，还要以鼻闻病人的体味、口臭、痰涕、大小便发出的气味。

    所谓“问诊”，就是问病人起病和转变的情形、病人的体质、生活习惯、现在的症状及过去的病史、家族史等，具体讲包括问寒热、汗、大小便、饮食、胸腹、耳、口等各种状况。

    所谓“切诊”，就是脉诊和触诊。脉诊就是切脉，掌握脉象。触诊，就是以手触按病人的体表病变部分，借以体察脉象变化，辨别脏腑功能盛衰，气血津精虚滞的一种方法。通过切诊，察看病人的体温、硬软、拒按或喜按等，以助诊断。

    以上诊断疾病的四种方法彼此之间不是孤立的，是相互联系的。中医历来强调“四诊合参”，这就是说，必须将四诊收集到的病情，进行综合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作出由表及里的全面的科学判断。

    《史记》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司马迁为名医立传，扁鹊居首，可见司马迁对扁鹊的尊敬和对切诊法的重视。

    据《史记·扁鹊传》记载：有一次扁鹊行医到晋国，正遇上赵简子患重病，已经昏迷五天，不省人事。他的亲人和幕僚非常担心，请扁鹊来给赵简子治病。扁鹊通过切脉，察觉赵简子的心脏还在轻微跳动，又通过问诊，了解到当时晋国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于是断定赵简子是由于在政治斗争中用脑过度，一时昏迷，并没有死。经过扁鹊精心治疗，三天之内，赵简子的病就好了。这说明扁鹊非常精通四诊法。

    四诊法有其深刻的科学基础。中国古代医学经典《内经》上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这就是说，人与外界环境是统一的，外界环境对人体机能的活动有影响。外界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是自然界进化的产物，一定的自然环境又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人与自然环境有着物质的同一性。自然环境对人体机能的影响涉及到许多方面，如季节气候的变化、区域环境的差异等等。就连一天24小时的变化对人体机能的活动也产生一定的作用。《内经》指出：“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阳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也就是说，人体内阳气的活动呈现出规律性的昼夜波动。这一变化趋势与现代生理学研究所揭示的人体温度日波动曲线也是十分吻合的。现代时间生物学研究表明，几乎人体所有的机能活动都有着似昼夜的节律性变化，古代中医学的认识是很正确的。至于剧烈的社会环境对人身心机能的影响就更大。上面谈到的那个赵简子，因为在政治斗争中用脑过度而昏迷不省人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所以，中国古代医学家很重视问诊，通过问诊，了解患者生病的外界环境，有助于寻找到病症的根源和病变的本质，从而确诊。古代中医学还认为，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种脏腑器官、组织在生理和病理上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诸内，必形诸外”，也就是说，机体的外部表象与内部情况存在着确定的相应关系。这就决定了医生可以通过望诊、闻诊、切诊，观察患者外在的病理表现，揣测内在脏腑的病变情况，从而确诊。

    四诊具有直观性和朴素性的特点，在感官所及的范围内，直接地获取信息，医生即刻进行分析综合，及时作出判断。四诊的基本原理是建立在整体观念和恒动观念的基础上的，是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等基础理论的具体运用。物质世界的统一性和普遍联系，就是四诊原理的理论基础。

    四诊是搜集临床资料的主要方法，而搜集临床资料则要求客观、准确、系统、全面、突出重点，这就必须“四诊并用”、“四诊并重”、“四诊合参”。《难经》所提出的神、圣、工、巧之论，并非将四诊的意义分成等级，而是强调其各自的重要性以及掌握这些技巧的难易程度。早在《内经》中就明确提出了切勿强调切诊的观点，《素问·征四失论》说：“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世，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批语那种不能全面运用诊法的医生是“所谓窥管而已”。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指出，惟以切脉为能事的医生，不能得是通医道的人。只有将四诊有机地结合起来，彼此参伍，才能全面、系统、真实地了解病情，作出正确的判断。

    指尖上的端倪——脉诊

    脉诊是中医中最具特色的诊断方法之一，脉诊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体现和应用了中医“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基本精神，同时也是中医理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素问·脉要精微论》中说：“夫脉者，血之府也。”由此可见，脉是气血运行的通道，脉内血液要充盈，气血需流动通畅。心主血脉的功能使血液在脉管中流通，在宗气和心气的推动作用下，心就产生了一张一缩的搏动，从而引起了血液和脉管的振动，形成脉搏。医者用手指对患者某部位的动脉进行切按，体验脉搏（脉动）的应指形象，以了解患者的健康或疾病，辨别病症的一种诊察方法称之为“脉诊”。

    《内经·五脏生成篇》说、：“夫脉之小、大、滑、涩、浮、沆，可以指；五脏之象，可以类推；五腑相音，可以意识；五色微诊，可以目察；能和脉色，可以万全。”用手指诊脉，用眼睛观察，二者合之，可以万全，足可以证明脉诊在中医诊断学中的重要地位。

    脉诊是我国古代医学家在长期临床医疗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总结和积累，在我国历史悠久，我国历代医家均精于望、闻、问、切的方法，特别是脉诊。

    司马迁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其实他这种说法并不确切。据历史记载，我国在很久以前就有关于脉诊的传说了，脉诊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在我国较早的书籍《黄帝内经》和《难经》中，就已经有了关于脉诊的详细论述。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我国第一部脉学专著——《脉法》，同时还有《阴阳脉症候》等帛书，为脉诊判断疾病提供了宝贵材料。

    到了汉代，脉诊就更加普遍了。《史记》记载了很多医案，每一位医家诊病必先诊脉，无一例外。在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也将脉诊广泛应用于临床，并且在这一时期脉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晋代名医王叔和在全面综合和总结前代有关脉学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写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论述脉学的专著——《脉经》，王叔和把脉分为24种，并对每种脉象作了细致的说明，包括各种切脉方法和多种杂病的脉症，把脉诊和病症进一步结合起来，使脉学成为更加切合实际的一门学问。此后，我国古代脉学著述不断增多，明代著名医家李时珍所撰写的《濒湖脉学》是中医脉学专著中的一部名著。由27脉和四言举要两部分组成。用歌诀形式，依照体状诗、相类诗、主病诗的次序，具体表述27种病脉的形状、部位、频率、节律特征变化及其与病证的关系。指出了相似脉的鉴别方法。说理明白，分析透彻，集明以前脉学研究之大成。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历代医家的重视与推崇，成为后世学习中医脉学的必读之书。据不完全统计，清代以前脉学著述已超过一百种了，虽然其中有重复。但是仍反映了我国古代脉学的发展。

    根据脉学发展的历史，诊脉的方法有遍诊法、三部法和独取寸口法三种，其部位方法各不相同。独取寸口法出自《难经》，其操作方便，脉象明显，所以广为流传，沿用至今。

    寸口诊脉法的寸口又称气口或脉口，其位置在腕后桡动脉所在部位。《素问·脉要精微论》中具体指出了寸关尺具体分候的脏腑：左寸外以候心，内以候膻中。右寸外以候肺，内以候胸中。左关外以候肝，内以候膈。右关外以侯胃，内以候脾，左尺外以候肾，内以候腹中，右尺外以候肾，内以候腹中。后世对寸关尺分候脏腑，均以《内经》为依据而略有变更。此诊脉法为后世最普遍和最常用的一种脉诊方法。

    经络学说认为，“寸口脉”是“脉之大会”，是“五脏六腑之所始终”，隶属于手太阴经。手太阴经朝百脉，十二经乃至全身的气血皆流注手太阴经而见于“寸口”。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任何疾病都可导致全身气血阴阳的变化，因此，应用“寸口”脉的变化可以诊断五脏六腑乃至全身的疾病。

    根据《难经》和《脉经》的记载，独取寸口诊法的基本原理主要是“五部”，其次是“三关”。在经络学说的指导下，古代医家将寸口部位按深浅层次分为“五部”，依次为肺部、心部、脾部、肝部、肾部，认为“五部”与五脏之脉相对。其次，是将寸口脉分为“三关”，依次为寸部、关部、尺部，认为“三关”分别与五脏、六腑、十二经络相匹配。因此，根据“五部”和“三关”的脉象变化，可以诊断五脏六腑乃至全身的疾病。这说明，“五部”和“三关”，都是脉诊基本原理的重要内容。

    中医在切脉时，宜让病人取坐位或仰卧位，手掌向上，前臂平放，使血流通畅。中医习惯用左手切病人右手脉象，右手切病人左手脉象。方法是先用中指按在病人腕后高骨（桡骨头）内侧的“关”部，然后用食指和无名指分别按在关前、关后。关前为寸部，关后为尺部。三个手指的疏密根据病人的身高适当调整。医生宜手指微屈斜按。用指尖罗纹处接触病人脉搏，进行诊脉。左右手寸、关、尺三部，合称“六部”，左右各三部，对脏腑的分属一般是：左寸为心，左关为肝、胆，左尺为肾、膀胱、小肠。右寸是肺，右关为脾、胃，右尺为肾、命门。

    正常的脉象，亦名常脉，又称平脉或缓脉。常脉脉象从容和缓，不浮不沉，不迟不数，不细不洪，节律均匀，一息（一呼一吸）脉搏四或五至，每分钟约60—90至，且应指有力。中医认为常脉一般都有胃气（从容和缓、节律一致）、有神（脉至数来去清楚，无三五不调，亦不过快或过慢）、有根（尺脉候肾，如两尺脉沉取有力而柔和，即是脉象有根）。

    切脉时应该十分注意排除影响脉象的因素，以避免误断。如从年龄看，脉象小儿多快于成人，年龄越小，脉搏越快；青壮年体多强健，脉多有力；老年人体衰弱，脉来缓迟；成年女性较成年男性脉象濡弱而略快；瘦人脉多稍浮，胖人脉象多沉伏。另外，当长途旅行、重体力劳动、剧烈运动，或饮酒、饱食、情绪激动时，脉多快而有力；饥饿时，脉较弱。气候对脉象也有影响，如春天的脉象微弦（春弦），夏季的脉象微洪（夏洪），秋季的脉象微浮（秋毛）、冬季的脉象微沉（冬石）。至于“反关脉”（脉不见于寸口，而见于腕关节的背侧）、“斜飞脉”（脉从尺部斜向虎口），都因桡动脉位置异常所致，一般不是病脉。

    脉象和病证是密切相关的。中医对病脉的分类不够一致，有的分浮、沉、迟、数、虚、实6类；有的则述21脉、24脉、27脉或28脉不等。常见的病脉有：浮脉、沉脉、迟脉、数脉、虚脉、实脉、洪脉、细脉、滑脉、涩脉、弦脉、紧脉、结脉、代脉、促脉。

    脉诊是中医诊断病证和推断预后的一项很有特色的手段，古人曾对中医的四诊作了生动而深刻的概括，说：“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意思就是说，通过望、闻、问、切“四诊”，能正确判知病人的病证的医生，其学识是渊博的，技巧是精湛娴熟的，达到了料事如神的境地。由此，也可看出，脉诊必须与望、闻、问三诊结合起来，综合分析，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现代老百姓，看中医就只认切脉，什么也不说，其实真正的名医，从一进诊室就开始观察患者，对疾病就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结合问、闻、切，所以只强调切脉，就太局限了！不是中医的整体观念。

    舌头上的秘密——舌诊

    舌诊是中医独具特色的诊断方法之一，中医临床检查必检查舌。舌诊主要是通过观察病人舌质和舌苔的变化，以诊察疾病的方法。几千年来，舌诊已成为中国医学的特色之一。

    早在我国殷代的甲骨文中，已有“贞疾舌”的记载，其中就含有诊断病舌的意思。公元前3—5世纪成书的《内经》中已有较多关于舌诊的记载。如关于舌苔之色，认为舌苔黄是属于体内有热。还有舌卷，为舌卷缩口内，不能外伸，认为是由于高热神昏。《难经》中也有一些舌诊记载。到了汉唐时代，张仲景创造了“舌苔”一词，并确立舌诊作为辨证论治的依据。以后《诸病源候论》、《中藏经》、《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也提到一些舌诊的内容。到宋、金、元时期，《活人》以有以燥舌干来辨阴阳虚实，《小儿药证直诀》首创“舒舌”、“弄舌”的名称。但以上一些文献中所记载舌诊的内容都比较分散，而我国最早的一本专门谈论舌诊的著作则要算元代的《敖氏伤寒金镜录》，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舌诊专书。明清两代研究舌诊者日增，使舌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舌是口腔中重要的器官是一个肌性器官，能灵敏地反映肌体的各种变化。舌的表面有特殊的粘膜，尤其是舌背粘膜，它是舌苔的主要组成部分。舌与经络相连，舌体有极其丰富的血管和神经，并与手少阴心经、足少阴肾经、足厥阴肝经、足太阴脾经有密切的联系，它们都直接或间接联络脏腑。

    根据中医理论，舌与脏腑功能相关。舌为心之窍，心主血脉而藏神，所以舌体的变化。能反映“心主血脉”和“心藏神”的功能；舌苔是胃气蒸化谷气上承于舌面而生成，与脾胃运化功能相适应，所以舌象的变化，可以反映全身营养和代谢的功能，气血的生化状况；肾藏精，在液为唾；脾在液为涎，都是津液组成部分，关系着舌体的润燥，也能反映脾肾的功能。

    舌诊时，要保证室内的自然光线柔和充足，患者的姿势要正确，一般为坐位，重病者亦可卧位；舌诊的顺序一般是：舌尖一舌中一舌根一舌两边。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某些事物或药物会影响舌苔的颜色，造成假象，望舌时要注意鉴别。

    为了观察舌的润燥、苔的松腐坚敛和有根无根，了解舌苔燥裂程度，常常刮舌与揩舌。一般是用消毒刮舌板以中度力量，由舌根向舌尖惺刮舌面，或用消毒纱布，蘸少量生理盐水轻重适中力度揩抹舌面，这样来观察舌质的本色，以及刮、揩后舌苔的复生情况，得到正确的结论。

    正常的舌象是随四季变换而变化的。夏季舌苔易厚，易淡黄；秋季多薄多干；冬季舌常湿润。随着人的起居运动，舌象也在变化，晨起时舌苔略厚，色暗滞；活动进食舌象又恢复红活薄润；张口呼吸，舌苔易薄易燥；过度用力舌质会变红；此外，烟酒对舌色的变化也有影响。

    随着年龄和体质的变化，舌象也呈规律性变化。小儿的生理特点是稚阴稚阳，形气未充，生机勃勃，舌鲜活娇嫩，一旦患病则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常见剥苔、红点、厚苔。老年人常气血偏虚，肾亏脾弱，舌多裂纹，或少苔无苔。男女体质不同，舌苔亦不同。

    舌苔是舌面上的苔状物。薄白均匀，干湿适中，舌面的中部和根部稍厚的舌苔是正常舌苔。古医籍说：“舌苔由胃中生气所致，而胃气由心脾发生，故无病之人，常有薄苔，是胃中之生气，如地上之微蕈也，若不毛之地，则土无生气也”、“舌之有苔，犹地之有苔。地之苔，湿气上泛而生；舌之苔，胃蒸脾湿上潮而生，故日苔”。这表明了舌苔的形成与脾胃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现代医学认为舌苔的形成，主要为丝状乳头的分化所形成。

    舌苔的颜色通常有白、黄、灰、黑等颜色；舌苔的厚薄通常有薄苔、厚苔、少苔、无苔；舌苔的润燥通常能反映体内津液的情况。

    疾病的轻重均能从舌象的变化反映出来，舌质淡红，舌苔白、薄、润均为病情较轻；舌质红绛、青紫，舌苔黄厚、灰黑，或光滑无苔，均为病情较严重；淡白舌多见于慢性疾病，如贫血，蛋白质缺乏或肾上腺皮质机能不全等疾病；红绛舌多见于发热、脱水、水液平衡失调等疾病；肝硬化病人若原为淡红舌、薄白苔或薄黄苔，转为红绛光剥，则表示肝功能恶化；急性阑尾炎多见腻苔，在治疗过程中厚腻苔转为薄白苔，多是病情好转，但如疼痛减轻而腻苔不退，则表示病情未减，甚至可能恶化。

    舌象的变化对某些疾病的诊断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大量的临床实践证明，病邪的性质、病位的浅深、病情的进退，以及判断疾病的转归与预后均能从舌象的变化反映反映出来。可以说，舌的变化鲜明而迅速，它好像内脏的一面镜子，能较客观的反映病情，是医生诊病的重要依据。

    中医的舌诊对西方医学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西医诊断学也逐渐地重视舌质、舌苔的变化及舌的活动状态。譬如，甲状腺机能亢进患者，舌头伸出时常会发生震颤；肢端肥大症和粘液性水肿患者舌体肥大；低血色素贫血时，舌面平滑；核黄素缺乏时，舌上皮可有不规则隆起；猩红热病人舌头呈鲜红色，形如草莓。这些与中医诊断学认为人体重要脏器的疾病，均可在舌头上有所反应。可以通过舌诊了解病人的病情、变化和转归的道理相合。正因为中医舌诊很重要，所以世界上不少国家正在深入研究，他们通过舌萤光检查、舌印检查、舌的病理切片检查、舌的活体显微镜观察、刮舌涂片检查，以及各种生理、生化、血液流变学测定等等，探索舌诊的奥秘，让古老的中医舌诊对世界医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医的辩证

    为什么中医看病，首先要讲究辨证？原因很简单，因为古代医生不可能利用各种仪器和各种化验直接观察到人体内部组织的病变，以及获得能够从本质上说明人体内部脏器生理功能的数据，而且通过四诊得来的感性材料也是真假相杂，如果不经过一番认真的思索，把所得到的现象加以分析研究、概括归纳，就很难对疾病的性质、原因和病变部位等作出准确的判断，也就无法选择治疗的方法。这就是中医所以特别强调“辨证论治”的道理。

    中医辨证是指辨证论治，是中医治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是中医学区别现代医学及其他传统科学的一大特色。它抓住疾病阶段主要矛盾——“证”来拟定治则、治法，选择药物的过程。“证”是中医辨证的基础，也是中医的精华所在。

    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由于它包括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因而它比症状更全面、更深刻、更正确地揭示了疾病的本质。

    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论治，又称施治，则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辨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通过辨证论治的效果可以检验辨证论治的正确与否。辨证论治的过程，就是认识疾病和解决疾病的过程。辨证和论治，是诊治疾病过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理法方药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是指导中医临床工作的基本原则。

    中医认识并治疗疾病，是即辨病又辨证。辨证首先着眼于证的分辨，然后才能正确的施治。例如感冒，常见发热、怕冷、头身疼痛等症状，病属在表，但由于致病因素和机体反应性的不同，又常表现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两种不同的证。只有把感冒所表现的“证”是属于风寒还是风热辨别清楚，才能确定用辛温解表或辛凉解表方法，给以适当的治疗。因此，日常的感冒药VC银翘片不是什么感冒都可以吃的。由此可见，辨证论治既区别于见痰治痰，见血治血，见热退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对症疗法，又区别于那种不分主次，不分阶段，一方一药对一病的治病方法。

    辨证论治作为指导临床诊治疾病的基本法则，由于它能辩证地看待病和证的关系，既可看到一种病可以包括几种不同的证，又看到不同的病在其发展过程中可以出现同一种证，因此在临床治疗时，还可以在辨证论治的原则指导下，采取“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方法来处理。所谓“同病异治”，是指同一种疾病，由于发病的时间、也区以及患者机体的反应性不同，或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表现的证不同，因而治法也不一样。我们还以感冒为例，由于发病的季节不同，治法也不同。暑季感冒，由于感受暑湿邪气，故在治疗时常须用一些芳香化浊的药物，以祛暑湿。例如我们可以应用藿香、佩兰等芳香化湿的药物治疗暑季感冒，这与其他季节的感冒治法就不一样。而“异病同治”是指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出现了相同的病机，因而也可采用同一方法治疗。比如，久泻脱肛、子宫下垂等，是不同的病，但如果均表现为中气下陷证，就是可以用升提中气的方法治疗。

    由此可见，中医治病主要的不是着眼于“病”的异同，而是着眼于病机的区别。相同的病机，可用基本相同的治法；不同的病机，就必须用不同的治法。这就是“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实质上这是由于“证”的概念中包涵着病机在内的缘故。这种针对疾病发展过程中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的法则，就是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

    中医的辩证过程，不仅要遵循一般的逻辑思维规律，而且要遵循中医的基本理论，这就是中医常说的八纲辨证。所谓八纲，是指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种不同性质的证候类型，实际上还可以进一步分成矛盾对立的四组概念，就是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不管遇到多么复杂的疾病，都可以根据这四组对立的概念作全局性的分析。

    阴阳，是对疾病的基本性质所作的分类。不论哪一种疾病，从基本性质上说都可以分为阴阳两大类。

    凡属于急性的、动的、强实的、兴奋的、功能亢进的、代谢增高的、向外（表）的、向上的证候，都属于阳证。从症状上看，如面色潮江或通红，身热喜凉，狂躁不安，口唇燥裂，烦渴欲饮，语声壮厉，烦躁多言，呼吸气粗，大便秘结或臭秽，腹痛拒按，小便短赤，舌质红绛，舌苔黄燥，脉象洪数有力等，都可以看做是阳性疾病。

    凡属于慢性的、虚弱的、静的、抑制的、功能低下的、代谢减退的、向里的证候，都属于阴证。从症状上看，如面色苍白或黯淡，身重蜷卧，肢冷倦怠，语声低微，静而少言，呼吸微弱，目不欲开，饮食减少，口淡无味，不烦不渴，或喜热饮，大便腥气，小便清长，腹痛喜按。舌质淡而胖嫩，舌苔润湿，脉象沉细无力等都可以看做是阴性疾病。

    表里，是辨别病变部位、病势深浅和病情轻重的纲领。

    结合具体的病证来说，外邪侵犯人体，首先从人的皮肤、经络、口鼻开始，出现恶寒、发热、头痛、身痛、四肢酸痛、鼻塞或咳嗽等症状。感冒、流行性感冒和各种急性传染病的前驱症状。王肯堂一般都属于表证的范围。如果外邪直接影响到人的脏腑、血脉、骨髓等，引起高热、神昏、烦躁、口渴、大便秘结、小便短赤，或出现内脏病变，就都属于里证的范围。

    寒热，是把病情表现从两种不同属性上加以区分的纲领。

    寒证，是由寒邪引起，或由阳气衰弱、阴气过盛所引起的身体机能和代谢活动衰退、抵抗力减弱的证候。如体温不足，面色苍白，精神萎顿，目不欲张，嗜睡喜温，脘腹冷痛，口不渴，大便溏薄，小便清长等，都属于寒证证候。

    热证，是由热邪引起的，或由阳气亢盛所引起的一系列热盛的证候。如发热烦躁，面目红赤，不恶寒反恶热，口干咽燥，渴喜冷饮等，都属于热证证候。

    虚实，是从人体抵抗力的强弱和病邪盛衰的角度加以区分的纲领。

    虚证，是指人体正气不足，抗邪能力降低，生理机能衰退的证候。一般症状表现是：面色苍白，精神不足，身疲乏力，心悸气短，自汗盗汗等。体弱久病的人，证候属虚的居多。

    实证，是指病邪亢盛，正气和邪气对抗的反应很激烈，或者因为人体内部机能障碍所引起的气血郁结、水饮、停痰、积食等。通常的症状是：急性热病高烧，口渴，烦躁，谵语，腹满痛而拒按，便秘，小便短赤等。凡体性初病的人，证候属实的居多。

    通过上面的介绍使我们认识到，中医八纲辨证的理论，实际上是对我们所能搜集到的疾病现象和它的发生、发展情况，加以综合、概括、分析、归纳所必须遵循的原则。正确地运用八纲理论，医家在分析病情的时候就会获得清晰的思路，能够很快地透过现象认识本质，从而进一步抓住疾病的主要矛盾。这种辨析的方法，有类似于现代“优选法”那样的优越性。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说明阴阳是八纲辨证的总纲。只要一旦确定了疾病是属于阴证或阳证，就能够很快地把治疗疾病所应考虑的范围缩小了一半。这样类推下去，再分别从表里、寒热、虚实的角度，又可以逐层地排除其中的一半，最后要考虑的范围一下子就可以缩，小到原来的十六分之一，如果再考虑到症状的其他特征，就能迅速而又准确地找出疾病的本质所在了。

    辨证的方法很多，是历代医家通过长期临床实践所不断创造的。除前面介绍的八纲辨证，主要还有：病因辨证、气血津椒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等。病因辨证着重从证候分析入手判别病因；脏腑辨证主要应用于各种内伤杂病，是综合运用其他辨证的方法，直接为治则的拟定创造条件；气血津液辨证和经络辨证与脏腑辨证密切相关，互为补充；六经辨证与卫气营血辨证分别适用于外感热病中“伤寒病”与外感热病中的“温病”。此外，三焦辨证也是温病的辨证方法之一。各种辨证各有千秋，相互间有部分内容是交叉的，应用时定要细心体验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掌握好。

    中医治疗的方法

    中医的治疗方法很多，但是归纳起来大体可分为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

    汗法是运用各种发汗药物组成方剂，来开泄腠理，逐邪外出的一种方法。比如日常生活中有人偶感寒凉，老年人往往提醒要喝碗姜糖水或酸辣汤，发一发汗，就不容易患感冒了。因为生姜或辣椒都是辛散之物，趁热喝下去，可以扩张周围小血管，刺激毛孔发汗，驱散体表寒邪。汗法的基本道理也是这样。常用的方剂有桂枝汤、银翅散等。

    吐法是利用催吐药引导病邪或有害物质从口涌吐而出的一种方法。吐法大都用于病情严重急迫，必须迅速吐出的积结实证。如痰涎壅塞、食停胃脘或误食的毒物还在胃中，都急需用吐法救治。金元时代的大名医张子和就很擅长这种治法，提倡“攻病三法”（汗、吐、下），喜用峻烈的泻剂和吐剂。他在《儒门事亲》一书中有记载：一位患风痫病的妇女，偶吃一种像葱一样的章，吐涎如胶，大约有一二斗，不想从此不再发病，而且身体也一天天健壮起来。张子和对这件事很重视，他走访了许多人才知道这种像葱一样的草叫“憨葱苗”，在《本草经》中称“藜芦苗”。从这件事以后，张子和认识了吐法的重要，高兴地说，“亦偶得吐法耳”。

    下法是运用泻下药物攻逐体内结滞（如宿食、水饮、瘀血等）的一种方法。这种治法可以排除蓄积，起到推陈出新的作用。《儒门事亲·偶有所遇厥疾获疗记》中记载，有一次，张子和看见一个小孩因为误吞铜铁而患病，身体很瘦弱，足不胜身。那时正好是六七月份，淫雨不止，没有木柴煮饭，小孩挨饿几天。一天早晨，邻居牛死了，煮牛肉葵菜饭吃，病孩乘机饱吃一顿。不久，觉肠中痛，泄注如倾，泻下所误吞的东西。张子和因而明白《内经》中所说的“肝苦急，食甘以缓之”的道理。因“牛肉、大枣、葵菜皆甘物也，故能宽缓肠胃。且肠中久空，又遇甘滑之物，此铜铁所以下也”。张子和高兴地说：“亦偶得泻法耳。”

    和法是通过调整人体机能，达到祛病除邪的目的一种方法。病邪既不在里，又不在表，或者气血营卫不和，或者脏腑关系失调，采用汗、吐、下、温、清、补、消都不适宜的，就可以采用和解的方法。目前许多中医都用“加味逍遥丸”来治慢性肝炎，这种药也是一种和剂。

    温法是用温性或热性药物补益阳气、驱除寒邪的一种治法。人们吃辛辣的食物，如辣椒、胡椒、桂皮、生姜等，胃中常有一种燥热的感觉，不仅食欲增加，消化旺盛，甚至整个身子都会有热感，于是我们就说这类东西属于热药。使用温热药可以起到温中祛寒、回阳救逆、温经散寒等作用。

    清法是用寒凉药物以达到清热作用的一种治疗方法。人们在气候酷热、气闷难忍的时候，常喜欢吹风纳凉，冷饮冰水，目的是为了消除烦热。由此推论，遇到内热燔炽、烦渴神昏的病证，服用苦寒清凉药物，也能达到清热的作用。

    补法是运用补药补益人体气血，增强体质，达到扶正祛邪作用的一种治法。补法有补气、补血、补阴、补阳的种种区别。医圣张仲景用当归羊肉汤治愈贫穷百姓的故事被传为佳话。

    消法是采用消食、化瘀、软坚、化痰、化湿、利水等药物，对慢性积聚胀满进行渐消缓散而不伤正气的一种治疗方法。

    中医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对于上述八法的运用是相当灵活的。由于有不少病的情况相当复杂，往往不是单独使用某法，而是把许多治疗方法配合起来使用，如汗下并用、温清并用、攻补并用、消补并用等等。除去“八法”之外，历代医家还提出了许多其他的治法，并且还创造了相当丰富的外治法。如熏蒸法、洗浴法、敷贴法、熨法、含漱法、塞法、摩擦法、扑粉法、起泡法、探吐法、导引法等。

    中医灵活运用八法以及其他方法治病的向时必须遵守一些原则。

    第一条原则是治病必求于本。“本”，指的是疾病的本质。“必求于本”，是强调一定要透过错综复杂的现象，抓住疾病的实质，找出治疗的关键。有些疾病的症状往往是很复杂的，在一大堆头绪纷乱的症状中，不仅有主次本末、轻重缓急的区别，而且有时候还会出现某些假象。所以，中医治病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识别那些“真热假寒”、“真寒假热”、“至虚有盛候”（真虚假实）、“大实有赢状”（真实假虚）的虚假证状。否则寒热不分，虚实不辨，以假当真，被表面现象所迷惑，非但治不好病，甚至会造成医疗事故。

    第二条原则是扶正祛邪。中医认为，一切病证都是正邪双方力量的消长变化所造成的。“正”，指人体的抵抗力和修复能力；“邪”，指病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意思是说，人体的正气旺盛，就不容易受到病邪的侵犯；相反，受了病邪的侵犯，人体的正气就要受到损伤。所以医生治病的时候，一定要努力扶助人的正气，增强人的体质，同时又要设法驱除病邪，以求邪去正复，使疾病朝着治愈的方面转化。这一原则就叫做扶正祛邪。

    在治病的时候，首先要看正邪双方的盛衰情况，如果病邪显著而正气又不太虚，应以“祛邪”为主，如果正气虚而病邪不盛，则应以“扶正”为主，如果正气已虚而病邪又盛，就应该采用“扶正”和“祛邪”兼施的原则。但应该注意的是，扶助正气不要造成“留邪”的恶果。有些人得了病，总喜欢服补药，而庸医也喜欢投人所好。结果往往“闭门留寇”，遗害很多。尤其是有些急性传染病，发病急遽，如果正气不很虚弱，更应该及时驱邪。另一种情况是祛邪不要伤害正气。《红楼梦》中的胡太医就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在给睛雯治病的时候就犯了祛邪伤正的大忌。晴雯本来是偶感风寒的小病，可是胡大医却搬出了一大堆紫苏、桔梗、防风、荆芥等解表药，又用上了枳实、麻黄一类的猛峻药物。这就难怪贾宝玉骂他“该死，该死”。贾宝玉说：“虽疏散，也不可太过。旧年我病了，却是伤寒，内里饮食停滞……还禁不起麻黄、石膏、枳实等虎狼药。我和你们（指丫环们）就如……那才开的白海棠似的。我禁不起的药，你们哪里禁得起？”

    除上述原则外，还有正治反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原则，以及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原则等等。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医治疗的原则，始终贯彻了从整体出发，又联系时间、地点和人的各种不同的情况，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

    中药种类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医是手段，药是武器，病是靶子，诊病就是正确运用药物的过程。自然界中万物生机勃勃，中药的种类也包罗万象，动物、植物、矿物以及其他制成品皆来源于自然。

    动物药在中药中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早在3000多年前，蜜蜂就被勤劳的中国人用做了药。早在《诗经》一书中，就有了鸟、兽、虫、鱼的记载，书中记载的动物约160种，有许多既可食用又可作药用，并且从这些动物名称的文字中有“虫”、“鱼、“犭”等偏旁，可见古代就有了对动物分类的意识。除此之外，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也记载了动物药67种。

    再从中国古代的医药书籍看，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记载了65种动物药，其中，鹿茸、麝香、牛黄等药物仍为现今医药学所应用。我国第一部官修本草著作——《新修本草》共收载了128种动物药；明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共收载了461种动物药；清代赵学敏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收载了128种动物药；近代的《中药大辞典》收载了740种动物药，当然，本草书是以药味记载为主，不是计算动物种类。据统计，我国现已有900余种可供入药的动物。

    植物既有观赏价值，又有十分珍贵的药用价值，是丰富的中药库。根据现代植物分类学常用的分类方法是将每种药物按其原植物的自然分类系统分别归入门、纲、目、科、属、种，以种作为分类的基本单位。

    白花蛇目前，我国应用的中药材中，植物类药材占90％，其中根及根茎类药材大约在200—250种；果实种子类药材大约在180—230种；花类药材大约在60—70种；皮类药材大约在30—40种；全草类药材大约在160一180种；叶类药材大约在50—60种；藤木类药材大约在40—50种；菌藻类药材20种左右；植物类药材加工品20—25种。

    我国长江流域及我国南部广大地区以喜暖、喜湿润种类为多，叶类、全草类、花类、藤木类、皮类所占比重较大。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以根及根茎类药居多，这类药的特点是：耐寒、耐旱、耐盐碱，果实类药的种类次之。东北地区栽培种类以人参、细辛为代表；野生种类则以黄柏、防风、龙胆等为代表。华东地区栽培种类以贝母、金银花、延胡索、白芍、厚朴、白术、牡丹皮为代表；野生种类则以夏枯草、柏子仁等为代表。华南地区栽培种类以砂仁、槟榔、益智、佛手、广藿香为代表；野生种类则以何首乌、防己、草果、石斛等为代表。华北地区的栽培种类以党参、黄芪、地黄、山药、金银花为代表：野生种类则以黄芩、柴胡、远志、知母、酸枣仁、连翘等为代表。华中地区栽培种类以茯苓、山茱萸、辛夷、独活、续断、枳壳等为代表；野生种类则以半夏等为代表。西北地区栽培种类以天麻、杜仲、当归、党参、枸杞子等为代表；野生种类则以甘草、麻黄、大黄、秦艽、肉苁蓉、锁阳等为代表。西南地区栽培种类以黄连、杜仲、川芎、附子、三七、郁金、麦冬等为代表；野生种类则以川贝母、羌活为代表。

    矿物药分为钠化合物类、钾化合物类、铵化合物类、镁化合物类、钙化合物类、铝化合物类、硅化合物类、锰化合物类、铁化合物类、铜化合物类、锌化合物类、砷化合物类等十二类。

    金石美玉虽为死物，但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金可镇精神，坚骨髓，银可安五脏，定心神。铜可治腋臭，铁可治脱肛等等。玛瑙主治眼球上生白膜，石英主治胸腹邪气，雄黄主治恶疮，疽痔死肌。

    白矾为矿物明矾石加工提炼而成的结晶体。关于它还有个有趣的故事。从前，有位医生守口如瓶，对祖传的秘方决不外传。尤其是他存有一条解砒霜中毒的妙方十分效验，许多医生费尽心机都得不到它。有位同行想了一个办法，用酒把他灌醉并假称：“酒里有砒霜。”在惊吓之下，醉酒之中，他糊里糊涂的泄了密——“快拿白矾给我喝”，原来他解砒霜毒的秘方竟是不值几文钱的白矾。

    水是万物化生的源泉，表现在天上就成为雨、露、霜、雪，表现在地下就成为海、河、泉、井。水的流动和静止，寒凉和温热，是不同的水气所形成的差别；水的甘咸苦，是水产生的不同滋味。所以，上古圣人通过分辨九川水土的不同来区别九州各地人性的善恶和寿命的长短。水液散失则营血枯竭，水谷不入则卫气消亡。既然这样，对于水的性味差异。尤其是防病治病的医生们，要谨慎地用心研究。秋露之水，禀承夜晚的肃杀之气，宜用来煎调肺的药，调种治疥、癣、虫癞的各种散剂。甘泉之水，则可治疗心腹痛及邪秽之类所致的疾病，又能治烦热消渴、反胃、呕吐等症。

    另外，有些结石也是很名贵的药材。牛黄是用于临床多见的动物结石的一种，是动物黄牛和水牛的胆囊、胆管或肝管中的结石，有化痰、利胆、镇惊的功能，用于热病神昏谵语，癫痫发狂，小儿惊风抽搐等症，现代用于治疗“乙脑”等病。马宝是马科动物的胃肠道结石，有清热解毒，定惊化痰的作用。狗宝是犬科劫物狗的胃中结石，其能降逆气，开郁结，解毒。猴枣系猴科动物猕猴等内脏的结石，有消痰镇惊，消热毒的作用，古代称之为治热痰之圣药。

    我国历史悠久，地形复杂，幅员辽阔，气候多样，这样为动、植、矿药物的孕育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从历史上看，我国第一部本草专著《神农本草经》只收录了365种药物，后来的《本草经集注》（梁代）收录的药物是《神农本草经》的一倍，有730种。发展到《新修本草》（唐代）增至1774种，明代的《本草纲目》则集历代本草之大全，收药1892种。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中草药有13268种，其中动物药403科，1634种；植物药369科，11471种；矿4豺药163种，其余为民间及民族药物。现代科技高度发展，也加快了中药分类的步伐，中药分类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百草药性

    相传神农曾跋山涉水，尝遍百草，发现草木有酸、甜、苦、辣等各种味道。而且不同味道的草木可以治疗不同的疾病。人们在这种“尝”百草以求可食之物的过程中，逐步认识了药性。中医理论是建立在中国特有的自然哲学观基础上的，表现为天人相应的世界观，阴阳五行的辩证方法，取类比相的认识论等诸多方面。而中药药性理论也与中医理论一脉相承，药性即药物的性能，主要指药物在治疗、预防疾病中的特性和效能。

    中药学经过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的草创期，《神农本草经》曰：“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这是有关药性基本理论之一的四气五味的最早概括。到魏晋六朝得到充实发展。在唐代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体系——《新修本草》。到了宋代，《证类本草》更是资料丰富，内容广泛，体例完备，但关于中药药性药理方面的论述却还是相对较少，没有形成完整理论的中药药性、药理体系，只停留在经验用药的水平。随着北宋后期医学理论的发展，金元时期的医家便对经验用药进行了整理，才转化为理论指导下的用药。早期是通过《内经》中某些自然哲学观点对药味进行归纳。《素问·藏气法时论》记载：“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等，《素问·宣明五气篇》云：“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人心、成入肾、甘人脾，是为五人。”

    唐王冰之后，古代医家广泛接受五运六气学说，金元医家用其整理药性，以明代缪希雍为首的“本经复古派”用它来解释药性。缪希雍在《本草经疏·原本药性气味生成指归》中指出：“夫物之生也，必禀乎天；其成也，必资乎地。”此观点正是根据这种自然哲学观来对各种药物的药性进行阐述。如关于天门冬这味药，《本草经疏》中说：“天门冬正禀大寒初之气以生，得地之阴精独厚。味虽微苦甘而带辛，其气大寒，其性无毒，以甘多者为胜。味厚于气、阴也，降也。除肺肾虚热之要药也……”这是五运六气学说的天地一体观、天人相应观集中体现在了对天门冬药性的阐述上，是古代自然哲学观在中药学研究的最经典的体现，这类探索药性理论的方法被大多数的“本经复古派”医家采用。明代李时珍编撰的《本草纲目》，共有52卷，记载了1892种药物，对中草药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

    经过历代医家的努力，药性理论逐渐成熟，药性主要分为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和有毒无毒等。

    人参所谓四气，就是寒热温凉四种不同的药性，也称为四性。是由药物作用于人体所产生的不同反应和所获得的不同疗效而总结出来的，是与所治疾病的性质相对而言的。《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记载：“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神农本草经》也言：“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说明药物四气应用的原则，即寒凉药用以治阳热证，如发热、口渴、小便黄、大便干等热症。温热药用以治阴寒证，如怕冷、喜暖、冷痛、四肢不温等寒症。但在实际应用中仍有灵活变通之处，如张介宾提出的“以热治寒，而寒拒热，则反佐以寒药而入之；以寒治热，而热拒寒，则反佐以热药而入之”。即是说当得了寒证时，采用热药治之，而寒邪太盛，拒热药于外，此时若少加一点寒凉药，则可助热药直达病所，祛除寒邪。反之亦然。

    所谓五味，是指药物有酸、苦、甘、辛、咸五种不同的味道。虽源于口尝，但不仅是药物味道的反映，更重要的是对药物作用的高度概括。五味又具有不同的阴阳和五行属性，其中辛甘属阳，酸苦咸属阴；酸味属木、苦味属火、甘味属土、辛味属金、咸味属水。五味的作用分别是：辛，能散、能行，具有发散、行气、行血的作用，如治疗外感病，发散解表的麻黄、苏叶，行气的木香、橘皮，行血的红花、川芎等。甘，能补、能缓、能和，具有补益、和中、调和药性和缓急止痛的作用。如人参味甘，大补元气，饴糖和中、缓急止痛，甘草调和诸药、解毒等。酸，能收、能涩，具有收敛、固涩的作用。一般用于虚证的肺虚久咳、多汗、久泻、遗精早泄等，如五味子敛肺止咳、五倍子涩肠止泻、山茱萸涩精止遗等。苦，能泄、能燥、能坚，具有清泄火热、泄降气逆、通泄大便、燥湿、坚阴等作用。一般用于火热证、湿热证等。如栀子清热泻火，杏仁、葶苈子降气平喘，黄芩、黄连清热燥湿等。咸，能下、能软，具有泻下通便、软坚散结的作用。一般用于瘿瘤、痰核、大便燥结等。如海藻、牡蛎消散瘿瘤，芒硝泻热通便等。一般而言，气味相同的药物，大多作用相近，也可因气味之偏而作用有主次之别；气味不同的药物，作用不同；对于一药兼有数味，则常有多种治疗作用。

    所谓升降浮沉，是指药物对人体作用的不同趋向性。按阴阳属性区分，则升浮属阳，沉降属阴。升降、浮沉也如同阴阳一样，也是相对的。升即上升提举，趋向于上，如体虚脱肛，就可以用黄芪来升提；治疗肺部疾患，可利用桔梗引药上行达于肺。降，即下达降逆，趋向于下，如大黄泻下通便。浮，即向外发散，趋向于外；如麻黄发散风寒治疗感冒。沉，即向内收敛，趋向于内。由此可见，运用药物的升降浮沉特性治疗疾病。主要是通过纠正体内的升降浮沉失衡而达到的。

    所谓归经，是指某药对某些脏腑经络有特殊的亲和作用，因而对这些部位的病变起着主要或特殊的治疗作用，而对其他经的作用较小，甚至没有作用。归经是以脏腑理论为基础，以所治病证为依据而确定。例如苦寒药物，虽都具有清热的功效，但由于归经的不同，就导致归于心经的善清心火、归于胃经的善清胃热、归于三焦经的则清泄三焦之热。有时亦可以利用药物的归经特性，在治疗时选用归属所病经脉的药物，作为引经药，引药达经，治疗疾病。归经更加详细地区分药物治病的适用范围，也是对药物作用机理的一种阐述。

    药物毒性的含义较广，在古代，既认为毒药是药物的总称，毒性是药物的偏性，又认为毒性是药物毒副作用大小的标志。而后世本草典籍对药物性味标明“有毒”、“大毒”、“小毒”等，则大都指药物的毒副作用的大小。在现代，随着人们对毒性的认识逐步加深。所谓毒性一般是指药物对身体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及损害性。有毒的药物是可以通过炮制、先煎等办法减弱其毒性，对待毒性较强的药物，则必须控制其剂量以及使用方法。

    药物之所以能够针对病情，发挥扶正祛邪，消除病因，恢复脏腑的正常生理功能的作用，是由于各种药物本身具有的药性所决定的，药性也指导中药的组方配伍，只有运用好药性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总之，看似简单的百草药性，在实际运用上。有如围棋一般，虽仅有黑白二子，却千变万化、奥妙无穷。正所谓有百种变化，方能治百种疾病。

    方剂的配伍理论

    谈到中医之方剂和方剂的配伍原则，还是应该先从中药的配伍说起。

    中药若想充分发挥其疗效，就要符合一定的配伍原则，即中药的配伍原则。

    中药配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中药学中的配伍，即按病情需要和药性特点，将两种以上药物配合使用；二是指在方剂学中的配伍，即药物按君臣佐使的法度加以组合并确定一定的比例。方剂是药物配伍的发展，是药物配伍应用的较高形式，配伍是中医用药的主要形式。药物通过配伍，能增效、减毒、扩大治疗范围，适应复杂病情及预防药物中毒，将诸药按照一定规则进行组合，达到针对病证形成整体综合调节治疗的目的。

    方剂配伍的主要原则就是“君、臣、佐、使”。

    “君、臣、佐、使”是中医用药的一条主要规则和许多医家长期以来经验的积累，也是中药方剂配伍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是根据单味中药在方剂中的作用而确认的，根据每味药的特点进行量的增减。由于药性和比重不同，所以在选取上也要有所侧重，主要作用是为了适应复杂的病情，提高药物效果，减少其毒副作用。

    君臣本是一个政治术语，古代天子、诸侯都称君，辅佐君者称为臣，君臣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古代药学家将它引入药物配伍组方中，成为方剂组成的基本原则。早在《神农本草经》上就有：“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下药一百二十种为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合君臣佐使。”在西汉初年成书的《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岐伯回答黄帝关于“方剂君臣”时说：“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二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黄帝内经》有关方剂组方的理论，对后世中医组方用药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更是体现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唐代王冰是这样注解的：“上药为君，中药为臣，下药为佐使，所以异善恶之名位。胶饵之道，当为此为法。治病之道，不必皆然，以主病者为君，佐君者为臣，应臣之为佐，皆所以赞成方用也。”金元时代的张元素和李东垣都认为“力大者为君”。明代何瑭在《医学管见》中又进一步界定了君、臣、佐、使的含义，“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及治病之药至于病所者，使也。”明清医家对“君臣佐使”组方理论多有补充发挥，清代吴仪络道：“主病者，对症之药也，故谓之君，君者味数少而分量重，赖之以为主业。佐君之谓臣，味数稍多，分量稍轻，所以君臣之不怠也。应臣者谓之使，数可出入而数量更轻，所以备通行向导之使也。此则君臣佐使之义也”。可见历代医家对“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论述十分丰富，以它来分析、指导方剂组方可以执简驭繁以应变临床。

    具体一点说，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作用的药物，按需要可用一味或几味；臣药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作用的药物，或者是对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是辅助君臣药起治疗作用，或治疗次要症状，或消除（减轻）君、臣药的毒性，或用于反佐药；使药是起引经或调和作用的药物。中药方剂的组成不是几种药物的简单组合，而是在丰富的临床实践基本上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文化内涵的核心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和”。方剂发挥作用并不是组成这个方子的每一个单味药的功能的相加，而是每一种药组合起来以后，所选取的药物在配伍当中或者取它相辅相成的作用，或者取它相反相成作用，是一个很综合的、更多于这些单味药之和的功效的发挥。

    以《伤寒论》中第一方“麻黄汤”为例，主治外感风寒的表实证。君药——麻黄（3两），辛温，发汗解表以散风寒，宣发肺气以平喘逆；臣药——桂枝（2两），辛甘温，温经和营，助麻黄发汗解表；佐药——杏仁（70个），苦温，降肺气助麻黄平喘；使药——炙甘草（1两），苦温，调和诸药又制约麻、桂发汗太过。麻、桂、杏皆入肺，有引经之效，故不再用引经的使药。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的药性有次，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协调作用，形成一股强大的药力，去攻克外感风寒这一堡垒，临床疗效十分显著，成为千古名方、经方。

    在一个方剂中君药起主要作用自然它的药量占得最多，臣药、佐、使药，根据它们的作用不同药量依次递减，这就形成了中药配伍中特有的君臣佐使，这个规则千百年来一直被大多医家所尊奉，而运用最娴熟的就是医圣张仲景。

    “君、臣、佐、使”是中药方剂配伍的一种形式，是根据单味中药在方剂中的作用而确认的。如“四君子汤”是用以治疗脾胃气虚而引起的饮食减少、大便溏稀、小便清长、腹胀、面色苍白或萎黄、语言低弱细微、四肢软弱无力、脉细或沉细等症的，其方剂是由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四味中药组成，而人参具有良好的补气、健脾、助阳作用，食欲不佳、大便溏稀、面色苍白、四肢无力、脉细等诸多证候皆是因脾胃气虚所引起，因此补益脾气则是治疗脾胃气虚的重要原则。人参在四子汤中起君的作用。白术也是健脾良药具有良好的温脾补脾作用，但效果不如人参，而且补气力弱，是一味臣药。佐药则指茯苓，茯苓具有渗湿利尿作用，同时能健脾安神，中医认为脾喜燥怕湿而茯苓能渗湿利尿，因此，此方中佐以茯苓则健脾作用更强。甘草是四君子汤中的使药，能协君药人参、臣药白术、佐药茯苓的治疗作用，同时还可将诸药引导到所需治疗的脏腑和经络，这样使治疗作用更有针对性。也有些方剂，如六一散、白虎汤等，不一定按君臣佐使的原则进行配伍，但其总的原则也是主药和辅药的关系。

    总的来说，方剂中的药物正是通过“君、臣、佐、使”这一组织结构，使方剂保持了有序性、整体性、药物间的相互联系性、方证相应的动态性及辨证论治的灵活性。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医疗法的奇妙、伟大发挥得淋漓尽致。

    丸散膏丹

    自神农尝百草以来，中药在炎黄子孙的不断总结与探索中发展。历代医药学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创造出了多种剂型。汤剂、口服剂、滴丸、注射剂、气雾剂适用于治疗急性病症，因为这样的剂型能使药效迅速发挥；像丸剂、膏剂、缓释片剂或其他长效剂适用于治疗需要药效作用延长或延缓的疾病。此外还可根据用药部位的特点，选用合适的剂型。

    我国传统药物作为剂型应用是从商代伊尹首创汤剂开始的。到了春秋战国，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收载了汤、丸、膏、丹、药酒等七种剂型（如半夏汤）。到秦汉时期，生产力不断发展，人们逐步积累了一些关于制药技术和医疗实践的经验，在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提到：“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煎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也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后汉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除记载了前人已有的剂型外，还增加了浸剂、栓剂、糖浆剂、浸膏剂、软膏剂及脏器制剂等十余种剂型（如蜜煎导方、乌头汤、猪肤汤），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药剂学。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又增加了铅硬膏、十浸膏、蜡丸、浓缩丸、锭剂、条剂、灸剂、尿道栓剂等剂型，并首先将一些成药（如玉壶黄丸）、防疫药剂（如避瘟药千散）及兽用药剂用专章叙述，以适应各种传染病、急性病的需要，也进一步发展了药物剂型。梁代陶弘景编著的《本草经集注》在《释药分科治法》项下，规定了汤、丸、散、膏、药酒等剂型的制作常规，这是工艺操作规程的起始。以后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王熹的《外台秘要》等巨著不仅收载了唐以前的大量有效方剂，而目广泛收集了民间的验方与单方，也丰富了制剂的内容。

    宋代是我国成药发展鼎盛的一个时期，其设立的惠民药局是我国商业性药房的开端，所编成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官方制药规范，其中收载了方剂775个和剂型13种，其中大多制成中成药出售。这可谓是我国中药制剂发展史上的第一里程碑。到了明代，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广大医药学家的丰富实践经验，在所收载的方剂中（13000余首），就有30多种剂型，除了没有近代的一些剂型外，其他几乎都有。

    中药剂型是根据中医理论，按君、臣、佐、使的原则配伍的，这种结合是一种有机的结合，具有药物的多效性，协同作用或抵抗作用。有利于发挥药物的整体综合作用。常用的传统剂型有汤、丸、散、膏、丹、酒等剂型。

    汤剂：中药汤剂是将药物加水煎煮、去渣、取汁而制成的药物剂型。具有吸收快、疗效速、用途广等优点。服用时煎汤去渣，取汁内服，故称汤剂。汤剂在临床应用很广，适用于一般疾病或急性病。其特点较丸剂、片剂、散剂等吸收快、易发挥疗效，用途很广。汤剂有浸、煎二法：浸法是按比例配制阴干的药物或切片药物，并将药物放在瓷缸内加沸水盖好，过一定时间，药液浸出后，澄清过滤再加白糖、冰糖或蜂蜜等，温服；煎法是将汤药放进瓷缸内加开水一茶杯。待药液煎至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时取出温服。

    散剂：将药物按处方配剂，研为细粉，混匀，寒凉药加适量白糖，温热药加适量红糖。再混匀而成。散剂在临床应用最广，它的吸收消化虽然没有汤剂快，但其配剂方便，药性稳定，便于携带，疗效持久，适合于治疗已成型的疾病和聚合型疾病。散剂有内服与外用两种，在使用时，可根据病情，与汤、丸等各种成药相互配伍，酌情应用。

    丸剂：将处方中各味药物分别加工炮制。按处方配合，研成细粉并混匀，用蜜、水或面糊、药汁等制成药丸。丸剂一般为黄豆或绿豆大小的颗粒，外用朱砂或百草霜等研细粉挂衣，晾干。丸剂吸收缓慢，但药效持久，而且体积小，服用、携带和贮存都很方便，是一种常用的剂型。丸剂一般应用于慢性病。丸剂吸收分解较慢，可减轻毒性和副作用，所以当某些药性峻猛和刺激性较强的药品可作丸剂来减轻毒性。麝香、牛黄、白云香、黑云香等药物因其是贵重和芳香性药物，故不宜久煎，宜作丸剂使用。

    搅合剂：按处方调配，碾研细粉，混合均匀，逐步加入适量炼蜜、奶油、红糖、冰糖等，反复搅合而成。密闭于瓷器内贮藏备用。此剂分为温热、寒凉两大类型。搅合剂一般用于久病体弱、年老体虚者。

    药油：先将药材精选，加工炮制处理后，按处方调配，水中浸泡或煮煎，取汁加鲜牛乳或黄油再煮煎浓缩至半流性，并可加相应之药末、蜂蜜、蔗糖、白糖等搅合均匀。药物呈油光泽、红黑透明或黄黑透明时，即成油剂，密闭于瓷器内贮藏备用。药油有滋补的作用，常用于老人。

    灰制剂：是以金属、矿物及动物性药物为主，煅烧成灰的药物，蒙医认为寒疾经久不愈，则以灰剂治疗为上。灰制剂分为急、中、缓三种配剂，适用于寒性诸症、不消化病、胃火衰败、瘿瘤、浮肿、脓疡，尤其对痼疾疗效显著。灰制剂的用量可根据病情而选用。

    膏剂：膏剂分内服膏剂和外用药膏两种。内服膏剂又分流浸膏、浸膏（干浸膏和稠浸膏）及煎膏剂（膏滋）。外用药膏分硬膏药和软膏药。

    药酒：一般用白酒或黄酒浸取药材中有效成分，所得的澄明浸出液以供内服和外用。药酒多用于体虚需补养者，以风湿疼痛、跌打扭伤和慢性病的辅助治疗。

    金石剂：金石剂亦称珍宝剂，它是以珍宝类药物，如金、银、珍珠、玛瑙、玉石、珊瑚、松石等为药，或金属矿物类药物，如：红铜、白锡、铁、寒水石、月石、金精石、银精石、水银、硫黄等药品为主药，适当配合动、植物药而制成的化合剂。

    金石剂药用量小，药效持久，但其毒性较强，吸收较慢，所以本剂一般不轻易应用，除经多次服用其他药物治疗无效的顽性恶疾和疮疡痈疽等才能考虑用本剂治疗。当病症一除，即需立即停药。

    草药剂：草药剂人们是根据当地地理、气候以及周围环境和植物的分布情况而采集的野生药草，单味或数味药煎汤服用，或将采回的药草置于清爽通风处阴干，制成粗末，煎汤服用。这种用于治疗热病和外感的原始的剂型叫做草药剂，此剂型在缺医少药的边远地区较常用。

    中药传统剂型是中医临床治疗用药的基本形式，也是中医辨证论治、理法方药等理论的具体体现。经过几千年的实践和不断发展，我国中医药已经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理论，随着历史的发展，中药加快走出国门的步伐，打向了国际市场。

    中草药的炮制技术

    所谓炮制是根据医疗、配方、制剂的不同要求，结合药材自身的特点，对药物进行一定的加工处理的过程，它包括对原药材的一般修治整理和对部分药材的特殊处理。历史上将其称为“炮炙”、“修治”、“修事”等。药物经炮制后，不仅可以充分发挥疗效，而且可以避免或减轻不良反应，在最大程度上符合临床用药的目的。一般来讲，按照不同的药性和治疗要求而有多种炮制方法，有些药材的炮制方法也很复杂。正如前人所说的“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性味反失”。炮制方法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药效的好坏。

    中药的炮制古人称为炮炙。但“炮炙”二字仅代表了中药整个加工处理技术中的两种火处理的方法，并不能概括其他中药炮制方法。因而为了保存古代炮炙的原意，又能更确切地反映整个中药处理技术，现统称为炮制。其中“炮”字代表各种与火有关的加工处理技术，而“制”字则代表各种更广泛的加工处理技术。

    中药炮制是随着药物的发现和应用而产生的。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通过采食植物和狩猎，逐渐了解许多植物和动物，有的可以充饥果腹，有的可以减缓病痛，有的则引起中毒，甚至造成死亡。因此人们逐渐在觅食中就要有所辨别和选择，开始认识到某些自然产物的药效和毒性。人们为使药物清洁和服用方便，采取了洗净、劈块等简单的加工方法，这就是中药最早的炮制。当人类发现了火以后，受到用火加工食物的启示，便用火来加工药物。火的发现和使用，对药物毒性的降低和药性的调整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到了夏禹时代，由于酿酒的出现，为以后的酒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后来出现的盐制、醋制、蜜炙等炮制方法，更丰富了中药的炮制内容，有效地适应了临床的需要。历代本草都有一定的解说，如酒制提升，姜制温散，入盐走肾，用醋止痛，乳制润枯生血，蜜制润燥益元。麸炒资其谷气，蒸熟取其味厚，炒黑入血，煅淬使其胀脆、纯净，黑豆汤、甘草水浸解毒，去瓤者免胀，抽心者除烦……这些理论多是从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有一定科学根据的，如姜制温散（姜中的挥发油有发汗解热作用），蜜制润燥益元（蜂蜜有滑肠及增强营养的作用），煅淬使其胀脆、纯净（药材经高温处理，有机成分破坏并逸去，故药材松脆，且保留了较纯净的无机成分），甘草水浸解毒（因甘草酸水解后生成之葡萄糖醛酸有解毒作用）。

    无论是植物、动物还是矿物，它们都来源于自然，这些药物都需要经过炮制才能应用。因此中药炮制的目的变得尤为重要。中医学认为，不同的药物，有不同的炮制目的；在炮制某一具体药物时，又往往具有几个方面的目的。这正是中药炮制的精华之所在。中药炮制的目的大致可分为六个方面。其一，中药炮制可以降低或消除药物的毒副作用，保证用药的安全。如附子、半夏、天南星、马钱子等生用内服容易中毒，炮制后便能降低其毒性；巴豆、续随子泻下作用剧烈，宜去油取霜用。其二，中药炮制可增强药物的作用，提高临床的疗效。如蜜炙百部、紫菀，能增强润肺止咳的作用。其三，中药炮制能够改变药物的性能或功效，使之更能适应病情的需要。如何首乌生用能泻下通便，制熟后则能专补肝肾等。其四，中药炮制能够改变药物的某些性状，便于储存和制剂。如桑螵蛸为螳螂之卵鞘，内有虫卵，应蒸后晒干，杀死虫卵，以防储存过程中因虫卵孵化而失效。其五，中药炮制可以纯净药材，保证药材品质和用量准确。其六，中药炮制可以矫臭、矫味，便于服用。

    中药炮制的文字记载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在现存的我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中记载的“治半夏”即是炮制过的半夏。到了汉代，炮制方法已非常之多，如蒸、炒、炙、煅、炮、炼、煮沸、火熬、烧、研、挫、捣、酒洗、酒浸、酒蒸、苦酒煮、水浸、汤洗、刮皮、去核、去足翅、去毛等等，炮制理论也开始创立。如当时问世的《神农本草经》序中写道：“药……有毒无毒，阴干暴干，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陈新，并各有法……”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记述了一百余种药物的炮制，他也认为药物有须根去茎，有须皮去肉，或须肉去皮，又须花去实，须烧、炼、炮、炙，依方炼采。治削，极令净洁。可见，在汉代，人们对中药炮制的目的和意义已有了一定的认识。

    南北朝时期的《雷公炮炙论》对公元5世纪以前的药物采制和炮制方法进行了总结，书中所载的炮制内容除了一般净制、切制外，还有蒸、煮、烙、炙、炮、煅、浸、飞等方法。此书中的炮制方法已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具有一定的科学水平。

    在科学文化较发达的唐代，中药的炮制更为人们所重视。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说，“诸经方用药，所有熬炼节度皆脚注之，今方则不然。于此篇具条之，更不烦方下别注也。”唐代的《新修本草》是中国的第一部国家药典，标示有药物炮制的方法，是炮制技术受到政府保护的开端。书中收载了很多炮制方法，如煨、燔、作蘖、作豉、作大豆黄卷等，并记载了玉石玉屑、丹砂、云母、石钟乳、矾石、硝石等矿物类药的炮制方法。

    中药的炮制在宋代发展较快，宋政府颁行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设有炮制技术专章，提出对药物要“依法炮制”、“修制合度”，将炮制列为法定的制药技术，对保证药品的质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金元时代，中药炮制的发展较为突出的是理论研究。如王好古在《汤液本薛》中引用李东垣用药：“黄芩、黄连……病在头面及手梢皮肤者，须用酒炒之，借酒力以上腾也；咽之下，脐之上，须酒洗之；在下生用。大凡生升熟降，大黄须煨，恐寒则损胃气，至于川乌、附子须炮以制毒也。”“当归酒洗取发之意，大黄酒浸入太阳经，酒洗入阳明经”等，均为有关中药炮制理论的重要论述。中药的炮制在明代发展较为全面。在理论方面，陈嘉漠在《本草蒙筌》中曾系统地论述了若干炮制辅料的作用原理，如酒制升提，姜制发散，入盐走肾脏软坚，醋制入肝经止痛，米泔制去燥性和中，乳制滋润回枯、助生阴血，蜜炙甘缓难化、增益元阳，麦麸皮制抑酷性、勿伤上膈，乌豆汤、甘草汤溃曝，并解毒至令平和……他还明确地指出中药的效应贵在炮制。

    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集诸家之大成，在《本草纲目》中专列了“修制”一项，收载了各家之法。对有些炮制方法，还结合中医理论加以探讨。明代缪希雍所著的《炮炙大法》也是明代一部较有价值的炮制专著，书中记载了439种药物的炮制操作和成品贮藏方法，并将古代炮炙方法归纳为《雷公炮炙十七法》，据资料记载即炮、烘烤、火上烧、炙、煨、炒、煅、炼（长时间的火烧）、制、度（量药之长短）、飞（水飞）、伏（润药或火制后贮存相当长时间，称“伏山”）、镑（削、刮、刨）、击碎、煞（晒）、曝（强烈日光下曙晒）、露（将药物曰晒夜露；或溜水的提取）。此十七法长期以来，在中药加工业中有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历史变迁，其实际涵义尚难阐明。

    清代专论炮制的书籍首推《修事指南》，是由张仲岩将历代各家有关的炮制记载综合归纳而成。该书详细记载了232种炮制方法，系统地叙述了各种炮制方法，条目清晰，较为醒目。

    现代我们所使用的炮制方法，是在古代炮制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和改进而来。根据目前的实际应用情况，其炮制方法主要有修治法、水制法、火制法、水火共制法和其他制法五种。“修治法”包括纯净处理、粉碎处理和切制处理；“水制法”是一种用水或其他液体辅料处理药物的方法，包括润、漂和水飞法；“火制法”则是指用火加热处理药物的方法，包括炒、炙、煅、煨和烘焙法；“水火共制法”则包括了煮、蒸、和淬法；而其它制法则指一些其他特殊制法，常用的有制霜、发酵、发芽等。

    近些年来，许多专家学者们正在探索应用新设备、新工艺。对一些传统的炮制方法进行改进，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以及各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专家学者们已经开始从工艺、化学、药理、临床等多方位对中药的炮制加以研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对中药炮制进行阐述，为中药炮制步入科学化、规范化提供了依据。它一方面包括了同种辅料，不同条件的对比研究，例如醋制元胡用于临床，沿袭已久，在现代研究则表明，醋酸能与元胡中的生物碱结合成易溶于水的生物碱盐而易于煎出。有关学者用酸性染料滴定法测得用醋为辅料煮、炒、拌、浸元胡的水煎液中，总生物碱的含量相差不大，而且在拌法中总生物碱的含量略高。由于拌法可在较为密闭的容器中进行，与煮、炒等加热方法相比可以减少醋的挥发，并且工艺简单，从而能够有效地节约能源。另一方面，通过多因素、多辅料的对比研究，生白芍、炒白芍和酒白芍均为常用药，相关研究人员运用HPLC法探讨了不同炮制方法对芍药苷含量影响，结果表明，烘干干燥法、减压干燥法、炒制及酒制，均会造成芍药苷含量的降低，其中烘干干燥法的影响最大。减压干燥法影响最小，与《药典》中采用减压干燥法相符合。相信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中药的炮制技术和工艺也将不断的简化，从而进一步提高炮制的效果。

    从《神农本草经》到《本草纲目》

    本草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人们智慧的结晶，保障着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中医本草学研究的对象包括动物、植物、矿物以及其他制成品，但以植物药为多，所以在古代人们统称药物学或药物学专著为“本草”。

    《神农本草经》被奉为药学经典，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本草学代表性著作，因为其收载药物之产地遍布全国，所记内容亦渊源久远，所以相关学者认为，《神农本草经》并非出自一人一时，而应该是东汉之前本草学的总结。神农氏，即炎帝。是远古传说中的太阳神，古代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神农氏在民间传说中被尊崇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他不仅是传授人类播种五谷的农业祖先，也是传授人们尝百草以药治病的医学发明人。传说炎帝神农，曾跋山涉水，尝遍百草，找寻治病解毒良药，以救夭伤之命，《神农本草经》即是依托神农的著作。

    《神农本草经》共收载药物365种，把药物分成上、中、下三类，其宗旨是“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赢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原书共分4卷，卷1是序录，为药物学总论；卷2—4是药物学理论，按上药、中药、下药分别论述，即所谓的上经、中经和下经。它的论述内容已涉及药学的多个方面，在其记载的药物中，有200余味药物至今仍为我国临床的常用药物。

    汉以后，由于人们的经验日益增多，对药学知识以及用药经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医药学家认真整理并总结了一些本草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梁代陶弘景撰著的《本草经集注》，其内容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神农本草经》，二是《名医别录》，三是陶弘景的注文。

    公元657年，苏敬与当时位列三公的长孙无忌、李勋等唐代朝廷全部医疗机构的最高医官共同对本草学进行了新的总结。这种新修本草的工作以《本草经集注》为蓝本，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药物普查。并绘制药物图谱。公元659年，《新修本草》问世，由朝廷颁布天下，这是我国也是世界第一部国家药典。

    到了宋代，民间流传了一定数量的本草学著作。而在金元时期，无论从经济还是文化方面来比较，都较之宋代时发展缓慢，在本草学上虽然有一些突破，但其著作规模仍不极宋。此时临床实用本草占了主导地位，比如：《珍珠囊》、《药类法象》、《汤液本草》、《饮膳正要》和《日用本草》皆以临床实用为主。

    明代中期，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发展，科技文化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天文、地理、水利、农学、工艺、文学、史学等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医药成就最为突出的就是《本草纲目》的问世，它是由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历经30余年的呕心沥血编著而成的。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晚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生于世医之家。1552年，李时珍开始搜集材料，为编著《本草纲目》作准备。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以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为蓝本，集唐、宋诸家本草之精萃。益金、元、明各家药藉之不足，继承我国本草研究的传统，独辟蹊径，把本草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李时珍对药物采用亲自采集、仔细观察，以得其真的方法，获得很大成功。李时珍打破本草学沿用已久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建立了三界十六部分类法，使分类体系更为科学化。他还建立了更完善的百病主治分类法，创立了药物归经分类法。李时珍为弄清每味药物，提出释名、集解、辨疑、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八项任务，这八项不是每味药全有，有的五项、六项不等。书中对每种药物的产地、性味、形态、采集方法、炮制过程、药理研究、方剂配合都详加叙述。特别是在药物分类方面，采用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方法，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等到高等，顺序是：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部等16部，每部又分若干类，共62类。这种以纲挚目，纲举目张的分类方法，在当时世界上是最进步的。书中的植物分类法，对植物学的研究工作有很大贡献，比西方植物分类学创造人瑞典的博物学家林奈的《自然系统》（1735）提出的植物分类法早157年。全书共有52卷，记载了1892种药物，又将这些药物分成了60类，其中李时珍新增加了374种药物。更具特点的是此书精心绘制了1100多幅精美插图，并附有11000多个药方。它总结了我国几千年药物学的发展，不论是书中严密的科学分类，还是它包含药物的数目来看，历代没有任何一部医籍能及此书。《本草纲目》中对药物品种的考订、药物的临床应用以及药物栽培、炮制、制剂等各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

    从我国现存的第一部本草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到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本草学著作——《本草纲目》的问世，见证着我国本草学从起步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同时也见证了中国各族人民在发现、认识和利用中药的历史过程中所作出的各种实践与探索，为丰富中医药学和世界医药学宝藏做出不可磨灭的功绩。

    炼丹术

    炼丹术又称炼金术。中国炼丹术的发明源于古代神话传说中长生不老的观念，如后羿从西王母处得到不死之药，嫦娥偷吃后便飞奔到月宫，成为月中仙子。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古人究竟吃什么仙丹以求长生，但根据史书的记载和现代高科技的分析。这些药物应该是未经制炼的矿物和植物。

    我国的炼丹活动起源于公元前3世纪，到了东汉。随着道教的兴起，炼丹的风气日益深入民间。著名炼丹家魏伯阳所著的《周易参同契》中积累了大量的炼丹经验，被后世认为是现存世界上最早涉及炼丹术的著作。而我国炼丹术的鼎盛时期是晋唐时期，其中著名的医家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人都生活在这个时代。

    在唐代，炼丹术在晋唐的基础上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挥”，几乎历代皇帝都热衷于炼丹，而这些皇帝们则非中毒即死于“长生不老丹”。据记载，仅在唐代，服丹身亡的皇帝就有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和晚唐的武宗、宣宗等六位，而中毒的皇帝还不算。

    炼丹炉上有所好，下有甚焉。皇帝们几乎个个都崇信炼丹术，王公贵族都效仿去炼丹服药，许多名士文人也都尝试着炼丹。李白、自居易等也不例外。炼丹服药成了唐代上层社会的时髦风尚。白居易在晚年曾著诗：

    退之（韩愈）服硫黄，一病讫不痊；

    微之（元稹）炼秋石，未栏身溘然；

    杜子（杜牧）得丹诀，终日断腥膻；

    崔君（崔元亮）夸药力，经冬不衣棉；

    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

    这首诗向我们说明了唐代大名士们炼丹服药的后果，而热衷于炼丹的自居易晚年也因此而感到茫然若失。

    而另一方面，炼丹家们在炼丹中也创造出了伟大的发明，其中尤以火药最为瞩目，火药的发明是在意外的失败事故中取得的。由于许多化学物质在一起煅烧经常会引起丹房失火，这样的意外事故却使唐代的炼丹家们注意到：硫、硝、炭三种物质可以构成“火药”。而后在大约晚唐时期，这一“配方”由炼丹家转入军事家手中，从而就发明了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黑色火药，这对我国军事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国古代炼丹的方法有两种，即火法和水法。所谓火法，主要是带有冶金性质的无水加热法。所谓水法，主要是把金石药溶解成为液体。

    根据晋代炼丹家葛洪的《抱朴子》和比较晚的炼丹著作记载，火法炼丹主要包括煅（长时间高温加热）、炼（干燥物质的加热）、炙（局部烘烤）、熔（熔化）、抽（蒸馏）、飞（又叫升，就是升华）、伏（加热使药物变性）等方法。炼丹术最早的研究材料是丹砂，就是红色硫化汞，这种炼丹术用的就是火法。红色硫化汞一经加热就会分解出水银（汞），水银和硫黄化合生成黑色硫化汞，再加热使之升华，就又恢复成红色硫化汞的原状。红色硫化汞有天然和人造的两种，天然产的就是丹砂（湖南辰州产的叫辰砂），人造的称之为银朱或灵砂。可以说人造红色硫化汞是人类最早用化学合成法制成的产品之一，这是炼丹术在化学上的一大成就。

    火法炼丹的另一重大成就，是制备单质砷。我国是世界最早制备单质砷的国家，比公元13世纪日耳曼的炼金家制取砷早900年。

    水法炼丹处理药物的方法主要包括化（溶解，有时也指熔化）、淋（用水溶解出固体物的一部分）、封（封闭反应物质，长期静置或埋于地下）、煮（在大量水中加热）、熬（有水的长时间高温加热）、养（长时间低温加热）、酿（长时间静置在潮湿或含有碳酸气的空气中）、点（用少量药剂使大量物质发生变化）、浇（倾出溶液，让它冷却）、渍（用冷水从容器外部降温）以及过滤、再结晶等方法。

    用水法制备药物的方法之一就是使用醋和硝石。按照近代化学的观点来看，炼丹家们把酸碱反应和氧化还原反应统一起来运用到了炼丹过程中，可以说这在化学史上是一种创造，就是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也不失为一种常用而有效的方法。

    水法炼丹的另一发现，是水溶液中的金属置换作用，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对于这种现象炼丹家们还不能作出正确的解释。这一发现后来在冶金方面得到了发展。成为湿法冶金的起源。从现代科学认识水平上来看。古代炼丹家们的做法有些“愚蠢”，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他们，我们应该肯定他们所做出的功绩，因为在这些“蠢事”的后面。他们推动了我国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如：在唐代制作的用以补蛀牙的“银膏”，一直延用至今。

    炼丹家们的指导思想是唯心的。他们无法实现“长生不老”的愿望。但是炼丹的实践却使炼丹家们接触到了更多的自然现象。从而提高了古代人民对自然界的认识。可以说炼丹术也是一种宝贵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发展的漫长过程中，提高和改进了古代的化学实验技术，而且在化学理论方面也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他们为了帝王的个人私欲而夜以继日地在实验室工作，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知识财富，也提出了一种可贵的思维方式：“物质之间可以用人工的方法互相转变”，这也使得在中国起源的炼丹术成为欧洲近代化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神秘的经络

    有一位丹麦友人来中国观光，突发咽喉肿痛而无法说话，服药不能缓解，遂来求治中医。医生看罢只在拇指甲旁用三棱针点刺后挤出少量血液，疼痛随即减轻。患者当时异常惊讶，询问医理。医生解释道：这是利用经络治病。肺经起始于中焦，属肺，络大肠，联系胃及肺系，从肺系（指喉咙）出来，外行线起于侧胸上部，循行于上肢内侧前缘，经过寸口，止于拇指桡侧端，其循行经过咽喉。根据“经脉所过，主治所及”的理论。咽喉部疾病可以取肺经上的腧穴治疗，此外，患者是由上火而引起的肿痛，固取肺经具有泻火作用的井穴少商以清泻肺热，通利咽喉。刚才放血的拇指桡侧指甲角旁0．1寸就是肺经井穴少商。患者感叹道，中医经络，竟然如此神奇！

    那么什么是经络呢？经络是人类的一种奇特的生命结构。经络形式如网状遍布全身，经气濡养着人体五脏六腑，经络在人体有若干穴位，这些穴位通过经络便可作用于全身。中国古代的刮痧、拔罐、砭石、足疗及中医针灸、推拿按摩和气功就是按经络原理进行的治疗。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医家已对经络进行了研究，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许多周代编写的医书，其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是对经络循行最早的描述记载。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中也有许多论述针灸的内容。东汉初期针灸名医涪翁还有《针经》的专述。

    中医传统理论认为经络指的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道。“经”是经脉，有路径的意思，是直行的主干，而“络”指的是络脉，有网络的意义，为侧行的分支。经络系统是由经脉与络脉相互联系、彼此衔接而构成的体系，其中经脉包括十二正经、奇经八脉以及附属于十二经脉的十二经别、十二经筋、十二皮部，络脉包括十五络脉和难以计数的浮络和孙络等细小的络脉结构。在经络系统中有经气的活动。经络系统将人体的组织、器官、四肢百骸联络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通过经气的活动，调节全身各部的机能、运行气血、协调阴阳，从而使整个机体保持协调和相对的平衡。经络是联系人体的桥梁。由于经络循行于人体的全身，在体表又分布了不少穴位，所以在这些部位进行针灸、拔罐、刮痧、按摩、推拿、足疗等都可以通过经络作用于体内的脏腑器官。

    经络的循行和分布使人体气血得以循环流注，相互接续。经络的循行有起源于足而上行至头，也有发源于头而下行至足的，所以足疗可以治头病，腰病可以取胭（膝窝），耳病可以治下。经络穴位还有其特殊作用，有些腧穴和人体的中枢通过经络有联系，所以这些经穴可作急救振奋中枢用，如人中（在鼻唇中部）、百会（在头顶）、涌泉（在足心）、劳宫（在手心）、神阙（在肚脐）等都有急救的作用。

    经络中有经气在运行。所以通过导引、气功可以促进经气的运行从而起到促进血行、强肾、强脏气的作用，这就是经络养生的奥秘。

    经络存在感传现象。经络运行于全身和五脏六腑相联系，又沟通体表和内脏，所以人体有疾患可以通过经络表现出来。就是说通过经络的色泽、温度、痛感反映出来，这就是经络感传现象，通过经络的感传现象可以预测疾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其中记载的导引图与“十一脉”的文字联系，也证实了导引与经气的关系。这就启示了传统的导引、推垒之所以有效就是因为有经络的存在。

    经络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而是与自然界及人体之气密切相关。所以通过经络养生是符合五脏养生的，因此，经络养生是中国独特的保健方法，是科学的产物。

    经络是针灸学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几千年来对中医临床尤其是针灸临床实践具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经络的作用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联系脏腑、沟通内外。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等组织器官之所以能保持相对的统一，完成正常的生理功能活动，就是通过经络系统的联络沟通而实现的。经络中的经脉、经别和奇经八脉、十五络脉，它们纵横交错，入里出表，沟通上下，联系各主要的脏腑组织结构；经筋、皮部联系肢体的筋肉皮肤，浮络和孙络联系人体各细微部分，使人体构成了一个大的网络系统，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二是运行气血，营养全身。中医认为人体各部分组织器官的营养是靠气血的温养和濡润，而经络就是气血运行的通道，气血沿着经络运行到人体的各个部位，起到了营养全身的作用。

    三是抗御病邪，保卫机体。在经络中有两种气在运行，一种是营气，另一种是卫气。营气主要在经脉之中运行，起营养作用；而卫气则主要在经脉的外部运行，主要起到抗御病邪，防止外邪侵入机体的作用。

    在针灸治疗疾病的过程中。经络也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针灸治病主要是通过针刺和艾灸等刺激体表经络的穴位，达到疏通经气，调节人体脏腑气血功能，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穴位分布经络在人体体表的循行线上。像人体气血的一个个中转站。也是经气的触发点和激活点，只要对适当的穴位进行针刺或是艾灸等各种刺激，就能够达到调整整条经脉的作用，从而调整整个身体的状态。而穴位就好像是搜索引擎中的各个链接，疾病的治疗就好比医者要搜寻的网站，只要点对链接，网站自然呈现，对疾病的治疗也就迎刃而解。

    那么经络是否有其物质基础呢？人体里究竟有没有这个神奇的生理系统？这着实是一个多年来悬而未解之谜。尽管现代科技发展到今天，经络始终在显微镜下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迄今世界医学组织还无法对经络给出一种权威的解释。然而几千年来，经络却又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并对中华民族的养生、保健、医疗起着巨大的作用，因此对经络实质的研究成了众人关注的话题。《针灸甲乙经》

    针灸是传统中医治疗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起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考验，亦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跟疾病斗争的宝贵经验。早在石器时代，人类使用砭石作为治病工具，随着历史的发展，由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人们创制了金属针具代替砭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针具不断改良，发展至今天的不锈钢针。艾灸起源于人类开始懂得用火的时期。简而言之。从石器时代起，人们已开始懂得应用简单的工具及热源，从而激发身体的抗病能力以恢复健康。无论应用什么工具，主要是刺激机体的潜能以对抗病邪达到治疗疾病的作用。

    皇甫谧（215—282），字士安，又名静，自号玄晏先生，西晋安定朝那人（今甘肃灵台县）人。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学者，在文学、史学、医学诸方面都很有建树。古人曾赞云：“考晋时著书之富，无若皇甫谧者。”皇甫谧出身于东汉名门世族，六世祖皇甫棱为度辽将军，五世祖皇甫旗为扶凤都尉，四世祖皇甫节为雁门太守。曾祖皇甫嵩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官拜征西将军，太尉。后来，皇甫氏族渐趋没落，但朝中仍不乏做官之人，皇甫谧的祖父皇甫叔献，当过霸陵令，父亲皇甫叔侯，仅举孝廉。

    到皇甫谧这一代皇甫家已经家道衰败，他由叔父母抚养长大，家境贫寒，过着拮据的生活。他那时还不懂事，从小就贪玩，不学习，不求上进。到了20岁还不知道用功读书。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被邻居称为不成材的傻子。20岁那一年，有一天他在野外玩耍摘了些果子，想回去孝敬叔母，没料到叔母不仅不高兴反而无奈地叹息说：“你已经二十了，也该成人了，可你不知道学习，没有什么本事，即使你用山珍海味来孝敬我也是不孝的，你如今这般，我甚是担心啊！你不明白长辈的心意，让你进德修业。最终得到好处的是你啊！”说后老泪纵横。真可谓一语惊醒梦中人，从此皇甫谧下定决心，努力向学，不再虚度光阴。他拜师、读书、学艺，半工半读。种田时也手不释卷，埋头苦读，博览群书。因此留下了“躬自稼穑，带经而农”的佳语。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最终成了一位学识渊博、沉静少欲的大学者。著有《帝王世纪》、《高士传》、《列女传》、《玄晏春秋》等史学著作。

    可能是由于长时间的苦读，疏于养生，皇甫谧在42岁左右厄运突如其来，罹患痹湿病，半身不遂，举步维艰。病魔缠身，他非常痛苦，一度想自杀，幸有叔母劝阻没能发生。或许由于疾病折磨，皇甫谧对医学产生了兴趣。开始饱读医书。但是晋代以前涉及到针灸内容的医书。用竹木简刻书，书被视为秘宝，普通的人是不易得到的。皇甫谧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他用百折不挠的精神，设法借来了需要的医书，经穷搜博采，获得了大量的资料。他把古代著名的三部医学著作，即《素问》，《针经》（即《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纂集起来，加以综合比较，“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终于写出了一部为后世针灸学树立规范的巨著——《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也称《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常年的病榻苦读，使皇甫谧不仅在医学上卓有建树，在文学、史学上的造诣也声明远扬。公元267年，晋武帝敬皇甫谧品格高尚、学识丰富、医术高明，下诏书请他做皇太子的老师，皇甫谧不慕虚荣，不愿做官。淡泊名利的他认为靠俸禄养活自己是要分担别人的忧愁的，而自己体弱多病难以承受。贫贱又是读书人的常事，所以当即上书辞诏，他说：“自己为草莽之夫且不幸患病19年，半身不遂，不得不披头散发与鸟兽为伍。还是请求另找贤能。”晋武帝感其言诚恳，于是送书一车加以勉励。皇甫谧如获至宝。更加废寝忘食，沉浸在书海之中。

    他所编著的《针灸甲乙经》即《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为《甲乙经》。成书于甘露四年（259）左右，全书共10卷，128篇，是我国现存传世最早的一部针灸专著，也是最早最多地收集和整理古代针灸资料的重要文献。是将《素问》、《灵枢》和《名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分类合编而成。内容丰富，涉及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治疗等；叙述系统，校正了当时的腧穴总数，记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症和禁忌；说明了各种操作方法；理论完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理论联系实际，有重大价值的针灸学专著，被列为学医必读的古典医书之一，皇甫谧也因此被人们称做“中医针灸学之祖”。此书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医学文献，还有以前已经亡佚的针灸文献。此书存其精华，对后世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针灸甲乙经》不仅成为中医学宝库的珍藏，而且建立了较完善的针灸理论体系。此书问世之后，唐代太医署始设针灸科，并把它作为医生必修的教材。晋代以后的许多针灸学专著大都是在参考此书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内容也都没有超出它的范围。此书也传到国外，受到各国特别是日本和朝鲜的重视。至今，我国的针灸疗法虽然在穴名上略有变化，但原则上均本于它。1700多年来，《针灸甲乙经》为针灸医生提供了临床治疗的理论根据和实践指导，为后世针灸学术的发展起到了承先启后的巨大作用，故备受国内外历代针灸医家的重视。

    “针灸铜人”的问世

    在中国医学史上，特别是针灸史上，医学家王惟一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主持制造了闻名于世界的针灸铜人，撰写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这部划时代的针灸学巨著，又将《图经》刻于石上，昭示大众。可以说王惟一为中国针灸医学奉献出了稀世珍品。

    王惟一（987—1067），名惟德，是北宋著名医家，是我国著名针灸学家之一。他曾任翰林医官、殿中省尚药奉御等职，并在太医局教授医学，精于针灸，《宋史·艺文志》中载有王氏《明堂经》3卷，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此书没有流传于世。王惟一把毕生的经历都放在了针灸学方面的文献研究和整理工作上，尤其对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很有研究。他把很多不统一的有关针灸学著作，加以去伪存真的整理。

    宋代以前，医生主要按照唐代《黄帝明巨经》指定的人体经穴进行针灸治病。然而《黄帝明堂经》因唐朝末年的战乱遗失，致使后来的针灸取穴失去了标准。为给针灸经穴重新制定国家标准，宋天圣四年（1023），宋仁宗诏令国家医学最高机构医官院编撰《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医官院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历任宋仁宗、宋英宗两朝医官的王惟一。王惟一经过三年的努力，完成了新的针灸经穴国家标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作为法定教本在全国颁布。（《类经·人之四海》载：“输、腧、俞，本经皆通用。”因此，腧穴又有输穴、俞穴之称，也有叫穴位、穴道或孔道的。）为便于保存，又将它分别刻在五块石碑上。宋仁宗认为“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如案形”。于是再次诏命根据《新铸铜人针灸图经》铸造针灸铜人。

    王惟一也是针灸铜人设计的负责人。当时朝廷组织全国的能工巧匠进行铸造，于1027年铸成了两具一模一样的针灸铜人，即后来被人们称颂的“宋天圣针灸铜人”。针灸铜人由青铜铸成，身高和青年男子相仿，面部俊朗，体格健美。头部有头发及发冠；上半身裸露，下身有短裤及腰带；人形为正立，两手平伸，掌心向前。铜人被浇铸为前后两部分，利用特制的插头来拆卸组合。铜人身上总穴位有657个，标有354个穴位名称，所有穴位都凿穿小孔，穴位深约1．2分。铜人体腔内有木雕的五脏六腑和骨骼，不仅外壳能够打开，胸腹腔也能够打开可以看见胸腹腔内的五脏六腑，脏器的位置、形态、大小比例都与正常成人的相似，在铜人身体表面刻着人体十四条经络循行路线，各条经络的穴位名称都严格按照人体的实际比例进行详细标注。更为奇特的是。它的实用性及强，四肢关节亦可活动。宋天圣针灸铜人不仅可以应用于针灸学，也可应用于解剖学。它不仅体现了当时劳动人民无可挑剔的人体美学艺术，更表现了我国古人精湛的铸造工艺。

    据史料记载，宋代每年都会在医官院进行针灸医学会试，会试时将水银注入针灸铜人体内，再将其体表涂上黄蜡完全遮盖经脉穴位。而应试者完全看不见水银注入的痕迹，只能凭借经验下针，当应试者一旦准确扎中穴位，水银就会从穴位中流出。医学史书曾把这一奇特的现象称之为“针入而汞出”。

    “宋天圣针灸铜人”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铸成的针灸铜人，它开创了世界上用铜人作为人体模型进行针灸教学的先河，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世界都引起了极大关注。其成功的铸造，为针灸教学提供了盲观形象的模具，使教学更为标准化、形象化、直观化，在当时来说对于指导太医院里学习针灸经络穴位的学生非常实用。

    可以说“宋天圣针灸铜人”是稀世珍宝，但是它的奇妙和奇特却似乎注定了它坎坷的命运和沧桑的经历。

    公元1126年，金兵大举南侵，攻破北宋的都城汴京，大肆掠夺奇珍异宝。从此，两具“宋天圣针灸铜人”失去踪迹，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那么，“宋天圣针灸铜人”到底流落在何方呢？

    后世对宋铸铜人丢失的去向说法不一。目前一种普遍的说法是：金军入侵汴京后，“宋天圣针灸铜人”中的一具可能被金军掠走，另一具则可能流入襄阳府。

    史料曾记载：靖康二年，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省商丘）继位，史称南宋。赵构登基后不久，襄阳府将“宋天圣针灸铜人”送归南宋朝廷。在公元1232年，元朝军队进攻汴京——金国的都

    宋以后，历代统治者都很珍视“宋天圣针灸铜人”，铜人经历了风风雨雨辗转于历代，最后经修补于至元年间移置北京，直到明末在战乱之中湮灭。明代英宗正统八年（1443）。历经几百年的铜像因年久失修，穴位和经络已经昏暗难辨，模糊不清，英宗随即下令重铸铜人模型，以代替宋铜人。人们称之为“明正统针灸铜人”。“明正统针灸铜人”与“宋天圣针灸铜人”几乎相同。然而，其针灸铜人的厄运并未结束。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太医院遭到洗劫。被俄国占作使馆区。据说“明正统针灸铜人”很可能就在这时被掠走。后来，我国中医针灸研究所研究人员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发现了“明正统针灸铜人”，当我国中医针灸研究院通过外，交途径向俄罗斯方面索回“明正统针灸铜人”时，遭到婉言拒绝。至此，这一座“宋天圣针灸铜人”也下落不明。

    铜人和图经，在当时的医疗教学和医官考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为统一和发展我国针灸学做出了很大贡献。

    从《图经》、石碑、铜人的问世，可以看出，王惟一的主要学术思想是使经穴理论规范化。那么，作为官书问世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则系统地总结了宋代以前的针灸学成就，并且推动了宋代以及后世针灸学的发展。针灸铜人的设计和制造更是医学史上的一大创举。两具铜人作为最早的人体模型和针灸直观教具，在医学史上的重要意义也为历来针灸学家所推崇，即使在今天，针灸铜人依然具有很高的学习和研究价值。

    杨继洲与《针灸大成》

    杨继洲（1522—1620），字济时，祖籍三衢（今浙江衢州六都），有精湛的医术和临证经验。曾被嘉靖皇帝选为侍医，是明代著名的针灸学家。杨继洲的祖父曾为太医，家中珍藏的医书很多，因从小耳濡目染，遂有志于医学，尤其致力于针灸学的研究。他阅读过很多书籍，通晓各家学说。据医案载，他于嘉靖“乙卯岁，至建宁（今福建建瓯）”，为人治病，可见早在1555年已开始行医。据明代吏部尚书王国光为杨氏所撰《卫生针灸玄机秘要》作序“世宗朝，命大宗伯试异选”，杨继洲被选中，得“侍内廷”。医案载，嘉靖“戊午春，鸿胪吕小山患结核在臂”，杨氏为之治愈。而鸿胪寺是专司典礼仪式的衙门，例无外任，足证杨继洲在1558年即已入京太医院供职。嘉靖四十年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得了瘫痪的病，不能行动，当时有一名叫何鹤松的医生，治疗了很久还没有治愈，于是，这个官员就请杨继洲去为他治疗，杨看了病后说，这种病一针就可以治得你能走路，当时在场的人没有一个相信的，于是杨就在环跳穴上为他扎了一针，果然当时就能走路了，何医生当时就羞愧地离开了。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针灸大成》首刊于山西平阳府。其内容全面，资料丰富。其中，卷一集录《内经》、《难经》有关针灸的原文，以论述针灸源流。卷二、卷三为针灸歌赋。卷四主要为针刺补泻手法。卷五为井荥输经合、子午流注及灵龟八法等取穴方法。卷六、卷七详述十四经络、经穴及经外奇穴的部位、针灸方法及主治病症。卷八分类介绍各种病症的治法和选穴。卷九采撷名医剌法、灸法并记载杨氏医案。卷十附论小儿按摩及儿科疾病的诊断。

    《针灸大成》以阐述古典医经为宗旨，以提高针灸技术为目的，集明代以前针灸学之精华，详加注释和适当的按语，并搜集了当时民间流传的疗法，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和精辟见解，综合编纂而成。全书共10卷，总结了明以前我国针灸的主要学术经验，其实用价值，除了分别介绍穴位及其所治相关疾病以外，还引有历代医家编写的针灸歌赋；重新考定了穴位的名称和位置，并附以全身图和局部图：阐述了历代针灸的操作手法，并加以整理归纳，如“杨氏补泻十二法”即爪切、指持、口温、进针、指循、爪摄、针退、指搓、指捻、指留、针摇、指拔以及下手八法即揣、爪、搓、弹、摇、扪、循、捻等；另外还阐述了二十四种复式手法，如烧山火、透天凉、阳中引阴、阴中引阳、留气法、苍龙摆尾、赤凤迎源、龙虎交战、子午捣臼等；记载了各种病证的配穴处方和治疗验案等。此外，如补泻手法、艾灸方法以及穴位名称异同备考等，都是很好的参考资料。尤其是本书卷十附有四明陈氏小儿按摩经，详尽地介绍了中医学在理疗方面的贡献与成就，为针灸医籍中所罕见。

    《针灸大成》是我国针灸学的又一次重要总结，尤其对刺法研究颇深。也是明以来三百年间流传最广的针灸学精华，功绩巨大，影响深远，一直被奉为针灸学者所必备之书。本书不仅有杨氏家学之粹，而且集明代以前针灸文献之精华，资料丰富而珍贵。

    杨继洲对针灸学和养生术造诣非凡，他的祛病益寿之法。至今犹为许多学者所推崇。其中有：其一，疏通经络祛病延年。杨继洲曾写过一首通俗的歌诀，述说针法的微妙之处：针法玄机口诀多，手法虽多亦不过。切穴持针温口内，进针循摄退针搓。指捻泻气针留豆，摇令穴大拨如梭。医师穴法叮咛说，记此便为十二歌。他在这首歌诀中，详细述说了如何激发针感与控制针感传导，调整经气虚实等手法，掌握其方法和要领，对于祛病延年大有帮助。其二，任督脉修炼法。杨氏提出在修炼中首先要除“六害”，即名利、声色、货财、滋味、虚妄、嫉妒。并说：“未者有一，卫生之道远，而未见其有得也。”还要求做到“十少”：一曰少思、二曰少念、三曰少集、四曰少言、五曰少饮、六曰少怒、七曰少乐、八曰少愁、九曰少好、十曰少机。在修炼时要心如止水，身似空壶，将谷道轻提，鼻息渐闭。倘若气急，徐徐咽之。久久行之，关窍自开，脉络流通，百病不作。他还批评了一些僧道，不明此脉，各执所尚，所采用的禁食、禁足、禁语、断臂、燃指、烧身、枯坐而亡的可悲方法。他曾写一首诗曰：督任原是通真路，丹经设作许多言，予今指出玄机理，但愿人人寿万年。其三，咽津养肺法。杨继洲认为，人惟内伤七情，外感六淫，而呼吸出入不定，肺金于是乎不清矣。他主张采取咽津养肺法，能祛病延年。他提出：先调息，而后吞咽津液，可使邪火下降。如能经常坚持吞咽津液便能起到清金养肺作用。

    杨继洲的《针灸大成》一书蜚声针坛，自问世以来，不仅在国内广泛流传，在国外也有重大影响。至今已有40多种版本，许多国家的针灸学者将它译成本国文字，当做重要的学习和参考资料。他高深的学术水平和精深的针灸学功底备受后人推崇，为推动中国针灸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功绩名垂史册。

    鲍姑与灸法

    灸法作为中医治疗疾病的一种特色疗法，拥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在中医学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谈起灸法我们先要从火说起，原始人类对火的发现、有关取火的发明及对火的使用在人类卫生保健史上有重要意义。火的使用，可以帮助人们御寒，使人类减少因风寒而引起的外感疾病和长期居住在黑暗潮湿处所导致的寒湿病；可以防御野兽的侵袭，加强自卫能力，减少与猛兽搏斗而致的外伤性疾病；可以使人类由食用生食转为进食熟食，减少肠道传染病、消化性疾病、寄生虫病及其他有关疾病的发生；可以提高食物的消化和吸收程度，促进人体的发育，提高人体素质，增进健康，延长寿命。而更重要的是为灸法治疗疾病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早在几千年前，原始人在烤火取暖、煮食或篝火驱赶野兽时，有时可能会被溅出的火星灼伤。当溅在患病的原始人身上时，这种局部的烧灼减轻了某些疾病的症状。多次反复出现这种情形，久而久之，就使人们受到启发。他们开始有意识地选用一些干枯的植物茎叶作燃料，对局部进行温热刺激。

    艾叶，别名艾蒿、灸草、狼尾蒿子。为菊科植物艾，或同属植物野艾的叶子，于春、夏季采摘，阴干或晒干，去掉绒毛，粉碎贮备。艾叶含挥发油和芳香油，并富含蛋白质、矿物质、多种必需氨基酸、胡萝卜素、泛酸、胆碱，以及维生素B1、B2、C等。性味苦辛、温，无毒，有理气血、治菌痢、逐寒湿、安胎、止血等功用。艾叶具有易于燃烧，产热持久，气味芳香，不易脱落，资源丰富，便于加工贮藏等特点。因而后来成为了最主要的灸治原料。

    艾灸按治疗方法分为直接灸、间接灸、艾条灸、温针灸及温灸器灸等。“直接灸”是将大小适宜的艾炷，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若施灸时需将皮肤烧伤化脓，愈后留有瘢痕者，称为瘢痕灸。若不使皮肤烧伤化脓，不留瘢痕者，称为无瘢痕灸。“间接灸”是用药物将艾炷与施灸腧穴部位的皮肤隔开，进行施灸的方法，包括隔姜灸、隔蒜灸、隔盐灸、隔附子饼灸等。“艾条灸”包括温和灸、雀啄灸等。“温针灸”是针刺与艾灸结合应用的一种方法，适用于既需要留针而又适宜用艾灸的病症。“温灸器灸”是用金属特制的一种圆筒灸具施灸，故又称温筒灸。其筒底有尖有平，筒内套有小筒，小筒四周有孔。施灸时，将艾绒或加掺药物，装入温灸器的小筒，点燃后，将温灸器盖扣好，即可置于腧穴或应灸部位，进行熨灸，直到所灸部位的皮肤红润为度。有调和气血，温中散寒的作用。

    当今，艾灸疗法在国内外广泛流传，它简、便、效、廉的特点，深受广大患者的喜爱。艾灸疗法的适应范围十分广泛，可以广泛用于治疗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疾病。其次，艾灸具有奇特养生保健的作用。人们无病施灸，可以激发人体正气，增加人体抗病能力，以抵制病邪的侵袭。《扁鹊心书》云：“人于无病时常灸，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余年寿矣。”中老年人多阳气衰退，应宜施艾灸起到补火助阳，振奋精神的作用。

    鲍姑，名潜光，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位女灸学家。约生于永嘉三年（309）一个官宦兼道士之家，其父亲鲍靓亦名静，晋代道教徒，字太玄，原籍东海（今江苏省邳县以东至海），约生于公元260年。鲍靓，“禀性清慧，学通经史，修身养性，学兼内外”。多次奉命征战，官升至黄门侍郎，南海郡太守。当时带着他的独生女潜光。也就是世称的鲍姑，赴广东南海上任。鲍姑从小就深受道教的影响，随父亲学道学医，通晓医术、炼丹、修身，对医学钻研甚深。曾有诗赞颂：“越井冈头云作邻，枣花帘子隔嶙峋，乃翁白石空餐尽，夫婿丹妙不疗贫，蹩辟莫酬古酒客。龙钟谁济宿瘤人。我来乞求三年艾，一灼应回万年春。”诗意大概就是鲍姑行医采药，其足迹遍及广州、南海、惠阳、博罗等地。医术精良，擅长灸法。她是采用越秀山脚下漫山遍野生长的红脚艾绒施灸来治疗疾病，并以专治赘瘤和赘疣而闻名天下。因此。后人称此红脚艾为“鲍姑艾”。

    传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天，鲍姑在行医采药回归途中，见一位年轻姑娘在河边照容边照边淌泪。鲍姑上前一看，见她脸上长了许多黑褐色的赘瘤，十分难看。乡亲们因此都鄙视她，排斥她，没有想娶她的男人，不能出嫁，因而顾影自泣。鲍姑问清缘由，即从药囊中取出一些红脚艾，搓成艾绒，用火点燃，轻轻地在姑娘脸上熏灼。不久，通过鲍姑的灸治，姑娘脸上的疙瘩全部脱落，看不到一点疤痕，变成了一个美貌的少女。她干恩万谢，欢喜而去。通过这个故事可以体会到她的灸法独特，医术精湛。但遗憾的是，鲍姑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后人认为，她的灸法经验可能渗入到他丈夫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该书有针灸医方109条，其中灸方竟占90余条，并对灸法的作用、效果、操作方法、注意事项等都有较全面的论述。

    近年来，随着鲍姑艾灸的神奇故事及人们对艾灸疗法独特性的认识，艾灸疗法逐渐得到了医学界的重视。现代化研究的步伐也在不断的加快，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艾灸在临床的应用必将越来越广泛。

    理伤续断的中医正骨

    在中国最古老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有记载，早在2000年前，中国的医师们就掌握着一种神奇的技术，不用透视、不用开刀，单凭双手触摸皮肤就能判断骨折的情况，同样也只使用双手，就能治愈骨折，这就是中医正骨。这种神奇的古老医术，火眼金睛，解读人体的奥秘，妙手仁心，书写生命的奇迹。

    相传在北宋元丰三年时，神宗腰腿疼痛，找了很多良医，也用过许多仙丹，但时经三年依旧不愈，而且逐渐加重，不能行走。他常说，老天不保佑我，除非华佗再世，否则我的病就不会好了，只有等死。有一天夜里，他梦到一位白眉银须的老人，对他说道：“鹤鸣九皋，声闻于天，伊水河畔，王氏梦献，可解汝疾。”说完就消失了。神宗很高兴，醒来后，急忙派人找到王梦献。王梦献来到宫中，在床前边和神宗边说笑边在神宗腰部一摸，竟然使疼痛少了许多，三天后，就不再疼痛，经过七天的治疗神宗就可以像原来一样的走路。神宗非常高兴，为王梦献题一匾——“华佗再世”。王梦献告老还乡之后，一天，一位老农大哭来求诊，说自己没有病，特意为鸡来求医的。原来，老农在山坡耕种时，看见一只野鸡，就用石头把鸡腿打折，抓着了它。邻家恶霸却说这只鸡是他养的，非要老农赔这只鸡，还非得和以前的一模一样，否则就要赔一两黄金。王梦献听后很生气，答应为鸡治病。他随即将鸡提起，在折腿上一捏，随手向空中抛去，只见那只公鸡扑扑翅膀竟活蹦乱跳地跑了起来，没有一点受伤的样子！这就是神奇的中医正骨。

    其实，早在先秦时代，正骨术就已经出现。在周代，骨折就有了专用医学术语——折疡，在医疗分工上也有专人掌管骨科疾病的治疗。那时，治疗骨折的手段还相当直观：在骨折发生后，用双手硬生生地将骨折掰回原位，并使用竹板固定。在秦汉时期才形成了正骨的基本理论和技术，继而世代传承。《神农本草经》中也记述了不少治疗金创、骨折的药物。晋代葛洪曾经广泛的搜集民间的秘方、验方，撰写成《肘后备急方》，在此书中总结了一系列的骨折急救方法，指出：“包扎的时候，可用竹片夹裹，……千万不能让患处转动。”又提到：“裹缚疮口，要用旧布，要扎的不松不紧，像系腰带那样最好。”这说明在我国晋代，中医已经掌握了用小竹片夹缚治疗骨折的先进方法。

    隋唐时我国诞生了现存最早的中医骨科学专著——《仙授理伤续断方》。这部书全面地总结了以往的治疗经验，针对骨折损伤的不同情况，提出整复手术的十大原则，首论整骨手法的14个步骤和方剂，次论伤损的治法及方剂。书中记述了关节脱臼、跌打损伤、止血以及手术复位、牵引、扩创、填塞、缝合手术操作等内容。到了宋金元时期，著名医家危亦林为中医正骨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为骨伤科的发展又添上了辉煌的一笔。危亦林，江西南丰人，元代著名医学家。他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将历代的著名方剂和经验良方进行总结编撰，用了十年的时间，编写了《世医得效方》一书。书中记载了很多关于正骨术的内容，如骨伤整复等。书中论述了四肢骨折和脱臼、脊柱骨折、跌打损伤、箭伤等及其治疗手法，并记有多种医疗器械，特别是对脊柱骨折最早提出采用悬吊复位法，这是伤科史上的创举。他还主张骨折复位前先麻醉，倡导“十不治症”等理论，开创骨科损伤预后诊断的先河。他对中医正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但丰富了我国古代骨伤科治疗的内容，而且为后来骨伤科的全面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明代，在太医院中把“折伤科”改为“接骨科”，进一步从伤科中把正骨科分出来，反映了正骨科的发展。这一时期关于正骨科的著作明显增多，其中著名的有薛立斋的《正体类要》、陈实功的《外科正宗》等。到了清朝，我国正骨科的成就更加辉煌，成书于清乾隆七年的官修医书《医宗金鉴》，对清以前我国正骨学科做了最全面的总结，其中将正骨手法归纳为摸、接、端、提、推、拿、按、摩八法。

    正骨是中医治疗骨折、关节脱位等运动系统疾病的一种方法。目前使用的手法有拔伸、旋转、屈伸、横挤、分骨、折顶、回旋、纵压、分筋、拨络、理筋、弹筋等12种，每种手法都有其适应证。但是由于绝大多数有移位的骨折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复合的，所以就必须同时采用几种手法才能获得满意的治疗效果。不管怎样，其目的就是要纠正移位，使骨对合，最后再用小夹板外固定。使病人的骨伤得以愈合。

    其中的“小夹板固定”属于中国首创，其后被许多国家效仿，堪称中国传统医学对世界医学的伟大贡献之一。这种方法符合生物力学动静结合原理，既有固定局部伤肢的作用，又不严重妨碍肢体的功能活动，就在固定又不完全固定两者之间恰当地解决了治疗上的矛盾，对骨折愈合十分有利。比如说，前臂骨折后用小夹板固定，这样既能很好地稳定骨折端，又可以有效地促进肌肉收缩和关节活动，骨折愈合的同时功能也随之恢复。如果采用石膏固定，超过一个月以上，尽管骨折愈合了，但关节有可能发生僵硬，其功能恢复很慢。

    源远流长的中医正骨疗法治疗骨伤科疾病损坏少、副作用少，甚至可以说是无损坏、无副作用，以“不开刀、不吃药、康复快、花钱少”为特色，因此，被称为“绿色疗法”。可适用于各种原因导致的骨折、关节脱位、小关节功能紊乱、软组织挫伤，以闭合治疗为主。它是中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几千年的实践证实，确实行之有效，是中医骨伤科的精髓，是中医宝库中的珍宝，是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2000年的历史中，中医正骨这项朴素的技术代代传承，针对不同部位、不同骨伤的中医正骨手法开始渐渐成熟起来，同时，形成了技术特点自成体系的正骨流派，使中医正骨异彩纷呈、百花齐放。

    清末政权动荡，中原征战连绵，一直默默生存的正骨奇术再次繁盛起来，一时间，出现了天津苏氏、福建李氏、北京双桥老太太等正骨高手。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河南洛阳平乐的郭氏正骨。传说50多年前，千年古刹白马寺附近平乐村的郭祥泰得异人传授正骨术，成一代名医。郭祥泰得正骨医术，传说有三：其一是师从洛阳道士祝尧民；其二是受业于孟州同姓道人郭益元；其三是得传于路经平乐的武林高僧。郭祥泰之后，郭氏子孙不断努力，平乐郭氏正骨，逐渐成为一大学术流派。50多年前，“郭氏正骨术”第五代传人高云峰女士，将祖传秘方献给国家，并创立了中国第一所正骨大学——河南平乐正骨学院，今天，全国中医正骨界的骨干名医，70％都是“平乐出身”。

    但是中医正骨也有令人感到遗憾和不足的地方，这是因为正骨术往往是具体而又微细的手法操作，难于用文字表达，只能靠老师口头传述：再加上在封建社会里正骨医生的社会地位不高，他们生活在民间，为自身和后代着想，往往只传儿子不传外人，严重影响了这种技术的传播和发展。尽管如此，我国传统的正骨术，经历代人民的创造发展和正骨医家不断地归纳总结，依旧如百川归海，终于形成了独立于世界医林的中医正骨学，不论是理论上的前沿，还是手法上的高明，都是值得我们自豪的。

    推拿

    中医推拿疗法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中华祖先就在与野兽搏斗中或劳动中，应用一些能够祛病的抚摸手法，使推拿这一起源于人类自卫防御本能的自发医疗行为逐渐发展成为人类早期的医学手段。《史书》记载，黄帝时期的名医俞跗就将“案抚”这一古代推拿技术应用于临床。我国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对推拿也有所记载，那时称为按跷，这说明当时我国已有推拿疗法。

    早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卜辞中，就有女巫医为人按摩治病的记录。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众多学派思想，并对推拿治疗疾病有所记载。在命名上，当时已将用手法抑压和揉扶的疗法称为“按摩”；将使患者屈伸手足、呼吸俯仰的疗法称为“导引”、“跷引”，两法合用，称为“按跷”、“挢摩”。《韩非子》、《老子》、《墨子》、《史记·扁鹊传》等对推拿疗法都有记述，并且形成了一些手法。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按摩术也随医学发展而形成独立体系，出现了我国推拿按摩史上的第一部著作《黄帝岐伯按摩》10卷，在推拿史上有很大影响。

    经过漫长的岁月，按摩术在我国逐步得到了发展。晋唐时期前后近700年，推拿按摩已发展到鼎盛阶段，并且推出小儿按摩的新方法，这一时期的《诸病源候论》和史称三大方书的《肘后备急方》、《千金方》、《外台秘要》，集中记载了按摩术在这一时期的杰出成就。按摩成为宫廷医学教学的四大科目之一。《唐六典》介绍了按摩可以治疗“风、寒、暑、湿、饥、饱、劳、逸”八疾，大大拓展了按摩的应用范围。此时。我国医学得到迅速发展，医学知识与技术随中外交流的扩大，远播海外。

    宋元时期按摩术受到严重阻碍。宋代太医局取消隋唐以来宫廷教育中设置的按摩科。尽管如此，以收集民间单方、验方为主的《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仍记载了宋代医家在按摩上所取得的成就。这时期很重视手法分析。

    明代，是中国推拿发展史上的第二个盛世，太医院又重设按摩科。在小儿推拿方面初步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公元1601年，我国第一部小儿推拿专著《小儿按摩经》问世，小儿推拿作为推拿学科的一个分支已经形成，并在辨证、手法、穴位、治疗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体系。此外，这一时期首先提出“推拿”这一学科的名称。

    清朝，虽然太医院撤消了按摩科，但正骨推拿、一指弹推拿、保健推拿等都相继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另外，清代的推拿医师在运用推拿治疗伤科病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医宗金鉴》中，将摸、接、端、提、按、摩、推、拿列为伤科八法。伤科推拿这一推拿方法在此时期基本形成。

    新中国建立初期，推拿疗法又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许多省、市医院设立了推拿科，全国各地举办推拿培训班，并有按摩专门培训基地。改革开放后，在传统推拿手法的基础上又发展出来捏脊疗法，推拿麻醉，并运用于临床。现在全世界都关注着推拿这一古老的疗法，相信不久的将来富有浓郁中华民族特色的推拿疗法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速的推广和发展。

    在推拿疗法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学术渊源、师承关系以及社会、地域等复杂原因。逐渐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推拿流派与分支。而且这些推拿流派大多都有较长时间的发展史，在一定地域内流行。有一定的学术理论指导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并有擅长的手法称“流派手法”或“主治手法”。比如在我国北方各推拿流派手法往往明快刚健，而南方流派手法则多细腻柔和。具有代表性的推拿流派主要包括：一指弹推拿、磙法推拿、内功推拿、点穴推拿、正骨推拿、小儿推拿、保健推拿、养生推拿等。比如点穴推拿疗法就是由我国传统武术中的点穴、打穴、拿穴、踢穴和解穴等动作演化而来的一种推拿疗法，在我国青岛、胶东一带盛行。在武术中，上述的点穴方法，即是一种进攻手段，同时也是一种疗伤的方法。点穴推拿疗法就是借鉴了武术中积极点穴的技术动作，总结了其中医疗点穴的经验。在中医经络、气血理论的指导下用以防治疾病的一种推拿流派。其施术风格峻猛刚健，捷速强劲。主要的手法为击点法，其他手法包括拍打法、叩击法、按压法、掐法、捶打法等。整套手法以各种点、打、捶、拍为基本方法。点穴推拿对施术者的指力、臂力与全身的支持力要求很高，所以初学者要先进行点穴练习练功。主要功法包括盾起功、运气拍打功、仰卧功、撞背功、蜈蚣跳、鹰爪力、推山功、扎腰功等。

    手法是推拿的基础。手法的熟练程度和恰当应用。直接影响到疾病的治疗效果。推拿的手法讲究持久、有力、柔和、渗透。主要包括挤压类、揉动类、摩擦类、叩击类、拔伸类等多种手法，每类手法又都有其特点，有其适应的部位和病证。比如揉法，又分成拇指揉法、大鱼际揉法、小鱼际揉法、掌根揉法、前臂揉法、肘尖揉法多种，根据病位的不同，在操作时也要选用不同的施术手法，如肌肉丰厚处可用肘尖揉动，颈椎等肌肉分布少的部位可用拇指揉法等等。通过恰当的治疗从而起到放松肌肉、促进血液循环、消肿止痛的作用。

    推拿疗法之所以拥有神奇的疗效，主要是因为推拿疗法通过不同的手法崮接作用在施术部位、经络与穴位上，发挥活血化瘀、理筋整复、纠正人体骨骼与软组织解剖部位的异常等局部作用，又通过调整阴阳、舒筋健骨、调节经络、气血、脏腑功能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由于推拿疗法给患者带来的痛苦小，没有毒副作用，容易被患者接受，又因其具有相当好的治疗效果，所以在临床中应用越来越广泛，而且势必在中医诊疗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刮痧拔罐

    刮痧疗法作为我国古老的民间疗法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的《黄帝内经》时代，是砭石疗法或刺络疗法的一种，薪火相传，沿用不废。宋代王裴《指述方瘴疟论》称之为“桃草子”。《保赤推拿法》记载：“刮者，医指挨皮肤，略加力而下也。”它多用于治疗痧症，即夏季外感中暑或湿热温疟疫毒之疾，皮肤每每出现花红斑点，亦称“夏法”。元明以后，民间治疗痧病的经验引起医学家的注意。如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就对“搅肠沙”进行了记述：“心腹绞痛，冷汗出，胀闷欲绝，欲谓搅肠沙。”又如，杨清叟的《仙传外科秘方》、王肯堂的《证治准绳》、虞博的《医学正传》、龚廷肾的《寿世保元》、张景岳的《景岳全书》等均记载有关痧症及治痧的经验。至清代，郭志邃撰写了第一部刮痧专著《痧胀玉衡》，在痧的病源、流行、表现、分类、刮痧方法、工具以及综合治疗方法等方面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例如，在治疗方面指出：“背脊颈骨上下，及胸前胁肋，两背肩痧，用铜钱蘸香油刮之。头额腿上痧，用纱或麻线蘸香油刮之。大小腹软肉内痧，用食盐以手擦之。”此后又有另一部刮痧专著——陆乐山的《养生镜》问世。此二书成为能使刮痧跃为一门专科技术的基石。从此，清代论述痧病的专著日渐增多，有十多部，其他著作中记载刮痧医术的则更多。

    谈到刮痧的疗效，“出痧”是至关重要的。刮痧后皮肤表面会出现红、紫、黑斑或黑疱的现象，称为“出痧”。这是一种刮痧后出现的正常反应，数天后可自行消失，不需作特殊处理。出痧的过程是一种血管扩张至毛细血管破裂，血流外溢，皮肤局部形成瘀斑的现象，这种血凝块不久即能溃散消失。“痧”，用现代显微镜去观察，是皮下组织的毛细血管瘀血，这种人为的“创伤”，正是西医学无法理解和无法接纳之处。既然是治病，理所应当为人祛病消痛，为什么还往身上再添新伤？而中医的理论解释是：大部分疾病都是由于气血瘀滞造成的，“痧”正是一种病邪的排泄产物。“出痧”则意味着“给邪以出路”，从而改善气血平衡。

    从现代病理生理学的角度看，刮痧是通过调节神经、内分泌以及免疫系统，从整体上协调人体各组织器官的功能。这种整体平衡观正是中医科学的内涵。“出痧”的皮肤红红的，看上去有点儿可怕。其实，不管怎么红，都不必担心，因为这对皮肤是没有损害的。红斑颜色的深浅通常是病症轻重的反映。较重的病，“痧”就出得多，颜色也深；相反，病情较轻，“痧”出得少些，颜色也较浅。一般情况下。皮肤上的“瘀血”会在3—5天内逐渐消退，迟一些也不会超过1周就会恢复正常，不仅不会损害皮肤，而且由于这种方法活血化瘀，加强了局部的血液循环，会使皮肤变得比原来还要健康。

    刮痧于人体，可以起到促进代谢、排出毒素、舒筋通络、调整阴阳等几个方面的作用。我国传统的刮痧疗法是用边缘光滑的嫩竹板、瓷器片、瓷碗的边缘、小汤勺、铜钱、玻璃或苎麻等不易损伤皮肤的器具，蘸食用油、酒、清水或油脂，在人体皮肤表面进行由上而下、由内向外的反复刮拭，直到皮肤出现红色斑点或瘀血斑块的现象，以解除病痛、治疗疾病的民间自然简易治疗方法。它多应用于治疗发生在夏季和秋季的疾病，如中暑、风热感冒、肠胃消化道病症等。

    现代的刮痧疗法是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遵循经脉的运行和病变特点，用特制的刮痧仪或水牛角刮痧板和具有清热解毒、活血止痛的润滑剂，在古人刮痧基础上进行更为广泛治疗疾病的一种外治方法。由于刮痧疗法具有防治疾病，保健强身，无须服药，简便易行而且见效甚快的特点，深受医患者欢迎。

    “拔火罐”也是我国民间流传很久的一种独特的治病方法，俗称“拔罐子”、“吸筒”，古代多用于外科痈肿。其起初只是用磨有小孔的牛角筒，罩在患部排吸脓血，所以一些古籍中又取名为“角法”。关于拔火罐治疗疾病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公元281—361年间，晋代葛洪著的《肘后备急方》。书中提到用角法治疗脱肿，所用的角为牛角。鉴于当时此法盛行，应用不容易造成事故，所以葛洪特别告诫要慎重地选择适应症候，书中强调：“痈疽、瘤、石痈、结筋、瘰疬，皆不可就针角。针角者，少有不及祸者也。”（《肘后备急方·卷中》）这显然是有道理的，即使以今天的目光来看，所列的多数病症，也确实不是拔罐的适应症。

    到了隋唐时期，拔罐的工具有了突破性的改进。开始用经过削制加工的竹罐来代替兽角。竹罐取材广泛，价廉易得，大大有助于这一疗法的普及和推广；同时竹罐质地轻巧，吸拔力强，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治疗的效果。在隋唐的医籍中，记载这方面内容较多的是王焘的《外台秘要》。

    如果说，在隋唐时代还是兽角和竹罐交替使用的话，那么，到了宋金元时代，则竹罐已完全代替了兽角。拔罐疗法的名称，亦由“吸筒法”替换了“角法”。在操作上，则进一步由单纯用水煮的煮拔筒法发展为药筒法。即先将竹罐在按一定处方配制的药物中煮过备用，需要时，再将此罐置于沸水中煮后，乘热拔在穴位上，以发挥吸拔和药物外治的双重作用。

    到了明代，拔罐法已经成为中医外科中重要的外治法之一。当时一些主要外科著作几乎都列有此法。主要用于吸拔脓血，治疗痈肿。在吸拔方法上，较之前代，又有所改进。用得较多的是将竹罐直接在多味中药煎熬的汁液中，煮沸直接吸拔。所以，竹罐又被称之为药简。这种煮拔药筒的方法，在明清的一些重要外科著作如《外科大成》以及《医宗金鉴》，都有详略不等的载述，表明此法当时十分流行。

    至清代，拔罐法获得了更大的发展。首先是拔罐工具的又一次革新。竹罐尽管价廉易得，但吸力较差，且久置干燥后，易产生燥裂漏气。为补此不足，清代出现了陶土烧制成的陶罐，并正式提出了沿用至今的“火罐”一词。对此，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一书叙述颇详：“火罐，江右及闽中皆有之，系窑户烧售，小如人大指，腹大两头微狭，使促口以受火气，凡患一切风寒，皆用此罐。”同时，一改以往以病灶区作为拔罐部位，采用吸拔穴位来提高治疗效果。同时，拔罐疗法的治疗范围也突破了历代以吸拔脓血疮毒为主的界限，开始应用于多种病症。

    同时在吴尚先的著作《理瀹骈文》以及祁宏源的《外科心法要诀》中，对于我国火罐的产地、使用方法和适应症等，介绍得就更为清楚了。

    刮痧拔罐，作为中国医学的瑰宝，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雨历程。以其简便实用的特点被人们所崇尚，并在未来的人类历史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医外治

    中医外治法是运用非口服药物，通过刺激经络、穴位、皮肤、粘膜、肌肉、筋骨等方法以达到防病治病为目的的一种传统医学疗法。它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医学的瑰宝。

    外治技术萌芽于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用砭石放瘀血、草茎敷裹创伤、干草烤石御寒等，被认为是针法、敷贴、热熨法的雏形。《内经》记载的外治法有砭石、九针、导引、按摩、灸、熨、渍、浴、蒸、涂、嚏等，并开创了膏药的先河。《伤寒论》还创用了塞鼻、灌耳、舌下含药、润导、粉身等外治方法。《太平圣惠方》则记载有淋渫、贴爝、膏摩等法。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所用的外治技术，就有27种之多。明清时期，外治技术开始趋于成熟并泛化。如清代医家吴谦在《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中所言：“有瘀血者，宜攻利之；亡血者，宜补而行之；但出血不多亦无瘀血者，以外治之法治之。”由此可见，外治的应用颇为广泛。清代吴尚先所著《理瀹骈文》，集《黄帝内经》至清朝时外治技术之大成，是一部划时代的实践总结。它对外治方药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理论性的探讨，初步完善了外治理论，申明了内治外治的意义，为外治理论的系统化和完善化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吴尚先大力推崇外治，曾热情洋溢地指出“世有博通之医，当于此见其才”。吴氏在《理瀹骈文》中以敷贴（膏剂）为主，不仅创制了数十种膏药方剂，还总结出敷、熨、罨、涂、熏、浸、洗、擦、搭、抹、眩、嚏、吹、吸、捏、咂、坐、塞、踏、卧、华清出浴图刷、摊、点、滴、烧、照、缚、扎、刮痧、火罐、按摩、推拿等八九十种不同的外治疗法。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医外治技术这门最古老而独特的学科又增添了新内容，外治技术已由原创的自身领域，迅猛地向当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科、皮肤科和五官科等多学科领域延伸；由对局部体表病变的治疗发展到了对全身性疾病的治疗，并且一直朝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现代中医外治法已包括药敷、药结、药熏、药贴、药擦、药枕、药罩、药扑、药滴、探吐、吸入、针刺、艾灸、按摩、牵引、气功、刮痧、穴位注射、足底外治、人体白肉际全息诊疗、中药离子导入、频谱照射、超声雾化、超短波疗法等60多种，可谓百花齐放、百草争鸣。在此，我们将几种最常见、应用最广泛的外治疗法向读者作以简单介绍。

    敷贴——神奇的自然疗法

    敷贴是一种将药物敷于体表某特定部位以治疗疾病的方法。

    其疗法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期，先民就已学会用泥土、草根、树皮外敷伤口止血。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载有许多外敷方剂，用以治疗创伤等疾。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载用鸡子、白醋、猪脂、水、蜜、酒等作为外敷药和调和剂。清代的《理瀹骈文》则标志着本疗法的临床应用达到了更为完善的水准。由此可见，敷贴疗法在古代就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了。

    穴位敷贴的药性或直接作用于病所，或通过经络气血的传导到达病所，具有温通经络，散寒去湿，理气活血，调整脏腑，补养阳气，增强体质等作用。由于该法操作简使，费用低廉，内病外治，又无副作用，连“良药苦口”的程序都免了，所以深受患者欢迎，最易为儿童所接受。可见敷贴将成为人们日益喜爱的外治疗法之一。

    熏洗——风靡全球的一枝独秀

    熏洗疗法，是利用药物煎汤趁热在皮肤或患处进行熏蒸、淋洗的治疗方法（一般先用药汤蒸气熏，待药液温时再洗）。它是借助药力和热力，通过皮肤、作用于肌体，促使腠理疏通、脉络调和，气血流畅，从而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清代民间疗法大师赵学敏在《串雅外编》中专立了熏法门，详细介绍了熏蒸洗涤等疗法。清代吴尚先还提出，熏洗、熨、敷诸法即使是虚弱的病人也能接受得了，不会产生虚虚实实的祸患。现代医学实验证实，熏洗时湿润的热气能加速皮肤对药物的吸收，同时皮肤温度的升高，可导致皮肤微小血管扩张，促进血液和淋巴液的循环，因此有利于血肿和水肿的消散。此疗法是借助药力和热力，通过皮肤、粘膜作用于肌体，促使腠理疏通、脉络调和、气血流畅，从而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

    其疗法有局部熏洗法和全身熏洗法。局部熏洗法又有手熏洗法、足熏洗法、眼熏洗法、坐浴熏洗法等多种方法。

    药浴可以认为是全身熏洗的外治法，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选配适当的中草药，利用经煮沸后产生的蒸气熏蒸，或药物煎汤取液进行全身或局部洗浴，如坐浴、足浴、面浴、目浴、手臂浴等，以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其法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早在3000多年的殷商时期，宫廷中就盛行用药物进行沐浴，以防治疾病，至清代其治疗范围已遍及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科疾病，在药浴种类上有洗、沐、浴、浸、渍、浇等法。熏洗法在现代仍被人们宠爱有加。

    刺血——崭新的世界奇葩

    刺血疗法，又称“针刺放血疗法”，在现代医学诊疗中仍应用极为广泛。它是一种用针具或刀具刺破或划破人体特定的穴位和一定的部位，放出少量血液，以治疗疾病的方法。

    刺血疗法的产生可追溯至远古的石器时代：人们在劳动实践中发现用锐利的石块——砭石，在患部砭刺放血，可以治疗某些疾病。砭刺的工具随着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金属针，以后又根据医疗实践的需要，出现了专门用来放血治疗的“锋针”。本疗法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黄帝内经》，如“络利者，刺小络之血脉也”；“菀陈则除之者，出恶血也”。并明确地提出刺络放血可以治疗癫狂、头痛、暴喑、热喘、衄血等病证。相传扁鹊在百会穴放血治愈虢太子“尸厥”，华佗用针刺放血治疗曹操的“头风症”。唐宋时期，本疗法已成为中医大法之一。近代，放血疗法仍为人们广为使用，其价值可见一斑。

    现代临床上刺络放血的方法多种多样，代表性的刺血手法有点刺法、散刺法、泻血法、挑刺法、丛刺法、顺刺法、逆刺法等。其治病安全可靠，危险性极小。针刺放血疗法不仅对许多常见病、多发病有效，而且对某些疑难病症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放血疗法不仅是中医药学的重要治疗手段之一，而且也是其他民族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法也是藏医、蒙医、苗医、维医等在治疗学中极具特色的一种治疗技术。在公元1世纪前后成书的古代传统医学巨著《月王药诊》中，就有专章论述了藏医的放血疗法。《四部医典》的问世使放血疗法的理论进一步完善、经验进一步丰富。

    放血疗法法不仅在国内针灸界有一定影响，在国外也备受重视。

    我国的中医外治法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医术，然而却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起源于我国而传向世界，随着整个人类科学的进步和中医外治法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同其他学科的日益结合，中医外治法将会更加造福于人类。

    气功

    气功和导引，实为同义。在古书记载中很少有“气功”二字，而有关气功的内容在古代通常被称为导引、吐呐、行气、服气、炼丹、修道、坐禅等等。它是起源于上古的一种养生术，指通过呼吸俯仰和肢体屈伸运动，以行气活血，除病强身的养生治疗方法。气功导引可谓我国古代的医疗体育和养生方法的结合，是中国最早的一种医疗保健体操。

    而“气功”一词，最早见于许逊撰写的《净明宗教录》。许逊，即东晋时期的许旌阳真人。到宋朝，皇帝封许旌阳为“神功妙济真君”。清朝末年出版的《元和篇》一书中，也有《气功补辑》之篇。都已明确标有“气功”二字。

    导引术，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在那时，环境恶劣，百病丛生。为了消除疾病，有人曾发明一种舞蹈，据说可“利关节”，对疾病起到“舞以宣导之”的作用。这些舞蹈动作，就是古代导引的起源。

    自春秋战国时代始，人们在道家思想的直接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一种统一的“形神一体”思想以及运动与静养相结合的养生思想，从而揭开了具有东方神秘色彩的中国古代养生史的崭新一页。春秋战国时期，导引术就已经非常流行，为当时的“神仙家”与医家所重视。后来为道教承袭，作为修炼方法之一，并将其继承发展，认为它有调营卫、消水谷、除风邪、益血气、疗百病以至延年益寿的功效，用于治疗肌肉萎缩、关节转动不灵，或由于寒热造成血气不调的疾病。随着科学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养生的思想与方法日臻完善。

    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庄子，将导引概括为养气和养形的结合。《庄子·刻意》记载说：“吹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呴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这段话对导引的解释形象而具体。“吹呼吸，吐故纳新”，是锻炼内脏器官的呼吸运动。“熊经鸟申”，是模仿动物的动作，如熊类攀树而自悬，飞鸟凌空而伸展，这些形体运动，使肌肉和骨骼得到锻炼。他在总结锻炼效果时，指出“为寿而已矣”，即运动能使人长寿，最后以传说中的彭祖为例，来说明凡是高寿的人，都是导引的爱好者。

    身体的强健和精神的强健往往是连在一起的。而气功导引的三大要素是“调身”、“调息”和“调心”，也说明了身体和精神相互协调的重要作用。调身，是指姿势自然放松，是顺利进行气功呼吸和诱导精神松弛的先决条件。调息，则是指通过锻炼，改胸式呼吸为腹式呼吸，改浅呼吸为深呼吸，最后练成自发的丹田呼吸。而调心，意即心无杂念，集中意念于一点，即意守丹田或留意呼吸。

    传说三国时期，曹操带领军队走到一个没有水的地方，士兵渴得很，曹操说前面有个梅林，到那里可以摘梅子吃。士兵听了后口中都流出酸水了，于是暂时解了渴。这就是著名的望梅止渴的故事。这也反映了古代用心理调动生理的生活智慧。后来有人通过实验的方法论证了这个神奇的生理反应——这就是条件反射：狗听到铃声或看到食物，也能引起内脏反应，就会流出唾液或胃肠蠕动，这说明大脑皮层可以控制内脏。而气功导引也是一样，它也正说明了通过姿势、呼吸和意念相结合而达到保健康复的目的，可见古人智慧之精湛。自古流传的健身气功中，应用最广泛的是“五禽戏”、“易筋经”和“八段锦”三种。

    三国时期的著名医家华佗，把导引术作了归纳总结和延伸，从而创造出了最负盛名的“五禽戏”，即虎戏、鹿戏、熊戏、猿戏、鸟戏。是结合中医脏腑、经络、气血理论编成的一套具有民族特色的仿生类功法，具有明显的强身健体作用，长期以来深受历代养生家和人们的欢迎。

    “易筋经”作为源自我国古代的一种以强壮筋骨为目的的健身方法，强调对肢体，尤其是对脊柱的屈伸、扭转和牵拉，以增强对脊髓的调节。在易筋经的流传过程中，少林寺僧侣起到了重要作用，曾对其改编并用以健身。现代研究表明，后人根据现代健身理论改编和简化了的易筋经，对增强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功能，以及身体平衡能力、柔韧性和肌肉力量等均有良好的效果。

    “八段锦”起源于宋代以前，在明清时期逐渐发展完善，是历代养生家和练习者共同创造的传统健身方法。由于其动作简单易学，健身效果良好，是中华养生文化中的瑰宝，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经研究测试，习练八段锦有助于改善呼吸系统、神经系统以及循环系统的机能。增强细胞免疫功能和抗衰老能力，从而促进心理健康，提高上下肢力量、平衡能力及关节的灵活性。

    中医学认为，导引的作用是通过各种练功手段进行锻炼和活动，以加强人体的气化作用。古时候又叫“化生之道”。实际上就是人体内的气体交换，食物消化，血液循环，津液运化，废物排泄等等，是一种生理新陈代谢的过程。人们通过运动加强了这种生理新陈代谢过程，从而达到平衡机体阴阳、调节气血、疏通经络、培植真气、扶正祛邪、强健筋骨的作用。其一方面可以导引疗病，另一方面则可保健养身。

    气功导引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被现代医家所重视。人们只要按其方法缓缓地运动肢体关节，使全身气血调和，经络畅通，就能够达到导引防病保健的目的。现代人们一直重视的运动养生，以及从印度传入的瑜伽健身，都是从上古时期的导引术而来的。

    气功导引术只是一种强身健体的手段之一。有些人打着气功的幌子进行封建迷信宣传，甚至鼓吹长生不老、神乎其神的气功疗效是一定要予以反对和抵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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