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多年前的楚剑，至今仍被人们认为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铁剑。然而，当岁月的风抚过中原大地时，不知不觉地，那里鼎盛一时的铸剑业，便偃旗息鼓难以为继了，枉负了楚剑当年的雄风。
于是，有关剑史的溯源便清晰起来，人们将目光投向了浙江龙泉。
一部龙泉宝剑史，就成了一部中华民族的宝剑史。
2500多年前的欧冶子出现在古城龙泉这块土地上时，为这部宝剑史的开篇，书写了重重的第一笔，矗立起一座丰碑。
此后的龙泉铸剑匠人，便成了欧冶子的后裔。尽管岁月的风，是那样地冷酷坚硬，那样地恣虐猖獗，致使古城龙泉的铸剑业时兴时衰，然而，却磨灭不了欧冶子后裔们矢志不移的铸剑精神，铸剑业递代相袭，直至今天的灿烂辉煌。
1，欧治子将军庙前的遐想
欧冶子与龙泉宝剑的关系，就像是一条大河。欧冶子是大河的源头，有了源头，龙泉宝剑这条大河才得以跌宕起伏地流淌数千年。
早在新石器时代，龙泉这块土地上就有了人类活动。大概是由于“龙泉县南有水曰龙渊”（《清一统志》）吧，东晋太宁元年（323）才置龙渊乡，属扬州永嘉郡松阳县。到了唐武德三年（620），因避高祖李渊讳，改为龙泉乡。唐乾元二年（759）时，龙泉正式置县。至于春秋战国时代，这块土地上有无龙泉这地名，现在也就无从考证了。但龙渊湖的存在亘古，早便有了，只是由于朝代更换的原因，才将它改名为今天的剑池湖。
我猜想，很可能是因了大山，因了瓯江，也因了龙渊湖，春秋时代的欧冶子踏破芒鞋走到龙泉这块土地时，也就不走了。相传他在龙渊湖边铸剑，“剑成，一号龙渊，就湖淬之，化龙而去”（《郡县释名》）。因此，在今天我们想来，龙渊剑之名缘于龙渊湖，欧冶子铸剑成功取其纪念意义，也不无道理。因了龙渊湖，才有龙渊剑，才有这之后的龙泉宝剑。冥冥之中，上苍好像刻意选择了欧冶子，使他与龙泉这块土地血肉相联，并成为龙泉宝剑这条大河的源头。
今天，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欧冶子的千秋功绩，在于他承前启后地给始于夏（约前22世纪末至约前21世纪初—17世纪初）的青铜时代画上一个漂亮句号，开创了中国铁兵器之先河，将铸剑工艺推至一个巅峰。
历史便是这样，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徘徊发展，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走到了欧冶子时代，天下第一剑——越王剑横空出世。以至于到了今天，人们骄傲地将越王剑、印度的奎塔勒铁柱与古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宝刀联系一起，誉称为“古冶金三绝”，使中华民族古代文明为世界所瞩目。
于是，龙泉古城的数千年铸剑史，便有了无与伦比的灿烂一章。这一章，在中华民族铸剑史上矗立起一座丰碑。
古代的文献和民间传说，往往会赋于一些伟人或者很了不起的人的诞生以光怪陆离、神秘怪诞的色彩，譬如孔子，其母“梦与日野合”，是为异兆；孔子诞生后，因其头顶状“丘”，故名丘，是为异相。以异兆和异相应证伟人和很了不起的人的诞生是上苍安排，是古代意识形态的刻意张扬。
作为龙泉宝剑的至尊先师欧冶子，他的诞生，是否也有异兆和异相呢？很遗憾，哪怕是民间传说，也没有这方面的蛛丝马迹泄露。古代的意识形态，不屑于为欧冶子们这样的“工匠”张扬，我们甚至不清楚欧冶子的相貌和年龄，是官员还是草民，更何况他的身世了。
而龙泉古城城南秦溪山下欧冶子将军庙里的欧冶子神像，为我们提供了这位铸剑鼻祖的形象。这是一尊神化了的形象，泥胎重彩，大致与所有民间庙宇里的神象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欧冶子手里多了一柄宝剑而已。在神的位置上，欧冶子木然地接受民间的顶礼膜拜，享用人间烟火，全然没有了作为铸剑鼻祖的个性化张扬。
这是民间的祟拜。民间习惯将偶像神化。
古代的意识形态迎合了民间情绪，对欧冶子铸剑工艺的神化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以示与孔子这个大儒家的区别。
《郡县释名》里说，龙渊剑铸成时，“就湖淬之，化龙而去。”神化得不得了。略为不同的是，民间传说越王剑在状若北斗星座的七口井边铸成时，忽然化作一道金光射向天穹，须臾间，又变为一龙一凤，翱游于云际。据说，后人为纪念欧冶子，铸剑时在剑身上刻七星和龙凤图案，便是源于此传说。而《越绝书》里，则干脆以越王的口气，将欧冶子铸剑术描叙出神入化鬼斧神工：“巨阙铸成时，我坐在露坛上见宫人驾鹿车过来，我将巨阙一指，鹿车惊奔，停也停不下来。”
我想，民间将欧冶子当作神，是有其道理的。欧冶子的铸剑工艺恩泽后人，人们对他顶礼膜拜，是不忘他的功绩。
然而，在历史上确实有欧冶子这个人。据说他是福建闵候人。福建在春秋战国时期属越国，古称闵越。《辞海》、《辞源》都收有欧冶子条目；1921年臧励和等人主编的《中国名人大辞典》中，称欧冶子“善铸剑。越王聘之作五剑。曰湛卢、巨阙、胜邪、鱼肠、纯钩。后又与干将为楚王作三剑，曰龙渊、泰阿、工布。”
有关欧冶子其人其铸剑术，后人的记载大都摘自《越绝书》，文字不多，三言两语而已。该书以春秋战国初期吴越争霸的历史事实为主干，上溯夏禹，下迄两汉，旁及诸侯列国，对这一时期吴越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语言等，多有涉及，因而为历代学者所重视。
因此，我觉得要猜想欧冶子为何要选择到龙泉而不是其它地方铸剑的原因，就要涉及这一时期吴越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语言以及龙泉的人文地理等诸多因素了。两者是有关连的。唯其如此，这种猜想才可能更趋合理；无缘无故的猜想，只能使神化了的欧冶子更加荒谬不可信。
谁都知道，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贱剑舞春秋，转弱为强并灭亡了称雄一时的吴国，震惊当时的诸侯各国，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个叫西施的中国古代美女（用现在谍战片的话语该称其为美女特工）的命运，又与之联系在一起，便使故事更具传奇色彩，演绎了千百年，令今人牵肠挂肚、扼腕而叹。
而欧冶子铸剑的史实，虽与吴越纷争的传奇故事紧密相联，但遗憾的是，却让岁月蒙上一层神秘的云，鲜有人去演绎这段传奇。
吴和越是两个同族的国家，彼此的语言、风俗都一样。吴国的相国伍子胥说：“吴越为邻，同俗共土”（《越绝书·纪策考》）。越国的大夫文种也说：“吴越二邦，同气共俗”（《越绝书·纪范伯》）。吴越的国土，是现在的浙江省全部与江苏南部及福建北部，两国以钱塘江（即浙江）为界。“浙江南则越”（《史记·货殖列传》），也就是说，钱塘江的北岸，当时是吴国的版图了。吴国都在姑苏（今苏州），越国都在会稽（今绍兴），而那时的龙泉，是越国遥远的大后方。我想，对古人来说，没有现代先进的交通工具，从龙泉到越国国都会稽，隔着祟山峻岭，道路险恶，恐怕要走好几个月，才能够到达。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贱终于灭亡了吴国，自此越国称霸了50多年。后来，越国又被楚国击败，从此国势一蹶不振。这之后的楚剑，名声如雷贯耳，恐怕与大批越人铸剑师被掳有关，从而使越国在龙泉的铸剑基地（兵工厂）北移至中原，走上了中华剑的滥觞。
春秋时的吴越纷争，为史所盛传。“吴粤（越）之君皆尚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汉书·地理志》）。为了争夺霸业，两国数十年间战争烽火不断，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姑苏和会稽是两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一带土地肥沃，“火耕水耨，鱼稻富饶，不忧饥馁”（《隋志》），自然是两国必争之地了。可是，水网纵横、林莽丛生的地理环境，又决定了两国的战争，只能是发生在水上。“人性脆而愚，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悦兵而敢死”（《吴越春秋》），“勾贱与吴战于浙江之上”（《越绝书》），见诸于史载的两国携李之战、夫椒之战和姑苏之战，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可以断定，当时吴越两国的水师都很强盛、发达。
因此可以想象，龙泉作为越国的遥远疆土，并且有祟山峻岭为屏障，根本无道路交通可言，所以当时中原和吴越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对这块土地的影响应该相当有限，甚至微乎其微。
现在还有人将丽水比喻成是“浙江的西藏”，意思是欠发达地区。那么，2500多年前春秋时代的越国疆土龙泉，与吴越的政治、文化中心姑苏与会稽相比，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值得思考，当时的周朝人曾经评论说，“夫吴越之国，臣妾为殉（活人殉葬），中国（中原之国）闻之非之。”中原人称吴越为“蛮夷之地”，可见较之中原，吴越的社会制度相对愚昧落后。那么是否可以推断，作为越国的偏远疆土龙泉，可想而知也就更愚昧落后了。
大山是坚定的，执着的，但也是封闭的。大山封闭了一切外来文明之风，也使龙泉远离了吴越战争的嚣尘。
那么，生活在春秋时代蛮夷之地的龙泉先人，会是怎样一种生存处境呢？
因为没有任何史料可查，我们无法猜想。不过，所幸我在《龙泉县志》读到这样一条记载：南宋宝祐三年至五年，虎伤人一千六百多。据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想，距离南宋1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的龙泉，肯定林莽丛生，为豺狼虎豹所主宰。而作为龙泉的先人，在这块土地上还是那么地渺小，处于绝对弱势。他们是一批古越土著人，无论男人和女人，生存是为了生命的存在，他们衣不掩体，食不果腹，但是他们的性格，却像大山一样坚定、执着，一边防范豺狼虎豹袭击，一边以林启泽，刀耕火种，以达到生生不息、繁衍生存。他们是这块土地上的先驱拓荒者。可是大山却将他们与世隔绝，从而使他们成为一群被遗忘的人。
然而，有一个人想到了龙泉。
这个人，是越王还是楚王？抑或是欧冶子？
通常的说法，是“相传欧冶子奉越国（时属楚国）国君允常之命，为楚王炼剑。欧冶子遍访闽、浙高山名川，最后择定龙泉县南五里处的秦溪山麓为炼剑地”（见《丽水风俗》）。民间也传说，欧冶子是福建闵候乡下的一个爱国青年打铁师傅，为报效国家，才跑到龙泉铸剑。
毕竟都是传说，岁月的尘埃，将历史封蒙得太厚太严实了，以致使我们现在根本无法去臆想和推断。
同样的原因，我们也无法去臆想和推断欧冶子是自己要来龙泉，还是受命于越王或者楚王，抑或另有原因。
但欧冶子选择在龙泉炼剑，却是史实。如果我们从春秋末期战乱不止诸侯争霸的局面分析，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决策，一个有着强烈政治和军事目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
战争的需要，青铜兵器在战争中所暴露出的缺陷，和类似于二战时原子弹威力的铁兵器在当时的出现，使他们中的某一个人想到了龙泉。
龙泉有铁矿石吗？如果有，那么那里的林莽取之不尽，可用作燃料，便可以冶炼铸剑了。想把龙泉的铁矿石运走冶炼铸剑，不说耗费巨资，就当时的交通来说，也是难于上青天的事情。而在远离战争的安全大后方——龙泉，就地取材建立“兵工厂”，然后利用瓯江，以舟筏顺波逐流运走兵器，真可谓是事半功倍的大好事了。
这就是他们之中的某一个人，想到了龙泉的原因。
这是个决策，无疑是国家行动。
至此，我的猜想基本上可以排除欧冶子，而是越王抑或是楚王想到并选择了龙泉。欧冶子作为一位铸剑师，只不过是奉命罢了。
总之，欧冶子来到了龙泉。
像大山一样坚定、执着的欧冶子，翻山越岭，踏破芒鞋，终于在古城龙泉秦溪山麓寻觅到了铁砂，还寻觅到耐火泥和“亮石”。前者是铸剑炉必不可少的材料，能承耐1000度冶炼高温，殊为难得，后者是磨剑石之上品，据说经过“亮石”磨砺的剑，青光闪烁，锋利无比。当然，还有龙渊湖，此湖湖水“甘寒冽”，很适合“淬火”。
作为一名铸剑大师，此时的欧冶子，曾经以若耶溪（在今浙江省绍兴境内）底所出的铜铸成利剑（事见《吴越春秋》），也为越王铸造了纯钧、湛卢、胜邪、鱼肠和巨阙五把名剑，早就誉满天下了。
作为一名铸剑大师，欧冶子使古城龙泉承载起当权者强国霸业之梦。同时呢，古城龙泉也集聚了像干将、莫邪这样的铸剑高手。干将是吴国的铸剑大师，传说他是欧冶子徒弟，娶了欧冶子的女儿莫邪作妻子。他们铸的剑叫干将莫邪，也称雌雄双剑，名震千古。古城龙泉这块蛮夷之地，可谓人才济济了。
我们可以想象到，在古代，铸剑是个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的大工程。《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曾记载了干将铸剑的场面，便是一个很好佐证：“使童男女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仅鼓动风箱和装炭就需要300人，我想再加上凿山选取铁矿、伐木烧炭以及后勤人员配备，当时的铸剑，确是一个人海战役。而《百越先贤志》里也说，欧冶子“凿茨山，泄其溪，取山中铁英，作剑三枚：曰‘龙渊’、‘泰阿’、‘工布’。”如果没有千军万马，而当时还没有出现火药，劳动工具又相当简陋、原始落后，如此浩大的工程，欧冶子不是神，单枪匹马又如何能够“取山中铁英”铸剑？那是不可能的。可见，当时的古城龙泉，人口骤增，何止千万啊。
那么，当时的铸剑又该是怎样一个场面呢？楚国一个叫风胡子的相剑师，到过欧冶子铸湛卢时的现场，他将铸剑现场形容为“雨师扫洒，雷公击橐，蛟龙捧炉，天帝装炭，太乙下观。”虽是文学夸张，却不难看出，铸剑场面之宏大、壮观，即便是现在，也令人叹为观止。
欧冶子铸越王剑，何尝不是如此呢，可能较之制作湛卢的场面更甚，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猜想，由于铸造剑是国家行为，龙泉古城的最初雏形，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
今天，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欧治子的千秋功绩在于他开创了中国铁兵器的先河，是龙泉的铸剑鼻祖。这无疑是对的。然而，如果仅仅于此，我想就可能陷于对常识理解的单一和偏颇了。可以想象，龙泉古城雏形的出现，该是一次怎样的人口骤增啊！我们很难想象，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这些人口是如何移民的，但是我们不难揣摸这些骤增的人口结构，除了像欧冶子这样的精英，还应该包括土著越人、为躲避战乱翻山越岭迁徙而来流民，以及战俘和囚徒，等等。甚至完全有可能驻扎军队以及管理人员，以维持治安秩序，确保国家“兵工厂”的安全。于是，这些整集在欧冶子麾下的能工巧匠与粗作下人，在构建龙泉古城雏形时，便有了龙泉宝剑的滥觞。同时呢，他们也带来了吴越、中原的文化和文明，惊世骇俗地冲击了这块荒蛮土地，从而使龙泉古城的形成和发展，有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据《龙泉县志》记载，1988年，全县有293个姓氏。姓氏之繁多及历史渊源流长，令我惊讶。从姓氏学佐证，龙泉人口结构的复杂，是历代人口流动所致，但我们是否可以推断，这其中也有欧冶子时代的人口骤增原因呢）。反过来，由于龙泉古城雏形的出现，又刺激了这块土地上铸剑业的发达与辉煌。
至此，我可以大胆推想：战争，催生了龙泉宝剑；战争，同时也催生了龙泉古城。
《孟子·尽心下》里说：“春秋无义战。”正义也好，非正义也好，战争让一个个王朝覆灭了，湮没于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只留下一个个痕迹；而一些骄横一时的帝王将相，甚至连痕迹也没有留下，让岁月的尘埃封蒙了，变得无处寻觅。
对于欧冶子，我发现至今为止还没有人将他与战争联系在一起。龙泉宝剑的滥觞，已奠定了他作为铸剑鼻祖的地位，而随着龙泉宝剑数千年文化内涵的丰厚与沉淀，人们对于欧冶子感情，更多的是祟敬和顶礼膜拜。
站在欧冶子将军庙前，对欧冶子作一次远古访问，谁不会遐想无穷呢！
2、铸剑业一脉传千秋
一般都认为，从春秋到隋末唐初，战乱不止，社会动荡，龙泉的铸剑业受其影响时兴时衰。而《龙泉县志》则明确地记载：欧冶子的铸剑业在龙泉“递代相袭”，生生不息，直到今天。可是，我却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从欧冶子时代之后一直到晚清之前，有关剑在龙泉本土的生产情况，历代文献没有任何记载。很遗憾，这是一个空白。
我想，或许是记载了，但由于社会动荡，很快便湮没在历史长河里了吧。这是原因之一吧。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与剑在战争中弱化、军队所需大为减少有关。在战国时，随着战车逐渐被淘汰出战场，剑作为步兵的主要武器在军队中盛行，极受重视。到了西汉，铁剑已经完全替代了青铜剑。而东汉时，由于骑兵作战需要，适用于砍劈的环柄刀逐渐代替了剑。所谓的“长一寸，胜一筹；一寸短，一分险”，剑作为古代短兵器，像流星一样灿烂地划过春秋战国的天空，很快便被长兵器取代了。
历史让铁剑从此淡出战争暄嚣，龙泉铸剑业也便发展滞缓了。龙泉宝剑这条大河，缓缓地、艰难曲折地流淌过岁月的河床，或潜流于地下，或浅浸河岸，溅起过几朵小小的浪花，只是在那个战乱不止的社会，谁也没有在意它罢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一直像瓯江一样在坚定、执着地流淌着，在剑文化的历史河床上留下了一些痕迹。
由于这个空白，我试图从历代文化符号中寻找铸剑业在龙泉本土存在的可能性。
距离春秋战国最近的是秦汉。秦汉时期，少府列九卿之一，地位最为重要。少府下设尚方（也作“上方”）署，专为皇室掌造所用刀剑及其他器皿。因此，皇帝御用之剑，也称尚方剑。汉代时，朱云要求汉成帝“赐尚方斩马剑，斩佞臣一人以警惕其余”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应证了汉代尚方署在运转的事实。由于设立尚方署，兵器制造继欧治子时代之后仍由国家掌控。魏晋之后，专为皇室掌造刀剑的机构仍然存在，但已不再称尚方署了。而尚方剑的称谓，却自秦汉一直延用到明清，它所象征的至高无上特权，到了今天也为老百姓所熟知。
那么，在秦汉时期，龙泉的铸剑业是否存在呢？
东汉末年长大的建安七子之一曹植，为我们留下了一首《杂诗》：“美玉生磐石，宝剑出龙渊。帝王临朝服，秉此威百福。”它多少告诉我们一个信息：这一时期，龙泉铸剑业并没有因社会动荡而销声匿迹，而是一直受国家管理，专为皇室铸造宝剑。不然，曹植怎么会说“宝剑出龙渊”呢。
秦汉之后是魏晋。这一时期有一个现象值得重视，是吴越迎来了两次大移民。一次是东汉末年的孙吴立国，北方江淮数十万民众逃来避难。还有一次，是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长达16年之久，中国出现了空前大移民，北方世家豪族和平民陆续南迁，吴越人口骤增。特别是“八王之乱”后，使浙江深受中原文化的濡染，成为东晋、南朝时期的文化重心。因此，我推想，从东汉末年至两晋，龙泉铸剑业受到人口骤增与文化重心南移的刺激，该是有所发展的。而且可以想像，专门为皇室制作宝剑的龙泉铸剑业，可能还比较发达，颇具一定规模。
从晋武帝司马炎代魏起的两晋南北朝，直至隋朝灭陈，统一南北，前后300多年间，是一个黑暗的历史时期。分裂、割据、混战，迄无间断，是这个时期的特点。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口颠沛流离的惨状屡屡出现，长安、洛阳等名城都曾几度野草丛生，大片古代文明被毁灭，人口锐减，记录的数字还不到汉代盛世的三分之一。然而尽管如此，南北朝在科学技术上却堪称奇迹，出现了像祖冲之和他的儿子祖恒（需拼字，“恒”左边加“日”）、贾思勰、陶弘景这样的大家。这个时期，马镫已普遍使用，瓷器制造发展已到成熟阶段，以生铁、熟铁合炼成钢，即灌钢技术也已成熟。《北史》本传说，綦母怀文用此法造铁刀，以牲尿、牲脂淬火，能斩甲过三十札。
由于地域原因，龙泉这块土地一直置于两晋与南朝时期的版图之内，倒是相对安宁。而龙泉铸剑业，虽然不见史载，然而不经意间，这一段300多年的岁月还是遗留下了剑文化的痕迹，如南朝梁时简文帝的“拭龙渊之雄剑，莹魏国之宝刀”（《七励》），以及隋末唐初时虞世南的“古有龙渊太阿，至今擅名天下”（《北堂书钞》）等诗句，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这一时期，龙泉本土的铸剑业仍然顽强、艰难地存在着，并且颇俱名声。
到了唐代时，龙泉铸剑业的情况也就清晰多了，一位叫李峤的诗人写了一首《宝剑篇》，道出了铸剑师傅的高超技艺的同时，也证实了当时龙泉仍在生产剑的事实：
吴山开，越溪涸，三金合冶成宝锷。
淬绿水，鉴红云，五采焰起光氛氲。
背上铭为万年字，胸前点作七星文。
龟甲参差白虹色，辘轳宛转黄金饰。
……
早在唐代，凡制名剑，必称“龙泉”；龙泉已成了宝剑的代名词。李峤诗中“背上铭为万年字，胸前点作七星文”两句，便是今天龙泉宝剑的真实写照，而且“万年”与“七星”的标记，是龙泉古代宝剑行中最早使用的商标，一直延用到今。
我想李峤的这首诗，多少道出了两种可能：一是诗人到过龙泉，亲历过铸剑现场，因而有感而发；二是诗人没有到过龙泉，只是在其他地方看过铸剑而写了这首诗。但龙泉宝剑的名声，在唐代已经非常大了，堪称铸剑业的一面旗帜，各地凡铸剑，都袭用龙泉宝剑的标志——类似于今天的假冒商标，以表明正宗。因此不管哪种可能，可以肯定的是，唐代龙泉的铸剑业并没有偃旗息鼓，而且还堪称发达。
到了北宋时，兵器制造仍由国家垄断，而且管制极严。时任宰相的龙泉上河（今兰巨乡）人何执中（1044—1118），极力提倡铸剑。且不去评说何执中为官的功过得失，对龙泉的铸剑业，据《秋水神光》（叶放著）载：由于有了他这样一个位尊权重之人的热衷和提倡，北宋时龙泉古城的铸剑业盛极一时，剑铺林立，比比皆是。据说，当时龙泉古城有一条街，就叫做剑铺街。
如此说来，我推想北宋年间的龙泉铸剑业，应该是欧冶子时代之后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吧。它为龙泉宝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殊为难得。
到了元代，我们注意到了一首有关龙泉铸剑业的诗：
昔闻欧冶子，今识剑池湖。
一掬泉多少，千年事有无。
神功应幻化，灵物岂泥涂。
琐碎洲中铁，相传旧出炉。
这首《剑池湖》，是元代诗人孟淳游览龙泉古城剑池湖时留下的。面对满目荒凉的遗迹，诗人触景生情，伤感的怀古之情，渗透纸背，多少传递给了我们一个信息：元代龙泉的铸剑业已是相当萧条了。
由此可见，元代龙泉铸剑业就远不如宋代发达了。这其中的原因，可能跟元代实行严厉的民族政策，汉人与南人最受岐视和压迫有关吧。而汉文化特点显著的龙泉宝剑，不为官府所重视，甚至受到遏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加之元代中、后期政权动荡，财政日趋崩溃，饥民流亡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都民不聊生了，谁还有会闲情逸致去欣赏龙泉宝剑呢。元代的龙泉铸剑业，也就深受其害了。
明代的龙泉铸剑业，说它惨淡经营，几乎一点也不过份。
从明代正统朝开始滑坡，到正德朝短短的70多年间，明政权几度出现严重危机，社会动荡不宁。而正德朝之后，又出了几个中国最昏庸的皇帝，像正德皇帝朱厚照，竟然15年不上朝，除了纵情声色，还大兴土木。由于大肆挥霍，导致国库空虚，财政拮据捉襟见肘，他竟然几次下令在全国增税加赋，甚至点头允许卖官鬻爵，用所得之银，填补无度挥霍之深壑。嘉靖皇帝朱厚呢，史称的“壬寅宫变”，说的是十几个不堪凌辱的宫女串通一气，乘他淫乱后熟睡差点儿将他勒死的事件。而万历皇帝朱翊钧，从22岁开始，便为自己修建被后人称之为“定陵”的坟墓，他更是25年不临朝，极少过问军国大事，却专事敛财堪称奇贪，不仅苛捐杂税猛于虎，还在宫中聚赌当庄家，赢臣子的钱财，甚至暗示矿监们以探矿之名，到处挖掘古墓，搜寻金银珠宝等陪葬品。皇帝如此，明王朝的腐败和糜烂也就无须争议了。
而明代的古城龙泉，在动荡、腐败的社会大背景下，更是多灾多难。据《龙泉县志》记载：发生矿工起义三起，一次破城，二次被镇压；发生大火三起，其中两起各烧毁民居二千余家，毁了半城；发生饥荒三起，“饥民破官仓取粮，为首者遭杀害”，“民采榉树皮舂磨作饼充饥，食之多死。”气象也诡异多变：洪武十年正月十八“夜降黑雨，水色如墨汁”；弘治六年“昂山崩”；嘉靖元年“二至四月初旬不雨，溪井皆竭。五月十五至十九日大雨，平地水漫一丈五尺，人畜死伤无算，留槎洲（龙泉溪冲积而成的一块圩地）民居漂荡殆尽。”这般景况，出现“明洪武二十四年至祟祯八年的244年间，（龙泉）户减少5240，口减少81782”，也就不足为怪了。
明代龙泉老百姓生活如此艰辛困顿，已到了民不聊生地步，那么龙泉铸剑业的萧条，也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元、明两代的萧条，并不能说明龙泉铸剑业就此画了个句号，铸剑业在龙泉递代相袭。龙泉铸剑业的传人，以其像大山和瓯江一样的坚定、执着的精神，将欧冶子的事业生生不息。香港的万剑山庄，至今仍珍藏着元、明、清及民国初年的龙泉宝剑，便有力地说明了这点。
到了清代，龙泉铸剑业发展很快，堪称发达。叶放先生在《秋水神光》中称，是“跟乾隆皇帝好七星剑和道家的推波助澜有关，因此，清代举国上下就独尊七星剑了。”这一说法，我们从两起考古发现，得到了佐证：一是1980年，安徽巢湖文物管理所发掘出一柄龙泉“壬字号”宝剑，从剑身尾部七星图案鉴定，是清代咸丰前后所产；二是1984年，浙江永嘉桥头镇出土一柄龙泉剑，剑面用黄铜细纹镂刻蛟龙吐珠，蛟龙上首镂刻七星，经鉴定该剑为太平军所佩兵器。这两起考古发现，都说明清代龙泉在生产七星剑，并且镂刻的七星图案更丰富多彩了。
在《龙泉县志·大事记》里，有关铸剑业的记载自古到今仅有3条，除1条发生在民国初年，其余2条都事出清代，也说明了这点。铸剑业情况记载于县志，是件非常慎重且罕见的大事：
乾隆十三年（1748） 铁匠郑义生在县城东街开设剑铺；
咸丰十一年（1861） 周老九、周六儿兄弟开设“万字号”剑铺；
民国三年（1914）秋，由知事杨毓奇主持龙泉宝剑质量比赛。沈广隆剑铺所制宝剑夺魁。
除了这3条记载，龙泉铸剑业在这一时期的情况实录颇多，也比较详细：
乾隆时的郑义生，运用“灌钢冶炼法”（熔化生铁灌注熟铁）制作刀剑，他所铸炼的刀剑，不容易生锈，剑刃锋利。郑为人开通，还招徒授艺，使“灌钢法”工艺得以推广。
清道光年间（1830年前后），龙泉廖太和剑铺精于镂刻工艺，在剑面上创新了凿洞嵌铜技术，继承了战国时期的装饰风格，名噪一时。
清咸丰八年（1858），太平军驻扎龙泉旬日，补充了大量刀剑兵器。其时，剑匠郑义生第四代孙郑三古，在东街天妃宫开设的千字号剑铺，由于剑质上乘，应接不暇。
光绪初，周国华（乳名六儿）、周国荣（乳名五儿）、周国贵（乳名老九）三兄弟拜千字号剑铺郑文轩（郑三古之子）为师。满师后，周国华单独开设了万字号剑铺。
晚清时，枪炮代替刀剑，龙泉宝剑已成为武术器具、道教法器、舞台道具和观赏工艺品了。这段时期，龙泉的铸剑匠人非常重视自己剑铺声誉，因此在宝剑的质量、包装和文化内涵上下了很大功夫，使龙泉宝剑“坚韧锋利、刚柔并寓、寒光逼人、纹饰巧致”的四大特色，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广为武术爱好者和艺术鉴赏家所青睐。
因此，清末民国初期，龙泉县城沿溪北岸一条街，从天妃宫（今新华电影院）到官仓巷口，剑铺相连，叮当之声，昼夜不绝。剑铺有千字号、万字号、壬字号、金字号、永字号、禾字号、周国贵等七家。其中，千字号、万字号和沈广隆被称为龙泉宝剑三大名家。
这一时期，龙泉宝剑更注重剑鞘的美观，出现了一批制剑鞘高手。各家剑铺除铸剑有专门技师外，还聘请装潢师镂刻剑身图案，制作剑柄、剑鞘。出名的装潢师先后有张老头、季高、季上元、周国彩和姜宝华等。到1924年，姜元大铜店开始镂凿云勾、古文钱等花纹，给剑鞘包铜。同时在剑柄上挂色绦，使宝剑的外观更加美观了。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位叫杨毓奇的县知事，浙江临海人，在龙泉任职仅13个月。杨知事于民国三年（1914）上任伊始，就主持了龙泉铸剑精英大比武。有7家剑铺参赛。沈庭璋所铸之硬剑，以一剑剁断3枚码叠铜板，剑刃无损而夺魁。为弘扬龙泉宝剑传统，杨知事推波助澜大做文章，挥毫“沈广隆剑铺”横扁相赠；乡坤李观美也赠联一幅：“论剑杨知事，夺魁沈广隆。”从此，沈广隆剑铺享誉铸剑业。杨知事是继北宋何执中之后，又一位热衷和提倡铸剑的政府官员，虽然位卑，却不忘给龙泉铸剑业推波助澜，令后人敬佩。
尔后，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沈广隆剑铺的龙泉宝剑被列为获奖工艺品，为国争了光；1930年秋，沈广隆剑铺的剑参加全国国术比赛，因剑质上乘，被评为最佳剑，列为奖品，赠给武术表演优胜者。
沈庭璋有五子：焕文、焕武、焕周、焕清和焕全，均学艺甚精，时称“铸剑之家沈氏文武周清全”，很有影响。沈广隆剑铺所铸的剑，以“锋利、坚韧、青光”三大特点著称于世；造型和装潢也一改前人之旧规，有所创新，因此很受宝剑爱好者青睐。现在香港万剑山庄收藏的3把清代名剑，便是沈广隆剑铺的杰作。
到民国时期，龙泉宝剑独步东南，名声大震，产品行销全国。剑铺由7家增至11家，为这一时期铸剑业的鼎盛期。
抗战时期，由于浙江省政府迁至云和县，一种时称“司的克”的手杖剑在龙泉流行起来。此时，剑铺里还出现了“软剑”和“硬剑”。前者弹性非常好，可圈围于腰间，后者专供劈刺。两种剑不宜剑舞，主要用于室内装璜、收藏。两剑在热处理工艺上，较之过去有了一定进步。
1933年出版的《中国实业志》载：“龙泉县每年可产剑二千余把，每把价值一元至百余元不等，年产总值八千元左右，行销温州、杭州、上海及浙江省各县。”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战乱纷纷，经济萧条，民众日益穷困，致使龙泉铸剑业深受其害，产销大减。剑匠们生活得不到保障，纷纷关闭剑铺，改行谋生。到1947年时，宝剑生产到了山穷水尽地步，龙泉所有剑铺关闭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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