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公交车的人

    有一天晚上，我出门散步，看见家附近有一辆公交车，上面没什么人，我便跳上车去，想让公交车随便把我带到哪里。

    沿途经过很多不知名的站台，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我坐在靠窗的位子上，时而看看窗外的街景，时而看看车上的乘客。我想乘客中一定也有人看见了我，一位寻常女性，看不出身份，和他们一样疲惫、辛苦，目光游离，脑子里常常会胡思乱想，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

    我想的是，这些人都是在回家，他们有目的地，有明确的方向，只有我，是在走往离家相反的一个方向，这车上可有我的同类？整日无所事事，地道一个闲人，身子轻得像飘起来，常常有失重感，她被这失重感所压迫，简直无所适从，于是这一天，她便跳上了一辆公交车，为坐车而坐车。

    这车上的乘客啊——133路，广州，从龙口西路开出，时间是2011年10月26日晚8点到10点——他们都是在回家吗？他们都能如愿到家吗？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在中途下了车，想散散步，或是买些日常用品，然后发生了一些猝不及防的事，整个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到家了，和家人扯扯闲篇，然后吃饭，上网，看电视，洗澡，睡觉；第二天睁开眼睛，看见天光微亮……谁能保证他们一定能看见天光？一夜醒来永远是黎明？

    我在车上想着这些，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人生的各种可能性，偶然的，仓促的，无序的……我有点好奇。我到底想干什么呢？煞有介事地坐上车，藏身于人群里，只是为了打发时光？PP认为我是为了找艳遇，这个心怀叵测的家伙！

    我忘了当时是怎么回答他的，也许我确实是在找“艳遇”，无关男女，绝无可能发生的一次“出轨”。我希望公交车一直开下去，开下去，开出广州，开到天尽头，一直到我生命终了。我希望公交车越开越快，越开越快，快到我能飞出车窗，脱离我现在的轨道，我的庸常生活：一日三餐，天昏地暗；终日不出门；按时就寝，隔天醒来就是黎明……我明知出轨是不可能的，然而我还是跳上了一辆车，非常绝望地坐在窗口，木着脸；坐到再也坐不下去了，所有的乘客都下车了，我只好也跟着下车了。

    我沿着站台走了两步，这个地方叫中山八路——终点站——我从未来过的，估计离家有十万八千里了。此时已是晚上十一点钟光景，周遭场景暗淡，虽然有灯火和店铺。五分钟以后，我便兴味索然地换乘地铁回家了。

    这一趟统共花了两个半小时，没有波折，没有意外。

    我跟自己说，我今天做了一件事；想想不妥，于是纠正说，今天无事。

    跟踪

    我住在市郊的一所大学里，一个冬天的傍晚，天黑得早，我外出散步。

    我走在校园的一条林荫道上，行人不是很多。林荫道的一侧有一条岔道，两旁是黑沉沉的松柏；经过这条岔道，可以到达一个园林式的所在，有河畔、游廊、六角亭、拱形桥……白天的时候，常有人来这里晒太阳。老人们垂钓，妇女们坐在长椅上织毛衣，小孩子蹒跚学步。间或，也会看见三两个学生，手卷着书走在草坪边；也有躺在草坪上的，拿书盖住了脸的。

    总之，这是一个太平世界。在我视线所及之处，人们安居乐业。冬日的阳光暖暖地照着，有人把眼睛睁到阳光里去，打着哈欠。一切都是和平的、缓慢的，有点无边无际的感觉。

    这一天晚上，我拐上了这条岔道。岔道很短，经过一片小松树林，我想沿着河畔走走。我把手抄在衣袋里，也并没有回头，完全凭借女人的直觉，我知道，有人在跟踪我。

    我停住了脚步，装作很不介意的样子，又折回那条宽敞的、有灯光的林荫道上去了。那个人也跟了过来。起先，他推着自行车，我看见的。他大约是路过这里，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在这岔道口看见了一个年轻女人，完全是无意识地，他把车改变了方向。

    后来，他看见我又折回来，走到了光影底下。他也跟过来了。我们在光影底下走着，隔着五步左右的距离。有时候，我甚至会看见他的影子，在我身体的左前方，一小团一小团的，慢慢地移动着。

    就这样走了一些辰光，我也没有加快步伐；因为不怕他，虽然有些厌烦。我预备以镇静吓走他，况且，这种情境下的跟踪是不会有结果的。不过是他把我送回家了，他也就走了；或者呢，他会和我搭讪一些话。

    他果真上来搭话了，和我并排走着。这下子，我觉得自己有义务看他一眼，我看见一个中年人的脸，老实巴交的样子。他中等身材，胳膊底下夹着黑色的公文包。他的脸平坦、端正，年轻时大约有过姣好的容颜。是那种好人家的子弟，积极，上进，给人无端的信任感。

    后来呢，大约是败落了，这从他的衣着上就能够看出来。他穿着一件暗色的羽绒衣，普通的式样，走在人群里很快就被淹没了。想来，他和大部分的中年男子一样，娶妻荫子，上班，忙碌……平平庸庸地过了二十年。每个月如数把工资交到老婆手里，必须算计着过日子。儿女也大了。一切全完了，还没有来得及开始，也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总之，是老了，也没有希望了。他那多肉的、疲沓的脸上有黯败的笑容。是老实人的笑，坏也坏不到哪儿去，狡黠也是狡黠的。也许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也许他常常这样跟踪一个女人，也有得手的，也有未得手的……回家以后还是一个好人。

    他开始说话了，很温和的声音，也带有点挑衅。他说：一个人走不害怕吗？

    因为没有得到回答，他轻声地笑了。紧跟几步又说道：你是学生？

    我没有答话，仍把手抄在衣袋里，不动声色地走着。心里有一点点紧张，可是并不害怕。因为快要到家了，因为这么一个老实人……当他的脸呈现在灯光下的那一瞬，我就知道自己是没有危险的。这个人，他处在太平的世界里，可是无聊、局促，有种不自知的悲哀。他的眼神很拘谨，他的笑容低三下四……很明显，他不谙于此道。常常做着，可是常常地不像。

    因为讨了个没趣，他后来走了，我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我后来常常想起这个男人，想起他在白天的时候，很可能就是躺在草坪上晒太阳的人。某个星期天的下午，他领着一家老小，很端良的样子，他把眼睛吃力地眯缝进阳光里去。他躺下来，手搭凉棚，沉沉的、暗金的太阳落在他的手背上、眼睛上。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妹妹的成长

    我妹妹生于冬天，那一年我九岁，我还能记得那天中午，我趴在门上，透过门缝朝屋里看。我母亲把我唤到床前，说：看看吧，她是你妹妹。我看见了一个小的肉疙瘩，很含糊，怎么也不相信，她是我妹妹。生命的诞生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我看着我妹妹一点点地长大了，她吸乳，哭闹，会叫爸爸和妈妈了，叫起姐姐时，嘴巴有些拗口，总是发出“嗯嗯嗯”三声，就表示姐姐了。

    夏日的傍晚，我和女友放学了，在家门口的空地上教她学走路，我们说：小敏，来吧，到姐姐这儿来。她张开手臂，摇摇摆摆地就走过来了。她快要跌倒了，我们便会抢先一步抱住她，搂在怀里一路咯咯咯地笑着。

    小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她，因为她那么活泼，可爱，不染纤尘，时间和世俗在她身上还没有留下痕迹，她是来到这个世界上她最初的自己。她喜欢唱歌，唱《霍元甲》和《陈真》，坐在我母亲自行车的前杠上，东张西望着，从幼儿园一路唱回家。我母亲说：她不懂得害羞呢，声音那么大，很多人都笑着看她。

    她上小学了，冬天穿着棉衣棉裤，背着书包，一个人走在清冷的街道上。有时候她会跳起来，或者低头踢着石子，或者弯腰捡起一片落叶。我不知道她是否能记起这一幕——每个孩子都曾有过的一幕，走在上学或放学回家的路上，看见了街上的行人，或者秋虫蚂蚁，他们是否能记起这一幕呢？一天天地，他们在这上学、回家的路上长大了，他们有了思想和情感，可是他们将来会成长为怎样的人呢？他们自己是不知道的。

    她有了自己的交际圈子，常带回来一些小朋友，她们一起作业、游戏、聊天。她们都是纸片儿一般的女孩子，很单薄，很瘦小，容颜还没有长足，很含糊的样子。她们把自己关在一间小房子里，静悄悄地说着话，有时候也会暴发出爽朗的笑声。她们聊的大多是本班的女同学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某男和某女两家住得很近，他们是青梅竹马的好朋友；副班长长得也不错，体育化的身量，他打得一手好乒乓。

    她七岁的时候，家里来了远房亲戚，一对母子，儿子才六岁，比她还小上一岁。整整一个夏季，两个孩子混在一起，有时候他们躲在小屋子里，关上门，肩并肩地坐在一起，安静地说着话。我母亲常常借故走进屋里去，待上一会儿，又出来了。她很潇洒地耸耸肩，笑着对我们说：真不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所有的人都笑了，笑声里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是明确的，又是含糊的，总而言之，它是含糊的。

    她念初中的时候，就有男同学往家里打电话，很怯弱、细敏的声音，总之，那是少年的声音，让人想起阳光、成长、异性、柔软的小胡须。她过来听电话，倚在电话机旁，拿手拨着电话线，很小心地“哼哼哈哈”答应着；有时候呢，她也会做出大方的神态，镇静地说着话，甚至会笑出声来——看得出来她在撇清了。

    我微笑着走出了屋子，我觉得她这神情里有一些东西是很像我的。

    这个女孩子，她渐渐地长大了，与我齐肩高了。她的身体丰满了，结实了，她有了自己的隐秘，有时候会很害羞。在她那微小而整齐的世界里，她一点点地向上，拔高，她像植物一样自由地生长，她努力扩展她的世界，她的世界里有情感、知识、人伦和道德，有疼痛、野心，某天下午最不经意的时刻，她所遭遇到的小小的羞辱……总之，日子一天天地过下来，外物在她的身体上留下了痕迹，让她变得敏感、自知，一种无形的、看不见的东西正在约束着她，比如文明的准则，再比如人和人相处时，那复杂而暧昧的张力——总之，确实是这样一些东西，在她的周围形成了紧密的膜，使她稍稍犹豫了一下，抗争着，又妥协了。

    有一阵子，她忽然变得很讨厌，她尖锐、刻薄、懒惰，她跟所有人都吵架，成绩似乎也不很好。每天背着书包，蜡黄着脸，走过庭院，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没有人知道她在里面干什么。

    我的妹妹，只有我知道，她这是进入青春期了。我们家的女孩子，进入青春期的表现从来不是激情澎湃、热情似火，和异性之间也没有那么多纠缠不清的关系。那仿佛就像一条长而狭的隧道，我们扶着墙壁静静地走过了。墙壁上有一些画，然而我们不认识；墙壁的上方有一些光亮，也有一些阴影，那是我们的影子吗？在我们的周围，还有很多声音，它们空自回响着，那么巨大、庞杂，然而它和我们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只是安静地走着路，扶着墙壁，摸着黑，我们听见了自己的脚步声，还有喘息声，它是清晰的，一点点的。等到我们走出隧道时，我们还是原来的那个人，只是面色苍白，满面泪痕。而且，我们的头发也乱了。

    我看着我妹妹一点点地消瘦了下去，她在读张爱玲的小说，她也喜欢刘德华和张曼玉。偶尔她也会有开朗活泼的一瞬间，在那瞬间里，她仿佛又恢复了很多年前，她唱着歌走过城市大街小巷的情景——那一年，她才五岁吧？可是现在，她一天天地消瘦下去了。她变得忧郁，暴躁，捉摸不定。力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她身上发生作用，它挤兑着她，它让她难过、焦灼，她常常一个人哭出声来。

    她和我们吵架，歇斯底里地，她说的都是一些人生的大道理，强有力的，也很急促。在她那微小而清洁的世界里——那个世界里，有真理，善和恶，对和错……那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曾经，曾经它存在过。

    我们讥笑她，有时也惩罚她，用的是最粗暴的武力。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么长大的，我们抗争着，然后屈服于武力。我们静思，然后我们成长。我妹妹在书桌旁静静地坐着，抽泣着，不时地拿手绢去擦眼泪。她从力量的抗争中败下阵来，现在她的身体里空剩下了力量。她在她的笔记本里写道：“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我们看了，私下里都笑了。

    她也有心情很好的时候，给我讲她和同学之间的琐事，我认真地听着，有时候笑着，有时候呢，在不该沉默的地方我沉默了，我想我是在提醒她，一个女孩子，她应该讲她该讲的事情。也许就是从这时起，她懂得了世故。她是个聪明的女孩子，她理应懂得。

    我自己并不晓得，我在她的成长中占据了怎样的位置。我比她年长许多，我是她的未来，她的身上有我曾经的影子。我们的关系是互相混杂的。她是个孩童的时候，我正处妙龄。那是1990年前后，我们家总是高朋满座，每到寒暑假，外地上大学的同学各自回家了，他们又团聚了，他们带来了笑声、喧哗、新思潮、时髦的衣衫。在我们家宽敞而明亮的客厅里，蓝丝绒窗帘静静地垂在一边，如果是阴天，客厅里的日光灯便显得很明亮。

    我母亲是活泼的主妇，她在家里备了水果和鲜花，她擅长与一切人交往，尤其是我的男同学们。她侧倚在沙发的扶手上，抱着胸，很倜傥的，很知识化的，以一个成年女人温和的口气说道：“噢，是真的吗？”——仅仅在十年前，我母亲还是个有相当风姿和气度的女人，那时她也不过才四十多岁。她是个会计师，喜欢戴平光镜。我常常想，她要是生在很多年前，法国，那又会怎样呢？她会成为一个出色的沙龙夫人吗？

    总之，那些年，它是我一生最光华的时段——我很年轻，我父母也不衰老，我们身居小城，然而我们的思想并不为地域限制，我们过着最先进的物质生活，财富和幸福在那十年间曾紧紧地亲密过我们……我父亲在报社做老总，他温和而肯定，他是我今生见到的最有魅力的男子之一，客观地说，他的容颜长得确实地道……

    至今，我不能想起那些岁月，它再也不会有了。我如鲠在喉。

    我母亲代我喜欢上了那些男生，她一边说着话，一边用手肘悄悄抵我，她是过来人，她懂得，一个女人，即使在她很年轻的时候，她也应该用一些小手段来笼络男人。那些男人，在十年前的某天，我们家的客厅里，他们还算不得男人，他们是男孩子，和我同处妙龄。他们的脸庞很洁净，他们温雅，有判断力，前途无量。

    我闲适地靠在沙发上，这种场合我很欢喜，也因欢喜而沉默。我更多地和女同学说话，我认真地做着手势，眼睛看到她们的眼睛里去了。偶尔我也会说俏皮话，我的话里有一些善意的讥讽。

    我的那些可爱的、亲如兄弟般的男同学，在很多年后，我才确定，我曾经爱过他们，我爱他们爱得那样深，直到今天，想起他们的时候，我会在黑暗里静静地淌眼泪。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当时我太小，也心高气傲，我所要的爱情——它在远方，它不容易得手，它不具备物质性。

    我们在客厅里谈笑风生的时候，我妹妹便踅在沙发的拐角，或者假装到隔壁房间里取东西，她从桌椅和人群间走过。那时，她还是个小不点。青春，爱情，物质，人生……在她很小的时候，她便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得很清楚了。她懂得，一个人（比如是我），她的情感走向，在某天下午客厅的闲谈里，就已经被看得一清二楚了。

    她一定觉得没意思透了。

    她一点点地安静下来，虽然有时候也会歇斯底里地发脾气，可是成长的力量，在她身上确实渐渐地睡着了。她变得坚忍、理性，也因此而美好。对于这整个的世界，她是个透彻的现实主义者，她丢弃了理想。

    她重新活泼了起来，即使在高考失败的那个夏季，她也常常笑出声来。她的笑声是真实的，发自肺腑的，然而也有些夸张。我猜她在背地里一定哭过。她格外地能忍受肉体的痛苦——心都伤过了，肉体的疼痛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并不知道我妹妹在我离家的这七八年里，她经历了什么，她过得怎么样，她常常受到打击吗？总之，这七八年里，是她从一个女童成长为少女的过程，谢天谢地，她成长得不错，还算顺利，过程也许很曲折，有过很多疼痛，心酸得足以让人落泪，然而一切都过去了。现在她是一个明朗而健康的女孩，今年二十一岁了，在大学里念法律专业。

    她一步步地往前走着，对于人生的劫难，她和我一样，有着足够多的准备。可是有一点我们是不一样的，那就是对于情感的态度。她对我说，她大学毕业就结婚，我明白她的意思，我这方面是她的前车之鉴，她不喜欢我过单身生活。我说，那你有男朋友吗？她犹豫了一下，说起本班的一个男生正在试图接近她，他很可爱，也有些痞，大约也不太有什么前途。她问我，她该怎么办呢？

    我也犹豫了，在择人上我没什么才华。因为爱她，我希望她过得快乐，又很安全，而这几乎是不可兼得的。这么多年来，她在情感上，一向是小心翼翼的，又是落落大方的，她在纠正我。然而谁知道呢，要知道，她是我妹妹。

    老少咸宜的人

    老孟这人，我可能写不太好，因为他太生动了，以至于有很多约束。他本名叫孟繁华，文学评论家，沈师大教授；朋友圈里都叫他老孟。

    在认识他之前，我就听到过许多他的趣闻逸事，诸如他如何可爱、风趣，如何好玩。听得多了，难免有些好奇，心里想，有机会可以认识一下，看看是何方来的妖怪。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2002年夏天的一次饭局上，那天中午，一群人聚会看世界杯——中国队对巴西队。那天老孟也来了，一本正经地坐在席间，话不多，戴着眼镜，举止斯文，堪称一个风度翩翩的儒生。然而我还是有点失望，私下里跟戴来说：好像不好玩嘛，正常人一个。戴来说：他需要喝点儿酒。

    我不知道那天老孟为什么没喝酒，也许他正在戒酒？也许饭桌上没酒？总之，我是后来才知道，老孟喜欢喝两口。

    酒之于老孟，那就像水之于鱼，更准确地说，就像漂亮女人之于一个情种，明知道沾上了会有很多麻烦，却身不由己，以一种飞蛾扑火的精神扑上前去。关于老孟的酒事，我不能写太多，他嘱咐过我，第一，他的师友们早已写过，我再写纯属多余；第二，他主要怕太太看了不高兴——她既管不了他的喝酒，总可以限制他酒名远播吧。

    于是我便问他，那可不可以写点八卦呢，听说他是很讨女生喜欢的那类教授。

    老孟断然否认，他从来就不是招蜂引蝶的人，他眼里只有老婆。

    所以，我这篇文章就很难写，我不是写给一般的读者，这读者里既有他的老婆，也有他的学生——泛泛而言，这是两股微妙相抵的力量——要想哄得各方读者都开心，还要托出老孟的高大形象，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在这里，我还是要说真话，虽然老孟限制多多，他是逼着我在钢丝绳上跳舞。

    我要说的第一句真话是，老孟夫妻和睦，情投意合。他太太是有名的美女，我虽不认识，却在一本杂志上目睹过她的芳容——那是随老孟参加某个笔会的旅行途中——生得风姿绰约，气质超群，衬得旁边的老孟形容卑微，只配做她的随从。老孟常把太太随身携带，有一次应我们要求，拿出照片来让我们观摩，在众口一词的夸赞声中，老孟并没有昏了头，反而很谦虚，嘴里嚷着“就那样”“一般般”，直令我们乐不可支，因为他那副神气活现的神态，俨然把太太当成他家里的一件私藏！

    老孟天性开朗，说话诙谐，是典型的乐天派。据说他在家里也是这样，常常开玩笑，笑得他们家保姆不能擦地干活。他得意地说，我们家总是欢声笑语。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老孟人缘极好，有他在的场合，我们总笑个不停。倘若有一天他突然变端庄了，我们便怅然若失，端庄的老孟还是老孟吗？当然是！只是风趣的老孟更使我们感到亲切。老孟是亦庄亦谐，亦张亦弛，属于那种老少咸宜型的人物。

    然而我们喜欢跟他相处，并不全因为他会逗趣，更因为他的单纯、透亮，少心机，无城府。他对人不设防，很少伤及无辜，却容易被无辜所伤——他会介怀吗？也许，不过很快就忘了。这与其说是他的宽容，不如说是他的憨性。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未长熟的大顽童，但他顽皮得恰到好处，顽皮得使人莞尔、喷饭，却不使人头疼、难堪。

    其实熟人圈里，像老孟这样的愉快人物总有一些，伶牙俐齿，活色生香，但老孟的不同在于他的适度，他知道场合。这里头有分寸的掌握，我不认为这分寸是老孟度量出来的结果，这是他的天性和本能。据我所知，他很少臧否人物，也极少言语刻薄，当面是这样，背后也是这样，这不是世故，这是他的温柔敦厚。还有就是，老孟很懂得“承让”，倘若聚会中另有一个伶牙俐齿的人物，那么老孟便宁愿当听众，和我们一起咯咯傻笑。我们问他，你为什么不表现一下呢？他朗声回答：红花也需绿叶扶。

    老孟就是这样一个人，机敏、善良、谦逊……品格上堪称君子。我前面拿他和女学生开玩笑，其实是冤死他了。有一次他跟我们聊天，聊起现在颇为流行的师生恋，老孟义正词严地加以痛斥，他认为这是教育行的底线之一，这事碰都碰不得！我不知道老孟在学生心中是怎样的形象，心想若是这副脸孔，女学生是很难对他有想象力的。

    其实关于老孟，还可以写上很多，但因为篇幅的关系就此打住。我们平时只念记他的乐天、风趣，却不知他和我们一样，也有很多困苦烦愁，他不能解开这烦愁，只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他跟我们一起相处，只给我们想要的——我们要的是花团锦簇，欢声笑语；倘若有一天我们心有所感，想跟他聊点“虚空”，他自然很配合的，先点上一支烟，架着腿坐在椅子上，神情真诚而庄重，他说着说着，我们不知为什么又想笑了，老孟很茫然地，拿手摸了摸后脑勺，他知道这话题是谈不下去了，随之神情一变，一脸生动活泼。

    向可爱的老孟，问好！

    永远的少年

    战军身材颀长，面目清秀，在作家圈里称得上是偶像级人物。他任教于某名牌大学中文系，有一次，我读到他一个学生写的文章，才知“小施老师”的魅力并不限于文学圈，而是波及他所任教的整个大学。那篇文章写得很生动，听口气像一女生，毕业已有一些年头，有一天突然想起了她的学生时代：男生，暑假，文学梦，还有小施老师。

    小施老师上课很精彩，我能想象他拿着讲义走进教室的样子，那一定也是施施然的。他穿着白衬衫或是圆领T恤，那袖子一定是挽起来的。他站在讲台上，把讲义一搁，放眼前方，或许他先咳嗽了一声，或许呢，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怎么就抿嘴微笑了起来。他那微笑完全是无意识的，却能在刹那间把底下的年轻人照亮——这就是偶像的神奇所在。换句话说，偶像就是无条件的，不论何时何地，或笑或颦，哪怕他随便打一个喷嚏，也会使人心疼感动、欢喜莫名！

    那天他上的是“文学赏析课”，说老实话，这类课在有些教授非常难讲，在小施老师却是驾轻就熟；因为他深谙文字之美，他亦懂得，一切美的事物都是不可言说的。所以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文学”给直接念了出来，他挑了一些名篇名章，如《金蔷薇》等，用他那清朗的声音、抑扬顿挫的语气，他的神情一定平静之极，这不是说他不用感情，他只是要深藏住这感情，让“文学”从他的声音里自然而然地呈现。他大概很少跟学生说些什么，只是在诵读的间歇，偶尔会停下来，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好在哪里。我能想象，多年前那个炎热的下午，小施老师就是这样和他的学生在一起，在那短短的两课时里，身和心突然分离，他们的视线跃过窗外的树木、阳光，直看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感谢小施老师，在文学渐被冷落的今天，他动用偶像的号召力，使文字重回人心，至少在那个夏天、那间教室里，他使文学找回了尊严。

    文学也馈赠小施老师以活力，当然，他一向是有活力的，但是活力到在课堂上一展歌喉的地步，却是其他教授不可比拟的。小施老师天生一副好嗓子，却说那天他刚念完文学，便又有学生请他唱歌，他是那样好心肠的一个人，还不知道怎样拒绝人。他把眼睛略低了低，突然笑了，他笑得那样腼腆，简直有损偶像的尊严！偶像怎能有求必应呢？可是小施老师管不了那么多了……大概在他引吭高歌的那一刻，他甚至忘了他的教授身份，他把自己当成全体学生的兄长，他身上那一种邻家气息，像是和他们一起生活了很多年。

    作为教授的施战军，我了解得并不多，我未能有幸做他的学生，却好歹和他成了同行。对于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作家来说，战军也像我们的兄长。这十多年来，他其实是见证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从写作到生活，这期间发生的种种变化，内心的世故沧桑，人和事的层峦叠嶂……这一切的一切，他未必都了解，可是他一定能懂得。他懂得了，却一句话也不说，在我们面前总是微笑。他较我们年长四五岁，单纯，面嫩，看上去像青年，心思却很少年，有他罩着，我们便常常沉浸在一种幻觉里——似乎这是很多年前，我们正待长成，四肢舒展，额头光洁，偶尔会眯缝起眼睛，那眯着的眼睛里是人生的空荡荡。

    说来奇怪，我和战军算是很熟的朋友了，认识近十年，这中间总有五六次见面，却从未认真谈过些什么；自以为相互了解，真正观照却又显得面目模糊；私交很好，但极少联系。我记得这十年中，我们只通过两三次电话，其中一次是我刚调来广州，有一天打电话给他，他接听了，非常高兴，我也很高兴，为自己在这个时候总能想到他；还有一次，是我去普陀，他得知了，委托当地的一个作家朋友杨怡芬接待我，那天他忙坏了，电话在怡芬和我之间不停流转，他是那样细心的一个人，他希望我和怡芬能做朋友。

    战军生于1966年，今年四十二岁，正处于他一生中的正午。他挺拔，明朗，内秀，纯良。倘若我称他为偶像，他一定以为这是开玩笑，然而这是真的。女作家群体里，他的粉丝极多，只不过因为谦逊，到末了他把她们看作了偶像。

    吴玄：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词

    吴玄是温州人，温州是富庶之乡，吴玄却是一穷人。他甘愿做一个穷人，我猜想，并不是为了文学，而只是因为穷本身。在这世界的极少部分人群里，穷是个太迷人的字眼，具有某种抽象的意义，可以上升为一种精神。吴玄也是这样的人。这些年来，他大概是和穷恋爱上了，主动委身追求它，他得手了，很为自己骄傲，私下里常会窃笑两声。

    这是一种疯狂的状态，自然也是一种下滑的状态。下滑能带来快感，下滑是轻的，又是痛的，又是虚无的，又是莫名其妙的；较之下滑的快感，飞翔的快感简直算不了什么。我看过一则新闻，一个美国富翁锦衣玉食过了一辈子，待到年老的某一天，突然捐赠了所有的财产，穿着破衣烂衫沿街行乞去了。他遭人唾弃，一年年地老了，有一天清晨，他被发现躺在街头的垃圾箱旁，他已经死了。

    这是什么？我的解释是，这是人性里的一条幽深小径，这小径里有诗意。这世上总有一部分人，他们固执，沉迷，他们把生命当作一件作品来经营——这作品里有狂想。吴玄也有过类似的狂想，他希望自己有一天老了，也穷困潦倒了，就坐在街头晒太阳，然后头一歪，哐当一声就死了。以吴玄目前的状态看，他很有可能实现这一狂想。我们且看这些年他是怎样努力的，他怀抱一种狂热的献身精神，一步步地往这条道上走。他先是从市委办的秘书，一纵成为电视台的一个小记者，再一纵跑到北京，成为一个京漂。这滑落是如此之大，他没有归属感，妻女都在远方，好像他还说过，他亦没有故乡——这世上少有什么地方、什么人和他是有关系的，这是他的理想。

    用一句时髦话说，他这是自我放逐。他采取主动的、几乎是任性的方式，让自己迅速地往下掉，现在他不能再掉了，因为他已经掉到底了，他成功了。对一个成功者来说，吴玄以为，他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等死。

    吴玄有一句口头禅叫“好玩”。我们可以这样猜测，在他往下掉的过程中，他一定觉得这也是好玩的。在精神上，吴玄继承了加缪那一路的西方传统，《局外人》是他最喜欢的小说。他们对这世界的终极解释是荒谬和虚无，他们待一切都无动于衷，无爱，亦无恨。生命有如一场游戏，这游戏中的每个人都是行尸走肉。

    然而吴玄又是中国人，他身上的某根神经和源远流长的“东方”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他精神上的一个重要分支。倘若我说，吴玄身上有古典情怀，肯定会有人笑出声来。谁会相信他是“古典”的？多年来，此人热衷扮演一个浪荡子的角色，他惯于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然而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实在是个君子，一个正派人。他之所以要去扮演一个浪荡子——他扮得很像——我的猜测是：他对身体里的另一个自己很不耐烦，有嫌鄙之心。他突然一分为二了，从身体里跳出来，指着那个人破口大骂，朝他吐唾沫。

    两个自己不能统一，常指桑骂槐，这是吴玄的矛盾，我以为，这也是现代中国人的矛盾。一方面，我们受着传统的教育，胸怀某种田园的梦想；另一方面，这时代有很多东西正在毁坏，待我们抓进手里，新的已经变成旧的了。什么都不是我们的，一切都在失去，所以现代中国人的虚无感是有根可寻的，并不像某些人所言，是学西方赶时髦得来的。

    吴玄还有一个口头禅是“无聊”。他在北大有过一次演讲，中心内容说的是他和无聊的关系，他就是无聊，无聊就是他。他把无聊当作一种精神追求，所以我们说，这是个有信仰的人，他正以身作则，要将无聊贯穿生命的始终。他生活的常态就是一个人呆坐着，脑子里空洞无物，他也不玄想，这期间做了些什么，他亦不记得——他肯定做过些什么，谁知道呢？或许他偶尔灵光一闪，脑子里布满了密如蛛网的难堪的小心思——然而这些全不重要了。无聊不是无为，无为是一种姿态，无聊什么也不是。人在他自己的世界里突然变小了，小如蚁虫——意义就这样消失了。

    几年前，写作圈里曾流行过一本小册子，图森的《浴室 先生 照相机》，我想借此来说说吴玄的写作。有一次我跟吴玄说，《浴室》里的那个人有点像你。《浴室》当然写的是图森自己——暂且这么说吧——可是在中国，我所认识的作家当中，没有哪个人比吴玄更接近图森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篇关于“无聊”的小说，看得出吴玄有点喜欢，我则是迷得不行，1998年就模仿它写过一篇《校长、汗毛和蚂蚁》，现在简直不敢看。

    因为我偶尔也无聊，所以《浴室》里的意思我全懂，于我有着“切肤之感”。然而女作家往往是这样，一件事物于她们，只是事物本身，上升不到形而上的意义。所以我在这里对吴玄寄予期待，希望他能写出另外一部《浴室》，充满他自己的生命体验，很“中国化”的佳作。

    吴玄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作家。他这两年声誉鹊起，在评论界颇受好评，然而这还不够，远远不够。以我对他的了解，他的野心没这么小，他有能力走得更远。我们对他的期待不是让他成为一个名作家，“名作家”是什么，不说也罢。他是有点“艺高人胆大”的，放眼文坛，少有几个他瞧得上的，当然他也瞧不起自己。

    他惯于自嘲，他对写作严厉近于苛刻，他的小说少而精，《西地》和《发廊》是其中的名篇，我忍不住就会向别人推荐。然而我以为吴玄的才能并不止于此，他还会写出比这更好的小说来。吴玄的障碍是来自他自己，他注定是个苦吟作家，这两年，他几乎没怎么写作，他在干什么呢？他忙于游戏，沉醉在无聊里不能自拔。然而我以为，他一直在“写作”里，从来不曾离开过。

    这才是一个作家的真实状态，他游离，困惑，焦虑；写作不是写字，写作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与他自身合二为一了。不知为什么，我只对这一类作家充满迷信，我以为，他们或许就是文学的希望所在。他们长久地沉默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吴玄的问题就在于，这两种情形他都有可能。

    吴玄看到这句话，或许会笑起来，不以为然地说：死就死吧，我无所谓。“无所谓”也是吴玄的口头禅，他大概很珍爱这个词，常把它挂在嘴边。无所谓，用吴玄自己的话说，就是“游戏精神”。游戏在吴玄的字典里，应该是个重要词汇，他视它如人生哲学，曾专门撰文解析，在此不再赘述。我想说的是，游戏和无聊，是吴玄这一生的两个关键词，成为解释此人的重要注脚，理解了吴玄是怎样无聊的，就明白他为什么会去游戏，这两者是一种同宗关系。

    我已经说得够多了，私下里以为，我对吴玄的揣测不算太离谱。

    谢海与我们

    谢海与我是同年、同乡。这两样或许有助于我们成为好朋友，强化我们对于时间、故土的共同记忆。换句话说，我们有着共同的成长背景，从小孩子到青年时代，我们走过同一条街衢，逛过同一个公园。极有可能是，我们曾有过擦肩而过的时候，他朝我做鬼脸，扬拳头，我快步跑开，觉得这小朋友无聊得很。

    我们真正地擦肩而过是在1994年，我家搬到他家附近，相隔不过五分钟的路程，周遭的地标是报社、二院、楚秀公园、清晏园……那时我已开始写作，在淮安，算得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文学新秀了。而那时，我并不知道有一个叫谢海的同龄人，同样小有名气，他得家庭滋养，自幼随父习画，和当地的文艺界浸濡很深。没有人跟我提起他的名字。

    我每晚出来散步，想必一定走过他家的门前窗下，然而他不在里头，早于一年前离开，到北京晃荡去了；一年后我也背起行囊，步他的后尘，到北京去念作家班，而他再次离开，去杭州念了中国美院。我想冥冥之中我一定气坏了，决定从此拉倒，再也不要跟他认识了，于是我便回了南京，再次念了作家班。

    我在南京一待五年，写作，发表，等待成名；与此同时，谢海在毗邻的杭州做着同样的事，习画，积累，蓄势待发——我们均“成名”于二十七八岁时，或许他更早些。我在南京的朋友多是作家、诗人，零星认识几个画家，但并无深交。我是后来才知道，那时谢海常往返于宁杭，和南京的艺术界颇多交往。或许曾有过这样的夜晚，我们坐在同一个酒吧里，多半是“半坡村”吧？昏暗的灯光底下，我们分桌而坐，我和搞文学的在一起，他和搞艺术的在一起。间或，两桌中的熟人会握手寒暄、点头示意，我和谢海抬眼看去，也许看见了彼此，但却不知对方是谁。

    后来我离开南京，辗转北京和广州，而谢海一直待在他的杭州。这一晃近二十年过去了。今年夏天，谢海来穗作学术主持，女画家张灵来电，说要介绍一个同乡与我认识。不得不说，这次见面是各种巧合的结果，三人的时间都不凑手，也未见得非见不可，也差点就不见了。无论如何，那天下午我走进张灵的工作室，看见了一个“文艺青年”，他谦和、机敏，话不多，讨人喜，一副乖乖仔的模样。这是我第一次听闻谢海这个名字，在美术界算得上一个腕级人物了。我因为不属于他那个界别，这话便一听而过。

    真正让我感念的，是他早年的文学青年经历。就是现在，他浑身散发的“文青”气息，也有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意思。这气息生在他的骨子里，慢慢藏不住了，便溢到他的神情、样貌、行止，总之他是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文艺的东西。那天，我的神情一定慈祥之极，我是一看到“前文青”，心里便要生慈悲的，只为他们曾是自己人，为了文学曾经照亮过他们——我的意思是，一个人是否做过“文青”，成年后到底不一样些。

    我自己是搞文学的，并不愿太强调文学的重要性，然而至少有一点，文学引发阅读，而阅读之于文艺的滋养，或许是太重要了。谢海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读书上涉猎甚广，不拘是文史哲、地政经……他是随便翻开一本书就能读的。这样的阅读有用吗？我的理解是，也没多大用处，然而正是这些没用的东西，构成了一切文艺的基底。经年累月地读下来，人与文字就会亲近，由文字及己，及人，及世界，然后一个转身再回到自己——上帝就在这一转身间，为他打开一扇门也未可知。

    这便是我和谢海的初相识，聊了些阅读的事，使我感动不已。未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总以为美术界是不读书的，其实即便是文学界，现在也少有真正的读书人。我的意思是，作家只读文学，类似于画家只研究线条、光影一样都算不得读书人。我也是写作很多年后才意识到，文艺是专业不得的，它本是一场玩儿的事，不能太认真，又不能不认真，而是介于有无之间，做些不相干的事，读些不相干的书，想些不相干的人……文艺或许就有了。

    基本上，这也是谢海的意思。我与他相熟以后，才知此人调皮得很，那初见面的文雅全是装出来的。不妨说，他是个地道的玩家，惯于吃喝、搓麻、胡说……隔不上几天，他就要外出周游，机场才是他的家。他所到之处，众星捧月，人人都宠着他，却怎么都宠不坏他。谢海本质上是个好孩子，他的被宠，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聪慧机智，另一方面却是得益于他的策展人和评论家身份——吊诡之处也在这里，他作为策展人、评论家，做的事本该是绿叶扶红花，现在却颠倒了，他成了红花，绿叶们都围着他。

    谢海清楚这一点吗？他太清楚了。众所周知，艺术圈是个巨大的名利场，其程度较之娱乐圈有过之而无不及。谢海作为着名推手，类似于导演和制片人，是能叫人一夜暴发的。然而有一次他却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坏过规矩。我以为自己是听明白了，他手中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但一直以来，他都慎用这权力。

    我敬重谢海的正是这一点，内心有标准和尺度，不管时代恶俗到何等程度，他都岿然不动。支撑这岿然不动的是，第一，他不缺钱，养活家小当没问题，谢海的心理是，他知道自己有生财之道，却抵死不走这条道，这是何等的幽默。第二，他生于文艺世家，从小的生活环境是，家里养了一批食客，成天开着流水席，吃完一批，又来一批，很多人是连名字都叫不出的。这样的家庭，我听了也是大开眼界，有孟尝君之风，现代中国是绝少有了。

    成年后的谢海，继承且变通了这家风。他也养了一批人，不拘是助手、朋友、同行……他都在准则允许的范围内，无偿地帮助他们，变着法子喂肥他们，自己却不落一个子儿，为的是别人不得不反过来养他。他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被包养，成为被他养肥的人的食客，他要满世界做食客，所到之处，花团锦簇，有接机、欢送，食宿费不必自己付，他不带钱包就能上路，不拘是五星级还是小酒馆，他要的不过是一个其乐融融。

    我疑心谢海在美术界算一个穷人，他是穷老板在养着一群阔人，成天起劲得很。像现在他在杭州，出行照样还是公交车，他沉迷于这样的生活方式，与其说是质朴，毋宁说还是因为好玩。他是变换花样在玩儿，一般来说，富人是玩不出新花样的，无非是一掷千金，莺莺燕燕。于是谢海灵机一动，止于做一个穷人，然而他又不是真的穷，但他打滚撒泼不做富人这也是真的。

    我想谢海是太懂得钱的意义了，他毕竟经过了那一番，每月从他手里流过的银票何足以百万计？早不当回事了。因此，他但凡能把生活维持在一般水准，就彻底撒开了这东西，再不受这劳什子的约束了，坐公交车去了。

    我能想象他坐公交车时的样子，把头靠着窗口，小眼睛一眨一眨的，他看着蓝天白云。某一瞬间，他一定以为他身上像长了翅膀，那是一种飞翔的感觉，也是彻底自由的感觉。偶尔，他的眼睛里会落进来几棵树、很多人、高楼大厦、万丈红尘……它们从车窗外飞驰而过，谢海巴巴地看着它们，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不知为什么，我总以为公交车上的谢海才是真实的谢海，这一刻，他安静、孤独、惬意，或许很骄傲自己身上还有朴素的一面。红尘中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现在逃到公交车上，听吵嚷声，闻汗馊味，于他简直是一种诗意的生活。

    我想此时的他一定会生出某种优越感，身处人群，打量人群，不拘是开豪车的、骑自行车的、坐公交车的……他知道他跟他们所有人都不一样——他们所有人都挣扎、呼号于物欲的洪流里，唯有他一旁看着，知道自己是这时代的极少数人。这感觉简直妙不可言，很像一个人站在山巅上，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旷世之感。谢海简直不知该怎么弄了，他既不能喊山，又不能打空翻，于是坐在车窗旁的他，只好咧了咧嘴，无声地窃笑几下。

    其实照样还是玩儿，谢海是穷玩。穷玩才是真的玩儿。

    中国历代的传统是，真正的大玩家很少出自大富大贵，多在文人雅士这一阶层。文人雅士当然没什么钱，像沈复和金圣叹都是偏居陋巷，但玩起来可叫一个繁华热闹，且歌且哭，呼天啸地。沈复是潦倒一生，金圣叹是直把命赔进去了，虽说是为了道义，某种意义上也还是玩儿。

    袁枚也以玩家传世，当然袁枚手头宽绰些，他自己弄了一个大园子，买几个歌伎，种几根竹子，写了本养生食谱，他是能从一根春笋里看到人生意味的人。袁枚是会玩儿，但我总以为，他不及沈复和金圣叹是大手笔，是大潇洒。富贵这件事，说起来存着太多的毛病，和贫困一样，它束缚人的想象力、天性、自由……如果不把它看贱，做些务虚的事来转移，这日子简直没法过。这一点，怕是只有到了富贵这一层才能参悟。

    谢海并非富贵阶层，却也参悟了，想必这是他的天性。我以为他是这样一种人，千百年来的“文人传统”一路浩浩荡荡地淌下来，淌到我们这一代，慢慢息了声气，但是涓涓细流总能唤醒一些人，比如谢海们，使他们活过来，再由他们一代代传下去，使得文人这一脉得以延续、壮大。我要说的是谢海身上的文人气，然而这东西到底难说得很，好比气味吧，狗与狗凑在一起，总归是要嗅一嗅的，才能确定是不是同类。我记得谢海也曾用过“气味”一词来描述我们的相处，意思是气味相投吧。

    我想我身上若是有气味，那必是文学的气味。不得不说，所谓的“文人气”落在当下，毕竟是由文学圈承担得多一些。原因之一是，文学圈太穷了，无金可捞，只能读点闲书，说点闲话，跑出来穷玩。文学圈里又数诗人最穷，因此连我们写小说的也不得不高看他们几眼，因为他们纯粹。

    我想，纯粹该是文人气之一种吧，另有操守、志趣、风雅、敏感、风骨等，好像谢海把这些全兜着了，难怪后来我去杭州，把他引入写作圈，大家如获至宝，直引以为同类，很痛心这样的好同志怎么跑进了艺术圈——他很孤独吧？艺术圈都忙着圈钱去了，谁陪他玩呢？

    我的这些可怜的文学同行啊，惨，惨，惨！他们实在憋坏了，平时，他们难得遇见好玩的人——现在，就连文学圈也不玩了，个个周全得很，忙着争名的、图利的、求官的，放眼望去，乌泱泱一大片，面目粗鄙，性情简陋，就连这样的人都来搞文学，实在是糟蹋了“文学”二字。又因为文学圈实在太少名利，因此，当他们看见从大染缸里走出来的谢海，尚能保持干净、清爽模样，我的同行们怎能不欣慰？！于是，他们向我表达了这么一层意思：你的这个同乡，可玩性很强。

    我听了甚是高兴，以为自己做了件“成人之美”的事。由此我想到，世上本没有文学圈、艺术圈，打一眼，嗅一嗅，感觉对了，就是一个圈。谢海就这样成了我们的人。那次在杭州，谢海一直陪了我们一周，他是把自己往死里陪了：又是生病，又是公差，又要忙于艺术节的筹备……可是他就像变戏法一样，每天照样出现在灵隐寺附近的文学基地门口，接我们吃饭，送我们回来，陪我们去乌镇。不拘什么时候，我们聊天聊到高兴了，打个电话给他说，谢海，你能过来吗？他噢了一声，总归就过来了。

    后来他告诉我，他从来没这样陪过人，除了他们圈的“老爷爷”们。

    其实这不是“陪”。我疑心谢海与我们在一起，他是喜乐的，有种“惺惺相惜”的感情。他视我们，就像同志找到了组织；我们视他，好比遇见失散多年的兄弟。因为我们比他还穷，他对我们越发钦佩，宠爱有加，跑过来捉住我们的双手，紧紧地握在手心，说：我做得不好，我要向你们学习。他惭愧得都快哭了。

    我们去他经纪人的会所，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作为艺术家的谢海。他在墙上，在他的那些水墨里——就是那些瓶瓶罐罐，俗称“谢小瓶”的瓶子里——插着“折枝花”，淡雅的颜色，有阴影。可以想见某个春日、秋日的下午，他一个人坐在画室里发呆，看阳光打在花瓶上，几案上淡淡的一抹斜影。他也许会看上一个下午，直到自己走进去了，与这些物体合为一体。

    也因此，我虽是外行，看这些“谢小瓶”却是看懂了，因为整个的谢海已在里头了，笔墨温润，底色却是安宁、寂寞——他是把他的心情画进去了：下午、阳光、几案、瓶花。多美好的生活啊。然而无能为力。无能为力。光阴漫长，生命短促。他又老了一天。屋子里静得能听见钟表走动的声音，他听着这声音，看瓶花的影子短短长长，消失了。暮色突然来临了。

    所有关于艺术的解读中，不拘是语言、技术、创新、结构，我最看重“生命”这一块。生命是活的，当生命注入作品中，作品也就活了。我想这才是谢海作品的价值所在，他是把自己搭进去画了，虽然没有苦难深重、家国情怀——艺术圈也好这一口的——他画的只是自己的生活：桌椅，各种形样的玻璃瓶，他巴巴从郊外采回来的小花小草，几根竹子，烟灰缸，碟盘里吃剩的樱桃……说到底还是旧式文人生活，现在也叫“小资生活”。

    这时代，小资是要被骂的，至少文学圈是这样。然而谢海的“小资”却是另一种，他没有卖弄、炫耀之嫌，也没有优越感，有的只是面对美好事物时，个体生命的欢欣和落寞。

    我因为喜读谢海的作品，于是想到一个问题，文艺毕竟要叫外行人看得懂才好。像我不懂画，立在他的画前，也觉得自己整个被“洇”开了：又是愉悦的，温润的；又是伤心的，无奈的；又是寂静的，盎然的……总之五味杂陈，意味丛生，正百般不知如何是好时，心里顿觉这才是艺术——不比内行人读画，一打眼就是技法构图，一二三四看得很清楚。艺术这东西，越是看得清楚，越是隔了一层；它本是懵懵懂懂的事，像两个一见钟情的人，未知对方的姓名、年龄、身份，却一照面就被击中，没什么道理可讲的。

    谢海是着名的美术评论家，文风简洁犀利，开一时之风气，俗称“谢白话”。然而他自己的作品，目前却没有得到正确的评价——当然都在夸，却很少有夸到点子上的。照我说，有朝一日，他作品的真正价值若得以凸显，恐怕还是在他的生命底色上，即他是现代社会的真文人、真雅士。

    谢海另有一组画叫“实验水墨”——我称为“墨涂涂”的——却不见一点雅士风范。整幅画是黑墨团团，浓重压抑，不经意的什么地方，会有一点小留白，点点滴滴，一撇一捺，也有整块的浅色——真不知他在说些什么。谢海告诉我，他的这组画不是为卖钱的，也情知卖不出价钱，就是自己画着玩儿。这一点，倒是很像我们的新小说、先锋文学，确实不好读，不好卖，但是文艺的意义之一也在这里，总得有人去创新、开拓，为文艺辟出一条新路径也未可知。

    不得不说，千年水墨走到今天，拘法于古人确是不行了。无论是描绘生活的清新的“谢小瓶”，还是描述精神状态的压抑的“墨涂涂”，我们都看到，谢海一直立足当下，不逃避，不僭越，他忠诚于自己所看到的、感受到的，把古老的水墨融入现代的腔调，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要强调的是谢海身上的现代性，在当代从事水墨创作，传统和现代性于他们尤其是难题，怎样摇摆于这两者之间，并最终找到一个平衡，何止是水墨艺术界，也是一切文艺的追求所在。

    我总觉得谢海是个很“懂”的人，他有现实感，极具平衡能力，不极端，不僵化，即便偶尔来点小任性，权当自己跟自己玩儿，玩完了他就收回来。艺术家分两种，一种是放浪形骸，剑走偏锋，把生命当作一张白纸来糟践，胡乱涂抹一通，涂成一张杰作也未可知，比如徐渭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另一种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他与万物和谐相处，万物也馈之以青睐有加，情操高尚，有君子之风，能找到一条通往世界的通道，拐弯抹角哪儿都能走到，一般而言，集大成者都出自这一类人，比如歌德和托尔斯泰。

    我不能说谢海是第二种人，那无疑是在骂他，但他性格里是有那一面的，只是来路漫漫，他还需修行。他因为天性聪慧，对于人、物、事的认识，当比一般人来得更精准深邃。又很勤奋，不拘策展、文章、画作，他是三头并举，丝毫未乱方寸。又很贪玩，又好享乐，但都未到“癖”的程度。喝酒偶尔也有大醉的，我记得他曾说过，他不交两类朋友：从不醉酒的，逢酒必醉的。可见他看重性情，又控制性情，因为他是个做事的人。

    他在美术界大概人缘极好，识大体，晓分寸。插科打诨，装痴扮傻，他以这样的顽皮相示人，估计是场合所需。他是太知道场合上的事了。然而本质上，他却是个极认真诚挚之人，一幅小画也能磨上十几天，做策划时每个细节他都要推敲半天。倘若有人跟他探讨问题，他那边正在说笑呢，这边转过头来，立马就能进入讨论的状态。

    我要说的是谢海的平衡能力。他看上去忙碌不止，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是个闲人，一个内心极安静的人。否则你就不能解释，他的大量的阅读、文章、水墨画是从哪儿生出来的。他是一离开人群，马上就变了个人，静思默想，心里能听见溪水流动的声音。他的“谢小瓶”系列里就有这样的声音。

    他和我们写作者在一起就越发安静了，美术圈的人一定看不到这一面。他给我们沏茶送水，听我们胡侃，不时会心一笑以示鼓励。他简直在纵容我们。他就想，这群人一定是憋坏了，空有一张利嘴，平时也没得机会表现，就是表现了也没人能欣赏；现在遇见他，就好比擅弹“高山流水”的伯牙遇见了钟子期，哪怕侃完就死他们都愿意。

    我总觉得，谢海是懂得我们的，正如我们一样也懂得他，有这篇文章为证。

    日常徐坤

    在未认识徐坤之前，我想这定是个了得女子，据传她被定位为“女王朔”，她的小说节奏明快，“犀利刻薄”（评论家言），难免的，我脑子里就浮现出一个江湖女侠的形象，聪明、爽快、伶牙俐齿、得理不饶人；待见了她本人以后，印象反差之大，叫我一下子有点茫然。自然，徐坤是聪明的，这个聪明，我的理解是懂人世，明事理。泛泛而言，凡是当作家的，对人生的来龙去脉总归要想想的，想多了，慢慢地也就明白了，这个我们不能称之为聪明。徐坤的聪明，我想大多还是天性里的东西，人世的枝枝节节全在她的脑子里，她于其中穿行而过，遇见山高水长的，或许也会停下来，偷偷懒，可是她并不因此而迷失方向；她又是极宽厚的一个人，芸芸众生，三教九流，或许她打一眼便知个八九分，可是她的好处在于，她从不点破，这其实亦是妥当了。

    所以与评论界给她的定位不同，我印象中的徐坤温柔厚道，并不犀利，她说话温言软语的——她其实并不多言，偶尔会说些逗趣的话，别人笑，她也笑。她早年供职于社科院，写小说之余，也做理论，可是我很难把女学者、女博士这样的字眼安放在她身上，相信她也不认同。她戴着一副眼镜，偶尔镜片闪过光芒，那不是理性之光，而是促狭顽皮之光。按说她的身份是作家，可是我们在一起，也很少谈文学，我们谈的是打牌、爬山，欢声笑语。我要说的正是这个，我所认识的徐坤并不在她的文字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所有身份的安放——作家、学者这一类的——都使她变得小了，狭义了，仿佛是黑夜里她打在墙上的影子。而她真实的肉身则在生活里，那就是作为一个人，尤其作为一个女人，她愿意笼罩在日常的光影里，沉迷于各种细节，享受它的广阔细微。所以她才会在一个人的家里，养猫养狗，弄花植草，她把她一个人的生活搞得繁复无比，她的家里什么都不缺，有生机、绿意、生命——不知为什么，但凡想到徐坤，我总会想到“生命”这一类的词，仿佛它已根植于她生活的每一天，我正一天天地看见它发出光亮来。

    有一阵子，她好像是出差，临行前托我照顾她的花草，我略微还记得，她怎样把那些盆盆罐罐托付给我，就像托付出她的孩子。后来我跟一个朋友说，徐坤真是热爱生活的，娶到她的男人有福了。而她性格里的一些特质，也确实有点像旧式家庭里的长孙长媳，能干，通人情，她的本心不过要使这个大家庭团团圆圆、和和睦睦。所以逢年过节，她必得张罗几个朋友聚会，或打牌唱歌，或游湖划船，我想这是因为她本性温暖，她给人温暖，顺便自己也取取暖。

    不知她是否还能记得，有一年中秋，我们几个朋友到北师大闲逛，心里惦记着这是过节，所以特地走走，要看看月亮。然而我已不记得那晚是否有月亮，我只记得徐坤站在广场中央，手抄衣兜，像个孩子一样在抬头看天，看了很久。我有些感动，心里想着，这是个虔信的人，她相信尘世里的很多东西，也愿意服从，她生命的底色应是现世安稳，一派太平。

    三个草原人

    几年前，荆永鸣跟我说，想约几个朋友去他的家乡走走。他的家乡在赤峰，那儿有草原、煤矿、蒙古包、烤全羊……他说得动情，我听得艳羡，眼前不由就浮现起“天苍苍，野茫茫”的辽阔场景，舌尖底下也随之生出浓郁芬芳的奶酪香。

    几年后的今夏，我们一行人终于来到了永鸣的家乡，也看到了草原，也吃到了牛羊，大口大口地喝酒，脑子开始摇晃，眼中所见恍惚而美好：蓝天白云绕膝而过，仿佛伸手一握就能握住；空气清新，鼻腔简直受刺激；灼热的阳光晒得皮肤“吱吱”作响。我最喜欢看薄暮四起的旷野，天微微凉，成群的牛羊，红鬃毛的马，穿长袍的蒙族人……在夜色中，渐渐变得遥远而苍茫。

    我喜欢这些，其实我更喜欢的还是人。也许是天性使然，我对自然的喜好远不及我对人的喜好，泛泛而言，坐拥美景我可以视而不见，一旦融入人群我便满心欢喜。是啊，世间万物，人是最奇妙、最富生趣的物种，值得我们探讨，念记，一唱三叹。我下面要写的几个人，都是真正的草原之子，且把他们当作我对草原的一个侧记。

    先说荆永鸣。永鸣是个兄长式的人物，他温和、厚道，一口赤峰话说得出神入化，不知为什么，我一听他说话就想笑，再加上他表情丰富，辅以手势，很有点儿范伟的味道。总的来说，这是个腼腆的、重情义的人，他表达情义的方式聪明而巧妙，说一些淘气的话，用他夸张的乡音，拖腔带调，神气活现。他在圈中人缘极好，几乎到了四海皆兄弟的程度。有一年开青创会，他来会场请客，原定只是小范围聚聚，后来场面失控，一传十，十传百，几乎整个会场倾巢而出，去吃他的流水席……我不知道那天他请了多少桌客人，也不知道这些客人中，有几人认识一个叫荆永鸣的作家，穿梭于酒席间，把自己喝得醉眼迷离、摇摇晃晃。永鸣好客，他在北京开有三家小酒馆，据说有一家是被他呼朋唤友吃败掉的。他是那样一种人，单纯、贪玩、热闹，他希望人生是一场盛宴，永不散席，即便三五朋友喝二锅头，就花生米，他也有本事让我们生出一种花团锦簇的错觉。有一年过中秋，他约几个朋友相聚，席间欢声笑语，觥筹交错，我突然有种兄弟姊妹一家亲的感觉。仿佛一间小小的屋子里，炉火烧得正旺，在这秋凉的夜，菜是热的，酒喝得正酣……那种小户人家的丰衣足食、手足情，是永鸣特意为我们制造的。也正因此，我们与他极少隔阂。有一年我跟戴来赴京开会，下了飞机，商量晚上的饭局，不约而同都想到了荆永鸣——为什么是荆永鸣而不是别人？我跟戴来作了一番探讨，讨论的结果是：太晚了，我们不想打扰朋友！——难道荆永鸣不是朋友？不是，他是比朋友更让我们觉得亲切的——他是自己人。

    再说文凯。我跟文凯相识于永鸣的饭局上，他俩大概是发小，相比而言，文凯的性格更为端庄、周正，我与他并不很熟，只是拙作得他错爱，我沾文字的光，才有了这次草原之行。他平时公务缠身，本不得时间陪我们游逛，他跟戴来解释：“不瞒你说，我推掉了很多事，因为我要陪魏微和某某（名字忘了）。”我笑了起来，心里想，北方人真是爽直啊，一点弯弯肠也不绕的，他跟戴来也是旧相识，就不怕厚此薄彼？——嗨，这件事是这样的：于文凯是坦荡，于我跟戴来，则是感动于他的坦荡。

    麦沙是个小个子，留着一撮小胡子，我在想，他换了一身维族服，简直就是一阿凡提。他是“鲁十一届”学员，施战军的弟子。小施院长嘱咐过他：“没有我的日子里，你要好好照顾两位女士。”从此以后，麦沙不忘师嘱，对我和戴来极为关照，尤其是逢人来敬酒，他便跑过来提醒：“少喝点！意思一下就行！”那情景委实动人。我们与他渐渐熟了，临行前的那天中午，他赶两个小时的路程来送我们，并请吃肯德基，我和戴来大惑不解，难道麦沙把我们当小朋友了？原来是，他把我们真正当贵客，三人吃不动大餐，小馆子呢……他替我们看不上，挑剔它的口味、卫生、环境、冷暖……其实入乡随俗，我们怎么样都行的。这原是他周到之极，反显多虑了。请客去肯德基，我想，也只有麦沙这样的家伙想得出。

    和永鸣、文凯一样，麦沙也生于草原，也是煤矿子弟，也是文字爱好者。戴来说，她一生只交两类朋友，一是好人，一是好玩的人。我以为此话极是，我告诉她，此三人都符合交朋友的标准。

    宋唯唯成长记

    一

    宋唯唯是个年轻的“老作家”。我十几年前就听得她的文名，那时她才二十出头，算是成名甚早了。她的文字我也读过，印象中颇有才华，但也止于才华，大抵还是那种青春忧愁文字，属于她那个年纪的。

    后来我来到广州，几次笔会上和她相见（她当时住在深圳），但都擦肩而过，未及交谈。我总觉得我们不是一类人，她是现代版的林黛玉，走起路来“扶风弱柳”，说起话来“娇喘微微”。我疑心她的口才并不很好，腔调绵软，言词缠绕。未知是不是我的错觉，她那时无论说话、行文都喜用“书面语”，带有“文青腔”，即她说话总给我一种形容词、修饰语很多的感觉，末了反不知她在说什么。

    她在形象上称得上“小美人”，纤弱、细巧，身子薄得像纸片儿，神情青涩如处子。确实，她是无论体态、行止都像一个未长熟的高中生，可是天知道，她那时已是一个十岁男孩的母亲。席间，当她说起她的正在念小学三年级的儿子，不相熟的人都不敢接话，以为她是“小三”挤走了正房，捎带做了晚娘。她是二十岁时就结婚生子，我是后来才知道，她这妈妈做得很像样，充满了爱心、耐心、操劳、牺牲……然而宋唯唯的特点是，一俟走出家门，来到大街上，她就有本事把她为人妻母这一事实忘得干净，误以为自己还是个小姑娘，她看看蓝天白云，或许很在意她的裙裾是不是在风中鼓荡。

    我想说的是，有那么些年，宋唯唯一直沉浸在她的少女梦里，只要逮着机会，她就要跑出来梦游一回。她身为成年人，心智方面却打滚撒泼要留在少女时代；她又耽于幻想，也许想来想去都是些“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的景象，而她是那棵寂寞梧桐，剪不断，理还乱，是闲愁。常常的，她沉浸在自己的小情绪里，感花伤怀，对月惆怅，我疑心她的年历从二十岁起就没再翻过。

    本来这也无可厚非，一则她虽喜欢来这套，却绝不流连，跑出来捣鼓一回，就又回家去了，安心做她的贤妻良母；二则呢，所有女人都是小孩子，除非是迫不得已，赖不过身边的男人不肯长大，把她们逼成了大人。然而宋唯唯的问题是，她还有一个写作者的身份，她这样一副楚楚姿态，使得她很难看见什么；也许是她看见了，很不愉快，这才躲回她小女孩的幻觉里。总之无论如何，她这姿态必定影响了她的写作，她早期的小说总给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就是与现实隔着一层。

    前边说她是个小美人。我想美人这件事，当事人自己最好忘掉，或者浑然不知，这事就可爱了。宋唯唯是，我疑心她略微知道一些，但又拿不准，好奇心一起，这里头就有麻烦；她又是这样一个美人，即便静悄悄地走路，不知何故，人总以为她是在招摇；又因她是湖北人，最是直肠子的，一不小心就得罪人，她意识到了，知错就改，言行开始弯弯绕了，云里雾里，也让人头疼：总之她是怎么都弄不好。有一次，她跟一个文化单位签约，弄了点不愉快，她一怒之下撕了证书，拿脚踩烂，这事传上去成了一桩事件，而她踩完即止，早把这事给忘了。鉴于此，外面关于她的说法很多，那自然是，喜欢她的连命都舍得，不喜欢的呢，是由喜欢她的变种而来，不拘男女。

    当初，我也是不喜欢她的人之一，原因无他，只是性格上的不相宜。我想她是个把简单生活过得繁复无比的人，末了自己都收不了场；而我正相反，那些年躲人避事，寡淡得很。说这些是为了强调，理论上我和宋唯唯绝无可能成为好朋友，彼此都没多大兴致，非但如此，她那时对我睥睨得很，原因可能是年龄。我较她年长八岁，这个距离很吃亏，既没年轻到配做她的同龄人，也没老到她能尊重我，远远地看着我，心生仰羡，咂舌不已——据我所知，她身上是有这毛病的，就是看人、待己都不够公正。她是很容易就崇拜人，把人抬到云端上，自己则坠入尘土里，条件是那人必须是写得好的、声名大的、足够老的，但又不能太老——究竟还是她的少女心在作祟。

    她那时也曾远远地看过我，在聚会上，估计也就是眼角一扫，顺便带上了我；心里一阵没好气，把眼一挂，那意思是很不屑了。这自然是情绪所致，她对我哪儿来的情绪呢？八竿子打不着的，咎在当时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男闺蜜，此人闲得很，又是个女性爱好者，心眼又太实诚，实诚到他和一个闺蜜聊天时，总是要提到另一个闺蜜的名字，这不但无聊，而且犯忌。先是宋唯唯生气了，这并不是说她小气，就听不得我的名字，而是那男闺蜜夸起人来确实要命，天花乱坠，于是宋唯唯便和他论理，结果两人吵起来了。男闺蜜便来我这里寻安慰，他是如法炮制，又把宋唯唯给夸了一顿，我耐心听了一回，听得出他已把我卷进了是非圈里，于是二话不说，请他走人——这便是我和宋唯唯在成为闺蜜前的一切，还未及交往就已有了芥蒂。所以说，男人即便做成闺蜜都挺祸害人的。

    二

    转机是在两年前。她那阵子惹火上身，被人攻讦，我私下里替她说了句公道话，她辗转知道了，打来电话表示感激。她那会儿真是，天可怜见，生活几近崩盘，期间也几次在电话里跟我聊起，我帮不了她，不过总能陪她说说话。她便记得了。

    照我的理解，人生跌入低谷时，有些东西是可以放手了。我看过一部美国片，一群人和一群狼的故事，总之是摽上了，彼此都逃脱不掉，互有伤亡。后来，人一个个少了。其中有一人，在经过没日没夜的逃亡之后，他选择了放弃。他坐在小河边，和战友们拉了拉手，等于是告别了。他掬水洗了脸，后来躺下来了，画面上是他疲乏平静的脸，画面外是群狼在嗥叫。电影至此开始说话了，蓝天白云，森风阵阵，我想它无非是告诉观众：较之意志而言，审美更重要；如果非死不可，如果还能选择，那就选择漂亮些的、洒脱些的，这关涉一个人的尊严。

    这电影直到最后，只剩一个人的时候，讲述的也还是人被怎样吞噬的故事。后来连这最后一人也死了，电影就结束了。似乎是一部献给狼的励志片，拍得并不好，然而意思却是新的。我忘了是不是告诉过宋唯唯这故事，但那阵子，她的表现堪比电影里的主人公：厄运既已来临，她索性躺倒在地，那姿势可叫一个漂亮——不逞强，不改变，不逃跑。她开始跳出身外，冷漠地看待自己的处境，她审人，也阅己。善恶、是非全不重要了，直到这时，她才得以好好地端详自己，她到底怎么回事，怎至于把自己弄到了这步田地。

    我想宋唯唯并不因为这一件事才开始脱胎换骨，毕竟，成长是件太复杂的事，这中间不知要经过多少涂涂改改、修修补补，有人至老、至死都未必能长成。然而因着这件事，她到底是知道些“厉害”了。她知道厉害以后，自己却不因此而更“狠”，正如她不会因为偶尔摔一个跟头，就认定人生处处是陷阱。我喜欢这态度。

    总之她这两年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整个人突然清爽利索了，也许是年龄把她推到了这一步，三十五岁了。她弄了个短发，走路开始大踏步了，两腿“唰唰唰”格外有力量；说话不再咬文嚼字了，一二三，主谓宾，字字掷地有声，咯嘣乱跳；她有好恶，知尺度，和我评人阅世时，也会骂娘了，或咯咯傻笑。就是，整个人的形象一下子鲜明立体了，和从前那个囫囵的少女形象不是一个人。

    我现在想起，成长最可贵之处，并不是叫人变得圆熟、世故、妥当，而是砍掉枝枝叶叶，做回最初的自己，或安静，或耿直，或豪迈，总之她是如初生般的天真清澈。然而她这天真清澈，必是先沾了尘垢自己再清洗，是世事洞明后爱谁谁，是晓名利而不取，仿佛全不知道它的好处。现在的宋唯唯是活回去了，她天性爽直，有侠气，我想起在她最倒霉的时候，没一个人能帮得上她，她却因别人为她受了委屈，而去找有关部门“谈话”，我以为这是枝杈，于大事无补，可她还是去了。我能想象她和有关部门谈话时，一定是期期艾艾的，她能力并不强，不知为何，却总以为自己很能干；她又天生缺少一副笃定气派，莽莽撞撞，虎头蛇尾，那场面当是很搞笑的。

    宋唯唯实在是个很可爱的人，她一旦做回自己，变成一个“真”的人，就比从前她试图扮演的窈窕淑女形象不知高出多少倍。像现在，我疑心她照常还是会犯点小错误，但毕竟是她能控制的范围了——她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知道犯了也无伤大雅，于是犯不犯也就无所谓了。

    我想宋唯唯身上最可贵的品质是，她从不试图要做一个完美的人——从前，她大抵想做一个完美的淑女，但效果却适得其反。第一，这拗了她的本性；第二，淑女当是世上最无聊的一群人，苍白乏味，只知做派上的涂脂抹粉。现在宋唯唯擦掉脂粉，也许会见得眼角的几条浅纹、脸上的几颗痘痘，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须知，支撑这浅纹和痘痘的是这样一位女性，她经历过事儿，早蜕去了身上的许多修饰；她不取悦，不媚人，因为这世上没有什么是她非得到不可的，除了她的一双儿女，就是现有的她也不怕失去——一个女人走到这一步，我想她的好时光是要来了。

    三

    好了，现在终于可以说说她的写作了。她的这篇《念奴娇》，初稿我曾读过，记得当时是给她提了点意见，诸如“因词害义”这一类的，她早期小说是有这问题的，就是雕饰太多，反伤害了本义。

    语言的重要性，我想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都说它是文学的基石，照理说，坏基石怎么能造得成好房子呢？以此类推，我认为坏语言也写不成好文学，绝对一点讲，语言一坏，它都称不上是文学——至于怎样才是语言的好坏，因为篇幅限制我不能细述，也没必要细述：世上有很多事是不该供论述的，语言即是一例，否则述来述去，述死在这上面是有的。

    语言本是一场感觉的事，就是，有感觉的无须赘言，没感觉的由他去吧。宋唯唯是个有感觉的人，因此她早期的写作，才会刻意去打磨语言，她是越打磨越着迷，乃至晕头转向，忘了最初打磨它是干什么用的。又因她早年的形象定位，是那样一个纤纤女生，惯于雾里看花，帘中赏月，因此她眼中的世界必定是迷蒙的、飘逸的，表现在文学上，则是形式的凄清华美，内容的单薄纤弱。

    她这篇小说改得厉害，不拘是人物、视角、语言……看得出是下了些功夫的。她从前是女性视角，可是现在，涉及男女关系的处理上，她也能站在男性的立场，替他们说句把话了。这就说明，她已经脱开了自己，即便恨一个人，她对他也有体谅同情。语言上是“天然去雕饰”，洗净铅华的样子，她是真正在叙事了。

    倘若有缺点，那就是修改后的语言周周正正，未见作者的个性、腔调、气质，也就是说，修改后的宋唯唯没了，她哪儿去了呢？她矫枉过正，把自己藏起来了。另一处矫枉过正是在结尾，为了报复，女人抱着孩子从阳台跳下去了——至少我疑心是跳下去了，因为作者用了“毁灭”一词。

    太狠了。不是说小说狠不得，而是说，这悖于宋唯唯的天性。虚构这件事，虽说是天马行空，但内部的限制还是很大的。自然是，绵软的人也写得暴力文章，羞涩的人也写得情色文字，但人与文章的关系，毕竟还是贴近一些好。贴近了，才更分明见得血肉、痛苦，更入骨感知悲欢、寒凉。

    语言何不如此？语言怎见得仅是修辞？从前，诗界提出一句“诗到语言为止”，引来热烈的争议，究其然，是很多人局限于字面上的理解，以为语言仅是形式上的事。我又想起，从前人提倡“性灵文字”，现在不是这风气了，现在动则宏大叙事，别无他顾，语言上难免一泻千里，面目可憎。照我说，除却天才，或是状态有如神助，语言还是须修一修的，其目的并不为华章艳藻，也有简洁的、热烈的、含蓄的，或嬉笑怒骂，或温婉蕴藉……为的是“人”在文字里能越发凸显——概言之，我认为语言即性情、体温、爱憎，是独一无二的，是认知、运笔、叙事，直至与内容合二为一，这文章就算好的了。

    宋唯唯这两年修身养性，慢慢变得明净了然，但在文章上还没有体现，或过之，或不及，也就是说，人与文字还未及统一——这也是写作者常碰上的难题，往往是人已经走远了，但文字却追不上；或是文字僭越而行，把人甩得不见踪影。这些都使我想到，写作当是一辈子的事：修身修文的同时，也需把两者归归拢。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这篇虽然写的是宋唯唯，其实有些话是写给自己看的，是自勉；第二，中间夹杂开了几句玩笑，是小说家言，不好当真的。

    娜彧的腔调

    娜彧用两种腔调说话，一个是温润的，这是她的为人；另一个是尖厉的，这是她的为文。没有哪个作家能真正做到人文分离，因此我认定，这两者都是真实的娜彧，她于其中挣扎摇摆，保持艰难的平衡。

    先说她的为人。她是南京人，生就一副明丽的、如沐春风的面孔，不知为何，我想象中的娜彧就该长成这个样子，开朗、爽直、大方。她很聪明，身上若是有世故心，那也只表现在对于人生、人性的体察，而不是生计的蝇营狗苟。某种程度上，她性格里是有“憨傻”的一面，她或许意识到了，可是并不以为忤，反而很自许。

    这是典型的文艺人的性格，内心有标准和尺度，说不清道不明，我疑心是“真”，这是一个太可贵的品质，娜彧无疑是具备了。典型的文艺性格中，也有狂放的、尖酸的、自私的，总之是有很讨嫌的，让人头疼的。娜彧却正相反，她“真”得恰到好处，这当然不是算计的结果，而是天性使然。她很像那种小康人家的姑娘，父慈母爱，性情美好，打小的教育是要做一个淑女，可是竟不能够，因为迄今为止，她笑起来照样是花枝乱颤、拍桌打腿。然而娜彧毕竟是在世情中长大的，即便率性而为，她也会顾及别人的感受，避免伤及无辜。她言辞坦率，只要愿意，她是能做到既说了真话，又能把真话说得让人很受用的那种。究其原因，我想不单是因为她的善良诚恳，还有一个分寸的把握，这是江南人的特性，江南人中很少有“刚直”的，他们是刚而不直，况且娜彧又是女性，我前面说她“温润”也是这层意思。

    我看重娜彧的正是这一点，她身上有常情，这正是一个小说家所必需的。总能站在他人的角度想问题，想得多了，难免就委屈了自己，她又回过头来抚慰，就这样来回奔波，矛盾得很。就比如说，她虽然磕磕绊绊，到底还是按照家人的意愿塑造了自己，那就是做一个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她竭尽心力，恪守本分，简直乖得很。可有些事情也真说不好，记得有一次在珠海开会，席间有人言论不当，娜彧把脸涨得通红，看得出是忍了又忍，后来到底是发作了，她拍案而起，连珠炮似的给予回击。公正地说，娜彧的反击不太有力量，因为她不够理性，为情绪所控制，她的话密且急，就像小孩子在发脾气。我们听了一会，不知为什么就都笑了，娜彧也笑，很无奈的，大约也知道，她的这一番“反击”止于情绪发作，生活将继续前行。

    娜彧的写作也是一种反击吗？我疑心是的。泛泛而言，写作之于生活有两种，一种是记录，另一种是反抗。无疑的，后者更具有新鲜刺激性，因为它是挑衅的姿态。娜彧的写作，乍一看与她的生活毫无关联，她的小说看不到“来处”，那个我们熟悉的娜彧，她的古城、街巷，她作为小孩、少女曾置身其中的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她90年代游学日本、美国的经历……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这是何等的富矿，可是娜彧全然不顾——我的理解是，娜彧的富矿不止这一座，也许是，经历于她压根就不是财富，仅是外部皮囊。四十年间，她热热闹闹地生活，对周遭却视而不见，她乖顺、服从、明媚，很像一个正常人，按准则行事，做该做的事，不得已也会耍点小脾气；当她把眼睛看向某处的时候，很认真的，我实在怀疑她是否“看见”了什么没有。

    我想说的是，娜彧是这样一种人，外物不在她的脑子里，她只把眼睛盯着内心，那里住着两个自己，一个温良，一个尖锐——这该是娜彧一生中最纠结的事，她不能同时做两个人，也因此，她倾心于那个未完成的自己：热烈、任性、叛逆，打着决绝的手势，过丰富的人生，末了以悲剧终场。小说集《薄如蝉翼》里多是这样的人物，有的也不是悲剧，内中却有破碎、消沉、困惑。我们不妨说，她的小说虽穿着情爱的外衣，实则却是对现实的一场抗争，也是对理想生活的抒情。她因为脱开了个人经历，使得她的小说呈现了幻化的性质。本来也是，写作之于娜彧何尝不是梦游，一俟坐在电脑旁，她就像走在一个人的街上，手抄裤兜，自由自在；她越走越远了，把自己甩在了身后，那一刻，看得见远天，听得见胡狼嗥叫，她把心一横，又是害怕又是喜悦的，纵身扑向那未可知的，也许是荒寒的未来。

    杨军印象记

    杨军是个很单纯的人。他太太是我的高中同学，有一年我们同学聚会，他也参加了。这样我便认识了他，我看见了一个少年样的年轻人，白白净净，瘦瘦小小，待人非常热情，主动过来跟每个人拉手。而且他很爱笑，笑起来阳光灿烂——不是热烈的、夏日一般的，而是静静的、和煦的，让人觉得明朗亮堂。

    他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小很多，我想这是因为他心思单纯，所谓“相由心生”。搞创作的人可能尤其需要这一点，就是“一根筋”地扑在他所热爱的事业上，其他俗事难以顾及，久而久之，自然会影响到他的相貌，使他看上去更年轻健旺，有一股勃勃生气。

    “热爱”这个词，我也是很多年后才有体会，少年时并不晓得。在我看来，人活一世，还是需要去“爱”一些事物的，比如人、草木、文字、信仰……爱本身是个很虚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也不能为我们切实带来什么，反常常要为它而受苦；但正是因为有了“爱”，人的整个面貌会因它而生光彩。

    杨军就是这样一个有光彩的人——他爱的是绘画。我想他热爱绘画，就像我热爱文字一样，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同行。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喜欢跟我谈论绘画，也不知他从哪儿得来的错误认识，他以为我一定是懂画的，也许缘于自古以来“文艺不分家”？但其实近现代以降，专业的区分已经越来越细化，即便在文字领域，我对诗歌、戏剧等也不敢说三道四，更何况绘画？

    所以荒谬的场景便是，往往他说他的，我听我的；他说得激情四溢，神采飞扬，我出于礼貌不时地点头，装出一副颇有兴味的样子。偶尔会问一些幼稚的问题，诸如“黄宾虹的画儿到底好在哪儿”，引得他咯咯笑起来，更加来了兴致，搬出一摞摞的画册（那一阵子，我在他家小住），一页一页为我解说。倘若我再说一些类似“我喜欢八大”的话，那么他简直要神魂颠倒、感动至泣了，因为他是八大的粉丝，和世上一切粉丝一样，他迷信、热烈，全然不顾“我喜欢八大”和“他喜欢八大”完全是两码事。我的喜欢是外行的，瞥一眼觉得舒服，仅此而已；而他的喜欢是因为“懂得”，其中骨骨节节全在他心里，可是他又说不出来。

    杨军的表达并不是很好，但是他的感觉实在太妙，为我“讲画”的时候，他常常是“理直词穷”，找不到合适的词，急了半天，“好”个不停，突然蹦出一个词来，醍醐灌顶般使我茅塞顿开。因为这样的词汇，用在这样的地方，即便从文字意义上讲，我也觉得是新鲜的、了不起的。这是杨军的妙处，我以为，也是他非科班出身，少受学院派禁锢的缘故，从而使他身上保持了很多自然、质朴、灵异的品质。

    杨军是个很刻苦的人，每天下班回家，只要得闲，他便站在桌子旁，或临摹，或读画。在他家堆满书画的客厅里，电视机的喧哗，我和他太太的说笑，都离他很远很远了，他如入无人之境，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世界里只有水墨、山水、会心、愉悦。所以我要说的并不是杨军的刻苦，而是他的热爱，“爱”把“苦”消解了，所以我看到的杨军，整天生机盎然，处于一种幸福状态。

    杨军天性乐观，他也许极少去追究人生的悲苦、无聊、虚空等终极意义，而在我看来，人到了一定年岁，这些东西是绕不过去的——文艺的意义也在于此。有一次我跟他聊天，我说你设想一下，你躺在山水间，看着蓝天白云，听着松涛阵阵，你会不会突如其来一阵绝望？他问，为什么要绝望？我说，你会发现生命很小很小，你作为个体被淹没了。他说不会啊，我会觉得自己很幸福，我是自然的一分子，完全融进其中了。我便笑了，觉得这个话题可能没法谈，我不知道这是个体的区别，还是职业的区别，也许作中国画的人寄情于山水，从此省却了许多人生烦恼？可是人生的烦恼岂会那么容易解决的？千百年来宗教都不能解决的问题，绘画之于杨军就能做到？恐怕未必吧。

    我起头说杨军是个很单纯的人，这单纯并不是指他不谙世事，事实上，世事在他心里，其中枝枝蔓蔓，他心里清楚得很，但他是个太分得清主次的人，天生晓得取舍。比方说他热爱绘画，便专心于此，这自然是好事；但须知艺术与很多东西是连成一片的，这其中最关键的便是人生、生命、感情。一个艺术家，在我看来，必定要经过人生的许多难堪磨难，感受它，直面它，然后有所超脱，把它转化为一笔一画，山山水水。这山山水水里也许没有人，但读画的人却读到了微妙不可言的人生，那是作者的血肉，整个生命体验，或旷达，或激越，或单纯，至无至空，那是历经世事后的大解脱。我不知道杨军将来能成为怎样的画家，但我希望他是这样的画家：人与画合二为一了。

    写在这里的都是一些外行话，供杨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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