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

    1979年，我们举家迁往这座小城。这是中国最普通的一座小城，地处平原，淮河的一条支流从这里流过。这小城是很有点历史了，据说这里是虞姬的故乡。城西头的一条十字路口，就立着一座虞姬像。她站在高高的石基上，四周有白铁护栏围着。和一切的古美人一样，她温婉、隐约、含糊。她天长日久地微笑着，笑得不明所以。古代的风钻进她的石头裙裾里，那石头裙里已落满了现代的灰尘。

    我们家住在城东头，隔壁是医院和文化馆，马路对面是一家理发店，它的隔壁就是派出所，常见穿蓝警服的民警进进出出。这是一条老街，小城的中心。夏天的时候，槐树和梧桐的叶子在人行道落下了森森的影子。我外婆就生在这小城，一年年地长大，结婚，衰老。1949年，我外公去了台湾，她择人再嫁。她是小城的美人，上过洋学堂，她向我描述过她当年的穿着，黑裙子、白上衣、飒爽的短发。她是小城第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子。

    新华书店也在这条街上，离我们家不远。出了院门，文化馆的隔壁就是了。星期天，我常去新华书店门口的书摊上租小画书看，看的是《洪湖赤卫队》《一双绣花鞋》《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五分钱能租三本，三本就能打发一个下午。傍晚的时候，我走回家去，还不忘绕到前街的人民剧场买根香蕉冰棍，或者到老邮局门口看一个太岁爷模样的老人给人写信，他是摆摊的，写信是要收钱的。

    我弟弟刚洗澡回来，是我母亲带他去的女澡堂。在院子的一条甬道上，碰上我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在闲聊。就有人逗他说：“女澡堂是什么样子的？”

    我弟弟说：“有一个大水池子。”

    “还有呢？”

    我弟弟不说话了，把头钻进我父亲的两腿间。

    “是不是有很多阿姨？”有人把他拉出来，笑道：“来，到叔叔这儿来——那些阿姨是什么样子的？”

    我弟弟犹豫了一会儿，到底还是说了：“都脱光了衣服。有的胖的，有的瘦的。”

    众人一阵哄笑。又有人问：“那胖阿姨是什么样子的？你看见她什么了？”我弟弟嗫嚅地看着我父亲，到底还是跑了。

    我父亲在机关里做秘书，可是有一天他认真学起英语来了，买来书和磁带，让我和他一起念。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他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学习，将来还是靠这个吃饭——他指了指脑子。我父亲也教我写毛笔字，每天放学回家临摹一张，然而我不太感兴趣，不久便放弃了。

    我插班入东关小学读二年级。对这小城最初的记忆是愉快的，这是1979年，或者1980年。成绩好，虽然不是班长，可是受人尊敬。老师常常在课堂上点我的名字，说，大家都要向某某人学习。我低下头，抿着嘴笑了。我二年级就开始自学四年级的数学，并学得很好。我父母说，你比弟弟好学，将来一定有出息。

    我母亲也常打扮我。那年小城流行一种绸布，绿底白波浪纹，很多人拿来做裙子，穿疯了。我母亲也为我做一条，可是裁错了，横条纹做成了竖条纹。心心念念的一条裙子，满街都是，可是错了。我哭了很久。

    三五条主街巷，干净的院落，漂亮的姑娘们，琳琅满目的百货店……小城给我的总体印象是小康人家的富足。真奇怪，怎么会留下这种印象呢？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我的小城并不富有，工人拿微薄的工资。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国营厂倒闭了，鞋厂、机械厂、面粉厂……工人们在自家门口摆小吃摊，用油布搭成一个帐篷，俗称“蒙古包”。也有人结队到政府街游行，有一天，一个拄拐杖的老人在骂街，说，我是谁？我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他倚在墙角，把拐杖敲得叮叮响——政府停发他的养老金了。

    小城人有很多怨言，有人开始惶然。“反腐”开始的时候，每年都要抓走很多贪官污吏，诸如银行行长，财政局、粮食局、工商局等大局的要人。有一年据说是一窝端了。我一个同学的父亲，后来当上了市委书记，一年前也进去了。全家都进去了，包括我那个同学。他长得白白胖胖的，小平头，笑起来的时候会眯缝上眼睛。念中学的时候，就坐在我后排，上课时会拽我的辫子，偷偷地笑。

    小城人说，把大大小小的干部拿出来抖抖，个个都够得上杀头。

    杀头倒不至于，可是判个十年八年是绰绰有余的。很多人家破人亡，儿子自杀了，老婆疯了。小城人畅快之余，更多的是发一些感慨，他们会说，这就是人生吗？有什么意思？

    当然，这是后些年的事了。当我知道这些事的时候，我明白，风气已经变了。1979年的小城不在了。

    我有过一段整齐的生活，就是来到这小城的最初几年。我父母那时很年轻，似乎也很浪漫。我母亲有一天跟我说，每个周末我们全家去看一场电影。我为她这句话感动了很久，虽然这计划没能实现。她的计划很少有实现的，因为她耽于幻想，而且常常把它说出来。有一次她又说，只要你考上重点中学，我给你买辆自行车。后来我考上了，她果真买了自行车，却自己骑上了。

    每天，我骑着父亲单位的破“公车”上学，车座高，脚简直够不着。而且车链常常就掉了，我觉得丢人。可是骑在路上，我仍觉得母亲是个可爱的女人。她常领我和弟弟逛街，为我们买些课外读物和衣帽鞋袜等零碎品。有一年她去上海出差，为我捎了件连衣裙，白底，淡紫罗兰的雪松图案。她近乎讨好地说，我知道你喜欢素净的。她希望我立马穿上，然而那年我已经十岁了，不知为什么突然害羞了，我不想穿上这件漂亮的连衣裙引得男同学们注目。我母亲为此打我，中午把我逼在家里，说，不穿上这裙子，你别想上学。后来我到底穿上了，而且迟到了。走进教室的一瞬间，全班的同学抬头看我，我很慌张。

    我越来越沉默了，脾气也很怪。放学回家总是一个人走路，会绕路到河沿，那儿有个露天书场。傍晚时分，早有人拎着板凳，把说书先生围得严严实实，也有人站在河岸上听。说的故事早已忘了，只听得老先生“”的一声铜锣响，用苍老浑厚的声音说道，话说那唐朝天宝年间……

    我挤进去了，看见人鼻尖上的汗珠，闻见一阵阵呛人的劣质烟味，有人在咳嗽，一个妇女把奶头塞进婴儿的嘴里。我一边听说书，一边假装不经意地打量他们，当时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喜欢这一幕，因为我的小城在这里，在这些穷人中间。穷而且平安，很知足。

    对于时代的变迁，我最先是从母亲那儿发现的。1984年前后，她突然浮躁了，她看见有人发财了。她喜欢钱，又一向争强好胜惯了的，总想把自己的生活弄得比别人好。她说，别人能发财，为什么我就不能？他还不如我呢！她甚至决定辞职。“下海”这个新词汇，我最先是从她那儿听来的。她和我父亲商量了半年，后来累了，到底没辞。

    这是我母亲最懊恼的事情之一。她懊悔的另一件事是没有在政治上求发展，她说，我原本可以做官的。这方面，我得承认，她是有点虚荣心的。她做官不为别的，只为做给别人看，让老熟人、老同学知道，她过得不错。说到底，她是个天真的女人，有过幻想、活泼的生命力，然而瞻前顾后。她是个矛盾的人，末了安慰自己说：算了，女人能干管什么用……出头露面的，吓死人了……钱多会咬手，官大会出事，我还是做我的会计吧。

    时代在我父亲身上的表现，主要体现在言谈上。我常见他和朋友们聊天，说道：苏南的乡镇企业，那真是了不得！

    我父母是突然间变老的，因为我和弟弟已经长大了。这几乎是一瞬间的事，我弟弟已经二十八岁了。那一年我回家过春节，伏在阳台上看街景。姑娘们又换了新的一茬，年轻风情的脸，新的时装样式，一样地微笑着——这微笑自古以来就在那儿，一代又一代的姑娘就在这微笑中老去了。

    我母亲买菜回来，见了我批评道：你看你，灰头土脸的样子，就不能穿得鲜艳点！她似乎心情不好，我后来才知道，她在街上被人叫作“老太太”了，这是她第一次听到，很不适应。我母亲爱发牢骚，抱怨小城的种种陋习。她又告诉我，哪个邻居死了：心脏病突发，呜咽一下，一口气没上来，就死了……岁数不大，才四十五岁。

    小城我都快不认识了，在街巷里走着，常常就迷路了。说真的，小城变漂亮了，整洁了。走在街上，我母亲指着一个衣着时髦的女子说：你知道她是干什么的？

    我说不知道。

    做鸡的。她轻描淡写地告诉我。

    这是一家发廊门口，所以我有点信了。这一条街上全是发廊，你看看——我母亲指着，我便笑了。至少在这一点上，这小城是很有点时代特色了。

    我看见时间这东西是怎样流过我的小城，悄悄改变着一切。而我知道，二十年前的小城确实不在了，那条老街巷，无所事事的机关工作人员，河沿旁的说书先生，老邮局门口代人写信的老太爷……那些淳朴安静的人儿，他们平凡地活着，不焦躁。现在，这些人哪去了呢？

    我这么想着，一路走着，还以为自己是走在二十年前的街巷，而我的小城却一路慢悠悠地前行了。

    成长1984

    1984年离我远了，这中间隔了十七年，一个时代的变迁，一代人的成长……我不知道该怎样回忆这代人的成长，站在风尘的1984年的街头，他们会看见一些什么呢？也许他们走着，每天在这上学、放学的路上，脚下踢着一颗石子，人有些无聊。黄书包斜挎在肩上，在屁股的另一侧颠簸着，里面发出铅笔盒撞击书本的声音。

    他们是中学生了，才十二三岁吧。课业一下子沉重了许多，新添了英语、历史、地理、植物……他们知道“叶绿素”、“北回归线”等新名词，“rose”是玫瑰花，如果用作人名，就叫罗斯。真是有趣得很。

    这是被寄予厚望的一代。他们身处的时代是那样的热火朝天，风尘仆仆，许多人搭着时代的列车往前赶，汗渍淋漓的……整个80年代就像夏日的农贸市场，充满了各种奇怪的、不相干的尖叫声。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走走停停，心存很多幻想，可有时也是茫然的。他们不知为什么来到这里，来找什么。也许是来看热闹的吧？有的就空手而归了，也有的呢，顺手捞到了一点小便宜。

    这是物质主义盛行的年代，也是理想主义的年代。青年人开始寻根了，热衷于追溯人的源头，他们会问出“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的傻问题。整个一代青年是迷惘的，空有很多体力，可是浪费了。

    而这一代的少年呢，正在安静地成长。时代的好处，他们还来不及体会。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个活泼向上的年代，每天都在生长，正如“日新月异”。可是这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成长里没什么新鲜事，啃着手指头，一天又一天，就这么迷迷糊糊地长大了。

    我在这里记述的就是这些，几个人物，一些事件，某个场景……也许太平淡了，缺少冲突和戏剧性。可是成长，怎会有戏剧性呢？它是如此无聊，枯燥，只不过一年年地挨下去，熬到头了，就尽了。

    从念初中开始，我母亲就向我灌输考大学的愿望。她常常在我耳边聒噪着，我虽嫌烦，可是认真地听着，点着头，做的仍是不相干的事。我喜读课外书，从学校图书馆借的，一次只能借三本，看完了，还了再借。图书馆在教研楼的底层，隔壁是期刊阅览室，再隔壁的一个小套间里住着一个鳏夫，图书管理员，姓吴，我们都叫他吴老师。

    这吴老师是吴江人，也有人说他是上海人。操着一口拗口的普通话，五十多岁，个子不高，黄瘦脸，戴着眼镜。总之，是有点南方人特质的，不是秀朗干净，玉树临风，而是有点那个。我说不上是哪个，也不是阴沉，更说不上龌龊，只是让人想起潮湿的梅雨季和青苔，抑或是很多天没洗澡，身上黏糊糊的，可是忍受着，一天天懒洋洋地拖下去，似乎也坏不到哪儿去。

    他人倒真不坏，很安静，喜欢散步。我们常常看见他穿着泛白的灰中山装，风纪扣扣得很严实；夏天他穿白府绸衬衫，里面的白背心隐约可见……他朝我们走过来了，背着手，慢慢地踱步。他走在校园的某条林荫道上，这是下午时分，课外活动开始了。许多高年级的男生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游荡，摇着铃，从他身边闪一下身，把车头弄得像蛇一样蜿蜒曲折。

    也有的男生叉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曲着膝，鞋掌几乎擦着路面。他们一手搭着书包，一手放在嘴唇边，吹出尖厉的口哨。偶尔他们也会回头看一眼，他们看见什么了吗？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

    就在这喧闹的氛围里，吴老师向我们走来了。他微笑着，看上去很平和，他一向是平和的。看见相熟的女生，总是停下来打个招呼，说一会话。他心情很好，叫人小丫头。如果凑手的话，他甚至会摸摸你的头，轻轻地拍你一下。

    他是个长者，一个地道的绅士。然而他也是异性。那些低年级的小姑娘们，才十二三岁吧，刚升入中学，还不谙世事。她们喜欢和他搭讪，东家长西家短，告诉他很多事情。她们总是嘻嘻哈哈的，她们想以嘻嘻哈哈来掩饰些什么，来掩饰什么呢？她们自己也不知道。

    到了她们这个年纪，是极敏感害羞的，有很多繁杂的心事。一点点小动作都能明察秋毫，什么也别想瞒过她们。她们笑道，吴老师……侧了一下身体，躲过了，吴老师的那只手便在半空中停下了。

    总之，她们还是喜欢他的，他不算讨厌，知道适可而止。他能准确地叫出许多女生的名字，初一（4）班的李小玲，初二（3）班的蔡红……她们感到很吃惊，连班主任都未必记得住她们的名字，可是他记住了。她们觉得欣喜。

    况且，他那儿还有大白兔奶糖，正宗的上海货，是他从南方买回来的。他分给她们糖吃，她们也未必想吃这块糖，可是好意难却，吃就吃了吧。那时她们在集糖纸，就像集邮，集火柴商标一样，她们把五颜六色的玻璃糖纸夹在一个硬壳笔记本里，真是好看呀，尤其在阳光底下，翻一页就是一幅图案，黄的是向日葵，蓝的是大海，绿的是草原，还有白绵羊，穿泡泡裙的小女孩……就像小时候玩过的万花筒，摇一摇，那里头的世界就出来了。

    单为这个原因，她们也愿意去他那儿坐坐，说一会话，顺便淘两张糖纸。

    慢慢地，在我们女生当中，开始流传着吴老师的种种谣言。有人说他作风不好，他很早就离了婚，在男女关系上一向不清白。你想呵，他一个外乡人，凭什么在此蛰居多年？他是犯过错误的，据说被贬谪此地，他无儿无女，无依无靠。他甚至没有朋友，成天跟一拨小女生厮混，他什么意思？！为什么高年级的女生不愿理他，她们是过来人，早知道他不是个东西，他也就骗骗我们罢了。

    还有人说他色迷迷的，他那双眼睛呀，啧啧……她们不再说下去了，在阳光底下，她们的脸色呈现出成人的灰白，那是一张张成熟而世故的脸，也是幼稚的脸，也是未来的良家妇女的脸。

    很多年后，我还在想着这拨女孩子，包括我自己在内，是什么使我们成为这样？才十二三岁，一切的天真烂漫全是浮面的，那是做给别人看的。心智早已熟透，慢慢地变质，发出苹果的腐香来。这些未来的小女人呵，长大以后会是何等形状，委实不敢想象。

    关于吴老师的“色”，我并不能确定，可是我也加入了讲他坏话的行列。我只烦他腻歪歪的，可是下雨天，跑去向他借雨伞也是有的。一个冬日的晌午，天很冷，我吃完了饭（因为家离得远，中午我在学校吃饭），倚在阅览室门口的廊柱上晒太阳。这时吴老师从隔壁走过来了，他说，来家里坐坐吧。

    我走进他的家里，很谨慎地搬来椅子坐在外间的门口，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女孩子走进这屋里，也像我一样搬来板凳坐在门口。我们说了一会话。他拿出果盒让我吃糖，我不吃，推让着。他把糖剥开，差不多要送过来了，我站起来，感觉他在碰我的手肘。

    很多年后，我也不能确定他是否碰过我，他怀有怎样的心思，我只是疑窦丛生。对我来说他是一个谜，谜底尚待揭露，而很多年前的我，只不过从谜面上轻轻滑过了，我侧一下身，可以不留下任何痕迹。我对他说，我要走了。非常镇静地说着这句话，像一个历经世事的女人，给足了别人面子，也为自己找了台阶。

    后来我就走了。从此以后，我们再未说过一句话，路上遇见了，也只是平静地侧过头去，我平静地呼吸着，从胸腔里吐出来陈旧的气息。现在，我可以像高年级的女生一样，视他如无物了，我从他身边嗒然而过。而吴老师呢，他老了，他讪讪的。

    一年年地过去了，新的女生不断地填充这青春的校园。吴老师依然和她们处得很好。他背着手散步，微笑着，头一闪，镜片上掠过白金的光芒。然而谁知道呢，也许真是一个好人，宽厚的长者……一个异性。

    每天下午正课以外，还有两小时的课外运动。可以去操场跑跑步，也可以参加兴趣小组，比如文学社团、航模小组等。

    对于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女生来说，最大的爱好就是放学以后，去排球场上看队员集训。年轻的体育老师扶着球网站着，看一群女队员在练扣球。有时候他叫停，纠正她们的动作，把个手腕翻来覆去地转换着；他手里拿着球，他离她们很近了，他们彼此都能听见对方的呼吸吗？那是一群嘻嘻哈哈的女孩子，身体很壮实了，她们穿着球衫，汗水粘着她们的肌肤和衣衫，身体的曲线看得人喘不过气来。个中也有一些很好看的女生，比如严小风，还有金虹。

    金虹的漂亮是出了名的，很大很大的一双眼睛，脸很干净，那一刻，她立在球场的中心，安静得像秋天里的一棵树。不久后的1985年，她考上了中山大学。而严小风呢，她滞留在自己的小城，这个像“小鹿纯子”一样明朗的女孩，她热爱排球，学习不好。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看见她抱着孩子从一条巷口走出来，明显地见老了。她嫁的是本校同学，也是个运动健将，在学校时就谈恋爱了。

    一代人的青春就这么过去了吗？她才二十三岁，她头发蓬乱，衣衫不整。她是一个母亲了。可是她曾经像明星一样耀目。我只是不解。我看见一个少女过早凋谢了，她曾经花容月貌。也许这一切来得太早了些，青春是有时间刻度的，开得早便凋得早，开得迟呢——也凋得迟，可是凋得迟又有什么意义呢？

    严小风和金虹都是学校的名人。一千多个学生，三五十个名人，这是不足为怪的。他们大多集中在高中部。挨个挨个的，我们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田径队的，合唱团的。还有校花，各个年级有“级花”，各个班有“班花”，都是些漂亮的女孩子，风姿各异。我们私下里常常议论着，绞尽脑汁，也分不出哪个更好看。

    他们中也有成绩很好的。我的小城中学是省属重点，升学率很高，竞争异常激烈，每年都有三两个北大清华。可是就在这激烈的氛围里，也有一些顽劣的学生，他们逃学，上课时啃橡皮，有时一个人会吃吃地笑起来，他们想引人注目。他们已经引人注目了，数理化成绩很好，逃学也能拿第一。他们被视为天才。这样的天才似乎不宜宣扬，它就像一个神话。老师从来不相信神话，可是给低年级的我们上课时，也会说起某某，她微笑着，疼爱有加。

    我们喜欢高中。那些戴眼镜的男生，那些在足球场上奔跑的男生，那些长着微微的胡髭，有喉结，说话声音嗡嗡的男生……他们会说出“贝尔格莱德”这样奇怪的名字。他们知道拿破仑、贝加尔湖。他们知道的还有很多。他们身材高爽，秀朗，很像个成人了。呵，他们是青年。

    让这一天早些来吧，让我们成为他们的同学，坐在同一间教室里，课间十分钟，听他们偶尔说说笑话。让我们喜欢他们吧，让我们落在他们的眼睛里，也不要怎么着，只是仅仅落在他们的眼睛里。

    让每一日都成为盛夏，让每一日的盛夏都恒久。让我们汗渍淋漓吧，让我们狂奔不止。

    很多学生一进入初二，人就变呆滞了，成绩一落千丈。老师很头疼，可是他们不便明说。因为这是性意识——性意识来了，它就像一阵风，突然吹醒了一代少年的身体。它如此旺盛，也和风细雨，总之，没有来由，也无形状。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也许是第一次，也许不是。

    他们来不及反应，被击倒了，简直头晕目眩。上课时听不进一句话，心里想着某个人，静静地喜悦和焦虑，无边无际。某期的《中学生》杂志上有关于“早恋”的讨论，还有解答生理变异等方面的问题，以科学的态度说明什么是“遗精”和“月经”，白纸黑字的，看了让人想入非非。

    在男生当中，流行看黄色小报。1984年的风气已经很开放了，《少女之心》这一类的手抄本在校园里偶有出现。校长一再重申，要杜绝手抄本，可是屡禁不止。

    这段时间很艰难，大约持续了半年之久，后来便淡了。不是说它消失了，它是不会消失的，潜藏在身心的某个角落里，伺机而动。就这么反反复复，这身体的晴雨表只要从学生的成绩单上就能看出，成绩坏了，好了，它来了，又走了。

    “早恋”问题似乎不那么严重，因为是重点中学，个个都是乖顺的学生，况且，那时男女生也不讲话。情感和身心的撞击被掩埋起来了，只在夜深人静，或者一个人的时候，它会偷偷地跑出来，吐一吐舌头，那一瞬间，它鲜活奔放，灿若桃花。

    多少年来，就这么一直压抑着，渐成了习惯。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平安地走过了他们的青春期，面色苍黄。当时并未发现这其中有怪异之处，可是很多年后再回头观望，才知晓这其中的惨淡和挣扎，气喘吁吁。

    而与此同时，我们的课外活动很丰富，低年级和高年级组成联谊班级，周末的下午，偶尔也开开茶话会。教室里张灯结彩，歌舞升平。我们由此可以接触到高年级的学生，聆听他们兄姊般的教诲。

    课桌被并成两排，中间腾出的空档便是舞台。其中有一个节目是诗朗诵，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朗诵者是一个高二男生，长得很清白，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让人艳羡不已，让人艳羡的其实是诗里流露出的感伤情绪。我们不知道徐志摩是谁，也不知道康桥是哪里的桥，可是我们喜欢感伤。

    它把我们给镇住了。惆怅的，优雅的……这全是陌生的体验，以后得好好学一下。

    我们班由一个女生献歌，唱的是《小螺号》。这是一个玲珑剔透的女孩子，长得讨人喜欢。每年的“五一”歌咏会上，都有她的压轴戏，她会唱程琳的所有歌曲，《酒干倘卖无》《新鞋子与旧鞋子》……她也唱《妈妈的吻》。

    这一年她十二岁，一双大大的眼睛，有无比甜美的笑容。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从1984年到1989年，我们一起走过。后来她念无线电专业，在大学里也抽过烟，这当然不算什么。我现在也抽烟。我是说，很多年前，我们很难预料以后的生活，长什么样子，能否考上大学，结交什么样的男友，什么时候结婚，会有孩子吗？会是个贤妻良母吗？会幸福吗？

    很难想象。

    我们常常讨论着，屈膝抱腿，静静地睁着眼睛，看到1984年的空气里去。我们看不到远方，看到的只是现成的图景：林荫道上不时有学生走过，手里卷着书本，嘴里念念有词；在百米跑道上，田径队员在练短跑，穿钉子鞋、背心和短裤——那有点像三角内裤，露出修长的腿形和深重的汗毛。

    他们单膝跪在跑线上，训练老师喊开始的时候，他们起飞了。在阳光底下，摆动着手臂，就像风一样，他们嘴里发出“啊啊”的呼喊声。那是力量和速度，那是汗渍淋漓，那是尖叫。

    在1984年的夏日，这类情景总不断地出现在我的校园，很贴切地象征了那个年代。

    《读者文摘》的气味

    我对于青春年代的记忆之一，就是酷暑天，手里攥着钱，到离家不远的街头小报亭买《读者文摘》。永远记得那青白的天，我一个人在太阳底下走着，影子很小，神情怏怏。有十六七岁吧，典型的中学生模样，穿着家常裙衫，趿着拖鞋，镜片后面是一双茫然空洞的眼睛，静静地睁着，百无聊赖。

    我记得整个暑假我都在昏睡，醒来的时候，头顶上的电风扇吹着热的风。太阳在窗外的世界晒着，也不知是哪一天，何时何辰。有时会被蚊蝇弄醒，我把手臂一摔，很生气了，跳起来去捉拿。是那样一个处于日常生活中的人，可是与日常完全失去了接触。如果说，十五年前的我身上有某种气味的话，这气味就是《读者文摘》的气味，与现实隔着一层，轻性的，温凉的，像动人悠长的一声叹息，可是没有用处，也无关痛痒。

    十六七岁，大约正是开始看《读者文摘》的年纪，知道它的好处，并常常被这好处所感动。那些微妙的人生感悟，格言警句，讽刺和幽默，读起来清新流畅。林语堂和周作人一路继承下来的文风，在这里稍稍变异，得到了宣扬。千字左右的豆腐块文章，几乎篇篇都是美文，从用字、意境，到叙述口吻，表达上更接近于“文学”。这一时期的《读者文摘》充塞着浓郁的文艺腔调，我想，这是因为它的身后立着80年代强大的文学气场。从上面我们常常能看到早期朦胧派诗人的代表作品，舒婷的《致橡树》、北岛的《回答》、顾城的《一代人》等。这是较为雅驯的一面。

    然而《读者文摘》不是文学杂志，它只是一道制作精良的拼盘，把人生的方方面面网罗其中，形成自己独有的说话风格，温和、智慧、有见地。说的都是人生的世故，普遍大同的道理，日常生活夹缝处一些可爱而可怜的故事……这些故事也许我们并未亲身经历，可是够了，我们听着，点着头，偶尔搓搓手，一直微笑着，这微笑里有感同身受、爱和宽容。

    鼎盛时期的《读者文摘》，它的好处就在于制造一种“人生况味”。听说话人的口气，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经历过伤害、劫难，人世的一切风尘，他很想拿它出来抖一抖，可是说一会就忘了；听者是一个年轻妇人，而且美丽，他笑着打量她，取出烟斗在腿上磕了磕，琢磨着该怎样说两句调情的话。是个老顽童，天真开朗，宽厚豁达；有一些深邃的人生见解，可是不愿意多说，因为懒得说。这是典型的《读者文摘》的气味，温暖，隽永，有些许的光亮，可是看得见忧伤。

    《读者文摘》的忧伤是一种经过润色的忧伤，你不能说它假，它只是单表一个故事，提取筋骨，把它脱离了强大的现实语境，所以它的忧伤是小忧伤，单薄，没有背景。就像流行歌里唱的：

    我亲爱的姑娘，

    她去了远方，

    在很久以前的那个黄昏

    在那个黄昏……

    当然，谁都喜欢忧伤，因为它不值钱，不痛楚。一个人坐在春天的河边，托着腮，想起年轻时的往事，这就是忧伤。这意象被反复运用，从流行音乐，到古老的情诗，到《读者文摘》，屡试不爽，直至广为传颂。它就像一场流行病，谁被传染，谁都觉得荣光。归根结底，忧伤是属于文学的，就像快乐属于理想、忍耐属于现实一样，这两者难以协调，就有了文学的忧伤。我甚至认为，忧伤只在文字里。它挑起了人类共有的一根神经，引发他们对过往时光诗性的回忆，这里头有顺从、妥协、向往、逃避，以致无聊。人们常说“美丽的忧伤”，这不是指忧伤本身，而是它的皮毛——是千百年来附加于这个词语身上的那层人文光环，它是诗意的，软性的，因而也是浮面的，上够不着理想，下抵不着现实。

    《读者文摘》里也有底层生活的描写，关于小人物，艰辛，风尘仆仆的生活……然而此生活不是彼生活，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原生态”，看见的只是被过滤的现实，像摄影师加在镜头前的柔光片；又像是一扇纱窗，风吹进来，把泥沙挡在了外面。我们隔着纱窗看风景，看见活泼的街市，阳光，许多人在阳光下走着，我们看见他们的脸，平安而生动，脸上细细点点的小麻子——这是纱窗的小格子——可是我们看不见他们的内心。

    《读者文摘》有着舒缓从容的叙述语调，于娓娓道来中发现所谓“人生的真谛”。我们常常能看到“落花之美”“蓦然回首”这一类的句子。它有市井气，可是它的市井气已洗脱了油烟，像一个收拾干净的女子，端方地说着话，看那眉目神情，你只知道她是可亲可爱的，你不会知道，她身后还站着一大群孩子，贫困，恶毒的诅咒，拳脚相加。说来奇怪，那些公允调和的“副刊”文章一经《读者文摘》转载，便生出了另外一种气味，这气味是淡雅素朴的雏菊的清香。又像有一种颜色，是暖色调的，沉着的黄金的颜色，人在里头幸福地打着盹，阳光一点点地浮现上来。我喜欢看上面的插图，小花，小人物，线条简单明朗；小字体排列，装帧倒是普通的。

    至今，我还能记得《读者文摘》里的许多小故事。其中一个讲的是一对母子，多年来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有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一位男子，母亲介绍说：“这是你父亲，他刚从战场回来。”孩子才五六岁吧，他不知道父亲是谁，可是他吃醋了。一连好几天，和母亲躺在一张床上睡觉的不再是他，而是那个男人；他看见他在院子里劈柴，母亲一旁看着他，静静地笑；母亲开始打扮自己了，她从未像现在这么漂亮过；她心情很好，常常哼小曲儿，有时会默默地流泪。有一天，他推开卧室的门，天哪，他看见他们在拥抱！他生气了。他拒绝和这个男人说话，拒绝他的手、怀抱、糖果和玩具。他有意和母亲亲昵，腻在她的身上，要她抱。他说话声音很大，很不在乎。他常常打断他们的谈话，母亲呵斥他，他哭了，他看见那个男人朝母亲挤眼睛在笑。他最受不了他的笑。他觉得自己应该行动了。第二天早上，他来到母亲的床边，趁那个男人上厕所的间隙，他对母亲说：妈妈，我要娶你。

    真是很可爱的一个故事，温馨，人情味，孩子气。典型的《读者文摘》风格。

    还有一篇叫作《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单记住了这名字，故事倒有些模糊了。印象中是一个女子，美丽，病态，孤独。她得了绝症，不久就要死了。整个夏天她都坐在临街的窗前弹琴，弹的是《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也许她穿了件黑丝绒旗袍，苍白的脸上有冷傲、与世隔绝的神情。年龄、身份不详。只知道死到临头，还在爱着，爱生命，爱人类，爱自己。但我知道，这一定是个不可爱的女子，假模假式，矫揉造作。我不喜欢这故事，太假，明显为故事而故事。如果一个人在临死之前，能有幸弹上一段钢琴，弹这《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经历这玫瑰一样的时光，生命，死亡……可是我讨厌这样的死亡，太洁净完美，没有烟尘气。我更希望看到钢琴之外，她的蓬头垢面；很多天没洗澡，腋窝里有异味；从前的情人上门来讨债……这就是生命，邋遢，纠缠，没完没了。可《读者文摘》拒绝这样的生命故事。整个杂志的空气太干净，有洁癖。现实这东西在它的打理下，擦擦洗洗，末了只剩下了一桩美丽空洞的躯壳。

    也有好的。有一篇讲的是肯尼迪家族，祖父是个有钢铁般意志的男人，有上进心，可是好色暴躁；祖母含辛茹苦拉扯大十几个孩子……一篇白手起家的故事，关于梦想，勤劳，美洲大陆，第一代移民。这一类的“发家史”谁都爱看，因为蓬勃，健康，明朗——和中国的又不同，中国人的“发家史”大多是“心酸史”，格调低沉。可是这里只有向心力，个人意志，活色生香的人物魅力。

    商业方面的讲到摩根和福特，他们的普通人的生活，节俭，孤独，可爱的小怪癖，治业思想。讲到诚信、踏实，如李嘉诚；讲到智慧、开拓进取，如索尼公司。还有许许多多小推销员的故事，机智、百折不挠……我想，这对于读者有着积极的借鉴和引诱作用。

    我喜欢看文艺类的，如凡·高传记。并不都是从《读者文摘》上，也还有别的途径，让我了解到这一类人的生活。那个叫作阿尔的法国小镇上，黄色的向日葵盛开。一个潦倒背运的男人，就住在这里的小阁楼上。他一生贫困，卑贱，也曾去过巴黎，可是很“不像”。所有人都穿燕尾服，叼烟斗，以向贵妇人争宠为荣……这是艺术家们的巴黎：沙龙，诵诗会，爱情，浪荡生活。可它不是凡·高的。他形容猥琐，不善言辞，到处遭人嫌鄙。总而言之，巴黎生活一定打击了他。他自卑极了，一生都在怀疑中作画。女人方面只敢结交村妇和妓女。生命中的最后几年，迫于贫病相加，他来到小镇阿尔，癫痫病把他折磨得快要疯了。他在等一个叫作高更的朋友，虽然等来的不过是打架，决裂，分手。他割下一只耳朵跑回家。几个月后，他在麦田里开枪自杀。在他身后，绿色的麦子，像黄色的向日葵一样，灿烂而饱满。而阿尔小镇上的阳光炽热明亮，恍若恣意鲜活的生命……这本传记不知看过多少遍，现在把它复述出来，也还有种怆然泪落的感觉。我想我能够懂得，天才的一生，究其然也还是人的一生，而所有事关“人”的东西都让我疼惜。

    另一方面，看乔治桑的故事，主要是猎奇心理在作祟。一个生于18世纪的才女，健硕高大，作风豪放。也许并不美，可是自信，有力，眉宇间也当隐约传出女人的风情。她和肖邦的爱情，《读者文摘》曾选过，不甚喜欢，可是认真地读着，因为从这文章的片言只里，我发现她和李斯特、缪塞等美男子还有艳史。这发现很让我欢喜。那年我十七岁，对文艺史的关注仅限于男女私情、一些不相干的小事上。我纠缠于一切细枝末节，并自得其乐。看王尔德的《狱中记》，最后记得的是王尔德是个胖子，且酷爱男风。这很让我难为情。

    1987年前后，我少有的知识来源是《读者文摘》这一类流行杂志、我父亲书橱里的几本人物传记、“五四”时代的新诗选。偶尔，不知从什么地方也会看到《钟鼓楼》《夜与昼》等小说，我一遍遍地阅读，惯于举一反三。我的视线跳过我有限的生活圈子：我的父母、弟弟、门前的那条马路、马路上的车辆和行人……我来到一处空旷阔朗的所在地，那儿空气清新，水草丰美。我想我看见的是人，许多我不认识的人走来走去，交谈着，发生着关系。我看见了人心的旮旯处，丰富的，闪着光亮的，灰暗的，自私的。

    我喜欢他们。

    1988年的背景音乐

    1988年来了。

    关于这一年，有很多背景性的记忆。大的不说，只说流行音乐和文化方面的，比如崔健。这个人的名字和他的音乐怎样回响在1988年的中国上空，以至于后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整个一代人的成长，我至今也不甚明了。暴阳，愤怒，迷茫，人文关怀，理想主义，政治波普……这全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崔健很聪明，他把着时代的脉搏，就像医生一样，问问家里的情况，平时饮食怎样，甚至开两句无关痛痒的玩笑，就知道病根在哪里；可是他突然间发怒了，简直莫名其妙。人们受惊吓了，人们从未遇见过这样的“医生”，他年轻，体力旺盛，曾有过热情和理想……他也许在说，我也是个病人，和你们一样，我不幸福，每天受到伤害。

    他需要被关怀，他像孩子一样委屈，他的思想脉络清晰，他的话语无厘头。毫无疑问，这是个极具魅力的年轻人。他是幽默的，嬉皮的，可是他拎得清，冷不防说了句玩笑话——可却是真话。青年人激动了。只有他们能理解崔健，把他奉为圣贤。从前，这一代孩子也是老实巴交的，听话、温良、顺从，如果时代不变迁，他们大抵是要读着马列主义长大的。可是这中间经过缓慢的成长，革命，旧思想的死与衰亡……一下子到了80年代。

    身处其中的人们很难理解80年代，它就像幸福，像身在福中不知福。幸福从来是用作回忆的，幸福不是现在时，从来不是。

    各种新思潮来到了80年代，卡夫卡、萨特、康德和叔本华……挤满了中国青年略嫌单纯稚嫩的头脑。他们不满足了，开始反思、批判。是呵，谁都知道反叛能带来快感，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远离平庸——做一个思想者，做一个受伤的时代英雄，这是何等有面子的事呵。

    我们权且不问他们为什么反叛，为什么迷茫、不快乐，就当是青春期的体力发泄吧。无聊，想使坏，总得找一个强有力的借口，那就是时代吧。

    这个时代充当了冤大头。一个健康活泼的年代所带来的思想解放是难免的。而崔健则当仁不让地充当了启蒙者。他是个急先锋，他手里扛着时代的旗帜，他说：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他当然是明白的，我们以为他不明白，所以我们激动了。在这样一个时代，你只要发出一声异质的呐喊，你说你不明白，你有很多疑惑，你迷茫，这准不会有错。这会被视为时髦，引来群龙呼应。

    崔健就这样传至1988年我的家乡小城。常常在校园里，我们看见一些男生趿着拖鞋，端着瓷碗走往食堂的路上，唱起了《一无所有》，他们干吼了一声唱道：我告诉你我一无所有，我要让你跟我走……

    我倚在廊柱上听着，微笑着，我以为自己是心领神会的。

    我也喜欢崔健的另一首歌，叫作《从头再来》，至今也未听过，只是无意间从一个女同学带来的一张磁带纸上看见了这首歌词，欢喜不已。我把它抄在一个新皮面本的首页上，每天看上一遍，把它当诗读。现在，皮面本早就丢了，可是歌词还记得两句，大意是这样：

    我脚踏着大地，我头顶着太阳

    我装作这世界唯我独在

    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一个大时代里的平民英雄，有着罕见的孤独豪情，可是也只剩下了豪情。

    那时我们还来不及触及罗大佑，在稍后的几年，听到他的《恋曲1990》，也许我应该更喜欢罗大佑，因为他的温文。他是忧伤的，可是我不喜欢忧伤。我自己就是忧伤的，骨子里有着难以遏制的小资情调。自己也意识到了，很不好意思，总是立意纠正着。

    我们每个人都是忧伤的，可是忧伤没有用处。

    我喜欢有用处的东西，物质的，看得见的，日常生活的。在这一点上，我和80年代是格格不入的。我也不以为自己属于80年代，我在90年代长大成人，形成了那个年代里所特有的重实利、自私、靡顿。有一些道德良知，要面子，做起事来优柔寡断。经过十年的狂躁发展，社会稳定了，虽也在向前走着，可是老实了许多。人不再是狂妄自大了。他们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弱小，处事谨小慎微。

    我想这是对的，永常的人世恢复了它应有的面貌。

    我未尝不知，把人和时代放在一起分析，颇为牵强。人是个体的人，而时代是不负责任的。我始终认为，时代是虚妄的，每十年一个时代，虽车轮滚滚地向前跑着，可是再隔三五十年回头看，时代又回来了，新的一茬人，新的楼房，旧的时装样式，似曾相识的生活习性，旧思想……这其中有一些亘古不变的东西，源远流长着，在新时代里换了一副和善面孔，卷土重来。

    说起1988年的流行音乐，我们也听齐秦和王杰——这也许是稍后两年的事了。内地的听郭峰，五月歌咏会的时候，合唱《让世界充满爱》，全班同学站在舞台上，统一服装，男生白衣黑裤，女生白衣黑裙，一首歌唱得花样繁多，先是由两个男女生领唱，然后合唱，交叉唱。还要晃着身子，形成一种参差之美。

    我那时已经不天真了，总觉得这类做派让人汗颜。不过我还是合作的，张着嘴，只是不发出声音。我嗓音低沉，不清脆，听起来不像女生。初三那年，语文老师让女生们朗诵课文，再由男生朗诵，最后他总结道，女生的声音清脆，像潺潺流水。我不由得想到了小便的声音，听来也不过如此。

    我想我是自卑的，我是最无个性的学生，长相平庸，成绩也不出众。整天精神涣散，身体处于游离状态。我希望所有人都忘掉我的名字，走在人群里立马就消失。我很听话，厌恶户外活动，课间操能逃则逃。下课时竟懒得上厕所，总是伏在桌上睡觉。我很少说话，同桌的一个女同学也不爱说话，整整一学期，我们沉默着，呆坐在课桌旁，就像陌生人。

    这是早些年的事了，到1988年，我的性格略有变通。我开始和人交谈，有三五个好友，一起讨论人生、理想等方面的问题。我常常皱着眉头，对人世我有自己的思考，我意识到了，心里很快乐。我们也看电影画报，从上面得到零星的流行元素，哪个女演员漂亮，哪个女演员有气质。

    那时候，我们已注意到“气质”这个东西。什么是气质呢，我们也说不清楚。我们说，刘晓庆是漂亮的，可是潘虹和陈冲就有气质。我们喜欢气质。我们看她们怎样穿衣服，怎样搭配，一点点牢记心间。在不久的将来，这于我们是有用的。

    我们也搜集明星贴纸，从校门口的小摊贩手里一买就是五六张，有张国荣、刘德华、张曼玉、刘嘉玲……把他们粘在课本的封皮上、扉页上。我们尤其喜欢林青霞，常常为她的清纯和气质叹服，课间十分钟，几个女同学聚在一起，围着课桌看林青霞的照片，边看边说，有时会尖叫着，笑倒一片。

    我从此看到我性格里的另一面，温暖的，通俗的，它是属于“人”的那一面，在1988年的夏天，正一点点地呈现出来。我想我是长大了，梳着麻花辫，穿着布衣裙。那时我还戴着眼镜，很笨重的学生镜，架在鼻梁上，一不小心就会滑落下来。

    我从来不是个活泼的女生，枯燥，寡言，可是没有人知道在这张像被雨水淋湿的茫然呆滞的面孔下，曾有着多么敏感、耽于幻想的心。

    听歌我能听出眼泪来。1988年，似乎有一首歌叫《我祈祷》，优美、深情，我最听不得男人的深情，可是在黄昏的房间里，我一遍遍地放着这首歌。

    我蜷缩在角落里，看着光线从西窗一点点地落下去，而夏日如此盛大，我睁着眼睛，呼吸着，感觉到心一点点收缩得疼。这就是我成长的一部分背景吗？一首情歌，唱着古老的男欢女爱，忧伤、纠缠，沉到骨子里。1988年的我还来不及体会爱情，我是那样一个单调、苍白的姑娘，了无生趣。可是听着歌，我觉得自己快要哭了。

    我忧伤至极，且富有情感。我喜欢戴望舒的《雨巷》，因为他把姑娘比作“像丁香一样”，我喜欢的还有很多，老电影，老歌，分离的、来不及实现的爱情。我喜欢一切短暂的、来不及实现的东西，淡淡的伤怀的情绪，无边无际的，捉摸不定的。

    像所有少女一样，我正在成长，可是亦懂得了怀旧。我常常就哭了。春节时和弟弟贴对联，我缩着脖子，袖着手，把糨糊瓶夹在手肘里递给他，我说，今年又长大了一岁。我想我是伤感的。家里有一盒苏小明的磁带，还有邓丽君的磁带，成方圆的，朱明瑛的……它们流淌在80年代初的空气里，流淌了很多年，而我和弟弟是听着这些歌长到了1988年。

    在这一年里，还有一首歌叫作《小站》，歌者好像是常宽，现在不太有人记得他了——能记得的肯定是我的同龄人，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同一时间段里，偶尔寻着这盘磁带，并喜欢上了他。听着这首歌，我眼前总浮现出两列反向而驰的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了，车窗旁坐着两个男女，他们注定是要失之交臂的。在这小站相遇，在四目相视的那一瞬间，心微微动了一下，然而火车开走了。

    对面火车上的那个人，也许是自己人，可是错过了。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虽平安，看着儿孙满堂，可是一天天地迟钝；这一生总的来说很吃力，也不知为什么，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而很多年前那次小站的邂逅，那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就这么轻轻一瞥，擦肩而过——也许他们早就忘了。

    崔健时代与张楚时代

    我在这里写下的关于摇滚乐的一点文字只是文化字面上的，跟音乐并不相干，这似乎带有点“隔靴搔痒”的性质。音乐人手底下的音乐只是音乐本身，跟文字并不搭界。然而文化人听音乐，首先得看歌词，寻找文字背后的企图。这中间，又隔了一层。

    我们背着我们文化的壳，企图做一些沉重的沟通。然后音乐只是音乐本身，它和万物一样，独立，冷漠，不沟通。当音乐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存在，附带上歌词等文字载体时，原初意义的音乐已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在上个十年间，崔健和王朔一起，代表着刚刚逝去的那个年代的“另类”声音。1986年前后的中国人已经苏醒了，然而仍有害羞的。那几乎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活泼、更接近于人本主义的时代。历史翻了个跟头，一切又从头来了。

    青年人开始寻根，刨根究底要弄清楚人类生存的原始意义和终极价值。一切都是新奇的、活泼的，智力上却显得平庸和不健全，像《诗经》以前的平凡男女和《荷马史诗》里的坚贞的英雄：人是认真的人，健康朝气，负有责任心，因为过于计较，也会显得苦痛和迷茫。崔健在他的歌里唱道：

    我脚踏着大地，我头顶着太阳

    我装作这世界唯我独在

    ……

    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

    我不愿活得过分实实在在

    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

    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从头再来》

    平凡人的英雄主义，在那个年代，不但是可以原谅的，也是可敬的。崔健那辈人，虽然浸泡过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却并没有被负荷压迫。“文革”把一切意义都消解了，到1986年，传统文化的伤口仍未愈合，使得崔健们的心智仍停留在少年阶段。他们也许觉得，时代仍处于人类的童年时期，只有他们才是开天辟地的一代人，远古洪荒，人类从他们开始。一切都在建构，消解，再建构。他们在自己推倒的废墟上建设着。

    我闭上眼没有过去

    我睁开眼只有我自己

    ……

    我攥着手只管向前走

    我张着口只管大声吼

    ——《出走》

    这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豪情也只有在崔健那个时代才会有。对于政治的无限热情也是那个年代的“愣头青”们的通病。崔健以另一种形式表达了这种热情。“文革”已经远去了，人们渐渐冷却下来，思想着，怀疑着；另一方面，轰轰烈烈的改革已经开始了，社会是进步的，欣欣向荣的，由不得你不相信。中国是政治大国。人们在两个时代的交合处站住了，慌张、不懂、半推半就……是一种有距离的热情，能拿得起放得下。《红旗下的蛋》《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及时地表达了国人的这种心态。在风格上已丧失了批判精神，有的只是处于外围和边缘的调侃，这调侃也是热情的。

    剔除了音乐的成分，仅仅从字面上解释崔健的摇滚是极其片面的，然而我们也只能如此。崔健怀抱着吉他站在舞台上，穿着泛白的黄军装，卷起一条裤腿，迷茫地微笑着，他口齿不清地吼道：“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然而他仍是不明白的。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似乎有太多不明白的东西。世界对他们是陌生的。他们喜欢较真、愤怒、歇斯底里，然而仍是无济于事的。崔健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言人，一个符号。他代表着真正的摇滚音乐。他的声音是那个健康年代，一个受伤害的人的内心的声音。

    崔健以后的十年，中国发生了一些事情，人们迎来了他们的世纪末。社会持续稳定着。人们丧失了理想。未来的好坏暂且不去管它，今天是重要的。每个人都在做些自私的小事情，蜡黄着脸，笃定，老实，然而内心是慌张的。

    在这个太平盛世里，我们失去了内心的和平。这是个无依无靠的时代，与前后都断裂了，成了时间之外的一个独立。人都是“小人”，也是无依无靠的，简陋，可怜。

    摇滚乐孤独地走了十年，渐渐陷入了低谷。崔健的“抒情时代”已经结束了。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他是个外人。

    直到1994年，出现了张楚。

    这个在崔健时代只能是听众的少年，穿过十年时间的膜，突然长大了。他有了自己的声音和语言。在这个空漠的时代里，他突然开口说话了。他说：

    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上苍保佑有了精力的人民

    请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请上苍保佑粮食顺利能通过人民

    ……

    不请求上苍公正仁慈

    只求保佑活着的人 别的就不用再问

    不保佑太阳按时升起 地上有没有什么战争

    保佑工人还有农民 小资产阶级 姑娘和民警

    升官的升官 离婚的离婚 无所事事的人

    请上苍来保佑这些随时可以出卖自己

    随时准备感动 绝不想死也不知所终

    开始感觉到撑的人民

    ——《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吃饱了饭觉得撑的中国人，仍在说着吃饭的问题，寻找能吃上饭的保护。这在十年前，简直是可耻的，应该予以痛击的。而在今天，却大张旗鼓地被保佑，往深处想一想，简直寒冷。时间是短暂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要抓紧啊，吃饱了饭，寻欢作乐——该升官的就升官，该离婚的就离婚。快乐，无所事事，阴沉着脸——张楚走在街上，遇到的中国人都是阴沉着脸的。他的富人朋友阴沉着脸，穷人朋友呢，也阴沉着脸。然而内心实在是饱闷、空虚、快乐的，也不乏善良。这样的人理应值得上苍的保佑和同情。

    关于爱情，张楚是这么认识的。他和她面对面地坐着，彼此都是很善良的人，也没什么主张，又都喜欢幻想。恰好这时候街上的阳光很明亮，他打了个哈欠，觉得是困了。他是想和她睡觉吗？张楚接着唱道：

    我躺在我们的床上

    床单很白

    我看见我们的城市

    城市很脏

    我想着我们的爱情 它不朽

    它上面的灰尘一定会很厚

    我明天早晨打算离开

    即使你已经扒光了我的衣裳

    你早晨起来会死在这床上

    即使街上的人还很坚强

    ——《爱情》

    通篇是慵懒的独白，像是在太阳底下回忆往事，盹着了，跟现在的他并不相干。然而说到后来，竟有些喘息未定了。看得出他有些紧张，也不知他紧张什么。大约看到有人平白无故地死了，在早晨，还跟他睡过觉。听起来是怪吓人的。但却不是因为这个——他的紧张当然不是这个。因为不是这个，我们听的人也紧张了。末尾，才有音乐响起，他逼尖了嗓子细细地喊道：

    离开 离开 离开 离开你

    离开 离开 离开 离开你

    然而又能去哪呢？街上的人都很坚强，当从窗前走过的时候，也许知道那里头有具女尸，也许不知道。然而还是走过了。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叙事在张楚的摇滚里占了很大的比重。当音乐成为一种载道工具时，我以为选择叙事比选择抒情更讨巧一点——况且我们这个时代已算无情了，只有自顾自地说话。

    《赵小姐》是一篇叙事很浓厚的作品，讲的是一个女孩子，名字不拘，叫“赵莉、赵莉莉或赵小莉”，暂叫她赵小姐吧。她跟父母住在一起，能免费吃到东西还能休息。她有工作，但常会跳槽。她后来又找了一个男朋友，可以去对一个男人撒娇。

    在一种时候她会真的感到伤心

    就是别人的裙子比她身上的好

    她想她的脸是可以赞美的

    她还有够风韵够女人的脾气

    她的未来应该有浪漫和诗意

    男人会暗中恋着自己

    在懂手段的男人面前她会沉不住气

    她知道这太危险她会吃亏的

    最后她的纯洁战胜了好奇

    她决定只上街买点儿便宜的东西

    ——《赵小姐》

    张楚的人文关怀几乎落到了我们时代的每个人头上。那些吃饱了撑的无聊的人们，还有赵小姐这样平庸而美丽的女孩子。这是个宽容的时代，而且他足够善良。他的善良里有不耐烦。

    同期的叙事风格在窦唯和何勇的作品里也能见到。何勇的《钟鼓楼》是这么叙事的：

    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

    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

    他们正在说着谁家的三长两短

    他们正看着你掏出什么牌的烟

    小饭馆里面辛勤的是外地的老乡们

    ——《钟鼓楼》

    有点自说自话的性质。窦唯的《高级动物》是他的《黑梦》专辑里较好的一篇。人这高级动物已经没的说了，那就别说了。去掉了人生的雕饰，只剩下了不相干的词组：

    矛盾 虚伪 贪婪 欺骗

    幻想 疑惑 简单 善变

    ……

    能说 空虚 真诚 金钱

    末尾，突然唱起来了，“幸福在哪里，幸福在哪里呀？”调子是我们所熟悉的一首童谣的调子，让人想起小时候过家家——小孩子是等不及要长大的，长大了，却再也不能回去了。只好在歌声里欺骗着。仍是苦涩的。

    摇滚乐到张楚为止，第二个高潮已经结束了。这批70年代左右出生的新一辈摇滚人，只用一两年时间就把他们身处的世界给说清楚了。他们再也无事可做了。

    时代是再简单不过了，人却无端地变得复杂起来。理所当然地，我们对于人世的关注就变得容忍和大慈大悲了。而在张楚的大慈大悲的背后，明眼人不难看出，那骨子里是凉的。

    我看“七十年代”

    早在十年前，李师东先生就提出“六十年代作家群”的概念，并在《青年文学》开设专栏，重点推出。以出生年代划分作家，一代人的写作从此被摆到桌面上，堂而皇之地，这是第一次。

    那么后来，“七十年代”的应运而生，也应该是极其自然的事。现在，“八十年代作家”也横空出世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就这样扛着这面旧旗帜，躲在时代的阴影里，消消停停地往前走，慢慢地成长、衰老、消亡。有的就此“名垂青史”也未可知。

    我不知道百年后的“文学史”（如果百年后还有文学的话），是否会留下“七十年代”这个条目。我不知道这个条目该怎样被定义，被评估。这确实是个有趣的现象。

    在刚刚过去的三两年里，几个“七十年代出生”的新女性，充分利用了这个名号，在文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文学概念成为时尚名词，妇孺皆知。它被玩得如此娴熟，一夜之间昙花怒放，倾倒众生。我们得心服口服。

    一个时代就这样被粗暴地界定了。“七十年代出生”，就是酷，作秀，糜烂。几个年轻的女作家成为这个时代最初的代言人，年轻人跃跃欲试，心急如焚。年长的人摇头叹息，觉得这个时代完了，女人们竟如此不顾廉耻，世界末日怕要来了。

    更多的“七十年代出生”被掩埋在这面旗帜底下。像所有这个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安静地生活着，无知觉地成长。上学，工作，谈恋爱，结婚生子，慢慢地负起责任来。一切枯燥至极，也偶有抱怨，因为辛苦、劳累，为千百年来存在着的道德感约束着。

    可是我猜，他们有时是迷茫的，一直被压抑着，难免会气喘吁吁。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时代到底发生什么，竟变得如此出位、猖狂、无耻？人到底还是从前的人呵，被生下来，长大，有容颜和思想，有需要呼吸的生命。

    现在和从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们都知道是一样的。在这个大同的世界，有些东西是亘古不变的，千百年来早就被证明了。“七十年代”实在再微小不过了——所有年代都是微小的。十年，时间长河里的一粒尘埃，再翻跟头，又能翻到哪儿去？

    我从不相信有“大不同”的年代，哪怕它是乱世。所有年代都是相似的。就比如，我们生在这个年代，因为年富力强，又有话语权——人一旦掌握了话语权，就变得非常武断，丧失了理智，开始胡说八道起来。我们说，是的，我们这个年代是不同的，它有理想主义色彩；或者说，我们身处乱世；如果不幸未赶上乱世，就有另一种说法：我们的时代是堕落的，物欲横流，娼妇满街。

    总之，任何人都想证明，他所处的年代是迥异于别人的，有个性，才华横溢。可是这有什么意义呢？每个年代的产生都是有背景的，绝不是空穴来风。那里头的继承性，层峦叠嶂的，说起来恐怕要让人头疼。

    真是让人头疼的，每每听到人们对自己时代的论证，那里头的优越感、自私、不负责任，如果不是因为无聊，大约也是太天真幼稚，近乎孩子气吧？

    剔除了各个年代里那花里胡哨的表象，我们能看到什么呢？人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人情世故。还有人和人的利益关系，微妙的情感冲突……“七十年代”出生是个例外吗？为什么会被大张旗鼓地宣扬？怎么就被视为洪水猛兽了？只不过是因为年轻。时代握在他们的手里，在所剩不多的青春年华里，他们想跳一跳，就像蚤子一样。

    “七十年代”是堕落的，就因为几个狂躁的、不谙世事的女作家，整个时代被牵连了。整个时代，被视为是颓废的、无望的、末日的时代。

    这真是可怕。

    如今，三五年过去了，“七十年代”已被人忘却，所有人都厌于谈此。它就像一桩丑闻，被人说烂了，说臭了，叫人恶心。在这之后，文坛开始热炒“网络作家”，诗歌界又有骚动沸腾的“下半身”出现，总之，是年轻人的世界。

    而且，“七十年代”也老了，她们中最早出生的一拨人，现已年过三十。更年轻的“八十年代”正在成长。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造就新的文坛热点——毋庸置疑，文坛是需要热点的，它就如一注兴奋剂，使得一具日趋衰竭的肉体，在短时间内变得活力四射，充满了幻想。那么，这新的热点，该如何去造就呢？打什么名目呢？委实难以想象。出版商和小报记者要动动脑筋了。

    继续说“七十年代”。

    虽然作为概念，“六十年代”最先被提出，但“七十年代”的冠名权仍应归结于常州人陈卫。1973年出生，1996年，他在南京创办民刊《黑蓝》，只办了两期就停刊了。

    我读过此刊，很薄的小册子，印制得很精美。上面登录了名不见经传的“七十年代”人的作品，以诗歌和小说为主，质量还不错。最初的名目叫“70后”。

    后来，《小说界》在1996年底，开设了一个新栏目叫作“七十年代以后”，专发小说，负责人是魏心宏先生。从此，一批新面孔开始登上文坛，并被人瞩目。我想说，这个栏目的开设在90年代后期是有意义的，也是必要的。它给当时的文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那就如换气。在此之前，文坛充塞着熟面孔，新人的作品很难被承认，看上去就要断代了。

    “七十年代以后”可谓横空出世，虽然它后来串味了，但是我想，这跟栏目没有关系，它应该归咎于媒体和当事人。

    我是1997年看到这个栏目的。我给魏心宏写了封信，告诉他我对这个栏目的感受，并附上一篇屡遭退稿的小说。这篇小说刊登在《小说界》第四期。这是我在文坛的第一次亮相，也算是最早亮相的一批70人吧。

    后来，南大的一个博士告诉我，你现在被关注了，你的名字上了文艺报，李洁非开始评论你的小说。我问，是因为我发表的那篇小说吗？他说，这还不够吗？你得趁势多写，你很快就要出名了。

    我知道出名对我意味着什么，快感、虚荣心，我的名字会不断地见诸报端，像明星一样炫目。然而，我实在很偷懒，即便在1998年。正是在这一年里，媒体对“70后”女作家开始狂轰滥炸；很多女作家疯狂写作，据说有人竟写脱了发。

    时代是这样热火朝天、急功近利，容不得你静下来多想。出名几乎是一夜间的事，有时都不敢相信。来得太快了，多少年的压抑一瞬间释放了，然而没有快感，只有无边的虚弱和无聊。

    真是无聊的，在1998年我就感觉到写作是无聊的，成名也不过如此，它无法换来更切实的东西。一天天在电脑旁坐着，看着正午的阳光一点点地落下去，天色暗了，夜更深了。看着窗外的夏天的小树林，隔了几天，树叶凋落了，冬天来了。

    真是恐怖。生命的浪费，不着边际的虚无。那段时间，我倍受压抑，不得不做深呼吸，有时也呕吐。

    不断地有编辑来约稿，索要照片。媒体也跟风而上，远方的朋友给我寄来《陕西日报》，因为上面有介绍我们的文章和照片。香港《亚洲周刊》的记者也来了，采访了最当红的四位“70后”女作家，我是其中之一。而那两年，我只发表了三四篇小说。

    我闻出气味有点不对了。这里头有什么东西让我开始怀疑了。我完全能够明白，那不是因为我的作品，而是人，是整个一代人，一个群体。他们开始健壮，站出来大声说话。他们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引人注目，不惜搔首弄姿。

    而与此同时，个体的区别很快显现出来了，包括他们的写作和为人姿态。我已经看到了，更大的分歧和变故还在后头。果然，媒体变得不再客气了，不断有尖锐的批评出现，也有读者感到很困惑，他们提出疑问，难道“七十年代以后”都是这样的吗？她们只能代表自己，凭什么遮蔽一代人？

    在短短的两三年内，“70后”女作家如日中天，少数几个甚至红得发紫。一个优秀的作家一生难以达到的荣誉，她们达到了，而且超过了。因为那不是作家的荣耀，而是明星的。

    确实是明星的。我们去上海参加活动，偌大的上海体育馆，数千名读者和观众。那天是星期天，被邀的还有演艺界人士、体育界明星。有很多不明真相的市民走过来看热闹，问我身边一个戴墨镜、衣着袒露、神情妖娆的“70后”女作家说，你们是歌星吗？

    她神情冷淡地说，我们是作家。

    真是鱼龙混杂的一拨人，也不知怎么就弄到了一起，彼此都觉得气味不投，很吃力。总之，这是一场表演，整个文坛被人拿来当作剧场，上演了一出闹剧。直到另一个女作家出了本小说，名扬四海——因为被列为禁书。后来听说《糖》也被株连。我们的小说集交上边审查，答复说出版是可以的，但不能宣传。结果我的第一本书卖得很惨，书商去南京参加书市，像做贼一样不敢露面，因为怕被退货。

    谁也没想到，轰轰烈烈的“70后”美女作家是这样草草收场的。只两三年时间，昙花一现。她们中的有些人得到了莫大的实惠，成为千万富婆，可谓名利双收。然而我可惜的是她们的才华，都有过理想，大约也纯真过，做着文学梦一年年地长大，后来实现了。实现了，才知道一切全不是那么回事。

    这其中也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总之，肯定出过问题。连她们自己也来不及细想，一切随风而去。我不知道她们是否还会写作，如果不写作，又能干什么呢？年纪轻轻，还残留着一点娇颜。又能干什么呢？

    我的同龄人，最初的盟友，至今，我对她们还抱着几乎是友善的态度。我记得第一次读《啦啦啦》时，竟很紧张。一个语言天才，有人把文字写到这个份上，我辈也无须写作了。后来我见到了作者，那么性情坦诚的一个人，具有某种不确定的复杂性。声音沙哑，极具魅力。我后来跟一个朋友议论道，真是担心呀，怕她把才华一下子用光了。朋友也说，她是注定要成为流星的人。不过没什么，也许再过两年，写作于她已经不重要了，她不看重它了，这才是最好的收场。

    还有《艾夏》，我也是喜欢的。1996年，这个中篇呈现在我面前时，是那样的真诚，才华横溢，能闻得见青春、夏日炎炎的气息。那里头还没来得及盛下物质。

    说起物质，我们已经看到了，它怎样作用于这一代女作家身上，被夸张，推到了极致。它腐蚀着她们，让她们变形、异化。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个物质的时代，它已经存在了，成为强大的现实。我们无从拒绝，必须直面它。

    有一次朱文颖跟我说，魏微，我们也得考虑一下市场了。我们的书要是好卖，能赚到钱——她沉思了一会说，我们是不是太物欲化了？

    我想了想说，也许吧。这应该是趋势。

    这就是“70后”的特点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每代人都是私欲的、重物质的，这是人的本性，无可厚非。只不过程度深浅罢了。

    我们受它左右，不自觉地陷入泥淖中，虽抗争，但最后还得妥协。这就是我们这代作家的命运吗？我不知道。

    “70后”女作家就这样被人遗忘了，它像一阵风，到宝贝事件为止，渐趋式微。可是它是怎样的一阵风呵，曾吹得人睁不开眼睛，乱了方寸。后来，较为安静的一拨人还在写作，可是已不再有人提起。

    1999年，《芙蓉》杂志重塑“70后”，意在纠正这股邪风，更年轻的一拨新人崭露头角。自此以后，小说界诗歌界的新人层出不穷，每年都会闹出一两件让人侧目的事来。我们惊诧，在文学已衰落的今天，民间竟有如此多的新人，在他们热烈、微妙的青春期，进行狂热或者安静的写作。

    漫山遍野，到处都是。

    “七十年代以后”，就这样成为一代人的代名词，先是从文学界叫起，后来作用于各个行业，网络、艺术、新闻媒体……总之，这是个褒贬不一的词，它的定义还需重新确认。尤其在文学界，如果我们向年长者介绍新人，千万别说，这是“七十年代”的。因为她会皱眉头，变得非常不厚道，掉头而去。也有很多70男作家愤愤不平，他们耻于与同龄女作家为伍。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宣称：如果她们是“七十年代”的，那我就不是。

    我以为这太激烈了，也似乎没有必要。无论如何，时代是无所谓对错的。只不过是几个年轻女子，为虚荣心和名利所驱动着，急于想站在人尖儿上——谁不想站在人尖儿上？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方式，而我们这个时代，恰好提供这种轻浮的方式。她们利用了它，仅此而已。

    我未尝不知，一个作家首先是品性，然后是才华。然而这两点，在某些“70后”女作家身上，似乎很难统一。她们是那样的富有争议。但是我仍想说，我可以因为才华而原谅一个人的行为，可是不能因为品性而原谅她没有才华。

    是呵，一个女人当真做到无耻，那没有她办不成的事——任何时代都如此。但即便万恶如“七十年代”，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也难做到这一点。因为有羞耻心，因为看得更清楚。

    总之，底线是有的。时代列车将继续前行，不会停下。

    我与广州的前世今生

    我来广州晚了些，2005年，三十五岁。回望我和这个城市的关系，是有点像婚姻中的媒妁之言：一个偶然的机会，两个不相识的男女坐到一起，彼此看上一眼，印象尚可，于是对自己说，就是他（她）吧。也因此，我和广州的结合，起初是少一点浪漫主义的，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

    2004年年底，经一个朋友牵线，我和广州的一个文化单位建立了联系，不久就见面了，一个月后举行“婚仪”。我疑心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落户一个从来不承想的城市——这样说似乎有欠公正。我将结束漂泊生活，如果不出意外，我将在这里落地生根，很多年后也在这里长睡不醒。

    我记得我在少年时期，对广州曾有过几年单恋。我这一代的少年人，打小就有离家出走、飞身扑向大城市的冲动——越是小地方出生的，越有这样的冲动。而当年的大城市，我看来看去只看得上广州，如果还有“之一”，我会加上深圳。须知，那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我这一代人所理解的改革开放，是和这两个城市脱不了干系的。

    我不知道当年是什么原因阻止了我向广州投怀送抱，后来我辗转南京、北京，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以至于把广州忘得干净。我是落户这里以后，才想起从前的那回事：我对这城市曾怀有过激情。不妨说，那是一种狂热的单相思，像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我渴望和它进行碰撞，撞个满怀。我想南下，下海，当一回弄潮儿——这全是那个时代的新鲜词汇——也许说到底，我只能去当一个女职员、打工妹、女学生，然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将贴着时代的脉搏，与它同呼吸，共浮沉——更准确的表达也许是，它浮了，我沉了。但是我不介意。

    我幻想自己怎样离家出走，拎着大包小裹，中间几经周折，终于挤上了一趟南下的列车。我的视野突然开阔了，似乎我已经看见了，就在此时此刻，这个国家不知有多少趟南下的列车，发自北京、上海、成都、西安……中间停靠无数的小城小镇，也就是说，它们很有可能把全中国的有志者、梦幻者一股脑全卷了，满载他们一路南下，南下。

    多么壮阔的一幕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在刚刚过去的二三十年间，我愿意这样设想，趟趟列车都奔向广州。我幻想自己就在这“时代的列车”上，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我是那样一个羞怯的、满怀憧憬的姑娘，眼神直愣愣的，偶尔也会眨一眨。我的神情一定严肃至极，浑身充满紧绷绷的力量，即便睡着了，嘴角也会泛起微笑。一车厢的人全是这样的神情，痴痴的，直勾勾的，犹疑的，梦游一般的，或有微笑的，沉思的，打着瞌睡的。

    昏暗的车厢突然一阵骚动，广州到了。是啊，广州到了。后来，每当我忆起这虚构的、我一生中并不存在的一刻，我都不能自已。这一刻，是背井离乡的欧洲人经过漫长的海上漂泊，遥遥看见自由女神像的一刻；这一刻，是革命青年奔赴延安，抬头看见宝塔山的一刻；这一刻，更像是百年前的乡下混混们初涉上海滩，幻想当流氓大亨的一刻。概而言之，广州这几十年，是有点类似于历史上的纽约、上海、延安、芝加哥。究其原因，是它们的身后都站着动荡、理想、激情、可能性。

    很多年后，当我落户广州，几次出入广州站，我都试图想象当年的情景，年轻的我站在出站口的风里，蓬头垢面，满面倦容。无数的人挤迫着我，我躲一躲，再躲一躲。一边护着行李，一边还要东张西望。我不知道要去哪里。一个男人倚着廊柱看我，我把眉头一皱，脸拉得老长，意思是，少来这一套，我是不会上当受骗的。因为在此之前，我已被多次提醒，人心叵测，世事难料。不要跟人搭讪，不要对视，不要回头。于是，我很果断地拎起行李，大踏步地，让自己消失在人群里。

    我想说的是，我当然可以想象当年的场景，却再也没有当年的心境了，就是那种胆怯的，又是无畏的，又是危险的，脑子里一闪一闪的全是无意义的思想的小气泡。现在的我是个成年人，冷静，笃定，我已过了创业期，我来这城市不是为了奋斗，而是安居。广州给了我少年时代曾梦想的一切，光滑、舒适、漂亮，也许是太漂亮了，以至于我来这城市的最初几年，都不再有焦虑、渴望、痛苦。我对万物都不再感兴趣了，虽然会装出感兴趣的样子。我都怀疑自己是否还有感情。

    可是那天，当我站在广州站的广场上，看着那些进出站口的外省人，看得久了，便恍惚觉得，我可以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他们每个人都是从前的我啊，代替我实现了与这城市最结实、艰辛、活跃、难测的关系。而现世的我一旁站着，很遗憾自己不能代替他们。某种意义上，我和广州的关系是因为这个建立起来的，像年少时失之交臂的情人，很多年后再结合，起始是需要许多艰难磨合的；一年年的相濡以沫，有一天自己都不期然地发现我对它竟如此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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