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分庭抗礼，张国焘发出“最后通牒”

    天地间在渐渐亮起的一抹曙色里有了响动。

    那是太阳正在跄跄踉踉穿越大洋的风暴如期而至的脚步吗？

    但它往日那种鲜活裸亮的光线却被层层叠叠的云块封闭住了，那响动分明是云块拥挤碰撞的声音。而且还有丝丝缕缕撕扯不断纠缠不清的雾霭在旷野上升腾浮动，使得本来就过于潮湿的空气变得更加沉闷、浓重……总之，这个早晨整个呈现出的是一种郁暗的色调。

    这是9月9日的早晨。

    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在阿坝地区已经停滞好几天了。

    他焦急地等盼着徐向前、陈昌浩率部南返的消息，没想到等到的却是毛泽东等7人联名发来的电报，再次促他率左路军北上。

    “今天是最后期限了，”张国焘对黄超说：“你通知各军，做好南下战斗准备，尤其要做好原五军团、九军团的思想转变工作。”

    “我看毛泽东等人是不会同意徐、陈拉他们过来的。”黄超说，“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了。”

    “没有余地好嘛！我即行使总政委职权，今天就下达行动命令，看到底谁硬得过谁！”

    “不过，以卑职之见，张主席最好给他们再发个电报，明确地告诉他们，不管右路军来与不来，我们决计要挥师南下。”

    “那好，再给他们发个电报！”

    张国焘当即拟就了一份电报稿，复电徐、陈并转中央：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连续10天行军，左路20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岷、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

    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到松岗，约6天行程，沿途有两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人，苞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须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打。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国焘

    9日24时

    拟好了电文，张国焘又仔细推敲琢磨了电文内容和措词，看有无破绽，会不会被毛泽东等人抓住大做文章，因为眼下是他一个脑袋对付好几个脑袋。同时他认为，文中锋芒不可太露，含蓄、客气一些为好，因为毕竟是和中央对话。

    他逐字逐句地“滤”了一遍，尤其对电文第5条的末尾一句颇为满意：“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因为在两河口会议上，博古对他的南打或西进方针进行讽刺，说如果西进川康，部队将会成为瓮中之鳖，亦形同麻雀飞进了阴沟里。他对此话一直愤懑萦怀，今有必要扯出来予以“回敬”。

    照电文所言，张国焘南下主张似乎要比北上更有利于红军生存与发展的把握，理由也十分地充足，而北上前途未卜，凶多吉少，“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说穿了就是无止境的逃跑！

    他审阅毕，确认没什么问题了，便交给黄超去发报。

    黄超问：“此文是否让朱总司令一阅？”

    张国焘摆摆手：“不需要了。”

    黄超走后，张国焘反倒显得有些不安地在屋里徘徊踱步。他揣度着此电发出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毋庸置疑，自懋功会师以来，同毛泽东等人争来吵去的根由所在就是指挥权的问题！——他在同四方面军部分高级干部谈话时直言不讳地这么说。几个月来，没完没了的开会，而每次开会总是以毛泽东等人占绝对优势的意见行事，他成了势单力薄的少数派，极难推行自己的主张。唔，尽管周恩来做出一番姿态，把总政委让给我张国焘，可总政委还是有职无权，既指挥不动部队，也做不到令行禁止。就连总司令部也形同虚设，什么“总司令、总政委全权指挥全军行动”，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而毛泽东等却以军委或中央之名独断一切，发号施令。毛泽东径行核阅所有军事文件，无论是情报、作战计划，以至于人员调配、行政管理诸方面都要过问，概不放过。

    哦，你毛泽东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在张国焘看来，毛泽东只不过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对国际共运和对中国工人阶级并不真正了解，只是对农村、对农民津津乐道。

    他还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并不虔诚，只是懂得一些皮毛或“只鳞片爪”。你看那马背上给毛泽东驮的大麻袋小麻袋里装的都是些什么货色，几乎全是封建时代的老古董：《吕氏春秋》、《贞观政要》、《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红楼梦》、唐诗宋词，甚至还有《金瓶梅》，甚至还有占卜算命的八卦易经……会师以来，毛泽东屡次在会上发言，很少讲马克思列宁同志怎么说，总是顺口来几句孔夫子怎么说，老子庄子韩非子怎么说，以显高深，故弄玄虚，甚至以离奇古怪的荒诞神话式的言语为自己所谓的天才主张极力辩护——说穿了，耍的尽是诡辩术！

    唉！今日觑来，要与毛泽东合作很难！要同毛泽东达到共识极不容易！要想从毛泽东手里接过指挥大权简直是藉虎谋皮！

    张国焘思来想去，焦虑烦躁的情绪一如这早晨郁暗沉闷的天气。

    由此他断定，让黄超发的这份电报一定又是白费，毛泽东等人依然不会接收！

    蓦然，一个狂热的念头在他膨胀的如饥若渴的内腹翻腾滚动：古人云，慈不掌权，义不掌财；无毒未必真英雄，绝情何尝不丈夫！事到如今，只有来个先礼后兵，一决了断！

    “老徐，你看如何是好？”陈昌浩看了张国焘那封写有甲、乙、丙和六点说明的复电，情绪骚动起来，“张主席主意已定，谁也无法撼动啦！”

    “你说该如何办呢？”徐向前瞥了他一眼，反问道。

    “既然国焘同志提出的理由如此充分，我们不行动也不好啊！这样老打嘴墨官司，已不是办法啦！”

    “中央肯定不会同意。”

    “如果他们不同意，那么我们也只好和他们分开喽！”

    徐向前不禁一怔：“你是说，我们拉队伍走，撇下中央不管了？”

    陈昌浩急不可耐地说：“老徐，一、四方面军合而又分，我们四方面军无论如何不能再分开了！再犹豫拖延，是要误事的！”

    徐向前何曾不着急呢！他在自己脑袋上捣了一拳，说：“我愿意四方面军分开吗？无论北上还是南下，要走最好一道走。昌浩同志，你是政治局委员，你最好还是再跑一趟，向中央报告一下。”

    “好，我去！”

    陈昌浩策马跑到中央机关驻地，向博古、张闻天报告了张国焘不同意北上的复电。

    博古愤慨地说：“中央三番五次电催，张国焘仍坚持自己的意见，是何用心？在他眼里，还有没有中央和军委？”

    陈昌浩发火道：“别动不动就给人扣大帽子好不好？国焘同志的主张也有道理，通向胜利和光明的路不止一条！”

    张闻天劝住二人的争吵，问：“昌浩同志，你认为该怎么办？”

    陈昌浩说：“北上不成，只有南下。”

    张闻天又问：“你也同意南下？”

    陈昌浩说：“不南下，总不能让两支部队分开。”

    张闻天思忖片刻，问：“向前同志的意见呢？”

    陈昌浩随口便说：“我和向前同志的意见一致。”

    张闻天觉得事态严重，便婉转地对陈昌浩说：“此事非同小可，我这就去找老毛和恩来商量商量。昌浩同志是清楚的，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政治局研究决定的，国焘同志也举手同意。现在他执意要南下，是他听中央的呢，还是他要指挥中央？况且，林彪的部队已经到了甘南，难道还要令他们返回？”

    “既然如此，你们看着办吧！”

    陈昌浩一脸悻愠地转身上马，回驻地去了。

    张闻天、博古立即来到毛泽东住处告知情况，研究对策。

    毛泽东忧虑地说：“看来，我们的处境有点不妙啊！老五（五军团）和老九（九军团）在张国焘的左路军里；林彪的部队已进抵甘南，距此地要走三天的路程；而我们身边，只有彭德怀的一点部队，不过三四千人。张国焘知道我们的力量，所以才这么放肆，这叫挟天子以令诸侯。”

    博古沮丧而忿懑地说：“要知如此，在毛儿盖就不该把队伍分成左右路。”

    张闻天说：“分左右路是必要的，问题是张国焘这个人实难对付，连朱老总也奈何不了他。现在看来，我们在左路的领导力量弱了一点。”

    毛泽东踱步沉思，突然问：“徐、陈二人是何态度？”

    张闻天说：“陈昌浩要跟张国焘跑，他说徐和他意见一致。”

    毛泽东沉吟道：“我看徐向前不会轻易跟他们跑。”

    博古焦急地问：“我们该怎么办？”

    毛泽东望着门外郁暗的天空，一口接一口地抽烟。突然，他抬手拢了一下长发，肃然悠然地吟咏起古老的诗经里一道典故：

    “百川沸腾，

    山冢旱崩，

    高岸为谷，

    深谷为陵。”

    何意？张闻天、博古略有领悟：世事变迁，运筹通玄，一切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远眺历史的去路，总是风雨雷电，血泪艰辛，苦寒恶暑伴着思索沉默的呐喊……

    他们的眼前，昂然挺立着耀亮着那个思索恢宏的明晰而睿智的头颅！

    毛泽东说：“不管张国焘愿不愿意改变他的主张，中央决不能屈服于他！北上与南下两条不同的路线，不能妥协！这是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南下没有出路！”

    张闻天说：“再致电张国焘，重申中央北上的方针不容改变。”

    博古说：“令他率左路军速即北上！”

    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

    电文中写道：

    国焘同志：

    （一）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二）中央已决定右路军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在罗达、鹅（俄）界集中。

    （三）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

    中央

    9月11日22时

    电报发出后，毛泽东提议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

    他说：哪怕只有彭德怀的三四千人马，我们也要北上！

    2.千钧一发，毛泽东巧施“脱身”之计

    陈昌浩怏怏不悦地回到前敌总指挥部，已是吃午饭的时辰。徐向前忙让警卫员给他端过来一份饭：两个青稞面馍馍和一碗菜汤。

    “怎么样，中央同意国焘同志的意见吗？”徐向前急切地问。

    “同意个鸟！”陈昌浩烦躁地摇头说，“中央根本不愿南下。狗卵子，我还挨‘黑面木偶’（指博古）和‘洋博士’（指张闻天）一顿指责！真是岂有此理！”

    徐向前不再问什么。单从陈昌浩两眼圆睁，耳根通红，太阳穴上青筋暴涨的神色里已看出此公正在气头上。于是便说：“吃饭吃饭，大家还等着你讲课呢。”

    “不讲了，不讲了，这种时候哪还有心思讲课！”陈昌浩无味地啃着青稞面馍馍说。

    “正是在这种时候，更应该抓一下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徐向前说。

    过草地以来，一些指挥员的思想紊乱，情绪低沉，违犯群众纪律的事屡有发生。几日前，徐向前就向陈昌浩建议，召开团以上政工干部会议，研究如何做好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度过难关。作为前敌指挥部的政治委员，陈昌浩因北上或南下方针争执不下，一直心神不宁，无心召开。

    “我已通知下去了，吃过年饭就开会。”徐向前说。

    “好吧，开就开。”陈昌浩喝了一口菜汤便甩下了碗。

    团以上政工干部陆续来到一个大藏包里。待与会人员到齐，陈昌浩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北声调向大家讲话：

    “懋功会师后，特别是过草地以来，我们的政治工作薄弱了，违犯群众纪律的事相当严重。部队每经过一地，不经许可，就跑到喇嘛庙里乱拿乱抢，随便宰杀藏人的牦牛，乱打藏人的羊群。当然喽，大家都饿得难受，但不能不顾红军的影响。今后如再发生这种事件，严惩不贷！

    “譬如有个团长——在这里我就不点他的名字，他亲自下令开出一个连去抢羊，抢了三只羊回来，被藏人打死打伤我们7名战士。抢回的羊煮熟了，可谁也咽不下去。狗卵子，真他妈的叫人痛心！

    “目前，掉队落伍的人数也在逐日增加，伤病员缺医少药，又不愿寄养在群众家里，生死要跟部队一块走，一说叫谁留下来，就闹着要死，叫给他一颗子弹……”

    也就在陈昌浩滔滔不绝地讲话之际，右路军机要室突然接到一份从左路军总司令部发来的密码电报——是拍给陈昌浩的。电文本应由陈昌浩本人亲自译出，但他正在会上讲话。值班机要组长陈茂生刚抄完密码，就觉得电报有点奇怪，正在犯疑，前敌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走了进来。听陈茂生这么一说，机要员出身的吕黎平迅速将电文译了出来。二人看了，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这是张国焘给陈昌浩的复电。

    据吕黎平回忆，电文的主要内容是：

    ×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

    吕黎孚和陈茂生马上去会场把叶剑英叫了出来，当面把电报交给了他。叶剑英见电报是打给陈昌浩的，便没有打开，顺手将电报装入口袋，然后手一摆，说了声：“你们去吧！”便立即回到会场。

    陈昌浩仍在台上讲话。

    叶剑英悄悄走了过去，从口袋里掏出电报，轻声对陈昌浩说：“政委，译电员送来一份电报，是给你的。”

    陈昌浩的讲话正在兴头上，斜乜叶剑英一眼，说：“等一会儿，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

    叶剑英退到一边，随便瞥一眼电文——只扫了一眼，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喉咙口！但他表现得相当机警和镇定。稍停了一会儿，见陈昌浩还在台上没完没了地讲话，他便借上厕所之际，走开了。

    毛泽东把照料贺子珍的任务又交给了警卫员吴吉清，让吴吉清陪贺子珍去休养连。他特别嘱咐贺子珍和小吴：“告诉四老（指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情况一有变化，彭德怀会马上派人护送休养连转移，并要大家做好随时行动的准备。”

    贺子珍点点头，深沉地注视着丈夫消瘦的脸庞，说：“润之，你要注意身体啊……”

    毛泽东点点头，也道了声：“子珍，多珍重！”

    他立在门口，目送着妻子的背影渐渐远去。

    这时，叶剑英大步流星地赶来了。

    “主席，这是张国焘刚发来的电报，是打给陈昌浩的。”叶剑英将电报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电报，立即抄了一份，然后将原文又交给叶剑英，叮嘱说：“不要让别人知道你已了解电报的内容，你马上回去，把电报交给陈昌浩，看他如何处理。”

    叶剑英急切地问：“那我们该如何行动？”

    毛泽东说：“迅速北上。你最好搞到一份地图带上，我们路上用。”

    叶剑英又问：“何时行动？”

    毛泽东说：“今晚即行动。”

    毛泽东大加赞许叶剑英干得漂亮，在危急时刻立了大功。以后常讲起这件事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在叶剑英送来这份密电的前一个小时，彭德怀也跑来报告情况，再次力促毛泽东采取防范措施，说：“陈昌浩已向四方面军的人放风要听张国焘的，如果他们真要强行解决三军团，后果将不堪设想！”

    毛泽东不停地吸烟，不作答。

    彭德怀忍不住地发火道：“老毛，你听我彭德怀一句好不好，为了避免自

    相残杀，我们可以扣押人质。”

    “不行！”毛泽东断然否定。

    空气里充溢着火药味。

    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从一个侧面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某日午前到前总，还在谈北进。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说阿坝比通、南、巴（川东北）还好。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这谁相信呢？全国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谈了。我没吭声，只是听了就是。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指张国焘给徐、陈的复电），改变了行动方针。我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

    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南进，毛主席亲到徐、陈处商谈行动方针。……我和叶剑英商量，如何偷出地图和二局（红一方面军情报机构）在明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司令部北进。叶示意想办法。毛主席脱险来到三军团司令部，发了电给林、聂，说行动方针有变，叫一军团在原地等着。天明还未见叶到，我以为出了问题。正怀疑之际，叶率二局（局长曾希圣）连地图都拿来了。陈昌浩布置的监视全被叶剑英摆脱了，幸甚！

    且说叶剑英回到指挥部，会议仍在进行，陈昌浩还在台上讲话。叶剑英悄悄把电报交给了陈昌浩的秘书，叫他转给陈昌浩。

    陈昌浩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讲话终于结束。与会者站起来扭晃着坐得麻木的身子纷纷离开了会场。陈昌浩仍然坐在台上点燃一支烟吸着，秘书这才将电报递给了他。

    陈昌浩看完电报马上收起。此时此刻，他心中翻涌着的是怎样的惊涛骇浪，别人不得而知。

    多日来，陈昌浩一直在十字路口徘徊不停。一头是中央的决定要北上，一头是红军总政委的指令要南下。如果单从一个指挥员的角度来说，他可以听总政委的，而不听其他任何人的。但他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随中央机关一道行军，中央就在他身边，就不能不听中央的。他深感夹在中间不好受。

    但就个人感情而言，陈昌浩对张国焘有一种知遇之恩。

    陈昌浩20岁时（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在武汉从事地TZ作，同年12月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1年春，他被张国焘看中，一起到鄂豫皖根据地，即开始与张国焘共事，得到张国焘的信任和重用，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接着担任红四军政委、红四方面军政委。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到达川陕地区，他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张国焘领导创建川陕苏区的斗争和多次反“围剿”的重大战役。在张国焘将原鄂豫皖苏区和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等打下去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便成为这块根据地和这支部队的领袖。

    就陈昌浩个人奋斗的简短历程而言，他的成长与进步，除了他本人的才能外，却与张国焘的栽培与重用分不开的。可以说，因为张国焘，他陈昌浩才有今天，才能在两军会师后在中央政治局给他争得一席地位，才能在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当上了政委。换言之，几年来，他一直同张国焘合作得很好，亲密无间，是张国焘的一名得力助手。同时他十分佩服张国焘的领导才干和驾驭诸事的谋略与练达，他深感两军会合后，红军离不开张国焘的领导，他也想再跟着张国焘干一番事业。中央决定分成左右路军时，他并不乐意到右路军，但张国焘执意要他去，他不得不去。由于和中央一道行军，直接在中央领导之下，他不得不听从中央的号令。在中央与张国焘关于北上与南下两个相对立的战略方针的尖锐冲突中，他深感夹在中间挨“夹板气”的滋味不好受：依了中央的，得罪了张国焘，他于心不忍；依了张国焘，中央不答应，他也不好办。他不理解中央为什么非要一直坚持北上的方针不变？在标着“南下”和“北上”这架命运的“天平”上，陈昌浩终于将情感与理智的砝码抛向了张国焘托出的“南下”的盘子里。

    吃晚饭时，他对徐向前说：“老徐，国焘同志又来电催我们南下，我看我们不要再迟疑了，这样耗着要误事。”

    徐向前说：“你去跟中央交涉吧，看能否说服他们，要南下就南下，要北上就北上！”说罢，将碗筷一撂，站起来走了。

    陈昌浩望着徐向前的背影，知道他心里尤为难受。徐向前对四方面军的感情比看待自己的生命还重！

    陈昌浩决定，马上再找毛泽东、张闻天等人谈一次。

    夜幕“哗啦”一下垂落了。一抹血样的余辉从云块裂开的一道缝隙里涌溢而出，瞬间将苍白的云霞染得殷红，但又迅即隐没了。遥远的沉默的雪山也随之失去了它明晃晃亮灿灿的光泽，留下一重重巍峨的剪影。

    在毛泽东眼前的一线曙光，也仿佛是这血样的一抹余辉倏忽消失了。

    他感到痛心：难道太平天国洪杨内讧的悲剧今天会在红军内部重演吗？如果那样，中国共产党人惨淡经营、殚精竭虑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将毁于一旦，红军历经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这点革命的火种将自灭于这个亘古的泽国边缘……不！要设法挽救这个行将残破的局面，要尽最大的或是最后的努力避免和制止将要引发的一场睚眦残杀！

    毛泽东要亲自去一趟前敌总指挥部，竭力争取陈昌浩和徐向前。

    张闻天拦住说：“你万万去不得，我们可以通知他们来。”

    毛泽东说：“要他们来，反倒被动，不如我先去找他们探探虚实。只要把二位争取过来即可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张闻天踌躇了一下。他知道，毛泽东是不喜欢身上带枪的。朱、毛在井冈山会师时，毛泽东担任红四军党代表，朱德任军长，但毛又兼任第十一师师长，朱兼任第十师师长，于是毛泽东第一次挎上了匣子枪，但他很快把枪交给了警卫员，从此再也没有见他身上带过枪。长征以来他手里拄的只是一根拐棍。张闻天暗暗感慨：最早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老毛，却不喜欢带枪。于是说：“要去，我俩一块去。”

    毛泽东说：“还是我一个人去的好，你约一下博古，到恩来、稼祥那里开会，我很快就去。”

    他说得很轻松，也很决绝。说罢，迈开步子向二三百米开外的前敌总指挥部走去……

    陈昌浩正在考虑是亲自去毛泽东住处，还是给毛泽东等打电话请他们来。思来想去，他终于抓起了电话——就在这当口，毛泽东出现在他的面前。

    “昌浩同志，根据国焘同志的来电，中央即复电，恳切希望他能率左路军前来和我们一道北上。”毛泽东平静地说。

    “嗯……”陈昌浩咳了一声，口气变得有点涩硬，“国焘同志一再电催南下，我看也很有道理。蒋介石发现红军北上意图后，正调集重兵向甘、陕、宁集结，此时南下正好杀他个‘回马枪’。我看南下比北上更有利！”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吸着，没有立刻发话。

    陈昌浩见状，以为毛泽东心有所动，又说：“两军没有会合之前，四方面军就有这个打算，以川康为依托，在四川盆地建立苏区，伺机攻取成都，在那里打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帜。就目前情况看，中央与张总政委之间虽然有些分歧，只要合力南下后，召开会议，通过民主的方式是可以消除分歧的。”

    毛泽东听着，觉得此公已无法“争取”过来了，再规劝也无用。于是问：“向前同志呢？”

    陈昌浩说：“他总是如此，每到晚上就去查查哨。噢，向前同志的意见是不愿再将四方面军分开。”

    毛泽东沉默了片刻，说：“既然要南下嘛，政治局要开个常委会统一一下思想。恩来同志和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找他们开个会吧。”

    “好，就这么办吧！”陈昌浩同意了。

    但陈昌浩没想到，这是毛泽东巧施的“金蝉脱壳”之计。

    借着月色，毛泽东来到徐向前下榻的地方，见徐向前正在院里散步，便走过去问：“向前同志，张总政委要南下，你的意见如何？”

    徐向前看到毛泽东亲自来找他商量，感到事关重大，不然不会夜晚登门。他慎思片刻后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不妥。”

    毛泽东听出了徐向前所说的意思，就只好嘱咐他早点休息，即告辞而归。

    毛泽东火速赶到巴西附近三军团驻地。张闻天、博古见毛泽东来到，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此刻，王稼祥已被用担架抬到周恩来的房屋里。于是中央常委们召开紧急会议。

    大家一致同意不改变北上路线，并一致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事态危急，事不宜迟，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因为三军团只有4000余人，一军团的兵力也大致如此，张国焘的人马占绝对优势。

    毛泽东说：“自古以来，自己人打自己人，这是个大教训。张国焘倚仗自己人多枪多，与中央分庭抗礼，欲凌驾中央之上，那就由他去吧！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哟！怎么办？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们赶快走掉，走晚了，张国焘就要强迫我们服从他的意志喽！”

    周恩来说：“中央完全有权决定自己的行动。但我们单独北上，张国焘肯定会说我们搞分裂，我看最好改变一下名称，叫‘抗日陕甘支队’，如何？”

    “好！”毛泽东表示赞同，并补充说，“还应起草一个《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及时发出。”

    博古说：“对对，以防张国焘钻空子，攻击我们。”

    “不能再耽搁时间了。”毛泽东即作出部署，“通知三军团凌晨两点出发。为了给即将进行的行动打掩护，由叶剑英去通知陈昌浩，就说部队要南下重返草地，需要多准备些粮食，动员部队在天亮时去地里收割青稞。你们看这样如何？”

    大家表示同意。

    毛泽东又说：“今晚你们都走，我留下断后，同时做做四方面军一些干部的工作。”

    张闻天说：“你可不能留下，大家一道走。”

    毛泽东说：“冇得关系，我相信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

    周恩来说：“我也留下陪主席。”

    毛泽东摆摆手：“恩来有病，宜早走。”

    刻不容缓。

    紧急会议一结束，大家分头去做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1935年9月10日这一天，被毛泽东视为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关系到党的命运的“千钧一发”的时刻。——这一切来自张国焘的威胁，他的那份拍给陈昌浩的“密电”是这种威胁的引发点。

    叶剑英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向陈昌浩作了谎报。陈昌浩并没有引起注意——他很可能认为没有理由特别警惕，毛泽东的人马少得可怜，是不敢自行离去的。

    然而，最危险的任务落到了叶剑英和杨尚昆（此时已不在三军团当政委，改在总政治部当副主任，陈昌浩兼主任）身上。他们必须离开指挥部，但又不能引起别人的怀疑。如果有可能，他们要带上由一方面军的人组成的二局和政治部的人员一起走。

    叶剑英和杨尚昆为商量怎么脱身，设想了几个方案。一个办法是早点走，但想想不行，早走容易暴露，人员带不走；一个办法是晚点走，但想想也不行，晚走就很可能走不出来了；最后商定凌晨两点和大家一块走。

    叶剑英的任务是要把在指挥部办公室墙上的那张军事地图搞到手。地图是从胡宗南部缴获的，上面有川、陕、甘、青等省的地形及军事部署情况，非常重要。但指挥部办公室里，一天到晚都有参谋人员守着，陈昌浩也时常进出。怎么得手呢？叶剑英心里暗暗发急。突然，他灵机一动，装着无意地将身子在地图上一蹭，把地图碰掉在地上。他借此还把参谋们训了一顿，说只有这么一张宝贵的地图，行军打仗全靠它，为什么不爱惜？碰烂了怎么办？还不快收起来！一个参谋马上把地图拣起来，规规矩矩地折叠好，放进一只牛皮包里。叶剑英接过牛皮包说，你们都回去休息吧，天不早了。等参谋们走后，他把牛皮包夹在自己的被卷里。然后通知二局局长曾希圣尽量多携带些情报先走一步，在三军团驻地集合。

    杨尚昆设法要让他的工作班子和政治部的人员尽量多地去“收割庄稼”。出发的命令是逐个传达到个人的。一个一个半夜被叫醒让做好马上出发的准备。但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杨尚昆还有个个人问题——他的妻子李伯钊不在班佑，到李先念的三十军教唱歌去了。他无法公开传递信息，因为那会使整个计划暴露。尽管他最后还是设法通知了妻子，但李伯钊无法脱身。

    凌晨两点钟，叶剑英和杨尚昆悄悄地溜出了前敌总指挥部，顺利地走出巴西。

    突然，叶剑英说了声：“啊！糟了！”

    杨尚昆惊疑地问：“怎么啦？”

    叶剑英急得直跺脚：“行李，行李，我的行李没拿出来。

    杨尚昆说：“事已至此，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最要紧的是人能出来就行啦。”

    叶剑英说：“搞到的地图在行李卷里藏着呢！”

    叶剑英的警卫员马上说：“参谋长，我回去拿去！”说罢，像一只猫似的向指挥部奔去。

    约摸半个时辰，警卫员背着行李卷跑回来了。

    叶剑英急问：“地图带来没有？”警卫员答：“带来了！”

    “他们发现了吗？”

    “他们已经发觉出了什么，我是躲了好几回才跑出来的。”

    杨尚昆向叶剑英夸赞道：“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这小鬼真厉害！”

    叶剑英摸了摸被卷里的牛皮包，适才放下心来，说：“好了，我们快走！”

    他们在皎洁的月光下疾步赶路，忽听后面传来急促的马蹄声。他们迅即在路边的草丛里隐蔽起来。

    一队骑兵疾驰而过。

    他们显然是追赶叶剑英和杨尚昆的。

    红三军团司令部。

    毛泽东向林彪和聂荣臻发了电报，要他们作好接受新任务的准备，原命令有变。

    彭德怀坐立不安，担心叶剑英和杨尚昆脱不了身，派两名侦察员去接应。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也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们。

    天亮时分，他们终于赶到了，大家这才松了口气。

    毛泽东惊喜地说：“大家都在为你们担心呢！唯恐你二人被人家捉去当人质，你们是怎么跑出来的？”

    叶剑英说：“幸亏我们人少，好隐蔽。追兵从我们身边跑过，摆动的马尾巴几乎扫到了我们脸上。要是带着一大堆人，那就糟了。”

    毛泽东问：“地图搞到没有？”

    叶剑英摆了摆手中的牛皮包：“在里面装着哩！多亏了我的警卫员。”

    毛泽东满意地笑着，又关切地问杨尚昆：“李伯钊呢？”

    杨尚昆说：“她到三十军教歌去了，派一名公务员去接她，她无法脱身，公务员也留那儿了……”

    毛泽东沉吟片刻，说：“我说尚昆，你是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哟！”

    杨尚昆苦笑了一下：“还好，只折了一个兵。”

    毛泽东向彭德怀下令，要部队掩护中央机关立刻出发。

    3.想南下的，请便；愿北上的，也请便

    几乎与中央机关从阿西出发的同时，陈昌浩和徐向前接到了指挥部参谋人员的报告：叶剑英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陈昌浩和徐向前都大吃一惊！紧接着，下面的部队也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过来：一方面军向北跑了，还放了警戒哨，打不打？陈昌浩抱着话筒，回头问徐向前：“他们开拔了，我们是不是派部队追上去？”徐向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是在梦中还是醒着，脑袋涨痛得要爆炸了，他用拳头擂着大腿，声音发颤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怒气冲冲地把话筒朝话机上一摔：“狗卵子，真不像话！哪有不说一声，就偷偷跑了呢？共产党人要光明正大嘛！他们这样做哪里还有一点布尔什维克的气味？这分明是右倾逃跑主义！”指挥部门前围满了人。指责声、斥骂声不绝于耳，甚至有些干部拔出手枪吼喊着：

    “不能让他们跑掉，把他们追回来！”

    “不回来，就开枪打！打！”

    “徐总指挥，陈政委，快下令吧！”

    “……”

    面对一时冲动的激忿的官兵，徐向前知道，不需要他发令，只要他稍稍点一下头或闭一下眼，一场自相残杀的悲剧即刻会在眼前发生，红军为之奋斗的一切将在这短短的一刻丧失殆尽！那将是一种怎样的后果啊……他不愿再想下去，他不忍心看到那种刀戈相向的悲惨的场面，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每一张狂怒的面孔，“呼——”地举起拳头，在空中一晃，沉重地落在桌子上——“啪！”

    一片鸦雀无声。

    徐向前开口说话了。他的声音并不高，却极有震慑力。他只简短地吐出几个字：“你们都出去，让我想想……”

    徐向前不同意派大部队去追击。

    而陈昌浩还是派四方面军参谋长兼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带了一个学生团和指挥部的一部分人去了阿西，要对走在后面的一方面军人员进行一番“劝说”。

    天下起了濛濛细雨。

    红三军团先头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向甘肃迭部县的俄界开进。

    彭德怀对毛泽东执意要作殿后感到不安，暗将两个排分别放在毛泽东一行前后，沿途加强警戒，以防不测。

    上午8时许，毛泽东一行已经来到巴西河畔一座喇嘛庙前。在后面断后的队员跑来报告说：“陈昌浩派人马追来了，请主席赶快过河。”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站在庙院门前的石阶上，极为平静地对警卫员们说：“好哇，我们就在这里迎接他们吧。”

    李特带领学生团的骑兵赶到阿西，发现三军团和中央机关已经离去，便下令向北急追30余里，果然发现了他们的踪影。

    短兵相接了。

    毛泽东严肃地望着腰间挎着一把大左轮手枪的李特。李特跳下马，两眼凝视着毛泽东，一步步地走过来，他身后紧跟随几十名红大的学员。他们手中举着写有“反对毛泽东逃跑”、“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等标语小旗，但字迹已被雨水淋得模糊不清，有些旗帜已被风刮烂。

    李特曾留学苏联，平时总习惯挎一把大左轮手枪——据说是一位苏联红军将领赠送给他的，那将领也习惯在腰间挎枪，他以此效仿，以示荣耀。他骄矜气盛，脾气暴躁，喜欢骂人（他后来死在苏联）。他走到离毛泽东五六米远的地方停下来，抬手向身后的学员一挥：“喊口号！”

    学员们马上举着小旗喊口号示威。但他们的声音并不响亮，听着就像和尚在吟经。

    毛泽东哈哈笑了起来。

    他对李特说：“把大家请到殿内去，我有话给大家说。站在外面，不要把学员们淋病了。”

    李特警惕地向庙院内扫了一眼，心里马上就想到了诸葛亮的“空城计”。于是厉声吼道：“我们不会上你毛泽东的当！四方面军的同志请回头跟张主席走，南下吃大米去！”

    学员们又跟着喊口号：

    “坚决跟张主席南下！”

    “打回成都吃大米！”

    “南下是阳关大道，北上死路一条！”

    “……”

    毛泽东斜睨李特一眼，随之提高声调对大家说：“北上的方针，是党中央早决定的，张国焘同志也举过手，可是他到了阿坝后突然改变了主意。现在，党中央组成‘北上抗日陕甘支队’先行北上，一军团已到俄界多日，三军团也于昨夜开拔了。想南下的，请便；愿北上的，也请便，绝不强迫。不过，我要奉告大家，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到那时别说吃大米，连青稞也吃不上，甚至连命也难保哩！不相信？不相信就走着瞧吧！至于不愿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同志，可以等一等，我们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

    李特几次想打断毛泽东的讲话，都被身高体壮的军事顾问李德走过来把他镇住。

    李德是昨晚年夜酣梦中被突然叫醒，跟随三军团出发的。但他不习惯也不喜欢夜间急行军，总是拖拖拉拉，磨磨蹭蹭掉队在后面。为宽慰李德自遵义以来的懊恼沮丧心情，经毛泽东和周恩来认可，博古找了个借口把肖月华从休养连里找来，让她和外国丈夫在三军团驻地一间茅草屋度过了几个难得的夜晚。——这个安排在当时来说，并不容易。在长征途中，为了军纪和对部队的影响，随队的女同志都集中在休养连，丈夫和妻子平时是不允许住在一起的，都过着清教徒似的生活。这在具有西方观念的李德来说，是很难以理解的，也是难以忍受的。每当他心情烦闷或特别亢奋时，他总想到休养连去找自己的妻子，却很少找到住在一起的条件。李德虽然无法从这位不懂外语无法进行思想交流的农村姑娘那里得到思想上的宽慰，但他们在一种人生需要的抚慰中也有着幸福的时刻和强烈的情感。当他有时偷偷去休养连硬缠着要同肖月华住在一起，而遭到组织的拒绝和妇女们的愤慨时，他就向周恩来诉说自己的无法忍受的苦恼，周恩来笑笑说：“中国的孔老夫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你必须学会忍受，必须约束自己而服从纪律。”这次在草地的北部边缘，在等盼催促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的日子里，李德和肖月华获得了一次难得的相聚，使李德开始好转的心情平添了几分甜意。深夜里，彭德怀派人把肖月华送回休养连，李德当时并不明白部队为什么要单独行动，搞不清出了什么事。他硬是被一些战士推着抬着拉上马的。

    眼下，当他听到红大的学员在喊口号反对毛泽东，他感到奇怪，于是就走了过来。看到怒气冲冲的李特一手捺着腰间的手枪，一手指着毛泽东斥责，他极担心会发生什么不测的事情，便警惕地大步跨到李特跟前，以防李特拔枪向毛泽东射击。

    毛泽东继续说：“捆绑不成夫妻。你们实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后总会有重新会合的机会。我们先行北上，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来的（后来的事实正应了毛泽东的这个预言）。”

    毛泽东的话音未落，李特就跳了起来，大声喊道：“同志们，别受姓毛的煽动，他是一派胡言！”继而又指着毛泽东谴责道，“你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放弃江西苏区，实行逃跑主义，现在又搞分裂，私率一方面军偷偷溜走，这是什么行为？……”

    站在一旁的李德见李特气势汹汹，生怕他控制不住自己，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来。于是扑上去，把李特紧紧抱住，像要与他摔跤。李特挣扎着，却摆脱不了李德那像铁钳一般的手臂。

    李德用俄语大声喝问道：“你凶狠得像只饿狼，你想干什么？”

    李特暴瞪着眼睛死死盯着李德，也用俄语大声吼道：“滚开！你这个臭顾问！”

    李德死死抱住他不放：“中央率一方面军北上是对的，南下才是逃跑！害怕敌人，是胆小鬼！”

    李特挣扎着：“布劳恩，你忘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把你批得如臭狗屎，你为什么还要包庇毛泽东？！”

    一句话触到了李德的痛处，犹如一把铁钩子把他那稍稍愈合的情感伤口又血淋淋地挑开了，又撒上了一把盐！

    李德脸上的表情极难看：青灰的面色翻卷着悲苦的暗云，干裂的嘴唇颤抖着，歪曲着，大鼻子的两翼翕动着，两只塌陷的眼眶里蓝色的眼睛散射出一种幽森阴冷的青火苗……他又一次强烈地感到命运的作梗和被嘲弄！

    他何曾会忘记，遵义会议使他梦寐以求的荣誉、威望和尊严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他的眼前仿佛又浮现出那个会议的情景：他的椅子放在门旁边一个很别扭的地方，被有意地排斥在中国人圈子之外，好像处在一个被告的位置。毛泽东对他发动的批判火力持续了三天，简直把他批得焦头烂额了！——尽管他怀着极其愤慨和委屈的情绪拒绝接受。

    面对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江西苏区、一路冲杀的残酷而悲壮的现实，李德认为，一位32岁的军事顾问派往一个泱泱大国绝非无能之辈。当他接受来中国的使命时，他也曾对自己的能力产生过信心不足甚至心虚胆怯的感觉。可是，当他被博古完全委以重任，而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头衔下红军将士对他的尊重与服从，使他对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深信不移了。

    但自以为是，是人类的通病，它葬送的不仅是一般的凡夫俗子，而且有许多伟大和杰出的人物。李德总觉得自己对，把红军遭到的一切挫折看成是客观原因，并为自己开脱：“一个心胸不太狭隘的民族，不应该过分责备那些到自己家中真诚帮厨而又把饭菜烧煳的客人。”——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国际顾问，终究是个客人。但他却忘记了一个原本不该忘记的事情：在一个陌生的民族，一个陌生的国家，一个陌生的军队里，不顾一切地瞎指挥是多么危险！想获取荣誉，得到的却是耻辱。

    遵义会议使他那沸腾的日尔曼人的热血，浸透了失意的悲凉。他无法排遣胸中的郁闷，也无法填补内心的空虚。他感到照耀自己命运的星辰陨落了，精心构制的辉煌大厦崩塌了，英雄的梦幻泯灭了，痛苦噬嚼着他的破碎的心！——1936年，李德在延安曾向埃德加.斯诺诉说自己的失误和委屈，斯诺把他的感触写在《西行漫记》里：

    李德是个心灰意冷、饱经沧桑的前普鲁士军官，在他骑上马同红军一起出发长征时，也是个变得聪明了一些的布尔什维克。他在保安向我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当时他的地位已降到极其次要的地位——但是他们都已埋葬了过去的不愉快感情。……应该为李德说句公道话，他在江西应负的责任的实际程度可能被夸大了。实际上，他成了共产党为自己吃了大亏进行辩解的一个重要借口。他成了一个骄横跋扈的外国人，害群之马，替罪羊，能够把大部分责任归咎于他，总是使人感到宽心的事。但是实际上几乎无法相信，不论由哪个天才来指挥，红军在遇到了他们在第五次围剿那一年所遇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后，仍能胜利归来。无论如何，这次经历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把全局指挥一支革命军队的战术的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大概是决不会再重犯了。

    当李特一句话刺痛了李德内心的创伤，那散淡了委屈之情又訇然地在他胸中萌发开来，他仿佛听到自己体内纤维的断裂声：我是外国人，是你们请我来的，我是为了信仰的主义甘愿来中国吃苦受难……

    他从痛苦的思绪中仰起头来，两臂仍僵硬地抱着李特没有松开，仿佛忘记了搂抱的是一根木桩，还是一个挣扎得几乎要发疯的躯体。

    他驳斥李特说：“毛泽东现在的主张是对的，对的，只有北上才有前途！”

    李特已挣扎得精疲力尽了，气喘吁吁地说：“布……布劳恩，你……你受他们的骗了……上他们的当了……”

    李德说：“喏喏喏，是你们受张国焘的影响极深，执迷不悟……”

    毛泽东见二人死拧在一起，叽哩咕噜的争吵得很凶，便走过去将二人撕开，严厉地训斥李特：“李特，你休要这般张狂，胡说八道！你快带你的人回去！”

    毛泽东动怒了。

    谁也不敢再吱声。

    毛泽东对大家说：“时间很宝贵，你们不愿北上的，赶快回去吧，我们马上就出发了！”

    李特见此情景，只好尴尬地走下石阶，对学员们下令道：“走，我们回去！让他们北上吧，看他们有什么好结果！”

    李德见李特带领追兵走了，这才颓然地坐在冰冷的石阶上。他忽然觉得很累，很倦，很想在石阶下面的绵软茂密的草丛里美美地睡上一觉。他看看天空，蓝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对遥远的故乡和亲人的怀恋之情。

    雨，渐渐停了。阴沉的天气慢慢变得开朗起来，云层变薄，变碎，透出朦胧的忧郁的阳光。

    毛泽东望了一下天，回头向坐在石阶上的李德投去赞许的目光，笑着说：“谢谢你，李德同志，你临危不惧，行侠仗义，颇有江湖侠道风骨哩！那李特哪里是你的对手？他还算识相，你看他灰溜溜地跑了。”伍修权马上把毛泽东的话向李德作了翻译。

    李德听了，颇感宽慰地朝毛泽东咧嘴笑笑。

    一场风波平息了。

    最惊险最黑暗的时刻过去了。

    不想北上的人返回去了，想继续前进的人向北进发。——毛泽东处理这场风波的办法，同他1927年秋天采取的做法一模一样。那年，毛泽东要带队伍上井冈山，面对一批不听指挥的人和不愿跟他走的人也是这样告诉他们，是走是留请便。放不愿一道干的人回家，然后率领留下来的人继续干。

    一小时后，毛泽东下令出发了。他在警卫员及几位亲密战友（周恩来和王稼祥仍躺在担架上）的陪同下过了巴西河，直上对面的一座大山——纳日寨。

    此时的杨尚昆对自己的处境哭笑不得：李特把政治部所有四方面军的炊事员、马夫和后勤工作人员都带走了。虽然给他留下了一只饭碗，可是没有人给他做饭了。他只好加入了中央纵队，同历史学家徐梦秋和担任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等人在一个锅里吃饭，被他们戏称为“编外户口”。

    杨尚昆回忆说：“这是红军历史上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如果真的打起来，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这些人还在不在。”

    4.徐向前：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远远望去，那个伫立在指挥部门前的身影俨若一尊石雕，久久不动。他的灰褐色的衣装与藏人的毡包与牛粪砌成的屋墙与灰蒙蒙的天空浑然一体。

    细密的雨粒打在他修长的身上和瘦削的脸上，他全然不知。他那微蹙的眉心，沉郁的目光，紧闭的嘴唇，无不流露出一种不可言状无从解脱的负重之感。

    他知道，他纵然有三头六臂，也无法改变目前严酷的现实。

    他的思绪飘忽飞逸到遥远的岁月，遥远的故乡！那些久远的往事像走马灯似的在他眼前转来闪去：

    啊，五台山，中国最古老也最年轻的佛教圣地——那里是徐向前的故乡。

    他就出生在那个享誉中外的名山的山坳里。

    父亲是位晚清秀才，却与仕途无缘，只在本地学堂当一名教书匠。徐向前兄弟姊妹5人，他排行老四，幼年时在五台山读了三年私塾，接着又念了三年洋学堂。为了生计，他去一家书店当了店员。父亲见他求学心切，嗜书如命，便供他进入太原师范学校就读，毕业后继承父业，在五台山壮志中学附属小学当了教书匠——这是阎锡山创办的一所学校。

    1924年，辛亥革命风起云涌。一个曾在太原街头带领学生示威游行，高喊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小学教员，忽一日竟出现在革命中心的五羊城——他千里迢迢，投笔从戎，考进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并参加了国民党。那时他24岁，已结了婚，并且有了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但是为了寻求革命，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他不得不瞒着家庭去了广州。不久他的妻子便病故了。

    徐向前感到颇有戏剧性的是，与他后来成为死对头的胡宗南竟和他是同班同学，并且一起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后又对阎锡山作战。他擢升为副团长时，胡宗南还是个营长。1926年当国民革命军占领了武汉三镇，不久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面对新军阀的疯狂屠杀，徐向前毅然决然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赴广州参与领导武装暴动，先后任红军第四师党代表、参谋长、师长。

    1929年，徐向前被党中央派往鄂豫皖，先后任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红四军（由红一军与十五军合编而成）军长。1931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兼红四军军长，并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就是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中央派来的分局领导张国焘和陈昌浩，并与他们一起为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创建鄂豫皖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使红四方面军在粉碎敌人的多次“围剿”中成长为一支英勇善战的劲旅。

    1932年6月，蒋介石调动60多万兵力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大规模的“围剿”，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主张下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徐向前率主力西征，几经奋战，辗转入川，与张国焘等人一起领导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尔后他指挥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一路闯关夺隘，抢险飞渡，并在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师——他当时是多么的振奋，多么的喜悦，多么的信心十足！他把红军的前途乃至个人的休戚荣辱全倾注在两大主力胜利会师上！

    然而，严酷的现实无情地击碎了他良好的期冀。会师后引起的纷争和权力的争斗，使忠厚、诚笃的徐向前常常沉入郁闷难抒的痛楚内省与迷茫苦虑的矛盾之中。

    不消说，他与张国焘、陈昌浩共事的几年间，尽管有矛盾有分歧和种种不愉快，除抛开个人恩怨之外，对四方面军的前途总是通力配合，呕心沥血的。他曾对张国焘为了个人权势，排除异己的行为极为不满，抵制过张国焘的“肃反”扩大化错误，替受迫害的许继慎、曾中生等一批原鄂豫皖苏区的领导者和红四军的老同志说过话，为此他也受到指控——因为他本来就是张国焘到鄂豫皖后首先打击的对象之一（但张国焘越来越感到：他离不开徐向前，四方面军也不能没有徐向前）。以致两军会师后，徐向前曾向陈昌浩说过心里话，想离开四方面军，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

    诚然，徐向前对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人向来是一往情深的。尤其是在北上途中，毛泽东与他促膝交谈，周恩来同他坦诚相见，使他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怀，但他却很少公开展露。这是一种敦厚的情操。

    特别是他对毛泽东认识的深笃是有别于他人的。他认为毛泽东智力过人，知识渊博——这个读了不少古今中外书籍的人决非胸无点墨，而是一个珠玑满腹，思想深邃的非凡人物。在毛的同事里没有一人堪与他的博学多才相比。特别是那些自称的“布尔什维克”，几乎都是中国中层知识分子出身，他们对中国的社会状况了解甚少，对中国的农民更是一无所知，他们生吞活剥地吸收革命的理论去为自己服务，却很难指导革命的实践。而毛泽东则集革命理论、中国哲学、传统文化和中国农民的特点之大成，在悉心运用时几乎是无往而不克——这在他领导的井冈山武装斗争和中央苏区前几次反“围剿”中已端见他的雄才伟略。

    在芦花镇，毛泽东为他颁发红星奖章时，他诚挚地向毛泽东倾吐心愿，想来中央和军委做点军事研究工作。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现在要行军打仗，四方面军离不开向前同志。

    可是，眼下中央率一方面军来个“不辞而别”，单独北进，他感到太意外了！自投身革命以来，还从未受过这么严重的打击！他觉得自己好像遭到党的“遗弃”，内心痛苦极了！

    他当然晓得，中央的北上方针，并非随心所欲制定的，是经过政治局的同志再三商讨研究通过的。然而，张国焘与中央各执一词，函电频催，要他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而中央又坚决不肯……如果右路军接受中央命令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天各一方，这样无论从感情上或理智上，他都接受不了！

    是北上有前途，还是南下有出路？现实绝不会也不可能把成功与失败的结论告知两路红军。

    此刻，徐向前抱定这样一种深沉而执著的思考：在茫茫暗夜中的探求者，一步迈对了，也不要看作无尚荣耀；一步迈错了，也不要看作终生耻辱；那种为了一时的政治需要，把一方升上天堂而把另一方踩入地狱的偏执，既不是辩证唯物主义，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能够迈开探求的步伐，在黑暗中摸索探路，坚持下来就是高贵的，伟大的，即使跌几个跟头摔折了肢体又算得了什么呢？即使粉身碎骨又有何妨？

    “老徐，老徐，李特回来了！”陈昌浩怒气冲冲地跑了过来。

    “把人劝回来了没有？”徐向前问。

    “狗卵子！劝不动，只拉回来几十个四方面军的人。”

    “你……你不该叫他们去追。”徐向前一脸愁云，声音憋闷得发颤，“我们都是红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走到一起，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他反复沉吟着这句话。

    “噢，这是中央发给他们的传单，纯属煽诱！”陈昌浩将一份《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递给徐向前。

    徐向前忙接过传单，默默地看起来：

    ……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南下没有出路！南下是绝路！……

    透过薄薄的信纸，仿佛能听到那一声声殷切深沉而悲壮苍凉的疾呼呐喊！

    陈昌浩陡然发现，徐向前的手在瑟瑟颤抖，眼睛里泪花莹转——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内心悲苦到了极点！

    “老徐，我已给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发了电报。告诉他们，中央率一方面军单独逃跑了。”

    “你！……唉！……”徐向前长叹一声，突然袭至的昏眩使他摇摇欲倒。他急忙将身子靠在一棵树干上，被撞动的树冠纷纷落下一阵雨珠。

    “老徐，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太突然了，太突然了……”

    “我们，我们总不能在这里等死吧？！”

    “……”

    这时，一位参谋急跑过来报告“张总政委急电！”遂将一份电报交给陈昌浩。

    陈昌浩阅毕，对徐向前说：“国焘同志要我们立即率部南下，与左路军在卓克基和党坝集结会合。”

    徐向前沉默许久，声音低沉而嘶哑地说：“告诉大家，又要重返草地了……”

    他想到了血的代价。

    他无法向谁诉说衷肠！

    先驱者走出的路是多么曲折、艰难：客观上的波诡云谲，敌我优劣悬殊，加之环境险恶，粮秣匮乏；而主观上又歧见愈烈，纷争不息，迫使他们每走一步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而且他们面前是前人从来未涉足的路！

    在历史没有端出明朗的答案之前，一切对于他们都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很难说走进峡谷就是如同掉进了命运的低谷；也很难说爬上了绝崖就能看到胜利在望。也许，认定的平坦大道上会突然横出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也许，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时会惊然出现柳暗花明的境地。况且，在纷繁杂乱的不清晰的未知数中，已不允许你从从容容地思考或挑挑拣拣，只允许你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和必须付出代价！

    川西北高原上独有的太阳和瞬间骤袭的风雨雷电，又一次地俯瞰着一支调头返回的队伍在茫茫的“萨格苏海”缓缓驱动……

    5.决裂引起的狂怒与激悦

    得知毛泽东和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消息，张国焘勃然大怒！他拿着陈昌浩发来的电报朝朱德面前一甩：“总司令，你看看吧，毛泽东带头搞分裂，私率一、三军（团）跑了！这是什么行为，连一点信义都不讲啦！右倾，逃跑，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

    朱德看完电报，万分惊诧，嘴里不由得嗫嚅着：“这是怎么回事？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怎么，你不相信？”张国焘将嗓门提高八度，“电报上说得清清楚楚，他们以‘北上抗日陕甘支队’名义，以夜间‘打粮’为掩护秘密行动。原三军团担任的警戒任务未作交待就撤守了，使四方面军的一些驻地完全暴露，易受敌攻击。当前敌总指挥部发觉了他们的行踪，三军团殿后人员才告诉说，是奉中央的直接命令而行动……”

    的确，电报上是这样写的。事实亦如此。

    朱德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电文，黧黑的脸膛看不出任何表情。他性格笃实正直，谦和仁慈，忠厚长者之风掩盖着他品格的另一面——倔强豪爽，阔达坦荡，临危不乱，遇变不惊。这种可贵的品格除了一部分来源于他的天赋素质外，主要的是在动荡和战乱的艰苦岁月里而逐渐形成的。他的亲临火线的勇敢和献身精神是举世公认的，但他的勇敢体现着胜而不骄败而不馁的顽强与坚毅，不管统率10万胜利大军还是带领一个班的溃败战士，都能体现出他的将帅风范，历数红军所走过来的路程，在每向前推进一步，都脱不出这只农民式的老军人的有力的手！

    “特立，我看还是应该冷静地分析一下，中央为什么突然单独率一、三军北上。”尽管朱德一时还弄不清这个突发事件的原委，不忍心看到这种难堪的分裂局面，但他还是平静地对张国焘这样说。

    张国焘愤慨地说：“我一直就很冷静。我对姓毛的算是认识了，两军会师以来，他玩的尽是权术！”

    朱德说：“特立你这样认为就不对了，北上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的，并不是毛泽东一人的主张。”

    张国焘冷冷一笑：“这还看不出来嘛，洛甫、博古等人早已成了毛泽东的傀儡，不过为他所利用而已。再如红军总司令部，也形同虚设，还有你这个总司令，我这个总政委又怎么样？有其名而无其实，令不动禁不止。”

    朱德冷静而耐心地分析道：“原定分两路在班佑会拢北进，左路却行动迟缓，又说不通徐、陈他们，我想是迫不得已，中央才只好率一方面军的部分人马走了。特立，你说是不是这样？”

    张国焘挥手一劈：“你不要为他们开脱了，什么‘北上抗日先遣队’，只不过是个幌子，掩人耳目罢了。毛泽东这一步棋真可谓走得妙哉：这样悄悄溜走，会使蒋介石认为红军主力仍在这里，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我们，而不会指向他那个支队。说破英雄懊煞人，玉阶兄，我这样分析得对不对？”

    朱德缄默片刻，他额头上那些纵横交织的皱纹里好像储满了疑虑和思考。他站起来，绕屋踱着步子：“他们不足一万人马，开进甘南仍会遇到很多困难和危险，蒋介石也不会放过他们。特立啊，现在不是过多责难他们的时候，不要说我们是革命的队伍，就是江湖之帮，也不能看着自己的弟兄临危受难而袖手旁观。我想，目前最要紧的还是应以党的团结为重，以大局为重，我们还是策马加鞭追赶上去。”

    张国焘声调马上又变得强硬起来：“这要看四方面军的同志愿意不愿意，答应不答应！既然他毛泽东不仁不义，擅自行动，也休怪兄弟不讲情面！”

    朱德盯着他问：“你打算如何行事？”张国焘说：“我已经给昌浩、向前发了电报，要他们即日返回，与左路二纵队在卓克基和党坝一带集结。”

    朱德的脸色陡然板得铁青：“你！你怎么擅自决定？”

    张国焘好像没听见，一脸愠色地走了。

    在张国焘看来，甩掉了中央，不再受毛泽东等人所掣肘，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情：从今往后不再听别人发号施令，完全凭自己的意志去指挥调动一支大军轰轰烈烈地大展宏图了！

    进而他又想，如果说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出现过分歧和裂痕，而制造分裂最先迈出第一步的是毛泽东等人，而不是我张国焘！这叫人算斗不过天算，谁也抓不住张某人的把柄！

    这么一想，他反倒心安理得，情绪畅快起来，笼罩在心头上的阴影转瞬烟消云散。他开始谋划大举南进的部署。

    9月11日，党中央在北上途中的高吉向张国焘发来电令。电文中写道：

    中央为贯彻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尽管这一道如此严肃的极具权威性的命令，对于张国焘来说，已经毫无作用了。

    “尔等不辞而别，偷偷逃跑，今又厚颜电催，要人家也步其后尘，跟着逃跑，岂不令人耻笑！”张国焘将电报朝桌上一摔，当即对黄超说：“给一、三军发报，要他们南下！”

    黄超马上打开电文夹，作好了记录的准备。

    张国焘口授道：

    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

    （甲）一、三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

    （乙）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丙）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论真会断送一、三军的。诸兄其细思吾言。

    并报徐、陈

    国焘亲笔

    12日22时

    他口授完，黄超也一字不落地速记下来。

    “立刻发报！”

    “是！”

    黄超应声转身欲走，特别机敏地在张国焘冷峻的面孔上瞄一眼，小声说着“张主席，眼下部队还不了解事件的真象，是不是召开一个会，给大家讲一讲？”

    张国焘说：“我已考虑好了，明天就开会，把毛泽东等人制造分裂的真象公布于众，让大家来声讨谴责他们！”

    黄超附和道：“对对对，分裂的罪责完全由他们来承担！不把真象摊出来，有人还会以为是我们不服从中央命令呢！”说罢，转身去发报。

    张国焘点燃一支烟，惬意地吸着，心绪愈发激悦、亢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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