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党中央在俄界批判张国焘

    1935年9月11日，毛泽东率红三军团到达俄界，同林彪的红一军团会合。

    从巴西到俄界不过100多里的路程，然而它却是红军长征以来最为惊险的一段路程。因为出发时是悄悄溜出来的，虽名曰“打粮”，实际上大家几乎没带一颗粮食。一天一夜的急行军，又爬山又过河又要躲避敌机的侦察与空袭，尤其最大的担心是来自红军两路人马分手后的冲突——尽管毛泽东已在巴西河岸把李特率领的追兵打发回去了，但北上的队伍不能不警惕提防他们会再追来。

    一天一夜的疾奔，队伍没有停下来喘口气，极度的疲困与饥饿，使得一些指战员一边爬山一边寻找岩壁上的野菜野草充饥。

    刚翻过了一座危崖陡峭的山峰，眼前又横过来一条湍急咆哮的河流——大自然仿佛有意摆弄这支虎贲之旅似的，一道难关扣着一道难关，一个险境衔着一个险境。面对滚滚激流，毛泽东扑下河去，不少会凫水的官兵也跟着扑下河去；不会游泳的只好多跑一些路，从前面的峡谷里攀陡崖过去。不时传来有人坠崖或被激流淹没的噩讯，毛泽东听后心里阵阵颤缩难受……到达俄界时，这个川甘交界的小山村被漆黑之夜笼罩得死一般沉寂！

    毛泽东被安排住进一间低矮的茅屋。

    当他往门板搭成的床铺上坐下，便全身瘫软地起不来了。他饿坏了，他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一口干粮，也没有干粮可吃，他是靠警卫员陈昌奉为他特意准备的半小袋炒辣椒的强刺激才支撑过来的。

    很快，一军团的炊事员给他送来一碗玉米面糊糊。

    一碗玉米面糊糊下肚，使毛泽东又精神振作起来。他问陈昌奉：“小陈，有烟没有？我一天冇得抽烟了。”

    陈昌奉说：“好，我去找找看。”

    陈昌奉出去不多会儿，林彪和聂荣臻走了进来。

    林彪将两包香烟递给毛泽东，说：“我们猜得到，主席的烟瘾正在大发作喽！”

    毛泽东甚是欣喜，马上点燃一支吸着，幽默地说：“魂销冰窖，泪洒霜天，不是雪中须送炭，聊装风景要诗来。呵，这么高级的香烟，你们从哪里搞到的？”

    聂荣臻说：“是当地的土司送的。这位土司还算开朗，对红军并无敌意。”

    毛泽东一听，眉宇舒展开来：“好哇好哇，你们作为先导，冇得白辛苦。要教育部队，一定遵守群众纪律。”

    接着，林、聂向毛泽东报告了这里的情况。

    俄界是个藏族地区，由一个姓杨的土司控制。这位土司是杨家第十九代传人，藏名为谢代。自从杨家第一代祖先从十四世纪开始向明朝皇帝纳贡以来，这个地区一直由杨家的子孙掌管着，每年纳贡之后，便自成天地，安然自得。这位第十九任土司向国民党纳献盐巴和粮食，以及采治出来的粗糙的金银。他保持中立，对红军也一视同仁，不怀敌意。他把粮食向红军敞开，也不用任何书面协定和手续，只需要红军回送一些枪支弹药以装备他自己的武装。过去国民党也是这样做的。人困马乏的红军可在此得到极为难得的休整和给养补充的机会。好在队伍并不十分庞大，总共不过六七千人，住上三日五日粮秣不成问题。

    毛泽东听罢，感到几分欣慰。然后说：“中央为何率三军团单独行动，情况你们已经晓得了吧？”

    林彪说：“老彭已向我们讲了，大家都感到吃惊，但认为中央采取果断行动是必要的。”

    聂荣臻说：“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接到的唯一电报就是原地待命。我们分析可能左路与右路发生了问题。”

    毛泽东打了个呵欠，又点上一支烟提神，伸手将肿痛的腿抱上铺板，成盘坐的姿式：“情况危急，又对陈昌浩他们劝说不动，所以中央只好率三军团夤夜开拔。呵，一、三军团能在俄界会合，也算得不幸中之万幸喽！”

    林、聂见毛泽东异常慵倦，便起身告辞，让他好好休息。

    毛泽东哪能睡得下，身子刚往铺板上一躺，又马上坐了起来。

    他睡不着。

    当陈昌奉拿着半包烟兴奋地跑进来，他马上对他说：“小陈，你把搞到的烟先替我保存着，快去把张闻天找来。”

    “是！”陈昌奉又转身跑出。

    不一会儿，张闻天便赶来了。因天黑，他眼睛近视，陈昌奉提着马灯绐他照路。

    张闻天一脸倦容，浑身泥浆，看上去很狼狈。

    毛泽东一见他便笑着说：“呵，看看你这个样子，简直像个逃兵。”

    张闻天说：“本来大家就是逃出来的嘛！在人家眼里自然会把我们当逃兵看待。”

    毛泽东苦笑着说：“是啊，我们是逃难者，四方面军的同志也是受难者，这就叫两斗俱伤啊！我们紧急撤离巴西，也冇得工夫向大家宣传解释，说走就走了，放开两腿就跑，现在看来，政治局的同志应该在俄界碰碰头，统一一下看法，磋商下一步的行动。”

    张闻天点点头：“我也是这么想。刚才我和老彭交谈了解，一两天来，一些人情绪很低沉，对这一紧急行动不理解。鉴于此，统一认识很有必要。

    毛泽东说：“明天就开会，你看如何？”

    张闻天马上表示同意：“好！人都在这里，好通知。不过，我们还要准备一下，对张国焘要挟中央，制造分裂的行为，要有个明确的意见。最好多通知一些人参加，开个扩大会。”

    毛泽东忖度了片刻，说：“对张国焘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慎重，处理不好，会牵连四方面军一大片。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感情用事！”

    马灯的一尾火苗在张闻天的眼镜片上跳跃着，他从毛泽东身上既看到了那种吃辣子的倔强，又看到隐藏在倔强背后的那种纯理性的韧劲！

    毛泽东见他呈现出一副沉思状，便风趣地说：“噢，你眼睛不好使，今晚我们就在一起守夜。困了，我这里有烟抽。”

    9月12日上午，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随部队北上的政治局委员和一、三军团负责同志等20多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

    毛泽东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他说：张国焘同志闹分裂是从懋功会师后，中央坚持北上方针，张国焘提出要南下，经说服他只好同意中央的决定。7月中旬，中央指示部队集中，他以“统一指挥领导问题没有解决”为由，按兵不动。在芦花，中央政治局决定他任红军总政委，他才调兵北上。但到了毛儿盖，他又动摇了。等到了阿坝，他便不愿北上了，而要右路军南下。中央连发急电，催他北上，均被他拒绝，私自给陈昌浩发密电，令其挟持中央南下，若不听他的号令，则以“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或武力解决之”。同志们，如果那样，那将是一个怎样的局面？不堪设想啊！大敌当前，我们的处境又是这么艰难，不容许我们闹分裂，闹内乱！张国焘向中央发出了“最后通牒”，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紧急行动，脱离危险。

    他说：张国焘坚持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地形不好，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给养无法解决，红军作战只有减员，补充困难，战略上也无退路可言。如不迅速北上，部队会大部被消灭，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团带去走这条绝路，变更北上方针。

    他最后严肃地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中央曾想了许多办法帮他改正，但没有结果。张国焘的错误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

    听了毛泽东的报告，会场里爆发一片谴责与讨伐的声浪。许多同志十分愤慨地提出，要求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毛泽东摆了摆手，使会场安静下来。

    他特别强调说：“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做，因为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问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

    我们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向南是没有出路的。”

    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

    会议一致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决定》批判了张国焘向西南地区退却的逃跑主义错误，严肃地指出：

    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关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同志从对于全国目前革命形势的紧张化，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估计不足，更从对于中央红军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斗争中及突围后的两万余里的长征中所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出发，而夸大敌人的力量，首先是蒋介石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塞维克的方针。必须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于胜利的粉碎了四川敌人对于通南巴苏区的进攻之后，自动放弃通南巴苏区时已经开始形成。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

    《决定》批判了张国焘自身存在着的严重的军阀主义，尖锐地指出：

    造成张国焘同志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张国焘同志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因此他不注意去加强红军中党的与政治的工作，不去确立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以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相反的，他以非共产党的无原则的办法去团结干部。他在红军中保存着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以打骂的方式去凌驾地方党的政权的与群众的组织，并造成红军与群众间的恶劣关系。此外，他以大汉族主义去对待弱小民族。这种军阀主义倾向是中国军阀制度在红军中的反映。这种倾向，使英勇善战的年轻的红四方面军，在其向前发展上受着莫大的障碍。

    《决定》揭露了张国焘肆意破坏中央的威信，对抗和凌驾中央之上的反党行为：

    由于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所以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党中央的威信。

    《决定》最后指出：

    政治局认为：张国焘同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是有着他的长期的历史根源的。张国焘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内，犯过很多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行过不少派别的斗争。四中全会后一个短时期内，他虽是对于当时改造了的中央表示服从与忠实，但他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并没有彻底了解的。因此在他远离中央，并在长期脱离中央的领导之后，又产生了新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很明显的，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个决定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直到1936年1月22日，张国焘公开成立第二“中央”后，党中央才在党内公布了这个决定。

    毛泽东在作会议总结时说：“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但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由于一、四方面军分开，第五、第九军团又留在了左路军回不来，我们的力量削弱了，所以行动方针应该有所变化。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

    彭德怀在会上发言，建议根据形势和战略方针的变化，改变军队的现有编制。他提出：团不设营，每个团四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每连三个步兵排，一个轻机枪排，团以上不设直属军，军改为纵队，上层机关尽量缩小，重新组编成一支部队。

    会议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决定将一、三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支队下辖三个纵队：前一军团为第一纵队，由林彪兼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委；前三军团为第二纵队，由彭德怀兼任司令员（后由彭雪枫担任），李富春任政委；前军委纵队为第三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邓发任政委。

    另外，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

    9月13日清晨，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又匆匆上路，向腊子口进发了。

    出发之时，毛泽东等又致电张国焘，意在表明“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团北上，只是为着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三十军，四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北上。”再次催促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北上。

    毛泽东离开俄界时，特意去杨土司私邸拜谢告别，并拜谒了佛堂的菩萨，以示挚诚。杨土司甚为感动，向毛泽东等人一一敬献哈达。

    毛泽东油然想起一位禅师的话：宗教是人类的一条黄金纽带。

    他对此深信不疑。

    后来杨土司的第二十代孙被国民党封为中将，但他却投靠了共产党。如今这位第二十代杨土司已是耄耋老翁，是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副主任。

    2.张国焘在阿坝声讨“毛、周、张、博”

    张国焘决计要把这场“对台戏”唱下去了。

    就在党中央在俄界召开会议的同时，张国焘也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

    会议在一座喇嘛寺（格尔底寺）里举行。会场上挂出一幅横标，上面赫然写着“反对毛一周一张一博向北逃跑”。

    参加会议的不仅有省委委员、师以上干部，而且还有工会、青年团、妇女部的负责人，约有一二百人。

    朱德和刘伯承当然要被“邀请”来参加会议，并在主席台上就坐。

    会场四周布下持枪的哨兵，使会场充满了咄咄逼人的肃煞气氛。

    等与会者陆续到齐，张国焘从大殿里走上主席台，他神态显得极平静，但缺乏笑容。他很谦逊地请朱德坐主席台的中心位置，朱德摆摆手道：“你是主持人，是唱主角的，你坐你坐。”

    张国焘在中间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环视一下会场，开始讲话：

    “同志们，今天的会，大家一看标语就明白了。10日凌晨，右路军发生了令人愤慨的不幸事件，毛、周、张、博等人私率一、三军先行北上，破坏了中央和红军的一致行动！这个事件的发生并不奇怪，这是他们推行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的彻底败露！毛泽东等人张口闭口侈谈北上，实质上是以北上作幌子，实行无止境的逃跑。

    “同志们会问，北上有什么好处呢？一方面敌人已在北面做好了堡垒，蒋介石从内地调去了相当的兵力；另一方面就是那里的地理环境，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光秃秃的寸草不生，一年四季风沙蔽日；无论敌情地形、气候、物资等条件，都可使我们在北进中陷入绝境，使我们在北进时失掉战胜敌人的先机。

    “同志们，只有南下打击敌人建立苏区，才是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而毛泽东等人置中国前途于不顾，置红军命运大计于不顾，蓄意破坏团结，制造分裂，实行逃跑政策！你们说，对于他们的这一行径该不该谴责？该不该声讨？该不该批判？”

    会场一片哗然。

    气氛骤然升温，升到了张国焘所燃起的沸点——

    “坚决反对毛、周、张、博逃跑！”

    “谁制造分裂，谁决没有好下场！”

    “什么北上抗日，纯粹是个骗局！”

    “……”

    张国焘扫视着台下一张张激愤的面孔，然后用眼睛的余光在朱德和刘伯承脸上掠过，只见朱德颇为镇定地坐在那里，时而翻翻放在面前的一本小册子，时而向台下望一眼；刘伯承也显得十分静气，微眯着他那只失明的眼睛，凝视着庙院的七级露台上那座飞檐挑角的圆柱形佛塔，仿佛入了禅境。

    张国焘似乎觉得气温还不够高，火势还不够猛。于是向大家挥挥手，提高嗓门说道：“同志们静一静，静一静，先不忙议论。据从右路军指挥部发来的消息说，他们私率彭德怀部逃跑时，把伤病员全扔下了，把仓库里枪支弹药、粮食和一些伤病员，统统放火烧掉了！……”

    啊！！！

    全场顿时惊愕！

    人们被激怒了！

    有的从腰间拔出战刀，有的挥舞着手枪，高喊——

    “强烈控诉毛、周、张、博的滔天罪行！”

    “坚决跟着张总政委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犹如往滚沸的油锅里浇了一碗冷水，又仿佛在燃烧的柴堆里泼了一桶煤油——张国焘需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紧接着，进攻的矛头便指向了朱德——

    “总司令，你必须同毛泽东逃跑主义划清界线！”

    “请你当众表态，坚决反对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所谓北上抗日的决定！”

    “总司令，你不要再为他们顾面子啦，你要反戈一击！”

    张国焘又挥了挥手，会场马上复于平静。他笑了笑对朱德说：“总司令，大家都等你讲话，你就表个态吧。”

    朱德扫了他一眼说：“你已经定了调子，我还说什么？”

    张国焘说：“你是总司令嘛，你对毛泽东等人最为了解，你最有发言权。”“那好，我就说几句。”朱德站了起来，神色依然从容自若。“同志们，现在日本法西斯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烧杀抢掠，惨无人道，要把中国沦为它的殖民地。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该担当起抗日救国的重任。所以，中央决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要实行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我和张总政委都参加了中央的会议，举手赞成过这一决定。我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的决定。”

    停顿了一下，他又说：“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人家都叫‘朱毛’，‘朱毛’，都认为‘朱毛’是一个人。遵义会议上请毛泽东同志复出主事党内和红军的领导工作，我是赞成的，因为我和许多同志都相信他能领导红军走向胜利！……”

    张国焘突然打断他的话，说：“你扯那么远干嘛？大家要你回答提出的问题，承认毛泽东他们北上是逃跑！”

    朱德不卑不亢地说：“那好，我再重复一下，北上方针是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我本人不能违背这个决定，我也不会带领红军反对这个决定。中央和毛泽东为何只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我想这个问题，张总政委是最清楚的。”

    张国焘把脸拉了下来：“我看你是个老顽固！老右倾分子！”

    朱德反倒笑起来：“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中央和毛泽东的关系！”

    张国焘火了，抬手击响桌子：“毛泽东他们偷跑了，你是不是也要偷跑啊？”

    一直沉默的刘伯承被激怒了：“你这是开党的会议，还是审案子？你这样对待总司令是什么意思？”

    张国焘轻蔑地朝刘伯承冷冷一笑。

    进攻的矛头立即转向刘伯承。

    黄超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指着刘伯承说：“刘瞎子，你不要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辩护了，你要是对我们四方面军没有感情，也拉几支破杆烂枪跑啊！在这里没有人听你刘瞎子瞎指挥！”

    刘伯承脸色煞白。

    他浑身感到很冷地颤抖着，特别是他那只假眼，仿佛又被一颗流弹击中般地剧烈痉挛、充血、痛胀……这么多年来，他何曾蒙受过这等侮辱？凡是知晓他眼睛创伤来历的人无不对他肃然起敬，因为那创伤是他的骄傲，是他所经历的一次光明战胜黑暗的殊死搏斗的人生标志。他由此被誉为“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川中名将……

    那是1916年3月，在四川讨袁（世凯）革命军中任团长的刘伯承，率部攻打丰都北洋军。深夜攻城即克，在向弃城溃逃的敌兵追击中，突然一颗流弹飞来，正击中他的右眼，当即血流满面，被部下抬进一所邮局。他捂着右眼，命令部下快去追击，不要让敌长官跑掉，而他因剧烈疼痛昏厥过去。恰这时，邮局的一个雇员跑进来，见地上躺着一个血迹斑斑的军人，吓了一大跳，以为人已死了，慌忙拉来一顶破草席将他盖住，拔腿跑了。

    部下知道团长并没有死，很快请来城里一位名中医给他医治。后又转送到重庆，请一位德国军医给他治疗。此军医医术高超，堪称蜀中翘楚。军医为他动手术，摘除坏死的眼球，剐去残存的腐肉，处置好眼庐的血管神经。数月后，军医自德国捎来为他配制的假眼，待安装时，发现伤口感染，糜烂尤重，不得不再次为他动手术。

    刘伯承得知麻药对眼神经不利，拒绝使用，对军医说：“救国救民，来日方长，焉能伤及神经？”

    军医十分惊愕：“几个小时手术，不用麻醉，你如何挺得住？”

    刘伯承决心已定。

    军医只好听便。

    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手术中，刘伯承双手紧紧攥住椅柄，面无惧色，平静坦然，只是旁边的护理人员不时地为他擦脸上沁出来的汗。

    军医惊怜地问：“痛吧，还能坚持吗？”

    刘伯承微笑着说：“些须七十余刀，小事耳！”

    军医越发惊异地问道：“你怎么知道动了七十余刀。”

    刘伯承安详地答道：“你每割一刀，我则暗记一数，由此知也。”

    军医瞠目，继而伸出拇指称赞：“你是我见到的世界上最优秀的职业军人！”

    数日后，丰都县城那个小邮局的雇员碰见一个好生面熟的人，左右端详，忽然发现什么似的，吓得面色煞白，七窍生烟，“噗嗵”一声跪在地上，捣蒜般地连连叩头，求饶道：“长官，长官，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死了，我从床上拉来一条草席盖在你身上，请你不要吓我，我好生替你烧香……”

    刘伯承把他搀扶起来，说：“多亏你用草席把我盖住，不然我真要在这鬼城报户口啦！”

    丰都，是中国有名的鬼城。人世间所有的鬼的故事在此城里都能看到。刘伯承在邮电局雇员的眼里，也做了一次“鬼”，演了一回鬼的故事……

    刘伯承疗伤的故事，若干年后被选入中学生阅读课文，题目叫“军神”——

    重庆临江门外，一个德国人开设的诊所。一个伤者走了进去。医生沃克端坐桌后，神情。他头也不抬，冷冷地问：“叫什么名字？”

    “刘大川。”

    “年龄？”

    “二十四岁。”

    “什么病？”

    “土匪打伤了眼睛。”

    沃克放下笔，走向正准备察看伤者的伤势，一个护士走进诊室，悄声说：“沃克医生，五号病床的先生害怕做手术，要求……”

    沃克医生粗暴地打断护士的话，鄙夷地说：“叫他滚蛋！我的诊所里再不要见到这胆小鬼！”

    护士喏喏连声地退走了。

    沃克医生余怒未息。他熟练地解开了伤者右眼上的绷带，蓝色的眼睛里闪出惊奇的神情，重新审视着这个受伤的人，冷冷地问：“你是干什么的？”

    “邮局职员。”

    “不，你是军人！”沃克医生一针见血地说：“我当过德国的军医，这样重的伤势，只有军人才能如此从容镇定！”

    伤者微微一笑，针锋相对地回答：“活克医生，军人处事靠自己的判断，而不是靠老太婆似的喋喋不休！”

    沃克怔住了。他伸手制止了闻声赶来的护士，双目火辣辣地盯着对方。良久，他的目光积蓄了，突然对护士吩咐：“准备手术！”

    沃克换上了手术服，洗净手，戴上了消毒手套。这时，护士跑过来，低声告诉他，病人拒绝使用麻醉剂。

    沃克医生的眉毛扬了起来，二话没说，走进手术室，用教训的口吻说：“年轻人，在这里要听从医生的指挥！”

    伤者平静地回答：“沃克医生，离脑子太近，我担心旅行麻醉会影响脑神经。而我需要一个清醒的大脑！”

    沃克再一次怔住了，竟有点口吃地说：“你，你能忍受吗？你的右眼需要摘除坏死的眼球，把烂肉和新生的息肉一刀刀割掉……”

    “试试看吧。”伤者说。

    手术台上，一向从容镇定的沃克医生，这次双手却有些颤抖。他额头上冒出的汗珠，护士帮他擦了一次又一次。他终于开口对伤者说：“你如果忍不住可以嚎叫！”

    伤者一声不吭。双手紧紧抓住身下的白床单，手臂上汗如雨下，青筋暴起。他越来越使劲，崭新的白床单居然被抓破了。

    脱去手术服的沃克医生擦着汗走过来，由衷地说：“年轻人，我真担心你会晕过去。”

    伤者脸色苍白，勉强一笑说：“我一直在数你的刀数。”

    沃克医生吓了一跳，不甚相信地问：“我割了多少刀？”

    “七十二刀。”

    沃克医生失声嚷道：“你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块会说话的钢板！按德意志的观点，堪称军神！”

    “你过奖了。”伤者说。

    沃克医生的脸上头一次浮出慈祥的神情。他想说什么却又忍住了。他挥手让护士出去，关上手术室门，然后注视着伤者说：“告诉我，你的真实姓名。”

    “刘伯承。”

    沃克医生肃然起敬：“啊，川东支队的效仿，久仰久仰，认识你很荣幸。袁世凯悬赏十万大洋买你的人头！”

    刘伯承开玩笑地说：“您要是告诉北洋政府，说我在这儿，准能发一笔大财。”

    沃克医生像受了侮辱，怒气冲冲地说：“对侮辱我人作呕的人，我不异决斗！”

    刘伯承微笑说道：“作品好后，一定奉陪。”

    说着，友好地伸出手去，与沃克医生的手紧紧相握……

    刘伯承抽回滚烫的思绪，却不看黄超一眼，而是依然专注地凝望着那座佛塔。

    “黄超，你说话注意点。”张国焘似乎也觉得这种跳梁小丑的角色扮演得有点过分，便马上止住说。“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刘总参谋长呢？放肆！要讲事实，摆道理嘛！”

    刘伯承以强大的克制力而没有发作。

    黄超把气焰收敛了许多，说：“那好，就请总司令、总参谋长回答一个问题，毛泽东他们逃走时，为什么把东西都烧了，连伤员也不放过？”

    “荒唐！”朱德拍案而起，怒不可遏地痛斥道：“这纯属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同志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要优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自订的。对俘虏还要优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不够，就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舍得把粮食烧掉？我们非常缺乏枪支弹药，对待武器像对待自己生命，又怎么会烧掉呢？这些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

    会场引起一阵骚动。

    很多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他们开始怀疑烧枪烧粮又烧伤员的事件是否可信。

    “同志们，不要受他盅惑！”黄超带头呼喊口号。“打倒朱德！坚决拥护南下进攻路线！”

    ……

    会议连续开了三天，通过了由张国焘亲自起草的《阿坝会议决议》。

    这个决议严厉指责中央北上方针是“机会主义”、“右倾逃跑主义”，“只有南下打击敌人建立苏区，才是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

    这个决议并有所指的警告说：“对那些不愿执行党的进攻路线的人，要坚决斗争，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应当予以纪律制裁，使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朱德和刘伯承的处境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与威胁。

    会议结束后，刘伯承万分焦虑地找朱德商议下一步该如何办。他向总司令报告说：“老五（五军团）和老九（九军团）提出与他们分开，向北走。”

    朱德思忖着说：“走，不是上策。张国焘也不会轻意放我们走啊……”

    “那只有‘舍命陪君子’喽！”

    “对！只好跟他‘泡”了。此公刚愎自用，自恃傲物，他唱的这场对台戏才刚刚拉开序幕，是不容他人劝他收场的。”

    刘伯承沉吟道：“那我们则是‘曲高和寡’哟！我记得这一成语典故引的是《宗玉对楚王问》：是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朱德说：“此景此情，确是如此。不过，我也由此想起一句成浯，叫‘曲终奏雅’。是说《司马相如列传赞》：相如虽多虚辞滥说，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但愿我们有在这场戏的最后获得精彩的结局。”

    刘伯承说：“这样演下去的结局，只能使四方面军吃大苦头，受损失的是整个红军。”

    朱德说：“正因为此，你我不能走，要留下来，尽最大的努力与可能减少流血和损失。”

    朱德叮嘱刘伯承，要“老五”和“老九”必须克制和忍耐，从长计议，待时机成熟另谋他图。

    刘伯承也要总司令时时多加防范，“随遇而安”。

    在红军领导人中，这两位年龄最大的长者面对如此严峻的困境，早已把个人的生死与安危度置九霄云外了。

    就在阿坝会议结束的当天夜里，总司令部的骡马全部被警戒部队牵走了，并且首先把朱德骑的那匹心爱的枣红马杀掉。

    紧接着，黄超把朱德身边的警卫员和司令部的勤杂人员全部调走，连门岗也都撤掉，说是要他们参加学习班，“换换脑筋”。

    对此，张国焘向朱德作了这样一种解释：为防止类似毛泽东等偷跑事件的发生，保卫局的同志万不得已才采取这种令人不太愉快的措施。但他向朱德表明：待部队行动，保证总司令有自己的坐骑。

    难得朱德大节而不辱，度量大似海，面对如此“待遇”他始终保持沉默。他时时警告自己：要克制！要忍耐！他的忧虑和感伤，在强烈的自我克制与忍耐中隐藏极深。有时他伫立窗前凝思良久，仿佛正用他的睿智的目光在茫茫大海中去探寻发现绕过那些个足以使命运之舟沉没的暗礁；有时他像一头困兽在屋里徘徊频踱，一遍又一遍地哼唱13年前在法国勤王俭学时由周恩来等人填词的《马赛曲》：

    我祖国之骄子，

    赳赴戎行！

    今日何日，

    日月重光！

    暴政与我敌，

    血旗已高扬！

    君不闻四野败兵呼噪急，

    欲戮我众欲歼我妻我子以勤王。

    我国民——

    秣尔马、厉尔兵、整尔队伍，

    冒死行进！

    沥彼秽血以为粪，

    用助吾耕。

    ……

    这深沉、悲愤、雄壮的歌声，涤荡着郁闷、烦恼、懊丧与痛苦，迸发出一种自我牺牲的高尚精神。哼唱着它，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军人便陶醉在一种忘我的境界里了。

    然而，最能从他的沉郁的哼唱里，听出他内心的痛楚，体恤他忧心如焚的一个人，就是他的老伴康克清。老伴是随他一起来左路军的。

    “现在好了，我这个总司令成了光杆司令啦……”

    “不，你身边还有一个兵，一个女兵哩！”

    这对同甘共苦的戎马伴侣相视而笑。

    9月15日，张国焘主持制定出《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宣称：“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军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根据地，首先赤化四川。”

    9月17日，张国焘发布《大军南下命令》，口号是：“大举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

    9月21日，张国焘带领原红四方面军编入左、右路军的全部人马和原红一方面军编入左路军的第五军、第九军及军委纵队一部，总共六个军八万多人，分别从阿坝、包座、班佑等地区，回头再过草地南下，向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冈、党坝、卓克基一带集结。

    历史的画页再次翻回到茫茫草地——萨格苏海——美丽的地狱。

    时值深秋季节，沉寂的大草地，枯草漫漫，秋风萧瑟，霪雨绵绵，寒气袭人。

    徐向前在他的《历史的回顾》中是这样描述的：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依稀可辨。那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左路军四万多衣衫单薄的红军指战员，冒风雨，涉泥沼，再一次拖着疲惫不堪的步伐，艰难地在茫茫草地上行军，又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目睹着大草地荒凉冷寞的景象，眼看着那些因疾病、饥饿而倒下的战士又作新鬼，徐向前内心在无限悲苦中而声声低泣：朝思暮盼的会师倏尔又出现分裂！烈士的血迹未干、尸骨未寒竟反唇相唾闹起内讧！一些英勇善战的官兵，不是倒在与敌人厮搏的沙场上，而是殁于大自然恶劣的环境里！这究竟为什么？难道是命运在捉弄？抑或天意使然？……

    3.林彪对杨成武说：我不要你的人头，我要腊子口！

    9月15日，毛泽东随林彪、聂荣臻第一纵队沿着波涛汹涌的白龙江峡谷东进到达黑拉。一座倚山傍水、气势雄伟的庙宇似神话般出现在人们跟前——它叫黑朵寺（又名旺藏寺）。

    庙前竖起一杆杆白色的经幡，上百名喇嘛恭敬地排列在门前迎接红军的到来。

    庙院里清净雅致，一尘不染。每处殿前和厢房外种植着各种鲜花，五颜六色，争奇斗艳，还有大串大串的熟透的葡萄……人们简直不敢相信，是否走进了《西游记》里所描写的那种光怪离陆、妖缘四伏的魔幻世界。

    毛泽东说：“我等无忌，乃同孙泼猴也！盛食厉兵，不妨住下一晚。”

    他住进一所古色古香的经房里，同林彪、聂荣臻等研究部署夺取天险腊子口的作战方案。他说：“腊子口是通往甘南的咽喉，要是拿不下来，我们就得重回草地去！”

    林彪将这个任务交给杨成武、王开湘率领的突击团，规定两天内必须攻下腊子口。

    杨威武立军令状说：“拿不下腊子口，就取我的人头来见！”

    林彪板着冷酷的面孔说：“我不要你的人头，我要腊子口！”

    9月16日，毛泽东、林彪、聂荣臻将夺取天险腊子口的决定电告彭德怀：“顷据二师报告，腊子口之敌约一营据守未退。该处是隘路，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令第二纵队及军委纵队快速到达黑朵寺，一旦腊子口被打下，全军须以较短时间内通过，以防援敌拦堵。

    随后，毛泽东与林彪、聂荣臻率部紧随突击团向腊子口进发。

    毛泽东要亲自指挥这场战役。

    突击团于15日深夜出发，沿白龙江疾进。穿过一片片黑魆魆的原始森林，翻过一座座危崖陡峭的山峰……天刚蒙蒙亮，先头部队突然与敌鲁大昌十四师派来堵截红军的两个营遭遇，双方展开激战。

    林彪获悉后，即电示杨成武：“坚决吃掉它！”

    战斗进行到下午4时，歼敌大部，残敌向腊子口溃逃。

    从俘虏口中得知，腊子口易守难攻，隘口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中间有一条河流——腊子河，河水深而湍急，只有一座木桥架在两山之间，它是突破腊子口的唯一通道。国民党新编十四师师长鲁大昌已在腊子口修筑了碉堡，布置了两个营的兵力把守。在腊子口后山，设有仓库，囤积大批粮食和弹药。在甘南的岷州城内，驻有敌随时可以增援的主力部队。——这些，构成了拦阻红军通过腊子口的坚固防御体系。

    军情急迫。

    突击团刚一结束战斗，即以强行军速度向腊子口奔袭。

    傍晚时分，抵近腊子河畔。这里景色宜人，一片亚热带风光：茂密的原始森林，数不清的蕨类植物，隆观的瀑布和满山遍野盛开的杜鹃花……然而，山口窄得出奇，只有30多米宽，仿佛被一把巨斧将大山劈成两半似的，两侧断崖对峙，怪石嶙峋。人是爬不上去的，甚至连山羊也无处插足。一条狭窄而湍急的腊子河就在这峭壁下咆哮着流过。一座架在两山间的木桥连接着两端用人工开凿出来的高悬的栈道。只要有人企图过桥进入隘口，就会遭到倾盆大雨般的猛烈射击；如果有人想爬上峭壁，那么他一抬头就会看到枪口正对着他的脑袋。趁着愈来愈浓的暮色，突击团向隘口守敌发起进攻。但几次猛攻都没有成功，敌人死守着桥头堡负隅顽抗。从右岸石壁暗碉里，敌人倾泻下来的手榴弹，在桥头堡一线构成一片火网，爆炸过的甚至没有爆炸的手榴弹柄，在地上铺了满满一层。攻桥的部队始终接近不了桥头，一批又一批突击队员在急密的枪林弹雨中倒下了……

    此时，毛泽东就在林彪的指挥所里，离隘口仅有四五百米之遥。他密切关注着战斗场景，眼前是千篇一律而又绝不相同的搏杀与决斗，中锋与反冲锋。燃烧的峡谷里，飞溅着泥尘、砂石、碎尸、血肉，一股股灼热的带着焦煳腥昧的气浪扑面而来。

    林彪听到火线损失惨重的报告，不动声色，命令继续投入部队。但他有一种类似“大象和老鼠捉迷藏”的感受。这里搏杀的空间小得可怜。

    攻势更加猛烈。

    亘古洪荒的山谷似乎第一次领略了战神的洗礼，崩溃的岩石在炮火的巨浪里呜咽；爆炸的火光与生命的雷电不断撕裂着黑夜的雾障，幻化出烂漫的战云；浓重的血腥味和焦烟味，饱含着混浊的水气，在咆哮湍急的河面上升腾飘散……林彪感到呼吸的窒息，梯恩梯炸药的强烈刺激，呛得他连连打喷嚏、咳嗽不止。

    然而，他望着激战的景象，似乎淡忘了这是人与人的搏斗还是大自然的互相绞杀。他想到的不是战争多么残酷，而是人类原始野性的复归：双方都打红眼了……敌人要孤注一掷哆……看来他们并非懦夫和笨伯，草包和饭桶……要有几门重炮该多好，可惜在过草地时都扔掉了……他低吟着，像是在梦中呓语。

    此刻，毛泽东面对眼前的战争景观，则与林彪所思所想的有所不同。他把眼前的战斗完全抽象化了；不仅仅是红军突击团与腊子口守敌的拼杀，而是阶级与阶级的大冲突，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生死决战！——他亲自审问过俘虏：囤驻在岷州的国民党增援部队已经上路，正向腊子口一带围堵，形势越来越令人担忧。

    年夜时分，突击团发起的第六次进攻仍未成功。

    毛泽东命令停止正面强攻。因为六次进攻未遂，伤亡严重。

    于是，火线召开会议，决定由杨成武指挥一个连仍从正面进攻，钳制敌人火力；另派两个连由团长王开湘率领，沿右岸的峭壁迂回到敌人的侧后进行奇袭——此行动必须在天亮之前完成。

    于是，迅速挑选出几十名会爬山的战士，携带手榴弹和铁器——匕首和短刀，在夜色的庇护下出发了。他们在上游两里处，用马匹将战士驮过河去，然后从右岸峭壁间攀崖。没有登山工具，他们把皮带、绑腿和绳子连结在一起，抓着它攀登陡险的岩石，迂回到敌人凭险而据的山背后……

    正面的进攻仍在继续。虽然几十名勇士爬过栈道接近了桥头，但在敌人机枪疯狂的扫射下无法接近桥头堡。他们只能蜷缩在同伴的尸体旁艰难地射击……

    毛泽东站在指挥所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凝视着对岸高耸的山峦。他透过炮火的曳光已看清敌人更大的纵深，判断敌人负隅顽抗的后续力。他在近于咫尺的激战中保持着一种强抑的平静——他等待着从侧翼进攻的消息，他相信那些勇敢的“山娃子”们会在敌人背后猝然创造撼天地泣鬼神的惊雷般的奇迹。

    天快亮了。敌人的增援部队就要开到……

    突然，三颗耀眼的信号弹升上天空。旋即，山谷中响起“轰轰隆隆”的爆炸声——那些“山娃子”们果然奇迹般地登上了敌人背后的山峰，像下饺子似地正往下甩手榴弹呢！

    正面进攻部队吹起了冲锋号，杀声震天！

    不出几分钟，守敌乱了阵脚，纷纷滚下山坡，溃窜逃命。

    杨成武率突击团冲过木桥，一阵砍杀，天险腊子口终于被攻占了。疲惫不堪的宣传队员兴奋地扯起已经沙哑的嗓子，唱起了战斗的凯歌：

    炮火连天响，

    战号频吹，

    决战在今朝！

    开展胜利的进攻，

    消灭万恶的敌人！

    ……

    大部队很快通过了腊子口。他们再也不用返回草地了，再也不用拣从别人的粪便中冲洗出来的青稞粒和玉米粒来充饥了。

    腊子口一打开，毛泽东遂又命令第一纵队乘胜追敌，翻越白雪皑皑的岷山（又名大刺山），于9月18日占领了敌人据守的鹿原里（又名大草滩），缴获粮食数十万斤，盐2000多斤。这些物资，对于刚走出草地不久的红军来说，简直是无价之宝。

    这里是回民群居地区。当地回民烙的锅盔足有脸盆那么大，红军买了不少。因为饥饿，大家吃得非常香，有的因吃得太饱，竟撑得走不动了。

    很快，毛泽东一行赶到。他吃着回民群众送来的锅盔和手抓羊肉，赞不绝口：“这吃物简直胜过皇帝的御宴！自盛唐以来，回汉两族人民就亲如一家，内地有不少汉族人也信奉了伊斯兰教，崇拜穆罕默德。”

    为此，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求“部队严整纪律，没收限于地主及反动派，违者严处。”

    饱餐一顿的突击团又奉命出发了，它的下一个任务是攻占哈达铺。

    4.中共历史上出现了另一个“中央”

    “打到成都吃大米”——这个口号深得红四方面军队以滞留在左路军未能北上的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喜欢。张国焘晓得这个口号会燃起八万将士怎样的战斗激情，升腾起怎样的思乡情愫。他们不喜欢雪山，不喜欢草地，不喜欢荒凉偏僻、罕无人迹的西部边陲。

    一首《为成都而战》的歌曲，在部队南下途中传荡着。那慷慨悲壮的曲调激发出指战员们的自豪感和使命感。一些老兵说，要是打回鄂豫皖，打回江西老家，死都闭眼啦！

    9月底，八万人马已经全部集结在马塘、松岗、党坝、卓克基一带，张国焘把总司令部安扎在卓克基那座古堡式的土司官寨，他住进了毛泽东北上时曾住过的宫室里。

    现在，他站在楼顶的瞭望台上凭栏远眺，心里生出几分陶醉：近处，溪流纵横，峻岭环绕；远处，群山逶迤，银装素裹；天地衔接处，聚拥着一层层银色的云团，似滔滔雪浪，以其威严神秘静寂的壮观令人心慑！——这使他欣然想到他眼下所拥有的八万人马，这与中央红军会师前的四方面军实力相去无几。而毛泽东呢，会师非但没有捞到什么实惠，而且还丢下了两个军团，仅拉走了不足七千人马仓皇而去，实在是得不抵失，大大的失算了啊！由此看来，两军会师只不过演了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

    他收回目光，点上一支烟惬意地吸着，悠悠踱步：毛泽东等人借口北上而无端地指责南下没有出路，南下是绝路，南下根本无处立足，呃！我张某人脚下踏着的这座土司宫，难道不是一处优美的处所吗？如果偏安一隅，这里倒是可以作为临时的栖身之地：你看这里前临急流，后依峻岭，四周地势险要，如若屯上一些兵马，加以扼守，虽不能说是固若金汤，但聊可盘踞一些时日。当年乾隆皇帝劳师前来征伐数年，耗人力物力甚巨，才将这小金川七大土司招安。当然喽，我张某人并非看中这小小的弹丸之地，也决非满足一城一池之利，而是要夺取成都，赤化金川，进而取得大西北和大西南乃至全中国的胜利。

    “夺取政权，乃是革命者的目的。”——这是张国焘早在1921年协助陈独秀、李大钊创办中国共产党时就提出的政治口号，并且把它写进了建党的纲领和宣言里。抚今追昔，15年来的求索与苦斗，使他更加领悟权力对于一个有识之士有为之人施展自己的雄才伟略是多么的重要。于是，一个萦绕在他大脑记忆里的梦，一个雄心勃勃也许别人会说是野心勃勃的重大决策，撞击着他多日来为之苦苦思索的心际：毛泽东等人私率六七千人向北逃跑了，他们将陷入蒋介石为他们设下的百团围歼之中，他们逃不脱全军覆灭的厄运——他们将自食其果，中央将不复存在。既然与他们分道扬镳，那就一不做二不休，重新组建中央！

    他的眼前仿佛划过一道闪电，一道照亮古往今来历代群雄豪杰摒执逐鹿的闪光！

    他认为，这是形势所迫。斗争的需要。

    一种天赐良机的隐悦快感溢满了胸膛！

    他自得无比地笑了。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克基的卓木碉一座喇嘛庙里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董振堂、何长工、傅钟、李特、曾传六、刘志坚、余天云等军以上干部四五十人。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并作重要讲话。

    他说：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终止退却，反攻敌人，可是毛泽东等人对这一新的局面估计不足，又非常怕羞，不敢承认自己的退却和战略方针上的错误，主张继续退却。不管他们的退却是在什么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结果发展到不顾一切地分裂红军，向北逃跑，造成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大的罪恶行为！这是我们大家都不愿看到的，也是令人极为痛心的！

    他说：毛、周、张、博说南下是死路，南下会成为瓮中之鳖，云云。可现在我们左右两路人马返回草地，连克几座城镇，集结在这里，大家活得不是很好吗？哪一个是鳖？应当承认，目前的苏维埃运动是受了一些挫折，我们把苏维埃运动转移到比较落后的地区是必然的趋势，我们可以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从艰苦斗争中去求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像那些只能在太平时期工作的牛皮家，我们是不需要的。当革命发展的时候，有篮球打，有舞跳，有捷报看，有馆子进，便兴高采烈；可是当革命走弯曲路时，便悲观失望，随时带几个金戒指在身边准备逃跑，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是太平时候的装饰者，我们不需要这个。

    他说：目前的中央，已被毛、周、张、博等右倾机会主义者所把持，他们的分裂行为，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红军一致的原则。他们秘密北走，是自私的，是不名誉的，是不道德的，已使党的中央威风扫地，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同志们，我们还再跟着这样的中央做什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抛开原有的中央，仿效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①（①1905年，列宁在任第二国际执行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期间，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对以调和主义为幌子，贩卖取消主义的托洛茨基派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又揭露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背叛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诽谤，1919年3月，列宁毅然抛开机会主义者把持的第二国际，主持召开了第三国际成立大会。这就是当时所说的共产国际。张国焘另立中央的行径绝然不能同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同日而语。）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重新开展工作。到适当时间，再召集党的代表大会，成立正式中央。大家有何意见，请发表。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大家甚感震惊。就连张国焘的得力助手陈昌浩也因无思想准备而没有立即发言表示支持。

    会场的气氛显得紧张而沉闷。

    张国焘显然胸有成竹，他要李特和黄超发言，将毛泽东等人私率一、三军团北上以及对其阻拦和劝解未遂的经过叙述了一遍，并进行了一番激烈的抨击与谴责。

    四方面军的同志听后不禁哗然，责备埋怨中央的气氛骤然升温。

    张国焘要朱德表态：“总司令，你谈谈。”

    朱德的面孔像这萧瑟的秋日碧空一样冷峻，他心里却阵阵发痛，仿佛觉得历史迈着沉重而艰难的步履走到这里突然凝滞了。他好像没听到张国焘在向他说什么，直到张国焘再次要他表态时，他才伸了伸微驼的背，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啊！天下红军是一家，是一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了，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无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事，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的办法来，千万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对朱德的发言，张国焘当然极不满意，但又不便发作，因为朱德毕竟是红军总司令，且有“红军之父”之称。只好先让他一码。

    张国焘又转向刘伯承：“总参谋长，你说说。”

    刘伯承当即发言道：“目前，大家都晓得，部队经过长时间的行军、作战，一路颇有损失，特别是翻雪山、过草地、减员更重。革命形势相当严峻，我们举步维艰。当前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是红军整体的团结，只有团结对敌，红军才有出路！……”

    刘伯承的发言，深含着规劝与进谏，希望张国焘不要走得太远。但没等他说完，张国焘便极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说：“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讲下去了，大家现在不是要听你作什么政治动员报告。”

    刘伯承无奈地坐了下来。

    勿庸置疑，张国焘占有绝对优势，他俨然成了正确路线的领导者和代言人。再没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反对他的主张。

    接着，张国焘宣布成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的成员名单，并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决议》。他被当选为“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的总书记”，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除了毛、周、张、博和杨、叶等人被“开除”和“查办”外，张国焘把自己所有主要的军政领导人都塞进了他的中央委员会，同时保留了原一方面军的大部分高级指挥员，包括朱德、彭德怀和林彪。他还任命长期住莫斯科的王明为中央委员。

    他宣布完名单之后说：“中央今天正式成立了，我们要立即通报共产国际批准。并通报原来的那个不顾信义的中央，说明我们今后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红军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告，并和他们发生关系，要他们不得再冒用中央的名义。”

    会议结束时，张国焘问朱德和刘伯承对此《决议》有何意见。

    朱德说：“你既然还认我这个总司令，那我就发表意见。你在这里硬要另搞一个中央，我不赞成，我不能当你这个中央委员。你要枪毙就枪毙，这无法阻止你，但我绝不接受你的命令！”

    刘伯承说：“我不够格，更不配做你的中央委员！”

    张国焘板起了面孔：“那好，就减掉你们两位！这个世界无论离开多么伟大而了不起的人物，地球照样转！”

    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举动，在滞留下来的原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九军团引起强烈的不满和义愤。他们向朱德提出：“老五”和“老九”再行北上，找老毛和党中央去！他张国焘要下令阻拦，我们就跟他干！

    被派往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任参谋长的彭绍辉写了一封长信提出反对意见，派人送给朱德，不料这封信落到张国焘手里。张国焘立即找彭绍辉“谈话”，撤了他的参谋长职务，被发落到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科去了。

    第九军团参谋长郭天民因打听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的动向，被扣上“阴谋叛乱”的罪名，要将其处决，幸被朱德出面干预，才免遭杀害，被调到红军大学教育科当教员。

    刚调到红四军任参谋长的陈伯钧，因当着张国焘的面犯颜直谏，呼吁团结，反对分裂，当即被张国焘下令抓了起来，“反省”数日后发配到红军大学指挥科去了。

    ……

    鉴于此，张国焘对一方面军的人不能不采取防范乃至惩治手段。他对第五、第九军团强行改编；对四方面军内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也实行“纪律制裁”；为了孤立和削弱朱德的力量，他将刘伯承的红军总参谋长职务免去，调到红军大学当校长。

    这一切，对于张国焘来说，都是为了“需要”。对人和灵魂的征服，不是枪弹，而是政治。——这是张国焘的格言。

    尽管如此，在南下途中，有几十名师、团、营指挥员（多数是一方面军的）死于非命。

    朱德的处境更加艰难。

    他忍辱负重不得不作出最大的克制与让步。他这样提醒自己：既然历史把你和张国焘拧在一辆战车上，为了大局，为了八万将士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与张国焘尽量保持一种微妙的关系来相处共事，竭尽责能地制约或遏制张国焘权欲的恶性膨胀。如果一见面就吹胡子瞪眼，争吵不休，那么恐怕连自身和整个部队都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总是主动地找张国焘一起研究作战方针，制定战役计划，并且身体力行努力贯彻。他耐心地教育一方面军的干部：要掌握正确的斗争方法和策略；要顾大局，讲团结，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只有加强了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的胜利。

    张国焘下令向成都进军。

    此时虽已秋风萧萧，部队还穿着夏装和草鞋，粮食也不充足，颇有几分饥寒之意，但广大指战员已被鼓动得情绪高昂，热血沸腾。要攻取成都，就必须打开南下通道。

    10月7日，红军总司令部制定了《绥崇丹懋战役计划》。

    朱德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该打开局面，找块立足生存的地方。不然，这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疑不战而自毙。同时他坚信，只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后总会走到一起的。因此在军事行动方面，他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与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配合，研究作战部署。

    他说：“早在大革命时期，我就和川军打过交道，川军向来欺软怕硬，惯打滑头仗。我们不打则已，要打就抓住战机，狠狠地打！”

    他要求指战员要讲究战术，发挥运动战的特长，以快以巧制敌，用小的代价去换取大的胜利。

    战役的具体部署是：以五军、九军二十五师、三十一军九个三师组成右纵队，由王树声率领，沿大金川右岸前进，抢占绥靖、丹巴；以四军、三十军、三十三军及九军二十七师大部组成左纵队，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从大金川左岸进攻，直取崇化、懋功；三十二军及二十七师一个团，驻守马塘、梦笔山地区，作为红军总司令部驻卓木碉的屏障；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师部及二十七团、红军大学留驻阿坝，以掩护后方。

    10月8日，左、右两路纵队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

    当时，川军刘文辉的二十四军两个旅部署于大金川沿岸的绥靖、崇化、丹巴一线；杨森的二十军四个旅另一个团部署在小金川沿岸的懋功、抚边、达维一线；邓锡侯的二十八军一个团扼守抚边以东的日隆关等地。——从整个战局来看，敌情并不严重。的确是大举南下的好时机。

    战役一开始，红军右纵队首先向绥靖河以北绰斯甲附近的观音桥强攻，以便渡河南下，与左纵队的进攻夹岸相应。但守敌凭借坚固的工事抵抗，右纵队硬攻难克，渡河受阻。总司令部临时调整部署，令左纵队的四军从党坎地区出动，强渡大金川。11日，四军渡河成功，沿右岸疾进，12月攻占绥靖，16日占领丹巴。与此同时，左岸的三十军也向南推进，15日攻占崇化，以一部向懋功方向发展。九军二十七师于15日夜对两河口守敌杨森部第七旅发起猛攻，经3小时激战，将敌击溃，接着跟踪追击，于16日攻克抚边，19日夜袭达维。敌四旅旅长高德州惊醒后，顾不上穿衣服仓皇逃窜。20日，三十一军一部攻占懋功，守敌两个旅向南溃逃，被进占达维镇的二十七师主力截击，俘获一部分人枪。二十七师乘胜向东南发展，连续攻下了日隆关、巴郎关、火烧坪等地区。至此，绥崇丹懋战役胜利告捷。此役共击溃敌6个旅，俘获人枪3000余。

    微笑写在南下将士的脸上。

    张国焘颇有一番雅兴地与朱德“楚河汉界”对弈下棋。一次开局，二人杀得难解难分，难决胜负。显然二人皆是棋坛高手。张国焘趁朱德不备，突将一枚卒子拱过了“河”去，啪——摔子落下：“将军！”随之哈哈大笑。

    “玉阶兄，没想到吧？小卒子拱过河啦！”

    朱德笑而不答。

    “现在看来，我们的南下这招棋并非像毛泽东等人所说的那样吧？”张国焘借机转了话题道，“现在，我倒担心的是他们，军中不少人估计在这样机会主义的路线之下，必定会葬送一、三军团，那将是令人痛心的事情。”

    “你以为毛泽东真要输定了吗？”朱德问。

    “当然，当然，倘若如此，他只能是给中国革命带来损失，是不会有丝毫好处的。”张国焘显得十分沉重地说，“并不是预祷他们要被消灭，如拖到陕北，一、三军团将拖成小游击队，虽然地方宽大，而天寒人少等条件，生存下来极困难，很可能被马家骑兵活捉去……”

    朱德听得出，他这是一种“猫哭老鼠”的哀悼！

    “特立，如果是那样，你不会坐视不动，袖手旁观吧？”

    “哪里哪里，我已多次表明，他们如遇阻则折回，我们速派部队接应。”

    张国焘再次表示他的诚意。到那时他要好好地与毛、周、张、博算算账。

    5.哈达铺——命运的祥云

    晨雾裹着袅袅炊烟结成一缕缕洁白的纱幔，在山坳的上空升腾，飘散，给这个古朴而恬静的小镇平添了几分生动明快的色彩。

    这个小镇就是哈达铺。一个很吉祥的名字。

    1935年9月21日上午，哈达铺的群众倾城出动，热烈欢迎跋涉万水千山到达这里的红军。

    这里是汉族地区。指战员们都觉得，到了哈达铺，就像到了自己的家，尽管这里的汉民大都信奉伊斯兰教，但语言上并没有隔阂。并且这里有共产党的地下武装一直在活动。

    毛泽东要部队在此休整两天。

    官兵们都洗了澡，理了发——这是过草地以来第一次洗热水澡和理发。并开展了一场清除虱子的歼灭战。大家都感到特别轻松、愉快。他们知道前面还要翻越许多的山，涉过许多的河，还要进行许多的战斗，但是他们相信以后再也不会忍饥挨饿了。

    在这里，每个指战员都领到了两块闪闪发光的银元——这些银元是由他们背着经过了雪山、草地和老虎嘴似的腊子口保存下来的。所以当地商贩市利百倍。

    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大家都要吃好！”

    大家确实吃得不错。

    这里猪、羊、鸡、鸭价格非常便宜。五元钱就可以买一头上百斤重的猪，两元钱可买一只肥羊，一元钱可买五只鸡。部队从鲁大昌部缴获了大米、白面数百担，食盐数千斤，使得自爬雪山、过草地以来没吃过大米白面的战士们人人眉开眼笑。各个连队都杀猪宰羊，每顿饭三荤两素，战士们吃得满嘴是油，喜气洋洋，相互逗乐子说：“嗳唷，过新年喽！”“这比过年吃得还好！”“这里简直是天堂！”

    为联络地方群众，部队通令各伙食单位，邀请驻地村民前来会餐。回民不吃猪肉，还单独设清真宴。来会餐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请了一拨又一拨。有个老汉笑咧着跑风漏气的嘴说：“我活了这么大年纪，没见过红军这样好的队伍。鲁大昌在这里住了几年，咱们不但吃不到他的东西，还要咱们给他进贡哩！”一个老太太抢过话茬说：“交不出粮，还要抓人吊起来打哩！你们不走就好了！”

    最让哈达铺的妇女们惊奇的是那些留短发、穿军装、皮带上挂着手枪的女红军。她们甚至问：“你们真的是女的吗？”她们有的把女兵请到家中，仔细端详，摸摸她们的胸脯，跟着她们去茅房——这才消除了疑虑，确信她们真是女的。于是便高兴地让女兵们讲端枪打仗的故事。

    还有一个人更让哈达铺的男女老少惊奇不已——这就是人高马大、金发碧眼的李德。在他们眼里，他简直就是一个魔鬼！他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副长相的怪人！他们更不知道，这样一个怪人曾主宰过中国工农红军的命运！而李德倒是极友好地向围着他看的孩子们打着手式，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噢喽，噢喽，我是你们的朋友！”但那些孩子“哇——”地一哄而散。

    哈达铺沉浸在从未有过的太平盛日的欢乐之中。

    周恩来的病情已大有好转，他住进清真寺一所幽雅的房子里，受到虔诚的老阿訇优越的款待。毛泽东则住进了一所漂亮的商人的庭院，因为他要吃两顿红烧肉很好地解解馋。

    下一步去哪里？

    去甘肃，去陕西，甚至去宁夏，但这只是大的战略方针，不是确定的具体的目的地。长征以来也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毛泽东只大略地指出部队要去的方向，但没有具体的目标。用他风趣的话说：走一步讲一步，车到山前必有路。

    在到达哈达铺之前，毛泽东仍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

    9月19日，先头部队进驻哈达铺时，从溃逃的守敌机关得到了一份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赤匪”刘志丹部的消息。聂荣臻看后对身边的参谋说：“赶快派骑兵通讯员，把这份报纸给毛主席送去！陕北还有个苏区呢，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毛泽东到了哈达铺，立刻就去被占领的一个小邮政局收集国民党的报纸。他兴致勃勃地查看了这些报纸，证明在两河口与张国焘会面时所听到的传说居然是真的：陕北不但有一支共产党的队伍和一片苏维埃根据地，而且著名的群众领袖、红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仍然活着，还有红二十五军的程子华、徐海东也在那里。

    啊！真是天大的喜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兴奋不已。今天，在距江西的出发地已有二万四千余里之遥的哈达铺，红军长征的确切目标终于解决了！

    9月22日，毛泽东召集团以上干部在哈达铺一座关帝庙里开会，作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

    “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好么，那就分道扬镳。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热烈鼓掌。

    “事实证明，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陕甘支队的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我们现在改称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我兼政委。……”

    热烈鼓掌。

    “从现在到刘志丹同志创建的陕北苏区只有400多公里路程了，大家要振奋精神，早日与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合！……”

    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发自人们肺腑的充溢着甘苦与悲喜的掌声，将毛泽东的讲话一次次中断，又一次次地推上高潮！

    是的，他们就要到家了。他们已踏上了家乡的土地，正朝着自己的同志和根据地迈进。面前只剩下1000里的路程了。

    诚然，在同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发生冲突之前，他们也曾有过这样的希望，但是那个希望化作了泡影。眼下，他们虽然只剩下六七千人了，可这是一支组织严密、上下团结、能征善战、有共同的精神和目标的有生力量，并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力量。他们不再是一群在蒋介石的精锐队伍面前衣衫褴褛、争吵不休和狼狈逃命的“流寇”。他们将把长征转变为胜利，长征已不再是战略退却，不再是连下一步走向何方都不知道的东躲西藏。这一切变化都发生在他们抢渡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翻越大雪山、走过草地、夺取腊子口之后，战斗的主动权已不在蒋介石的掌玩里，而在毛泽东的弹指间。

    这一切，都在毛泽东那激越铿锵、极富感召力的讲话里已见端倪：“我相信所有的指挥员们、战斗员们，在经过了两万多里的长征的洗礼和战火的考验之后，在困难面前无所畏惧，将会以你们的勇敢无畏和丰富的战斗经验，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我们的目标——完成长征北上，打击日本侵略者！”

    9月23日，照例是个晴朗的早晨，部队又向北迸发了。

    周恩来弃担架而乘战马，他的心境与过草地时已大不相同。兴致使然，他一边赶路一边和身边的战友们唱起了《马赛曲》。正东方一轮满面红光的太阳冉冉升起，他们仿佛看到了命运的祥云正张开一面血染的大旗在队伍的前面迎风飘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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