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蒋介石悬赏缉拿毛泽东

    坐在峨眉山上遥控指挥30万大军堵截红军的蒋介石，得到“毛、彭股匪”突破天险腊子口的消息，惊怒之余他在1：500000的中国大地图前足足站了半个小时。

    他的消灭红军于川西北部那片荒无人迹的水草地的计划又一次破产了！

    他的每一根神经都急剧地膨胀着，他所信崇希特勒的那句血淋淋的口号又在耳畔轰响：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可能的结局——不是敌人踩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娘希匹！只能是后一种！”他像梦呓似的喃喃着，鹰隼般深邃而犀利的目光扫过湘、赣、云、桂、黔、川……一条狭长蜿蜒的追截线，而后把目光继续向左上方移去，那里曾是红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那里的红军曾粉碎过川军20万人的六路围攻，他们曾雄踞鄂豫皖三省边界的大别山。不久前他们与“朱毛”在川西北合股了，因发生内讧又分开，“毛、彭”率一部向甘南流窜，“朱、徐”率一部仍滞留川西北欲有南打模样——这好办，就让川军收拾他们。

    他最后把目光盯视着那片褐黄色的地域，那正是他游目驰怀的地方。他判断毛泽东率部东出甘南，进占天水，意在威胁西安。他得到的情报是毛泽东率人马四万，而不是少得可怜的六七千人。对此，他已急令胡宗南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主力部队，集中天水一线，并以一部分兵力占据渭河附近的武山、漳县地区，“尽歼流寇，毕于一役”。

    但他的心绪忽然沉落下去，一种突然袭至的疲惫使他懒软地躺卧在安乐椅上，一个最令他羞怒头痛的问题袭上心头：围追堵截，频频清剿，而赤匪为何屡歼不绝？！

    他觉得彻底消灭红军统一中国的目标忽而变得遥远了。

    他饮愤自责1927年4月12日的那场大清洗虽然把共党那块拦路石踢开了，但还不够坚决，不够彻底，没有把“婴儿”扼杀在摇篮里，没有把隐患尽灭于萌芽状态，他将引为终生遗憾。致使那拦路石骤变成阻挡他前进的一座大山，虽然这座大山已被他不惜血本地摧毁粉碎，但现在，彻底清除“碎石块”的过程却让他煞费心血，伤透脑筋。

    他眼前又浮现出一个身材高大，头发灰白，气质高雅、傲慢、冷峻而多皱的脸上高挺着酒糟鼻子，簸箕型的嘴角上生着蚕豆大的疱块的外国人——这就是他的德国军事顾问冯.赛克特。是这位日尔曼人给他带来了制胜法宝——堡垒战术（使他在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速见成效），还给他带来了法西斯主义的精髓——独裁统治。可是，他的眼前只是幻觉，他的这位高明的军事顾问在来华协助他进行反共战争的两年间耗尽了精力，已于半年前回国治病去了。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作为一个德国人（指李德），共产党也尊重他对冯.赛克特将军向蒋总司令提出的战术的分析，这件事也真有戏剧意味，两个德国将领，其中一个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另一个是布尔什维克，却通过这两支中国军队互相厮杀！……

    更有戏剧性的是冯.赛克特和李德都是街垒战专家，他们在慕尼黑的激战中，已经刀对刀枪对枪地较量过。不过那时，赛克特是久经沙场的德国国防军的总司令，而李德是起义者的一个队长。因此，李德知道他面对的是他的同胞赛克特的堡垒战术，而赛克特却不知道他面对的红军中还有个李德。——这两个军事顾问不遗余力地对抗，一方面是为了他们的使命，一方面是为了他们的信仰。李德是为了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赛克特则是为了消灭共产主义，为了德国的对外扩张。

    蒋介石显然对那片黄土高原的兵力部署放心不下。因为跑到那里的毛泽东是与他较量十多年来最强硬的对手。

    他遂又偕夫人宋美龄及行营参谋团要员乘专机飞抵古城西安。

    他以西北“剿匪”总司令的名义，召集张学良、杨虎城、胡宗南、朱绍良、毛炳文、王均、马鸿逵等驻守西北的军政高级官员开会，进一步作“围剿”陕甘苏区的军事部署。

    他在会上声色俱厉的训导：“……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国家内乱频仍而对外用兵者！不安内则不能攘外，日寇是疥癣之疾，共匪才是心腹之患！共产党只希望我们与日寇拼个两败俱伤，他们坐收渔人之利。朱、毛匪首用心奸诈，名为抗日，实为胁迫我国民党对其发慈悲、施仁政，玩弄的是‘围魏救赵’之伎俩！……共匪不除，国无宁日！只有先安内才能攘外，谁不懂得这个道理，那就是糊涂虫！”

    他声调激愤高亢，不停地挥动着拳头，就像立即要驱赶身边这些俯首听训的要员们奔赴战场。

    接着，他又说：“查毛、彭股匪经我各追剿部队连日痛剿，已属势蹙力疲，出腊子口、哈达铺向东北逃窜，冀与刘志丹、徐海东之匪合股，图最后之挣扎。为期围剿该匪，遂一网打尽之计，各部队务须协调一致，认真筑碉，决向黄河西岸地区压迫，合围而聚歼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能否尽灭残匪，就看各部将士是否精诚合作，膺命无间了！”

    “围剿”部署制定得几乎无懈可击，“毛、彭股匪”又一次罟进了他撒下的一张大网里。但是下属是否“精诚合作，膺命无间”，就只有上帝知道了。

    会议结束后，这些效忠党国，忠于领袖的“赫斯”（希特勒手下的铁血干将）们佩戴着委员长亲手授赐的“中正剑”各就各位去了。那寒光闪闪的铜质剑柄上，镌刻着六个字：不成功，便成仁。

    为激励下属效命，蒋介石飞回成都后即又发出悬赏缉拿毛泽东等人的通缉电。甘肃省府主席朱绍良接到电报，不敢怠慢，马上向“濒临匪扰”的沿途各县转发了此电——

    特急。

    岷县、临、陇西刘县长并转渭源赵县长，天水、武都孔县长：

    奉委员长蒋阳亥蓉行参战电开：据报，北窜之匪毛、彭、林等均在内，饥疲不堪，不难消灭。兹再申擒斩匪首赏格如下：

    ①毛匪泽东生擒者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奖八万元；

    ②林匪彪、彭匪德怀生擒者各奖六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四万元；

    ③博古、周恩来二匪生擒者各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

    ④凡伪中央委员、伪军团政委、伪军团长及伪一、三军团之伪师长等各匪首生擒者各奖三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

    ⑤其他各著名匪首，凡能生擒或献首级者，仍然前颁赏格各给0172（此系原件留下的电码，但未译。——作者注）。希通饬各县及地方军民人等，一体知照。等因。

    特电遵照。

    朱绍良覃午总参池

    尽管如此，蒋介石得到的并不是捷报，而是坏消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向他发报称：“毛、彭股匪，已通过渭河王均部防线。而我以数倍之众，沿途堵截穷追，未克聚歼，愧愤莫名……”

    “娘希匹！都是一群废物，废物！”蒋介石气势汹汹地怒骂着，用拳头擂着张学良发来的电报，就像擂着张学良的脑壳。他知道把“张少帅”从东北撤回来，身背着“不与日寇血战而逃”的骂名，故而对“剿匪”存有二心。他认为，毛泽东又一次从他撒下的大网中溜掉，定是张学良等为保存实力有意放弃堵截造成的。

    蒋介石十分恼怒地训斥王均等在武山阻击不力，放跑了毛泽东形同放虎归山，定以渎职问罪。遂又急电毛炳文，给他打气，要他效法襄军“先贤”左文公（左宗棠）在西北所创勋业之楷模，使尽全力确保两宁（静宁、会宁）、定西、六盘山一带封锁线，以树最后“歼灭残匪，实现天下为公”之赫赫战绩！

    蒋介石奉诺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就是要像希特勒统一德国那样统一中国，这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

    然而，峨眉山的“佛光”并没有给他多少点化迷津的“妙禅”；他曾偕夫人多次去成都最大的基督教堂作弥撒，风姿绰约的宋美龄虔诚地祷告：“上帝佑护我的达令（宋用英语对蒋的爱称）！”但那个目标时常搅得“达令”的思绪像个夜游的飞鸟找不到它的窠巢。

    他似乎很清楚，他的精神支柱，不属于佛，不属于上帝，也不属于三民主义，还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喊出的那句口号对他最有振奋作用：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可能的结局——不是敌人踩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2.六盘山下一桩惊天命案：三百红军牺牲之谜

    蒋介石的部署全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

    陕甘支队从哈达铺一出发，毛泽东便令先头部队向东挺进，并作出佯攻天水的态势，把敌军吸引到天水一线，然后调头以日行百里的速度向北急进。

    9月25日拂晓即抵达通渭河岸，途中虽遭敌军的骚扰，但几乎没遇到什么样的抵抗。先头部队派侦察员到河边查探，见河面虽很宽，但水并不深，对岸也无敌军扼守迹象。于是，部队分几路纵队顺利涉水过河。

    有人听说渭水是当年姜太公钓鱼的地方，以为有什么名胜古迹可以开开眼界，结果大失所望，既没有风景名胜，也没有大渡河那样的急流险滩，只不过是一条平坦的，水流缓慢的普通河流而已。

    等大部队过了河，追到河边的敌兵才“噼噼啪啪”胡乱地放了一阵子枪。

    有的战士连笑带骂道：“娘的，老子过了河你来啦，晚了！”

    还有的战士说俏皮话：“这哪里是放枪，这是放鞭炮欢送我们哩！”

    部队从容地过了渭河，当天即拿下了榜罗镇，毛泽东要部队在此宿营。而武山、漳县两城守敌，既不敢出来夹击，也不敢尾追。跑得疲惫的红军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很安静地住了一夜。

    镇街的墙壁上张贴着国民党悬赏缉拿毛泽东等人的通缉令和消灭“赤匪”的标语。一些指战员愤慨地要将通缉令和标语毁掉，却被毛泽东止住。他风趣地说：“稍安勿躁。我这个脑袋值十万块大洋哩！你把通缉令撕了，他们到哪里去领赏呢？”

    彭德怀笑着说：“我和林彪的首级价码，他们是不是定得太高了，比恩来、博古还高出一万块，不妥不妥！”

    周恩来说：“蒋介石还是很识货的，你们彭、林二将本来发挥的作用就大嘛！这叫论功行赏。”

    博古点了点眼镜，附和道：“就是就是。”

    然而，毛、周、张、博等人还不知道，另立中央的张国焘也在内部发了通缉令，要对他们大张挞伐。

    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并号召全支队突破长征最后关口——固原、平凉封锁线，同陕北红军会合。

    向陕北疾进的路上，越来越遭到敌骑兵的袭扰。

    敌骑兵倏忽而来，倏忽而去，他们在马背上变换着各种姿式向红军射击。而红军的还击却很难将他们击中。

    红军自长征以来一直都是和两条腿的敌兵作战，而现在要与六条腿的敌兵搏斗，这确实是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林彪和一纵队参谋长左权（原一军团参谋长）对打击敌骑兵的战术抓得很紧，通过观察和向俘虏了解敌骑兵的运动规律及习性，编出了打骑兵的口诀向部队推广。因为一纵队在前面总是最先与敌骑兵交火。

    毛泽东听了林彪的回报，说：“这就对了，马饿了肚子是不会拉套干活的，敌人总有下鞍困觉的时候，趁机偷袭是为绝好一着！”

    10月7日，部队越过六盘山主峰，在青石嘴与敌何柱国骑兵军第七师十九团碰了个正着。当时，敌骑兵正在山口下的村子里宿营喂马。林彪和左权在大山头隐蔽处用望远镜看得很清楚：敌人把马鞍子卸在地上，一堆一伙地打罐头进午餐；偌大一片马群足有好几百匹，也在分槽吃草料。他们根本不知道红军已经来到跟前。林彪断定，这是敌骑兵安扎在山口下面的一个宿营地。

    毛泽东也上了山来。他用望远镜观察了一番，完全同意林彪的判断，决定消灭这股敌人。他果敢地对林彪说：“把一纵兵力大部用上！以两个大队从两侧迂回兜击，以一个大队从正面突击。”

    林彪说：“一定要快，要猛，要狠！打散马群，聚歼敌兵，速战速决！”

    正是歇晌时分，战斗打响了。三个大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下山去，不到一个时辰，战斗即告大捷，毙敌200余，俘敌近百人，缴获战马150多匹。——由此装备了一个侦察连，红军开始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第一任骑兵侦察连连长是梁兴初（后任第38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5年10月病逝），副连长就是后来驰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骑兵团团长刘云彪（1942年4月因病在河北完县逝世）。

    毛泽东站在六盘山一座巨石嵯峨的山头上，诗兴大发，纵情吟词一首《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乎，

    何时缚住苍龙？

    这就是毛泽东的战争观！他把战争诗化了，升华了！

    此时，他感到整个历史的重担正向他肩头压来，他从希冀与热望中脱颖而出的意志，他的无畏、敢为、耐久的实践品格，已使他的思想与感情融为一体，他多么希望指挥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在中国广袤无边的大舞台上，导演出一场酣畅淋漓、威武雄奇的大戏，那将是一幅何等辉煌壮丽的历史画面啊！

    一股激越奋进、勇往直前的阳刚气概呼将而出，挥洒而去！

    自六盘山青石嘴战役后，毛泽东及中央机关随林彪第一纵队到达环县洪德城。毛泽东即急电致彭德怀：“二、三纵队必须乘夜通过洪德、环县之线，明日到达耿湾以南地区宿营，后日与一纵队取平行路东进。”

    毛泽东从各种情报中分析判断：洪德地域是蒋介石近期部署各路国民党军“围剿”红军的最后合击地，红军全部人马必须连夜穿过洪德一线，继续向东开进。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判断和决策非常及时、正确。10月15日中午时分，当红军全部通过洪德一线两个小时后，六路国民党军便从不同方向合击而至。滚滚尘烟中，相互放枪一阵，方知扑空；彼此叫嚷着收兵返回各自的防地。

    毛泽东随第一纵队离开洪德城，马不停蹄向东疾行几十里，到达陕甘交界处的耿湾镇。当各纵队安全穿过洪德封锁线的消息传到耿湾后，毛泽东悠长地叹了一口气：“洪德城是最危险的一关。我们过渭水后，敌人知道了底细，即急风暴雨般地追击。我们通过洪德城后，敌人两小时半即到，如不早通过，要受阻碍啊！……”接着，毛泽东又幽默地说道：“你看他们比我们还辛苦啊，追来追去，连红军的影子也没有见到，又让他们白跑了一趟。而我们这些从江西熬到现在的红军战士，个个可都是宝贝呀！他们是革命的种子，不久的将来要撒向全国去，那可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开花、结果！”

    可是，就在第二天黎明，毛泽东被紧急送来的一份报告惊呆了！

    ——耿湾镇夜间发生了一起红军惊天命案：驻扎在镇外附近宿营地的红军将士，一夜之间竟无声无息地突然死亡300多人！

    报告称，三个营的指战员在昨天到达这里，宿营前还一个个生龙活虎，可睡下后就再也没有发出一点声息。如此集体一同死亡，其原因初步断定是食物中毒。

    谁下的毒？！凶手是谁？！

    300多号人啊，这个数目对历尽千难万险由最初从江西出发的近9万人到走出草地后仅剩下7000多人的中央红军来说，损失实在太大了！就在洪德突围脱险时，也未死伤一卒一兵，怎么会在脱险后的耿湾宿营地，竟无任何交火迹象，如此奇怪地害死了300多人，而他们连对方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就被莫名其妙地从红军实力中一笔勾销了。而对方显然没有费一枪一弹，就制造了一桩惊天命案！对方是何其残忍，何其歹毒啊！

    毛泽东扼腕顿首，无比愤怒，令保卫局即速查办杀害这些红军将士的凶手。

    耿湾镇泣声一片。

    究竟谁是杀害这些红军将士的凶手？经过一番调查分析，大都认为是国民党派遣特务投毒所至。

    可敌人在哪儿？他们从哪里来？现在又隐藏在何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红军立即组织力量进行侦破，也抓了一些可疑分子进行审讯，但案情没有丝毫进展。红军到了陕北后，毛泽东仍惦记着这桩事，派专人又返回耿湾镇对此案再次进行侦破。但经过数月调查，仍未找到任何线索……

    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在后来传遍神州，妇孺皆知。然而，发生在六盘山下的这起红军命案却因未破，被尘封在共和国的历史档案中，成了许多红军将士终生没有解开的一个谜团。每当毛泽东谈起“六盘山”的诗句，讲起长征最后到达陕北这段岁月，他总是忘记不了这300多红军将士的怨魂，扼腕叹惜。他曾亲自部署让周恩来负责破获此案，然而周恩来查遍了全国的重要特务案和间谍案，却无论怎样也与此案联系不上，终是未得其解。

    此案终于被破解是在半个世纪后的1989年秋天。兰州军区驻宁夏的某部给水团奉命到环县进行水质勘探调查，在与当地政府有关人员的一次偶然交谈中，得知了当年红军在六盘山下发生的这桩多年未破的奇怪命案。给水团水文地质工程师王学印、王森林了解了这一悬案后，开始怀疑此地的水质很可能有问题，受职业的敏感与促使，决定揭开这个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红军命案之谜。他们翻山越岭，踏遍了六盘山麓的千沟万壑，在走访当地老百姓时听一些老人回忆说：红军从六盘山下来，一部分人马沿罗家川、马坊川等沟谷川道来到了耿湾镇。当时天色已晚，队伍里很多人饥渴难忍，就到沟谷里找泉水喝。可是万万没想到，第二天这地上躺倒了一片一片的人，再也没有醒过来。

    王学印和王森林根据已掌握的水文地质资料和现场勘察及采水样分析，甚是震惊地发现，这里的泉水和沟水咸而苦涩，水中钾离子含量很高，一吨水中纯钾含量高达2至3公斤。而正常情况下，一吨水纯钾含量只有300至500克。同时又发现这里的水中钠离子含量更高，并且这里有些地方的泉水和沟水溢出外流时，有不少气泡呈间歇状冒出。这表明该地为石油分布区，断层构造发育活跃，这些气泡从油层冒出，就很可能带有大量氰气。而氰气与钾结合就生成氰化钾，与钠结合便生成氰化钠，这是两种剧毒性化合物，人体若摄入50微克，即可造成中枢神经阻断型死亡，无任何痛苦和知觉就无声无息地死去。

    整整三年时间，王学印和王森林登六盘，下银川，往返数十次，跑遍了银川所有水文地质和石油化工科研单位，通过科学检测，证明他们的推断和采样分析完全正确。当年到沟底喝了这种水的红军将士很快就窒息而亡；而没来得及下沟喝水或是到了宿营地吃饭喝另外水的红军们就躲过了这一关。

    六盘山下红军命案终于揭开。是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国领袖已去世十多年，他们始终未能得知那300多红军将士的死因，尽管在当时他们曾经考虑到身体这个原因，甚至联想到刚出草地时有些红军战士因久饿后而饱餐致死，但如此几百人的同时死亡又怎能不让人惊疑且坠重重谜云之中？！

    红军命案发生后，由于敌情紧张，毛泽东等人来不及在耿湾镇为死难的红军将士举行任何追悼活动，在草萆安葬亡灵后，当天就又率领人马向东急进。次日，即1935年10月16日，红军到达木瓜城一带宿营，毛泽东难以忘怀耿湾镇发生的惨案，就近日陕甘支队的行动部署致电彭德怀：“现在每天走路不多，请令各部利用时间进行教育，并尽力改善给养。”

    10月19日傍晚，陕甘支队穿过黄土山谷——头道川，到达陕西黄土高原心脏地带的一个小镇——吴起镇。

    这时，宁夏二马（马鸿逵和马鸿宾）和毛炳文的骑兵又跟上来了，像一条讨厌的“尾巴”，不断骚扰红军的后续部队，使行军掉队的人员吃了些苦头。

    到达吴起镇的当晚，毛泽东即召集指挥员开会。他说：“要想办法打他们一下，砍掉这条‘尾巴’，不能让他们一直跟到陕北，这对我们很不利。”20日，毛泽东对“砍尾巴”进行了部署：这里有三条河流穿过吴起，我战斗部队摆出月牙形，引诱马家军骑兵进入洛河河谷地带，打它的伏击。此役由彭德怀直接指挥。

    21日凌晨，部队进入埋伏阵地。天色刚亮，马家军四个骑兵团（每团约1000人）便杀气腾腾地扑来了。我正面阻击部队边打边撤，引敌进入了河谷。

    战斗开始了。毛泽东登上马梁山前沿阵地指挥所观察战情，因为陕甘支队的总人数并不比马家军骑兵多多少，而且马家军装备精良。这将是一场血战！

    马鸣风萧萧，血日起峰烟……红军的冲锋号和喊杀声震撼山谷，机关枪和迫击炮向敌群猛烈开火，敌马队在干涸的河套里狂奔乱窜，骑兵有的中弹从马背上翻滚下来，有的连人带马跌下沟壑……

    彭德怀大口大口地嚼着茶叶，一股酿造良久的浓烈豪情訇然荡满胸膛。他从容地向部队下达命令，变换着阵容和战法，看似很随意地将敌人的马队拉细拉散，扯入条条狭窄的溪谷，然后一截一截地分割围歼……战至中午，马家军骑兵受重创落荒而逃。

    枪声渐稀，毛炳文第三十二师和第三十六师的两个骑兵团又扑了过来。

    彭德怀遂又下令，将敌引至杨子城以西的齐桥、李新庄之间的山丘地带，将敌击溃。

    这条讨厌的“尾巴”终于被砍掉了。

    人们欣喜地看到，大路上挤满了一群群俘虏和一群群棕色的、黑色的、白色的战马驮着一捆捆枪支，在红军战士的押解下开进吴起镇。

    毛泽东为表彰彭德怀卓越的指挥才能，特致电赠诗一首：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红军将先后俘获的马匹、马术教官、兽医、饲养员以及会打马掌和修理鞍具的工匠，全部补充到红军的骑兵队伍里，使红军骑兵连更加的充实了。

    毛泽东站在山顶上眺望着，方圆皆是绵延无亘的浅褐色的黄土山丘，和被雨水冲蚀成干裂的溪谷；北面是万里长城，南面是华夏祖先黄帝的陵墓——在黄河南岸这片黄土高原上，在这块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埋葬着朝朝代代金戈铁马的厮杀呐喊！

    山顶上有块高大的界碑，碑的正面刻着“分水岭”三个大字，作为甘肃、陕西两省的分界线。毛泽东看了碑阴（碑的背面）文字，兴奋地对大家说：“我们已经走过了10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11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此时此刻毛泽东不能不想到那队浩荡南飞的“雁群”，他们找到自己的“家”了吗？

    3.百丈关——一座放倒的里程碑

    红四方面军大举南下攻取成都，与蒋介石的“剿匪”大军正好狭路相逢。

    8月间蒋介石名为来蛾眉山避暑，实为趁机囊括川康政权，以了结他统一大西南的一桩心病。他采取的一项主要措施，就是统一整编川军。

    自辛亥革命后的20多年里，这片素称“天府之国”的川地，一直是军阀割据的局面。四川境内有正规军和杂牌军30多万，由于没有统一的编制和军费，各路“诸侯”自行割据，滥事搜括民财，形成五花八门的“防区制”。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入川后，四川军阀相顾恐惧，惶惶不可终日。蒋介石趁追击红军之机，调集大军入川，控制了川康地区。蒋介石曾召见刘湘说：“我来是帮你统一四川的。”蒋介石此言，无非是安抚刘湘而已。其实，究竟是扶植刘湘统一各军，还是由他的嫡系部队直接管辖，蒋介石当时是犹豫不定，他的幕僚意见也不一致。他的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则主张扶植刘湘统一各军最为有利，蒋介石最初对这一意见颇为动心。但蒋的嫡系将领则认为：“这样无异是在四川养小老虎，壮大了要咬人的。”此议遂作罢。

    蒋介石最后采取的办法是：统一整编川军。略为提高刘湘的地位，各军的番号仍予保全，只统一其编制，少拨军费，缺余自筹。如刘湘的二个一军，当时就有100多个团，为了满足刘湘的野心，蒋介石将刘湘的部队扩编为三个军另一个独立师，以唐式遵、潘文华、王瓒绪为军长，范绍增为师长。刘湘以总司令的名义仍统率他原属部队，其他各军则统属南京政府，在名义上仍归刘湘指挥，实际上由蒋介石控制。川军整编后，仍有30余万人，且充实了建制，补充了武器和弹药，战斗力增强了。

    10月初，蒋介石把他的军事委员长行营（3月1日在武昌成立）移驻重庆，派顾祝同为行营主任，着令川军集中兵力，对付红四方面军。

    10月7日，蒋介石向刘湘、李韫珩、刘文辉等紧急下达堵截围剿红四方面军的手令：“赤匪内部分裂。毛匪已带伪一、三两军团北窜入甘。而徐、朱两股会合，希图先窜康北，再转康南与西昌、会理一带，冀图苟延残喘。”“只要我军殚精竭虑，以期患难相共，彼此分别竭尽堵截与追剿之责任，必有歼灭成功之道。”“而歼灭残匪之道亦全在乎我军民合作与坚壁清野二语之中，望力行之。况此歼剿残匪，应利乘便，是天与吾兄成功立业之良机，希勉之。”

    蒋介石已调集80个团约20万人马保卫成都。他把部队部署在红四方面军挺进中的北、东、南三面，略成半圆形摆开，等待张国焘的到来。

    张国焘果然来了！

    他率领的八万将士以摧枯拉朽锐不可挡之势，很快收复了大小金川地区。若不是急于南下攻占天全、芦山，打开通向成都平原的最后一道屏障，他真想回一趟杂谷脑看看，对那里的老百姓说：我英勇的红军又打回来了！

    10月20日，张国焘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以四军、三十二军为右纵队，由丹巴攻取天全；以三十军及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九军二十五师为中纵队，先占宝兴、芦山、再向名山、雅安进攻；以九军二十七师为左纵队，除以一部巩固懋功等地外，主力向东伸延，威胁灌县、大邑之敌。另以三十三军、五军为左右支队巩固后方，相机威胁理县，占领威州。这一部署，是以主力夺取天全、芦山、名山、雅安等县为目的，而对康定、汉源、灌县采取佯攻姿态，配合主力行动。

    朱德就此部署的战略战术问题作了指示。他说：“这一战役与绥崇丹懋战役的不同点在于：部队已经打出了川西高原的山险隘口，作战形式将由山地战、隘路战变为平地战、城市战，由运动战变为阵地战、堡垒战。为打破敌人的堡垒封锁线，在战术上必须充分注意集中兵力，择取弱点攻击，尽可能在野战中溃敌，乘胜追击，袭取堡垒和城市。要熟悉攻击敌人堡垒和阵地的方法，详细观察，周密计划，多用夜袭手段取胜，并注意对付敌人的阵地反击。”

    朱德还特别强调加强防空。他说：“既要消除畏惧敌机的心理，又要采取应付敌机的具体措施，万万不可掉以轻心，等闲视之。”

    10月24日，战役拉开了序幕。

    各路兵马重翻大雪山——夹金山和红桥山，向天全、芦山进发。部队来到雪山脚下，见中央红军翻山时被摔死的马匹和弃下的鞍具、炊具，还有不少露在雪外。这次通过时，又有不少人连冻带饿倒了下去……

    中路纵队翻过于夹金山，迅速向宝兴、芦山发起进攻。守敌杨森部似乎在过去与红军的较量中打怕了（其实是为了保存实力），所以一触即溃。战斗进行得很顺利，击溃敌军三个旅，于11月1日进占宝兴，继而乘胜前进，连续打垮刘湘教导师一个旅和一个团的阻击，直逼芦山城下。

    于此同时，左、右两纵队也进展顺利。11月7日，左纵队占领了大顺场，歼邓锡侯第七旅一部，前锋直抵邛崃县境。右纵队攻占金汤后，又击溃敌郭勋祺模范师一个旅，于11月10日占领天全，随即向东迂回，协同中路纵队包围芦山。刘湘急令他的独立旅向名山增援，遭红三十军、九军务一部钳击，全部被歼。11月12日，芦山守敌在红军的猛烈攻击下，弃城溃逃。

    此役进行了十余天，红军连续攻占了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歼敌近万人，击落敌机一架。至此，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及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均被红军控制。

    红军节节胜利，张国焘踌躇满志：我大军已逼近成都，“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不日即可变成现实！

    他陶醉了。

    然而，这只是战役的上半场，那么下半场呢？

    “娘希匹！都是一群喂不饱的饿狼！”蒋介石怒火满腔地从安乐椅上跳起，抓起桌角上的水杯，像掷一颗无柄炸弹似地向地板上摔去，那暴戾气绝的架势，似要把川军这群“饿狼”炸个粉碎！“不能同心戮力，还能办成什么大事业？！他们就知道要银子，要枪，要炮，可到了关键时候，就当缩头乌龟！”

    可恶的异己，可恶的地方势力派！蒋介石深感万千努力将因此毁于一旦。他颓然地又倒卧安乐椅里，一脸沮丧，显得疲惫和衰老了许多。

    在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棋局中，蒋介石并不总是万能的。他面对着地方军阀和政治掮客排列组合的万千世界，联合也好，结盟也罢，无时不在变化之中。军阀们担心一旦蒋介石过于强大，自己的地盘和财路就会丧失。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共产党变得过于强大都是他们所不愿意的。如果和共产党搞交易可以捞到好处，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况且许多今日兵戎相见的彼此双方过去都曾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共同作战。如果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又何必非要血染沙场不可呢？

    但蒋介石并不是除了专横暴虐、歇斯底里式的骂几句“娘希匹”，耍一通脾气之外一无所长。他在多年的与各派系军阀角逐较量中已操握了一套相当娴熟老辣的“政治”本领。

    ——周恩来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曾这样评价蒋介石：“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个拙劣的外行，作为一个战略家，也许好一些。他的政治嗅觉要比军事嗅觉强，这就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他常能相当老练地全面策划一次战役……”

    11月6日，蒋介石向全川部队发出训令：

    现因行营移驻重庆，为谋处置敏捷起见，嗣后关于剿匪战略，当由行营随时规划颁行。但前方作战，应由刘（湘）总司令负责指挥，各军亦应仍报请刘总司令就近处理。又李司令韫珩亦着归刘总司令就近指挥，俾得迅速，免失机宜。

    蒋介石看似把生杀予夺大权交给了刘湘，把入川的嫡系部队也统统交给刘湘指挥——这就是说，成都的存亡就由你刘湘决定了，保住了成都，可以封官加爵，丢掉了成都，你们这些川军佬就跳江吧，休想在他处寻求栖身之地！

    让川军与红军去拼去杀吧，最后再由他蒋委员长收拾残局。

    刘湘受宠若惊，当即复电盟誓：“拼死决战，绝不辜负委座重托！”

    刘湘紧急调集他的主力王瓒绪、唐式遵、范绍增等部，集结于名山及其以北的夹门关、太和场、石碑岗地区。当红军攻占天全、芦山之时，当面之敌已个分集中，连同原在当地防守的敌人，兵力已增加到近30万，集结在雅安、名山、邛崃一线，与红军形成对峙的局面。

    红军隆隆的脚步声震撼着仅距百里之遥的天府成都！

    张国焘下令要与刘湘决战！

    于是，一场空前未有的恶战，便在成都北面的要塞重镇百丈关展开……

    11月13日，红军中路纵队和右纵队共计15个团的兵力，向夹门关、太和场发起猛攻，当天溃敌两个团。接着直下邛崃、名山大路上的重镇百丈关。

    百丈关，坐落在名山南端开阔的平地上，是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隘口：它北倚邛崃山，南临岷江河网地带，周围是一片起伏的丘陵和农田，没有天然屏障，是敌人堡垒封锁线配备的中心。

    11月19日拂晓，敌军十几个旅在飞机和重型火炮的掩护下，从东、北、南三面向红军在百丈关数公里长的环形阵地发起猛烈反攻。

    一场浴血大战在百丈关持续了七天七夜……

    11月21日，蒋介石把最能干的战将薛岳的王牌军调了过来，从南至北如潮水般地扑向百丈关。敌机分批飞临上空，对红军阵地进行地毯式轰炸，阻遏了红军的攻势。在百丈关与黑竹关之间的红四军阵地，淹没在敌人的炮火中。血肉横飞，弹片啸叫，一团团黑色的碎云掠过阵地上空，敌机像狂蜂般乱咬乱蜇，倾泻着一股股固体毒液，汇成死亡的旋风腾空迸射……

    红四军军长许世友在阵地前沿的一座山包上，举起望远镜观察，仿佛进入一场险恶的梦境：阵地已被战火的犁铧撕得支离破碎，指战员们借着炮弹和飞机炸弹坑作为抵抗的工事，打退敌人一次次疯狂的反攻。鲜血和泥沙凝固在一起的紫褐色的焦土上，遍布着一堆堆血肉裸露的尸体，无数目眦欲裂的眼睛僵硬地瞪着硝烟漫卷的苍穹。尚未燃尽的衣衫和棉絮冒着焦煳味的轻烟，滴血的刺刀，折断的枪柄，剥光的树权，横阵竖扎在焦土之上……

    这是战斗的间歇。它意味着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在重新组织调整兵力之后，又要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波浪式的反复冲击，犹如惊涛裂岸，阵地一片一片崩塌，预示着即将陷落。

    许世友接到张国焘的指令是：要他同薛岳“决一死战”！

    他双瞳充血，直盯着电文。此刻，他的最前沿的一个主力团全部拼光！

    阵阵灼热的熏风挟带着滞重的血腥气息扑到他脸上，像飘拂的火，辛辣的硝烟直刺鼻腔，他声音嘶哑地向部队下达决战到底的命令，

    战斗到最后一分钟！

    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战斗到最后一口气！

    敌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进攻。但这次进攻没有预想的那样猛烈。因为短兵相接，狡猾的敌人改用了人海战术。——它似乎不想再耗费过多的飞机和重炮的轮番轰炸把对手击垮，而要用刀子撕大对方的伤口，让遍体鳞伤的对手慢慢淌血毙命。

    敌人成团成团地蜂拥而至。双方展开激烈的肉搏战。

    许世友部三十四团团长甩掉打光子弹的驳壳枪，满身血迹地从弹坑里站起来，他拎起一把马刀，嘶喊着——谁也听不清楚他喊的是什么，却都明白是什么意思，战士们跟他向敌人冲去！

    他们打红眼了，他们疯啦！这种近乎疯狂的搏杀，惊心动魄！——人类的疯狂暴烈的拼杀本性一旦被刺激起来，拼杀成了目的。

    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块同敌人决斗……

    刺刀折弯了，就用枪托同敌人劈打……

    手臂打断了，就用牙齿拉响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

    最残酷的是伤员与伤员的厮拼。他们用手用牙互相扯裂着对方的伤口或眼睛、耳朵、咽喉……他们已无力呻吟，更无力呐喊，在滑腻腻的血洼里扭曲滚动，把最后一点精力注入最后的一击中……英勇的三十四团在肉搏战中只剩下不到百人，团长和政委都壮烈殉难！

    这时，敌人又开始了飞机轰炸，极残忍地将炸弹倾泻在进行肉搏的敌我双方头上……

    许世友接到总指挥部下达的撤退命令后，方才饮恨与洒满战友鲜血的阵地告别！那是千疮百孔的血染的土地！

    七天七夜，张国焘没有合眼。

    他很清楚，拿下百丈关，对于红四方面军，对于他本人，都将意味着什如果拿下了百丈关，那么“打到成都吃大米”也许即可梦幻成真，那么张国焘挥师南下也许是以他的胜利而竖起一座里程碑，那么红军长征的历史也许由此谱写出新的光辉的一页。

    假设可以有几种，既可以设想比现实好，也可以设想比现实坏，所以历史只承认现实，不承认假设。

    残酷的事实是：百丈关一仗失利了。虽然此役毙敌15000人，而红军也付出了对等的代价。

    南下的旗帜染红了万木霜天，那不是夕阳投落的霞光，而是千万红军战士的生命！

    英雄的梦，真的幻灭了吗？

    即将竖起的里程碑，真的就这样倾倒了吗？

    张国焘心头烘燃着一种被嘲弄的怒火，狡黠的历史似乎故意跟他过不去，并且欺骗了他。这时，他才感到未来的前程吉凶难料；胜利与失败，光明与黑暗往往只相隔着一层纸……

    但他并没有最后失望。只是没想到此役会出现如此大的挫折。大米没吃成，反而损兵折将。

    朱德、徐向前、陈昌浩等一致同意下达回撒命令，认为继续与数倍于我之敌死拼硬战，只能蒙受更惨重的损失，甚至会全军覆灭！

    张国焘这才下令：暂时撤回天芦宝，伺机再战。

    他不仅仅是为了要挽回面子。

    徐向前在回忆百丈关战役失败的教训时说，我军百丈关决战失利，原因有三：“第一，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口张得太大”；“第二，与此相联系，我高度集中兵力不够”；“第三，战场的指挥失当”。他认为：“百丈关决战，是我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也是张国焘南下方针碰壁的主要标志。”

    11月23日傍晚，红军左、中、右纵队渐次退出百丈关。

    滴血的落日蹲踞在披挂银盔铁甲的夹金山肩头，怀着忧郁的敬意和怜情抚慰着惨遭挫败而撤退的队伍，远处那横断天际的成锯齿状的群山像一排列队的巨人，威严沉郁地颔首静立在那里，恭候他们归来。

    纷乱的灰色人群向天全、芦山、宝兴撤退。许多担架、辎重和骡马拥塞在狭窄的小道上，处处是匆匆忙忙的奔跑、喊叫、争吵。透过弥漫的烟尘，能看到那些人群个个脸色发灰乃至发黑，许多人绑着血迹斑斑的肮脏的绷带，穿着沾满泥尘和血垢的破烂军衣……他们疲倦到了极点，有的走着走着便倒卧在喘息，任凭马蹄踢踏也不愿起来。

    苍茫的旷野在血与火的浸润下飒飒低吟，像是唱给战死者的安魂曲，悲壮、苍凉、雄浑、沉闷，充溢天地之间，欲把死者唤醒。

    张国焘骑着马随直属队向宝兴转移。他脸上看不出多少沮丧，但他那熬红的抑郁的眼睛里，那昔日漾溢着的热情神采已经熄灭了。他觉得眼前的诸多事情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有些事，当时看是清晰的，后来看却是朦胧的；有些事，当时看是迷茫的，回头看又是清楚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格言，恐怕只对了一半。如果不囿于传统的说法，那么关于长征中的许多结论性的提法，就很值得作进一步的剖析。在战争的棋盘上，后人可以进行复盘深究。

    “张主席，张主席！你不能把我们留下啊……”

    ——这是一个被丢在路旁担架上的重伤员的喊叫！他被打断了一条腿和一只胳膊，头上缠着绷带，乍一看包扎得像一棵白菜。他显然认出了张国焘，猛然从担架上坐起来，充血的眼睛从肿成一条缝的眼皮下透出一种疯狂。他的喊叫声俨如一头豹子受到了致命创伤之后发出的哀嚎！

    张国焘跳下马，他想安慰重伤员几句，但话到嘴边却吐不出。他知道，安插伤员这是最棘手的任务。在这贫瘠的少数民族地区，安插伤员几乎等于丢弃。许多伤员宁愿自杀，也不愿落进敌人手里。

    “我叫他们把老子打死，”重伤员僵直地指着护送队的人员骂道，“可这些狗崽子们把老子的手枪没收了！”

    一位参谋小声向张国焘报告说：此人是许世友手下的一位副营长，外号叫“孟三炮”。

    张国焘蹲在担架前，安抚孟三炮说：“部队不会丢下你们的，到了宝兴，我一定叫他们把你安排在可靠的群众家里，有地方组织秘密保护，多给你留下一些经费，等你的伤养好了，可以再回部队……”

    “不！我宁愿死！我宁愿死！我这个样子还怎么归队啊……”孟三炮显然对这种哄孩子式的宽慰毫不相信，绝望地吼道，“快给我一枪，打死吧，这样痛快！”

    那参谋见此情景，厉声道：“孟三炮，你要相信组织，服从组织的决定嘛！”

    孟三炮恶狠狠地瞪着参谋：“去你妈的，这仗打得窝囊，老子只想死！”说着一蹶身子，一把撕破头上的绷带，挥拳就朝自己的太阳穴猛击，血流如注！那已经破成网状的灰布军衣立即浸满了血浆，他猛地将身子前倾，猝然向路边的乱石撞去，头颅“咕咚”一声触到石块上，整个躯体剧烈痉挛地缩成一团，但很快一动不动了。

    张国焘摘下帽子，向死者默哀了一会儿，声音低沉地对参谋说：“把他安葬了吧……”

    4.陕北也有悲剧

    自夺取了天险腊子口，毛泽东一直随林彪和聂荣臻的第一纵队在前面指挥行动与作战。

    第一纵队先遣队在向吴起镇进发时，只见一小股马队直朝他们奔驰而来。杨成武从望远镜里看到，这小股马队也就七八个人，个个头缠白头巾，身挎驳壳枪，看上去剽悍健壮。他想，必是马家军的骑兵无疑，遂令部队作好迎战准备。

    小股马队分明发现了他们，朝这边跑得更快了，边跑边喊：“喂，我们是陕北红军——”

    杨成武一听，异常惊喜，马上令号兵吹响了军号，接着喊：“我们是中央红军——”

    对方也马上扬起一块红绸布，喊：“我们军团长特派我们前来迎接你们！”

    杨成武率先迎了上去。

    对方到了眼前，急忙翻身下马，开口便问：“毛主席在哪里？老刘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叫我们速速交给毛主席。”

    杨成武派人领他们速见林、聂和毛泽东。

    毛泽东接见了这几位代表，然后走到一些正在休息的队伍里，欣喜地告诉大家：“陕北红军的代表来迎接我们了！我们就要进入陕北苏区了！”

    到了吴起镇，毛泽东立即致电彭德怀，告之第一纵队已进抵吴起镇，要求第二、第三纵队明日向吴起镇靠近，并指出：“吴起镇已是苏区边境，此地以东即有红色政权。”并要彭德怀速来吴起镇商讨行动方针，第二、第三纵队交叶剑英、邓发指挥。

    就在10月21日击溃马家军骑兵后的下午，毛泽东在吴起镇接见了中共陕北地方领导人龚逢春等同志，听他们汇报了陕北目前正在开展大“肃反”，逮捕了许多党内、军内领导同志的情况——其中就有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这一情况在前日徐海东派代表给毛泽东和党中央送来的信中也谈到了，敦请中央电函或速派人前去干预西北保卫局，迟了将有不少同志人头落地。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紧急商议，立刻指示西北保卫局：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同时决定派王首道任西北保卫局局长，接管被戴季英控制的西北保卫局，并偕刘向三、贾拓夫带电台和一连行动迅速的战士，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瓦窑堡。他们的任务是：救出刘志丹及其他同志，把事态控制下来。

    临行前，毛泽东对王首道一行说：“你们告诉戴季英，不要再犯张国焘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杀头不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对革命的犯罪！”

    王首道当即率队出发了。

    就在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时，陕北根据地党内发生了一件令人惊骇的事情：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刘志丹被中共陕甘晋省委下令逮捕了！

    那天，刘志丹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要他去瓦窑堡开会。当时他正骑着马去军团指挥部，走到半路上，迎而碰到一个骑兵通讯员。通讯员看见副军团长，立刻下马敬礼，把一封急信递给他。

    刘志丹接过信打开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是保卫局下的一道逮捕他及十五军团部分干部的命令！

    事情这样突然，又这样莫名其妙。他把信重新封好，告诉通讯员说：“把这信送给徐军团长，就说我去瓦窑堡了。”

    到了瓦窑堡保卫局，刘志丹把左轮手枪朝桌上一放，坦荡地对戴季英说：“戴局长，你没想到我会跑来这么快吧！就请你们把逮捕我的罪证拿出来。”

    但是，不容他分说，便失去了自由。他被强行戴上脚镣手铐。接着，他的妻子和5岁的女儿也被抓了起来。甚至连他的马也关了起来，以免人们认出它而引起议论。

    为了不让人知道抓起了谁，在押解刘志丹等人过街时，他们的头上都套了一个布罩。

    军团长徐海东看了那封逮捕信，就去找戴季英要人，并申辩说：“刘志丹是创建陕北根据地的英雄，而不是什么反革命，你们快把他放出来！”

    戴季英等人把刘志丹的罪行罗列了一大堆，而且给徐海东也扣上了一顶“包庇反革命”的帽子。

    保卫局继续抓人。习仲勋、马明方、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等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被逮捕，投入了监狱。

    徐海东深深感到，陕北苏区正面临着一场来自内部大清洗的政治危机，而这场危机的种子在鄂豫皖时就埋下了……

    1932年10月，张国焘率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留下徐海东的二十五军在大别山坚持斗争。周恩来派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前往鄂豫皖同徐海东一起领导二十五军。周恩来告诉程子华，如果二十五军在当地坚持有困难，也不妨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一路拼杀，转战到了陕南。他们的艰难历程不啻为人类求生的又一史诗。1935年夏，他们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悉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后正向甘陕进军，并得知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和高岗领导的号称红二十七军的游击队在陕北活动，徐、程便率二十五军向北部行动，于9月18日在一个叫永平镇的地方与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共有七八千人。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看来一切都很顺利。这支刚刚联合的部队在甘泉与张学良的一个师交锋，就打了一个大胜仗。

    然而，张国焘在红二十五军肃反时遗留下来的问题又被热衷于搞肃反的人提出来。戴季英质问徐海东，为什么不把随部队押带的“反革命”、“第三党”杀掉？并指控十五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是“皖西第三党领袖”。徐海东听了，一拳砸翻桌子上的茶碗，怒斥道：“要说郭述申是第三党，那大家都是‘老三’！现在敌人天天来追剿，你们还‘老三’、‘老四’的，抓这个，捕那个，敌人上来了，都他妈的当俘虏！”

    徐海东连吵带嚷，把这件事给压下去了。

    但是，一场肃反风暴正在酝酿。

    戴季英、聂洪钧等几位流落到陕北的中共陕甘晋省委委员，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刘志丹这位闻名陕北的“罗宾汉”，试图把他赶下台。他们声称，刘志丹与国民党有秘密接触，伺机拉红军投靠国民党（实际是，刘志丹同打进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共产党秘密党员保持着联系）。

    逮捕刘志丹的证据是：在红十五军团成立之初，二十五军曾俘虏了一名国民党军官，名叫张汉民，张说自己是地下党员，并说刘志丹可以证明。他们不加理会，当即把张汉民处决。事后，陕北党里的“布尔什维克”们批评刘志丹，并设法说服二十五军，让他们相信刘志丹实际是国民党的地下人员，因为刘志丹出身地主家庭，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他领导的二十六军已经被敌人渗透。在这种诬陷的背后，其中就有不少是高岗给刘志丹上的“赖药”。——1931年刘志丹在陕北拉起了一支上千人的队伍（红二十六军的前身），取名叫西北反帝同盟军陕甘游击队。可是，就在那一年，派到队伍里来的政委兼省委书记的杜衡指责刘志丹不与国民党打大仗，把刘志丹靠边站了。结果杜衡和王明路线的追随者把陕甘游击队引向了惨败，只有刘志丹和少数人逃了出来。杜衡被国民党俘虏，成了叛徒。1932年，刘志丹东山再起，人们纷纷前来投奔，他很快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另一位游击队司令高岗带几百人也加入了他的队伍。高岗担任二十六军政委，他能力很强，但他有乱搞女人的坏名声，刘志丹对此当然不能容忍。对高岗行为放荡不羁的问题，刘志丹曾向他提出警告：如果再犯，定要处决。对此，高岗怀恨在心，寻机要把刘志丹搞倒。

    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刻，徐海东得到确切消息：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已经抵达吴起镇。他派了一支小分队带着他写给中央和毛泽东的信去吴起镇，后又派程子华和郭洪涛代表陕北红军和陕甘晋省委前往吴起镇方向迎接。——他们走到安塞县的下寺湾（后属甘泉县），正好遇到王首道和贾拓夫带着一个连和电台来瓦窑堡。

    程子华、郭洪涛通过王首道带的电台，向中央汇报了红十五军团及陕北苏区的情况。

    王首道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迅速赶到瓦窑堡，代表中央审阅了戴季英提供的案卷，同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大量事实证明：“刘志丹同志绝不是什么‘右派’、‘反革命’，而是献身于追求真理和人民的解放，对革命事业忠实不移的伟大战士。”“他对人民的热爱超过他对任何空头理论和政治说教的感情。”“对他罗织的‘罪状’，一条也不能成立。”很快，中央组成了在博古指导下的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常务委员会，成员有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11月底，中央组织部召开平反大会，张闻天、博古、刘少奇出席会议。会上，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陕甘晋省委个别领导人，“认为右派在边区和红二十六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错误。”省保卫局应立即改组。彻底纠正肃反工作中的错误。会上，王首道代表五人常务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并宣布了中央对戴季英、聂洪钧等人的处分决定。

    毛泽东听取了王首道的汇报后，指出：过去在四方面军里，有人是专靠整人起家的。他们（指陕甘晋省委）的这个肃反事件是完全错误的，逮捕刘志丹完全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的狂热病。这是在封闭的阴谋政治圈里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又一例。

    周恩来赶到了瓦窑堡，他亲自将刘志丹、习仲勋等党、政、军领导干部100多人迎出牢狱。

    刘志丹说：“要不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关键时刻赶到，并亲自派人来营救，我刘志丹和其他被捕的同志当时就厄运难逃，人头落地了！……”

    周恩来严厉地指责戴季英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1935年10月27日，党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告之红一、三军团经过40余天的行军作战，现已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沿途击溃国民党6个师另2个团，目前正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动员根据地广大民众，配合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行动。北上的形势，比原来预想的还要好。

    ——不难想象，在发这封电报时，毛泽东和他率领的6000壮士都怀有一种大劫还生的豪壮之威。毛泽东在吴起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我们的队伍虽小，但它是将来发展的基础。目前如能与红十五军团配合作战，先将敌五十七军董英斌的两个师消灭，再对敌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敌三十八军孙蔚如部的由南城开渭水的一路继续给以打击，能打两个胜仗，即可打破敌人的“围剿”，我们就能在陕北广大地区站稳脚跟。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预言。

    不久，毛泽东的这个预言便实现了。

    然而，就在10月30日拂晓，毛泽东与彭德怀率陕甘支队离开吴起镇即将与红十五军团会合之时，林彪和聂荣臻将一个不幸的消息报告了毛泽东：战功卓著的原红四团团长王开湘自杀了！

    “砰——”一声沉闷的枪响打破了拂晓前的寂静。

    枪声是从卫生队那间简陋的土窑洞里传出来的。

    “是谁的枪走火了？”杨成武猛地从土炕上支起半个身子，惊愕地问执勤的战士。但没等那战士回答，他突然意识到什么，不禁打了个冷颤，挣扎着下了炕，由战士搀扶着趔趔趄趄地向隔壁的窑洞奔去。

    王开湘安详地躺在土炕上，仿佛睡得正香。土白布的枕头正渗漫着殷红的血。他那只擦得闪闪发亮的手枪在他手中紧紧地攥着。他脑袋右侧的太阳穴处嵌了一个小铜钱般的洞眼。

    “开湘啊开湘，你……你不该这样……”杨成武扑在老战友老搭档的身上，嚎啕恸哭。

    部队到达吴起镇时，王开湘和杨成武都患起伤寒病倒了。王开湘的病情比杨成武更严重，加之他在攻占腊子口时，腰骨被摔伤，导致胸腔和肺部感染，一直高烧不退，神志昏迷。

    林彪和聂荣臻向医生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要把这两位忠勇的干将从死神手里夺回来！他们是一军团的骄傲！

    医生说：王团长的病已经恶化，如果没有磺胺类消炎抗菌药品，要保住他的生命是不可想象的，可眼下这些药品一点也没有。

    林彪和聂荣臻安慰王开湘，相信并鼓励他一定能挺得住，等到了陕北一切就会好起来的。

    王开湘一次次昏迷过去，又一次次从昏迷中醒来，他感到自己的记忆十分清晰，他记得夺取腊子口时，天下着濛濛细雨，山路像抹了油似的滑。他从一仞斜崖上滑落下来的瞬间，竟然没有粉身碎骨！——这是他那紧裹在身上的蓑衣所创造的奇迹。这也是人们常说的运气好。他惊奇地发现，处在绝境中的人的生命力特别顽强！就像长在路边的马莲萆，经过人踩车轧牲口啃，它反而极其倔强而旺盛地生长起来！但他的躯体与石壁猛烈磨擦冲撞的疼痛，似乎在袭击了敌人的碉堡群之后才强烈地袭遍了他的全身。

    他知道自己伤的不轻，每试图扭动一下身子，腰脊骨和胸部的剧痛使他阵阵昏眩。但他隐瞒着，他警告自己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不能倒下，他还要和杨成武率突击团去为部队杀开血路……

    王开湘没有什么幻想，他很清楚自己的生命所面临的严酷现实。他生性刚烈秉直，不愿以疾病之躯去拖累战友。他病倒之后一直就这么想。他有两件心爱的东西：一支手枪和一块金制怀表。每天晚上他都挣扎着坐起来，从枪套里抽出那块油鹿皮，仔仔细细地擦枪，直擦到闪闪发亮才罢手，然后掏出怀表上满发条——从长征以来，他每天一直都是这样。

    这天晚上，他把怀表让卫生员给杨成武送去，把手枪压在了枕头下。剧烈的疼痛使他抽搐着，压迫着他排泻和呕吐一块块腥臭的血脓。他极力睁开眼睛，凝视着窑洞里那盏昏黄的油灯，这时他唯一想到的人就是他的母亲。他看见母亲又跪在打土豪之前的旧神龛前，微合双手为她的儿子祷告苍天。他可怜起母亲来，他不知道母亲是否还活在人间……一声长长的呻吟之后，他昏厥过去了。

    天快亮了。苏醒过来的王开湘从枕头下抓起手枪，将一颗子弹射进自己的大脑……

    5.刘伯承与朱德密谈应急之变

    百丈关战役失利，红四方面军撤至宝兴以北地区与敌相峙。红军总司令部设在芦山城北的任家坝。

    临近川中盆地北部边缘的宝兴、天全、芦山，本属温热带地区，冬日气候较暖。但这年的冬季却一反常态，天气变得异常寒冷，下了10多年未遇的大雪。位于大小雪山附近的丹巴、懋功地区，更是天寒地冻，冰封雪裹。

    张国焘与诸多将士不禁犯疑：难道大自然也与我们作对不成？

    此时，红军面临着给养匮乏和兵员无从补充的艰难困境。当地藏族向来痛恨汉人的侵入，尤其不愿红军分享他们本来就不足的粮食。为解决吃饭问题，张国焘派出一批批搜粮队，但藏族头人为了保护他们的粮食，常常与红军发生冲突。搜粮队有时不得不向他们还击，并向他们解释，红军不得已才掠取他们一部分粮食，决不愿置他们手死地。但收效甚微，械斗与暗杀事件屡屡发生。大部分红军指战员得了雪盲症，一些人被冻饿死在雪地里。

    张国焘一再强调：既履斯土，就要尽量取得当地老百姓的谅解与合作。

    尽管藏族自治政府经过红军的宣传与推动，在各地组织起来了，但大多只是一个空名义。藏人始终不完全了解和相信红军。在他们看来，藏人与这些掠夺粮食的外来之兵是不共戴天的。

    张国焘曾多次拜谒丹巴一位开明的话佛，以此来缓和红军与藏人的矛盾。活佛是这一区域一呼百诺的“神”，他对他的信徒们表示了他对红军的同情：“如果红军处境好一些，不会比刘文辉坏，可是红军现在很穷困，搜刮超过了各路川军。”

    大饥馑威胁着这支数万人的部队！

    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野菜委员会成立了。

    这个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委员由一些医生和当地的老农组成。这个前所未闻的组织它所担负的特殊使命，是在漫山遍野搜寻和鉴别能果腹的野菜供大家挖掘。——这是根据朱德的建议成立的。近日来，他不断听到有不少战士因乱吃野菜而中毒，昏迷不醒，危及生命，便向张国焘提出这样一个委员会，以神农尝百草的精神，为大家提供更多的“食粮”。为此，张国焘还号召在部队开展挖野菜竞赛活动，鼓励大家多采撷。

    但张国焘认为，这只是暂时的。

    他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说：“在相当的意义上说，南下反攻的形势是胜利的，达到了预定的目的，消灭川敌84个团，给蒋介石以沉重打击。百丈关一役虽然打得很艰苦，但敌人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巨大的！

    “我们要消灭薛岳之敌，正面不好打，我们就绕到康定方面去打。但是我们必须想到，敌人不是在睡大觉，要争取胜利还需要我们的艰苦斗争，即使受到一些障碍也决不动摇，百折不回，那么胜利才能实现。

    “我们当然是想到好的地方去，这要看自己的力量。如果自己力量强大，成都、重庆也可以住。不决心斗争，连土房子也都住不久。党现在所要求于我们的是：艰苦卓绝地为创造西北根据地而斗争，如何使这胜利的把握成为实际的自满，就要依靠大家的百倍努力！”

    很显然，张国焘对南下之举作了一种自信的鼓动人心的总结，并机巧地道出他的第二步棋——向康定边转移，待机绕攻成都。

    尽管如此，愈来愈多的人已将满腔的热血沸腾渐渐被饥寒交迫而复于冷滞，他们开始对南下发生疑议：人算斗不过天算，看来“打到成都吃大米”只能是“画饼充饥”了。

    12月初的一天，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收到党中央发来的一份电报，说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合后，胜利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歼敌一个师另一个团，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同时又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炮。

    徐向前拿着电报去找张国焘和朱德，说：“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了，又打了大胜仗，我看出个捷报发给部队，鼓舞鼓舞士气。”

    张国焘说：“消灭敌人一个师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宣传。而我们的胜利要比他们大得多，攻占芦山这一仗就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同时也达到了配合长江一带红军发展的战略任务。”

    朱德说：“不论哪一路红军打了胜仗，我们都应该高兴，向大家宣传……”

    张国焘劈手打断朱德的话：“毛泽东等人偷偷带一、三军团溜走，非但无过，反倒有功吗？现在又来个‘先声夺人’，独断而狂妄地宣称把大本营放在陕北，不行！我们现在要跟他们争一争，我们脚下这块地方就是建立以川康为革命中心的奠基礼！”

    朱德仍平静地规劝说：“中央已经到了陕北，你这个‘中央’算啥子嘛！现在我们的家业未就，怎么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呢？”

    张国焘将两手倒扣于背后，绕屋踱步。

    他怎么也没想到，毛泽东率领那么一小部分人马竟打到了陕北，并且还声称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无论如何，张国焘是难以接受这种现实的打击的。

    他突然停住踱步，声调十分决绝地说：“不行！我们就是与他们争一争，闹一闹，大不了我张某人落个身败名裂！”

    朱德和徐向前相觑一下，愈发觉得他变得难以捉摸了。

    12月5日，张国焘以“中央军委”等组织的名义致电党中央：

    （甲）此间已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乙）你们应以党的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丙）一、四两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迫不及待！

    张国焘为了一切而又不顾一切地把他另立的“中央”公开化了！！！当他亲自拟好电文，并亲自守在发报机前盯着发报员将电文一字一句地准确无误地发出之后，一种久抑的征服感和权力欲似电流般通得他周身麻酥，他的内心俨如一个强大的磁场：权力之争来不得半点温情！

    血与火的厮杀稍稍停歇，不流血的战争狼烟又起……

    被张国焘罢免了总参谋长调到红军大学当校长的刘伯承（实际是一个教员），以让总司令修改文章为由，来到朱德住处报告情况：鉴于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活动已经公开，被发落到红大当教员的原一方面军第五、第九军团的几位指挥员再次提出要拉“老五”、“老九”打出去，甚至提出把张国焘扣起来，敦请总司令定夺。

    朱德听罢，内心深处被强抑的情感风暴使他两腮微颤：“伯承，告诉陈伯钧他们，万万不可感情行事！这样做的后果不堪设想！告诉他们一定要冷静，要像泽东同志说的，做粘粘糖，粘住张国焘。”

    刘伯承思忖片刻，沉吟道：“看样子张国焘非要搞出个‘南北朝’来不可了。”

    朱德问：“下面还有什么反映！”

    刘伯承说：“北上与南下已见分晓，两支部队的行动成了鲜明的对比。张国焘说中央私率一、三军团北上，不会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下几个中央委员到达陕北的论调，不攻自破。所以下面要求北上的呼声日益高涨起来。”

    “好，这就好！”朱德高兴地说，“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眼下四方面军还有不少人只听信张国焘的，我们要注意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但必须讲究策略。”

    刘伯承点点头，然后说：“张国焘公开了他的第二党，是要对不顺从的臣民进行挞伐的。通过这些天的观察，我发现他这个人好走极端，容易绝对，逞英雄而忘大义，我们不可不防啊！”

    朱德注视着刘伯承那种子平静中略露忧思的神情，不禁想起5月间红军为顺利穿过彝区抢渡大渡河之前，刘伯承与彝族头人小叶丹歃血结盟之举；进而又想到百丈关战役前夕，刘伯承曾对此役提出反对意见，张国焘听了，呵斥刘伯承道：“不念你是南昌暴动时的参谋长，我可要毙了你！”刘伯承只好保留自己的意见。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伯承，如果他真要那么做，你准备怎么对付？”

    刘伯承淡淡一笑：“坐以待毙十白不是情愿的事情，那就只好来个‘正当防卫’，拉队伍出去。”

    朱德又问：“你身边有几支枪？”

    刘伯承伸开五指作了个暗示。

    朱德会意地笑笑：“呵，你还有所准备啦！”

    刘伯承问：“你呢？”

    朱德伸出三个指头：“一支手枪，两支驳壳枪。”

    刘伯承说：“我看此公‘胜地不常，盛筵难再’。我们只有作最坏的打算，向最好处争取。”

    朱德说：“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出此下策。我们要对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负责，这毕竟不是他一个人的军队。”

    刘伯承默然。他深谙总司令的良苦用心。

    陕甘支队在瓦窑堡同徐海东的十五军团会师时，十五军团的一些人感到挺纳闷：怎么没见朱总司令？中央率领的一方面军怎么只有这么多人？张国焘的四方面军怎么没有跟上来呢？

    他们不知道中央红军在这一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瓦窑堡的窑洞里，毛泽东、周恩来与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等进行彻底长谈，道明了一、四方面军合而又分所发生的一切。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吟诵这一诗句来说明在陕北开辟革命根据地和发展壮大红军力量的密切联系。他说：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根据地，扩大红军，是三位一体的任务。“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根据中央决定，迅速组建了新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并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将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后改为杨尚昆担任）。原第一、第三军团改编为第一军团，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第十五军团由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这时，整个一方面军的兵力共11000人。

    面对沟壑遍布，河流干涸，狂风吼啸，尘沙飞扬的黄土高原，毛泽东说：“我们要在陕北安家了，不是只住上仨月俩月，而是要住许多年，至少要住上十年八年。”

    他相信，队伍将会迅速扩大。不久，由贺龙、肖克率领的红二方面军，由难以驾驭的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以及编入四方面军的原中央红军的那些部队，还有朱德和刘伯承等著名指挥员都将来陕北会合。

    他相信，黄土地这片高天厚地将为他和他的战友们提供一个纵横捭阖的挥洒天地。

    他相信，陕北将成为中国革命的发祥地。

    在瓦窑堡的窑洞里，他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让警卫员端来他那套锡制的文具盒（这套文具盒从井冈山时期就一直陪伴着他），取出砚台，研好墨，而后他握起一管驼毫小楷饱蘸浓墨与诗兴，在一张宣纸上挥笔写下了一首七言律诗《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里还有个小小的插曲：经毛泽东做“红娘”，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和调到中央直属队工作的刘英，在瓦窑堡举行了一个简易而隆重的婚礼。毛泽东向新郎新娘道喜，为他们祝福，并借此宣告：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此结束了！

    然而，斗争并未完结，来自红军内部的危机和有悖常理的斗争仍在继续。

    接到张国焘12月5日发来的那封公开成立第二党的电报，张闻天、博古等建议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对张国焘分裂党的严重事件在全党进行声讨和批判。

    毛泽东不同意。他说：“张国焘成立第二党，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常言说得好：人可违，天不可违。我们目前尚未完成聚集力量的任务，无须再同他争论不休，让他好自为之吧。”

    杨尚昆等人不免为朱德、刘伯承和第五、第九军团的许多高级指挥员的处境担忧。他们已经得知刘伯承的总参谋长的职务已被张国焘罢免，在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当所谓的“校长”，形同软禁。他们向毛泽东建议：能否用四方面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交换刘伯承。

    毛泽东不同意。他说：“如果你提出用某人来换，他（指张国焘）也许就会杀死刘伯承。在目前情况下，倒是安全的，刘伯承能够活下来。”

    博古建议：应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向张国焘发出一个警告电，勒令他不得打击和迫害一方面军的一些高级指挥员。

    这个建议同样遭到毛泽东的拒绝。他说：“我们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如果张国焘要那样做，四方面军的同志也不答应，他们会起来讨伐他！”

    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分析和见解。但他建议，应尽快着手解决张国焘成立第二党的问题，使全党同志了解其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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