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带我一程
民国时有个很好玩的事儿，就是无论职位尊卑，都喜欢跟人称兄道弟。混江湖的黄金荣、杜月笙们称兄弟，写文章的鲁迅、刘半农们称兄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钊也称兄弟。连军政界都一样，德高望重者如孙中山，对蒋介石这种无名小卒都以“兄弟”示亲切，孙在广州被陈炯明困住的时候，致电小蒋，几乎是喝血酒的语气：“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让蒋心花怒放。
地位相当者可互称兄弟，尤其要自称“弟”，才显得己方胸襟豁达。蔡锷将军在云南反袁，致电四川督军陈宧，云“期望兄长立揭义旗，共灭国贼”“吾兄才望，冠冕南州，挈兹纲领，登高一呼，则海内向风，纠纷宜可速解。”适时蔡将军名满天下，如此抬举，倒是让陈不好意思了。
“兄弟”这个词儿在民国年间被用滥了，言者低调谦虚，受者心旷神怡。仿佛这两字一出口，八竿子打不到的俩人，距离就拉到咫尺，分外亲切。不过该词的用法也有几分讲究，您得先掂量掂量，如果自己地位比别人低，就不能瞎套近乎。
民间有个段子，说孙中山早年拜见湖广总督张之洞，自书“弟孙文拜见”，张之洞勃然大怒：“哪里来的野小子，胆敢跟老夫称兄道弟？”此事之真伪不可考，但闻一多为“兄弟”生气，到真有记载。陈梦家是闻一多的学生，两人关系融洽。闻曾写一短简给陈，称之为“梦家吾弟”，陈很高兴，回称“一多吾兄”。闻一多大怒，把陈叫到面前大训一顿“你小子还真跟我称兄弟啊！”
很多时候，“兄弟”只是场面上的话，做不得真。吴佩孚和张作霖一起倒皖的时候，兄长弟短割脖换颈，没过几年就掀桌子砍人。冯玉祥得志的时候，将下属宋哲元、张自忠等西北军将领呼来喝去，落魄之日就“弟多有不对，请兄海涵”了。
如何才能牢固地维系“兄弟”之间的情谊呢？有个很好的办法，那就是师从三国刘关张和水浒梁山好汉，走正式的程序——结拜。
但在民国，烧黄表斩鸡头已经很不文明，属于帮会之粗鄙行为，上流社会习惯于换帖子。比如说，您想跟尚未发迹的蒋介石或者吴佩孚结拜，先工工整整在一张红纸上写上自己的姓名、籍贯和生辰八字等，再用红纸包好，请一个稍有身份的中人送过去。倘若对方也有此意，就会同样奉上自己的相关信息，然后择良辰吉日请一批鉴证人吃顿饭，结义者按年纪大小排好顺序，便成了金兰之交。
“结拜”是不是真有好处呢？简单举个例子。
东北王张作霖有七个异性兄弟，吴俊生、冯德麟、汤玉麟、张作相、张景惠等，并称“辽西八虎”，从马匪时代便荣辱与共，直到带出了三十多万的正规军，盘踞半壁江山。1924年底，东北军后起之秀、曾留学日本的郭松龄倒张，奇兵突袭，几乎打到张胡子的大本营奉天（今沈阳）城下，多亏黑龙江都督、大舌头吴俊生带着骑兵星夜杀到，方遏制住颓势。老张感动得稀里哗啦：“还是兄弟仗义！”更让人意外的是，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时，陪他上路的正是吴俊生。兄弟做到这份上，真叫生死与共。
在民国，从“兄弟”身上捞到好处最多的人倒不是张作霖，而是大家熟悉的蒋委员长。
委员长“正式”结拜的兄弟有多少呢？具不完全统计，大约有四五十个，摆出来能坐几桌。他仿佛有“结拜”之瘾，少小离家求学时，就与人拜把子结了“十兄弟”，张三李四之流，姓名已不可考；东渡扶桑后，又交了好几位“兄弟”；民国初建、北伐兴起、南京建府、中原大战，蒋源源不断结交新兄弟，忘记老兄弟。连他自己都在日记里承认，一生中最喜欢“异姓兄弟之交”。
倘若您尚是草根人物，结拜兄弟就有个事项一定要注意，磕头拜关二哥，并非要攀龙附凤，千万得看准对方品行。正如香港电影《古惑仔》中山鸡所说“不是要看你有多少兄弟，而是在你落难的时候，有多少兄弟能舍命帮你！”
蒋介石的早期兄弟，大致可称为“奉化帮”，年龄参差不齐，身份五花八门，有学堂教员，有革命志士，有帮会首脑，多屠狗辈，却也豪迈仗义。少年兄弟中，蒋与周淡游、王恩溥等的关系尤为密切，可谓刎颈之交。正是两位哥哥，将无名小卒蒋介石推到了历史坐标的转折点上。
周淡游曾东渡日本求学，与孙中山的左右手、浙江人陈其美来往密切。后来蒋去日本，正是通过周淡游认识了陈其美，并由陈其美介绍给了孙中山，由此开始步入中国的政治舞台。至于王恩溥，更是过命的交情。1916年5月，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蒋介石遭到通缉，躲回奉化，依仗盟兄盟弟庇佑。他经常与王恩溥来往于上海与宁波之间，某次两人被密探跟踪，为了甩掉“尾巴”，王恩溥将人引走，结果蒋贤弟脱险，王大哥被抓住给毙了。蒋多年后仍念念不忘：“恩兄对我，有再生之恩。”
看到这里，您是不是也想跟人拜把子了呢？
随着地位的提升，您的眼光不能只往下看，还得结交高一层次的兄弟。倘若一直与贩夫走卒为伍，那么您最多只能“名震乡野”，而不会“千里封侯”，更谈不上“荣登九五”。
蒋介石在东京振武学校学习的时候，就与陈其美、黄郛结拜，陈为大哥，黄为二哥，蒋为三弟。千万别以为这三兄弟当时有“推翻清廷、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崇高理想，孙中山先生在日本讲授民主、民权，自己尚一知半解，“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还是一个构思，能指望陈蒋等人为中华民国之崛起而奋斗？若说三人只想在乱世之中“博个功名”，倒是中肯。
不懂三民主义不要紧，跟对人就行了，黄郛、蒋介石认准了陈其美，陈认准了孙中山。也许连陈其美自己都没料到，蒋介石后来会爬上国民党的最高宝座。陈不经意之间，居然串联起来国民党的两代核心。
陈其美，字英士，家境殷实，在江湖上很有号召力。辛亥年间，陈在江浙翻云覆雨，先定上海，再促浙江、江苏反正，还组织民军打下南京，创造了大好局面。在日本上军校的蒋介石正是应陈大哥的号召放弃学习，赶回国内参加了轰轰烈烈的革命。
此事在历史上引起了很诡谲的蝴蝶效应：陈在江浙如日中天，蒋回国后很快被委任为团长，由此奠定了军中地位；也正因为蒋放弃了学业，从而失去学习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机会，多年后与解放军对阵屡屡失败，国民党军中讥讽其“从辛亥年间到现在，还是只能指挥一个团！”短短三年，就输了大陆江山。
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宣布民国成立。居正等人回忆“从孙中山回到上海，直到赴宁就临时总统为止，一切招待皆由沪军都督陈英士负责”。大哥是共和元勋，小弟也大树底下好乘凉，上海都督府内，黄郛、蒋介石、戴季陶、张群、吴忠信、邵元冲等一干人基本构成“陈家党”——当然，这些人后来也是蒋家政权的核心，另外，他们也结拜了兄弟。
无论贫穷与富贵，兄弟一定得讲义气。
1916年国民党倒袁时，陈其美潜伏上海遇刺身亡。蒋介石闻讯，冒着生命危险前去为大哥收尸，让孙中山刮目相看。陈是国民党内的军事人才，意外陨落，孙中山痛心不已。不久黄兴病逝，孙中山失去两大干将，故而蒋介石成了蜀中廖化。在孙眼里，蒋介石几乎等同于“陈其美第二”，忠义、豪迈、机警，有领导才能。在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改编“粤军”，先后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参军、粤军第二支队司令等职务；陈炯明背叛革命后，孙中山在永丰舰上急电蒋介石，也用上了“兄弟般”的语气；黄埔军校初建，孙委托蒋担任校长，“恳请兄为革命培养一支绝对忠心的军队！”蒋由此麻雀变成了凤凰。
在党内争权的时候，大哥陈其美上海都督府内的旧人如杨虎、何应钦、戴季陶、邵元冲、张群等人均摇旗呐喊；江浙财团中的张静江、陈其业则提供大量款项；就连上海滩青帮大亨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对蒋也是万分拥护。
在民国，遇到一位好大哥，至少可以少奋斗二十年！兄弟，您以为如何？
算计只能偶为之
人生总是充满不确定性，光靠个把兄弟不一定能成大事，多拜大哥方才稳妥。
且说陈其美遇刺身亡后，蒋介石失去政治靠山，哭得肝肠寸断。待抹干泪水，立马又找了位新大哥——张静江。
张静江出身浙江财阀，腰缠万贯，是孙中山的财神爷。蒋年轻时对张的评价是：“自遇恩公，中正犹如枯木逢春。栽培之情，犹如草木之仰泰山。”
不能不说张静江对小蒋的关怀如春天般温暖，当时蒋介石在上海滩晃荡，前途未卜，带着个小妾姚怡诚，还四处沾花惹草，后来又看中了读书的陈洁如。张静江为了让义弟收心，亲自为之说媒，对陈母解释：蒋的元配属于包办婚姻，虽生有一子，与蒋却毫无夫妻感情可言，现在已皈依佛门；侍妾姚怡诚已被送往苏州，给了5000元的离异补贴。陈家母女终于被说服，蒋介石如愿以偿娶得美人归。
1920年初，张静江遵照孙中山之命到上海创办证券交易所，炒股替革命党赚钱，两个义弟蒋介石、戴季陶均是股东。陈洁如回忆：“经由张静江老先生的介绍，介石以‘蒋纬’的名字买了‘盛泰号’的4个股，他细读有关金融的书籍，学习如何买卖股票和投资，这对他来说十分新鲜，不久各种股票涨跌的兴奋，尤其是他可能得到的利润，就占住了他整个的心思。他整日研究哪个股票好、哪个股票坏，逐渐忘记了心中原有的仇恨。在上海股票大楼中占一个席位相当难得，因而介石工作得既积极又努力。股票交易是上海金融不可或缺的一环，数以千计赖以为生的投机者，每天都把大楼挤得水泄不通，介石像一头老鹰似的盯住市场的走势，买高卖低，如同老手。”
陈显然是在美化蒋，蒋的股金不是他自己出的，炒股水平也很臭，蒋在日记中写道：“日来闲居无事，常以弄墨自娱，愧无进步，不能当大雅一睐。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代认股份”，出钱的是大哥张静江；“生涯不易做，而为果夫所害”，亏了一大票之后，借口是被陈果夫坑了。
某次蒋介石输急了耍赖，要求交易所理事长虞洽卿折算原始股款退钱，几乎拔枪。张静江出面调停，虞给了蒋六万元，让蒋离开上海，张静江还帮蒋还了三万旧账。蒋在上海滩混不下去，张静江就劝蒋去广州相助孙中山，蒋到鞍前马后40余天，让落难中的孙中山感动异常，孙曾在致蒋介石的信中写道：“吾党中知兵事而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
在大哥张静江的授意下，蒋介石还撰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由张出钱印刷派送，此举大大提高了蒋介石的声望。
蒋介石每次听大哥的话都有意外收获，将张静江当成了军师，曾写信道：“关于弟以后之处世行事，请兄随时指教，以冀有成。”蒋跟汪精卫斗法时候，张静江不遗余力支持。蒋介石清共，张静江出力尤多。等到蒋大权巩固的时候，却对大哥看不顺眼了。1930年，蒋派人来杭州，劝说张静江辞去省政府主席职。张恼怒地顶撞：“我偏不辞职，叫他免我的职就是了。”他还亲自去找蒋介石，怒气冲冲地说：“你现在架子这样大了，我从前去见总理也没有等过这么长久！”蒋介石有意疏远，张静江也感无趣，逢人便说：“不要做官，没有做头！”抗战胜利后，张静江寓居美国纽约，后病逝于纽约。已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发了个唁电，“中正患难之交，情谊尤深，噩耗传来，曷胜悲痛……”
“兄弟”着实好用，蒋用得最好的一次，应该是跟许崇智的结拜。
许崇智字汝为，广东番禹人，曾是孙中山麾下的军务部长。经张静江说合，他与张、蒋焚香盟誓，结为兄弟。蒋称许为“二哥”，十分亲热。孙中山在广州开府，许崇智担任粤军总司令，提升蒋为参谋长。当时粤军拥有四个师、三个独立旅、一警卫团，共4万多人，是孙中山能够依靠的最大军事力量。
蒋每次见到许，必立正敬礼，口称“总司令”，且表白“我是你的最忠实的下属，海枯石烂、此心不变”。许对蒋推心置腹，甚至向各将领宣言：“服从总司令，就要服从总参谋长，以后凡总司令的命令，无论盖的是许崇智或蒋介石印章，都同样有效。”
因为二哥的信任，蒋介石慢慢买通了几位旅长，培养了自己的势力。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后，查出凶手是许崇智的旧部，蒋立刻将许软禁，要抢班夺权，还送了封信利诱加威胁“不如暂离粤境，期以3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希望兄毅然独断，保全名节”，并信誓旦旦表示：“如有一毫违心之论、不忠之意，皇天后土当共殛之。”许崇智既惊且怒，打电话给江精卫，希望他能出面主持公道。但汪精卫拒不接听电话，只回复一函：“……为先生计，为大局计，亦莫善于暂行赴沪……”
许崇智大势已去，遂向国民政府递交了一封辞呈，到上海“休养”，蒋介石送上大笔银子，让二哥安心养老。此后原粤军部队，除李济深所部四个旅外，其余均经被掺沙子编入其他队伍。广东革命政府辖境内最大的半独立军事集团粤军，大多被纳入蒋介石麾下。
1927年3月，蒋介石率北伐军到达上海，却不敢去看望许崇智。因为当初他逼许离粤时曾在亲笔信中许下诺言：“期以三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时过一年有余，蒋却食言而肥。他对于这封亲笔信落入许崇智手中深感不安，三番五次请“大哥”张静江登门索取。许崇智深知此信之重要，一再婉拒，后来蒋送上旅费30万元，让“二哥”出国考察，许才将信归还。这两兄弟也很有趣，“信之四角有图钉印，约因拍照时，将之固定所留”。
当然，“兄弟”不能用滥，否则不好收场。
北伐胜利后，蒋介石向冯玉祥表示“义结金兰”的意思，冯答：“只要对革命有利就行。”蒋十分高兴，亲笔写了兰谱送交。冯玉祥也以兰谱回赠。蒋写给冯的“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敬奉焕章如胞兄惠存。谱弟蒋中正谨订。”冯写给蒋的帖子是：“结盟真义，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敬奉介石如胞弟惠存。谱兄冯玉祥谨订。”两人换了贴，见面后相互拜了几拜，就算是“兄弟”了。可到中原大战的时候，依旧大打出手。
至于另外一个“兄弟”张学良，也被蒋介石给坑惨了，蒋调张的子弟兵充当炮灰打红军，张不干，发动西安事变，让蒋郁闷了大半生。只是张不像蒋那般势利，非要讲“兄弟之情”，不顾各方反对坚持送蒋回南京，结果盟兄不讲义气，到南京就扣押了义弟。在关押之初，蒋还派人将两人结盟时的兰谱退还给张学良，表示绝交。张身陷囹圄近半个世纪，创下政治犯被囚的世界纪录。
话说回来，既然你老蒋能出卖兄弟，为何别人就不能呢？
气势汹汹的电报战
通电之威
在民国，电报是个新鲜玩意，那会儿没手机，电话也不够普及，于是发电报就成了最迅捷的通讯方式。上至达官贵人，下到贫民百姓，遇到急事都会给远方的亲人发个电报。熟悉民国史的人都知道，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为了让胜利的消息迅速传播开，特意请汉口的俄国领事代发电文，通电全国。
大家伙儿都知道，发电报是件很烧钱的事儿，字数收钱！北洋时代，普通电报大约是一字一角六分银元左右，为了省钱，世人都会长话短说。国学大师辜鸿铭反对白话文，曾拿胡适开涮，说用文言文发电报都省钱些，比如胡适老婆死了，家人要他回来，用白话文发电报得这样“你妻子死了，快回来啊”，文言文“妻丧速归”四字即可。胡适也拿电报反驳，问要是有人请他去当教授，自己想推辞，电报中怎么说？学生们绞尽脑汁，最省钱也需要八字“才疏学浅，恐难胜任。”胡适笑笑，白话五字就行，“干不了，谢谢”。
辜鸿铭和胡适提到的都是私人电报，咱们在看看民国的“通电”，那烧钱可不是一般。
什么是“通电”呢，简单理解，就是对全国中央机构、各省都督府以及有影响的报社，通通发一份电报，得烧多少钱呢。倘若是小范围的通电，发给各大报馆，图个舆论宣传，还能稍微控制成本，要是大脑一热，“通电全国”，就得大放血。民国电报局大约有200多处，各省市官署，加上有影响力的报社，倘若全发一遍，估计得心疼肉疼？
另外，倘若是有身份的人发表“通电”，还得讲究文采，以排山倒海的气势、高屋建瓴的姿态、流光溢彩的文字，充分表达自己的昂扬斗志。一番引经据典下来，起码也得千把字，要是规模不够，都不好意思拿出手。
康有为老夫子很喜欢“通电全国”，当然只是过嘴瘾，顶多发几家大型报社。南北交战的时候，他通电呼吁停战；五四运动的时候，他通电支持学生；冯玉祥把溥仪赶出紫禁城故宫，他又通电谴责……这么一年折腾几次，老先生得花掉1000多银元。
对民国的银元，您也许没多少概念。这么说吧，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的黄包车夫，相当于如今的的士司机，一个月收入才五六块银元；一个普通的城市四口之家，一年花销只需100银元；1919年，鲁迅先生在北京买了一间小四合院，总共花了800银元……五四运动前夜，北大的学生们也想“通电全国”，大家三毛五毛的凑，凑出1000块钱，给全国报馆发一次，就花了大半。康老先生有发通电的瘾，又有如此财力，让人不得不服。
还有个问题，就是身居高官的大佬们，以公文通电全国，得花多少钱呢？
譬如蔡锷将军在云南通电讨袁、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通电护法，那肯定不能像康老夫子这般沾衣欲湿，得严肃认真，面面俱到。有人做了个统计，这么干一次，哪怕电文只有一千字，也得花2万元左右。要是您也想这么玩，奉劝先找个冤大头。
尽管通电烧钱，大佬们却乐此不疲，因为发通电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一能博得舆论支持，二能显示个人文采，三能大出风头，比起上战场浴血厮杀，通电所花的钱，简直算不了什么。
北洋后起之秀吴佩孚，就是玩通电的高手。他是北洋武夫中难得的儒生，风度翩翩，美国《时代》周刊都曾把他选成封面人物，评价其为“最能收拾中国局面的将军，除了是个军事天才，还是一个有知识、懂科学和文学的人。”
吴佩孚的军事才能在北洋诸军中首屈一指，操纵舆论也得心应手，他将通电玩得炉火纯青，将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以及北洋中枢一干总理、议长，个个骂得灰头土脸，每骂一次，他的名声就高涨一倍。
他的第一次通电战，是在1918年南北战争的时候。
那会儿孙中山在广东护法，拉着广西、云南、广东的军阀们另组政府，执掌北洋的总理段祺瑞决心武力扫西南，下令北军南下。吴佩孚时任中央陆军第三师师长，出江西、过武汉、下长沙，打得西南联军满地找牙。
适时北军气势如虹，如果吴佩孚继续猛冲，孙中山的军政府很可能就此散架，可吴佩孚打到湖南衡阳的时候，突然不动了。总理段祺瑞急得头顶冒烟，叠电相劝，又是利诱又是威胁，令派皖系四个师入湘，名为助战，实为监视。
吴佩孚心思细腻着，现在是直系打仗，皖系坐收渔利，自己好容易博得“常胜将军”之名，要是把西南军阀逼急了，疯狂咬上自己，咱不吃了闷亏？且人心厌战，南北都有和谈的迹象，咱没必要自找没趣。
经过一番思量，吴佩孚亲自写了一封电文，小规模通电，文采太好，忍不住摘选部分：
兵连祸结，大战经年，耗款数千万，靡烂十数省，有用之军队破碎无余，精良之器械损失殆尽。至若同种残杀，尤足痛心！
此次奉命南来，明知阋墙之争非国之福，然为维持中央威信起见，势不得不借武力促进和平。讵中央误听宵小奸谋，坚持武力，得陇望蜀，援粤攻川，直视西南为敌国，竟以和议为逆谋。国亡于外敌，固军人之罪，国亡于内乱，亦军人之羞！
此次中央平川援粤，实亡国之政策也，军人虽以服从为天职，然对内亦应权其轻重利害而适从之，非抗命也，为延国脉耳！……
电文洋洋洒洒，骂国会强奸民意，骂段祺瑞举外债内战，却丝毫不带脏字，最后一句话：“请会同鄂赣两督通电南北提倡和平。”
吴的通电如晴天里炸了个霹雳，将南北都轰懵了：北洋军中也有人主和，却从没有这么毫不留情地讽刺总理和内阁。西南这边也搞不清楚，北洋军一个小小的师长，莫非吃错了药，对如日中天的总理段祺瑞开火？
老百姓却将吴佩孚视作英雄，大家就喜欢看挑战权威的人：段祺瑞不是气势汹汹要武力统一么，现在他的学生兼下属不满了，要“熄火”，看这老小子怎么收拾？
还没等段祺瑞反映过来，吴佩孚的第二封通电又出来了，这次是“通电全国”，请直系首脑冯国璋下令主和：“大总统媾和宣战之权，为《约法》所允许，对外尚然，而对内主和尤不得谓为非法。恳请我大总统仍根据《约法》之精神，颁布全国一致罢战之明令，俾南北军队留有余力一致对外。慎勿以摄职期满，轻思息肩。……至选举问题，虽非师长等所敢问，然新旧国会分立，南北既无统一精神，焉有真正民意！若当此兵戈未息之时，骤行选举，不但于法理不合，且恐促民国分裂……”
两封通电，吴佩孚占尽上风，第一封是让大家知道他这号人，第二封将自己的靠山冯国璋抬了出来，段祺瑞即便想办他，也得掂量下直系大佬的心态。
吴佩孚四两拨千斤，段祺瑞气得发疯，唆使手下大将纷纷通电围剿吴佩孚，张作霖、倪赐冲等轮番上阵，指责者有之、威胁者有之、规劝者有之，一时间南北电文纷飞，大小通电局都发了一笔横财——民国政界也由此多了个词汇，叫做“电战”。
不少人认为，吴佩孚在北洋的围追堵截之下，很可能全军覆没。不想吴秀才来了一招更狠的，他把别人给他发的私电，一概“全国通转”。
这下全国都沸腾了，以前还当是北洋内讧，袖手旁观，现在一边倒支持吴佩孚，人人皆知有个北军师长为民请愿，不惜得罪中央政府。西南军阀也恍然大悟，湖南谭延闿、广西莫荣新、贵州刘显世、云南唐继尧等全体出马，不吝声援“全国通电”，吴佩孚名声暴涨。
热热闹闹的通电战打到最后，皖系首脑段祺瑞、直系首脑冯国璋双双下台，由北洋老好人徐世昌当了总统——南北暂时熄火。小师长吴佩孚一战成名，几封通电搅得全国大乱，竟把北洋之虎段祺瑞拉下马来，可算得上是一个奇迹。当然，奇迹的背后，是赚得盘满钵满的通电局。
兵马未动，电文先行
通电这玩意儿，您不会也不要紧，找个大笔如椽的枪手，有事没事以自己的名义“通电全国”，不就是钱的事儿么？只要不像康有为自掏腰包，发到火星上都没关系。
当然，发通电还得看准时机，北洋那么多师长，凭什么吴佩孚能出头，那是因为他眼光准，招招打到了七寸。五四那会儿，学生遭到镇压，他远在南岳衡山之下，直接向大总统徐世昌发出通电：“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民草击钟，经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数日后，吴佩孚又致电南北双方将领，联名通电反对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签约，绝不能将青岛出卖给日本：“顷接京电，惊悉青岛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某等眷怀祖国，义愤填胸，痛禹甸之沉沦，悯华胄之奴隶。圣贤桑梓，染成异族腥膻；齐鲁封疆，遍来淫娃木屐。虽虺蛇已具吞象之野心，而南北尚知同仇以敌忾。与鞭一日纵敌，不若铤而走险；与其强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悉索敝赋，背城借一。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
适时中日不大可能开战，吴佩孚宣称要回到家乡山东，跟日本人死拼，无论动机如何，却博得喝彩一片。他得知政府不惜找日本借债以求武力统一，更是理直气壮通电全国：“全国之大，能否尽为一人所盘踞？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将一干军阀政客讽刺得无地自容。
既然掌握了通电的威力，吴佩孚也就爱上了这玩意，国事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出来点评几句。
1923年，国会议员们觉得开会的地方太挤，突发奇想要把参众两院迁往紫禁城，拆了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将之改造成西式议会大厦，民间一片哗然。这种时候，自然少不了吴佩孚的通电“尝闻之欧西游归者，据云：百国宫殿，精美则有之，无有能比我国三殿之雄壮者，此不止中国之奇迹，实大地百国之瑰宝，欧美各国无不龂龂地保存古物为重。有此号为文明，反之则号为野蛮。”“埃及六千年之故宫、希腊之雅典故宫、意大利之罗马故宫，至今犹在，累经百劫，灵光巍然，凡此故宫，指不胜屈。若昏如吾国今日之举动，则久毁之矣。骤闻毁殿之讯，不禁感谓！此言虽未必信，而究非无因，而至若果拆毁，则中国永丧此巨工古物，重为万国所笑，即亦不计，亦何忍以数百年之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惟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幸，盼祷之至！”
吴的电文发表后，媒体广泛报道，对北京政府形成巨大压力，政客们即便不怕老百姓的口水，也怕吴军爷的枪杆子，此事就此作罢，故宫也得以保存。
日积月累的名声，加上军事才能，吴佩孚很快成了政坛新星。
直皖开战前夕，段祺瑞下令将曹锟与吴佩孚免职查办，吴通电全国：“……段祺瑞认仇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将段骂得毫无抵抗之力。
1920年7月，第一次直皖战争爆发。吴佩孚一马当先，率直军主力大打闪电战，只四天即击溃比自己更为强大的皖军。皖军实力大损，从此一蹶不振。吴佩孚成了国内外瞩目的第一人，他虽仅是直系的一员骁将，但人人皆知直系领袖、布贩子曹锟并无治国之才，蓬莱秀才才是出面收拾江山的真正人物。吴佩孚却通电声明：“此次兴师讨贼，原为民意所驱策，即战胜结果，亦全国民意战胜，非直军战胜也。此次战胜逆党，谬蒙各界赞扬，实则非军队之力，全胜于民意。”
到了直奉撕破了脸开打的时候，吴佩孚又是电战先行，将张作霖骂了个狗血淋头“……狼子野心，非我族类，德不能化，语不能感。……包藏祸心，窥窃神器，盗取图谋统一之名，阴行破坏统一之实。……狠若吕布，凶逾朱温，残杀同类。……白山黑水之马贼，得以纵横一世，驰骋中原，国家之体面何在？国民之人格何存？！”
相比之下，张作霖的水平就差了不止一星半点：“吴佩孚者，狡黠性成，殃民祸国，醉心利禄，反复无常；……盘踞洛阳，甘作中原之梗；弄兵湘鄂，显为蚕食之谋；……惟利是图，无恶不作，实破坏和平之妖孽，障碍统一之神奸。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
玩文字，也的确为难了东北的大老粗，他们辛辛苦苦挤出来的骈文，往往被舆论讪笑为空洞无物，韵律不合，哪有吴大帅骂得酣畅淋漓？
双方一战，奉系大败，吴的通电更是把胜利放大了几十倍，张作霖灰溜溜缩回东北，时人讽刺：奉系不是被打退，而是被骂败。
奉系失败后，亲奉的内阁总理梁士诒遭到了吴佩孚的攻击，又是通电。文仿韩愈《祭鳄鱼文》，“三日不去则五日，五日不去则十日，十日不去则终不去矣”，一经刊出，街头巷尾纷纷传笑，梁士诒尴尬无比，只得宣布下野。
吴佩孚擅长通电，也有失手的时候。直奉二次大战，他致电粗人张宗昌，劝其倒戈投向直系。尽管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还攀了老乡关系，张宗昌却一点也不含糊，当即回电：“要我倒张，你要倒曹，要做王八蛋，大家一起干。”秀才遇到兵，哭笑不得。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大佬的权力游戏
在民国军政界混，一定得擅长演戏，为了讨好上司，您得装忠心吧？为了讨好民众，您得装清廉吧？为了拉拢下属，您得讲义气吧。要是您觉得清者自清，那建议您还是别跟那些大佬们玩儿了，该干啥干啥去。
北洋群豪中，最能演戏的是袁世凯，这家伙一生都在戏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他忽悠谭嗣同。
戊戌变法的时候，谭嗣同夜见袁世凯，要袁“诛荣禄、救皇上、图维新”，袁信誓旦旦“诛荣禄如诛狗尔。”待谭嗣同一走，他就跟幕僚商议：“帝（光绪）虽一国之主，然当政日线，势力薄弱；后（西太后）则两朝总持魁柄，廷臣疆帅，均其心腹，成败之数，可以予卜。与其助帝而致祸，宁附后而取功名”。袁世凯自然不会舍身起义，当夜便向荣禄告密。结果光绪帝被囚禁，戊戌六君子魂断法场。当时有民谣曰：“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国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袁世凯再掌军权，他一面派代表向武昌革命政府进行和谈，一面却令北洋军继续向武昌施压。对革命军方面说：“我能奉命组阁，是得之于清朝，而非取之于革命军。”又对清廷说：“我今日势力，乃取之于革命党，而非取之于清朝。”一大票的共和先锋和清廷权贵，居然被袁世凯左哄右骗。
素来精明的汪精卫也着了道儿，张国淦在《辛亥革命史料》中回忆“袁世凯到北京后，主张拥护君主，绝口不言共和，当时北京大街小巷都在盛传共和时，袁世凯偶尔谈及，尚无表示。此时汪精卫被清廷放了出来，袁世凯就约汪到锡拉胡同谈论，汪每天在晚上七、八时谒袁，十一、二时辞出，最初只言共和学理，谈了三夜，渐近事实。……连谈数夜，袁渐渐不坚持君主，最后不言君主，只说中国办到共和颇不易。汪言：‘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袁初推让，后亦半推半就矣。”张国淦说，这段历史是汪精卫亲口告诉他的，汪提到这事儿的时候，也许还在沾沾自喜，以为是在他的游说之下，老袁才转向支持共和。可怜的小汪，被忽悠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当时还流传着一段故事，估计也是汪精卫放的风：汪在北京致电黄兴，谈到促袁参加革命，黄复电“倘袁果能参加革命，即可举袁为第一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封复电，汪精卫转陈袁。袁笑着推辞：“大统领我不能做，应由黄兴做。”因此“足见袁内心倾向共和，不过身为清臣不能出口罢了”。
有笔杆子汪精卫扇风，老实人黄兴做担保，革命党那边的基本能稳定了。
对付清廷，袁世凯也有办法，他先怂恿北洋将领集体通电逼皇室退位，自己去见隆裕太后，则哭得肝肠寸断去。
小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用一个孩童的眼光回忆了这样一幕：“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
就在这一笑一哭之间，袁世凯如愿以偿当上了总统。
到了1915年，袁世凯突发奇想要当皇帝，身边一群小人极力摇唇鼓舌，奉承他是“真龙下凡”，应早日登基。既迷信又贪婪的老袁不免自喜，亦以“真龙”自居，时间一长，他简直分不清哪是演戏，哪是真实了。
尚在清朝当大员时，袁世凯就注意到皇帝所用的器物上都纹有龙。为了显示自己跟“龙”也有某种神秘的关系，他特意派人去前清小皇帝溥仪那里讨来一只九龙白玉杯，此后天天捧着此物喝茶把玩，爱不释手。
一天，袁世凯按惯例午休，放下九龙杯去了卧室。书童清理茶具时，不小心碰破了九龙杯，摔了个粉碎，顿时吓得目瞪口呆！正在这时，袁世凯的表弟张镇芳来到总统府。书童听说张镇芳心地善良，便向他求救。张镇芳“如此这般”叮嘱了几句。袁世凯一觉醒来，只见书童在旁边叩头如捣蒜，连说“小人罪该万死”。袁世凯惊问原因，书童哭道：“九龙杯被小的打碎了。”袁勃然大怒，厉声喝问：“究竟怎么回事？说！”书童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小人沏茶待凉时，忽见一条白龙飞进大人房内，吓得杯子脱手跌落……”袁世凯又惊又喜：“真有这事？起来说，千万别跟其他人提起此事。”
主仆二人都很认真地将戏演得丝丝入扣，袁世凯赏赐了书童，吩咐不可外泄，但总统府上下很快全知道了“总统化龙”的故事，且此事越传越玄，连北京城天桥下拉二胡的瞎子都能讲几个版本。
说总统是龙的老百姓越来越多，袁世凯更是乐得配合。
在总统府，袁世凯有个专门的浴池。某次侍者清理浴池，发现池底有几个特大的鳞片，闪闪发光，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这鳞片是哪里来的啊？神奇的是，以后袁世凯每次洗澡后，都有几片巨鳞在池底。侍者疑惑不解，偷偷报告了袁世凯最宠爱的五姨太。五姨太神秘兮兮地说：“大总统是真龙转世，这是龙鳞呀！”侍者信以为真，当作喜讯告诉了相好的女奴男仆，甚至拉了两名好友进浴室验证，此事传得沸沸扬扬。多年后，五姨太才说出了实情，她命人乔装打扮去鱼市场弄来大鱼鳞片，袁世凯每次洗澡时，将巨鳞夹带进浴室，偷偷丢在浴池里。
袁世凯不禁喜欢自导自演的“神迹”，还很配合旁人投其所好捏造的“祥瑞”。
某天，在老家看祖坟的坟丁进京来报，说在袁世凯亲爹坟侧夜间有红光，此外袁氏祖茔附近还长出一株紫藤树，状似盘龙，长逾丈许，附近还发现了一块刻有“天命攸归”字样的石块。袁世凯心中大喜，却表面不动声色，让长子袁克定回乡验证真伪，袁克定顺杆爬，飞信回报：“藤滋长甚速，已粗逾儿臂，且色鲜如血，或天命攸归，此瑞验耶！”袁世凯回信让儿子招募坟丁，筑墙护卫，防止牛羊践踏。
另有一日，北海丛林中忽然升起一道火光，平地冒出一堆新土。袁世凯得知后命人挖地三尺，结果发现一块石碑，上刻有文字，谁都不懂。国学大师刘师培认了出来，是篆文书写“龙站玄黄，坠统失纲。庶民不和，洪范宪章。天命攸归，安吉衣裳。新我华夏，山高水长。”意思是，新的巨龙要腾飞了，（宣）统失义，洪（宪）命归。这种篝火狐鸣、天降陨石的把戏，从秦末玩到民国，居然屡兴不衰。
袁世凯前半生在朝廷中演戏，演技着实精湛，着实忽悠了不少人。后半生对着人民群众，实在不怎么高明，单单忽悠了他自己。
袁大总统秀演技，总理也不遑多让，譬如段祺瑞，其中最出色的一场戏，是在“三？一八惨案”中的下跪。
1926年3月18日，北京80多所学校以及社会团体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帝游行，群众队伍由李大钊率领，在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
到了执政府门口，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出来见面。双方发生争执，执政府内的军警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结果造成当场死亡47人，伤200多人的惨剧，其中就有鲁迅先生笔下的女学生刘和珍。
“三？一八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段祺瑞当时并不在执政府内，也没下令开枪。他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学生之后，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他在政府召开的会议上说：“学生们年轻，热情，爱国心强烈，但他们容易冲动，很容易被人利用。”并颁布文件申明：“伏念青年学子热心爱国，血气方刚，陡起填膺之愤，意气所激，遂尔直前。揆其情迹，实有可原，特颁明令，优加慰恤。”
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段祺瑞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
当众下跪的段祺瑞，案发时在干什么呢？
当时负责保卫段祺瑞住宅的卫队旅上校参谋长楚溪春回忆：“我随李鸣钟马上坐汽车赶回吉兆胡同段宅见段祺瑞。当时段祺瑞正在同吴清源下围棋，见我们两个人进屋后，马上声色俱厉，大声对李鸣钟说：‘李鸣钟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换你，我能枪毙你！’李鸣钟在门口立正鞠躬向后退，连声说：‘执政，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能维持治安，我能维持治安！’段接着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
很难想象会是同一个人吧，跟这些翻云覆雨的大佬们玩，您千万别把话当真。
军阀的口是心非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既然掌握中枢的大佬好这口，麾下的各地军阀当然争相效仿，苦练演技。
山西都督阎锡山曾加入同盟会，辛亥时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孙中山都当他是革命同志。后来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倒袁。同盟会都督如江西李烈钧、安徽柏文蔚均起兵响应，阎锡山看出革命力量弱小，难以成事，又不想落个与孙中山唱对台戏的名声，标榜“中立”，成天在报纸上“苦心呼吁和平”。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对阎锡山还是不放心，阎袖手旁观，便三次传见，想看看他听不听话。这时的阎锡山可谓步步惊心，他不想去，却不能不去。每次见袁世凯，他都唯唯诺诺地磕头，以至于有人问他袁长得什么样子，他说：“我……没有看见大总统，只看见他的靴子。”其懦弱驯服连袁世凯都被感动，不仅没有撤他的职，还封他为“同武将军”。
袁世凯要称帝，阎锡山投其所好，向袁密奏“国本大计”，倡议“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之后他又争先请愿，接连三次电请老袁登基，马屁拍得极是肉麻。阎所为甚得袁世凯的欢心，老袁一即帝位，便封阎同学为“一等侯”。
后来蔡锷将军在西南倒袁，大有摧枯拉朽之势，袁世凯想到了“很听话”的阎锡山，让他派兵到郑州，防备陕西军队向河南进攻。阎立即表示服从，但又说山西贫瘠，筹措军费困难，求中央接济。袁世凯信以为真，随即拨发军费80万元。阎锡山也迅速行动，在娘子关集结兵力，袁世凯越发相信，对拨付军械的要求满口答应。
讨要物资是真，上前线打仗就犯不着了。得到装备后，阎锡山并不急于南下郑州，频频以军资尚缺请求拨付为由，继续拖延时日。等到军资军品堆积如山，又缺车装载，就请京津拨车备用——直到无法再拖延了，装载重兵的列车于深夜开行，但车并未开往郑州，却是向着北边背道而驰。此刻袁世凯依旧完全控制不住大局，阎锡山北上保定，口号叫的山响，要“打倒袁世凯”，结果兵不血刃占据保定，捞了一大票。袁世凯气得吐血，却无可奈何。
东北王张作霖，民初那会儿差点也被袁世凯给办了，幸好演技高，没被识破。当时袁世凯召见张作霖，想看他老实不，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张作霖远远看见袁世凯，居然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连磕了三个头。这一通头磕得让袁世凯大为舒畅，于是拉起张作霖坐下叙话，未谈上几句，袁世凯差点笑出了声，心想这张作霖果然是个粗人，左一句“妈拉个巴子”，右一句“操他个祖宗”，活脱脱一个山大王形象。
袁世凯忍住笑，向张作霖打趣道：“来北京有些日子了，雨亭与手下的弟兄还习惯吗？”袁得知张作霖一来北京，就把八大胡同的所有妓院都包了下来，闹得乌烟瘴气。其实，这正是张作霖的障眼法，他就想让人以为他是一介莽夫。张作霖嘿嘿一笑：“我的那些弟兄从小地方来，没见过大世面，都忙着找乐子呢。嘿，这京城的娘们真带劲，弟兄们这几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让大总统见笑了。”
袁世凯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原先的警惕全无。
在袁称帝的关键活动中，张也积极支持。奉天举行国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国体问题时，张作霖带着大队人马，荷枪实弹，监视投票，结果全部投票赞成君主制。段芝贵联合24省将领，密呈袁世凯“速登大位”之时，张作霖也不甘人后，密电袁世凯劝进，又表态道：“如帝制不成，死不再生。”
袁世凯四面楚歌之时，想到了张作霖，要求张出兵湖南，并许诺以后可以封公封侯。张看到袁大势已去，提出了“奉人治奉”的口号，表示不能离开奉天，老袁气得鼻子都歪了。
如果说袁世凯的演技可以拿金鸡百花奖，那连他都能骗住的阎锡山和张作霖，绝对应该颁发金马奖和金像奖，另外一位，估计能冲刺奥斯卡——这位高人，就是被称为爱国将军的冯玉祥。
冯玉祥行旅出身，被广泛视为大老粗，他自己也常以此形象为荣，但在历史记载中却随处可见他的狡黠。
1924年，他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架起大炮赶走紫禁城里的小皇帝溥仪出宫，外界传闻冯军乘机劫夺珍宝。为此他在故宫设宴招待各界人士，席间突然将故宫全体杂役人员集合，对着客人高声齐诵“冯将军是清白的，没动故宫一草一木”之类的话，在场者吓了一跳。在座的李宗仁在回忆录中饶有兴趣地记录了这一段故事，据李言，他后来从古玩市场得到的消息，冯玉祥不过是在演戏，哪有进故宫不发财的队伍？
还有个故事不知真假，说溥仪等人离开后，冯玉祥穿着旧军装进入故宫，看中了一个价值连城的翡翠西瓜，又怕明着拿了影响自己的“廉洁形象”，就拿旧军帽包着带走了。
冯治军严格，军中许多禁令，其中一条就是戒烟。某日部队操练完毕，他大步登上检阅台宣布：“从今天起，整个部队要实行戒烟。今后谁要是吸烟，我就叫他把烟头吃了。”数日之后，冯偶然发现一个士兵躲在角落里偷偷吸烟，立即把这个士兵训了一顿，并让他当众吃烟头。士兵不大情愿，嘴里嘟嚷：“您那天接待客人时，我见您还吸了几口烟呢！”冯想起某次与友邻部队长官会面时，确实吸了几口烟。于是，他猛地摘下军帽摔在一边：“我冯玉祥上梁不正下梁歪，是我吸烟了！”说着从士兵手里抢过烟头，塞进自已嘴里，待这位卫兵上前阻止时，为时已晚，冯玉祥已把烟头咽了下去。吸烟的士兵见此情景，吓得目瞪口呆，猛地跪下说：“冯将军，我今后一定戒烟。”冯玉祥对士兵们说：“以后待客，我也不吸烟了。把我屋里留着待客的烟卷，全搬出去烧了！”那箱卷烟真的当众烧了，但根据蒋介石、李宗仁等的回忆，冯一直都抽烟——当然不在士兵面前抽。
著名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27年在郑州见到了冯玉祥，她写道：他故作俭朴地从一节货车上下来，他的发言人告诉我，他坐货车是“因为我的士兵兄弟也坐货车”。很久以后，我才听说，冯在郑州的前一站才上了那节货车，在这以前他一直坐在同一列火车的一节舒适的私人包厢里。
北伐胜利后，冯玉祥主政河南，军委秘书长白崇禧去郑州，见冯身着灰布皮袄、脚蹬布鞋，像个老农民，白当场问：“你有那么穷吗？”随后白离开郑州去邢台，那是冯玉祥部下鹿钟麟的驻地，排场比冯豪华多了，鹿说：“我这儿老冯看不见，所以瞎搞了，其实冯比我们都有钱得多。”
身居高位时，冯玉祥吃饭一定要用粗瓷大碗。可碗要从山东老家订购，很远，很费事。去任何地方都要专车带着这套家私，时人评论说带这些餐具的运费远远超出当地新购细瓷，纯属做戏。
无论真与假，正式因为冯的“做戏”，才赢得了草根阶层的支持。
他十分爱护士兵，不准官长侵犯士兵利益，要求官长与士卒同甘苦。还特地规定，只准上级请下级吃饭，不准下级请上级吃饭，只准上级给下级送礼，不准下级给上级送礼。他对下级军官都很熟，不但能叫出他们的大名，而且记得很多人的小名。他常常与士兵打成一片，毫无大官的架子。在担任陆军检阅使时，曾亲自给一个得败血病的士兵献过血，这在近现代军阀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对百姓，冯玉祥是秋毫无犯，对害民扰民的官兵，处罚相当严厉。冯军中曾发生过一个连长强迫老百姓换马，和一个士兵吃老百姓西瓜不给钱的事，结果那连长和士兵均被枪决。有一次，冯军行军途经怀柔和密云，道两旁都是缀满鲜红大枣的枣树，整整三个旅开了过去，也没有人去采摘枣子。
由于冯注重部队的思想教育，军风与许多蛮横的军阀部队完全不同，很得民心，故而他的部队总能招到很多人。
在冯的部队里，绝大多数士兵对冯玉祥都是感戴悦服，死心塌地跟随。曾任冯军政治部主任的简又文回忆：“人人对于他都起了一种神秘的信仰，其人格之摄力和感力竟能达到最下层的兵士，以至全军数十万人能团结一体，群奉冯为头脑及中心。”美国学者薛立敦则将冯和拿破仑相比较，说“他们都是天生的演员”“冯是个天生的演说家，情绪激昂，有声有色、扣人心弦。即使是老于世故的人，听到冯的演讲，也很难不被其毫不夸张、极有说服力而又激励人心的论述所打动。”
威风自己打出来
读军校就得会打架
在民国当军阀，没有强悍的武力不成，倘若全靠蛮横，也走不长。小军阀们且不必说，基本上画地为牢，一般不会过界觅食。大军阀者如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仗着精兵强将要武统天下，结果嚣张上台，凄惶下野。
靠投身北洋新军而上位的，基本上是一群莽夫，没多少文化底子——彼时饱读诗书之人才不愿与丘八为伍。可倘若您想出头，建议最好还是从军，乱世中从军队里发迹容易得多。
当然，从军也有学问，并不是看见某处招兵买马就过去报名。那样即便您熟读民国史，最多也从小文书干起，平时搞个姓名登记啥的。且身边都是些泥腿子兵油子，没有良好的资源——如今的富人们都喜欢到名校读MBA，结识不同的商业大腕，也是为了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故而您在民国年间从军，想靠一帮大字不识的兄弟们来实现宏图霸业，难度系数可能大一些。
在清末民初入军队，最好的办法是考军校，南有云南讲武堂，北有保定军校，随便挑一个，混几年都能成腕儿。您的师兄弟都可能是蒋中正、叶挺、蔡锷之辈，您要是不努力点，好意思么？
在军校读书时，一定要跟同学搞好关系，最好结交几个死党。民国年间军队中有个说法，叫“云南的操场，保定的课堂，打架的好地方”，还有“学校打架不出力，上了战场被人欺”。意思想必您一猜就明白了：军校的学生们基本按籍贯抱团，如果不同籍贯的两人发生冲突，就会各自拉人，一星半点的火儿，最后演变成打群架。倘若您在学校帮哥们打架不出力，以后上了战场，就可能没人救您。
您还别不相信，叶挺将军在保定军校呆过，六期生，粤籍，广东帮。广东人体型不算彪悍，身高也不占优势，打架却个个狠辣，张发奎、叶挺、薛岳、余汉谋、黄琪翔、邓演达等，有“广东十虎”之称。与北方佬打架，保定六期广东帮没一个“衰仔”（广东话“窝囊废”的意思）。北伐上战场的时候，带着两广男儿上阵的基本是保定广东帮，跟昔日北方的同学对阵，广东“铁四军”兄弟齐心，见谁灭谁。《国民日报》报道云：“张向华（张发奎）蹈厉无前，叶希夷（叶挺）之勇冠三军，黄御行（黄琪翔）立马疆场。……”后来叶挺将军领导共产党新四军在北方战场掉了单，被保定六期的同学顾祝同、上官云相两个北方佬联手阴了。张发奎、薛岳、余汉谋、李汉魂、蔡延锴等保定系“广东帮”，基本在南方，有的是战区司令，有的是方面军司令，恨得牙痒痒。蒋介石宣称新四军是“叛军”，让各战区司令都通电指责，唯广东帮全部不吭声——在他们的逻辑里，除了政治，还有兄弟。
年轻人火气都盛，在学校打打架也很正常，只是在群殴混战中，身材矮小者往往受到的伤害最大。听了叶将军的事迹，您是否明白了这么个道理：即便并不高大威猛，打架绝对不能怂，就算被人揍得鼻青脸肿，只要气势在，就会得到盟友、甚至是敌人的敬仰。
北洋后起之秀孙传芳，读书的时候就是个瘦猴子，资质一般，全靠股狠劲方能崛起于军政界，后来与吴佩孚、张作霖鼎足而三，被历史教科书惦记到如今——孙中山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北伐，要打倒的就是这哥仨。
孙传芳的故事可比叶挺将军励志多了，这猴子自幼丧父，家境困难，母亲把他的姐姐嫁给了某军阀做姨太太，他才得以读书上保定军校。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又被北洋选派东渡日本学习军事。那会儿还是清末，留日学生们都很惨，在国内是天子骄子，出了洋分文不值。如而今苦读十年跳出农门的凤凰男一般，回到乡下倍有面子，在大城市却苦苦挣扎。
中国留学生的大辫子总受到日本学生的嘲笑，又逢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北洋舰队许多军舰上仪表、枪炮、铁锚被日人卸下，放在公园中展览。中国留学生深受刺激，难免跟冷嘲热讽的日本学生打架，孙传芳每战皆积极参与，慢慢有了号召力——当年同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先生可能不喜欢打架，才弃医从文要拯救中国人的精神。
学生打架有个特点，无论输赢，都不会主动告诉校方，大家自有不成文的规矩：谁告状谁王八蛋。在这方面，日本跟中国一样。跟日本佬打架的同时，同盟会也在东京各大学校发展组织。留学生中如李烈钧、程潜等活跃分子，在孙中山、黄兴革命宣传下，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皆参加了中国同盟会。
同盟会人多，动起手来不吃亏。孙传芳一时冲动，也应声而入。挚友大泼冷水：“你甭要忘了，咱们是北洋练兵处官派留学生。回国后要由兵处分发，以图功名。同盟会反对朝廷，便是乱臣贼子，与乱党同流合污，前途还要不要？”孙一听语塞，觉得自己吃北洋的喝北洋的，反皇上等于自己砸了自己的饭碗，想到这里，对同盟会渐渐敷衍，活动也不去参加，最后便脱离了。
1907年11月，孙传芳转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为第六期生。陆军中尉冈村宁次担任中国留学生队的区队长——没错，就是未来的侵华头号战犯。如果说跟日本学生打架是家常便饭，跟教官打，就是开洋荤了。
一个星期天的傍晚，冈村宁次在进行晚点名时，发现新生中少了孙传芳、杨文恺、张群、周荫人等人，顿时大发雷霆。原来孙传芳等人嫌军校的生活太清苦，到外面小馆子里喝酒去了。等发现快到点名的时间，紧赶慢赶往学校跑，还是晚了。几个人东倒西歪地来到操场上，冈村宁次怒气冲冲，劈里啪啦左右开弓，一个人揍了两个耳光：“巴格牙路！你们不是军人，纪律的不懂！”
孙传芳个头小，被冈村宁次一巴掌打在头上，转了半圈，帽子掉了，辫子也抖落出来。冈村用手拉着他的辫子：“呛过罗！（日语为猪尾巴的意思）支那人，孬种，将来有一天，我们在战场上还会打败你们！”孙传芳又气又急，浑身的血一下子都涌到头顶上来了。他仗着酒力，猛地抓过自己的辫子，往脖子里一绕，骂道：“我×你奶奶！”接着发疯似的蹿上去。冈村是柔道好手，用手一挡，身体往外一侧，就势来了个大背，把孙摔落在地。
打架这事儿，先别管对方是谁，您要么不出手，出手后就得打个规模，即便吃了大亏，也得咬对方一口，倘若刚落败就哼哼唧唧，别想混出头。孙传芳当时是咬着牙爬起来，一个饿虎扑食，又冲上去，冈村宁次闪转腾挪，一个反手擒拿，将孙的脖子压在自己的皮鞋上。孙急眼了，照着皮鞋就是一口，冈村疼得一咧嘴，稍稍分神，孙传芳死命往上一拱，冈村猝不及防，被顶了一个仰面朝天。
打到这份上，也就差不多可以收手了。孙传芳被拉住后仍然气哼哼大骂：“小日本，有种再来！”杨文恺等赶快上前把冈村宁次搀扶起来，冈村推开众人，对着孙传芳伸出大拇指：“哟唏，哟唏！孙君，你的胆量大大的，是一条汉子！”
数年后，孙传芳风生水起，盘踞江浙五省，麾下二十几万兵马，号称“五省联帅”。当年与他喝酒打架的兄弟们杨文恺、周荫人等鼎力相帮，以其马首是瞻，连冈村宁次也做了他的参谋。
打仗必有狠劲
在军校要能打架，毕业后还得会打仗。要是看到真刀实枪腿肚子抽筋，那就别想出人头地。
那么，打仗是不是很可怕呢？NO。
您千万别以为民国初年的军队有多强悍的战斗力，打仗时一靠宣传，二看狠劲，尤其是北洋混战。
正式开打之前，大家都会在报纸上“电战”，檄文要写得漂亮，将自己打造成正义之师，把对方骂得狗血淋头。得到广大的“民意支持”后，再择日起兵，甚至告诉敌人己方“将于某月某日，讨伐不义”，颇有宋襄公之风。
至于战斗力，不在考虑范围。
北洋军从清末开始就引进洋枪洋炮，可无论是长官和士兵都没多少文化，基本看不懂说明书，且练兵只讲究花架子，叠被子踢正步还成，打靶射击完全不行。当年醇亲王代表慈禧太后阅兵，要看打靶。小袁同志（袁世凯）让人预先埋伏炸药，这边瞄准上弹，那边点燃引线，一排枪放过去，炸得噼里啪啦，个个中红心。醇亲王不懂，看得心里乐开了花，还真以为士兵们都是神枪手。后来这事儿被捅破了，袁世凯也不脸红，解释道“平时都能打准，担心领导在的时候，大伙儿一激动打偏了，干脆就炸点。”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假唱”。
如此练兵，实战自然荒唐。比如说每个士兵有五十发子弹，只要战争一打响，大家就胡乱放枪，往往敌人还不在射程之内，子弹就打没了，后面的打到前方的自己人也说不准。枪声一落，长官大喝冲锋，士兵们就往上涌，谁狠谁就赢了。曾有个英国军官见到如此古怪的场面，实在想不通，就问某带兵的营长“你们怎么不瞄准就射击啊？”对方答非所问：“我们是正义之师，足以将敌人震慑！”
再说个例子，张勋闹复辟的时候，曹锟、冯玉祥打张勋。曹冯的部队几百人围住了张勋手下几十人，双方隔着一个围墙打了上百发子弹，围墙没怎么着，子弹全飞到天上，把远处看热闹的脚夫给伤了。有记者在报纸上讽刺：“民国新军之武器装备，还不如恢复使用前清之弓箭，给国库省钱。”
这种儿戏般的打仗，您根本不需要担心自己的安危，坐轿子上阵都没关系。北洋军中真有这种人，轿子还越来越大，开始做四层的，做八层的，后来十六层的，大轿子什么都能装进去了，带着烟枪和小老婆都成。
打仗不难，要想打赢，还是句老话，跟士兵们搞好关系，培养狠劲。吴佩孚有北洋常胜将军之称，大多是靠他的威望，士兵们愿意以死相报。黄埔学生军初征的时候，一群半大的小子全凭着顽强的精神才能势如破竹。学生军战斗力并不强悍，关键是对手太弱。
孙传芳在军中发迹，得益于他肯打仗。他从日本归来，分派到直系湖北督军王占元手下做参谋。王占元无甚才华，很器重孙，甚至派孙代替自己去检阅军队，结果军队成了孙传芳的了。湖南军阀到湖北来抢地盘，孙传芳赶到前线，与湘军打了个昏天黑地，连拼八天八夜，湘军将领鲁涤平惊呼：“孙猴子真难缠，我们事先完全没估计到，王占元手下竟有这样一个肯打硬仗的战将。”
顶了多日之后，直系大将吴佩孚的援军到了。战事结束，吴佩孚请孙传芳见面，伸出大拇指称赞：“十多年以来，英美方面认为，中国的内战是雷声大、雨点小，连直皖战争都只打了三天，而你却打了八天八夜，威风给你打出来了！”孙传芳谦虚地说：“未遇明主，只能寄人篱下，碌碌无为。”吴佩孚很高兴，拍着他的肩头说：“凭老弟的才干，王老头对你不够意思，现在他走了，咱们一块干吧！”为了拉拢孙传芳，吴佩孚拿出30万元给他做军饷，又保荐他为第二师师长、长江上游总司令，驻扎宜昌。
有了正式的军队和地盘，也算小有成就。别满足，因为路还长着。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急电直系各路小军阀北上：“此次战役，关系甚大。请速来助战，战胜之后，河南督军可由君担任。”极有可能是个画饼，故而不少人拖拖拉拉。孙传芳却亲率第二师赶往前线助拳，不料孙带着队伍只走到湖北与河南交界的武胜关，前方战事就结束了。
吴佩孚还是很给面子，命令孙传芳去经略福建，夺皖系的地盘。
要想立足于军界，肯定得扩大地盘。即便您能打硬仗，总是跟人死磕也不好，倘若能和平解决，最好不过了。
当时福建军政大权在王永泉手里，孙传芳屯兵福建边界，只带了少数随从入闽。见了王永泉后，孙编造一大堆鬼话，说吴佩孚如何排挤他，声泪俱下。他向王永泉表示，自己要投奔皖系，只要两人同心合力，一定能在福建保境安民。王永泉智商不够用，居然信了。两人还结拜兄弟，指天发誓。这样，孙传芳就把两旅的兵开进了福建，一夜之间夺位。王永泉只得下野，逃到上海。
一个好汉三个帮，孙传芳的老弟兄周荫人正好在福建带兵，他很大方地将八闽交给周，自己再起征程，奔往浙江。江苏督军齐燮元为争夺上海，约孙传芳两路夹击，干掉浙江督军卢永祥。孙率军偷越仙霞岭，直插杭州。卢永祥后路被抄，大败。孙占了浙江，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浙江军务督办。
短短几年时候，孙传芳就将闽浙纳入囊中，赫然新军阀。
看了孙大帅的发迹史，您是不是也有把握了呢？
在民国当军阀，还要积极抢地盘，您不干掉人家，人家就会干掉您。电影《新少林寺》中，刘德华饰演的某将军连大哥都想灭，可惜计划不周全，被下属抄了底。
孙传芳占据闽浙的时候，正遇到张作霖率军入关，奉军打垮直系，控制了河北、河南、山东等大批地盘，如日中天，张胡子叫嚣：“现在只有我打人，没人敢打我。”江苏都督换成了东北军智囊杨宇霆，杨宇霆字邻葛，外号“小诸葛”。
按道理说，孙传芳也属于直系，应该跟奉军干，但他此刻羽翼未丰，不方便动手。更加上他与杨宇霆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窗，读书的时候就经常一起跟日本人干架，彼此都知道对方的手段，于是哥俩签订了《苏浙互不侵犯条约》。
敌人来势汹汹，您就得忍一时之气。
到了1925年10月，冯玉祥跟张作霖闹掰了，奉军内部又出现内讧，张胡子满头是包。孙传芳休整完毕，大喝：“秋高气爽，正好作战消遣！张胡子不是说‘没人敢打我’吗？老子就敢打！”
某日天刚蒙蒙亮，孙军来袭上海，市区一片混乱，满街都是惊慌失措的奉军。孙军兵不血刃占领上海，杨宇霆只身跑了。当时上海、南京的报纸头版赫然印着“小孙郎赶走小诸葛”的大标题。接着，孙传芳乘着北方之乱，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控制住闽浙皖赣苏五省，自封联军总司令，驻节南京，东南各省对其莫不拱手称臣。
能打是好事，但穷兵黩武长远不了。有了军队又有了地盘，那就得搞理论建设。孙中山先生曾在广州提倡“人民公仆”，孙传芳不以为然，在南京提倡“衣食父母”，他说：“现在做官的自称是人民公仆。凡是仆人没一个好东西，不是赚主人的钱，就是勾搭主人的姨太太，我不是公仆，我是父母。天下父母，没有不爱子女的，爱民如爱子才是，才能真正为人民谋福利，做好事！”
且不说，孙传芳虽然打仗阴狠，对文化倒是很宽容。他在南京的时候，政府机构很庞大，除了三厅十处以外，还有各类高参，像名流蒋百里、章太炎都被聘请，月薪高至二三千元。东南五省是全国的财富汇聚之地，他在此笼络人才稳固民心，也博得了极好的声誉。
倘若不是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孙传芳也许能把江南建设得如花园一般。1926年7月，北伐军占领长沙，势如破竹地向北推进，蒋介石特派代表张群来到南京当说客。
张群跟孙传芳是日本的同学，两人一番叙旧。孙传芳谈古论今，竟辩得做说客的张群哑口无言，半晌才说了一句话：“老兄啊，我看你不像一个军人，倒像一个政客。”孙怫然不悦：“我不是政客！我最反对政客。我的儿子我也不让他当政客。政客全是些朝三暮四、迎新送旧的妓女般下流东西。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弄得张群大窘。
在这个历史当口，高参如蒋百里已经看出了北洋之腐朽，也劝孙传芳南附国民党。倘若孙能听劝，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之职唾手可得，携江浙五省之财力物力以及麾下二十万将士，弄权搬到立足未稳的蒋介石也为未可知。只是孙迷信武力，认为自己能灭了黄埔学生军。
1926年8月26日，北伐军占领了汀泗桥，直逼武汉三镇。盘踞湖北的吴佩孚慌了手脚，孙传芳的如意算盘是坐山观虎斗，在两败俱伤时，乘机夺两湖，然后兵锋下两广，将南方全部收入囊中。
后来，吴佩孚果真在贺胜桥惨败，临行前给孙传芳发了电报，表示让孙“总镇长江”，让出了经营多年的湖北。孙传芳这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召见张群说：“岳军兄，你去告诉蒋，二十四小时之内退回广东，否则兵戎相见！”
蒋介石岂会把吃进嘴里的肉吐出来？毫不理会，继续北伐进入江西。
总以为自己很能打的孙传芳最后还是栽在了北伐军手上，最后成了个光杆司令。战后孙痛哭流泣“精锐已丧，后无能为矣，天之亡我，非战之罪！”本有可能在民国历史有更多精彩呈现的孙传芳，就此息影，全国副总司令的称号，落到张学良的头上。能打，是好事，盲目地打，就不对了。
在民国考公务员
想做官，自己考
中国的老百姓都有一个淳朴的观点，就是寒门学子想出人头地光耀门楣，就必须走“当官”之路，而能“当官”的途径无他——好好学习，一路考上去。从隋唐兴起的科举制到如今仍可见其遗威，每年的“国考”即公务员考试，几乎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
北洋时代的民国，“考试”并不是读书人唯一晋升的机会。倘若您满腹经纶，自有军阀政客闻风上门，您稍微分析时局，整出一篇《隆中对》什么的，肯定会被恭请出山，当个顾问。民初的军阀们各据一地，都喜欢自行招揽人才，如鲁督张宗昌把前清状元王寿彭请去当教育厅长，新疆的盛世才请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任财政厅长等。
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代，一般人相当公务员就需要考试了。这里说的是“一般”人，不一般的呢？咱们细细说来。
南京政府公务员的选定有多种方式，最牛气的是“特任”，各“会”“部”“院”的委员长、部长，通常是最高层领导内部协调。能得到“特任”的，都是有权有势的军阀和政客，如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正中、军政部部长冯玉祥等。
其次是“选任”，各部院长、副院长要经过国民大会选举产生，如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等。
第三是“简任”，由国民政府直接任命，实际上最高层管不了这么多，基本由各机关长官转请任命。包括各“部”“会”的次长（如教育部次长）、副委员长、秘书长，以及中央机关直属署局的署长、局长，各省政府的主席、厅长、直辖市市长、局长等，都是简任官。譬如冯玉祥当了军政部部长，就提名部下鹿钟麟当军政部次长。您要是当了教育部部长，也能把胡适、鲁迅、徐志摩等人弄去当次长，爱谁谁。一般情况下，行政院都会批准。
第四就是“荐任”，需要走正式推荐流程，省部级长官提名呈请国民政府任命。中央及各省市各机关的科长、视察、督学及各省的县长等，都是荐任官。独霸山西的阎锡山是五台人，麾下县长一大半都是他老乡，故而山西老表们说“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跨”。
最后的是“委任”，由各机关直接任命。中央及各省各机关的科员、书记官，各县政府的科长、秘书、科员、办事员等，都为“委任”官。
说了这么多，您大概已经猜到了，靠辛苦考试爬上来的草根阶层，一般是“委任”的科员、办事员，少数优秀者，才可能是“荐任”的底层干部。
即便科员也算是吃皇粮了，寒门子弟仍然趋之若鹜。南京国民政府还算规矩，当时能历经几次考试而跃出农门的草根精英并不多，大部分还是能安排职务。
比如您是位出生在民国后的学子，1930年1月6日南京政府考试院正式成立的时候，您正好二十多岁，想谋个好工作，又无甚社会关系，那建议您去南京考几场。
简单说说南京的考试院。
该院的设置，源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权宪法”。五权宪法主旨是：国民政府设主席一名，虚职，代表国家元首；其下分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院，五院院长各司其职，对主席和国民大会负责。中山先生在民国初年几经起伏，考试院并没有实际成立，直到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考试院才开始筹备。
考试院首任院长是孙中山的秘书、蒋介石的换帖兄弟戴季陶。
戴季陶，又名戴传贤，出生于四川广汉，因其祖籍浙江湖州，在认识张静江、陈其美、蒋介石等浙江籍人士后，戴一直以浙江人自居。戴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国民党中的元老派；他年轻时与蒋介石在日本相识，关系亲密；戴曾弄出了个私生子不敢带回家，蒋介石领了去，起名蒋纬国；孙中山创立黄埔军校时，原定蒋介石为副校长，在张静江和戴季陶的苦劝下，孙才任命蒋为校长，戴在学校任政治总教官。种种渊源所致，蒋自然对戴非常器重，南京政府成立后，蒋提名其担任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不辱使命，他从1928年10月走马上任，直到1948年才辞职，顽强地干了二十年，其他四院院长则割韭菜般换了几茬。
您想走考试途径，必须经过戴院长这关，考试院具体地址在哪呢？
那可是戴院长几经勘察亲选的，原鸡鸣寺下的关帝庙（现南京市委、市政府、人大机关的办公所在地）。
选此处可大有来头，明朝国子监就设在这里。朱元璋定都金陵时，在应天府学的基础上建立了国子学，后更名为国子监，是培养儒学士子的最高学府。朱棣迁都北京后，金陵作为留都，继续保留国子监，于是有明一代，出现了南北两个国子监。南京国子监规模很大，“延袤十里，灯火辉煌”，内有五厅（绳衍厅、博士厅、典籍厅、典簿厅和掌馔厅）、六堂（率性堂、修道堂、诚心堂、正意堂、崇志堂和广业堂）。招生规模曾高达9900人，其中还有许多高丽、日本、琉球等国学生。
戴季陶饱读诗书，对明朝国子监心向往之，也将考试院建筑设计成宫殿样式，碧瓦红墙，飞檐斗拱，大门匾额上题曰：为国求贤。院内的建筑有明志楼、华林馆、衡鉴楼、待贤馆等。
明志楼，一共三座，沿中轴线横排，中间为九楹，两边为七楹，这儿就是全国文官考试的总考场；华林馆，是考试院的藏书馆，楼内所藏多为古典书籍，还有些英美出版的、有关文官制度的书刊，此楼专门面向考试院工作人员以及经考试录取的人员开放；衡鉴楼，是阅卷大楼；“宁远楼”是考试院办公大楼，院长起居处称作“待贤馆”。
更有意思的是，因考试院原址为关帝庙，院内还建有“武德楼”，安奉关帝、岳飞神位，并以张飞等二十四人从祀。每到传统节日，戴季陶都要率众焚香致祭。
熟悉了考场，下一步咱们来了解下如何参加考试。
国民政府1928年10月公布的《组织法》规定，考试院为国民政府最高考试机关，掌理考选、铨叙事宜，所有公务员均须依法经考试院筛一道，方得任用。1929年，国民政府训令所属各机关：“凡候选人员、任命人员、依法应领证书之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均应经考试定其资格”，“荐任、委任职公务员，应就考试及格人员尽先任用”。
在考试之前，大家都先要熟悉考场和主考方，南京政府时代的主考方自然是考试院，五院之一，专门行使考试权，为国选拔人才。考试院有院长一人，副院长一人，下有三个分支机构：
其一为日常办事机构，即秘书处，后增加人事处，主要负责日常事务处理和本院人事管理工作。
其二为“考选委员会”，掌管平时考试行政事务。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一人。下有六科，分管总务、文书、资审、统计等。到具体考试时，还要成立专门的“典试委员会”，典试委员长就是主考官，由国民政府委派，另抽调社会名流、宿儒担任委员，如马寅初、罗家伦等就曾客串过。
其三为“铨叙部”，主管考试及格人员的分发任用以及全国公务员的任用资格、绩俸等事项的审查和登记。
考试院负责的考试又有那些呢？
主要也分三大类：
一是“任命人员考试”，大致类同于今天的公务员考试，分高等和普通两种。高等考试招录的是大学毕业生，通过考试后将列为“荐任”职的公务员。普通考试招录的是高中毕业，通过考试将作为“委任”职使用的公务员。考试院还有特种考试，如邮政、海关等人才的录用；二是执业证书考试，如律师、会计师、医师等。三是“公职候选人”考试，对象是选举产生的候选官员。此类考试有作秀的成分，分“试验”（书面考试）和“检核”（审查资格）两种，您来历大，走个过场就行了，如果戴院长看您不顺眼，可硬生生把您给考倒。您还别不信，因为考试分三个阶段，一试、二试、三试，前场通过方能进入下个阶段，哪一试都能放倒您。
怎样才能参加“高等考试”呢，您必须具备下列资格之一：国立或教育部承认之国内外大学与独立学院或专科学校毕业有证书者。没有，不要紧，有同等学历，经检定考试及格者也行；啥证都没有，也别急，有专门学术技能或著作经审查合格的也行，比如您自费出版了啥书等，当然要有分量；另外，曾任委任官与委任官相当职务三年以上者。
有哪些人不能参与考试呢？一，有反革命行为，经证实者（这点有些荒诞，革命与反革命，都是当权者规定的，您要是共产党，估计没办法考了）。二，褫夺公权或停止公权尚未复权者。三，亏空公款，尚未清偿者。四，曾因赃私，处罚有案者。五，曾受破产宣告，尚未复权者（这条更是无厘头，破产的人连公务员都不能考，严重侵犯人权）。六，吸用鸦片，或其代用品者（不一定能查出来）。
要实力，也要运气
高等考试考哪些内容呢？国文、党义（第二届开始增加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等基础科目为第一试，又称“甄录试”；专业科目考试为第二试，又称“正试”；第三试为面试。甄录试不及格者不能参加正试，正试不及格者不能参加面试。如甄录试及格而正试不及格者，下届考试可以免甄录试，正试及格而面试不及格者，下届考试可免甄录试和正试，但只能免一届相应考试。面试及格方能录取。
在戴院长主政期间，考试院曾大张旗鼓地举行过多次高等考试。从1931年开始，全国性大型公务员招考两年一届：1931年第一届、1933年第二届、1935年第三届，后因缺乏底层专业人才，于1936年增设第四届。抗战爆发后，招考受到影响，于1939年在重庆办了第五届。考试的主要对象都是大学生，彼时大学生就业率不高，经过考试院的选拔，就有做官的资格，是故从者如云。但录取者毕竟是极少数，特别是前三届题旨艰深，程序繁琐，许多才子都被考倒。
如果您有幸考过，恭喜，接下来的程序会让您倍感荣耀。
发榜的那天，考试院长戴季陶会身穿传统礼服，犹如孔老夫子一般谨慎，手捧“金榜”（黄纸金字，白绢泥金特制），率领全体监试委员，徐徐来到考试院门口，由两个赞礼官接过金榜，贴在照壁。贴榜时，身后仪仗队鼓乐齐鸣，全体成员向金榜行鞠躬礼，以示尊贤爱才。
放榜后，考试院会择吉日颁授证书，戴季陶通常还会请社会贤达、著名教授前来观礼。证书均由戴亲手颁发，并予以勉励，状元还要致谢词。
行进到这里还没完，戴季陶还要率领全体监试委员以及考试中榜人员，赴中山陵“谒陵”，绕陵寝一周，并致祭告词。谒陵时，戴规定男士必须一律着蓝长袍、黑马褂。
谒陵归来后，还有专门的宴席，地点多设于待贤馆，又被时人称作“待贤宴”，犹如古代之琼林宴。每上一道菜，都要奏古乐，取《诗经？鹿鸣》之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古意。考试院专门设有古乐队，演奏乐器多用笙、箫、琴、瑟、琵琶、二胡等，古色古香。宴后，戴季陶会给中榜者每人送上一份亲笔题字的《总理遗教》、一锭特制香墨，各个录取类别的第一、二名还能额外获得戴的亲书诗词纸扇等物。
凡经考试院选拔出来的文官，在任何场合见到戴季陶时都会行鞠躬礼，尊为“先生”，戴也颇好这口。此类文官以“正统出身”而自傲，还专门成立了“中国考政学会”，“以研究考选铨叙之理论及制度为宗旨”，每年召开一次年会，进行交流，并办有刊物《考政通讯》、《考政月刊》。考政学会姑且可称为“考院派”，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数不断增加，并在全国各大城市设有分会。会员们最初是交流经验，到后来慢慢结党营私，隐然成了势力。国民党党内一些人也想攀附此会，申请加入，结果遭到多数会员的鄙视，谢绝“非考试生”参与。
南京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高等考试是在1931年7月，首次为国举贤，万人空巷，考试院上下均全力以赴，戴季陶特意聘请了30多位名流学者及高级官员为典试（主持）委员、襄试（协助）委员及监试（监督）委员。其中典试委员负责命题、阅卷、评分等工作，襄试委员辅助，监试委员则负责保密、防弊及监考。
为防止有人说情或者考题泄密，连委员的名单都严格保密。在接到国民政府的聘书之前，谁都不知道有哪些人会被选中。直到委员们收到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授予的梅花章和黄缎绶，才得知自己被遴选出来。委员们都将此视作极大荣誉，立即按要求集中举行宣誓就职典礼。典礼之后，院长将大家欢送到“宁远楼”（考试院内办公大楼），亲自将楼门加锁，并以红纸封条，称为“入闱”。
入闱后，委员们的饮食起居都必须在宁远楼内，不得与外界有任何接触。两个月后正式发榜，这群人才能出来。当时有一位襄试委员名叫于能模，夫人是法国人，不懂中国这一套，因事去考试院找丈夫，结果被门卫拦住。于夫人无奈，就写了封信，让门卫带进去，结果又遭拒绝，这下她可火了，认定丈夫被软禁了，带着一帮人前去大吵大闹，最后戴季陶亲自出面澄清，她才悻悻而退。事后，她又上书戴季陶，指责考试院蔑视委员之人格，戴哭笑不得。
经过层层把关，考生成绩是不是绝对真实公平的呢？不一定。譬如清朝最后一个状元王寿彭，就是占了名字的光。殿试的时候，恰逢宫中筹办慈禧70大寿。慈禧钦点甲第，一眼看见“王寿彭”三字，满心欢喜，为取“寿比彭祖”吉祥之意，毫不迟疑地点了王寿彭。状元就这么诞生了。当王寿彭听到这一传闻后，写了首打油诗：有人说我是偶然，我说偶然亦甚难。世上纵有偶然事，岂能偶然再偶然。
国民政府考试院戴院长也讲究彩头，做过几件滑稽事。
一是给考生改名。首次高等考试录取率相当低，几千人应考，三场下来，仅仅录取了100人。发榜后，戴季陶一一召见中榜者，当他看到一位学生名叫屠晋，号剑痕，就语重心长地对该生道：“老弟，你这个名字杀气太重，甚为不祥！”屠晋答：“那就请院长给我另行赐名吧！”戴说：“我就想这么办，但你的名已经登记造册，不方便改了，今后你不宜去山西工作。我想改你的号为‘希平’，就是希望和平的意思，这样可以起到相克相生的作用。”屠晋心想，这院长还真是迷信，口中却连连表示感谢。
二是听信传言，将别人的名次降低。第二届高等考试，头名当属禹振声。戴季陶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小道消息，说禹振声是亲兄妹结婚。其实冤枉了禹，因其夫人也信禹，坊间就以讹传讹。戴季陶不取证调查，说了句“道德败坏至此，何以表率群僚”，便把禹振声降为第三名。
您要是参加民国的高等考试，既要有好名字，又要有好名声，还要有好形象。
第二届被录取的考生中，有位名列前茅的考生叫李学灯，此人精通法律，颇有专业才能，国民政府有意任其为立法委员。可是他其貌不扬，又衣着随意，戴季陶横竖看不顺眼，认为“此人类似上海小开（公子哥儿），轻浮之气未除，尚须磨炼”，将他安排进入法官训练班学习。不久，司法部长王用实想把李学灯提到部里当秘书，戴仍以尚须磨炼为词拦阻。直到抗战胜利后，司法部又提李学灯为贵州高等法院院长，戴才勉强同意。
经过考试后，是不是一定能当上官呢？
当然不是。
考试院有选拔、分发人才的权力，而无任用权。考试院能把录取者分发到中央、地方各机关，却无力强迫各机关聘用。第一届录取生华允琦，原以“荐任”试署分到江苏省民政厅任用，两年试署期满后，经考审查决定改为实授，江苏省民政厅以津贴无着，令其另候任用。考试院无奈，将其改分湖北省政府。1934年，戴季陶呈文中央，声称“考试录取人员，除尚在学习期间不计外，依法任用者，实居少数，羁縻于闲曹之列，彷徨于候补之途者，往往而然。夫以中央与地方机关之多，每岁黩陟更替人员之众，何至并此区区考试出身之数，经年累月，而补用不及耶”。国民政府曾通令中央及各省市政府，“被分发机关对于所分考试及格人员，不得藉故拒绝，违者惩处”，但各机关长官依然“不问德才，只讲关系，考试用人，形同具文”。
即便收效一般，戴季陶惨淡经营，也客观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并培养了一批高素质公务员，算小有成绩吧。而对于寒门子弟来说，考公务员必定是条出路。
笔杆子的作用
檄文的功效
民国军政界的大佬们都有个嗜好，喜欢请文化人装点门面，尤其那些粗通文墨的军阀政客，发表“通电”均非常讲究，无论檄文布告，多由人捉刀，反复斟酌才郑重刊出。这类雄文，大多四骈六俪，被称为“通电体”，读起来朗朗上口，一泻千里，极具气势，往往以高屋建瓴之姿态，起振聋发聩之功效——当然，被忽悠住的基本是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
所谓骈文，是与散文相对而言的一种文体，主要特点是以四六句式为主，讲究对仗。因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有“骈体”之称。在声韵上，骈文注重形式技巧，往往束缚内容的表达，但运用得当，也能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此种文体兴起于南北朝，不乏经典作品，如鲍照抒发人生无常之《芜城赋》，庾信怀念故国的《哀江南赋》，见着落泪，读者伤心。唐宋以后，骈文的形式日趋完善，但内容流于空洞。貌似唐朝最漂亮的骈文应该是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与王勃的《滕王阁序》。徐敬业起兵反武则天失败，骆宾王的雄文到是让女皇满头是汗，忍不住摘录几句四六句：“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藜帝后，识夏庭之遽衰。”《滕王阁序》中的名句，想必不少人会背：“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
到了民国，各个政治派系的“通电”多用骈文著成，用典对仗，堆砌铺陈，在有限的篇幅里跌宕起伏，既有形式美，又有音乐美，居然风行一时。一篇好的骈文，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武昌起义意外成功，革命党人一时间找不出像样的领导，就把躲在床底下的前清协统（旅长）黎元洪抓出来当了首义都督。黎既不属于革命党，又不是立宪派，完全是因为性格温和才被各方抬出来当神像。既然上了台面，总得做点什么吧，他说不过孙中山，打不过袁世凯，就在宣传上打主意了。就在这当口，黎元洪身边出现了一位高人，饶汉祥。
饶汉祥，湖北广济人，曾留学日本政法大学，回国后一直郁郁不得志，遇到黎元洪后，大得其青睐，从此一生追随。黎元洪一生无甚主见，又没有嫡系部队，全凭着“首义都督”的名望在官场沉浮，饶汉祥能作华丽异常的骈文为其“塑造形象”，两人合作倒相得益彰。
且看武昌起义后，饶汉祥给黎元洪作的雄文“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通篇六言，大气凛然：……凡我义师到处，尔等不用猜疑。拔尔等出水火，补尔等之疮痍。尔等前此受虐，甚于苦海沉迷。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我今为民不忍，赫然首举义旗。第一为民除害，与民戮力驰驱。……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彼之皮。……建立中华民国，同胞其毋差池。士农工商民众，定必同逐胡儿。……
此文半文半白，通俗易懂，又能激发人的革命热情，读罢只觉得黎元洪真是民国第一伟人，谁又能想象他在武昌起义时惊慌失措的表现？
布告发出后，人们奔走相告，往观者“途为之塞，欢声雷动，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请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为快。”这篇布告很快传遍全国，年仅十二岁的冰心女士，多年后都有印象，她在《冰心文集》中提及，有一段发生于童年而至老回忆起来仍使她“心潮澎湃的插曲”。小女孩冰心见到“慷慨激昂”的武昌起义檄文，心潮澎湃，拿出攒集多年的压岁钱十元银洋，署以“幼女谢婉莹君”的名字，送到杭州军营捐款劳军，劳军的《收条》一直被冰心珍藏在怀，几十年都不忍舍弃。
不仅仅是冰心被饶汉祥感动了，当时许多人都觉得饶的大笔很厉害，其文体甚至风范全国，成了民初军政当局的流行体裁。黎元洪得意之余不吝赞扬，以“羽檄修书，星驰电布，一篇脱手，八缴风传”十六字相赠。“缴”音“教”，指文电直达四境八鄙，如风摧落叶。
写骈文有讲究，做好事必须狠夸，做到锦上添花；做了坏事，得深刻剖析自己的无奈，让人觉得其情可悯。
黎元洪在湖北与首义元勋张振武不合，请袁世凯将张调到北京城，随便按个罪名给杀了。后来舆论汹汹不能平复，黎元洪被迫通电全国进行解释，饶汉祥写道：“洪与振武，相从患难，共守孤城，推食解衣，情同骨肉，乃恩深法驰，悖道寒盟，瘏口罔闻，剖心难谅，首义之士，忍为罪魁，同室弯弓，几酿巨祸，洪实凉德，于武何尤？”不知情的人看上去，绝对会被感动涕零，“推食解衣，情同骨肉”，这完全是刘关张的交情嘛；“恩深法驰，悖道寒盟”，岂不是张振武有异心，跟三姓家奴吕布一样？至于“同室弯弓，几酿巨祸，洪实凉德，于武何尤”，貌似自责，其实还是在说张振武该杀。人家是武昌起义元老，就是因为跟您不对眼，您就将人家弄死了，事后还把自己装得于心不忍，估计连白脸的曹操都自叹弗如。
也许是饶汉祥的通电写得实在感人，也许是黎元洪的演技很高明，反正“杀张”之事不了了之。
正如市场经济学说里面提到的，有需要就有购买，有买方市场就有卖方市场，文人靠润笔为生，也不是什么丑事。大汉那会儿，独守空房的陈阿娇还千金买司马相如作赋，以博得汉武帝垂怜。既然民国的军阀政客好附弄风雅整骈文美化自己，您若是擅长玩此类文字，在那时肯定活得滋润。
做得好不如夸得好
民初不断动荡的时候，饶汉祥大笔如椽，为黎元洪保驾护航，没遭到丝毫误伤：袁世凯反对定都南京，于北京就任大总统，湖北“力表赞成”；袁要统一政令排斥国民党议员，杀害激进人士，湖北“深深遗憾”；1913年，袁世凯镇压国民党二次革命，湖北的黎副总统又是舆论先行，“甚为痛心”……在这一系列的大事件中，黎的政治态度不明确，却总能出尽风头，且自身无损。连袁世凯都不得不佩服湖北的宣传工作做得好，每次有汉口通电，老袁都会仔细研读。
然而高手也有失足，比如“储贰”事件，就是神笔饶汉祥闹的一个著名笑话。
在中国历史上，太子称为“储君”，也叫“储贰”或者“储副”。黎元洪当选副总统以后，致电大总统袁世凯表示感谢，饶汉祥大概是觉得“副总统”不够文雅，就在电稿里称“元洪位备储贰”。电文公开刊发后，全国哄然，“储贰”俩字，把堂堂民国副总统当成了总统儿子，岂不让人笑掉大牙。就算是比“太子”，也应该是袁克定。幸好黎元洪性格好脸皮厚，没计较此事。湖北都督府改组的时候，饶汉祥从内务司长升到了民政长，他在就职布告里说“汉祥，法人也”，其本意是说自己奉行法家思想，可玩文字玩失了手，变成了“法国人”，也被传为笑谈。国学大师章太炎特意拿两事作了一副对子：“黎元洪篡克定位，饶汉祥是巴黎人。”
尽管闹笑话，饶汉祥的文字总能深入人心。
国民党大佬李宗仁在《回忆录》里记载：1912年4月，“胡汉民随孙中山游武汉，见当时武汉的当权派首领黎元洪‘浑浑而有机心’。黎以一个小小的清军协统，为革命党人所挟持而赴义，不期年便备位‘储贰’（饶汉祥语），未几竟两任民国大总统（1916-1917年，1922-1923年）。对他这项功业上的成就，他外表的‘浑浑’和内蕴的‘机心’，二者都是缺一不可的。”时隔多年，李宗仁不但记得民初有饶汉祥这号人，甚至且连其行文中的“储贰”用词都弥久不忘，饶文之影响可略见一斑。
黎元洪虽然两任总统，在政治上无甚成绩，却总能给普通百姓留个好印象，无他，全是饶汉祥文字的功劳。
1917年张勋闹复辟，逼得黎元洪辞职，饶为黎的辞职电荡气回肠，检讨自己“求治太急，用人过宽”，既是自责，又是自夸。在各种矛盾汇集的时候，他“胶柱调音，既无疏浚之方，竟激横流之祸，一也。格芦缩水，莫遂微忱，寡草随风，卒隳持操，二也”，仿佛是力挽狂澜而功败垂成的勇士，将自己的无能推脱得一干二净。数落张勋，则正气浩然，“大盗移国，都市震惊，”而他“在此乱局中，不忍目睹万姓流离，伤于兵燹，方有辞职之举。”最后，黎元洪表示“惟有杜门思过，扫地焚香，磨濯余生，忏除夙孽”，“若必使负疚之身，仍尸高位，腾嘲裨海，播笑编氓，将何以整饬纪纲，折冲樽俎？”让人觉得他比诸葛亮还公正无私。
到了1922年，直系军阀将黎元洪抬出来复职的时候，饶代他拟的通电又是一番景象，舍我其谁的心态中，又透着一种优游不迫“人非木石，能无动怀？元洪对于国会，负疚已深，当时恐京畿喋血，曲徇众请，国会改选，以救地方，所以纾一时之难，总统辞职，以谢国会，所以严万世之防，亦既引咎避位，昭告国人……”，“十年以还，兵祸不绝，积骸齐阜，流血成川，断手削足之惨状，孤儿寡妇之哭声，扶吊未终，死伤又至。必谓恢复法统，便可立消兵气，永杜争端，虽三尺童子，未敢妄信，毋亦为医者入手之方，而症结固别有在乎？症结唯何？督军制之召乱而已……”
全文三千多字，把自己的难处、军阀的跋扈、国事之不堪、民智之迟滞全部涉及，言事周密详尽，说理深刻透彻，让人觉得他黎元洪出山简直是让劳苦大众看到了大救星。
黎元洪之前是被迫辞职，此次出任大总统是补完任期，在或真或假的“万民拥护”下，他提出了“废督裁兵”的主张。客观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将权力收回中央，减少地方摩擦，只是大小军阀们肯定不愿意。按照惯例，事还没做，就让饶汉祥代拟公告，通电全国。“废督裁兵”不过4字，竟然被饶敷衍成了浩繁长文，通篇废话。当时胡适在北京读了这封通电，气得大骂，连用了四个何必：“有话何必不老实说，何必绕大弯子，何必做滥调文章，何必糟蹋许多电报员与读者？”
胡适本身就是文学大师，看不惯政客们的文字把戏很正常。但不可否认饶汉祥的通电曾引起极大的赞誉，他为黎元洪草拟的《致京外劝废督通电》《致京外劝息兵通电》等文，都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最主要的是人心厌战，从通电中可看出黎大总统“殚精竭虑”，怎让人不心生戚戚？
军阀需要文人代笔，政客需要文人粉饰，连流氓都需要文人点缀，做得一手文章，当然能吃遍天下。
上海滩的青帮大佬杜月笙，就曾延请章太炎、杨度等文化大师为座上客。章太炎在上海时颇得杜之照顾，就为杜修家谱，“考证”出“杜之先出帝尧，夏时有刘累，及周封于杜，为杜伯……”让不知祖先是谁的杜月笙倍儿有面子；杨度写杜月笙，“其行谊如古之游侠者流，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宾客甚盈，车骑日集。”其他文人如杨云史、章士钊等，受杜之恩惠者颇多，捧杜之文自然层出不穷，其中写得最好的，还是这位饶汉祥。
黎元洪被迫退位后，流落上海，倍感炎凉。杜月笙仗义款待，出于感激，饶汉祥特撰一副对联赠予杜月笙：“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上联写将杜比作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仗义疏财，门下三千食客；下联将其家族比作汉中世族杜家，所谓“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把杜氏的声威概括到极点。杜月笙非常高兴，送上重金相谢，并将此对联制成黑底金字，赫然挂在客厅两楹之上。杜氏的门联也是饶汉祥的手笔，联曰：“友天下士，读古人书”，仅仅八字，尽显主人之大气。
章士钊也曾撰文夸杜月笙，洋洋洒洒写了上千字，比饶之对联却逊色不少，“……其此人不必在朝，亦不必在军，一出一处，隐隐然天下重焉……战事初起，身处上海，而上海重；战争中期，身处香港，则香港重；战争末期，身处重庆，而重庆重。舍吾友杜月笙先生，将不知何为名以寻……”杜月笙都不好意思将该文拿出来。
饶汉祥写得一手好文，吃遍民国。自从他陪着黎元洪下台后，日子过得很悠游，到了1925年底，还有人请其写通电檄文。
当时东北大将郭松龄决心与冯玉祥联合反张作霖，期望结束北方内战，饶汉祥拿到润笔费，洋洋洒洒攒了千余字，先是谴责张作霖，犹如高山坠石，猛不可挡，如：“名为增饷，实同罚俸。年丰母馁，岁暖儿寒。战骨已枯，恤金尚格……强募人夫，兼括驴马，僵尸盈道，槁草载途……”“建国以来，雄才何限，一败不振，屡试皆然”。接着阐释郭松龄的无奈之举，继而抬出张学良，说他“识量宏深”“雄姿英发”等等，落脚点就是请张作霖下野，让张学良继位，郭松龄辅政。最后代郭松龄表决心：“先轸直言，早抱归元之志；鬻拳兵谏，讵辞刖足之刑。钧座幸勿轻信谗言，重诬义士也。”
本来郭松龄是想取张氏父子而代之，却被饶汉祥作成了一篇敦促张作霖让位、张学良上台的兵谏文章，可谓乾坤大挪移式。该文声情并茂，锥心泣血，让“反张”战士们感概颇深，大家读完之后，均觉得老帅好大喜功，几次强行入关，虽博得微名，却牺牲了不少生命。连张作霖的嫡系部队也有不少将领被该文触动，审思是不是应该拥立少帅。
正式开战之前，郭军的电战就赢得了人心。
倒奉之初，许多官兵自愿追随郭松龄，正因为郭在讨伐通电里打出少帅旗号，让他们感到师出有名。可当奉郭二军在辽河对峙的时候，张学良赴前线督军平叛，这下郭军内部就乱套了，大家很是惊讶，咱们明明是要拥护少帅，怎么成了跟他作对啊？
张学良现身敌方，让郭军士气急遽下滑，冯玉祥在关键时候又没及时配合，最后郭军一溃千里，郭松龄在辽中县被俘枪决。
混乱之中，饶汉祥连滚带爬躲回老家，宛如惊弓之鸟。当时谣传张作霖要找他麻烦，他吓得不轻，思量再三，提笔给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哀婉凄凉，感人肺腑——张学良看完以后居然相当感动，亲笔回信安慰。
饶汉祥一生靠笔杆子吃饭，留下文集八卷，大多铺陈华丽，毫无内容。有意思的是，他去世时还引起了不少人的惋惜，因为“世上再无人能把骈文做得如此精美了”。《顺天时报》的日本记者特意著文哀悼：“饶之文章，为今日一般白话文学家所蔑视，实则词章本属国粹，饶已运化入神，何物狂徒，鄙弃国粹，有识者于饶之死，不能不叹天之降眚于斯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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