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被盯住私德

    女色，重磅炸弹

    民国年间，稍微有点身份的腕儿，都会沾点桃色新闻，像徐志摩、郁达夫这类不羁才子就甭说了，连严肃正直的鲁迅、极怕老婆的胡适，也有不能说的秘密：鲁迅与许广平同居的时候，两人对外一直声称是师生关系；胡适经常南下出差，其实为了私会在杭州的小表妹。

    文化界如此，军政界更是不堪，粗鲁者如张宗昌，不知道老婆有多少；斯文者如张学良，到了晚年还自叹“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蒋介石也曾在日记中多次自我批评：“我的毛病就是好色也！”

    在约定俗成的观念里，靠着人格魅力吸引少女投怀送抱者，可谓之“风流”，胁迫利诱引人就范者，归于“下流”。至于风流和下流之间有无具体的划分标准，不好说。

    风流也好，下流也罢，都属于私德，只要无损大节，极具包容性的中国老百姓们都会谅解。倘若您只是个普通文人，被人揪出这档子事，不过给花边小报添些边角料。如果您是重要人物，那就得小心对手黑您了。其中主要一点，就是女色，基本用词与现在差不多：包养了三四个二奶，属于“作风问题”；除了二奶之外，还拈花惹草，那就是“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到了“生活糜烂”，恭喜您，身边的女人肯定超过两位数了。

    其实在民国早期，喝花酒与娶妾可都是合法行为，可总被人拿出来说，肯定会让您不爽。

    孙中山的得意助手、蒋介石的结拜大哥陈其美，是上海滩青帮头子，清朝末期，陈潜伏上海，在妓院酒楼设立秘密机关，于花天酒地中策划革命事业。江湖人做江湖事，无可厚非，有老同盟会员回忆，仰慕之情油然纸上：“英公主持江浙两省革命运动，设总机关马霍路德福里。此外，则清和坊琴楼别墅，及粤华楼十七号，为附属机关。表面则酣歌狂饮，花天酒地，以避满清之耳目。不知者以为醉生梦死之流耳。又孰知革命大事酝酿于此中哉。”瞧瞧，人家是在堂子里策划革命，属于高大上的职业！“上海的戏园里、茶馆里、澡堂里、酒楼、妓院里，无论哪个角落里都有他的党羽。所以一辈革命同志无论有什么活动都要拉他入伙，尤其是辛亥年中部同盟会之成立，大家都要依靠他作台柱子。”多么不容易啊！

    武昌起义后，湖北受到北洋军围攻，陈其美应黄兴之请在江浙起事，既解了湖北之困，又为同盟会打下大片江山，可谓劳苦功高。到民国初建，陈就任沪军都督，依然脱不了江湖习气，上海滩商界就不乐意了。

    一名叫龙浩池的商人给陈写信，规劝陈氏“中秋节以后，已连取小星（小妾）四人；进出必坐极华美极昂贵之汽车”，无论陈所花费的是公众捐助，还是自家的钱，都不应该这样做：“吾辈商人节食节衣，勉助饷银已不在少数，何阁下竟不稍节花酒费以助饷乎？”街谈巷议中，不少人说陈都督“每天都在清和坊”等处逗留，简直是包了“天上人间”，实在不像话。

    若不是公众人物，天天抽大烟也没人管，花自己的钱不是？可当了沪军都督，人人都会拿着放大镜跟着。其实彼时陈其美为了协助孙中山跟袁世凯对抗，忙得焦头烂额，哪里有许多闲情雅致喝花酒？

    碍于民声沸腾，陈不得不亲自在《民立报》发表公开信，承认“昔日为秘密结社之故，偶借花间为私议之场，边幅不修，无须自讳”，“军兴以来，大小之事，日数十起”，以至于“积劳成并，分身无术”，再也没有在外冶游。后来连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也觉得陈冤，在《民立报》连载《答某君书》，专门辩护说：“英士在沪，……客亦不多见，而攻之者谓其日在清和坊、平安里。公试思之，可怜不可怜！”

    如果陈其美说自己因女人而蒙冤，有个人肯定不服气。他就是武昌起义核心人物、湖北三武之一的张振武，别人“好女人”顶多遭到冷嘲热讽，他是遭人算计命丧黄泉，还给按了个“好色”的罪名。

    张振武，湖北罗田人，曾留学日本，组织建立两湖共进会，与同盟会同气连枝。归国后与同仁在两湖辛苦经营，遂有武昌首义成功。民国成立后，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担心张振武在湖北军中威望太大，于己不利，建议总统袁世凯将其调到北京处死，主要罪名是“阴谋叛乱”。

    张死后，黎元洪为遮人耳目，到处使钱诬蔑，如素来公平的上海《申报》云“张于前清时湖北陆军为小学教员，原系同盟会同志，继入共和党。平日喜大言、好女色，天津某报曾载其光复以后有临时夫人至二十八人之多，且中多女学生云。”

    也许张有几分好色，可“拥有临时夫人二十八个”，这数目也太具体了，“且中多女学生云”，这张振武估计是个萝莉控。

    话既然放出去，总得收回来。几个月后，《申报》再出专刊澄清：“闻张有一妻五妾二子，五妾一居汉口，一寓武昌，一寓北京，二寓上海，妻鲁氏偕其二子寓省城。每月妻妾各住宅费用需要银八千之巨，其武昌所住之妾闻系某女校学生，乃民国女子公校校长叶慕班女士为媒，成婚不过匝月。兹恸张之惨死，饮食不下咽者已四日矣，并痛骂叶慕班之误人不置云。”

    小老婆从二十八名降到了五名，可信度稍强了些，又说这些女子平均每人每月都要花八千元，又有几分离谱了。适时在外企上班的白领（洋行大班）月薪不过三十几大洋，出租车司机（黄包车夫）每月能挣五六大洋，张振武在革命成功后不过厅级干部，又无甚私产，且不像现在的贪官有那么多油水可捞，哪来这多钱包二奶？

    可能张振武有几个小妾，绝不至于荒靡如斯。黎元洪想搞臭张，从女色入手最容易，他起个头儿，自然有媒体会跟上来，如沈阳《盛京时报》的报道，就犹如小说：“张在上海购有二妓为妾，在北京亦各有侧室，在汉口法界亦有藏娇之所。计共四妾一妻（其妻鲁氏现居鄂省）。乃近有某女校学生某氏慕张势力，愿下嫁为妾，由民国女子公校校长叶慕班女士主婚，结缡不过月余。日前接到京电，距跃逾时哀痛失声，即赴张妻住宅，商议成服。鲁氏谓其觍颜偷汉，斥逐之出，某氏乃痛哭而去……”好好的一个小姑娘，因为校长做媒当了张振武的小妾，成婚不过一月，张就死了，小姑娘找到张家认门，还被正室给赶出来，怎一个凄惨了得。

    张振武之死引起的诡谲效应姑且不说，由私德而攻讦对手的事儿，在民国却层出不穷。还有比张振武更冤的人，那就是自命风流的少帅张学良。

    风流与国事

    1931年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以《马君武感时近作》为题，发表了两首七绝，全诗如下：

    哀沈阳二首（仿李义山北齐体）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李义山是晚唐诗人李商隐，其《北齐》二首是咏史之作，讽刺北齐后主高讳宠幸冯小怜而亡国，诗如下：

    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

    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著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

    这两首《哀沈阳》虽是拟作，但文辞犀利，对比强烈，又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诗一经刊出，即不胫而走，举国上下掀起了对张学良口诛笔伐的热潮。如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发表《东北的漆黑一团》一文：“少帅的确没有名义上的姨太太的。然而后宫佳丽却足有数十人，这数十位实际姨太太，优伶也有，娼妓也有，次要人的太太小姐也有。总而言之，他的秽德，在东省是彰闻的。他的大烟瘾也是盖世无双，一枪在手，美人在怀，神魂颠倒，乐不思蜀，无怪乎日兵一到，只能把辽、吉揖让恭送。”作者马君武本人也颇为自得，自诩此诗敢和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吴梅村的那首《圆圆曲》媲美，是抨击权贵好色的扛鼎之作。

    适时张学良作为东北三省最高军政领导，身负守土保疆之责，却在短短三个月内丢了东北全境，听任日寇铁蹄蹂躏。国内舆论一致谴责张的“不抵抗主义”，国际上也有好事者点评，如德国报界曾提议将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张学良，“有裨于东亚和平乃至全世界和平不浅”，极尽嘲弄。

    张学良年轻时，生活作风实在不敢恭维，吃喝嫖赌，挥霍无度。九一八事变之后，此君寓居平津，长期住院，以图戒掉大烟，苦闷之余则以醇酒妇人消遣，也为报界熟知。马诗中的赵四、朱五皆是交际花，通常是花边素材，跟张学良跳过舞，影星胡蝶等上海明星公司一干人马也适在北平拍摄《啼笑姻缘》等片外景。江山美人一联系起来，张少帅的形象可谓全毁。

    日本汉奸则四处作祟，借《哀沈阳》放肆攻讦张学良：“整天和什么赵四、朱五、胡蝶、鸳鸯等一群妖精厮混在一起，再加上吗啡白面，三毒交攻，把小伙子弄成像鬼一般，躲在协和医院里半年不出门，军政大事怎么去处理？”

    张学良风流不假，九一八当夜，他究竟在干啥呢？据不同的当事者回忆，那晚张学良因招待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携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去戏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戏看到一半，侍卫副官长前来汇报，说北方出了大事。张学良立刻离开戏院，接通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电话，了解详情，与南京当局电话联系，请示如何应变。另外，张还立即通知欧美各国驻平新闻记者，夤夜举行记者招待会，会后又召集心腹商讨对策，几乎一夜都没有休息。

    南京军事委员会对事态的估计掉以轻心，复电张：“日军此举，不过是寻常挑畔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不准抵抗。”政府元首蒋介石则正乘军舰赴九江途中，忙着剿灭活跃在江西的红军，他在南昌行营电张学良：“切请采取不抵抗主义，勿使事态扩大，影响外交解决。”

    蒋介石和张学良对小日本都没上心，以为能通过国际联盟解决，不料被日本人占了大便宜。张学良不战而退，背上“不抵抗将军”之名。

    另外，赵四和朱五与张学良有交集，可影后胡蝶根本不认识张学良。1931年9月下旬，胡蝶同工作组从上海到天津拍外景，“见到大批撤下来的军队，知是沈阳失守了”。胡蝶回到上海后，面对漫天流言，顶着压力在《申报》刊登《胡蝶辟谣》的启事。

    有人曾力主胡蝶诉诸法律，与马对簿公堂，胡蝶倒是明白人，公告“日本通讯社造谣中伤张副司令员，以引起国人愤慨，转移目标。……将蝶之相片与张副司令之名字并列报端，还有什么张馈赠十万元等谣言，皆出此罪恶目的。”

    日本人想霸占东北，自然乐于毁了张学良的形象，但马君武发表此诗的动机是什么呢？九一八到十一月二十日，为什么等了这么长时间，他老人家才发表呢？

    马君武本人，是革命元老，早年跟孙中山关系甚笃，弃政从教后，先后主持大厦大学、中国公学，在政、学两界都有很大影响。他也经常往来于京沪，交游广阔，对张学良、胡蝶等人的平日活动也颇有了解，理应不会把张学良跟胡蝶扯上关系，为何要黑张学良，顺带捎上胡蝶呢？

    据张学良当年的秘书惠德安的回忆，马君武写这两首诗，并非完全出自爱国的公心。惠说法如下，马君武当时在北平创立了一所大学，私立性质，基金很少。马得知张学良曾给天津张伯苓办南开大学捐助了不少办学金，几次求见，请他拿出一笔款助学。由于东北情况紧张，又加张的身体不好，没能邀见马，马很不满意。事情凑巧，“九一八”事变后的这些天，北平学生去张之住所请愿。张接见了学生，马君武认为既能接见学生，为什么不能会见他。于是登门造访，要求无论如何也得见张，不见就不走。张学良只好接见，谈及赞助款的问题，张身边的秘书插话道，东北局势紧，军饷都成疑问，马校长要那么多钱，岂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张听了以后，久久未作表示。几个月后，马君武从上海寄给张一封信，作最后的要求。张回信的大意是，军事费用已穷于筹措，东北义勇军且无力接济，爱莫能助。马君武一气之下，就发表了《哀沈阳》。此后，面对汹涌的舆情，张学良倍感痛苦，觉得声名都被马君武给毁了。

    惠德安的说法只是一面之词，信与不信您自己拿捏，但作为军政界重要人士，生性风流，爱做荒唐事，本身就不妥。

    奚落人者必被人奚落，马君武拿张学良开涮，自己也被人涮了两次。

    马君武早年在日本留学，穷得叮当响，靠鬻文贴补生活，经常为保皇党所办的《新民丛报》写文章。《新民丛报》的主编是梁启超，因经费不足，常拖欠稿费，故而闹稿荒。马君武文章写得好，收不到钱，便不投了，梁启超和好友罗孝高合谋唱了段双簧，引马上钩。罗化名为“羽衣女士”，将诗文小说刊在《新民丛报》，梁启超加上按语：“羽衣女士，广东顺德人，才貌双绝，中英文皆有极深造诣，现在香港某女校执教，本报承其惠稿，至为荣幸，经承其垂允为本报特约撰述，今后女士大作，将源源在本报发表。”

    二十出头的马君武为羽衣女士的文采所倾倒，问罗孝高认识否。罗说是自己的表妹，即将到日本留学，马心里窃喜，要罗做个引荐。罗便骗他，不如以诗文相赠，在报上鱼雁传文，此后相识也容易。马大喜，日夜拼命作诗文，源源送往发表。

    几个月后，羽衣女士没来，马君武的脑汁倒是绞尽了。罗孝高被缠得没办法，告知实情：“请原谅，羽衣女士正是不才在下也！”马君武气得大骂混账王八羔子，愤然离去。不久后，此事传遍东京，马君武被人笑话了许久。

    也许正因此事，马君武深深体味了“红颜”之威，无论真假，都犹如巨型炸弹。既然有前车之鉴，按说此君不会再重蹈覆辙了，可到了晚年，马君武也陷入了一场说不清的绯闻里。

    那是抗战时期，广西桂剧界出了位名伶小金凤，声、色、艺俱佳，马君武将其收为干女儿，并发动桂林媒体界为其造势。以马君武在当时当地的名望，小金凤红透南中国。每夜马君武都到戏院去捧小金凤，还邀名流同好，坐于台前第一排。

    广西的文人墨客们看不顺眼，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仿效马君武嘲讽张学良一样，写诗讽谕：

    词赋功名恨影过，英雄垂暮意如何？风流契女多情甚，频向厢房送眼波。

    在抗战正激烈的时候，马君武居然闹出这档子事，让一干国民党元老颇觉不妥，屡屡有人劝其收敛行迹。马君武出任广西省长时，广西省当局在桂林湖滨路建了一幢洋房送给他。名流黄旭初在房门额上书有“以彰有德”四字。马君武自己写了一幅对联，联曰：种树如培佳子弟，卜居恰对好湖山。

    一些人看到后，就把对联改了，在上下联各添四字，变成：春满梨园，种树如培佳子弟；云生巫峡，卜居恰对好湖山。

    所谓“春满梨园”，指的是马君武和小金凤之事；“云生巫峡”，则以马君武的洋房正遥对城外的“特别区”——当年广西当局指定的“红灯区”。连横额“以彰有德”的“有”字中间的两横也被涂去，“有”字变为“冇”字。马君武见有人改了他的门联，也不恼火，只是笑笑，教部下涂去，也不追究。1940年，马君武因胃病逝世于广西，小金凤抚棺痛哭，如丧生父，从此退出艺苑。

    马君武虽然遭到讽刺，形象却无甚大损，归其缘由，可能因为马本质上属于文人，算不上政客军阀，且心怀教育事业，造福桑梓，做了不少实事，且中国的老百姓对文化人总是宽容些。

    像名媛一样生活

    功德林的饭局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小资最喜欢去哪里请客吃饭呢？当然不是国际饭店了，喧嚣嘈杂，不够罗曼蒂克；也不会在租界的花楼里，涉嫌嫖娼，影响形象。首选的应该是位于公共租界内的功德林素菜馆。

    功德林初建于1922年农历四月初八，释迦牟尼生日，由杭州常寂寺维均法师的信徒赵云韶居士创建，名字源于佛经“行善积德，功德无量”之语，喻意食素“积功德成林，普及大地”。开业后，功德林以精美的素食很快征服了各路食客，前来品尝的文人墨客越来越多，老板看到商机，将其扩建成一幢有十二开间门面、三层楼的大楼。为了方便人们烧香拜佛，还在二楼紫竹厅设立了一间佛堂间，中间供着各位佛爷，下面设有香烛台；在大门口还附设了佛经流通处，经营佛像、佛经、法器等佛教用品。

    任何餐馆都有几样招牌菜，功德林也不例外。

    最出名的应该属“莲蓬豆腐”，据说是“青青的豌豆嵌在用豆腐蒸制成的羊脂白玉般的莲蓬上，就像一件精美的工艺品，雪白细嫩，令人不忍下箸”；其次是“炒虾仁”，当然不是真虾，杀生佛祖会生气的，用土豆等原料制成，形如虾仁，色泽鲜艳；还有“醋溜黄鱼”，用豆腐衣、豆腐干丝、冬菇丝、笋丝等原料仿制而成，金黄、香脆、足以乱真。据说功德林最多的时候曾推出经典素菜近四百种，如“炒鳝丝”、“炒蟹粉”、“炒鸡丝”、“三鲜鱼肚”、“素鱼翅”等等，点击率居高不下。话说回来，这些菜名怎么看都是荤，愚昧如在下，就搞不清不知大厨们怎么想的，是用做荤菜的心去做素食，还是用做素食的心做荤菜？

    沪上文人不少是功德林的常客，其中就有很挑剔的鲁迅先生，据《鲁迅日记》载：“1928年8月19日晚，柳亚子邀饭于功德林”，“同席尹默、小峰、漱六、刘三及其夫人、亚子及其夫人并二女”。也许是从医的原因，鲁迅先生有职业剖析的习惯，吃顿饭也联系到了国民劣根性，他不喜欢功德林里足以乱真的素肉、素鸡、素鱼等，认为这是吃素人的虚伪，心中念念不忘吃荤，才开发出这种变异的菜式，故而曾写文批评。

    相比之下，叶圣陶老先生温和多了，在日记中几次提到功德林：“九时后，与洗翁、锡光、彬然至榕湖对岸之功德林素菜馆，……功德林布置如小园庭，楼用竹瓦，树木四围，颇有雅趣。”“傍晚应熊佛两、蒋本菁、萧铁三君之招，至功德林。同座有柳亚子父女、雁冰、洪深、春台、胡风及安娥女士。……素菜甚佳，共饮颇畅。”叶老先生初见弘一法师，也在功德林：“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引进房间时，近十位刚到的恬静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线最亮的地方，站着那位弘一法师，带笑的容颜，细小的眼眸子放出晶莹的光。”

    另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爱国七君子”曾在功德林发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将此地作为活动场所，经常来此雅集，品尝素食，暗中联络。国际上的一些素食主义者来上海，也必到此就餐。犹太裔房地产富商哈同去世的时候，其夫人罗迦陵于功德林操办豆腐饭，一顿三百桌，从头七做到七七。1933年2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作家萧伯纳来沪时，宋庆龄、鲁迅、杨杏佛、蔡元培、林语堂等名人出面接待，在功德林定下素菜外卖，于宋庆龄家宴请。

    像功德林如此雅致的地方，自然少不了徐志摩、陆小曼夫妇的身影。其实他们最终能走在一起，也多亏在功德林的一次聚会——那次是美术大师刘海粟做东，摆了一次被誉为“民国最尴尬”的饭局。

    事情起因不再啰嗦，看看宴会的主角们就能了解个大概：徐志摩、陆小曼、陆小曼的丈夫王赓；上海滩有名的交际花唐瑛、孙中山的秘书杨杏佛、上海工商联合会会长的儿子李祖法，六大腕儿，上海滩最著名的两对“三角恋”。陪客则是唐瑛的大哥唐腴庐、徐志摩前妻张幼仪的哥哥张歆海等。

    民国交际圈有南唐北陆的说法，指的就是唐瑛和陆小曼，二者之江湖地位，堪比电影《天龙八部》中年轻版的李秋水与巫行云。

    当时唐瑛的名气不亚于陆小曼，追求者多入过江之鲫，连孙中山的秘书、青年才俊杨杏佛也加入了浩浩荡荡的队伍。

    当时陆小曼被徐的情诗轰得晕头转向，一心想跟丈夫王赓离婚，绯闻传得沸沸扬扬。杨杏佛又苦恋上唐瑛，而唐家早已为唐瑛定下亲事，其未来丈夫李祖法，是宁波小港李家成员，从耶鲁留学归来。至于小港李家，简单说两点：清末上海滩被迫建埠对外通商，李家买了块地，后来发展成一条街；李祖法的父亲李书云是上海商界巨子，蒋介石北伐到上海，都请其出面募集军费。

    唐瑛、杨杏佛、李祖法与陆小曼、徐志摩、王赓，都是一个圈子的朋友，却在爱情上纠缠不清。

    到了1925年下半年，刘海粟实在看不惯这些貌合神离的哥们，应徐志摩请求特意在“功德林”请客，摆了道“尴尬饭局”，让大家把事情摊开说。

    话题一挑破，当事人脸上显然都挂不住，刘海粟高谈阔论，说要反封建、追求自由爱情。王赓坐不下去了，中途退场。后来王赓同意同陆小曼离婚，成全了徐志摩。而唐瑛明确地拒绝了杨杏佛，唐瑛可比陆小曼聪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小杨空有革命理想，养不起她。

    杨杏佛失望而归，八年后，此君因与宋庆龄等建立民盟声援中共，蒋介石指示戴笠派特务将其杀害。鲁迅先生有诗哀悼：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彼时的唐瑛，已嫁做商人妇了。

    到功德林享受了素宴，看了点热闹，回头咱在说说民国的“交际花”。

    提到“交际花”这三字，现在绝大多数人会认为是贬义词，脑海中还会浮现这样一群女子：服饰奢华、举止优雅、玲珑精致、冷艳高傲，基本无职业，靠在不同的男人之间周璇养活自己。远点说，像曹禺话剧《日出》里面的陈白露，近点说，类似前些年北京天上人间会所里的四大名旦。其实这完全是对“交际花”的误解，正如当年的“小姐”是雅称，而现在发生了质变。

    交际花的概念最初源于法国，梅根？彻西德（Megan Tressider）《爱的秘密语言》（The Secret Language of Love）：“真正的交际花并不仅仅是社交美女，……他们不仅具有非凡的容貌，还都有高贵的修养、有丰富的内涵，她们喜欢拥有相当的权力和影响。”“交际花们的历史，浪漫而引人入胜……这些女子需要炽热的爱，并能催生天才的艺术灵感！”也就是说，交际花不仅需要靓丽的容颜，还要有强大的气场。

    在民国成为交际花，有两个重要因素：家教和悟性，缺一不可。

    中等人家的女儿读读四书五经就不错了，达官贵人才有足够的银子聘请音乐、绘画、书法方面的名家前来指导孩子；如果孩子没天赋也相当悲催，孔祥熙能请来全南京最好的老师，可无论怎么教，她家的孔二小姐就一刁蛮公主，谁见到都怕。

    得天独厚的优越环境加上先天带来的艺术细胞，才有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际花”。出众的仪表、优雅的气质、不俗的见解、得体的谈吐，怎能不让男人着迷？现在一些大学课堂上设有“礼仪课”，美其名曰“现代交际学”，与民国年间老祖母严格培养小女孩的气质又有啥区别呢？

    有位1949年之后去了台湾的作家陈定山，家境优渥，属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社会名流。他在曾写过一本《春申旧闻》，其中讲到当年上海的“交际名媛”：“上海名媛以交际著称者，自陆小曼、唐瑛始。继之者为周叔苹、陈皓明。周乃为邮票大王周今觉的女公子。陈则为驻德大使陈震青之爱女。其门阀高华，风度端凝，盖尤胜于唐、陆。自是厥后，乃有殷明珠、傅文豪，而交际花声价渐与明星同流。”老陈是个实在人，认为殷明珠等自降身价去拍电影，弄得“交际花”这一词都跟着贬值了。

    唐瑛的妹妹唐薇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回忆姐姐，语气很是自负：现在流行一些小说和电影，里面往往有个交际花，长得美艳又擅长交际，没有职业，……常年住在高级旅馆或公寓里。当时的高档旅馆里确实是有一批这样的女人，住在国际饭店和金门大酒店里的是最高档的了，那里的套房都带有会客室。但即使是住在最高档的公寓里的这类女人，也不算“交际明星”，她们的出身一般是“舞女”或者“堂子”里的人，当时人们管她们叫“交际草”。

    “交际花”的级别显然与“草”不可同日而语，而“交际名媛”指社交场里面杰出的名门才女，可不是简单的大家闺秀。

    眼光的重要性

    民国年间有句老话，贵族看三代，陆小曼咱太熟悉，不说了，唠唠上海滩老唐家的闺女。

    唐家祖上曾出过大官，唐瑛的父亲唐乃安曾赴德求医，在北洋舰队当军医，甲午战败后，唐医生便在上海滩开了家诊所，很快名扬沪上。唐瑛生于1910年，唐夫人对女儿家教严格，除了学古文诗词、戏曲绘画，还得习描红画眉、着装礼仪，甚至加上舞蹈英文。唐家女人的生活用品都非法考究，法国奈儿5号香水、CD口红、CELINE衣服、LV手袋以及意大利的FERREGAMO皮鞋，都是家中常备。就连吃饭也精致到极限，每一顿都会按照合理的营养要求进行搭配，甚至到几点吃早餐，何时用下午茶，晚饭几点开始；吃饭过程中，不能玩弄碗筷餐具，不能边吃边说；汤要是太烫，也不能用嘴去吹。

    1926年，16岁的唐瑛获得父亲允许出门交际，很快成了娱乐场合的新星。当时“社交”是被当作新鲜玩意儿引入中国的，有个杂志叫《玲珑》，整天鼓励女性要学会社交，甚至将活泼明艳的唐瑛标榜为“交际名媛”的榜样。一次，英国王室来访问中国，唐瑛受邀请去表演钢琴和昆曲，很是耀眼。当时的各大报纸上登了她的大幅玉照，风头甚至盖过了王室，也是她交际生涯最显赫的时期。

    陆小曼随徐志摩去上海后，两人一见如故。1927年，在中央大戏院举行的上海妇女界慰劳剧艺大会上，陆小曼与唐瑛联袂登台演出昆剧《拾画》、《叫画》。有一张陆小曼与唐瑛的对戏照，当中陆小曼轻摇折扇，唐瑛走台步，两人一身是戏，各有千秋，台下一片赞誉。

    做交际名媛，永远要走在潮流前面。张爱玲喜欢标新立异，但终究只是一个人的华丽。唐瑛则不然，她凭着极好的艺术修养和敏锐观察，把自己的想法和社会现实相结合，设计出别具特色而又不失风范、时尚的衣物。她逛街从不买衣服，而是将新鲜的样式记录下来和家里的裁缝说，经改良后再做出来，故而她的衣着总是最新潮、最时髦的，每次穿出去总能让上海的女人们羡慕不已。她有十个大箱子，装满了衣服，每件衣服在正式场合都只穿一次。她房间里还有一整面墙的大衣柜，里面全部是毛皮大衣。家中还专门养了一个裁缝，就给她一个人做衣服。

    1927年，唐瑛与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等人创办了“云裳服装公司”，“云裳服装公司”位于上海的静安寺路一栋三层小洋楼里，它是中国第一家专为女性开办的服装公司。

    该公司徐志摩也有股份，加上陆小曼与唐瑛私交不错，故而陆小曼也经常为公司充当模特。每到有新款推向市场时，唐瑛和陆小曼则召开“产品发布会”，广邀各界知名人士前来捧场，两大美女身着同样的服装，一个高贵雍容、一个平和热忱，效果赫然不同，这种“高级模特效应”很快就引导了上海滩追捧风潮。

    云裳服装公司刚成立一年，旗下产品就占据了江浙各大城市，南京、无锡的大街上，凡是有时髦女子出现的地方，就会有一道道由云裳牌大衣组成的亮丽风景。接着，“云裳牌”大衣抢滩北国，就连北京和天津等地，一般中户人家的闺女少奶奶都以拥有几件云裳为荣——要是出席宴会没一件“云裳”，简直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云裳的成功极大推动了上海滩服装的发展与兴旺，一些从事传统商业的大亨们纷纷投资从事服装行业，上海逐渐成了20世纪30年代整个亚洲的“时装之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印度等国的富商大贾，时不时赶到上海选购时装——有人做过统计，在巴黎流行的某一款时装，10天之后，基本上就会出现在上海街头。

    作为交际界两朵最炫灿的明星，陆小曼的才华多在绘画与文学上，比较务虚，如花隔云。而唐瑛更关注现实，譬如在选丈夫的时候，唐显然比陆略高一筹。

    在与李家定亲之前，唐瑛曾与蒋介石的舅子宋子文有过一段暧昧。

    唐宋两家早有交情，唐瑛的大哥唐腴庐和宋子文是好友，不仅一起在美国读书，回国后唐腴庐还成了宋子文的秘书。一来二往，宋子文迷上了唐瑛。宋虽然长唐16岁，又有妻子，但当时的宋子文成熟多金，对唐瑛自然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

    唐父对政治人物比较反感，坚决制止女儿与宋往来。老爷子还真有先见之明，唐家果真出事了，1931年，儿子唐腴庐意外被刺杀。当时唐腴庐和宋子文本来准备到上海的火车站乘坐车去南京。很不巧的是，二人穿着打扮极为相似，结果唐腴庐遇害。这次刺杀事件震惊了上海滩，很多传言说唐是因为帮宋子文挡子弹所以身亡的。执行这一暗杀计划的幕后人物，便是民国暗杀大王、斧头帮帮主王亚樵。王帮主事后也很郁闷，说手下杀错了，本来是想干掉宋子文，给蒋介石点颜色看。

    且不说王帮主跟蒋委座有如何弥天大仇，唐家却躺着中枪。儿子去世后，唐乃安悲痛异常，于当年去世。此事发生后，唐瑛与宋子文注定不会再有任何结果，宋子文给唐美女写的二十多封情书，一直深锁在她的小抽屉里。为了弥补唐家，国民政府赔偿了一万担米，当时一担米才值五块银元。

    正在唐瑛情感空虚的时候，一个颇有才华的音乐家走入了他的生活，那便是郁郁星。

    当然，您要是认为唐瑛会选这位才子，显然错了。

    郁郁星，上海人，曾就读苏州东吴大学，尚在大学时代就出版了《口琴练习法》一书，回到上海后，与赵连璧、郑鸿谋等组“大华五重奏团”，并有《口琴演奏与音乐休养》一文发表。写出《哥德巴赫猜想》的徐迟在《古典音乐之于我》一文中说到：“高中时，参加过郁郁星先生指导和指挥的口琴队，吹过《双鹰旗进行曲》及一些歌剧选曲。”

    唐瑛同郁郁星的感情发展得究竟如何，后世已经不得而知，苏州《大光明》报曾刊出《唐筱庵小姐异乡得归宿》一文，说唐瑛（字筱庵）已经和郁郁星在杭州订婚，文章说得凿凿有据，未必正确，但一定事出有因。

    很可能两人谈过一段时间的恋爱，后来杨杏佛、李祖法前后出现了，家境贫寒的郁郁星自觉退了出来。杨杏佛显然没法跟李祖法相比，唐瑛很明智地嫁入小港李家，安心当起了少奶奶。相比陆小曼，唐瑛显然选对了人。

    经典童话故事的结局一般都是：王子与公主成婚了，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现实生活中可不见得，名媛出嫁之后，大多家庭不睦，如陆小曼、王映霞等等。唐瑛也不例外，她喜欢出席社交场合，迷恋在大庭广众下出风头，可丈夫李祖法性情沉稳，小夫妻在蜜月中尚能和睦相处，日子一长便磕碰不断。李祖法说唐瑛总是过着“花蝴蝶”般的生活，不恋家；唐瑛则埋怨丈夫不懂浪漫。

    一个是重未受挫折的公子，另一个是追求独立的名媛，二人均家事显赫，针锋相对，谁也不肯屈服。夫妻时常打冷战，家庭生活却越来越无趣。1937年，唐瑛与李祖法终因性格不合而“友好”离异。

    恢复了自由之身，唐瑛在社交场上更加如鱼得水。后来，她嫁给了民国前总理熊希龄的侄子熊七。熊七个子不高、外貌不俏，但性格活泼，和唐瑛正是“同道中人”，两人的结合也算相得益彰了。

    唐薇红讲起姐姐离婚的原因曾道：我们家的女人都外向，所以他们两个人过不到一起去……经过这次婚姻之后，我想姐姐开始慢慢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了。……只要是出风头、有趣的事情，就有姐姐参加，她性格就是那样的……熊七公子跟姐姐不配，他个子比姐姐矮，人也长得不好看。可是他为人活泼大方，非常爱笑，也喜欢社交。我后来想明白了，姐姐就是喜欢玩，喜欢交际，喜欢一切贵的，美的，奢侈的东西，喜欢这一路的人。当然，前提是得有足够优渥的生活条件。熊七公子拥有这一切，为什么不嫁呢？

    1948年，唐瑛随熊七公子远赴香港，接着移民到美国。上世纪70年代时，唐瑛回上海探亲，一袭绿旗袍让人恍以为仍是少女，实则她已是六旬老妇。

    美人如花隔云端，平凡人自然无福消受。要是您出身草根，即便吃透了民国史，回到那个年代想靠自己的奋斗娶名媛，估计也够呛。

    会娱乐也能立足

    鸳鸯蝴蝶不是梦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出现了一个神奇的文学门派，叫做鸳鸯蝴蝶派，其间高手如云，做起文章个个倚马可待，且每个人的名号都取得相当高雅，如周瘦鹃、严独鹤、陈蝶衣、李涵秋、范烟桥、毕倚虹、张恨水等，看上去简直跟武林中“逍遥七子”或者“明教四大法王”有得一拼。

    鸳鸯蝴蝶派中人大都是既编辑又创作，有的还兼翻译。在动荡的民国年间，他们主张文学应该趣味第一，以娱乐性、消遣性、趣味性为标志，譬如才子佳人的恋爱小说，铁马金戈的武侠小说，扑朔迷离的侦探小说，揭秘猎奇的社会小说等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吸引了大量读者，大家纯粹靠笔杆子，在十里洋场也能生活得相当滋润。

    当然，鸳蝴派的作风是颇为正道中人所不屑的，譬如鲁迅先生领导下的左联等新文化阵营，“在批判复古论调的同时，新文学阵营不断地同鸳鸯蝴蝶派展开斗争”。

    具有战斗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左联群豪认为，鸳鸯蝴蝶派滋生于半殖民地的十里洋场，是“在人民开始觉醒的道路上的麻醉药和迷惑汤”。虽然有少数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社会黑暗、家庭专制和军阀横暴等等，但其总的倾向却不外乎“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鲁迅评判得更为深刻，说是“新的才子加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内容庸俗，思想空虚”“言爱情不出才子佳人偷香窃玉的旧套，言政治言社会，不外慨叹人心日非世道沦夷的老调”。

    很难说左联不是出于妒忌，都是写字的，鸳蝴派的粉丝远多于左联，自然让左联不满。左联群英思想境界高，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个个能当精神导师，群众们的思想觉悟也的确需要提高，但并不表示群众们就该放弃娱乐消遣。而今做纯文学的作家们看不起网络写手，人家网络写手不要事业编制，没有政府补贴，完全靠市场生存，有什么值得兴师动众大加批评的？

    鸳蝴派走的是“媚俗”的路子，其作品的吸引力来自趣味性，而趣味性正是娱乐消遣的灵魂。可能就是因为这么一点的趣味性，被新文学家看成是“玩物丧志”、“醉生梦死”的麻醉剂。老实巴交的朱自清倒是说了句实话：“正经作品若是一味讲究正经，只顾人民性，不管艺术性，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读者恐怕更会躲向那些刊物里去。”

    说了这么多，其实咱想强调的只有一点：万一您有幸到了当年的上海滩，不愿混帮会，又想迅速立足，真不如加入鸳鸯蝴蝶派，取个笔名楚留香、李寻欢什么的，写点《知音》《故事会》题材的小说，没准就把张恨水、李涵秋给PK下去了。

    有了想法，咱们就得实施，怎样才能迅速加盟呢？您有两个办法，一是自己办份娱乐性的报纸，二是去找已经成名的前辈人物提携。您也许会说，自己办报纸，那得花多少钱，万一报没人买，咱不亏死？别急，办法总会有地。

    如果您听过《南屏晚钟》、《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凤凰于飞》、《我有一段情》等歌曲，一定对陈蝶衣这个名字有印象。陈蝶衣，鸳蝴派后起之秀，词坛前辈，青年时代便扬名沪上，后寓居香港，一生作词几千首，成就了几代歌手，先有周璇、胡蝶，接着有邓丽君、蔡琴、后有费玉清、林忆莲。陈老为世人所知，多归功于他的歌词，其实他早年以办报为生，走的就是鸳鸯蝴蝶派路线。

    1933年1月1日，陈蝶衣办了份《明星日报》，无奈销路不佳，几乎维持不下去了。某天他下班回家，在路上偶尔听见两个人争论胡蝶与阮玲玉谁更漂亮，就萌发了一个超级好的创意——举办电影皇后选举大会。

    所谓“大会筹备委员会”，最初只有三个人，除了陈蝶衣，还有《大晶报》的创办人冯梦云以及《铁报》社长毛子佩。就这哥仨，煞有介事在报纸上呼喝起来，随报发放选票，还请知名律师监督统计票数。他们不惜版面，拉来圈内的好友纷纷撰文为女星们造势，且每日公布票数。一番组合拳打下来，吊足了上海市民们的胃口，购买报纸的人越来越多，街头巷尾都议论着这场大选的结果。不到两个月，发展成了全国性的娱乐事件。

    到了2月28日，为期两个月的选举结束，明星公司的胡蝶、联华公司的阮玲玉、天一公司的陈玉梅三人票数遥遥领先。胡蝶21334票，陈玉梅10028票，阮玲玉7290票。到了这时候，陈蝶衣又筹划办一场“庆祝大典”，致信各位女星。

    幽默的是，胡蝶等人对这种无聊活动均不感兴趣，婉言谢绝。

    到了这当口，陈蝶衣根本停不下来了，要么请到各路腕儿把大会圆满办完，要么演砸不在报界混了。他很快又想到了个好点子，适值“一？二八”淞沪抗战不久，他便打出“救国”旗帜，发起“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既庆祝胡蝶当选“电影皇后”，又可将门票收入用来购买飞机抗日。他还说服大沪跳舞场的老板，不仅借来了场地，还拉到了免费茶点和乐队。接着，筹委会分别致函市长吴铁城、商会主席王晓籁、社会局长潘公展，以及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9人，邀请他们但任大会赞助人。

    如此一来，胡蝶不去也不行了。

    大会当天热闹非凡，王晓籁、虞洽卿、林康侯等社会名流亲自出席，黄金荣、杜月笙备了贺信，派代表与会，市长吴铁城和也来函表示庆贺。不少歌星明星登台亮相，胡蝶也唱了首歌《最后一曲》：“亲爱的先生，感谢你殷勤，恕我心不宁，神不静。这是我最后一声；你对着这绿酒红灯，也想到东北的怨鬼悲呜？莫待明朝国破恨永存，先生，今宵红楼梦未惊！看四海沸腾，准备着冲锋陷敌阵，我不能和你婆娑舞沉沦，再会吧，我的先生！我们得要战争，战争里解放我们，拚得鲜血染遍大地，为着民族争最后光明！”

    整个流程非常顺利，筹委会将所有收入全部登报公布，捐给了航空救国协会，陈蝶衣等人稍微动了下心思，把几份娱乐性的小报办成了颇有影响的大报。鸳鸯蝴蝶媚俗，也没什么不好吧。

    办报纸的事儿咱说完了，接着讲讲怎么去找个前辈提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能称做鸳鸯蝴蝶派掌门人的，当属包天笑。

    包天笑，近现代小说家、翻译家、出版家，早年在报刊上发表著译小说和杂文。1906年，31岁的他应聘赴上海任《时报》编辑，创设副刊《余兴》，开近代报纸文艺副刊之先河。包天笑在出版界纵横多年，创办或主编了十余种期刊，且能边能写，有作品百万余字，被称为“通俗文学”盟主。他交游广阔，与章太炎、严复、李叔同等国学大师，李宗仁、张群等国民党大佬，周瘦鹃、毕倚虹等小说名家均交情匪浅。

    被称为“十年小说无敌手”的鸳蝴派高手毕倚虹走上写作之路，便是包天笑做的牵引。

    民初女权运动兴起，提倡女子剪发，要求男女同校，反对家庭包办婚姻，妇女可出入官衙、祠堂，开会演说，印发传单等等。作为上海新闻界知名人士的包天笑顺时创办了一份《妇女时报》，毕倚虹本行是律师，因无官司可大，穷极无聊以“杨芬若女士”为笔名，时不时投几篇稿子过去，无非是半忧伤半明媚的《绾春词》、《饯秋词》之类。在报纸上一一刊发后，居然引起了大批文艺女青年的关注。那时女学刚兴起，能写诗填词的名门闺秀着实不多，包天笑乐得报纸发行量陡增，只要看见是署名“芬若”的文章，一律头版，包也时常迷惑：“这芬若到底是谁啊，看这文字功夫绝非常人能及，也不知道嫁人没？”某次毕倚虹到报馆领稿费，包天笑与之一见面，才知晓“杨芬若女士”是个纯爷们，不免哈哈大笑：“我本伟丈夫，就因为办了这个妇女时报，偏被人叫做‘包小姐’，没想到今日巧遇同类！”

    这年，毕倚虹二十二岁，谈吐隽雅，包天笑三十八岁，文采飞扬，二人一见如故。有了前辈包天笑指点，毕倚虹很顺利转型，成了文坛新秀。

    沪上文人流行喝花酒，包天笑偶尔带着毕游戏人间。不料毕迷上某校书，最后因婚变遭到系列不测，英年早逝。于毕一事，包多有愧疚，回忆说：“如果毕倚虹不进文学这一行，或许其命运会好一些。他要是一心做个官或者律师，结局也就不会这么惨了。”

    您要是混进鸳鸯蝴蝶派，花酒肯定不会少，记着凡事别太当真就行。

    惹才女别过火

    既然走鸳蝴派，难免会整点名人八卦吸引读者眼球，娱乐归娱乐，千万别玩过火，不然惹得一身麻烦，譬如鸳蝴派另一泰山北斗似的人物平襟亚，就曾被人告了两次。

    1926年春，上海滩大小报纸先后收到了一封信，信的大致内容如下：“有下流文人平襟亚者，于某报刊发小说诬蔑本人，本人已于沪上租界会审公廨递上状纸。岂料此人隐匿行踪，烦请各报界同仁以大幅版面刊登此人照片，予以通缉，所需广告费，本人一概支付。”信内附有平襟亚大幅照一张，落款是“吕碧城”。

    报界诸人见信不免摇头，平襟亚也是知名人士，风趣幽默，喜做促狭事，平时跟大家也素有往来，谁不好惹，偏偏惹了大龄剩女吕碧城。碍于交情，各大报纸都没同意刊登此“通缉令”，于是吕碧城又到处放风：“如得其人，当以所藏慈禧太后亲笔所绘花卉立幅以酬。”

    慈禧老太后的亲笔画，那可价值连城啊！怎么会在吕碧城手上？再者，平襟亚究竟如何得罪了她，让这位老小姐不惜重金要逮住他呢？

    先说说平襟亚，名衡，笔名秋翁、网蛛生，常熟人。早年当过教书先生，1915年只身到上海鬻文为生，有《中国恶讼师》一书，颇适合小市民口味，出版后竟引起热销，赚得盆满钵满；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创办中央书店，大获其利；四十年代创办《万象》杂志，捧出张爱玲。另外，他有个侄子也做出版，叫平鑫涛，平鑫涛您也许不熟，平鑫涛的妻子您大概听说过，笔名琼瑶，没错，就是大家熟悉的“琼瑶阿姨”。

    平襟亚一生最值得絮叨的事情，不是他的出版事业，而是他先后得罪了三个女子，个个不好惹：1926年，惹了民国头号才女吕碧城；1929年，讽刺陆小曼，被徐志摩等人告上法庭；1941年，与张爱玲因为一千元的稿费问题闹得沸沸扬扬。

    吕碧城是谁呢？简单点介绍：20岁时出任《大公报》首位女主笔，被誉为“中国第一位女编辑”；23岁时任北洋女子公学校长，是“近代教育史上女子执掌校政第一人”；28岁时为大总统袁世凯的女秘书。围绕在她身边的，不是政界名流，就是学界泰斗。吕碧城才华出众，填词堪比李清照，被誉为“词作三百年来第一人”；后世公认，在文字上最有天赋的四位民国女子是吕碧城、张爱玲、萧红和石评梅。

    平襟亚惹怒吕碧城，起因是一只叫“杏儿”的狗。

    当年吕碧城43岁，寓居在上海静安寺路的一幢洋房别墅内。吕女士自恃甚高，单身独居，养了两只鹦鹉和一只狗。小狗活泼可爱，名字也高端洋气，芳名“杏儿”。中秋前夕，“杏儿”在马路上走，不慎被一个美国佬的摩托车辗伤了。倘若是一般女子，爱犬意外被洋人弄伤了，最多落泪自认倒霉，好生照顾便是。吕碧城不同，她把爱犬送到戈登路（今江宁路）沪上最好兽医院治疗的同时，立马聘请律师致函对方，要求赔偿。那洋人自觉理亏，一一答应。吕碧城得知“杏儿”无恙，对方态度又好，方作罢。在民国，能为一条狗而跟洋人不屈不饶的，估计也只有吕碧城了。

    平襟亚知道此事后，觉得很有噱头，立马写了一篇题为《李红郊与犬》的小说，发表在上海《开心报》上，其中女主角“李红郊”行为落拓怪异，引入发笑。平襟亚得了笔稿费，很是高兴了阵子。吕碧城可勃然大怒，“李红郊”无疑就是影射“吕碧城”，李、吕二字，在吴语中读一个音。当时沪上租界内法院为会审公廨，吕碧城即诉诸会审公廨，要求拘平襟亚到案。

    平襟亚害怕吃官司，急忙离沪潜逃到苏州，隐姓埋名。吕碧城闻之益怒，让仆人四出，请各大报纸刊照“通缉”，并许以慈禧太后的亲笔画。

    平襟亚更是吓得终日不安，躲在苏州一家小旅馆里成天不出门，连登记的名字都换成了“沈亚公”。不过平襟亚足不出户，闲得无聊，写字消遣，半年撰了部长篇小说《人海潮》。报界前辈钱芥尘觉得平同学也是可塑之才，从中调节，吕碧城答应不再追究。吕碧城离沪赴美后，平襟亚才小心翼翼回到上海，以“网蛛生”的笔名出版了《人海潮》，《人海潮》轰动一时，让“鸳鸯蝴蝶派”大出风头，也一举奠定了平襟亚在文坛的地位。平襟亚赚到了钱，也由此创办了中央书店。

    顺便说句，平襟亚恶习不改，几年后又赚一文《伍大姐按摩得腻友》，署名“屁哲”，文字涉黄，简单摘取如下：“诗人余心麻和交际明星伍大姐的结合，一对新人物，两件旧家伙”；“大姐多愁多病，有位按摩家洪祥甲替她按摩。”“祥甲吩咐大姐躺在沙发里，大姐只穿一身蝉翼轻纱的衫裤，乳峰高耸，小腹微隆，姿态十分动人”……“余心麻”影射徐志摩，“伍大姐”是陆小曼，“洪祥甲”是翁瑞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徐志摩和陆小曼的二婚事件曾闹得沸沸扬扬，陆小曼身体多病，经常请翁瑞午推拿按摩，被平襟亚弄成色情小说。徐志摩等人自然是气得火冒三丈，将平告上了法庭。陆小曼甚至声称，必须出全力让平襟亚被判处徒刑，才好洗刷自己的名誉。

    平襟亚头如斗大，想找个中人说和，徐志摩不干，要法庭上见。

    要说这平襟亚还真是聪明，请了两个知名律师为他善后。律师花钱叫巡捕房稽查员向法院起诉，控平襟亚散布猥亵文字，平在法庭上承认违法，交了三十元罚金。法院断定：“本案审结，处罚金三十元收讫。”

    待陆小曼等再次告平襟亚妨害名誉，律师要求平在庭上拒绝发言，行使缄默权，一切由他应付。开审当日，被告律师力争：此案既经捕房公诉，处罚被告罚金，按刑事诉讼条例三百四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同一事件不得向同一法院作再度控诉，请求驳回原告起诉。且文内所记人名为余心麻、伍大姐等，并无一语涉及徐志摩、陆小曼诸人，纵使文字中有侮辱谩骂情事，也与徐等无关。法律是严格的，不能以莫须有三字故定人罪。

    最后，法官以“一案不再审，一事不再罚”的规定，提起笔来裁决：本案不受理。

    平襟亚打赢了这场官司，全身而退，他对此案胜利颇为自得，据陈巨来记载：“此平君认为得意之笔，后来亲自告余者也。”

    这位平兄虽然赢了官司，却输了名声，上海报界对其多有不齿。二十年后，陆小曼美人迟暮，境况不佳，平襟亚转赠10万元，说自己年轻时候太荒唐，多有得罪，还请原谅。

    平襟亚有点不长记性，还曾惹怒了才女张爱玲。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上海被日军占领，文坛万马齐喑，唯有鸳鸯蝴蝶派独存。就在这当口，突然出现了一个张爱玲。在1943年大半年的时间里，沪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期刊都在刊登张爱玲的作品。短短几个月，张爱玲几乎将上海滩知名杂志一网打尽。

    中央书店老板、万象杂志社社长平襟亚也不遗余力为张爱玲造势，合作一度亲密。后来两人还是发生了不愉快，原因是稿酬问题。双方都有说辞，平襟亚说张爱玲不断将稿费加价，违背最初的合同，最后还赖了一千元的预付款，他在刊文说“我不敢说这位女作家市侩气太重，因为她毕竟是一位作家，而又是女！……又如花了一千块钱，买不到当代女作家一个字，怕即使不是市侩，没有丝毫市侩气的人，也总觉得心头有所未甘。”张爱玲则说“平襟亚预付只有一千，帐簿上错记成了两千。”

    张爱玲与平襟亚在报纸上你来我往，打起了笔墨官司，时人多认为张是后辈，不该如此嚣张。张爱玲烦了，不再理会，平襟亚却耿耿于心，在小说中借题发挥，说某园闹狐，“每当春秋良夜，跪于紫兰榭后深深拜月。”“焚第一炉香时，仅现人形之半；第二炉香时，人形虽成，犹掉其尾。”一炉一炉的香焚下去，“今已亭亭秀发，粉魇脂唇，俨然一丽姝矣！”张爱玲的成名作是《沉香屑》，分上下两部，分别叫做《第一炉香》《第二炉香》，故而平襟亚以此讽刺。

    平襟亚非常聪明，且文笔犀利，也擅长做消遣娱乐的文章，只是这位仁兄过于功利，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故而既没有值得称道的传世作品，又没落得个好名声，所以咱玩文字，落笔还是得有所收敛。

    电影是这样玩的

    从交际花到影星

    如果有人问，您知道民国最早的女明星是谁么？您脑海中很可能会出现两个名字：胡蝶和阮玲玉。没错，这俩姐儿的确是民国早期很红的女星，却不是“最早”，最早的那位，当推海上“交际花”殷明珠。

    在老派上海人的眼中，“明星”其实比“交际花”低一个档次。如海派作家程乃珊定义“名媛”，门槛就很高，必须有三大硬件：名门之女、才貌双全、对社会有贡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三条。譬如陆小曼，出生品貌自不用说，其闪光之处在于敢于“反抗传统婚姻，追求自由爱情”；林徽因，对中国建筑有着巨大的贡献；唐瑛，创办云裳服饰有限公司，开启风潮……程认为“人们通常将名媛混同交际花，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交际花只是以编结关系网，供自己过体面又张扬和阔绰的、讲究排场的生活，而游刃有余在异性间，她们对社会，仍是冷漠和麻木的。”

    其实无论按任何标准，殷明珠都应该属于“名媛”一类，只是当时影星地位低下，被上流社会瞧不起，所以她以电影惊艳上海滩的时候，就被视作“交际明星”，而不是“名媛”——门阀高贵者，谁会让自家闺女去拍电影？

    殷明珠也是名门之后，曾祖是道光年间翰林，祖父是举人，父亲殷星环擅丹青书法，遐迩闻名，母亲是举人之女，知书达礼。受家风熏陶，殷明珠5岁学画，10岁以后，所绘仕女婀娜多姿。13岁，父亲急病去世，殷家顿时愁云惨淡。意外的是，父亲在世时买的一张“发财票”（即彩票）中了头奖，为母女俩留下了一笔不小的财产。1917年底，母女俩迁居浙江嘉兴，半年后再迁上海。

    母亲思想开明，殷明珠得以进了上海中西英文女校。在那里，她学会了骑马、开汽车和游泳，性格活泼的她喜欢跳舞，唱歌更是拿手。16岁那年，她出落得楚楚动人。

    长得漂亮靠先天，会打扮就需要自己下功夫了，殷明珠尤擅于此，她甚至能为自己设计衣服。当时美国影片《宝莲历险记》正在上海上映，女主角宝莲由影星白珍珠（Pearl White）饰演，殷明珠模仿宝莲的服饰订做了几套，每次在公众场合亮相，都能引起不少女孩子艳羡的眼光。她甚至开启了一代风气，模仿外国影星服饰之风席卷了十里洋场。

    从女校毕业之后，殷明珠在邮电局找了份工作，热情大方又彬彬有礼，在交际场上优游自如。只要她出现在某个舞场、歌厅，必定是众星拱月。上海的一些杂志，也拿她的照片当封面。记者郑逸梅先生曾回忆：“明珠具新头脑，新风格，什么舞蹈、游泳、歌唱、骑马、踏自行车、驾亨斯美（美国蜂雀牌汽车译音，最早拥有这种车的人，被称作“大亨”），她都有一手。在旧社会风气未开时，这一系列的玩意儿非一般闺秀名媛所敢尝试。”

    鸳鸯蝴蝶派掌门人周瘦鹃主编的《半月》杂志，曾发表《FF》一文，大意如下：自社交之风开放，《时报图画周刊》上靓女照片越来越多了，时人无不知道有位窈窕倜傥的F.F.女士。F.F.为英文FOREIGN FASHION的缩写，译意为“外国式”，因为该女士的衣着力摹西式，极艳丽之致，出入于交际场中，进退自如，久蜚芳誉，而其装束尤擅浓华，大多别创一格，开装饰风气之先河，在海上游戏场中，俨执交际界之牛耳。人见其浓若桃李，艳媚入骨，莫不心醉神移焉。……该女士喜欢看电影，剧院每有新片上映，无论风雨必往观之，海上所演者，殆或无遗。其装束均摹影戏中女郎，故尤得西方美人之风度。平生所推崇者，唯一宝莲女士Pearl White……而其姿容之美，亦克似于宝莲。

    看来女孩子在民初的上海滩出名很容易，性格活泼、懂英文、会打扮、经常去舞厅跳跳舞，歌厅去练练嗓子，基本就能成为“交际明星”，比现在上什么超女快男最强音好声音舞林大会舞动奇迹，容易多了。

    当然，若想让粉丝对自己记忆深刻，还得换个好名字，明明是一个人，成龙就比陈港生好记，刘德华也比刘福荣洋气。这取名有大学问，既要朗朗上口，也要在平凡中显得有韵味。殷明珠原名“尚贤”，犹如某迂腐书生或者顽固学究，换成了“明珠”，与人之靓丽相得益彰，给人印象都明艳起来。她之所以改名，据说是因为钦慕美国女星白珍珠，曾自述：“影戏诸艺员中，予尤服膺白珍珠女士。时人称之曰‘宝莲’，盖以《宝莲历险记》一剧而得名也。其表情之妙，实非碌碌余子所可企及。予何幸乃得与女士同名。女士名珠，予也以珠为字。”仅仅有中文名字还不够，还得准备一个洋名，殷明珠西名Pearl Young，“珍珠”的意思。

    从交际花到女明星的距离有多远呢？一个伯乐就够了，现在换了称谓，叫“星探”。

    电影明星必须依靠电影才能出名，先大致说说中国电影的起步。

    在中国最早出现的电影公司，应该是美国人布拉斯基在1913年创办的“亚细亚影戏公司”，这位不幸的洋哥们满怀期望能在上海淘金，就同郑正秋（阮玲玉、胡蝶的恩师）、张石川拍了一部《难夫难妻》，收获平平。他失望之余，将公司暂时托给朋友打理，自己转道香港，想回国做点其他生意。在香港，他遇到了同样想做电影的黎北海、黎海山和黎民伟三兄弟。黎家哥仨成立了香港美华影片公司，几番怂恿，将布拉斯基已经烧成灰烬的热情再度点燃，布愿意出设备，和黎家合作再玩一票。

    黎民伟很快敲定了剧本，源于明代传奇《蝴蝶梦》“扇坟”那一段，讲的是古代大哲学家庄子用诈死来试探妻子是否守节的故事。

    这个故事情节有点扯。某日，庄子见一妇人在亡夫的坟前摇扇，询问何故，妇人说想将新坟早点扇干，以便自己好再嫁他人。此事深深刺激了庄子那颗哲学大脑，他回家后就对妻子讲田氏，人生无常啊，夫妻之情不可靠啊，等等。田氏觉得丈夫又秀逗了，就说自己肯定不会这么做，一定会守节。庄子疑心很重，就采用道家闭气的方法装死。田氏以为丈夫真的死了，痛不欲生，为其办丧事。此时，一位俊美少年携仆人前来拜访庄子，对新寡的田氏殷切相助。田氏有感少年的热忱，不禁动情。几天后，庄子还没下葬，少年突然心绞痛，仆人告诉田氏吃人脑是唯一的救治方法。田氏对少年已经动心，左右为难，最后还是决定掀开棺材、砍下庄子的头以救少年。这时，庄子醒来大笑，少年与其仆人消失，原来是庄子以神力所化。田氏又羞有愧，上吊而死——在笔者看来，整出戏都是庄子自己没事找抽！

    不扯庄子了，继续讲中国的电影。

    鉴于演员不好早，黎家兄弟亲自上场，黎北海演庄子，黎民伟反串庄子之妻，黎民伟的妻子严姗姗演一个婢女。这部电影算是获得了小小的成功，严姗姗也因此成为中国登上银幕的第一位女演员，不过他不能算明星，因为她的角色无足轻重。

    到了翌年，也就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战火纷飞，电影胶片无法正常运到中国，首批电影人只得各谋出路。到了1921年，“上海影戏研究社”拍了第一部长片《阎瑞生》，由妓女王彩云扮演女主角。电影取材真实事件，一个叫阎瑞生的赌鬼谋杀了当红妓女，最后被英勇的警察抓了，就这么个看起来情节稀烂的片子，居然大赚。不过王彩云身份低微，即便演了电影，在世人眼中仍是妓女，也算不上明星。

    和《阎瑞生》同期，另外两部电影也横空出世，那就是《红粉骷髅》和《海誓》，三部电影并称最早的国产“大片”（应该说是长片）。《红粉骷髅》偏重悬疑，讲某女子从“骷髅党”手里勇救情郎，编剧是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寒云，尽管有不少名流捧场，但票房不成功，女主却没红。而《海誓》则红遍海内外，女主就是咱们提到的殷明珠，真正因电影而走红的女明星！

    当导演并不难

    《海誓》的导演但杜宇出身寒微，却有一手丹青妙笔，擅绘美女，上海流行的美女月份牌，多出他手。他酷爱电影，省吃俭用与周瘦鹃合资，从某洋人手上买了台旧摄影机，反复摸索居然用得像模像样，还集资合办了家“上海影戏公司”。1921年，他在交际场上与殷明珠相遇，邀请其拍电影，殷欣然应允。

    但杜宇非常聪明，被称为“中国电影的技术全才”，《海誓》的编剧、导演、摄影、洗印以及美工、布景、制作等全由他一人包揽。据《申报》1922年1月23日介绍：《海誓》“历时六个月，始告完成，经七次试演，……自21000余尺中选出6000余尺，分为六大本，前后历时一年方才完成，实际是中国最早的三部长故事片之一。”

    《海誓》的情节，类似于《梁祝》：富家少女福珠（殷明珠饰）与青年穷画家相恋，发誓谁有二心，当蹈海而死！福珠父母将其许配给了家境富裕的公子，福珠既不愿放弃荣华，又不想失去真爱——到踏入教堂举行婚礼之际，她幡然醒悟，奔归画家。可画家斥责福珠变心，福珠欲投海自尽。画家及时赶到，见福珠情真，两人终成佳偶。

    《海誓》的巨大成功，使殷明珠迅速蹿红，以前她的名声只在小圈子里流传，通过这部电影，更多的人认识了她。其实影片也占了她不少便宜，当时《申报》上的广告大书特书：“FF殷明珠女士杰作《海誓》六大本”“《海誓》影片，前晚映于新海伦，颇受顾客欢迎，连映四天，座客皆满。咸以殷女士之表情，十足满意也。”“钟鸣七下，满座牌已高悬铁棚之外。此片表情确有过人之处。殷明珠之一举一动，无不描摹入神。”郑逸梅也说：“各家报纸纷纷登着影评，虽有挑剔陈设太欧化、生活场景处理不妥等，但对殷明珠的表演是无懈可击，一致赞扬。”

    拍电影不难吧，如果您回到那会儿，也想玩几把，先忽悠几个文人投资——那时候写字的都有点闲钱，如包天笑、周瘦鹃等，再找一位交际花当主角，即便您拍出像《富山春居图》这样的烂片出来，限于当时大众的欣赏水准，也照样能红。

    由《海誓》催生了最初的国产片评论，殷明珠则标志着国产电影“明星”的诞生，她的一言一行深受大众关注，人们在街头巷尾议论她的新款衣服。《半月》杂志还刊登了一幅题为《F.F.之足》的照片，配之以“梦芸”皮鞋的广告，言“F.F.女士之鞋，均有中华皮鞋公司定做”，“式样多出自女士自主，而参以欧西新流行之样本，既新奇入时，尤适合女士之身段”，又说该公司位于南京路抛球场。皮鞋店老板盯上了明星的脚，眼光不可谓不尖。那时的人没版权意识，不知道找这老板收广告费。

    《电影杂志》自然也极力表扬了殷明珠：“盖彼时女界妆饰，犹未取法西方，故少见者不免多怪，今则F F几于触目皆是，亦不知谁为此中嫡派焉。明珠秀外慧中，于中西文都有门径。其入电影界也，实具一种牺牲的宏愿。”

    拍完《海誓》之后，殷明珠与一位追她很久的法国人结了婚。那时候的已婚女子不方面抛头露面，故而她息影了几年，让许多影迷均很失望。1925年左右，法国人在华的任期已到，要回国履职，殷明珠不愿同往，决定和他离婚。法国人给了她一笔赡养费，好聚好散。

    成了自由之身，殷明珠再次“复出”。此时的女星已经不少了，如张织云、杨耐梅、阮玲玉等，大有后来居上之势。1925年，殷明珠和但杜宇合作，拍了部无声片《重返故乡》。

    此后，殷明珠和但杜宇亲密合作，连续拍了几部电影，戏里戏外，逐渐产生了感情。殷明珠的母亲起初不同意两人的婚事，在一些人说项下，还是允许了。1926年2月1日，殷明珠和但杜宇在杭州结婚。证婚人叶楚伧在致辞时说道：“新郎为海上画家，为余旧友，新娘系黎里望族，与余有世谊。今日在杭结婚，而余为证婚人，其乐何如！”

    婚后，两人再次投入工作。当时上海影戏公司的人员、装备和经费都有限，可说是捉襟见肘，要拍好一部电影，只有加倍付出心血。

    首先需要女明星，殷明珠不仅自己演，还介绍将圈子内的好友也参与进来。上海还有两位名门闺秀与她齐名，一是AA傅文豪，Ace Ace的缩写，意为王牌；二为SS袁澹如，Shanghai Styie的缩写，意为“上海派”。

    傅文豪是殷明珠的同学，殷明珠的《海誓》获取成功后，要结婚了，就将傅文豪介绍给但杜宇，提议让傅代替自己担任《古井重波记》的主角陆娇娜。为了使傅一举成功，她还细心传授“经验”。当时傅文豪还在读书，为了不让父母知道，就将拍片的时间约在晚上，骗母亲说在老师处补习，或在同学处讨教习题。

    直到《古井重波记》拍摄完成，报纸上刊登了即将上映的广告，傅的母亲方才知道。尽管《古井重波记》的卖座率很高，傅文豪也想再继续尝试，可是傅家管教很严，傅文豪只得昙花一现。SS袁澹如也是拍了一部片子后，就嫁了人，从此息影。

    好友们自恃身份，偶尔客串，殷明珠却把电影当成了自己的事业。为了取得很好的影视效果，她和丈夫但杜宇几乎用尽了心思。两人拍摄《飞行大盗》的时候，有个镜头是大盗御风而飞，为了逼真，需要拍一群仰头观望空中飞盗的老百姓。如果花钱雇佣群众演，得花不少钱，于是两人处处留意，等待时机，想找个免费的场景。

    皇天不负有心人，公司附近有个土墩子，某日不知从哪里传来消息，说当晚这里要枪毙犯人。中国人都喜欢看热闹，还没到黄昏，就来了黑压压一片闲人。殷明珠建议但杜宇，何不将这些人收入镜头，拍远景，然后再用几个演员补充近景？但杜宇闻言大喜，简直对夫人佩服之至。可到了现场，人们三三两两说着话，并没有抬头仰望。夫妇俩灵机一动，让职工拿来花花绿绿的小电灯，爬到土墩高处点亮玩杂耍，下面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抬起头看稀奇。但杜宇马上把这些义务演员全都拍摄下来，后期再处理一番，完全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为了节约拍摄成本，但、殷二人想出了许多奇思妙构。一次，拍一个舞蹈场面，需要打蜡的地板，可是摄影场因陋就简，没有设备，怎么办？两人稍一合计，把地板用水打湿，将干未干的时候，叫演员上去跳舞，看起来跟打了蜡一样。又有一次需要拍摄大量难民，但杜宇和殷明珠选择了城隍庙烧香那天，登上山顶将前来烧香的人们拍了下来，再用演员补充近景，效果相当好。

    1927年，上海影戏公司拍摄了《盘丝洞》一片，开“古典魔幻”之先河，是当年最卖座的“大片”。影片内容源于《西游记》第72回，说的是孙悟空大战蜘蛛精。精于美术的但杜宇与布景师一起营造了蛛网密布、鬼影幢幢的“盘丝洞”，吓得胆小的观众两股战战。该片投资大，筹备期长，大约花去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杀青。《盘丝洞》上映之后，赚得盆满钵满，甚至引领风潮，古装神怪影片盛极一时。

    《盘丝洞》大赚了一笔，但杜宇决定拍摄古装片《杨贵妃》。这时殷明珠有孕在身，无法出任角色，杨玉环由但杜宇的外甥女贺蓉珠饰演。此片也属于大投资，可贺蓉珠显然没有殷明珠的卖座率，上海各影院反响不佳。公司几乎血本无归，濒临倒闭。刚结婚一年的殷明珠甚至拿出私蓄，典当首饰，帮丈夫支撑。进入上世纪三十年代后，“上海影戏”并入了联华电影公司，联华捧出来的女星不少，不过都算不上“交际花”了。

    看戏需要耐心

    不懂京剧，可以学

    民国年间，尤其是北洋时代，人们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就是看戏。即便是穷乡僻壤的小村子，也时常有草台班子来“汇演”，鲁迅先生的小说《社戏》就提到过此事。不过向来看啥都不顺眼的鲁迅对昆曲京剧之类貌似并不怎么感冒，在小说中，主人翁对看戏的热情也不高：“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前十年是绝不看，因为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那两回全在后十年，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

    小说不一定代表真实生活，却至少能折射作者的心态。

    《社戏》中迅哥第一次到北京城，朋友请他看戏，他的感觉是这样的：

    第一回是民国元年我初到北京的时候，当时一个朋友对我说，北京戏最好，你不去见见世面么？我想，看戏是有味的，而况在北京呢。于是都兴致勃勃的跑到什么园，戏文已经开场了，在外面也早听到冬冬地响。我们挨进门，几个红的绿的在我的眼前一闪烁，便又看见戏台下满是许多头，再定神四面看，却见中间也还有几个空座，挤过去要坐时，又有人对我发议论，我因为耳朵已经喤的响着了，用了心，才听到他是说“有人，不行！”我们退到后面，一个辫子很光的却来领我们到了侧面，指出一个地位来。这所谓地位者，原来是一条长凳，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狭到四分之三，他的脚比我的下腿要长过三分之二。我先是没有爬上去的勇气，接着便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的毛骨悚然的走出了。……后来我每一想到，便很以为奇怪，似乎这戏太不好，——否则便是我近来在戏台下不适于生存了。……

    兴冲冲到戏院去，啥都没看就出来了，原因是“人太多”。第二次看戏，迅哥是这么写的：

    第二回忘记了那一年，总之是募集湖北水灾捐而谭叫天还没有死。捐法是两元钱买一张戏票，可以到第一舞台去看戏，扮演的多是名角，其一就是小叫天。我买了一张票，本是对于劝募人聊以塞责的，然而似乎又有好事家乘机对我说了些叫天不可不看的大法要了。我于是忘了前几年的冬冬喤喤之灾，竟到第一舞台去了，但大约一半也因为重价购来的宝票，总得使用了才舒服。我打听得叫天出台是迟的，而第一舞台却是新式构造，用不着争座位，便放了心，延宕到九点钟才去，谁料照例，人都满了，连立足也难，我只得挤在远处的人丛中看一个老旦在台上唱。那老旦嘴边插着两个点火的纸捻子，旁边有一个鬼卒，我费尽思量，才疑心他或者是目连的母亲，因为后来又出来了一个和尚。然而我又不知道那名角是谁，就去问挤小在我的左边的一位胖绅士。他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说道，“龚云浦！”我深愧浅陋而且粗疏，脸上一热，同时脑里也制出了决不再问的定章，于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我向来没有这样忍耐的等待过什么事物，而况这身边的胖绅士的吁吁的喘气，这台上的冬冬喤喤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加之以十二点，忽而使我省误到在这里不适于生存了。……我后无回路，自然挤而又挤，终于出了大门。街上除了专等看客的车辆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行人了，大门口却还有十几个人昂着头看戏目，别有一堆人站着并不看什么，我想：他们大概是看散戏之后出来的女人们的，而叫天却还没有来……

    很显然，严肃正经的鲁迅先生对咿咿呀呀的戏剧并不欣赏。对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鲁迅也常常揶揄嘲讽，在他《最艺术的国家》一文中，鲁迅说：“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鲁迅晚年，又接连写了两篇《略论梅兰芳及其他》，在文中，鲁迅认为梅兰芳是一位由俗变雅的典型，开始，他“不是皇家的供奉”，而“是俗人的宠儿”，他当时“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刺，有生气”，但后来，他遭到了士大夫的“篡改”：“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精神境界不同寻常，看不惯戏曲里面的装腔作势也不奇怪，不过他喜欢与否是他老人家的事儿。您若是到了民国，要是不懂欣赏，那很可能被人笑做草包。

    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喜欢看戏，故而梨园大腕在民国受欢迎的程度远胜于当今的影视歌三栖明星。风气一胜，社会名流也忍不住客串露脸。如果您也能上台跨界唱上几段，那可倍有面子。才子徐志摩的第二任妻子陆小曼擅长昆曲，偶尔登台，总能引起一片尖叫。陆小曼特爱享受那份尊荣，经常拉着徐志摩上台。

    徐才子写诗在行，唱戏就不一定行了。某次，徐志摩、陆小曼夫妇与翁瑞午、江小鹣合演《玉堂春？三堂会审》。陆小曼饰演玉堂春，翁瑞午饰演情人王金龙，徐志摩和江小鹣分饰蓝袍、红袍判官。陆、翁表演中规中矩毫无破绽，徐志摩坐在桌后，可是他穿着靴子的双脚老是按照写诗时养成的习惯，不由自主地伸到桌帷外面，看戏的观众哈哈大笑，嘘声一片，说徐不懂规矩。徐志摩哭笑不得，在日记里写道：“我想在冬至节独自到一个偏僻的教堂去听几折圣诞的和歌，但我却穿上了臃肿的戏袍登上台，去客串不自在的腐戏。”

    横行上海的大亨杜月笙和张啸林也喜欢唱几段，杜月笙尤好，凡看过听过的好戏他都想照单全收，因此，生旦净丑他都能整上一段。譬如他昨天听了一出姚玉兰的《捉放宿店》觉得过瘾，隔日便会请姚老生亲自传授，明天看了杨小楼的《起霸边式》又心痒，后日又会请杨老板来敎他练武功了。唱不唱得像，练不练得成，他却是并不在意。

    上世纪二十年代江淮水灾，上海各界举行赈灾义演，组委会请了不少名角。杜月笙是发起人之一，自然也被安排了几场大戏。他的帮中兄弟张啸林、王晓籁等人也上台掠阵，结果不少人忘词儿，台上汗流浃背，台下阵阵哄堂，芒腔野板，倒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非专业的客串有时候也闹出事儿，某次杜月笙唱武戏被人喝了倒彩，麾下青帮弟子大打出手，台上台下战成一片；青帮大佬王晓籁喝多了酒，上台演《空城计》中的司马懿，“诸葛亮”刚唱完“不如进城一叙”。这“司马懿”就大喝一声“老子马上就来”，要闯城，把“诸葛亮”吓得栽了下来……

    最有趣的一件事是某段时间杜月笙喜欢唱一段“打严嵩”，嗓子得倒中规中矩，只是他那一口浓浓的浦东乡音不自觉就会冒出来，引得不少人模仿浦东腔唱戏以逗乐。其中有位京剧丑角姓王，模仿得最像最夸张，常常把人逗得笑翻。杜月笙知道后，叫帮中兄弟把王同学弄到杜公馆唱上一出，王吓得浑身冒汗。不想杜听后，自己也笑得合不拢嘴，送了两百大洋。

    在一个全民娱乐的时代，不懂大可以学，对吧，若总像鲁迅先生般尖锐，活得也挺累。

    腕儿级的皇二子

    在民国，听戏也分档次，譬如梅兰芳、尚晓楼，通常一票难求，您要想挑个好座位，还得去找黄牛党。话说回来，梅老板和尚老板的票虽然难买，但他们必定是职业演员，出镜频率相对较高，只要您有耐心，还是能通过正常渠道买票进场。

    若是您想看看那些腕儿级的票友，就得费一番周折了。徐志摩、杜月笙等人唱戏，其实带有很大的娱乐性，跟如今演小品差不多。其实那些有内涵的票友，功底却相当深厚，往往比大师更有魅力，比如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

    时人称袁克文有三绝，诗书戏，他有个十分伤感的名号“寒云主人”。他学京剧之初，原想唱生角，但常常荒腔走调，于是改学小丑，跟随丑角大师郭青山习方巾，他演《群英会》蒋干之狡诈和《审头刺汤》汤勤之奸猾，被称为一绝，因他有一股书生气为常人所不及。

    到民国年间看戏，不能错过袁克文。

    袁克文，1890年8月生于汉城，生母金氏是朝鲜王室闵妃的妹妹。他出生之日，袁世凯梦见一头巨豹，就给新生儿定名克文，字“豹岑”。袁世凯大姨太沈氏一直没有生养，他就把克文交给沈氏抚育。袁克文自幼聪慧，成年后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金石篆刻样样精通，俨然又一个南唐李煜。袁世凯称帝的时候，袁克文执意反对，写下了七律二首，题曰《分明》。

    其一：乍着微绵强自胜，古台荒槛一凭陵。波飞太液心无往，云起魔崖梦欲惊。偶向远林闻玉笛，独临灵室转灯明。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其二：小院西风送晚晴，嚣嚣欢怨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东去新风黯九城。驹隙留身争一瞬，蛩声催梦欲三更。山泉绕屋知清浅，微念沧浪感不平。

    哥哥袁克定想当太子，处处提防袁克文，为了避免“煮豆燃萁”之悲剧发生，袁克文只得在老头子“登极”之后，仿满清旧制请行册皇子例，甘为“皇二子”。他还刻了“皇二子”私章，所有字画及收藏图书，统统盖以此章。即便如此，他还是被逼得出走京城，定居上海。

    袁世凯死后，袁克定不让袁克文回家吊丧。半年之后，袁克文生母金氏又不幸病逝，他身在上海，尤其悲痛：“星夜北驰，及至天津，而先生母已于前一日遐逝矣。弥天之痛，一岁而两丁之，心摧肠崩，而生气尽矣。”

    在上海的时候，袁克文经常登台，唱得最感人的一幕戏，是昆剧《千忠禄》，饰演明朝建文帝。燕王朱棣攻占南京，建文帝仓皇出逃，一路上看到山河变色的种种惨状，悲愤万分。该剧有《惨睹》一段唱词，流传甚广：

    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

    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

    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

    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

    此段空旷悲怆，袁克文唱来，格外凄凉，听者无不感怀其生世，为之潸然下涕。当时《游戏新报》，有人题诗《寒云歌都门观袁二公子演剧作》“有脚不踏河北尘，此身即是建文身。闲僧满腹兴亡史，自谱宫商唱与人。”哀其才华，叹其遭遇。张衡玉之《寒云歌》，亦是其人生写照：“苍凉一曲万声静，坐客三千齐辍茗。英雄已化劫余灰，公子尚留可怜影。影事回头倍怆然，新华春梦散如烟，蓟门明月照荒殿，洹上秋风老墓田。”

    其表弟张伯驹《春游琐谈》卷四也记载：

    昆曲《八阳》（即《千钟禄》）一折，脍炙人口，以其（克文）演来，恰如其身份，戏者为之动容，人比之陈思……然文采风流固一时翩翩，而家国沦尘，更多感触，中岁放歌，饮酹近妇，其遇亦可哀之。……

    终场时夜三点，寒云右手挥毫，左手持笺，即席赋《踏莎行》，词云：

    随兮衾绸，无端醒醉，银床曾是留人睡。枕涵一躺滞余温，烟丝梦缕都成忆。依约房栊，乍寒情味，更谁肯替花憔悴。珠帘不卷画屏空，眼前犹有天花坠。

    ……后人知其词而不知其事矣，爰为记之。

    袁克文还喜欢演《审头刺汤》里面忘恩负义的势利小人汤勤。

    《刺汤》的故事基本跟《刺马》类似：明嘉靖年间，官员莫怀古将好友汤勤推荐到严世藩门下。汤勤贪图莫妾雪雁貌美，陷害莫“谋反”，严世藩下令将莫捕杀，幸好莫怀古的仆人与主长相类似，主动赴死。汤勤怀疑人头不对，严世藩又令汤勤与陆炳两人“审头”，陆炳是个正人君子，断头为真，下令将雪雁断给汤勤。接着陆炳授意雪艳刺汤，洞房中汤勤被灌醉，雪艳刺死汤勤后自尽。

    皇二子甘愿演汤勤，不知是讽刺谁忘恩负义，口中唱词沉郁凄清“翻覆人情薄如纸。两年几度阅沧桑”。

    那时候还有一个贵族也喜欢演戏，那便是小皇帝溥仪的堂弟、“红豆馆主”溥侗。溥侗，清末恭亲王奕的孙子，字厚斋，别署红豆馆主，因排行老五，人称“侗五爷”。溥侗通晓词章音律，精通古典文学，又兼见多识广博采众长，对各种不同的角色都有惟妙惟肖的表现。曾一人在京剧《群英会》中饰演周瑜、鲁肃、蒋干、曹操、黄盖五个角色，个个技艺精妙出神入化，引起轰动。1930年清华大学聘请他到校担任曲学导师，他还在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北京艺术学院等处教授昆曲。剧作家、程砚秋之师罗瘿公在其《菊部丛谈》评价他：“厚斋色色精到，音乐之外，词翰、绘事、鉴赏，无不精能。兼盖有唐庄宗、李后主之长，又非其他天潢所能企及耳。”

    有一天，袁克文唱昆腔《状元钻狗洞》，溥侗则唱《连党寨》带《哭灵牌》。有好事者撰一对联说：公子寒云，煞脚无聊钻狗洞；将军红豆，伤心亡国哭灵牌。煞脚，即土语“末路”之意，袁、溥两人见联不仅不恼，反而大笑。

    1917年秋冬之际，河南水灾，社会各界发起赈灾义演，袁克文也准备和京剧名角陈德霖合演《游园惊梦》。当时正值袁世凯“驾崩”周年纪念日，袁家都忙着哀悼，袁克定认为二弟“玷辱家风”，通告总统冯国璋，期望冯出面制止。冯国璋于是派人发电请袁克文到京城，袁克文不解：“大总统为何请我？”对方答：“总统和夫人惦记着二爷。”袁克文回电：“我要参加赈灾演出，劳烦转告大总统，不去了。”事后，袁克文对友人说：“他当他的总统，我做我的戏子，他管得着？”

    还有一次，袁克文被人请到天津义演。哥哥袁克定气得直跳：居然好意思到天津来，咱的家门口啊！通过关系，袁克文找到天津警察总监薛松坪，要他无论如何都要把阻止袁克文登台。袁克文得知后，传令青帮徒子徒孙，到他唱戏那天把戏院前后门牢牢堵住不放警察进来。薛松坪无奈，只得托人带话：“请二爷别唱了。”袁克文道：“明天还有一场，唱完就不再唱了”，照演不误。票友当到这份上，算是非常合格了。

    千万别跟女人打官司

    捧臭脚惹的麻烦

    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大学是全国青年的精神圣地。校内才子如云，志同道合者自然拉帮结派，您要是混进北大听课，免不了被人劝导加入某协会，切记有三大组织，必须参与。

    第一个李大钊发起的就是“少年中国学会”，这是自民国以来最牛的社团，从成立到分裂再至解散，被称为是“一切思想上分野的出发基点”，其会员后来分别为共产党、国民党、中国青年党重要核心人物。共产党的有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高君宇、张闻天等；青年党有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陈启天等；国民党有官至考试院长的杨亮工、教育部次长吴保丰、南京市市长沈怡等；科教文化领域，有朱自清、宗白华、田汉、许德珩、康白情等。这样一些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人物曾聚拢在同一个学会里，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上世纪40年代就有人感慨：当今中国，已成“少年中国学会”的天下了。

    第二个就是后来历史课本上经常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即中共的前身），由李大钊、陈独秀发起，其实应该算是“少年中国学会”左派联盟，邓中夏、毛泽东等赫然在列，如果您能坚持下去，没准就能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

    第三个是周作人、茅盾、郑择铎等发起的“文学研究会”，陆续发展的会员有谢婉莹（冰心）、朱自清、老舍、刘半农、朱湘、徐志摩等，共达170余人。文学研究会奉行的原则是：“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反对唯美派脱离人生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观点。所谓近朱者赤，只要您经常跟着这些探讨理想与人生，没准就成了一代大师。

    北大讲究兼容并包，无论您来自何方，只要有能力，在校内的号召力可能比教授还牛。

    譬如山东大汉傅斯年，学富五车，是闹学潮、赶教授的一把好手。当时有位教授朱蓬仙教《文心雕龙》，偶有谬误，傅斯年借来其讲义，一夜看完，划出三十几条错误，然后拉全班签名上书蔡元培校长。蔡不信是学生们发现的，召集询问，了解清楚后一声不响，朱蓬仙后来果真不再教这门课了。闻名天下的胡适比傅斯仅年长五岁，在北大教中国哲学史时，差点被哲学系学生轰走。傅斯年本不是哲学系学生，听了几次胡适的课，比较满意，于是对学生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果真没人闹了。多年后，胡适都感慨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傅斯年字）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

    您也许会说，要是咱没那份古文底子，该如何聚集人气呢？那么您总会写白话文吧。稍微整几首现代歌词，不就成“诗人”了？

    不过即便您混出了名气和人脉，有些事儿最好还是别做，比如捧臭脚。

    当时北大有位青年才子易君左，家境富裕，能说会写，既是“少年中国学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又是《晨报》董事。这位仁兄特好出风头，结果惹了乱子。

    有位叫谢楚桢的老学究编写了一本十万言的《白话诗研究集》，自觉精妙，就请胡适写篇序言推荐一下。胡适是个很认真的书呆子，看完书后，觉得那些东西“差不多无一首算是诗”，拒绝评介。说实话，这本书写得并不高明，里面有许多自作的白话诗，更是鄙俚不堪，譬如：“日斋夜不斋，上斋下不斋”，您或许莫名其妙，不妨作一点解释，所谓斋就是吃素，白天吃素，夜里却有老婆要伺候，嘴里吃素，下面吃荤，这就是所谓“日斋夜不斋，上斋下不斋”，粗俗猥亵。

    谢楚桢一肚子火，就请易君左等学生领袖喝酒，希望大家为他写文章吹捧一番。易君左也不含糊，叫板胡适，在报纸上称老谢“于新诗界大有贡献”。诗集自费出版后，易君左等十几位好事者又在《京报》（社长邵飘萍）上联名撰文，称赞“无美不备”、“诚为新文艺中别开生面之书”、“凡有志研究新诗的人，当无不先读为快”。

    本来朋友相互抬举也无可厚非，现在某人出本书，还不是一群自以为有名的人写推荐语。加之当时有关新诗研究介绍的书非常寥落，此书一出版，买的人倒很踊跃。买来阅读的人中，有一个是北京女师大的才女苏梅（李大钊、胡适的学生，以小说《绿天》《棘心》扬名，性格偏激，后来成了鲁迅的死冤家。）

    苏梅一看之下相当生气，既骂谢楚桢，又迁怒于推介这本书的易君左和罗敦伟。苏梅当时在《京报》旗下《女子周刊》任编辑，马上写了一文，说谢楚桢、易君左、罗敦伟何妨去打牌赌钱，不应该出这样的烂书来骗人。文章刊出后，气得几人火冒三丈。罗敦伟回忆说：“请原谅我和君左，那时候我们是被人捧得相当高的名人，而实际上都是小孩子。气焰之高，只许恭维，不许骂。尤其同情穷困的谢先生，苏女士文中涉及到谢先生尽可打牌赌钱去骗钱，不应该用诗集来骗人一类的话。我们深知谢先生私德谨严，绝对不打牌赌钱，也绝对不是骗人，于是动了无名肝火，同时还自以为有绝对的理由，可以对苏女士开火。”

    文人打纸上官司向来正常，易君左自告奋勇拍马应战，“文不加点”写了一篇反驳的文章，化名A.D，刊发在罗敦伟主编的京报副刊《青年之友》上。才女苏梅也不是好惹的，读出易君左的气味来，顿时提笔再战，事件由此升级。苏梅在《女子周刊》上说：“A.D这篇文章一定是易家钺（易君左字），至少也有很多易的成分在，正像英文中的DOG=狗，A.D一定等于易家钺。”虽然只是一种类比，言下之意就是骂易君左是一条狗。

    这下把易君左气得发疯，十多分钟就整了一个名作《呜呼苏梅》，署名右君。后人谈到这篇文章，总是说“用极丑的话骂苏梅”，究竟是什么极丑的话，则语焉不详，只能靠一些简略的记载做猜测，罗敦伟回忆说，易君左在文中仿照苏梅的词句，反问苏梅：“苏女士，你认A.D的文章中间至少有易家钺的成分，我且问你：假定我说你的文章中间有别人的成分，行吗？”还加了句“假定说你身体中有别人的成分，行吗？”当时苏梅还是未婚的女大学生，虽然是用假定的语气，而无异是在骂苏梅“性交”。这样的话出现在京报副刊上，就太不应该了，引动了北京知识界的公愤。

    本来一件小事情，在京城闹成了娱乐新闻。

    文章署名“右君”，大家推测是易君左所作，或“君左之右”罗敦伟。因此，罗、易两人都饱受攻击。罗敦伟说：“仿佛犯了极恶大罪”，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成舍我（民国著名报人）在《晨报》显著的位置刊登一个广告，说“本社（新知书社）董事易君左为文攻击苏梅女士，引起社会公愤，信用荡然，人格扫地，着即免去董事之职；罗某主编青年之友，刊载此种文字，同样人格扫地，也一同免职。”易、罗不免跳脚，也刊登启事和成舍我回骂，闹得沸反盈天。

    当然，也有为他们辩诬的。彭一湖、李石曾、杨树达、戴修瓒（女高校长）、熊崇煦、蒋百里、黎锦熙、孙几伊等八个教授就在报上刊出了辟谣的《紧要启事》：“近来外间有人认为《呜呼苏梅》一文系易家钺（易君左字家钺）君所作，想因易君曾作《同情与批评》一文辗转误会所致，同人对于易君相知有素，恐社会不明真相，特郑重声明。”

    也不知八人是想平息事端，还是蒙在鼓里的仗义，不过爱护易君左这个高才学生是肯定的。然而，胡适却认为“社会即肯信任我们的话，我们应该因此更尊重社会的信任，决不应该滥用我们的名字替滑头医生上匾，替烂污书籍作序题签，替无赖少年辩护”，他甚至和高一涵联名发表声明：

    一湖、石曾、遇夫、君亮、知白、百里、劭西、几伊诸位先生：今天在《晨报》上看见诸位先生的紧要启事，替易家钺君证明《呜呼苏梅》一文非易君所作。我们对于诸位先生郑重署名负责的启事，自然应该信任。但诸位先生的启事并不曾郑重举出证据，也不曾郑重说明你们何以能知道这篇文章不是易君所作的理由。我们觉得诸位先生既肯郑重作此种仗义之举，应该进一步把你们所根据的证据一一列举出来，并应该郑重声明那篇《呜呼苏梅》的文章究竟是何人所作。诸位先生若没有切实证据，就应该否认这种启事；熊先生是女师高的校长，他若没有切实的证据，尤不该登这种启事。我们为尊重诸位先生以后的署名启事起见，为公道起见，要求诸位先生亲笔署名的郑重答复。

    一向温文的胡适都生气了，可见事情之严重，在启事写完后，朱谦之（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邵飘萍、蒲伯英（《晨报》主笔）都打电话劝胡适不要刊登，给大家留点面子，但是胡适最终还是发了。八位先生自然没答复，也许是他们私下里一问，果然是自己的宝贝学生所为，只能噤口不言了。

    罗敦伟、易君左两人则私下订立攻守同盟，死不认账。但稿子是在罗手上出去的，自然应该知道文章来自何人。骂声太多，罗在京报副刊也编不下去，辞职了事。易君左也因此被李大钊从中国青年学会开除。毕业后，他本想在北京谋件事儿做，可没人敢请他！

    为这么点屁事儿闹得如此狼狈，还真是不值！

    闲话扬州事件

    要说这易君左还真不长记性，在扬州教育厅挂职的时候，又惹了扬州的女人们。

    那是1931年，易君左受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周佛海之邀，前去帮手。其实易到江苏，也是想施展一番报复。自从“九一八”事件后，小日军对中国的侵略行动步步加紧，特务、流氓、黑社会不断渗透，秘密策划“华北五省自治”，江苏已经处在“抗日最前线”。易君左在这个时候去江苏，就是想用手中之笔号召江浙人民警惕。

    客观的说，当时的周佛海也属于铁血汉子，一直与“与君左均以鼓舞国民同仇敌忾、抗敌御侮的民族精神为亟务”，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多选岳飞、文天祥等人的诗词，尤其重视抗倭名将戚继光以及抗清英雄史可法。易君左还以历史上的江苏英雄为题材，撰写了一册《中华民族英雄故事集》作为全省学生的课外读物。

    易君左在扬州苦心孤诣宣传抗日，虽然有影响，其程度远逊于“诋毁扬州”一事，那简直是闹得全江苏鸡犬不宁。他编印《天风》周刊时，以当地民情习俗与历史典故为素材，写出散文集《闲话扬州》，应该说这是他一生300万言的游记散文中颇见水准的一部，只是不小心捅了扬州人的屁股。

    该书在介绍扬州风物人情的同时，也用谐趣不恭的用语描述扬州世相“每天上午是马桶的世界，挑粪桶的男子与泼马桶的女人一边涮一边掏一边嬉皮笑脸地谈天”；扬州人“起床后第一件事便是‘皮包水’，三三五五或独自一人到茶馆里，坐下，这就生根了！……一个下午就只有‘水包皮’（泡浴室），这一天就完了！”居民饮食是“早晚吃的粥并不是另外煮的，即用剩饭在锅里压碎，糊里糊涂的视为珍品。”喜吃零食的人“到老虎灶冲开水顺便就在隔壁铺里买一个烧饼，开水还没冲进壶，烧饼已经进肚里了。”“扬州人的生活象征实在是散漫得很，没精打彩的。”

    日本鬼子就在眼皮底下了，出了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城市居然如此懒散，易君左发出感慨：“我惟一的希望是扬州人的兴奋。我常说：假如湖南人沉毅一点，广东人安静一点，江浙人大方一点，中国还有不强的吗？若是扬州人能兴奋，这一个破落的大家必可复兴！这一个衰颓的民族，方能有望！”

    其实，易君左只是借扬州一地，折射当时整个中国，稍有点头脑的人都能领悟到，本来这篇文章写到这里也就蛮符合样板了：立意高屋建瓴，落笔暗起波澜，抒发胸中块垒，升华崇高主旨。可偏偏易才子不够尽兴，又弄了几篇涉及到扬州妇女的文章。如这样的论述：

    “古人说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全国的妓女好像是由扬州包办，实则扬州的娼妓也未见得比旁的地方高明。”易君左本来是玩文字游戏，故意曲解李白的诗句，虽然有点以偏盖全，但也没有故意侮辱扬州女性的意思，相反，他对于扬州的妓女还给予了一定的理解与同情：“她们干这种可怜的生涯并不兴旺。……所以没有一个姑娘愿当妓女的：你看她外面裹着绸和缎，心里充满苦和悲。”

    事实上，在民国年间谈到扬州，全国的意淫分子都会想到“扬州瘦马”，“秦淮八艳”。朱自清先生都说过：“提起扬州这地名，许多人想到是出女人的地方。但是我长到这么大，从来不曾在街上见到一个出色的女人。……从前所谓出女人，实在指姨太太与妓女而言。”朱的评说与易君左基本相似，而郑板桥还写了这样的诗：“千家养女先教曲”，莫非扬州人就喜欢将女儿往青楼里送？

    易君左在“扬州女人”的话题上，却让扬州人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有一位女权主义者义愤填膺地说：“最难使人容忍的是易君左对扬州妇女的一系列公开侮辱。……易君左偏偏要理解成‘三月下扬州，烟花巷里游’的意思。否则他为什么会立刻联系上全国妓女的籍贯、各地妓女的比较、扬州妓女的去留这些问题呢？这完全是别有用心地对李白诗的歪曲，对扬州人的侮辱！”

    《闲话扬州》一刊出，扬州人愤然而起，以妇女界领袖郭坚忍为代表组成声势浩大的“扬州究易团”，声讨、抗议、告状，参加活动的代表约有七八十人，主要来自妇女界和商业界。

    易君左万万没有想到他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居然引发了一场轰动全国、震惊文坛的轩然大波。

    一位扬属七县的女代表则说：“易君左嫌侮辱扬州妇女还不够，竟把邪火烧到扬属七县妇女身上。……由‘绿杨城郭’的杨柳加上水乡，变成‘水性杨花’，还含血喷人地来一句‘不以当娼妓为耻’。这不是故意歪曲，公然侮辱扬属七县的妇女吗？”

    还有人总结，易君左的《闲话扬州》使得扬州给人的印象就是：“女人们三种红脸蛋，身穿藕色衫，头插一枝花；少女卖风流，中年扎裤脚，老来抽旱烟。男人们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精神萎靡，烟容满面，放鸽看戏，随处小便。街上则是：满眼土地庙，垃圾成堆，污水横流。整个扬州笼罩在乌烟瘴气之中，而扬州的特产就是妓女。”

    易君左百口莫辩，他本来只想让扬州人民振作一点，现在却成了过街老鼠，觉得比当时在北京得罪才女苏梅还冤。

    扬州妇女界最后将易君左送上了镇江地方法庭。第一审，易君左慑于扬州人民的“浩大声势”，未敢到庭。第二次开庭，易君左来了，神情沮丧，刚站在被告席上，忽有人高呼：“揍易君左这个杂种！”顿时喊打声不绝于耳，吓得易才子面无人色。

    扬州闹得乌烟瘴气，扬州籍的民国元老王伯龄也觉得脸上无光。后经王伯龄出面调解才达成协议：一、易君左向扬州人民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名誉损失八百元；二、中华书局销毁《闲话扬州》版本。此事终于平息。

    此案背后还涉及了一个问题，当时国家已经处于民族危亡的时刻了：日本人先占东三省；两年之后又迫使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推行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在这种情况下，“救国”已经成了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扬州人对已经到了大门口的小日本鬼子不闻不问，却为了一本游记小册子而兴师动众，这场无厘头的官司实在有点不合时宜。在上海作壁上观的鲁迅说：“假如写一篇暴露小说，指定了事情是出在某处罢，那么某处人恨得不共戴天……还要由此生出无聊的枝节来，大家争一通闲气——《闲话扬州》是最近的例子。”周作人也说“听说《闲话扬州》一文激怒了扬州人，闹了一个小问题。……从头至尾用心读了一遍，觉得文章还写得漂亮，此外还是大失望。”

    回头来再看易才子，写散文抒情便是了，您惹女人干啥呢？

    《扬州闲话》最后给人带来的是一点小八卦。

    有人借此事出一上联在南京《中国日报》征对：“易君左闲话扬州，引起扬州闲话；易君，左矣。”意思是老易因为这么屁大的事儿“左迁”丢官，实在不值得。当时应征者颇多，有一首获得头奖：“林子超主席国府，连任国府主席；林子，超然。”林子超便是林森的字，当时被选为政务院主席，可他是个著名的好好先生，啥事都解决不了，只会“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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