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洪门当靠山

    五圣山与洪兴

    在民国行走江湖，有两路人马您无论如何也避不开，那就是洪门和青帮。

    洪门延续数百年，支系诸多，到了民国年间，各个山堂的组织结构不尽相同。大致分为闽广系、海外系、中原系和西北系四大类：闽广系包括闽粤的三合会、三点会、天地会，海外系则有美洲致公堂、安良堂、洪顺堂等；中原系则有两湖的洪江会、白布会，川滇黔的袍哥、汉留；西北系的有陕甘哥老会、小刀会等等。

    洪门内虽有行一到行十的等级，但一律兄弟相称，所谓“大爷不大，老幺不小”。洪门从成立之初就跟清廷死扛，屡遭清缴，基本被逼到西南边陲。孙中山先生干革命的时候广交会党，传檄十四省，被推举为全国洪门总龙头。辛亥起义那会儿，洪家兄弟出力尤多。到了北洋时代，大多洪门志士追随孙中山先生，又遭袁世凯镇压。南京政府成立后，洪门才算缓了口气，得以进入了江浙膏腴之地。

    青帮，又叫“安清帮”，据传是雍正为了分解民间反清势力，授意钦差田文镜招江湖人士兴办漕运所设。青帮主要势力沿着京杭大运河展开，北起北京，南达杭州，贯穿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每个河段都有个“码头官”，由青帮老头子担任。青帮师徒相传，辈分有别，最辉煌的时候，号称一百二十八帮半。

    江浙本是青帮天下，在上海滩，纯粹的洪门一直受到青帮排挤。洪门前辈蒋成言在新中国成立后，对青帮依旧耿耿于怀：“洪门先反清廷，后反袁世凯，损失惨重……江浙一带水陆码头向来为青帮控制……青帮本是洪门叛徒，打着安清旗号以漕运起家，其后南粮北运改由海道、清廷被推翻，这一深入下层的社会渣滓青帮势力，即为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虞洽卿等所掌握……蒋介石与青帮渊源颇深，也扶植青帮，排挤洪门……”

    在民国中前期，于上海活动的洪门山堂大约有四十来个，稍微列举几个名气比较大堂口：

    一是美洲致公堂分部“五祖祠”，致公堂不需多说，而今民主党派致公党的前身；二是陕西人徐朗西的“裕云山”，徐朗西是西北洪门德高望重的前辈，山内成员大多是社会贤达和知识分子；三是四川民兴社，山主汪禹丞曾是孙中山先生的警卫队长；四是广东侠谊社，门徒敢打敢拼。山主郑子良性格暴戾，甚至敢向黄金荣、杜月笙收保护费；五是兴中山，山主杨虎又名杨啸天，是蒋介石的拜弟，兼北伐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上海警备司令。北伐军到上海之前，正是杨虎担任前锋，联系黄金荣、杜月笙等帮会人士，邀他们一起反共。在黄金荣的介绍下，杨虎加入青帮，与黄拜的是同一个老头子张仁奎。

    如果您敬仰洪门忠义，不屑于青帮反复，大可以加入致公堂、裕云山，这俩山头人数不多，但颇受尊敬。如果您选择的是四川民兴社或广东侠谊社，没准会被要求参与一些贩毒斗殴事件；加入兴中山，就成了蒋介石的走狗。其他山堂，不成气候，不去也吧。

    不过致公堂和裕云山门槛较高，在全国的支部不够多，可能吃不开。既要有身份地位，又想遍地是兄弟，大可以选择“五圣山”。

    “五圣山”于1923年在上海成立，最初结义宗旨是反北洋军阀，取名“五圣”，既是为了纪念洪门五祖，又因为开山时共有五位龙头分掌五个堂口。五堂分仁义礼智信，堂主分别是仁文堂朱卓文，义衡堂梅光培，礼德堂明德，智松堂向海潜，信廉堂张子廉。五堂共推向海潜为总山主。

    根据现存于台湾的五圣山资料记载：洪门组织至民国以后，逐渐统一成以“山堂”为主的发展。一般一个山头只有一个“堂”，五圣山却是结合五个“堂”的大山，且网罗全部洪门菁英，势力遍布全国。

    仁文堂堂主朱卓文是广东人，与孙中山关系匪浅，在香港以及两广兄弟众多。朱卓文是国民党老前辈，思想右倾，与胡汉民、胡毅生兄弟为莫逆之交。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首领廖仲凯被刺杀身亡，引起轩然大波。胡汉民因此下野，朱卓文曾参与此事，遭通缉而去了香港。1931年通缉令松懈，朱卓文才回到家乡。适时广东已经进入陈济棠时代，朱卓文对陈割踞一方不满，秘密反陈，被陈发现，诱捕枪决，仁文堂从此不振。

    义衡堂堂主梅光培，也是广东人，堂口共有两千多人，与朱卓文一起参与了“刺廖”事件，隐居香港。在日本军队进入香港的时候，梅光培曾组织义勇军抵抗，义衡堂后来本土化，融入香港黑社会。

    礼德堂堂主明德，湖北人，在郑州陇海路局当职，以陇海路为基础发展组织，陇海铁路局的副局长、段长、工程师、站长等等大多是他的兄弟。抗战时期，他在河南许昌组织抗日游击队，声势浩大。1944年，向海潜请明德携八千支步枪和洪帮人员经西安到敌后去，蒋介石很担心被共产党收编，指使在西北的胡宗南将枪支扣下，并命人将明德逮捕活埋，礼德堂由此消解。

    信廉堂堂主张子廉，浙江杭州人，早年参加秘密反清，民国后在上海经营三友实业社，创办三星棉织厂。五四运动时，他建立了路段商会联合会，与官方办的总商会对抗，支持工人。他本人学识不高，后被杜月笙的控制。

    五圣山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总堂主兼智松堂堂主的向海潜，他是湖北大冶人，早年带着洪门兄弟参与武昌了起义，有人说他曾任过武昌卫戍司令，无法考证。孙中山比向海潜年长，却按洪门规矩称向海潜为“向大哥”。

    向海潜是坚决的洪门中人，无论顺逆流，绝不低头。护法战争中，孙中山任命向海潜为大元帅府援鄂第二混成旅旅长、湘鄂联军总指挥等职，基本是个头衔，人和枪都靠向自己弄。

    龙头大哥孙中山在世的时候，洪门还算有几分面子。孙先生一走，国民党日趋完善，洪门上层人物基本加入了国民党，中下层就逐渐衰败变质了。为了重振洪门，向海潜计划以上海为基地，联络各山堂全力反对北洋军阀。初衷很好，但上海素为青帮大本营，青帮势力涵盖社会各个层面，盘根错节。后来蒋介石也认为洪门血性，不如青帮好控制，故而五圣山很难开局，向海潜江湖地位高，却囿于钱粮，还时常受到杜月笙接济。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引起阵营分裂，无论是拥蒋派还是反蒋派都刻意拉拢江湖人物，向海潜这段日子过得比较滋润，杨虎、商震、钱大钧、谭延闿、李济深等人与他函电交加，上海市长吴铁城还时不时送点银子。向海潜却与反蒋的李济深最为投机，在向海潜的影响下，李济深也加入了洪门，出任五圣山的会办，堂内称“客卿”，地位在山主和副山主之间。

    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五圣山彻底走出了初创时的窘境，势力范围已扩大到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致力于反蒋的湖北辛亥元老李西屏1934年1月致胡汉民信中说：“洪门推行正猛，……向君在湖北历来革命，累踬累起，愈失败愈坚忍。鄂西一带据有伟大潜势力，亦将来吾党之基础部队也。”2月，致胡汉民的电报中又说：“向海潜同志在鄂西确有潜势力，拟恳给予鄂西宣抚使名义，以便前往收集。”

    有感于洪门各山堂互不联系、影响不大，向海潜联络各路山主在上海筹建“洪门联合团体”。经过几番酝酿，各路洪门大佬于1936年在上海大境路关帝庙召开“洪兴协会成立大会”——多年后，香港电影《古惑仔》中也出现了一个总堂口“洪兴”。

    “洪兴协会”取义“同心协力，复兴洪门”之意。当时上海洪门中，向海潜势力最大，民兴社山主汪禹丞的名望最高，二人被推举为董事长。“洪兴”事务所设在浦东大楼五圣山的会所里。向、汪每月召开理、监事会议，各山头的龙头彼此交流情况，联络感情，消除隔阂。以前上海洪门内部经常为争地盘、挖墙脚而互相打斗，自从洪兴协会成立后，就再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

    五圣山对蒋介石政权若即若离，惹得军统头子戴笠很不满。青帮对洪兴也是表面客气，双方井水河水两不犯。

    抗战爆发后，洪兴协会号召全国洪门兄弟与小日本死磕。大部分成员一直坚持抗日，日军占领上海后，向海潜辗转来到重庆，受到当地洪门组织哥老会各公所龙头的热烈欢迎。在礼字堂袍哥范绍增（八十八军军长）等人的帮助下，五圣山在四川大开香堂。向海潜将礼字袍哥副总社长廖开孝，仁字袍哥、军统骨干罗国熙，原二十军中将副军长夏炯转入五圣山，然后通过这些首领，将重庆的仁、义、礼各堂袍哥全部转入五圣山，蒋成言说“在当时，西自川、黔，南至湘、粤，五圣山是洪门中最有势力的山头，向海潜对我说，全国山堂，他这个山头最高！”

    综上所述，在民国年间加入“五圣山”，就是入了“洪兴”，倍有面子。

    宗师名帖行遍天下

    民国三山五岳的江湖人物颇多，可无论洪门青帮哪位山主瓢把子，很少有人能玩转整个江湖。洪门徐朗西、向海潜，地位相当高了，免不了受军统掣肘；青帮黄金荣、杜月笙，被蒋介石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有没有人的名号能行遍民国南北大地，洪门、青帮、政府、军队都客客气气对待呢？

    还真有。如果您能弄到一张“杜心五”的名帖，最好在他老人家名下挂个弟子，无论到哪里，保证顺风顺水。

    不信？

    且别急，看看下面的故事，节选自台湾《传记文学》第68卷第6期，作者张佛千，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后在台湾退役。张老先生擅长撰联，有“台湾联圣”之称：

    “民国二十四年我于役北平，华北局面日紧，国家积极备战，我奉命随众加入青帮，以便将来转入地下工作或参加游击可得到助力。我们拜的就是杜心五老师，他是北方青帮大字辈的领导人。”

    “我在离开北平前，去向杜老师辞行，选了一张他坐我立的放大照片，请他签名，并写了赠给我的上款，他告诉我：‘日本人的步子一步比一步紧了……你到上海去，如果打起来，正好利用租界的掩护做地下工作……。你到上海后，先找徐福生，他是大世界的经理，黄金荣的事都归他经管，要他带你去见黄师兄黄金荣，再要徐福生带你去见张师伯张锦湖（张仁奎），他是杜月笙师父的师父，今天上海是由杜月笙当家，有他们两位一句话，杜月笙一定会全力帮忙。’可杜老师不给我一张名片，也不给我写封介绍信。我也不敢请求。

    “（临行前）有一人看到杜老师签名的放大照片，对我笑说：‘你凭这张照片，从南到北的水陆码头，大小麻烦都会化解。’我正为行李太多而苦恼……行李共有二三十大件。且要先到南京再到上海，行李又多一次转运，这两处码头的搬运工人都很难应付。我想，在船上工作的人大多在帮，不妨试试这张照片的效果。我先拿给大餐间的茶房看，他看后快步跑下去，不久带来三个人，自我介绍，好像是大副、领班之类，看了照片，又再深深鞠躬，问我有何吩咐，我即告以行李问题，他们询知我在上海尚未有住所，又无预订的旅馆，乃建议：面对跑马场的西藏路全是大型高级旅社，他们将我的行李随船运往上海，在东方饭店存储，我可由南京乘火车到上海，问东方饭店的柜台。我欣然同意，当即将行李点交，也没有收据……我就这样轻轻松松在南京只身下船，几天后再乘火车到上海，东方饭店的柜台经理及茶房都特别客气，行李当然丝毫无损。”

    “我到上海的第三天，茶房听说我要去看徐福生，便为我接通了电话，徐福生马上来看我，他是黄金荣最亲信的左右手……杜老师是大字辈，黄金荣是通字辈，杜月笙是悟字辈。我与黄金荣是同辈。……我们一直走到黄金荣卧室，他在鸦片烟榻上坐起，请我坐在榻上，他对‘杜师叔’十分尊敬……”

    “徐福生又陪我到海格路范园谒见张锦湖师伯，事先跟我说：‘这位张师伯我们平常不敢去打扰他，不过你有杜师叔的关系……所以我想，带你去见张师伯，你们一定也会谈得很好。”后来果如其言，每去必留久谈，临行必殷嘱再来。他非常佩服杜老师：‘武功第一，人品第一。’”

    仅仅是一张签了名的照片，南北码头通行无阻，够神奇吧。

    这杜心五是什么人呢？

    他有“中华第一保镖”、“南北大侠”之称，一生经历极为传奇，以至关于他的传说实在太多，真假难辨：

    他早年当过镖师，走遍西南七省，结交各路英雄，是南方不少洪门山头的“陪堂”大爷（陪堂属于名誉称号，客卿）；

    他师承少林武当，自开一派，曰“自然门”，功夫相当厉害。国学大师梁漱溟亲眼所见，记载：“杭州曾举行一次国术比赛表演大会，杜先生被聘为裁判员。会期一个月，临闭幕时，群众坚请先生表演，情不可却。先生乃于台上表演步法；起步行走如常人，徐徐为周圈绕行而已。台下众人方哗笑不满意之间，台上忽尔步法展开如飞，迅疾如闪电，不见其身，但见一黑影团团而转。正在台下骇异轰动时，先生在台上则悠然而止，稳立台心，向群众微笑点首，面不改色，气息宛如平常焉……即此一事，可见杜先生于道家之学造诣不浅。顾其深浅次第则非吾侪外行人所及知耳。”

    他担任过孙中山的保镖，鞍马跟随多年，电影《十月围城》就是以他的故事为原型创造的；

    他曾奉孙中山先生之命潜伏东北，入青帮，获得“大”字辈身份，地位甚高；

    1940年，蒋介石派专人邀请他到重庆出面做“帮会统战”工作，戴笠、杜月笙等都小心翼翼陪同。晚年寓居台湾的洪门大佬刘联柯先生在《中国帮会史》中提到“1940年5月18日海内外帮会唯一一次联合通电”就是由杜心五领衔：“海内外帮会于民廿九年五月十八日通电海内外我五千万同道兄弟：拥护抗战、申讨叛逆，领导人为杜心五、李福林、杜月笙、杨虎……等”；

    经过他指导武学的“挂名弟子”相当多，有奉天大帅张作霖、大汉奸周佛海、著名京剧大师程砚秋、共产党上将许世友、国民党上将张发奎等等。朋友更为广泛，国民党元老宋教仁、居正，共产党元老林伯渠、吴玉章，国画大师徐悲鸿，京剧大师梅兰芳、马连良，都与他交情匪浅。

    这杜心五是世外高人，不爱理会俗事，且脾气古怪，对权贵一向冷淡，却喜欢跟平民百姓交往。人在江湖，无法脱离，他就时常装疯卖傻，博了个“杜疯子”的诨号。无论是军阀政客，还是巨商富贾找上门来，高兴时搭理一二，烦躁便闭门谢客。

    您也许会说，就算遇到杜心五本尊，诚恳拜在其门下，此后行走江湖，遇到讲规矩的也许能通行无阻，遇到不讲规矩的呢？

    再说个故事，估计您不得不服了。

    湘西解放前夕，杜心五的家乡湖南慈利闹起了土匪，以瞿百阶为首上千人马从龙山、大庸流窜到慈利县境，浩浩荡荡号称十万之众。土匪压境，一些富商大户都闻风逃匿，大街小巷一片恐怖。当时县长张少夫为官清廉，犯愁时某士绅献计：“本县杜心五先生在江湖享有名望，曾掌全国青红帮双龙头，何不请之解围？”张县长欣闻此计，喜形于色，当即修下一书，并备了一封门生帖子，选派一名说客，备了快马，连夜送往杜心五居住的江垭镇。

    江垭镇离县城约百里之遥。杜阅过来信，迅急提笔修书于瞿百阶：

    百阶司令麾下：

    贵军到县未遑迎接，甚歉。

    张县长为官清正，亦我门下。此次贵军降临，接待如有不周之处，恳请赐予原谅。我徒亦即司令之徒，一切多赐关照为祷。并请

    军安

    香弟杜心五

    仅此一纸之书，瞿军竟于次日退出县城十里之外，瞿也给杜写回信，文绉绉云：

    心五香长：

    百阶一介武夫，待罪行间数十年，所以厕身山野以待时局清平。奉手示，遵即撤军十里之外，特复以慰锦注云。

    愚弟瞿百阶

    洪门兄弟相称，不论辈分，“烧几驻香”在江湖中的意思是“在某山堂排行第几”，比如您在五圣山烧头柱香，那就是当家大爷，烧二柱，就是二爷。天下洪门一家，杜心五江湖地位远甚于瞿百阶，以“香弟”自居，可谓让瞿受宠若惊，故而这大老粗也文雅了一回。这事儿并非传说，收在萧乾先生主编的《新笔记大观》中。

    看了以上这些事儿，加入洪门，您准备好了么？

    去四川嗨个袍哥

    堂口的礼数

    在民国，十八省遍布会党，有“红花青叶白莲藕”之说，南方是“红花”，即洪门代称，天下洪门本一家，前文说了，大致分闽粤系、海外系、中原系和西北系，组织形式大同小异，均拜郑成功和陈近南，以“反清复明”为最高宗旨。“青叶”指青帮，沿着京杭大运河，主要势力在江浙一带，“白莲藕”是理教，也称“礼教”“白门”，活跃于华北、东北。

    如果您被影视剧误导，以为青帮大佬黄金荣、杜月笙就是民国教父。那您就错完了，您要是到了上海滩，找青帮套近乎没错；倘若您到了民国年间的四川，想借青帮出人头地，没准会被袍哥们丢到嘉陵江喂鱼。

    说两个例子。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搬到了重庆，一些青帮大佬也先后入川。适时杜月笙办了一个“仁社”，到重庆后招兵买马，主题是“发动江湖，支持抗战”。那时，杜月笙跟蒋委员长、孔祥熙、戴笠等人的关系可是杠杠地。杜好出风头，国民政府也不怎么限制，但是四川的袍哥们可不干了：老杜你个仙人板板，在上海滩怎么横咱管不着，但在咱的地盘得听大爷我的。一次，恒社举办“欢送青年军”的演出，来了几十个袍哥砸场子，弄得杜月笙灰头土脸。后来杜约四川袍哥礼字堂总舵把子范绍增（也就是电视剧里的樊哈儿），出面请各路大佬喝茶讲情。范老大发话，让大小山头以“国事为重”，杜才算挽回了点面子。袍哥们此次挑衅，无非是给杜月笙一点颜色看看。

    天津青帮头子张树声，弟子多是东北军、西北军的中层将领，在北方颇有地位，张学良、冯玉祥也不得不给几分面子。老张到了重庆后，四川仁字号袍哥杜云卿拜倒张老爷子门下，结果引起仁字堂总舵把子田得胜大怒。田得胜召集仁字号各公口（堂口）大爷，在重庆百货业公会令杜云卿跪在地上，杜仓皇认错，退出了青帮。

    有点扯远了，咱回头继续说说袍哥和哥老会。

    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袍哥，不仅只有樊哈儿，还有爱国将军冯玉祥，陕北红军领导人的刘志丹，以及共和国元帅贺龙，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邵雍教授是研究民国黑社会的权威，他在其代表作《民国帮会》里就提到：“贺龙也是哥老会的，没有哥老会，贺龙不可能在白色恐怖之下乘轮船回到家乡。”“贺龙的姐夫谷绩廷就是湘西哥老会的首领。”贺龙闹革命的时候，到某山堂做几个手势，对几句暗语，就能招募一批兄弟。

    袍哥，也称“哥老”，据说最初是陈近南在四川雅安发起。为何后来又叫袍哥呢？也有番来历，一种解释是：曾经有个袍哥大爷是读书人，根据《诗经》“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改的名字，意思是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另外一说更为广大袍哥们接受：三国里的关云长关二爷曾被曹操软禁了阵子，曹操为了笼络二爷，送了很多金银锦袍。二爷对金银弃之不用，天冷倒是收下了一件袍子，不过穿在身上也用旧袍罩住。曹操很奇怪，问其原因，二爷答“旧袍乃大哥所赠”。“袍哥”，就是重情义的兄弟。

    在大清那会儿，哥老会是秘密组织，清廷以讹传讹，将“哥老会”写作“咕噜会”——这也有讲究，清廷文书上，对造反的组织和其首领，均要加上“口”或者“三点水”，以表示诬蔑，如“孙文”，就曾被写成“孙汶”。

    民国初期，袍哥基本上成了半公开的组织，青壮年都喜欢嗨袍哥，嗨，四川话，高高兴兴参与的意思。四川地势险峻，南北军阀都很难渗透，而袍哥势力实在太大，无论哪支军队驻防四川，都不得不与袍哥搞好关系。1919年4月，调任四川督军的熊克武为解决军费问题，下令各防区自筹，从此占据一地的小军阀们为了抢地盘纷纷收编袍哥，“在防区时代，哥老会与驻军、地方恶势力沆瀣一气，官匪不分”（《什邡县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樊哈儿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收编为团长的。

    袍哥们不仅仅参加军队，还在各地设立机构，名为“公口”，作为联络站，大都设立在茶馆中。

    您要是去了四川，寻袍哥组织的最佳方式，就是找个大茶馆，叫上一户碧螺春，然后漫不经心对小二道：“请问小哥，江湖有把伞，名叫什么？”小二若听懂了，便会悄声对您说：“名叫开花子，请教老哥，这伞有多重？”您就得说“二斤十三两五钱四分（代指二京十三省五胡四海）。”小二必定大喜，再问“有多长？”您得答“三尺六寸（梁山三十六天罡）”。再问：“内有多少骨子，外有多少折子？”答“内有一百零八骨，外有七十二折。”最后问：“三山五岳，共有几把开花子？”您得答：“一把释家莲花伞，二把道家八卦伞，三把皇家朝阳伞，还有半把，在我洪家。”这套问答，叫做“三把半伞”。您能对上，小二肯定会带您去找掌柜了，肥鸡美酒鸦片川妹，好生款待。

    再讲讲四川袍哥的堂口。

    据传陈近南最初拟定袍哥有“威德福志宣，松柏一枝梅”十堂人马。到了清末民初，基本只剩下前五堂“威德福志宣”，又名“仁义礼智信”五旗。五个堂口虽属一家，彼此间却自成体系，五堂在按照行政区域，在各地有设有“公口”，或者“社”，如仁字“云龙公”、义字“永和公”、礼字“智同社”等等。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兴起了这样的规矩：“威”字堂“仁”字旗最尊贵，“德”字堂“义”字旗就要差一些，“福”字堂“礼”字旗通常是土匪等等。四川流行的俗话：“仁号一绅二粮，义号买卖客商，礼号又偷又抢，智号尽是扯帮，信号搓背卖唱。”意思是说，仁字号的基本是豪绅地主，义字号多是行商坐贾，礼字号就是地痞流氓，智字号则是车夫水手，信字号全都是些修脚搓澡说书卖唱的。因为袍哥堂口等级的关系，后来加入低堂口的人就越来越少，到了民国，不少地方只剩“仁、义、礼”三堂了。

    袍哥堂口一般分十排，兄弟相称，秩序有别，新人入堂口，基本从老幺干起，列举如下：

    十排者，行一为大爷，纪念刘备。当大爷者，一定要资历深，对山堂有特殊贡献，有多少定多少。大爷多了，大家会共同推举一个“总龙头”，也称“总瓢把子”，其他则是“陪堂大爷”“坐堂大爷”等，也有闲职大爷，如一些绅商在山堂挂个名，赞助钱粮，俗称“绅夹皮”。行二称圣贤二爷，纪念关羽，因关二爷神威太大，故此行多是僧道充任，有位无职；行三为当家，纪念张飞，其中执法三爷最大，其他闲三爷分管人事、钱粮等等；行五为管事，正五称“红旗”，掌内政外交。行六称巡风，负责警戒。行八称纪纲，负责执行堂口纪律；行九称挂牌，意思是等待晋升；行十称为老幺。

    行四、行七由女子充任，也有堂口不设。因为洪门历史上四、七大爷曾出过叛徒。

    袍哥组织严密，没有明显的要求不能“换袍”，也就是从一个堂口跳到另一个堂口，但这种人终究被新老堂口的兄弟不喜，认为他不念旧恩，不讲义气。

    五堂各自发展人马，在一个地区，某堂有了两三百人，就可请求总堂新开“公口”。通常还要得到附近其他堂上公口的赞成。新公口可用“分公”可以取新名字。如义字“永和公”总部最初在重庆，各地都称“永和某分公”，全省公口均受总舵把子指挥。辛亥革命后，各地公口人数大增，经过各堂的大爷们商议，各地可以用新名字，前面带有“仁”“义”“礼”“智”“信”便行，如仁字崇汉公、义字永乐公等等。有资料说在民国，“仁”“义”两堂公口最多，“礼”字其次，“智”“信”只有一道公口，称为“智同社”和“五福堂”。

    成立新公口时，仪式相当隆重。清末通常在山野之中秘密举行，警戒10里，民国后也是秘密进行。在开堂仪式上，基本是推举当地威望比较高的士绅、商人为掌旗大爷，然后选出二爷、三爷等等。龙头需要年龄较大，办事稳重，在当地有社会关系，经济上比较宽裕，能接待南来北往的兄弟伙，舍得花钱应酬。

    大爷的威风

    同一堂口的袍哥有清水与浑水之分，清水袍哥大多有正当职业，而且社会地位比较高，如工商业者、开明缙绅、知识分子等等，浑水袍哥成分多比较复杂，三教九无所不包。四川民俗将清水袍哥称为“仁义大爷”，浑水袍哥叫做“棒老二”。即便在袍哥内部，浑水称“好汉”，清水称“第坎”，彼此虽有联系，但两不相犯。不过他们也宣称“关了巫门峡，袍哥是一家”。有些地方袍哥在此地是清水，在外地确是浑水，总之兔子不吃窝边草。

    早期清水袍哥大多是仁字公口，浑水袍哥多是义字公口，后来很难区分了。即便同一个堂，清水袍哥与浑水袍哥也经常互换，如果您出身高贵，家有良田千亩，自然会当清水，要是家道中落，或者惹了官司，没准也就上山干起贩毒抢劫的勾当。有些浑水袍哥，如樊哈儿，本来是寨子里的山大王，因缘际会被正式部队收编，就摇身一变成了清水袍哥了。

    浑水转清水很简单，这种人一般都比较有身份，请来各个山堂的龙头，弄个金盆洗手的仪式，就表示跟过去一刀两断；由清水转浑水却不是那么容易，得“投庄寻二哥”，就是“上二贤庄找单雄信单二哥借房躲雨”。这时候山上的袍哥会严加盘查，经过查证不是政府的“眼子”，才允许“进山”。进山后，要先跟着“老浑滩”四处走码头，经过长期训练，才能带人抢劫纳投名状。此后拜兄就会承认您的身份，恭喜您“上山”，时间一长，您就可以带着人马自己“拖棚子”“占山头”。

    加入了袍哥，就得遵守纪律，除了洪门的忠孝节义等等之外，还有四不准：一不准穿人卖人（出卖袍哥）；二不准卡拿灭股（分钱财不公平）；三不准进门参灶（与袍哥的妻女搞关系）；四不准红面肆凶（吃酒发疯，不认兄弟）。如果是浑水袍哥，戒律会更多一些，因为干得都是掉脑袋的勾当。

    上山的浑水袍哥，组织称为“棚”，拉人马也叫“拖棚子”。“棚”有“总棚”“分棚”“边棚”之分。“总棚”由数股“分棚”组合，通常兵强马壮，成百上千人，能跟官兵对抗，首领称为“总老摇”“天王”；“分棚”的首领基本是“总老摇”心腹，可以独当一面招兵买马；“边棚”的成员不固定，有些是城市游民，也有农村庄稼汉，只是参与季节性的劫道。

    浑水袍哥实行家长制，任何人都得听“老摇”的，请来的财喜（抢的钱粮），都有“老摇”分配，您不能有半点异议。如果您追求民主平等，想给“老摇”提个建议啥的，那您就彻底玩完了，严重一点，会被认为是“不认黄”（不服龙头），被袍哥活埋了也说不准；轻一点也属于“出言语”（口头冒犯），得挨上几十大红棍。

    袍哥对“义气”二字，几乎是到了迷信的程度，如果龙头或者老摇指定让您去办一个人，千万不能推迟，您要是不去，就会被“挂黑牌”，永远没有晋升的机会了，而且其他山头也会瞧不起您；您要是把事情办成了，就会被“挂红牌”，级别也会提高。

    也许您有个疑问，要是一不小心被官府盯上了怎么办呢？别着急，也有两个选择。一是跟龙头告白后，主动投案，这时候山堂会走各种路子保您，大多会找个为父报仇为母报仇之类的由头，基本上会轻判。如果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山头的老大也会被江湖朋友耻笑。要是您不愿意自首，那么也没关系，龙头会给您开个介绍信之类的东西，送一大笔钱让您到外地避难，而其他地区山头的大爷和袍哥兄弟也会很看重您。

    袍哥有风险，入山需谨慎，无论清水浑水，最不能犯的就是色戒。如果勾引袍哥妻女，是山堂内部的人，干干净净三刀六洞。自己挖个坑，里面置放三把尖刀，刀口向上，然后扑进去，否则会遭到更严重的刑法。如果是外人勾引山堂内兄弟的妻女，也会死的很难堪。

    上世纪二十年代，杨森担任四川省主席，请了位北大毕业的才子谢克熙到雅安当县长，意图一改官场陈腐之气。这谢克熙到了四川后，遇见一队人抬着花轿强抢民女，便当场拦下，还即兴发表了番讲话，内容无非是男女平等之类。谢克熙发发书生气倒是不打紧，没想那女子见新县长一表人才，居然以身相许。不幸的是，女子是雅安县仁字旗堂口主事大爷杨敏山的侄儿抢的媳妇。杨敏山甚为恼怒，串通山上的浑水袍哥攻打县城，结果谢克熙和新婚夫人均遭惨死。四川省主席杨森得到的消息完全背离真相：“谢克熙年少轻狂，目无地方贤俊，强抢民女，结怨甚多，被人暗算。”

    四川袍哥成灾，您要是踏入民国的四川，即便不参与哥老会，也尽量别惹他们。民国年间，四川的袍哥们都发迹了，弄了不少枪支弹药。那是袁世凯当皇帝那阵子，云南的蔡锷将军指挥大军入川，驱逐北洋势力，老袁也调集了十万军队先后入川，这场混战双方都收编了不少袍哥武装，后来南北和谈，军队裁员，发到袍哥手中的枪支就甭想收回去了。

    北洋时代，四川省大小军阀混战，正是袍哥们“拖棚子”受招安的好机会，当时资料记载：川南以重庆为中心，沿长江各县大棚子林立，有人估计总人数在10万左右，长短枪达六七万支。

    “棚子”抢劫、绑架机计划也十分周全，首先，他们通过在码头、客栈当职的“钩钩”（联络员），了解到谁家有钱有鸦片，客商托运什么货物，何时出发等等。其次，收买“点手”，此人熟悉被抢人家的情况，如银子埋在何处，家中几口人、几间屋等等。第三，找“长二”或“带线子的”，也就是“向导”，这种人了解哪条路近便，有无民团防守。点手和长二不属棚子内的，也许某清水袍哥也说不准，事成后能分钱，要是有虚报则会被沉河。

    四川各大棚子有历代传下的规矩：“初五十四二十三，老君骑牛不炼丹”，阴历这几个日子，是不能外出行动的。作案时，棚子里的人马均潜伏到市镇，晚上集中，舵把子统一提调指挥，分任务，有尖兵、排扇子、护货、堵后门等。出发后，沿途不得喧哗，靠手语联系，接近目的地时，还要“熛签张子”敬神。

    到了目的地，“排扇子”便撞门，如果撞不开，便搭人梯翻墙进去，叫“冲围子”。闯进去后，看守事主、挖掘金银均专人负责，毫不紊乱，约莫半小时左右，便有人招呼“下了”，随即结束。也有事主实力强劲，仗着护院跟袍哥们硬干，那么总舵把子会叫大家扯呼（撤退），事后严惩“钩钩”和“点手”，因为他们的情报工作不到位。通常棚子会有不小的收获，当地民团闻讯赶来，只是跟着咋呼几声，并不敢真有行动。大棚子回山后分赃，有枪、有子弹者多分；徒手者分些不值钱的。

    这种抢劫称为“捶窑壳”，另有勒索和绑架。勒索时，土匪将一张帖子贴在事主门上，叫“巴帖子”。帖子上写道：“我军眼下无法维持军饷伙食，向你暂借若干数，限期内交至某处，否则烧房子惩诫。”绑架称作“拉肥猪”，男票称肥猪，女票称“母猪”，孩子则称“抱童子”。

    在刘湘主政四川后，基本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大多数棚子都接受招安了。据统计，上世纪二十年代，四川省内各军共约二十二三师人马，算起来七成是招安的袍哥队伍，人称“棒老二军团”。只是有些浑水袍哥被招安之后，仍然本性难移。

    1931年，国民党反蒋派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对抗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广州方面派人到各省拉拢地方军阀反蒋，其中伍朝枢奉命到成都，游说四川军阀刘文辉、邓锡侯等。

    当时四川是刘文辉担任省主席，其护卫副官杨炳云是袍哥，在江湖上吃得开，刘文辉颇有倚重之处。某晚，杨炳云不当职，就带着两个兄弟伙，开着长官的小汽车，扬言去“拉个白肥猪。”

    被称为“白肥猪”的人叫白治平，是前四川省长杨森手下师长白驹的三哥，又白又胖，极为富有。杨森下野后，白家失势，因此杨炳云敢动白胖子。白胖子倒也老实，跟着出门到了街上，却故意磨蹭不上车，车门本小，胖子又胖，几个人拉扯了半天，终于有警察前来询问，胖子大喊：“他们是土匪！”杨炳云气急败坏，拔出手枪射了一通，丢下受伤的胖子，几个人钻进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当时刘文辉和伍朝枢就在附近一家宾馆内吃饭，伍朝枢问怎么有枪声，有仆人回：“拉肥猪的。”伍朝枢初到四川，自然不懂，真以为是屠宰场拉肥猪，就奇怪地问刘文辉：“拉肥猪要开枪干什么？”刘文辉满脸黑线，尴尬道：“绑票。”伍朝枢下意识道：“四川省主席坐在这里和我谈话，门外街上就有土匪绑票？”刘文辉丢了面子，当晚就查出是杨炳云干的，命军法将他关了起来。很多人前来求情，刘文辉捱了几天，还是把杨给放了。

    西南的洪门，有几分狠劲吧。

    如何加入青帮

    家里的规矩

    在民国形形色色的民国帮会中，名声最大、成员最多的可谓是青帮了。青帮有严密的组织，“家谱”从祖师爷排下来，一丝不乱。内部有秘笈，称“通漕”，也有写作“通草”。大数青帮史册都这样记载：祖师爷是一苇渡江的达摩大师，经过禅宗五祖神光、僧璨、道信、弘忍、慧能，传到金碧峰大师，才到了青帮的源头。

    青帮前三祖为金碧峰、罗清、陆逵，均是出家人。其实从达摩到“前三祖”，实际上跟青帮没任何关系。青帮真正的创始人，应该是后三祖翁岩、钱坚、潘清，三者都是罗清的弟子。

    青帮起源有几分神话色彩。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某天，反清志士翁、钱、潘三人正在闲谈如何起事，罗祖突然闯进来，说：“当今朝廷挂榜，征求天下奇才押运粮米。若能肃清运河匪患，保证粮船安全进京，便有重赏。你们去揭了黄榜，沿水路招安会党，定成大事。”三人大惊，遂拜罗祖为师，遵师命去揭黄榜。后来，三人果真收编了运河一线无数会党，有了青帮的开始。翁、钱二人性喜礼佛，青帮事物主要由潘祖操劳，故而青帮中人又称“潘家人”。

    另外一种说法跟洪门相印证：雍正三年，洪门总舵主派部分弟兄假意去帮清廷办漕运，组成“清门”，用以刺探消息，为首的三个是翁岩、钱坚和潘清。为了避免清廷怀疑，三人便以罗祖弟子做掩护。

    青帮传说种种，跟历史也大致相符。雍正年间，清廷的确被汉人大大小小的起义闹得相当揪心。各地运往京师的粮饷动辄被抢，雍正不得已之下，授意以江湖治江湖，出皇榜由钦差田文镜招民间力量兴办漕运，一则避免陆路运输意外损耗，二来分化民间反清势力。清朝中期，京畿重地的粮食基本靠漕运，即把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省的田赋，经运河运到北京。漕运之量巨大，每年所运之粮超过四百万石，后来从事这个行业的有几十万水手和上万艘粮船。

    据传翁、钱、潘三人揭了皇榜后，组成了“安清帮”，也称“清帮”。为了扩大发展教众，还有二十四字派，便是“清静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兴礼，大通悟学。”后帮中长者担心二十四字不够用，又续订二十四字，即“万象皈依，戒律传宝，化度心回，临持广泰，普门开放，光明乾坤”。到民国初年，基本是“大通悟学”四代弟子当权，如张仁奎、杜心五就是“大”字辈，黄金荣、张啸林是“悟”字辈，杜月笙是“学”字辈。

    最初清廷将浙江杭州至河北通州（今属北京）的河段分成128段半，分封三祖门徒128人以及书童一人为码头官，其职位从四品都司、五品守备、六品千总不等，师徒世袭。每一河段都有个名称，如江淮一、江淮二，兴武一、兴武二等等。各地的码头官有职无权，可以自己收徒弟，退休时则选一名优秀弟子继承衣钵，名为“关山门”。在香堂上，老头子传位给继承人，此后不得再收弟子。倘若遇到特别优秀的人才或者碍于对方身份，且对方不会觊觎新码头官的地位，能偶尔破例一两次，叫“重开山门”。“重开山门”的仪式非常隆重，必须有多位船帮的老头子在现场做鉴证。新码头官上任后才能收弟子，其他人无论辈分多高，都不许收徒弟。

    到了清末，漕运荒废，粮食改走海路。青帮逐渐瓦解，在民国时只剩下几十个帮派，规矩变了许多。

    您要是想加入青帮，得先拜个老头子，进香堂。

    各地青帮的规矩礼节大致相同，有人本来不是正规的青帮中人，只是了解一些切口（暗语），被帮中人称为“空子”。青帮“允许不允赖”，即便是空子，只要经得起盘查，或者持某老头子的名帖，也会受到帮中人好好招待。有些人把青帮规矩吃得非常通透，称作“玲珑空子。”还有人混出了点名堂之后，也冒充老头子收徒弟，但被青帮发现了就惨了。黄金荣就曾冒充是青帮“大”字辈，收了不少徒子徒孙，一次意外漏了陷，上百个青帮大佬要寻他问罪，后来黄金荣矮颠颠摆了十几桌酒，正式拜了个老头子张仁奎，此事才算平息。

    青帮的香堂分为大香堂和小香堂。无论大小，开香堂在青帮中都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小香堂分两种，一种极为简便，另一种稍具规模。

    第一种称为“临时小香”，随时随地都可举行。找一个僻静的屋子，在堂内上首正中间摆张大供桌，供奉“天地国亲师”排位，在大供桌旁摆张小供桌，供的是“翁钱潘三祖灵位”，香烛一份，钱粮黄表若干就算完备了。

    开香时，必须有三个师父，主要是“本门师”（也有称作“本命师”），这是收徒的老爷子；其他两个是“引进师”和“传教师”。引进师是介绍人，传教师则是香堂的灵魂，负责讲解青帮的辉煌历史和各种帮规戒律。

    三个师父必须分属不同帮会，以纪念三祖。在仪式上，三个师父会告知本帮名号和三代老头子的姓名籍贯，因为三个师父不是一个帮，所以称之为“三帮九代”，新人必须牢牢记住。

    青帮讲究“身家清、底事明”，拜师之前，得先找两个介绍人，写个拜门帖子，格式大致如下：

    门生黄某某，三十岁，上海浦东人，由许文强、马永贞介绍，自愿拜在张老太爷麾下为徒，终身聆训，听候驱策。三代：曾祖黄药师，祖黄天霸，父黄国强。

    门生黄某某叩呈

    民国二十年九月初八

    帖子写好后，备上一份厚礼，由介绍人领到师父家拜门，面见师父要一跪三叩首。然后师父会问几个问题，无非是家庭、个人背景之类。师父觉得没问题，就会择日开个“临时小香堂”，请来两个同辈不同帮的老头子做“引进师”和“传教师”。

    在香堂上，每个人都会神情肃穆，字辈再大也不许坐。新人基本只需听口令，不停磕头，等三帮九代和十大帮规念完，仪式就结束了。

    “正式小香”的仪式较为繁杂，招收的弟子也会多一些。

    先由收徒者选定日期，请传道师、引进师各一人，还要发帖请些老头子和门人前来观礼。开香堂的时候，任何人进门都必须洗面漱口，肃立两旁。香堂中间摆设三张供桌，正中间是“历代佛祖莲位”，两边是“金罗陆三祖莲位”、“翁钱潘三祖灵位”。供桌前的案上，分别有烛台三对，香炉三座，案前置一炉檀香。有些香堂还在门外也摆一张供桌，据说是供奉“小祖”。小祖姓陈，对青帮中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因犯事被逐出帮外，弟子们为纪念他，就格外加了一个供桌。

    此时，传道师的责任非常大了，因为所有仪式都要他来完成，如“申表”“请祖”“上烛”。“点香”等等，一面念念有词，一边配以姿态动作。接着，是收徒者参祖，接下来是香堂各人依字派大小参祖。最后是一群新人齐跪堂前，本师问：“你们是情愿进帮，还是朋友所劝，妻子所迫”，弟子答：“自己情愿。”然后本师挨个叫弟子的姓名、字派、籍贯、出身、职业，并致训词：“训尔后生，仔细听真，吾道宗旨，信义为尊，三一不二，枝叶同根，亲疏远近，从来不分，尔后受戒，洁己修身，和平处世，忠厚待人，国法须遵，帮规宜守，作词训诫，毋负谆谆。”并告知本帮帮名和太师公、师祖以及自己名讳籍贯。

    接着，引进师和传道师分别告知自己帮名以及三代老爷子的姓名、字派、籍贯，并致训词，无非是些打油诗，如：“人讲礼义有先，树以花果为园，仁义能行天下，英雄寸步难前，安青本在义气，师徒前世有缘，不过借道交友，会用必能安全。”

    最后，传道师讲解帮规戒律，然后弟子才能起身分立左右。传道师申表“送祖”，口诵送祖歌：“祖师生长在杭州，武林门外把道修，三位祖师头里走，弟子磕头在后头。”

    一个小香堂，就能把人跪得七荤八素。别急，还有大香堂。

    进了“小香堂”的，可以算“家里人”，但不能自称“弟子”，只能称“门生”。这时候还“一只脚门里，一只脚门外”，需要三到五年的考察期，叫做“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进了大香堂，才能称“内围子”。同一个师父的徒弟之间称为“同参兄弟”。民国年间一些官僚商贾拜老头子只图个身份，一直就是门生，没进大香堂，但也被视作“家里人”。

    大香堂和拜山门

    “大香堂”又名“上大钱粮”，规模宏大，礼仪庄严，清末通常都在深山古庙之中举行，民国年间，青帮成了半公开的组织，也可借用一些庵堂寺院内，寺院的主持多半也是“家里人”。举行仪式，必须严防外人进入。

    黄金荣的师父、杜月笙的师祖张仁奎在1935年曾经开过一次大香堂，仪式相当隆重。张仁奎，山东人，青帮“大”字辈，早年参加过义和团，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在浙江镇海带着几百名徒弟反清，被收编成一个团。北洋时代，当局为了拉拢他，给了一个师的编制，故而他得以进入军政界。晚年定居上海，广收门徒，未发迹的蒋介石都曾递上门贴。

    张老太爷开香堂，自然非同寻常。参与者崔锡麟老先生曾详细回忆了当时的经过，崔老先生是新闻人士，早年加入青帮，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他的叙述大致如下：

    张老太爷要开大香堂，提前一个月，门内师兄弟们就开始准备了。大约在开大香堂前十天左右，老太爷门下各省的徒弟和门生都陆续赶到上海来参加盛会。所有人都送来“贺仪”，按能力大小，多者千元，少的十元。这些礼物，都充做开大香堂的费用。按照青帮规矩，香堂要在郊外寺院举行，但师父年纪大了，就定在张府内了。

    当天来参加的有徒众有一百多人，像韩复榘（山东军阀）、黄琪翔（广州军人，国民革命军上将，北伐、抗战时的名将）、陈铭枢（国民党上将，民革创始人）等外省大人物均委托同参兄弟代表送礼参加。上海青帮名人黄金荣、陈世昌（杜月笙的师父）、杨虎（蒋介石的拜弟），以及一些工商界的名流，都于晚八时到张府。

    香堂正中悬挂着罗祖画像，是明代衣冠，文人装束。供桌上从左到右依次是钱祖、翁祖、潘祖之神位，神位前供干果四包，荤素菜八件。沿供桌置有香炉、烛台，桌下又置一香炉，门外设有“陈四小祖”神位，设香炉供四菜。青帮内讲究“一师皆师，一徒皆徒”，固有三位师父主持，本命师（本门师）张仁奎属兴武六帮，传道师樊锦臣（张啸林的老头子）属嘉海卫帮，引见师高士奎属江淮四帮。

    三位师父入堂之后，由二位先进山门兄弟担任香堂执行兼司仪。燃点五束用红纸条裹着的香烛插在桌下的香炉内，名唤五指抱头香，象征帮中兄弟团结。然后司仪口称：“请本命师张师父孝祖。”张仁奎便在三祖师神位前三跪九叩首。依次樊、高二位师父。接着三位师父到门外陈四小祖神位前行一跪三叩首大礼。三位师父回入香堂，在香案左边就座（也有人回忆三位师父是站着，因为青帮香堂内不许坐），司仪宣布：“各兄弟孝祖。”所有徒弟一起跪下，对祖师三跪九叩，接着转向门外，对小祖行大礼。然后，全体起身立于堂前。

    这时司仪请三位师父移坐在香案前正中位置，宣布：“各位先进老大参师，新进弟兄陪拜。”于是全体跪下，再行大礼。礼毕，新进门的师兄门站到两边，新人站在中间。司仪宣布：“各位新兄弟跪下受训。”新兄弟又跪于堂前，传香师把桌下五指抱头香提起，给每位新人一支，新人跪着听训。三位师父分别训话，再由司仪每人发一份油印的十大帮规和三帮九代的名单。训话完，新人起立，将手上的香恭恭敬敬插回香案上的香炉内，而不是插入桌底下香炉。接着各人再回到原位站立，张仁奎指示道：“这是我们门里绝密之宝；要妥为保存，不得对外泄露，上不可告诉父母，下不可告诉妻女。你们只要牢记三帮九代，腰中不带柴和米，走遍天下有饭吃，这就是你们的终身饭碗，切记切记。”

    司仪等张师父说完，便称“新兄弟向三位师父的谢恩，行三跪九叩首”，接着新兄弟向各位先进老大（先进老大就是同门师兄）行一跪三叩礼。新人叩首完毕，先进老大还要一同向三位师父道喜，行三跪九叩礼。最后，司仪焚香送祖，宣布礼毕。然后大伙由司仪领着，新兄弟在前，老兄弟在后，去拜见师母，全部过程结束。

    一切忙完，已是午夜，司仪对大家宣布，师母已备好元宵，请大家入席团圆。第二天上午，师父要请弟子吃酒，于是翌日大家又在张府团聚，新老兄弟亲若家人，席间还有许多名人前来捧场贺喜，最后与师父一起合影留念。第三天，弟子集资设宴，回请师父和先进老大，在一家西餐厅，黄金荣、杨虎等人推脱有公事没到。至此，全部活动就圆满结束。

    崔老先生说张仁奎是最讲究青帮礼仪的人，故而他的香堂很有权威性。上世纪三十年代，全国“大”字辈也不过四十人，想必各地老头子的大香堂也差不多。

    “开香堂”的时候，除了三位师父和投师的人外，其他人都称作“赶香堂”。来者也分几种情况，一是三位师父的门生，前来观礼祝贺；二是其他帮里有名望的老头子，受邀而来；三是介于开香堂之人的名头大，特意前来巴结的，辈分低的话，也要跟在场叔伯们磕头。即便如日中天的黄金荣和杜月笙去“赶香堂”，磕头都能把他们磕晕，所以就派个代表。

    最后一种是辈分高、资格老，怀疑收徒者不够格，带人前来“闯香堂”搅场子。这种人最难对付，在香堂上，来者会用暗语盘道。经过交锋，通常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来者见开香堂的人或传道师等都是有“道行”的“家里人”，又有许多有名望的朋友在场，仪式也比较正规，就会改口“祝贺”，双方冰释前嫌；也有可能相持不下，盘个没完，就会有人出面“拉场”劝解，基本也能和解；也有来势汹汹，但敌不过主方，最后反被轰走，这种情况很少；也有开香堂的人真是“空子”，想骗点“钱粮”，被人一盘站不住脚，香堂就给砸了。

    不管大小，在正式香堂上收的弟子，都称为“上大钱粮”。开一次正式香堂，得择良辰吉日、发帖邀请引进师和传教师以及同辈好友，门生们也要送一笔贺仪，整个流程费时耗神，故而都是聚集了一大批门生之后偶然为之。如果有个别弟子名望很高想拜师，也可以选择“上小钱粮”，连“临时小香”都不必。

    山东军阀韩复榘拜师的仪式就很简单，找几个介绍人，向师父张仁奎投了个帖子，附上“押贴费”多少，然后请师父、师叔和同门兄弟，在某酒店摆几桌酒，就算“上了小钱粮”“进门”了。韩复榘是有名的草莽，独霸山东近十年，连蒋介石的账都不买。张仁奎是山东人，在滕县老家有大片良田。老韩想拜老张，能让他三拜九叩磕头么？

    上小钱粮的人，大多社会地位不寻常，属于客大欺店那种。但这种人算不上是青帮弟子，也没有另外两帮的师父，不必记“三帮九代”和切口。即便遇到青帮中人“参教”，问“老大尊姓？可有门槛”（青帮中人初次相识，不知对方字辈，通称“老大”）答：“在家姓潘，出门姓某，曾在某太爷门下，上过一份小钱粮。”对方再问，就告知帮名和老头子的名号，要这样答“子在家不能言父，徒在外不能言师，弊家师是江淮四帮，张师父上镜下湖（张仁奎，字镜湖）。”或者“弊家师是兴武六帮，杜师父上慎下愧（杜心五字慎愧）。”师父名头响亮，对方就不会在盘根问底了。

    拜了老头子之后，“三节一生”要送礼，三节是端午、中秋、春节，一生是生日。老头子有其他喜事，如娶了姨太太、搬了新家，门人也要“随份子”，上千不多，几十不少。有些老头子不从事任何职业，就凭着徒子徒孙们孝敬也能活得很滋润。更有老头子贪婪无比，连姨太太的生日也会发帖子大肆操办，让门人苦不堪言。

    您入了门之后，从进小香堂、进大香堂，还得访码头、闯江湖，到逐渐有了名气，老头子就会允许您自立门户收徒弟。倘若不经允许就自己干，会被认为是“爬香头”，得罪所有帮内兄弟。收第一个弟子，叫“开山门”，您一定要慎重选择，这关系到您的名誉和地位。不能收自己的儿子当徒弟，儿子也想混青帮，得另外投师。“开山”多年之后，徒弟都能收徒弟了，您就得宣布“关山门”，收个“关山弟子”，从此归隐江湖。否则您新收的徒弟会成为一些名气比较大的徒孙们的“前人班子”，让徒孙很尴尬。

    如张仁奎本已关了山门，后来碍于拜山的人都是些军政名流，故而不再开。老爷子也很讲究：军人起码是上校，商人必须家业殷实；政客不得低于县级。即便如此，杜月笙还是很不满，曾对手下人说：“你去拜访下老太爷，他每年收弟子能拿多少钱粮，我给他便是，别给我弄一堆师叔。”倘若你不乐意关，也不行，如杜月笙发迹之后，就把老头子陈世昌供养了起来，强行给关了山，张啸林对老头子樊瑾丞也是如此。

    给老头子上了钱粮，行走江湖有什么好处呢？下文详说。

    青帮的交接

    码头上的规矩

    您要是加入了青帮，一定得记住“三帮九代”，这是青帮中最绝密的暗号。入帮的时候，师父就会交代这是“终身饭碗”。走码头时如果能对答如流，当地码头大哥就会当您是“家里人”，招待食宿三天，临行送路费介绍您到下一个码头。

    青帮弟子如果奉师命出行，师父会写个帖子，介绍各地师兄弟。如果您自行出门，那就得去找码头。在民国初年，青帮还是属于半隐秘的组织，您不可能在大街上遇到一个人就问“这位老大，出门还是在家？”即便对方真是家里人，也当您是疯子。您得寻一个茶馆饭店去“挂牌”，所谓“挂牌”，就是摆一些肢体语言，让帮内兄弟认出您来，码头上的茶馆酒店，大多是帮会的联络站。

    到茶馆或者酒店后，您得吩咐堂倌：“泡杯清茶”，意思是自己要找青帮兄弟。堂倌把茶送来之后，您把茶盖取下，顶朝外，底朝内，放在茶杯左边。堂倌如果看懂了，就会拿来一双筷子，竖着在茶杯右边放下去，您得接过来，将筷子横放在茶杯前面，这就是最基本的“挂牌”动作。如果对方还怀疑您是“空子”，会说“请用茶”。您也别急，两手把茶杯平举，左手弯曲大拇指和食指，右手弯曲大拇指，即左边屈二剩三，右边屈一剩四，表示“三老四少”，意思老少爷们都请了。

    如此一来，对方就会“参教”了。问：老大贵姓？贵地何地？答：在家姓潘，出门姓某，与敝家师同住某府某地（与师父要同籍）。问：可有门槛？贵帮头贵字派？答：沾祖师爷灵光，家师是江淮四帮，本门师……祖师……太师……接着把传道师、引荐师以及祖师、太师答完，即“三帮九代”说清楚了。

    如果堂倌问到“三帮九代”，知道是自己人，就会说“请老大随我用茶用餐，以便细细领教。”这表示要带您到包间内室好好招待了。到了包间，您也要客气地问堂倌：“老大尊姓上下，贵前人尊姓上下。”堂倌也会很客气告知，并说“代老大记账了”，意思是不用出钱了。您也知是哪路码头请您了。

    这还没完，等会儿掌柜的会来继续请教，问“老大顶哪几个字？”意思是您排多少辈，民国年间流行的是“大、通、悟、觉”四辈，您如果是“通”字，属于第二十一辈，则答“头顶二十世，身背二十一世，脚踏二十二世”。要是您想冒充，在民国年间千万别说自己是“大”字，因为大字辈的人实在太少了，很可能被人查出来。“通”字已经不小了，与黄金荣、杨虎、范绍增、韩复榘、张啸林、蒋介石等人同辈。您还得回问：“老大烧哪炉香？”您是客人，所以问法不一样。对方基本会答：“头顶二十一炉香，脚踩二十三炉香，手持二十二炉香。”也就是属于第二十二辈，排“悟”字，跟杜月笙一辈，在帮内是您的师侄——这种茶馆饭店的小老板，不可能辈分很高，没准还是您徒孙，排“觉”字辈。

    尽管您辈分高，但是按帮中规矩，到别人的码头上，也要称对方为“老大”；对方如果辈分低，就会对您很客气：“请问某（您的姓）师父到此有何贵干？”您答：“接洽家务（公事）。”或者“寻师访友”（私事）。如果是公事，视其重要程度，掌柜会带您拜访当地青帮头面人物，住豪华宾馆，抽上等鸦片，有人全包。如果是私事，掌柜也会安排您食宿三天。

    也有码头上的掌柜盘问很认真，问“贵帮什么旗号，吃什么水，烧什么柴”“什么所名，装的何人粮，粮有多少石”“船有几只太平，几只停修，共计多少“初一十五打什么旗，旗上形式，有无飘带”……

    您要是答不上来，也不要紧，大可以这样说：“老大你听清，在外三分安清，七分交情。你老大要提起自己人。只有出五服的本家，没有出五服的安清。多位前人多条路，多个兄弟多条膀，一师皆师，一徒皆徒。安清有三准三不准，准充不准赖，准打不准骂，准借不准偷。只有埋安清撬，没有坎安清刀。兄弟是旱码头孝的祖，敝家师来得慌，去得忙，香炉未冷，蜡烛未干，传道师少交代帮中之事，兄弟一概不知，望你老大恕过我兄弟。”

    青帮规矩是“准允不准赖”，即便怀疑您蒙人，对方也不会咄咄相逼了，若是您被拆穿，最多被赶，不会跟洪门一样“三刀六洞”。

    在青帮中，有那种既无一技之长，又没混出名气的家伙，这种人到处“混世”，靠着帮中兄弟生活。在1932年，江苏镇江有个叫邱占奎的人，在某上等旅馆住了几个月。他熟知青帮礼仪，到镇江就拜访了一些较有名气的帮会中人，并流露出自己川资短缺。出于江湖道义，对方往往酒食招待，并附赠三四十大洋。这家伙得陇望蜀，在镇江长期驻扎下来，骗吃骗喝，后来居然去拜访镇江县县长张鹏。张鹏在青帮中属“通”字辈，对邱占奎早有耳闻，厌烦之余抓起来拷打审问。邱才承认自己没有正当职业，是靠“走江湖”为生的，镇江有钱的兄弟多，所以他才来“打秋风”。青帮中人很鄙视这种纯粹的混子，将其赶走了事。

    如果您以武力强抢码头，是否能成呢？

    估计很难。

    潮州帮三合会首领郑子良在上世纪初带着洪门兄弟到上海滩的时候，眼红杜月笙在法租界开赌场赚大钱，居然大大咧咧派几人上门“寻铜钱”（要保护费），每月五千大洋。杜月笙什么人？上海滩又是什么地方？潮州洪门硬闯青帮码头，若杜老板低头，此例一开，遗患无穷。杜月笙当即命令将来者乱棍打了出去。

    郑子良属于猛将兄，在广州横行惯了，觉得杜月笙没给面子，就派人到到赌场捣乱，投掷自制的罐头手榴弹。这又出了昏招，自己坏了江湖规矩。杜月笙下令，凡是抓住，用“种荷花”（绑着沉水）的方式扔入吴淞口外海。郑子良吃了几次亏之后，矮颠颠找了个青帮老头子“上钱粮”，算是跟杜月笙成了同门，后来再找几个德高望重的老头子说和，上海青帮才给了份面子，让潮州帮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民国时您若是到上海滩，少不了拜码头。但是如果您仅仅是路过，乘船去武汉或者重庆，认为不会与青帮有瓜葛，也犯不着跟“家里人”通气，那么随时都有可能被人扒了。

    在长江沿线的游轮和码头上，有一群职业小偷，通常是风度翩翩的男士，青帮中称“少爷”，下手极快。这群人的组织分“本”、“客”二帮，本帮是当地的，客帮是来“出差”的。在各大码头上，都有“瓢把子”坐镇，通常是当地青帮的老头子。不论本、客帮放生意时，都需前往拜门，由“瓢把子”指导和介绍情况，哪里能去、哪里不能去等等。生意做成后，也要在“瓢把子”处存放三天，以备各路神仙前来“打交道”，若对方来头大，就必须“转槽”（转手归还），没人来认领，才能“出龙劈把（出售分赃）。若偶尔“失风”被逮，那怕重刑逼讯，也不能招，挺过这个难关，自会有“瓢把子”在外营救，使之“脱梢”。“脱梢”者会受到同伙的敬重，不然就会被同伙蔑视甚至残害。

    当然，瓢把子必须与军警搞好关系，长江沿岸码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差役不过帮，饭碗端不长；帮会不通差，生意敲不成。”瓢把子的地位直接决定着本帮在江湖中的影响力，无锡人季云卿，就是长江上的大瓢把子，据说他的手能沿着长江从南京伸到重庆。

    您走水路，最好跟他的门人打个招呼。季云卿曾拜青帮“大”字辈曹幼珊为老头子，排“通”字辈，跟黄金荣是结拜兄弟。他干过几年江、浙两省禁烟检查处处长，门下爪牙大多经营“水上生意”，关于他的手有多长，《民国黑社会》记载了一个精彩的小故事：

    大约在1928年春，英国政府派一外交官携带重要文件由伦敦来上海，刚下码头，手上的公文包就不翼而飞。这位外交官初次到中国就吃了个下马威，赶紧向领事馆报告，英国领事严令巡捕房三天侦破。因是密件，英国人不好求助中国上海政府，也不愿惊动法租界等人，巡捕房的华探长束手无策，只得到成都路季公馆，请季云卿帮忙。季云卿当即发出帖子，通知季家门下包括南市、闸北、浦东等中国地界所有小头目，晚8时集合，谓之“摸底”。

    当夜季公馆灯火通明，各地小头目五十余人准时而来，季云卿吩咐：“先从家门里查起，不要惊动黄金荣、杜月笙那帮人，你们在这两天中，曾否有人在外滩做到生意，是只黑色羊皮公文包？”大家排查了一会儿，保证在自己的辖区内没见过。季云卿想了想，打算亲自到汉口去趟。

    翌日，季云卿带着贴身小徒前往汉口，到汉口访码头。

    汉口青帮做水上生意的瓢把子姓杨，季云卿早有耳闻。他下船后，就在江边一家大茶馆的包房中，用茶碗摆了个“访友阵”，掌柜看出来后，一番探问，知道是上海来的贵客，赶紧引荐到杨某家里。

    杨某对季的到来非常惊讶，热情招待一番后，问有何事，季径直相告：“为破失包案，一来到此访友，二来看看长江沿线情况，大哥若有线索，还请多多指教。”事有凑巧，杨当即表示：“东西在我这里，既是季大哥的事，原物奉还。是我的三个小脚色路过上海，在外滩顺手牵来的。”中午，杨某设宴招待季云卿师徒。季云卿又道：“光是赃物，本人就犯嫌疑，故须人赃交差。至多吃二三个月官司，姓季的保证安全回来，如有损伤或性命出入，按帮规抵命。”杨老头也很慷慨，叫出三个徒儿，让他们跟季师伯到上海投案自首。次日，公文包原封未动还给了英国外交官，且人赃并获，英国佬满口称赞中国人破案迅速，却不知道是青帮的码头文化。后来，人犯押进提篮桥西牢，因是自首，判处三个月徒刑，就此结案。

    闻人的底线

    如果您想做一个正当商人，不愿意跟“白相党”（旧上海对流氓、混混的称呼）扯上关系，又担心被人敲诈，怎么办呢？不妨结交几位高雅的青帮人士。

    何谓高雅人士呢？就是上海滩曾流行一时的“闻人”。

    “闻人”怎么来的呢？传说在春秋时，鲁国大夫少正卯聚徒讲学，将孔子的学生都吸引过去了，故而被众人称为“闻人”，意在赞许其知识渊博、才华出众、闻名于世。也不知是哪个屁精把“闻人”这么典雅的词弄到了乌烟瘴气的上海滩，民众也热衷于追星造星，排出了“上海十大闻人”。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位青帮头子本来号称“上海三大亨”，“大亨”意思是顺畅亨通，形容这些翻云覆雨的大流氓，倒也贴切。但自从“闻人”这个词儿到了上海滩之后，三人又被授以了“三大闻人”的桂冠。

    对于怎样才算是“闻人”，民间的定义却相当模糊，大致要求是有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在上层下层都有号召力，基本不用帮会身份混世等等。

    至于“十大闻人”，除了三大亨之外，其余七位争议颇多，比较权威的说法是长期担任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庵、中央信托公司董事王晓籁，中华电影公司老板、“大世界”总经理黄楚九，纱业巨头、佛教协会会长闻兰亭，上海银行公会秘书长林康侯，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袁履登。

    别怀疑，这七位爷全是社会名流，但基本跟帮会有联系，且辈分不低，各有一帮徒子徒孙，只是他们自诩正道，以实业立足。

    譬如虞洽卿，人称“阿德哥”，德高望重，是江浙财团翘首人物；傅筱庵卿本佳人，抗战爆发后当汉奸被暗杀；黄楚九开了上百家公司，一代商业奇才，惜英年早逝；王晓籁性情疏懒，人品一般。剩下的三个闻人闻兰亭、袁履登和林康侯，年纪大、资格老，有“福禄寿”三星之美名，其中闻为福，袁为禄，林为寿，时人称“海上三老”。

    三老之首闻兰亭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闻名国内，他少时在棉花店当学徒，后到上海纱厂做工，几年就在纱界崭露头角。民国初建，他跟人合伙在南京路创办“纱业竞智团”，六年后组建纱业公会，任会长。1920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理事长虞洽卿挂名，闻兰亭是常务理事，每天坐镇监督。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虞、闻拨巨款支持，陆续接济10万银元。孙中山为此特写了一副对联，送给闻兰亭表示感谢。

    北洋时代去上海滩，别拜三大亨，黄杜张的真正得势，是在1927年帮助蒋介石清党之后。青帮门人分为“徒弟”和“门生”两种，当徒弟，只能拜一个师父，做门人则没那么多讲究，只要是对方是师父辈，都可以递个帖子上去。黄金荣这老小子冒充“大”字辈，收门人只认钱，闹出“爬香头”的丑闻，不拜他也罢。您若是知识分子，当闻兰亭的“门生”倒也不错。

    闻兰亭好名，他是青帮正宗“大”字辈，徒弟三四百，门生五六千，个个身家清白。他收门人很有意思，不摆香堂不念帮规，只需对方为人正派，经过考察后到他的佛堂内磕个头，口呼“寄爷”“先生”即告完成，有帖无帖、有钱没钱都不要紧。他的门人多是工人、医生、教师、画家、演员，甚至还有中共地下党。杜月笙还在贩卖水果的时候，为了寻找靠山，也备了份厚礼上门拜师，闻兰亭听说过杜月笙好勇斗狠，连连推却“不敢当，不敢当”，将杜拒之门外。

    也许杜月笙一直记得此次受辱，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杜成了上海有名的“流氓大亨”，想漂白挤进工商界上层，便找闻兰亭和穆藕初开办的纱布交易所下手。某天，纱布交易所正在开盘做交易，突然闯进来十几个小流氓闹事，大厅一片混乱，在办公室的闻兰亭闻讯出来劝解，闹了好一阵才把事件平息。事后，闻兰亭和穆藕初商量一番，打电话请杜月笙来解决。翌日又有流氓前来，杜月笙现身大喝一声：“小赤佬，滚出去，今后不准再来！”众流氓乖乖走了。经此一闹，闻兰亭和穆藕初只得哑巴吃黄连，请杜月笙当理事，每月送上一笔钱。

    名声给闻兰亭带来了许多赞誉，他谦虚地享受着这一切，对寻上门的求助之人更是有求必应，连鲁迅先生的遗孀许广平女士都曾送了套《鲁迅全集》给他，请其帮助推销。抗战时间，他的家属到江苏避难，在苏北遇到了一伙土匪。土匪们听说是闻兰亭的家人，马上礼送出境。

    抗战初期，闻兰亭发动全市大医院附设伤兵医院几十所，把大量伤兵运进租界抢救。随着战事的扩大，难民涌入，他又动员黄金荣把“大世界”游乐场改为收容所，动员将剧场、旅馆、学校让出来收容难民。到了1941年，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上海滩孤岛沉沦，工商界的不少头面人物如虞洽卿、王晓籁远走香港、重庆，青帮大佬黄金荣托病不出，杜月笙离开，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成了上海最有影响的“闻人”了。

    其实三人大可离开，或闭门不出，偏偏在一片“请三老出面维持秩序”“三老不出，上海无救”的恭维声中迷失了自我，真以为没了他们哥仨就塌了天似的。汪伪官员“屡屡上门，苦苦哀求”，年龄加起来都有两百岁的三人终于达成了共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下水出任伪职。汪精卫亲笔签发聘书，闻兰亭出任伪商统会理事长，林康侯便做了秘书长，袁履登担任伪米粮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哥仨一出面，还真让不少人吃了定心丸，寻求庇护者趋之若鹜，“海上三老”红得发紫。同时，大量的战略物资通过他们的手，源源不断地供给了小日本。

    为了表明心迹，闻兰亭还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写成条幅挂在客厅，哥仨经常在一起谈佛论经，动辄表示在“替人民受过”。对国民党军统和中共地下组织，哥仨也多有援助：军统在闻兰亭家设有秘密电台；汪伪特工抓了不少进步人士，哥仨搭救了几百人，个个有名有姓，不少是共产党。到抗战胜利，三人还是进了监狱，关在一间房里，被媒体戏谑为“三星在庐”。

    其实三人都信教，热心做善事，不爱钱财，行为也正派，偏偏好个名声，大家起哄一捧，三人就懵了，不知道是将他们放在火炉子上烤。做不做闻人，混不混帮会，发不发国难才，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不能当汉奸，这是中国人的底线。犯了这个底线，啥都没得谈。即便三人的初衷是为了维持上海秩序，但出头跟小日本合作，那就是脑袋进水。

    抗战胜利审核“三老”的时候，上海媒体轰动一时，各报均以头条报道，国民党法院最初判闻兰亭徒刑八年，理由是“出任伪职”，又称“综其协助抗战，有利人民行为，不一而足”。经闻上诉后，改判三年半，闻继续上诉，可身体已经不行了，很快在医院病逝，终年79岁。林康侯被判徒刑两年，财产没收，此老在监狱终于悟出自己是为名所累，出狱便赴香港定居，1965年病死，终年90岁。袁履登被判7年，1954年病逝于上海。显赫一时的“海上三老”，身上的污点永远都别想洗掉了。

    跟杜月笙学做人

    目光要准

    提到江湖，就绝对避不开有“三百年帮会第一人”之称的杜月笙了。在上海滩一大票出身底层的江湖人物中，泥鳅成龙的还真只有杜先生。

    到了上海滩不去杜府找杜月笙喝茶，犹如现在去北京没到天安门一般。不过，即便您想去找杜月笙，也得看看时段。要是恰逢他刚出道，您去了不仅NO MONEY，NO WOMEN，连小命都可能丢了。

    杜月笙本名月生，于1888年阴历八月十五日生于上海浦东高桥镇，故取名为“月生”。发迹后，章士钊据古语“东方之乐谓之笙，西方之乐谓之庸”而给他改名“杜镛”，字“月笙”，文雅多了。大约在杜月笙8岁左右，父母先后去世，他只好跟着贫困的外婆一起生活，少年坎坷，使他练就了一副好勇斗狠的性格，也激起了他向上爬的欲望。14岁那年，杜月笙被舅舅送到上海十六铺水果店当学徒，他根本无心学艺，时常跟街上的小瘪三混在一起打架，还拜了个青帮“通”字辈的陈世昌当老头子。

    能在江湖上收弟子的，大多有点本事。陈世昌，字福生，算是白相人中比较体面的一类，他在街上靠“套签子”为生。所谓套签子，就是把一头染有红黄蓝三种颜色的三根竹签先展示给人看，然后用两手将竹签不停互换，最后把有颜色的一端握在手里，让人随便点一支，猜其颜色。几文钱猜一次，猜对了翻倍赢。陈世昌手段非常高明，几乎无人能赢他，故他得了个诨名，叫“套签子福生”。

    要是您在早年的上海见到这位“套签子福生”，最好冒充青帮某大佬的弟子，跟他同辈，对上切口之后请这家伙喝顿酒，然后烧黄表结拜兄弟。在杜月笙拜他当老头子的时候，您即便去观礼，也能混个脸熟，若能当传教师和引荐师，那就是小杜的三师之一了。等着小杜供养您便是了。杜月笙发迹后，就把陈老头子供养了起来，给强关了山门。这陈世昌是个倒霉催的，有个很不成器的儿子，和人家办钱庄亏得一塌糊涂，债主追得急，陈世昌只好请杜月笙解困。杜二话不说，问要多少钱才能了断，陈说大洋二万五。杜毫不在意地说：“准明天如数奉上”。不久，钱又败光了。陈世昌无奈，再来求杜月笙，杜又给了两万。不到十天，钱又没了，陈世昌再也没有脸面上杜家的门，活活给气死了。

    青年杜月笙因为经常打架，入帮不久后就被老板开除了，他便在十六铺码头摆了个水果摊，贩卖莱阳梨，也许得了师父的真传，他的手法也相当快，可以在谈笑之间，用很短的时间削下一圈均匀不断的果皮，人称“莱阳梨”“水果月生”。他的结拜兄弟范绍增（樊哈儿）回忆：“杜月笙开始很喜欢这两个诨号，有人叫他，他笑嘻嘻连声答应，还跟人介绍。后来他发达了，才没人敢当面这样叫他。不过当年曾和他在一起混过的小流氓在要钱不遂意时，也不客气地当面叫他。我在上海和他一道去妓院吃花酒，就看到过好几次。他的汽车停下，就有流氓来讨钱，他一边赶紧走，一边让手下给钱。有时候钱给少了，流氓就大喊：莱阳梨，真小气，多给一点。他就让手下快加钱。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大惑不解，怎么有人敢像他要钱，后来才得知是怎么回事。”其实杜月笙还算讲义气，要是有熟人敢如此对待黄金荣，肯定被剁手跺脚丢到黄浦江了。

    还是水果贩子时，杜月笙就经常接济他的小兄弟们，时常为他们出头，因而深得这些人的爱戴，时间一长，倒是有了几分名气。某次一个商人从杭州运来一批锡箔，要在十六铺码头卸货上岸，有人推荐找杜月笙出面担保。杜月笙觉得如此得钱比扒窃好多了，便答应了。不想货物上岸那天，有其他帮派混混前来抢东西，杜月笙带着他的小兄弟们跟对方死拼。对方人多，不一会他这边的人全倒下了，他一个人还在跟对方死拼，大喊“老子做了担保，就不会放弃！”最后被打得鲜血直冒，趴在地上充法动弹，多亏他的表弟万墨林来把他抬走，否则早已暴尸街头。

    打架斗殴这事儿太暴力，没必要参与，不过您混青帮如何遇到这事儿，一定要够狠劲，千万不能怂。杜月笙虽被打得半死，却因此成名。您要是有晕血之类的毛病，最好别入青帮。

    大约在1907年8月间，黄金荣的同族黄振忆觉得杜月笙是个人才，就介绍他到黄金荣那里当差。黄金荣当时在法租界当巡捕，杜为了给黄金荣打江山，花了不少心思。比如指示流氓们在各大商场店铺捣乱，然后暗示老板们拜黄金荣为老头子；带人在码头上偷烟土，让商人们给黄金荣交保险费等等。很多事情黄金荣不方便出面，杜月笙就会为他处理，以至于后来有人说“黄老板的天下，有一半是杜先生打的。”

    一般人若是有了靠山，觉得自己能在上海耀武扬威，也许就不思上进了。杜月笙可不是这种人，他时刻想着自立门户。经“黄老头子”同意，杜月笙与几个死党顾嘉棠、叶焯三、高鑫宝、芮庆荣等组成了“小八股党”，名义上是对抗英租界的走私的“大把股党”，为黄老板抢鸦片生意，实际上是杜月笙培养自己的势力。

    1919年，万国禁烟会议在上海召开，英租界碍于国际观瞻，宣布禁烟。杜月笙让黄金荣跟英租界的走私大佬们谈判，将大部分生意揽了下来。

    帮会赚钱方式，无非是烟赌两项，黄金荣在法租界开了个三个赌场，黄不出面，分别由得意门人杜月笙、金廷荪和顾掌生打点。当时上海鱼龙混杂，想把赌场生意经营得红火，必须处理好两个问题“剥猪猡”和“绑大闸蟹”。

    上海“剥猪猡”和四川“拖肥猪”的意思差不多，属于江湖黑话，绑票勒索。通常是三五个人，埋伏在幽暗僻静处，专门等半夜赌台打烊后出来的赌客们。赢了钱的赌客通常是得意洋洋，很远都能闻到铜臭气，待赌客走到幽静人少处，突然一群流氓串了上来，三下五除二就把赌客抢干净了，连衣服都给剥光。在英法两租界的中间最好下手，因为一街之隔便是两国境域，加以街道纵横小巷复杂，完全是“剥猪猡”的良好之地。无论哪个赌场的赌客，都有被剥了猪猡的，有时候甚至是赌场老板指使手下去干这事儿。英法两租界的巡捕房，对此事件根本不上心，因为这些人也得了抢劫者的好处。时间一长，赌客们闹到赢钱必备保镖，胆小者不敢去赌场了。

    黄金荣的徒子徒孙偶尔也干“剥猪猡”的事儿，杜月笙认为这样虽然能获得小利，但是无法赚到大钱，而且坏了法租界的形象，他就召集各路帮会头子开会：法租界黄老板的三大赌台，按月在盈利项下抽出一成分给帮中朋友。条件是：凡法租界赌台，任何赌客不得再遭遇剥猪猡的危险。

    处理此事的时候，杜月笙事先并没跟黄金荣商量，连在另外两赌台当权的金廷荪和顾掌生也是事后才知会。多年后，杜月笙解释自己当时的心情：“不是不知道先行商议和知会的重要，只是他当时风帆撑得太满，唯恐对方一声拒绝，事情办不成功，使他在江湖朋友面前坍台。”金廷荪和顾掌生起初觉得杜月笙太自以为是，三大赌台分别拨出一成盈利，数字太大，换来只是空口无凭的一句保证。杜月笙反复解释：“剥猪猡”的风气不止，赌客永远心怀惴惴，倘若“剥”风在法租界绝迹，安全方面有保障，那么英租界和华界的赌客都会多走几步到这边来。

    事实证明杜月笙的想法和做法都没有错，“剥猪猡”的小流氓在法租界每月都有定额的银子可拿，便不再捣乱，甚至充当义务保镖。几个月后，法界赌台车水马龙，华界英界的赌客果真有不少转了过来。杜月笙的好友陆京士先生回忆：“在这件事上，杜一共获得了四项成就。一，他安定了行险侥幸剥猪猡小强盗的生活。第二，替法捕房大量减少鸡零狗碎的抢案，总探目黄金荣益发可以高枕无忧。第三，为法界赌台扫除一大障碍，使其营业兴盛，利市倍蓰，往后浸假而执黄浦滩上赌业的牛耳。第四，他开始有了第一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忠实徒众。”

    “绑大闸蟹”是洋人喜欢干的事情，赌场生意太好，本来收了包银的洋大人们觉得乌烟瘴气，为了“维持租界威信”，就带着巡捕房去抓赌。赌博其实是租界上违例犯禁的小案，被抓了也不过是罚几个钱了事。不知何时某洋大爷定了个规矩，抓到赌客后要用绳子一连串的绑起，押到马路上去游街，时人谑称之为“绑大闸蟹”。

    能去赌场逍遥的人，多半都有点身家，罚钱无所谓，当“大闸蟹”游街，面子上就挂不住了。洋人仿佛很喜欢玩这种无聊的游戏，不定期折腾几次，很影响赌场生意。杜月笙寻思良久，给黄金荣出了个主意：赌场里一日两场，日场叫“前和”，夜场叫“夜局”，每有抓赌，咱们就出钱买通华洋巡捕，不论上面怎么严令，光捉前和，不碰夜局。黄金荣有些不悦：那不是既要损失日场，又要多出银子？杜月笙道：咱们吃不完天下饭，总得给别人留些吃的。黄金荣又问：要是日场无人赌，捕房里一个人都捉不到，面子也不好看。杜月笙道：最低限度，我们有赌台里的自家兄弟，另外还有道上的一些朋友，巡捕要捉，便让这些人客串“大闸蟹”，做给洋人看。

    黄金荣这才明白，于是使出浑身解数，大力疏通，赌台和捕房巡捕果然达成了协议，一切依照杜月笙所定的计策实行。前和时常被抓，“大闸蟹”们游街时都笑嘻嘻，娱乐众生；夜局依然火树银花，比往常更热闹，营业丝毫不受损失。

    面子是自己挣的

    杜月笙时常说，人生最难吃的是三碗面，人面、情面、场面。从他自立门户后，对于往来上海滩的各种人物，只要别人寻上门有事相求，他都客气对待，动辄随手相赠几百大洋。根据他的管家回忆，杜早期并不富有，“三大亨里面，黄金荣喜欢找门生收钱，光黄家花园就刮了二百万两。张啸林客厅后面，扶梯底下暗藏的那只大保险箱，十万八万现款随时可以拿得出来。唯独杜月笙，在外面善门大开，挥金如土，骨子里却是焦头烂额，东挖西补。别看他坐在麻将、挖花桌上，心无二用，全神贯注，便以为他眞的天性嗜赌，经常有人在说：‘笑话，杜先生还在乎赢这三万五万的吗？’正确点说，他确实非常在乎，因为三万五万赢到了手，多少有点用处。”“在抗战前夕，他还欠着几个银行的钱，大约六百万左右，抗战中他跟范绍增、戴笠、孔祥熙走私，赚了大钱，才成了真正的大老板。”

    在外人面前，杜月笙出手相当阔绰。

    戴笠早年有段时间在上海很是狼狈，杜月笙对其照顾有加，送了三百大洋，那时一个黄包车夫月收入不过六七块大洋，戴笠异常感激，二人结成异姓兄弟。戴笠后来当了军统头子，六亲不认，唯独最买杜的帐。杜月笙也很有度，不会把友情透支：抗战后军统抓了不少汉奸，这些人的家属就带着重金去求杜月笙赎人。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无论多少钱，杜月笙绝不答应，一些罪行较小又无关紧要的人，杜才装作勉为其难去说说。通常杜月笙一出面，戴笠就把人给放了。哥俩分别唱红黑脸，捞了不少钱。

    黄金荣既贪且蠢，无利不起早，凡有下野军阀、失意政客到上海，黄就暗示门人绑票勒索，故而名声很不好。黄出了点岔子，青帮中人就要拆他的台，闹得他灰头土脸。杜月笙吸取了黄跌倒后的教训，轻易不得罪人，甚至做许多义事，维护形象。

    1923年直皖开战，主战场江苏、浙江的老百姓流离失所。战后浙江发水灾，上海各界成立“救济会”，公推浙商大佬虞洽卿出面募赈善款。此时杜月笙尚属于黑道，形象不佳，没能在会中当理事，但他对做善事很热衷。因受战事影响生意不佳，杜月笙开销又大，手头没多少现钱，只捐了500元，还约黄金荣、张啸林各捐500元。另外，三人发起“义赈会”，募得善款7000元，买了3000套棉衣棉裤，全部捐到了难民手里。

    时隔不久，在租界里做寓公的孙宝琦也不甘寂寞，发起了一个“救助乡亲赈灾会”。孙宝琦是杭州人，前清大员，曾当过国务总理。老爷子早已失势，他这个“会”没能募捐到多少钱。为了在家乡父老面前找回几分尊严，孙宝琦觍着老脸去找杜月笙，说有三只上等印度大土，送给杜先生品尝。杜月笙对老总理自是热情接待，聊了半晌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三只上等印度大土，有价无市，岂能随便送人？老总理支支吾吾，杜月笙倒也干脆，开了张一万元的支票，让秘书去银行拿钱，捐给“救助乡亲赈灾会”。孙宝琦高兴坏了，再三感谢才告辞，刚回到家中，就有人说：“老爷，三只大土，杜先生已经派人送回来了。”孙感动得一塌糊涂，直言：“杜先生仗义！”后来有人问杜月笙，这种过气政客何必如此客气？杜也坦然：“人总是爱捧的，因而也同情捧人的人。我对于这些失意的老人何尝有什么报偿的希望？但是将来得到的，将比我目前很方便付出去的东西多得多。”

    不仅是名流，即便是一般人，杜月笙也会很客气的对待，有时候甚至是倾力相帮。

    某次几个法国士兵喝醉酒后，坐黄包车不给钱，还刺死了一个车夫。车夫一妻三子四处诉冤，上海华人报纸纷纷谴责，法国领事馆置若罔闻。杜月笙闻知后，直接到领事馆找法国领事范尔迪。范尓迪曾被太湖土匪绑架，还是杜月笙将其救了回来，故而两人私交甚笃。在杜月笙的坚持下，范尓迪同意付4000元银洋作为抚恤金，并保证法国士兵不再滋事胡为。杜也给对方留了点面子，没固执地要范尓迪交出凶手。回府后，杜又加上4000大洋，一共8000，差人给受害人一家送去。此事很快就在上海传开了，无论贫贵，都会翘起拇指“杜先生四海”。

    对青帮中的小兄弟，杜月笙更是大方。

    每年春节前夕，帐房就给他预备2000个“红包”，两百个金“四开”（金币）给朋友、徒弟们带的小孩子们；五十个金洋钿专给干儿子、干孙子们。大年初一大早，杜府就门庭若市，拜年的人纷至沓来，徒子徒孙们向杜下跪磕头，其余有鞠躬的，有打躬作揖的。发得最多的是巡捕，有时来了四五十人一大队，到门口高喊：“向杜先生恭喜来了！”于是就有人请他们在大门外站好，每人给一个“红包”，发毕，他们喊一声“谢谢杜先生！”就走了。小流氓也成群结队地拜年，每人一个红包，不到年初三，两千个红包就发完了，还得补上800来个，方能应付，光“压岁钱”每年就花几万元。杜自己也要出去拜年，第一处总是先到钧培里黄金荣处，第二处是到他的老头子陈世昌处，其他地方只投一个拜年名片。黄金荣每年要孝敬上万元，陈世昌也差不离。

    杜月笙出身流氓，但不甘心做一辈子的流氓。黄金荣和张啸林满足于主职开赌场烟馆戏院，兼职绑票勒索收保护费；杜月笙却积极进军工商界，开银行，办工厂，成为“上流人物”；黄金荣喜欢歪戴帽子，穿着拷绸短衫，胸前挂一根粗粗的黄金怀表链，永远翘着的拇指上带个硕大钻戒。杜月笙却换了行头，一年四季都是长衫马褂，文质彬彬，对手下的要求也是如此；黄金荣喜欢说大话，满嘴跑火车；杜月笙念的书不多，话也不多，总是静静地听别人说，思考一番后才发言，通常言简意赅，使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字也写得极差，就天天练习写名字，许多人看了他的签名，以为他真是读书人。

    抗战期间，杜月笙发了不少国难财，几乎每一笔生意都跟四大家族有关，他赚小部分，孔祥熙、宋子文等赚大部分，他对朋友说“想想今日的排场，象煞鲤鱼跳了龙门，化鱼为龙，身价百倍了。但是你要晓得，我跳龙门比你难的多了，你好比是条鲤鱼，修满了五百年的道行就可以跳，我是河浜里的一只泥鳅，先要修一千年才能化身为鲤，再修五百年才有跳龙门的资格。因此之故，我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是只可成功，不许失败的，比如说我两个同时垮下来，你不过还你的鲤鱼之身，我呢，却又要变回一条泥鳅。”事事小心，时刻不忘本，杜月笙做人着实精明。

    赌场里的机关

    俱乐部和花会

    到了民国年间的上海，也可以去赌场转转，小玩几把试试手气则可，认真就不必了。赌场基本由帮会经营，分疆划界各不相犯，按帮分类是广东帮、本帮（包括沪、苏）、绍兴帮设台。

    各帮的赌博方式不同，广帮有“大牌九”、“小牌九”、“摇摊”（摇色子）、“轮盘”、“廿一门大小”等；上海本帮以“番摊”（拨小瓷粒儿，一次四粒，剩下一到四粒，压中则赢）、“小牌九”为主；绍帮则以“铜宝”为主，每个帮都有几个出众的人物，称“大王”。

    先说说广东帮。

    上世界二十年代，“广东赌王”王宝善贿通法租界当局，在公馆马路投资200万元开设赌场，服务十分周到，吸引了不少其他赌场的顾客，引得上海本帮的不满，三大亨也看着眼红，要求法租界取缔赌场。正好这时候不知谁又惹了点事儿，在码头上干掉了一名外国巡捕，公共租界的洋人们很恼火，要整顿风气，将赌场给关了，广东帮赌台受其影响，被迫关闭。其实洋人也只是走走形式，黄金荣哥仨开设的“俱乐部”也是赌场，就没受到影响。

    在虹口一带，曾出现过一个流动性的秘密赌窟，由广东帮“义利会”控制，会员分内部、外部、银主三部分。银主只分红利，不管事务。外部会员有作为流氓头子的“大好佬”以及“同道老手”，收入视势力而定。内部会员是骨干，有400余人，分三等，即先生、上手、快手。先生只有四人，号称“四大天王”，赌术精湛，四人中掌管金库的为“党魁”。这个赌场相当神秘，下注金额巨大。

    只要有点民国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虹口是日本黑龙会的地盘，这黑龙会跟广东帮的关系非常好，香港电影《精武英雄》中，船越文夫对李连杰饰演的陈真说：“孙中山先生跟我们会长头山满是好朋友。”这可不是编剧们瞎掰，中山先生在日本发展同盟会的时候，还真与日本帮派有着紧密联系。

    话不扯远了，友情建议：您要是去广东帮的赌场里耍，千万记得要冒充洪门兄弟，最好能讲几句潮州话，如此一来，对方起码不会做您的笼子。

    上海最大的赌场当属于福煦路181号，三层英国洋房，外有花园，面积达60余亩。前临公共租界，后门为法租界。一、二楼为赌场，仅“蒙地卡罗式”的轮盘赌台就有8张，四周有大小赌室数十间，内有扑克、沙蟹、牌九、麻将、摇缸等，无所不备。三楼为休息所，备有名烟名酒，大菜咖啡，中西糕点、上等鸦片，免费招待，执行员多是美女。因此，福煦路181号称“四白”，即“白吃、白饮、白吸、白坐”，赌徒往来车资由赌场支付。该赌场门禁森严，不可随意出入，每天有20多个小流氓担任巡场警卫。赌客入场必须验明身份，进场后，至少要选买200元的筹码。这个赌场就是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开的，最初叫“三鑫公司成员俱乐部”，后对外开放，负责人是杜月笙的出窝兄弟顾嘉棠。

    杜月笙招待重要朋友，就是在这里玩。哈儿师长范绍增回忆说：“杜月笙另一大宗收入是包赌，上海许多的大赌场，都是由他负责包下来。我只去过其中一家最大的，是在同孚路181号，那里由顾嘉棠派顾根苗等十几个人，携带手枪，担任保护。这是一座相当大的花园洋房，铁门经常关闭着，只有认识的汽车才能直开进去，对不认识的人，他们还要抄一下身，怕带手榴弹等物进去出事。他们对前去捣乱的小流氓，轻则殴打，重则杀害。那种赌面相当大，一次输赢都是几百到万元。”

    杜的得意门徒江肇铭，号称“上海摇缸大王”，赌术出神入化，经常代替师父上阵，让赢就赢让输就输，师父说个数额，他从不失手。江肇铭长得颇像溥仪，有个外号叫做“宣统皇帝”，万一遇到这哥们，您就别跟他赌了。三大亨旗下还有两大赌场，分别在西藏南路和浙江路，由青帮人士高鑫宝和陈世昌分管。

    三大亨当权的时候，如果有重要人物造访上海，哥仨肯定会邀其到赌场玩玩。

    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托了老爷子的福，在青帮混了个“大”字辈身份。这位公子哥到沪上时，也不托大，特意造访黄金荣，带去的见面礼是10枚英国人铸造的黄金纪念币——那是袁世凯请英商专门造的，用来纪念他成为大总统。黄金荣相当高兴，好好招待了这位青帮中的小“师叔”，打了场麻将，让袁克文小赢了一把，后得意洋洋将纪念币拿出来到杜月笙面前显摆。

    杜月笙觉得袁克文眼里只有黄金荣，没有自己，于是决定整整他。小杜一肚子诡计，他装出很热情的样子为袁克文接风，成天燕窝鱼翅、青楼戏院陪着，时不时就上麻将桌搓上几把。杜月笙牌技精妙，鲜有对手，又请了几个人合伙做局，不到一周，袁克文身上的十几万支票输得干干净净。

    这袁克文却相当老实，还以为杜月笙是好心招待他，只是自己赌技不精，运气不佳，丝毫没觉得人家在阴他。后来经过黄金荣点拨，袁克文才知道了怎么回事，到家中又拿了几个黄金纪念币送给小杜，杜月笙才退了几万银元给他。

    当然，高级赌场通常是有钱人去的地方，一般人会玩“花会”，这玩意儿可是风靡全国。

    据说在清末流行于广东，传到上海已经是民国年间了。玩法很简单，36个人物对应36数字，有皇帝、宰相、将军、状元、美女、乞丐、和尚、道士、尼姑、小孩、樵夫、读书人等等，押中者得32倍（也有28倍）赌彩，赌注多少不拘。

    在赌局中，坐第一把交椅者名曰“老师父”，职责是决定每日早晚两场各开一个人物（数字）。花会赌场有堂屋，堂屋上有小楼阁，老师傅在小楼阁里不能外出，阁楼外挂个小箱子，叫“彩筒”。开筒之前，“老师父”将某一人物画像卷好，在公众眼底下，装入彩筒，封好，挂在外面，到了时间就打开。

    花会总赌场称为“总筒”，各地设有“听筒”，赌场还有不少无业游民充当“航船”（或云“跑封”），挨家挨户收取赌注，开筒后将赌彩送到中彩者手中。本小本大都可赌，足不出户也可赌，故上至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下至贩夫走卒都被吸引。花会“彩筒”外贴有封条，又悬挂在外，似乎做不了手脚。其实彩筒的门做得较厚，中空夹以薄板，置有弹簧，老师父每次都在箱子里放了两个卷着的“人物”，一个是给大众看的，另一个夹在中空的薄板中。根据赌客所买赌注的额度，老板会选择开哪一个人物，开筒时，因有打手围着，同时又燃放大串爆竹，故老板捣鬼，赌客是发觉不了的。

    上海花会最先由杜月笙的出窝兄弟缪阿玉创办，“总筒”设在劳合路，1921年后转到英租界巡捕刘良洪与郑梅堂手中。两人都是青红帮头目，凭着花会大发横财，买卖枪支，任意杀人，无所不为，连黄金荣的鸦片都敢抢。1926年前后，二人由于分赃不均火拼，先后死于非命，此案轰动沪上。这俩哥们儿死后，“花会”的业务就落到杜月笙的门人高兰生手上。“花会大王”高兰生手段狠辣，手下死党很多，把机关枪狙击扫射当家常便饭，杜月笙有什么需要“见红”的事儿，都让高去办。

    中国人好赌，小赌怡情，大赌伤身，您随便玩玩就算了，千万别沉迷。

    赌场里通常人负责“放包”，就是专放赌博款的高利贷。有一种赌博高利贷叫“八撞十”，即借100大洋实际只付给80元，另外20元作为利息先行扣下，还债的时候，是分文不能少的，并且限定一天内归还。隔日还款，即加利息半成至一成。借款再赌，又输了，就只好变卖田地、产业。输得极惨，死不回头的赌徒，甚至有卖妻鬻子的。

    清末富可敌国的盛宣怀，生了个不争气的儿子盛恩颐，人称“盛老四”，就在赌场中栽了大跟头。盛恩颐是上海滩一流公子哥，上海第一辆进口奔驰就是他买的，为了张扬个性，他将车改装成银色，车牌“4444”，表示他是“四爷”。盛恩颐特喜欢赌博，昼寝夜出，某友人形容他的生活习惯说：“盛老四白天睡大觉，到下午四五点钟才起床。起床后一看要用钱，而家里的现钱又不够，怎么办呢？去银行吧，街上银行已打烊了，那么就拿出老办法，反正家里有的是古董玩儿，随便拿一件到当铺里当掉，换出钱来，第二天天亮银行开门，再派人去取钱，到当铺把古董赎回来。”大上海甚至有“十里南京路，一个盛老四”之说。盛老四在赌博场上的最高纪录，是一夜之间把北京路一带、有着一百多幢房子的弄堂全输了，输给了原浙江总督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

    赌场中奇葩事件

    民国年间，中华遍地赌场，任何地区都由帮会经营。如果您属于“过江龙”，来到某地想自己开个小饭店小赌场啥的，那么也得找当地帮会做靠山，交一笔数目可观的保险费，称作“收陋规”。

    如果您说，自己是正经商人，只想好好做生意，不想沾上任何帮会。那么您就错大发了，会有不同的江湖人物上门来找您的麻烦，您肯定在当地呆不下去。

    比如说，有人想到某地方开赌场，他会先到当地码头的帮会那里“挂号”，与瓢把子谈好之后，就交上一笔“挂号费”，以后按时奉上“保险费”。挂号之后，帮中派个小头目带着几个兄弟去赌场担任“常驻代表”，一是对付闹场子的，二是预防警局找个由头前来“抓赌扫毒”。警局与帮会基本是相通的，上头有什么风吹草动，下面早就知道了，故而即便是蒋委员长亲自带队前来，也抓不到什么人。只是“挂号费”和“保险费”比而今医院的“住院费”“诊疗费”还要高，要是您生意不佳，入不敷出，也不能对帮会缺少分文，所以这种生意并不好做。

    如果您办了赌场，有人前来搅局，该怎么处理呢？切记江湖事江湖了，无论吃亏与否也别报官。倘若您的场子里有混混闹事，最好的办法是将他们狠狠打一顿，然后请个德高望重的大爷“叫开”，约来者的大佬一起喝茶，把事儿解决了。当然，要是您能像黄金荣、杜月笙一样有强大的靠山和良好的心理素质，直接下令把对方剁了扔黄浦江也没问题。

    杀人总归不吉利，生意人都讲究“和气生财”。可对方要是“闯单帮”的，没法谈，又该如何处理呢？

    说个例子。

    在民国年间，天津有种人叫做“混星子”，专门喜欢到赌场捣乱，他们通常是青帮某落魄老头子的弟子，或者洪门某衰败山头的袍哥，生活无着落，职业就是坑蒙拐骗。这些人经常到赌场无端大骂，扬言要收“保护费”云云，还给自己取个非常牛气的外号叫做“南天王”“镇关西”之类，遇到这种情况，赌场老板（基本也是帮会成员）会亲自出面，给点小钱连哄带吓，希望对方离开——都是江湖人士，不必把事情做绝。

    可来的次数多了，赌场老板也会生气，这时候就得出第二步，让打手们操起家伙蜂拥而上狠狠地揍。混混们也很有经验，立即躺在地上，双手抱后脑，胳膊护住太阳穴，两大腿并紧，侧身而卧，而且绝对不求饶，相反继续大骂。

    老板也不会下令把人打死，打到半死的时候基本就收手了。然后询问混混的姓名住址，派人将他抬回去养伤。按规矩，老板还要亲自登门探病，送钱送礼。此后，赌场每天都要给这混混钱，叫“挂钱”“毛钿”。

    别以为拿“毛钿”的没前途，只要能吃得苦中苦，肯定会做到人上人。多挨几次打，江湖上就会有您的传说，一些走投无路的人也会跟着您混，等势力大了，就可以正式收保护费了。有野史说，杜月笙发迹靠一个叫做“强盗金绣”的大姐大，这金绣初到上海滩就是拿“毛钿的”，被人在档下狠狠踢了几脚，还强行撑着，硬是拿了一份挂钱。这女人后来成了上海滩帮会中的大姐大，有个非常牛的外号“铁B”。

    拿挂钱这事儿，建议您别尝试，万一被人揍得七荤八素讨了饶，您就想再混了。

    在赌场中，还有一种揽局的事儿，更是血腥。

    譬如，某混混闯进赌场，到赌桌前操刀割下自己大腿上一块肉，作为押注，也不管鲜血淋漓，大喊：“收不收。”这时候，“宝官”就得有几分狠劲了，必须二话不说，也割下一块肉当陪注，说“收。”要是混混儿赢了，就大喊：“恭喜东家，您看这肉能折兑多少银子。”最后拿一大笔钱走人。如果混混儿输了，宝官将混混儿的腿肉拎走，混混不许再来。也有混混儿不达目的不罢休，输了腿肉还故意挑衅招打。您如果是老板，就得出面赔笑：“朋友，咱不过这个耍儿。”并吩咐手下：“快给这位朋友上药！”然后有人一把盐狠狠按在混混儿的伤口上。混混儿尽管疼得冒汗，也不能哼一声，敷了“药”，赌场就得按月给津贴了。也有熬不住的混混儿，哼出声来，那就会被人丢出去，所有的赌场都瞧不起他了。

    也有集体搅赌局的事，那就不是闯单帮了，而是新开的山头或者敌对山头要来占码头了。情况通常跟香港黑社会电影里差不多，一群不良青年提着家伙闯进赌场砍人毁物。如果来者势力实在太大，老板就只能转让或者聘他们来当保镖；要是双方相持不下，还是得“叫开”，到茶馆谈判。

    以上所说，是江湖中人到赌场寻事儿，办赌场远不止这点麻烦。您若想立脚生根，还必须“有关方面”搞好关系。

    所谓的有关方面，当然是军警宪特，无论哪路神奇，您都怠慢不得。

    江苏无锡在日伪占领时期，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大赌场，设在观前街。该赌场规模宏大，设备富丽，职员多达数百人，帐房间钞票堆得如小山般。该赌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各机关部队发放所谓“香烟费”。县政府从科长到听差，警察局由局长到门岗，各部队的翻译、密探等等都统计周密，无一遗漏。名册厚厚一本，姓甚名谁，何处任何职，“香烟费”若干，全都记载详明。数目最低者每月1元，最高达数百元。有的派专人送致，有的须自行领取。赌场特辟三间大厅，排列十几张桌子，作为“香烟费”发放处。

    有点小权的官员，是不会主动去领钱的，自会有人送上门。一般的小角色，就需要去赌场拿了。领取“香烟费”的人，每人持有赌场发给的卡片一张，正面注明姓名、地址、每日应领金额，背面是一张月历。领过几号的钱，就在几号上盖个章。每天上午9时，大厅开门，各色人等把卡片放在桌上。10时开始呼名领钱，先到先领。

    “香烟费”起初一天一发，不久改为两天一发，最后定为五天一发。总计一天开支约在几万元以上。颇具冷幽默的是，赌场开办久了，索要“香烟费”的机关、个人越来越多。尽管赌场进帐很大，也觉得渐渐承受不起，最后干脆关门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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