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科长生涯
在北京买房
如果您回到1919年的民国，一定会被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所感染，没准就跟着学生一起上街游行抗议日货，强烈要求小日本“还我青岛”，狂骂政府无能。就在这躁动的时代，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一批青年导师各领风骚，而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也是一方面忙着给《新青年》写稿支持学生，另一方面却要忙件大事——买房子。
因为此刻的鲁迅已经老大不小，三十九了。
买房子这事，在中国历来就是个老大难的问题，不仅要征求媳妇和丈母娘的意见，还得考虑到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买什么地段，什么价格合适等等问题已经够让人头疼了，最悲哀的是，这位名叫周树人的先生出身寒门，又是家中的长子，自己有两个老婆不说，两个弟弟也成家了，且混在北京没地方住。
也就是说，周树人需要一个很大很大的房子，能住下自己、二弟、三弟三户人家，共计十好几个人。要是换做您，肯定给吓懵了，对吧。
但周树人先生不仅是个坚强的战士，而且是个很负责任的大哥。在经过了多方面的考察之后，他终于选了一个有三十几间房子的四合院，在八道湾胡同，总价约3500个大洋。
3500个大洋是什么概念呢？咱们看一段由国际友人狄登麦（C.G.Dittmer）提供的数据。在1918年（民国七年），清华学校的外国教员、美国人狄登麦先生，在北京西郊第一区调查居民195家，其中汉族100家、满族95家。根据统计结果，北京市郊平均五口的人家，每年收入100银圆，就能维持生活了。
狄先生在文章中写道：“有了一百圆的生活费，食物虽粗而劣，总可以充饥；房虽不精致，总可以避风雨；此外每年还可以制两身新衣裳，买一点煤免到路上去拣去扒；更可以留余五圆，做零用。拿了这五圆可以在年节，买一点肉吃，常常喝喝茶，若没有病人及医药费，或者可以去近边山上去朝香。”如此看来，年收入一百元，相当于草根阶层。如果一家按两个主要劳动力算，月薪要八九个大洋，男劳力五六个，女劳力三四个。折合现在的物价，如果您有一套小房子的话，家庭年收入应该达到三万五到四万之间，才能在城市生活下去。当然，如果生活在北上广，成本会更高，无非精细估量。
鲁迅先生看中的、有三十几间房子的四合院，价值3500个大洋，折合现在一百五十万左右，您觉得这房价是高还是低呢？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几百万的奖金不敢在北京买房。如此看来，鲁迅先生显然有实力多了。
买房后，鲁迅先生购置家具，房屋装修等，又花了600多大洋。但对他来说，这一起都不存在什么压力，他在银行贷了500大洋的款，又将祖屋变卖，应付下来绰绰有余了。不过房子的产权出现了一点点问题，祖屋买房所得款项，应该属于三兄弟所有，鲁迅用了这笔钱，那么肯定要得到弟弟的首肯，如此一来，即便鲁迅出了大部分的钱，但是，两个弟弟对这个四合院也拥有一定比例的产权。
兄弟结婚了，就应该分家，鲁迅先生忽略了这一传统，也就埋下了隐患。
买房子四年后，1923年7月，鲁迅、周作人两兄弟就正式闹僵了。某日上午，鲁迅回到家，弟弟周作人脸色铁青地走过来，递给哥哥一封信，然后转身而去。信的内容如下：“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周作人称哥哥为“鲁迅先生”，要哥哥以后不要到后面的院子里来，并叫哥哥“自重”，究竟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呢？鲁迅在当天日记中记道：“上午启孟（周作人的字）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关于两兄弟闹僵之事，不再啰嗦，先继续讲鲁迅买房的事儿。
第二天，鲁迅就出门看房子了，他没对任何人做任何解释，只是决定搬出去。母亲受不了二儿子周作人日本媳妇，也要跟鲁迅同住。老太太又不习惯租房，坚持让大儿子再买一间。
这次买房，让鲁迅很不开心，一度焦躁得肝病都复发了。经过几天的努力，他终于在阜成门内三条街21号选中了一个小小的四合院，价格不贵，才800大洋，但是房子非常破旧了，几乎不能住人。鲁迅当时手头有点紧张，找朋友借了部分钱，才把房子买下来，后来前后花了五个月时间修葺，才散满意。这栋房子是鲁迅在北京的最后住所，也是鲁迅老母和朱安夫人终老的地方，而今改造成了鲁迅博物馆的一部分。
鲁迅既然已经搬走，兄弟俩大可相安无事了。可到了翌年6月，鲁迅回八道湾去取回自己的东西，周作人夫妻居然对他辱骂不休，让鲁迅气愤不已，他在日记里写道：“……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有在场者回忆，当时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才不致击中。周建人也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向周作人掷去。
说了这么多，其实只是想告诉大家，无论买多大的房子，千万别跟弟弟和弟媳住在一起。
科长的收入
看了鲁迅先生两次买房子的经历，您可能会产生疑问，为什么鲁迅这么有钱呢？
答案很简单，他是北洋政府的公务员。公务员的待遇，就无需多言了。
说了您也许不相信，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当了十四年的小科长。十四年，城头变幻大王旗，总统总理走马灯似得换，连星星都不是那颗星星了，迅哥还是这个迅哥。
多年以后的某个下午，身在上海租界的鲁迅先生也许会想起他初次到教育部报到情景。
适时民国初建，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先生担任临时大总统，下设陆军、海军、外交、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实业以及交通九部，老好人蔡元培先生被任命为教育总长。鲁迅的好友许寿裳被蔡请到教育部做事，他向蔡推荐了鲁迅。许寿裳回忆：“其时一切草创，规模未具，部中供给膳食，每人仅月支三十圆。我被蔡先生邀至南京帮忙，草拟各种规章，日不暇给，乘间向蔡先生推荐鲁迅。”蔡元培对鲁迅也略有耳闻，既然有老友推荐，立马发函想请。
当时的鲁迅经济情况怎样呢？他自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后在杭州和绍兴的一些学堂教书，收入一般，早就不想干了。接到许寿裳的信，自然很高兴，他曾在文章中回忆道：“然而事情很凑巧，季弗（许寿裳）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爱农（指范爱农）也很赞成，但颇凄凉，……我懂得他无声的话，决计往南京。”
南京政府成立的那会儿，镁光灯下的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谁都没注意教育部来了一个叫周树人的人，鲁迅到教育部之初，职务是部员，属于最低等公务员。后来南北何谈结束，袁世凯当了临时总统，民国政府搬到北京，鲁迅也随部长蔡元培北上。1912年8月，鲁迅升了官，任教育部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教育部当时设普通教育、专门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司，鲁迅所在的社会教育司主管图书馆、博物院、动植物园、美术馆及其他社会教育事务，直到1926年8月离职，几乎贯穿整个北洋时期。
他在长达十四年的公务员生涯中，始终只是科长级的佥事，没得到任何升迁。他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里说到：“我曾经是教育部的佥事，因为‘区区’，所以还不入鞠躬或顿首之列的。”北洋政府内高官如过江之鲫，总长、次长、司长多得数不过来，小小科长连凑上去“鞠躬”和“顿首”都不配，对颇有文名的鲁迅先生来说，也着实寒碜。
北洋时代，政权由各个派系轮番把持，你方唱罢我登场，鲁迅在这种环境里，为什么一干就是十几年呢？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原因，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为了“弄几文俸钱”，以养家糊口。看来，民国公务员也属于热门职业。尽管官位不高，而工资不低，兼课捞外快，鲁迅的收入还是颇丰的。
根据学者们考证，鲁迅担任教育部的科长不到半年，月薪达到了200大洋——当时的平民之家，一年的收入不过100大洋，足见北洋政府是提倡高薪养廉的。鲁迅升职后，月薪300元，在北京城，即便是拖家带口，也可以活得相当滋润了。
学者陈明远在《鲁迅时代何以为生》一书种，详列了鲁迅在教育部期间的收入：1912年5—7月，每月津贴60银洋；8—9月，每月“半俸”125银洋；10月后定薪俸220银洋；1913年2月后薪俸240银洋；12月后仅有九成即216银洋；1914年8月薪俸280银洋；1916年3月后300银洋。1920年后军阀混战，教育部经常拖欠工资，即使如此，每月也有200银元左右的固定收入。
当然，作为一代文豪，肯定会有其他收入，比如稿费，业余到某所大学讲课的课时费，以及各种润笔费、车马费等等。这车马费和润笔费是怎么回事呢？普通人肯定是无福享用。譬如政府某个部门做错了啥事，为了防止有名气的文人们提笔开骂，就得请大家吃个饭，送点车马费；要是人家已经写好了，您就得送上润笔费，请对方高抬贵手。
了解到鲁迅先生的收入，您也就不会为他巨大的购买力而感到吃惊了。
然而，到了1925年，鲁迅的好运到了头。
适时，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强势镇压学生运动，许广平等一批进步学生强烈抵制，掀起驱逐校长的风潮。许广平是鲁迅的崇拜者，被开除后暂时住在鲁迅家里，为了支持学生，鲁迅以笔当枪，对教育部大肆鞭挞。
作为国家公务员，公开支持学生闹事，北洋当局当然不高兴了。这年8月，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务，被支持杨荫榆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鲁迅不服，上诉平政院，将教育总长章士钊告上了法庭。
平政院是普通法院之外，专门处理行政诉讼的机关。官司扯皮拉筋打了很久，次年3月，平政院裁决认为章士钊对鲁迅的处理决定存在程序问题，予以撤销，鲁迅胜诉。
本来鲁迅先生可以继续在教育部任职的，可就在这时，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日本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并向北洋政府提出中国军队撤除津沽防务的最后通牒。不甘受到欺负的中国人自发组织起来，3月18日，北京60多个团体和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大会，抗议日本罪行。当队伍来到国务院门前时，发生冲突，刘和珍等47人被当场打死，伤20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惨案”，激起全国抗议。
面对如此惨案，鲁迅自然不会置身事外，写了《纪念刘和珍君一文》，此文无疑又是一重磅炸弹，让北洋政府怒不可遏。那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已经如火如荼了，北京已成是非之地，鲁迅自觉没必要留在北京了。1926年8月，鲁迅辞职，与许广平携手南下，最后去了上海。
从鲁迅踏入上海，直到他去世，都住在虹口一带。为了安全起见，他曾几次搬家，最危险的一次是1931年春，当时柔石等五位进步青年作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鲁迅在举家避难期间的一个深夜里，在思念和悲愤之中，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携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惯于战斗的鲁迅，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不大可能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所以鲁迅在上海，一直是租房子住。
另外，上海的房价太高，鲁迅也买不起房，尤其是在租界内。
鲁迅到上海的时候，正逢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北洋彻底下台，全国气象更新，民国走进了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1927—1937）。时局稳定，上海的房地产市场自然就处于了上升期，相对而言，租界的房价更高。譬如说公共租界，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间，地皮相当便宜，每亩才8000两银子。民国后，北洋当权的时候，房价一路稳健上升，到了1927年，公共租界一亩地皮，已经需要银子9万两。到了1933年，地皮再次翻倍，达18万两。
房价涨得如此迅猛，普通人买房的艰难可想而知了。鲁迅曾经租住的一所老式石库门，得花5万块大洋才能买下来，这还不算契税、印花税、契纸费、中证费、测丈费、地保盖戳费、建设特捐、教育特捐、消防特捐、警务特捐等一大堆税费。
鲁迅在上海的收入大约是每月200块大洋，许广平基本上没什么收入，怎么可能买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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