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解辫削衽：一次失败的汉化改革
高昌王的这种羡慕心理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当年汉高祖刘邦初得天下，完全还是之前的生活方式，堂堂一中原上国，上至天子下到群臣一举手、一投足，并无可观之处。叔孙通于是建议制礼仪、定舆服。一开始刘邦还不以为然。当新礼即成那天，刘邦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当皇帝是这么爽呀！”其实这就是礼仪、舆服给人带来的强大的心理震撼作用。
高昌王当然也有对中华文物、精美服装的羡慕，但作为一个国王，真正吸引他的应该是这些舆服、仪仗背后的等级与阵势。皇帝一人着黄色，下面各品大员按品级分别有紫、绿、青、白等各色服装，叩拜之后，山呼万岁。那种正式、正规、整齐、专业的感觉，一个小小的高昌国哪里能体会得到！
再说高昌这个国家，历来当地的贵族势力就比较强大，国主似乎并不能完全地控制住他们。当年高昌国王张孟明、马儒都是被国人给整死的。说是国人，其实主体力量还是那些高昌本地的贵族，因此，当麴伯雅看到隋炀帝皇帝当得如此舒坦，再想想自己这么憋屈，怎么能不羡慕、嫉妒、恨！
其实，隋朝的舆服仪仗打动的并不光是麴伯雅一个人。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接见突厥启民可汗时便向启民展示了一番隋朝新定制的舆服仪仗制度，看得启民是目瞪口呆。回到突厥立即上表隋炀帝请变胡服，仿汉服。麴伯雅的心理应该与启民类似。可见隋朝这种文物、仪仗制度的威慑作用。怪不得自古以来这些文人、官宦、君子都非常重视呢！这些可都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和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环境创造严肃的氛围。
返国后的麴伯雅于公元612年，颁布了一项重要的法令——“解辫削衽”令。其法令大致是说：
“治理国家、抚化万民，当以延续种族为最要之责任。国家安定，政治清明，当以服务百姓为要务。我们的先人因为国家地处边荒，远离中原王朝，常和这些杂胡杂居为邻，受其熏染，更在其威逼利诱之下，改变了自己的习惯，开始习胡人之俗，披发左衽。现在世界大势发生重大变化，隋朝统一海内，四海并为一家。普天之下没有不向往隋朝的。我呢，前番亲赴中原，深深地体会到了中原文物的魅力。因此决定归依隋朝，重沐汉人文化。平民以上所有人都应解辫削衽。”
“解辫削衽”，其实是一种代称。因为胡人的习惯是把头发扎成辫子披在背后，而且有左衽的传统。现在说“解辫削衽”，其实就是一改胡人的穿着习惯，仿汉制，着汉服。
法令刚下没有多久，隋炀帝就得到了消息，立即给予麴伯雅坚决支持，并回应似的下诏嘉奖：
“表彰有德之人，嘉奖良善之辈，乃是圣人贤君所致力之事；使诚实之人显达，有才之人成就，乃是先贤的典章遗训。光禄大夫、弁国公、高昌王麴伯雅，见识高远、雄才伟略、温雅大度、亮节遐宣。麴氏先祖来自中华，后人世代承袭帝祚于西域，久居边荒之地，迫于胡人逼诱，中原冕服之制多次遭到毁丧，变华服为胡服。自我大隋王朝平定海内、德化万国、恩施四海，有麴伯雅朝见我朝，不畏沙阻、不远万里来到洛阳。盛观中华之礼仪风貌，钦慕中华之威仪盛典。于是解辫以束发，改左衽为衣裾曳地；变胡人之俗从华夏之仪。此举可光耀先祖，德加后世。现在赐予高昌衣冠服饰及制造使用之制，派遣使者亲送至高昌，使其衣服重见文章以现车服之美，抛弃毡毛之饰复为冠带之国。”
这便是高昌国历史上著名的“解辫削衽”改革。
隋炀帝高高兴兴地下诏鼓励高昌国以夏变夷的文明之举，既骄傲于中华文化之强大威慑力，又自豪于大隋王朝的化育功德。对这么一个好大喜功、喜欢排场、爱面子的皇帝简直是一种兴奋剂。不过，炀帝如何都没有想到，“解辫削衽”令其实只是一纸空文，还没有实行就被取消了。
隋朝使者去了高昌国才得知“解辫削衽”并没有实行下去。在当使者问起改革失败的原因时，麴伯雅含混其辞地说：“使臣有所不知呀，我高昌国多年臣服铁勒，受其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此次解辫削衽虽仿效华夏，无奈铁勒从中作梗。本国只能屈于压力，停止改革。”
此时的铁勒早已今不如昔，在射匮可汗的压力下，铁勒自顾尚且不暇，何来心思去过问你改变胡服的闲事？麴伯雅为什么要掩盖事实真相呢？难道有难言之隐不成？
三、流离失所：“义和政变”的悲哀
高昌“解辫削衽”改革之时，相对来说，外部环境还是相对宽松的，东突厥射匮可汗虽在西域赶走了铁勒，但是惧于隋朝的压力，似乎没有插手高昌的事务，隋朝更不可能给高昌的“解辫削衽”改革带来什么阻力，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阻力来自高昌内部。
高昌国虽有很多汉族人士，但是国王的权力一直不是很强大。高昌的贵族多是国内的掌权派，他们往往与王室联姻，结成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但是贵族之间多会形成不同的利益团体，他们各自代表一个集团的利益，与其他集团甚至王室对立，形成了不同的派别。这些派别在各个历史时期会由于政治诉求、利益诉求的不同而不断地改变，昨天的同盟可能成为今天的敌人。因为高昌风云变幻的政治形势使得各实体的整合与对立变化得非常快。改革恰是一定利益的再分配，必然会革掉一部分利益转移到另一个集团中去。
麴伯雅的“解辫削衽”改革也是这样。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变胡服为汉服的运动。高昌国内虽然以汉族为主体，但多少会有一些杂胡以及突厥人、铁勒人、吐谷浑人甚至粟特人、中亚人。他们或是在高昌暂时居住，或者在高昌早已定居，但对汉文化应该不是很了解，如此仓促的让他们改变多年的生活习惯，肯定会有不满情绪。甚至是汉族的高昌人，因为多年受西域胡人的影响，也可能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改胡服为汉服，在他们看来也许就是多此一举。也许是对粗暴的一刀切的政策感到厌恶，他们结成了反对派。
从经济上看，虽然在铁勒的统治下，高昌曾受到过严重的经济剥削，但是铁勒此时已被突厥人赶走，那些在高昌贸易中获得利益的人们，希望高昌可以运用一些灵活的外交手段，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他们不需要什么保护国，当然包括中原的大隋王朝。这部分人似乎在高昌国内一直都存在。他们只关注高昌，不问高昌之外的事情。他们既不希望高昌去扩大，也不希望高昌受制于人。总之，这种看似富足的生活已经使他们感到很满意，如果谁要是主动向一些保护国靠拢，一定会遭到他们的反对，他们不需要什么保护，因为他们知道保护国是要加自己的税的。“解辫削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取悦于隋朝，再加上麴伯雅曾经两次入朝观光考察，他们害怕隋朝的势力会控制高昌，使他们现有的利益受到削减。
从政治上看，前面说过，“解辫削衽”其实只是一种表面工作。因为中国舆服制度是一种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生活规定。比如皇帝与太子、大臣的衣服从内到外都是有明确规定的；官员因品级不同也会有舆服上的差别；平民与官僚当然也会有明显的差别。因此，中国的舆服反映的是森严的等级特权以及君臣父子的差别。可在高昌，国王的权力并没有中原的皇帝那么大，一些贵族甚至皇族的成员都会对皇权施加压力。因此，任何一种试图削弱贵族、皇室成员权利的行为，必然会遭到他们的反对。他们会在这种较为宽松的环境下充分享受自己的特权及经济利益，如果他们的权利受到剥削，即使是国王，他们也会义无反顾地反对，这是最有实力的一批反对者。
因此，“解辫削衽”令下达后，立刻遭到皇室（麴氏家族）、高昌贵族、平民等各种利益团体的集中反对，他们并不是反对麴伯雅本人，而是麴伯雅的行为。在反对呼声高涨的情况下，麴伯雅只好放弃了改革。但是，放弃改革并没有能够挽救麴伯雅，一场政变悄然而至。
1.义和政变：六年流亡的开始
麴伯雅虽然宣布取消了改革，但是似乎并没有打消这种念头，特别是麴伯雅的辅政集团——张氏家族，是一个汉本位思想非常浓厚的家族。他们知书达理，承袭中原文化，是高昌有名的文化贵族。他们对中原文化、制度的向往必是一个白丁和胡人所不能理解的。张氏家族在麴伯雅改革中的作用很大。但也就是这场改革最终导致了延和十二年（公元613年）的“义和政变”。
关于这场政变的具体内容我们已无法得知，只知道在麴伯雅的延和十二年后，突然改用了“义和”的年号。“义和”年号用了六年，史学家通过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一方墓志的解读后，才确认了这次政变的存在。
这是一方高昌麴伯雅复国功臣张雄的墓志铭。大致是说，由于奸臣作乱，麴伯雅丧失了王位，流离失所，寓居他乡，后来在张雄的协助下，麴伯雅复国，义和政权灭亡。
墓志中运用了三个典故：“公出乾侯，功冠却燕，勋隆复郢”。第一个是指春秋周敬王三年（公元前517年），鲁国大夫孟孙氏、季孙氏和叔孙氏三家攻鲁，鲁昭王流亡到晋，晋侯把乾侯（今河北磁县）这块地方送与鲁昭王居住。第二个是战国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攻下齐七十余城，而在三十六年（公元前279年），齐将田单击退燕军，收复齐国故地。第三个是春秋时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吴攻楚，占领了楚国的都城郢，十五年（公元前505年），楚臣申包胥引秦军击吴，收复郢城。
这三个典故证明了高昌的一段政变历史及麴伯雅的一段流亡生涯。如前分析，这次政变当不是一个特殊的团体而为，而是一个反对麴伯雅汉化改革的一批反对派结成的同盟。同盟在一个相对位高权重的人号召下，一举推翻了麴伯雅的政权。
从相关信息来看，这次政变对高昌的社会影响并不是很大，麴氏的权力也并没有因为政变而受到削弱。因此，很有可能这次政变是麴氏王室中人所为。义和政权的年号“义和”是承麴伯雅“延和”而来，完全遵守麴氏王国制定年号的规律，丝毫没有新立政权的意思。虽然政变成功，但前后只是国王不同，麴氏王国并没有改变，所以在高昌国内并没有引起很大的震动。
麴伯雅被推翻后，自然选择流亡国外，跟随他的是儿子麴文泰，同他一样是亲隋的人，以及以文化贵族自居的张氏家族成员。由于蛊惑国王改革，他们必然不会讨反对派喜欢，只好选择跟随麴伯雅一起流亡。但此番流亡一去便是六年，此间的辛酸与苦难，我们已无法得知。但是其夙兴夜寐、待势而发，一举复国的准备却一刻也没有停止。
这一帮改革派并没有流亡到他们乐于投靠的隋朝，而是选择了麴伯雅的好友——西突厥处罗可汗。麴伯雅虽然被推翻了，但是以他为首的改革派势力尚在，特别是其子麴文泰的能力开始在流亡生涯中崭露头角。麴文泰，前面已经交代过，是跟随麴伯雅入隋考察的人员之一，并在隋朝一住就是四年，是一个见识广、能力强、有胆识的人。另一个重要的角色便是张氏家族，事实证明这个家族确实功劳巨大，不仅文可安邦，而且武可定国。
2.重光复辟，重掌河山
义和六年（公元619年），以麴文泰为首领，张氏家族张雄为前锋，同时借助西突厥的兵力，流亡者展开了一场复辟的斗争。这场斗争是艰苦的，张氏家族在斗争中显示出了无比的英勇。他们身先士卒、英勇杀敌。复国战斗胜利了，张氏家族却损失惨重。麴伯雅再次推翻了义和政权，重新登上了王位。紧接着便是奖善罚恶，对张氏家族加官封爵，处理国内遗留的反对派人士，甚至是麴氏家族内的王室成员，剥夺了他们的俸禄、官爵。
经过这一次政变和复辟后的清理，高昌国有如重整河山一般，于是，第二年，即公元620年，麴伯雅改元“重光”，取重新光复之意。高昌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虽然复位，但由于复辟过程中麴文泰表现出色，加上在流亡期间的颠沛流离，麴伯雅再无心于政事，于是很快把高昌国一并交给了麴文泰。开始了麴文泰的四年监国时期。从此，另一个悲剧的高昌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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